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12月5日到達上海,1969年2月10號左右返回六安的。前後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二年零三個月,基本見證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了解了上海的社會狀態;基本了解了上海工人的工作與生活。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時間,有三年說、十年說、十二年說、甚至二十年說幾種說法。官方的說法是十年,從1966年到1976年,也就是從少數老幹部下台開始,到這些老幹部全部恢複原職為止,其中還包含徹底否定九大、徹底否定毛澤東後半生的動機。勝利者寫曆史, 得到廣泛承認充其量隻有勝利者還活著,一旦死去,曆史就會恢複本來的麵目。唐太宗在世,誰也不敢提及玄武門事變。唐太宗去世,曆史就恢複了原來的麵目,殺兄逼父的醜聞暴露於天下。我認為,三年說比較貼近實際,從1966年5月十六條公布、文革小組成立開始,到1969年四月九大召開、文革小組自然消失為止。這三年,形勢起伏跌宕,鬥爭驚心動魄。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舞台閃影來去匆,黃粱夢醒夕陽沉。九大之後,鬥批改開始,整頓與改革同步進行,經濟步入快速發展時期。
實際上,上海的文革連一年時間都不到。從1966年11月10日的安亭事件到12月30日的康平路事件,再到1967年2月5號上海人民公社(後改為革命委員會)成立,不到4個月時間就結束了,工業生產受到輕度影響。此後,在革委會的領導下,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行各業很快就進入恢複和發展時期,為全國提供豐富的工業產品。隻是學校遲遲沒有開課,全部學生輟學在家,成為最大的曆史遺憾。
安亭事件前後,上海的工人基本分為兩大派:保皇的赤衛隊和造反的工總司。這兩大派組織勢均力敵,他們後麵分別是中央文革和上海市委。康平路事件的發生,導致了赤衛隊徹底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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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3日,赤衛隊召開批判大會,迫使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曹荻秋承認他們的要求。25日,工總司又開會批評市委領導,強迫曹荻秋廢除對赤衛隊條件的承認,並宣布赤衛隊是“保皇組織”,致使矛盾激化。28日晚,赤衛隊調集了萬餘人包圍了位於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要找曹荻秋算賬。”
麵對如此情況,“工總司立即設立前線指揮部並迅速大批調人。到29號晚,調集康平路的工總司成員已達10萬人,被包圍的赤衛隊員不足3萬人。30日淩晨2時,工總司向赤衛隊發起攻擊,打傷91人。晨7時,赤衛隊全部投降。工總司乘勝在全市搗毀了赤衛隊的組織。”
國針廠當時也是兩大派組織對立,各派成員都佩戴各自的袖章。12月29日,廠裏的赤衛隊員全部脫崗去造反去了,製造車間停了許多機台,車間主任何保定及時安排保全工上去頂崗,停產的機台全部恢複運轉,體現了上海的工人階級顧全大局的品質。我也有幸被安排替一位赤衛隊員頂崗。第三天,這位赤衛隊員就回來上班了,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陳師傅小聲對我說:小徐,你看這個人氣色不好吧!他前天晚上被繳械了,袖章也被收掉。舉手投降方才走出康平路。從此,廠裏的赤衛隊銷聲匿跡,過了一段時間,赤衛隊員幾乎都參加了工總司。
記得是在三四月間,廠革委會組織了一次批判大會,批鬥廠黨委書記宋和根,讓他跪在一隻燃料桶上。他頭上戴了一頂有一米長的尖帽子,看了挺滑稽的,有人說當年鬥土豪怕都是這樣子的。又有人反駁說肯定不會給他戴這樣的高帽子,那時候紙張也金貴,舍不得浪費在這上麵。想想被批鬥的人也挺可憐的,跪在一米多高、四十多厘米直徑的染料桶上,幾乎沒有任何活動餘地,弄不好就得栽下來,一旦栽下來,肯能會摔傷。這究竟是惡作劇還是仇恨所致,不是我這樣一個外地來的學員所能斷定的。那天陪鬥的有兩人,一是廠長(可能姓張,我記不清了)另一個是勞資科葉科長,就是接待我們的那個女科長。按一般慣例,廠長也是走資派,也應當下跪的,可是沒有。國針廠科長有六七個,僅有一人陪鬥。這個葉科長也挺讓人同情,她的丈夫錢寶根於1968年被安排支外去了武漢針織廠(永久性的),一個家庭就這樣被拆散了。看來葉科長得罪了人,這個人現在掌握了權勢,利用市針織公司調人的機會,把錢寶根做為支內人員送出去了,讓他們夫婦成為兩地鴛鴦。話說過來,錢寶根不去支內,也得安排別人去,那時候,上海支內是任務,針織公司下了名額,任何廠都得執行。錢寶根夫婦被拆散,在織造車間沒引起人們的同情,大多數人都是哂笑的態度,可能是葉擔任勞資科長期間,做了許多傷害群眾的事。在錢寶根走後不久,另一位保全工主動要求支內,去了貴州都勻,原因是他的孩子較多,老婆沒事做,而都勻針織廠答應安排他老婆工作,解決住房。這兩個保全師傅支援內地經濟建設,都是發生在1968年,由此可見,上海的文革一直在平穩運行。
這次批鬥會後,書記和廠長都下放到車間勞動去了,書記在什麽車間我不知道,隻知道廠長在成衣車間做拷克機。那年月,廠領導都會一項技術,每個星期下車間勞動一天,廠長原來就在成衣車間做拷克擋車工。一天我成衣車間找人,看見原廠長在做拷克,心中挺感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