文革雜談：回憶文革口徑統一

 

錢鍾書先生給《幹校六記》寫的“小引”裏說，不妨增加一章“運動記愧”。原文非常精辟，隻能照抄：“當時在運動裏受冤枉、挨批鬥的同誌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已是懦怯鬼，覺得這裏麵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隻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願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裏走漏得一幹二淨。慚愧也使人畏縮、遲疑，耽誤了急劇的生存競爭；內疚抱愧的人會一時上退卻以至於一輩子落伍。所以，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古來經典上相傳的“七情”裏就沒有列上它。在日益緊張的近代社會生活裏，這種心理狀態看來不但無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覺到它也罷，落得個身心輕鬆愉快。”雲雲。老人家厚道，話說的很客氣。

 

錢先生這番提醒是1980年。至今，我們看到的文革回憶，還都是“記屈”或“記憤”，不是控訴自己的遭遇，就是說當年退避三舍、冷眼旁觀來著。其中不乏紅衛兵、造反派。就連王力、聶元梓、徐景賢這樣中央級的主力幹將，也是一紙無辜。“林彪反黨集團”中人更妙，不僅沒有積極領導運動，反而超前地反四人幫、反文革。為那場浩劫負責的隻有毛澤東率老婆及周恩來、康生、謝富治及王、張、姚等屈指可數的那幾個人。此事於情於理都說不通。

 

文革，是在七億人民普遍具備了高度革命自覺性和積極性的社會基礎上興起的。既不像江西蘇區、長征路上，要“國家保衛局”督戰；也過了“四清”需工作隊反複動員的階段。回放當年群眾集會的場景：運動領導高踞主席台，聲嘶力竭振臂一呼，下麵萬眾站腳助威齊聲響應。散會各回原單位貫徹落實，雷厲風行。其勢一如大字報語言中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受限不能開展和參加運動的地方和單位，領導被衝擊、規定遭質疑。不然，怎麽會那麽迅速就在全國城鄉、各行各業全麵鋪開、波瀾壯闊了？不如此，文革傷害的人也不會那麽多、造成的破壞也不會那麽大。

 

終於，文革把群眾搞煩了、領導搞怕了、定性成浩劫了，人們紛紛與之撇掉牽連。七零年代之後出生的人看到的文革，就成了現在這樣：億萬不明真相的群眾，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小集團寥寥數人威逼下，心不甘、情不願地幹了那些事情。因這個說法的解釋力實在有限，官方便由鄧小平親自出麵，舉出中共聖人周恩來，說他為了與毛等周旋，減少文革對國家人民的損害，“說了些違心的話、做了些違心的事”。相當於“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吧。周氏以下，幹部群眾一體適用。法不責眾，息事寧人好過一一追究，否則豈不又要挑動群眾鬥群眾了，一不留神就引火燒身了。

 

毛澤東頗懂觀人術，他對鄧小平的評價略如：你看那個小個子，前途無量；人才難得；政治強！老鄧對曆史的貢獻是設計改革開放，對過來人的貢獻則是給大家找到了台階，因為他深知國人心態。人們回憶文革經曆的口徑，就這樣舉重若輕地統一起來了。曾經有人簡潔地區分東西文化的特點：恥與罪。東方人要刻意回避“恥”；西方人則認為人性有“原罪”。以文革為例，積極爭當無產階級革命派、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等等，因時移世異被歸入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羞恥事，避之當然唯恐不及。

 

文革中，全國人民自覺自願統一思想、統一意誌、統一步調、統一行動，以示革命覺悟與熱情，與今天如此統一回憶口徑，都是出於人性的弱點：投身革命，帶著趨炎附勢的算盤；文過飾非，是怕承擔責任吧？承認自己在文革中積極過、活躍過的也不是一個都沒有，如著有《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的美國人李敦白，回去之後皈依在耶蘇基督麾下；住在法國、《一個人的聖經》的作者高行健，是不是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

 

美國南北戰爭，南方的士兵為奴隸製而戰。卻有其人的後代，把作過南軍士兵的祖輩，被北軍俘虜、釋放後又回南軍再被俘再釋放的釋放證，當成獎狀高高掛在客廳牆上。而偌大一場席卷神州、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甫一結束，就無人表示主動參與、與有榮焉，可見失敗之徹底。而其傷人之深者，不僅在於無數人受到它的打擊批判，更深刻的原因是，它愚弄了所有恭逢其盛的人。

 

那時，不僅社會主流遵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大搞鬥、批、改；被造反、被批判、被關押的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也遵行同樣標準，要求自己、檢討自己、為自己申辯-----冤枉啊，我不是反革命、我沒有那麽壞，隻是做的不夠好！至於零星而又微弱的“異端思潮”，無一不以正統、真正的馬列主義自居，認為毛澤東曲解了革命原理。就連受封“人權鬥士第一人”的遇羅克，所著《出身論》，要求的不過是“黑五類”子女參與革命運動的權力，因為“我們能被教育好”。違心也好，以子之矛攻盾也罷，即便有過超越時代的人，因其仍以革命陣營中人的麵目出現，而未起到“另一種思路與選擇”的作用。

 

年輕人對文革不感興趣可能多半因為弄不懂：左一個戰役右一個派別，反反複複所為何來？不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嗎？那時，我們自己頭腦發昏、暈頭轉向。出於對毛的信仰與依賴，不理解時隻會自責覺悟不高，沒有人會懷疑毛主席、黨中央。其實，我們在迷魂陣裏折磨自己的時候，毛澤東等一幹人也是糊裏糊塗、東一鎯頭西一棒子，失去了“鬥爭大方向”。朝野雙方均因認真，愈加痛苦徘徊。人之常情，可惡不過愚弄人，恥辱不過看走眼。十年一覺、揚州夢醒。方知心血氣力全部白白拋灑，能不悔恨交加、羞愧難當，不忍回首麵對？

 

錢鍾書先生還提到過一個概念“單位觀念史學”；大意是，同一個觀念在不同曆史階段含意不一樣。就是說，社會公認為“正確”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行為方式是要變的。比如，先人開疆辟土，可能被後人指責為侵略；懲罰異教的義舉，可能在曆史上定性成擴張；戰天鬥地，則毀壞環境生態等等。今天的某些所作所為、建設成就，日後或許變成愚蠢之舉、貽禍子孫呢。

 

既如此，我們隻能把文革看作是社會改革的一次實驗。人民像實驗室裏的小白鼠，用青春和生命，為科學研究和社會進步付出代價。當然，談到我們在實驗過程中的表現，不必像盧梭寫《懺悔錄》那樣大言不慚。隻需把文革的曆史源流、社會基礎、實施過程、社會效應說清楚，讓後人看明白：這樣的社會實驗一次足矣。不要忘記提示他們，感謝我們為他們所做的探索和犧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