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3日。車間辦公室的文書到整燙工序通知我,說範永毅主任要找我談話。我聽了,心兒噗通亂跳,心思難道又犯了事?到了辦公室,見範主任一臉嚴肅地坐在辦公桌前,感覺情況不太妙,緊張得手腳都沒處放。範主任讓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我也沒敢坐,就想盡快知道為什麽。範主任見我拘謹,就不再堅持讓我坐下,而是開門見山地說:徐凱,今天找你來就是通知你,組織上決定派你去上海學習台車保全,學習時間有待確定,初步計劃為二到三年。希望你不辜負組織的信任,認真地把上海師傅的精湛技術學到手,回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六安地區棉紡針織廠服務。他接著又說了一些要求,主要是要向宋元三同誌學習,他的立場比較堅強,他是你們這次上海學習的四人小組的組長,要服從他的領導;今後,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要和組織交心,服從組織的領導和安排。這消息如同喜從天降,我異常激動,但又強行抑製不使外露,生怕留給範主任不好的印象。在範主任訓示完畢後,我做了簡單的表態:決不辜負組織的信任,一定要把上海的先進技術學到手。之後,範主任就讓我回家準備,5號出發。
車間為什麽要派四名青年去上海學技術?這是因為盡管在1958年建廠的時候上海派來了四名師傅,他們分別是燙衣的師傅史福海;成衣保全朱士林;棉毛保全朱誌芳和台車保全孫祚昌。針織車間自4月份複工後,進行了試生產,試生產的實踐反映出這幾位師傅的技術不過硬,無法應對生產中出現的問題,且他們還以老師傅自居,有時弄得車間領導難堪。車間範主任是一個老革命,原來在地區食品廠擔任書記兼廠長(區級單位),可能因為出了緋聞,調到針織車間(同是區級單位)當主任。老革命雖然不懂技術,但他知道怎麽解決問題,既然老師傅技術不過硬而且還不謙虛,那隻能另起爐灶,培養自己的人。好在那時候中央發展工業的策略是全國一盤棋,先進地區有義務支援和幫組落後地區,往上海派人員學習,上海都會無條件的接受並認真安排培訓,這也是內地工業能夠得到發展的先天條件。針織車間這次派往上海的四個人,分別是兩名台車保全(宋元三、徐凱),一名成衣保全(牟啟培),一名裁剪工序的樣板工(程業立)。
從辦公室出來,我一溜煙往城關跑,路過鼓樓大街五金廠門市部,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三姐,三姐也是喜出望外,說你這下可好了,想當保全工的願望實現了。我回到天主堂家裏,把消息告訴父親,父親也很高興。中午大哥下班回來,父親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他,他說他已經知道了,是王原苓書記告訴他的。這麽說大哥和王原苓書記的關係是很鐵的,記得一年前我要去參軍,街道在政審這道關就把我拒之門外,這次應當是王原苓書記力挺派我去上海學習。
12月5日,我們一行四人早早從六安出發,先坐了三個多小時的汽車到達合肥火車站,在那兒乘火車前往上海。途中,在浦口親自經曆了火車分段乘輪船渡長江,這在當時稱之為輪渡。這是我第一次過長江,心情頗為激動,因為長江是祖國第一條長河,同樣是中華文明發育的搖籃,我見到了,而且還漂在它上麵渡過了。在這之前,我曾讀過淮河,渡過黃河,渡過海河,渡過鬆花江、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喜愛地理的我,在渡過這些大江大河時都喜不待言,渡過長江自然更是這樣。
當日華燈初上時,我們到達上海。文革前夕的上海,繁華如舊,看不出動蕩的樣子。走出老北站,隻見一片燈火輝煌。我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喊道:大上海,我來了。通過詢問,我們先乘坐13路汽車到達大連路,然後轉22路到達國針廠的所在地長陽路1080號。門衛聽說我們從安徽來,就指點我們去了不遠處的齊齊哈爾路針織工業中學。原來,廠勞資科已安排好我們的住宿,從此我們就在這所已經停課的工業中學住了二年多的時間。我們住在一間教室裏,裏麵擺了五六張鐵質高低床。我們每人一張,下麵睡覺上麵放行李和雜件。
上海,是我國第一大城市,當時有600多萬人口,記得小學地理課老師說上海是世界第四大城市,僅次於紐約、倫敦、東京。上海同時也是中國南方的的工業中心和商業中心。當時,中國有兩個商業中心,北方的是天津,南方的是上海。上海生產的產品被譽為上海貨,是優質名牌的代名詞。在物資比較貧乏的二十世紀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平民家庭以擁有手表、自行車、縫紉機、自行車等四大件為自豪。而上海提供給全國的上海牌手表、永久、鳳凰牌自行車、飛人、蜜蜂、蝴蝶牌縫紉機、以及紅燈、美多牌收音機,是人民心目中的名牌。更令人目羨慕的是上海是東方不夜城,城區高樓林立,夜晚的大街上閃爍著霓虹燈,外灘、國際飯店、和平飯店、南京路、淮海路等景點的照片貼滿了全國的公共場所,成為百姓耳熟能詳的談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