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談： 無神論者拜偶像

 

巴爾紮克有一個著名的短篇《無神論者做彌撒》，講述了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外科醫生出入教堂的故事。意為一心向善的人，因承認個人智慧、能力有限，也會到代表神祇的場所尋找靈感、寄托情懷，因為神壇是真理導師、精神家園的象征，借用而已，非關迷信。文革當中國人種種頂禮膜拜毛澤東的行為與此類似。

 

經查：神或神祇是宗教觀念，為超自然體中的最高者，一般認為不具物質軀體但有軀體形象；衪不受自然規律限製、還高於自然規律，主宰世間萬物，對物質世界施以直接間接的影響雲雲。先民的圖騰和各種宗教的神明無不具有這等地位。給神祇賦予人形並人格化的做法，普遍見於世界各大文明文化，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借用宗教技巧號召民眾，是凝聚人心的捷徑。采用頗頻、屢試不爽。以無神自居的共產黨也樂此不疲，可見純粹是個實用主義的招術。

 

黨內、延安時，由劉少奇出麵，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規定了“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初衷是與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分庭抗禮。因效果不錯，近而思之：多神不如一佛，適應國人的文化習俗、思想思路。譬如儒家孔子為大，道家獨尊太上老君，釋家隻有一個真佛。遂將“黨的集體智慧”歸攏起來，以毛澤東個人的名義詔告天下，便於人民理解遵循。因為“一國三公各行其是”、“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從此，毛澤東在全黨全國的地位，隨革命形勢發展、勝利接踵到來，水漲船高由人而神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到達頂點-----變成擬人化的紅太陽。

 

從曆史上看，人類對於神明的需要，起源於原始社會對自然規律的向往與恐懼。出於自卑的心態、依附強勢的渴望、不勞而獲的取巧等。後來，出現了哲學與宗教，不是代表真善美，就是充滿令人自愧不如、肅然起敬的理想或學問。人類的信仰與崇拜嵌入了正義、向善、利他等內容，不再是純粹的迷信。形式上，多神轉為一神也呈普遍趨勢。後來，科學興起，苦思冥想自然法則變成了實驗實證，神祇功能的折扣率逐日增大。人們開始由信仰主義變成物質主義。

 

但是，先前的文明史，已經使政治家認識了信仰力量之偉大，學會了如何培育民眾信仰一個特定的人。因為，無論正反、迷信的因素仍然普遍在存在人的心裏，隻需巧妙地引導利用，就能誘使人們，以事半功倍的僥幸心理尋求真理、把政治理念當作真言咒語，在生產和生活中執行、應用，以期神跡發生。中國曾具有把馬列主義宗教化、毛澤東個人偶像化的絕好條件，天時地利、水到渠成，隻消十幾年，就在文革中把政治信仰庸俗化到無以複加的可笑地步了。

 

然而，宗教色彩雖濃，崇拜的畢竟是個政治人物、政治理念，與膜拜傳統神明本質上不同，具有鮮明的雙重性：形式是宗教的、心理是政治的；信仰是狹隘的，境界是高尚；自我是謙卑的、追求是超越的；雖然祈求指導，卻不坐享其成；希望奇跡發生，準備自己做成……；與一般的宗教迷信最大的區別在於，民眾知道，毛澤東不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的灶王爺、也不是消災解禍的送子觀音。文革中人崇拜追隨毛澤東，不是為自己謀福利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某種偉大事業。冀望毛澤東能帶領我們走向共產主義的明天。他們膜拜的是正義和真理、以為毛澤東是其代表，並非盲目崇拜個人。

 

不料，那個漫延全國的“紅海洋”潮漲也驟、潮落也疾，推動文革到了高峰，迅即偃旗息鼓。暫時被它取而代之的宗教，則逐漸回歸大江南北。也許是因為，宗教在幾千的發展傳播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生存機製，會應時而變、隨遇而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畢竟稚嫩，長而未全、強而不壯，容易代謝紊亂，夭折於世事變遷。短期效應有力，功能後繼乏力。在其門下，修行太苦、成果貧乏；加上內部管理不善，運營代價太大，信徒難免後悔不迭、眾叛親離。表麵看來：政治信念現實性極強，不能快速實現信眾就會流失；而宗教多半修的是來世，相關許諾不必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