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句名言: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頗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意思。看似一個高瞻遠矚又謹慎實際的人。這一特質,對其武裝鬥爭奪取政權比較適宜。作為一個遊民造反者,非具“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雄心、足智多謀的才幹不可。進城以後,敵人變成了文明文化、思想意識,就藐視不得了。它比政黨、政權強大得多,根基深厚得多。如果要變,也是曆史提出要求、讓人們去執行。若是不請自來地以傳統文化、社會意識為敵,無論多麽強大的團隊、多麽高明的安排,不消幾個回合就會敗下陣來。
文革前,毛澤東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造有所斬獲,共產主義信仰全國普及、社會主義製度日益牢固。其實,當時誰也沒有看出來,破產的危機已經潛藏下來了。如果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慘痛的犧牲,跟著毛主席開展階級鬥爭、改造世界觀、抓革命促生產,卻不能改善生活、處境、地位等等,革命的功能與必要性就會受到質疑;需要溫飽、追求豐富的本能就會取代膚淺的獻身精神。
也許毛澤東對此有所警覺,但是,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的治本之方卻是“形而上”的,以為人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可以提升、固定在某個程度的政治信念上。其從親手打造的資訊係統中得到的概念是,人民大眾的物質文化生活,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工業學大慶,已經溫飽有餘,足夠支撐那個信仰的空中閣樓。其所推算出來的工農大眾的政治覺悟、思想水平、革命信念遠遠超出實際。今天看來,文革中的毛澤東,出於那個基本估計而來的一係列“偉大戰略部署”,其實是“自毀長城”的誤判和失算。
比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據說,文革之前,中央就有把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往農村安排、以解決就業問題的具體打算,還成立了相應的機構。文革一來,推動此事更加容易,一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就讓幾千萬學生爭先恐後打起了背包。不料,城鄉之差不僅在於物質生活,革命氣氛也大不一樣。下鄉的孩子人數雖多,年齡卻很集中,少的十四五歲,大一點不過二十出頭。正是人生價值觀成形的時候。下鄉前的所謂政治信仰本來就是不知所以、人雲亦雲,根本經不住考驗。在政治空氣稀薄的鄉下遇到艱苦的環境、落後的意識,與報紙廣播描述的“公社是棵向陽花”完全不符,不免大失所望。高漲的革命熱情瞬間冷卻、很快消失無蹤。經此“熱脹冷縮”,這代青年,恐怕是比其父兄還早擯棄共產主義理想的人。
毛澤東做事一向是算政治帳的。“五八年大躍進”、糧食畝產放衛星,過程像個笑話,結果是個災難。但是打起了旗號、鼓起了士氣,使用了多年。按照老毛的價值觀,就是合算。然而,革命需要接班人,“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數以千萬計的一代青年,輕易放棄了革命理想,等於毛澤東的事業後繼無人,即使上山下鄉解決了就業,對毛澤東而言也不合算。何況,下鄉與返城幾乎同時進行。短的幾個月、長者數年,知青下鄉並沒有形成人口遷徙、屯墾戍邊,最後還是回到城裏、散布到各行各業。連副總理李先念都說“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毛澤東應該更不滿意,沒有料到他的基本隊伍貧下中農,非但沒有把孩子們教育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反而讓他們看到了革命的限度、反作用和陰暗麵。毛澤東等錯打了如意算盤,不僅沒有解決就業難題,還永遠地失去了一代青年。
上山下鄉的非僅中學生,大專院校、各級機關無一不成立“五七幹校”,“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效果與學生一樣。但是,一向機敏的毛澤東,對於此事竟失查麻木到令人無法相信的地步。1971年林彪出事,抄出了林立果等擬的“五七一工程記要”,揭發批判了諸多毛澤東的倒行逆施。按照那個時代的常規,這樣的資料應該是特級保密、嚴防擴散。可是,毛澤東竟於次年向全黨全國公布了這一文件。意在“肅流毒”,以為人們已經具備了在批判中堅定政治覺悟、革命理想的水平。
不料,該紀要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共鳴,尤其是其中幾句話點醒了懵懵懂懂的知識青年:“農民生活貧苦,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即是變相失業。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即是變相勞改。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長期不加工資,即是變相受剝削。”所謂:越批越香、越批越被認同;所謂:水能浮舟亦可覆舟,上山下鄉的人們,趁興而來、隨即就對文革徹底失望了。林彪父子,成了另外一種為民申冤的彭德懷。對此不智之舉的唯一解釋,恐怕隻有:毛澤東對局勢、對人心、對政治感染力、對自己的誤判。
對於上山下鄉運動的失敗,毛澤東乏術回天。隻能在一封知青家長的來信上批道:“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老爺子自掏腰包補助上書的李慶霖,政府則給我們每人發了一百元。這點錢當然不足以補償他們的過失、籠絡我們的人心、掀起紮根農村的新高潮。轟轟烈烈的知青運動就這樣偃旗息鼓、黯然收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