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某人的操縱下,全國社會上刮起了一股“一股就靈”的歪風。有些人利用上麵刮起的這股風,大撈錢財,把國有企業或者大集體企業據為己有;有些人利用這股歪風,花一丁點錢,就把職工推到社會上自謀生路,把自己的應有的職責推得幹幹淨淨,他們就沒有想一想,這些四五十歲的人,離開了工廠到社會上會做什麽?共和國前三十年辛苦打下的基業,很快就被篡奪了領導權的人熔解了。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對待勞苦大眾是不會有任何同情心的,他們一旦掌權,立刻就會將屠刀揮向群眾。六安城區也不例外,市領導三天兩頭召開會議,鼓吹私有製改造,希望把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改造成股份製企業,冀此甩掉包袱。有的企業確實改造得很“成功”,廠長書記以川劇變臉的速度,瞬間變成為控股的董事長。
領導們也找我談話,希望刺繡廠也加入股份製改造的潮流中去。我說廠裏負債率達到二百以上,銀行會同意股份製改造嗎?領導說可以先申報破產,然後再改造,可以肯定的是領導占的股份會很多,甚至能控股。我一聽說破產,頭皮都發麻,馬上說我可不願背負敗家的惡名。領導一直耐心勸說,我始終不同意。最後領導讓我好好考慮一下,再做決定。
我冷靜地思考,如何在這樣的形勢下一邊為職工謀福利,一邊順應股份製改造的風潮。三思而後,想出了一個較為妥善的辦法:成立一個單獨核算的股份製車間,將現有的良性資產由職工出錢購買一部分到股份製車間裏。等這個車間壯大了,再獨立出去。於是我召開了一次廠務會議,說了我的想法,先購買的資產為長青路上的十間門麵房,80台高速平車以及配套的鎖釘設備。有人問為什麽不把所有的門麵房都賣給股縫製車間?我說那樣不行,別人會鬧事。皖西路上的八間門麵房留給退休職工做福利用,這樣做任何人都都挑不到毛病。會議最後同意了我提出的方案,股份製車間的名字叫元亨車間。元亨,取自於易經乾卦的卦辭,意即初始就通順。
為此,廠部向全廠發出通告:成立股份製的元亨車間。原則每人一股,最多不得超過兩股,每股出資2400元。為了做出表率,我和徐忠雲每人買兩股。結果全廠籌得三十多萬元的資金。我們委托了一家會計公司對門麵房進行核價,然後按照會計師事務所核定的價格將購房款撥入刺繡廠的賬戶。縫製機械的作價由財務科按照折舊年限作價,作為欠款掛在刺繡廠的名下。半年多的時間,股份製車間就還完了縫製設備的欠款,之後,每月按股份發放利潤。差不多花了兩年時間,每人所得利潤超過2600元。也就是說,職工初始入股的2400元全部歸還了。二年後,元亨公司成立。又過了二年,我將董事長的職務交給徐忠雲。我僅擔任掛名的刺繡廠廠長和美吉樂公司董事長的空名,此時這兩個單位都已停止運作。大約在2007年我需要錢用,而手中已無分文,於是就要求退股。哪知道,我的繼承者僅給了我不到四萬元,按理說,他們應當退我20萬元以上。我挺生氣,但沒吱聲,昔日親密無間,因利益而去爭執,豈不貽笑大方,君子不為也。但我堅信:天理昭昭,各修各得,今日的虧,可能會轉為它日的福。不知感恩,天必折之。
元亨公司是我人生的傑作。它惠及了幾十個跟隨我的人,估計有的人最終可分得到幾十萬元,最差的也在幾萬元以上,我感到無比的自豪。仰天俯地,我無愧於人,無愧於世,無愧於曾經追隨我的人。一直以來,我始終把惠及他人作為我的行為準則,凡是跟隨我的人,或者是和我打交道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從我這兒得到實惠。我給人實惠的原則是取之有理、取之有度,絕不拿公共資產去討好人。
有一件事令我痛心。這就是上文所說的皖西路的門麵房使我白白的丟掉40萬元。刺繡廠在皖西路有一棟四層樓,第一層有八間門麵房,是一份優良資產。在成立股份製車間時,有人建議將皖西路的八間門麵房也買下來。我沒有同意,因為當時退休工人的工資由廠裏發,我想把這些門麵房留給退休工人,用這房屋的租金發退休人員的工資,誰也不敢保證企業經營永遠會成功,萬一出現挫折,可以用這些租金養活退休工人。我到刺繡廠之前,這棟樓的房產證已被前任抵押給給銀行。為了把房產證拿回來,我向唐羽公司的吳經理借了40萬元,歸還了貸款,拿回了房產證。向吳經理借錢的時候,吳經理聽說是為了拿回房產證以便保證退休工人的工資,非常感動,說他自到大陸發展以來,沒見過這樣為工人著想的廠長。後來,因為一項業務,廠裏急於用錢,想從工商行貸款,工商行說需要房產證抵押。我就同意將皖西路的房產證抵押給工商行。哪知道地區中院的的尹法官得知此事,便和銀行串通一氣,將抵押給工行的房產證,強行轉給了另外一家銀行,致使這個優質資產再次落入銀行的虎口,我們原本希望的貸款也沒貸成。尹法官從中得利什麽好處不得而知。但她這樣做的對刺繡廠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刺繡廠欠這家銀行的錢是曆史造成的,應當根據具體情況酌情處理,不應當用這樣卑鄙無恥的手段。尹法官打著法律的旗號,和兩家銀行合謀陷害刺繡廠,天理難容,必遭惡報。從這一事件也可看出,當時六安銀行係統的領導由壞人掌控,隻有壞人才會采取非常理、非道德的手段,和法院的壞人沆瀣一氣,坑害無權無勢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