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第六節 我和母親（1）
母親是1997年3月29日去世的，距今已有十九年。這十九年時間裏，我除去想念以外，還經常存在於對有些事想說而又無法述說，不說又非常憋悶狀態中。
給母親送完葬後，我的心情一直極為複雜，有思念，有如釋重負，也有深深地愧疚。有時會突然冒出歲月還可以重頭來嗎的幻想，甚至還念叨幾句：重來一次也可以呀！這複雜的心態，在腦際一直存在到現在決定敲鍵盤的時候。是到了一吐為快的時候了。
母親於1913年出生於五河縣民陳村的一個殷實的農戶家庭。在18歲那年（當是1930年）嫁到距離民陳10裏路的園宅集的徐家，和父親共同生活了62年。其間，生育了10個子女，存活了2男3女計5個。從母親日常話語中可分析出，自嫁到徐家來，到1946為止，母親處於不愁溫飽的生活狀態中（應當是很勞累的，因為租種的田畝都是母親妯娌三人操持。），其中幾年處於較為富裕的狀態，因為父親掙的錢除去應對家常日常開銷，還可以供養兩個叔叔以及哥哥在外地上學（一個大學生，兩個中學生）。從母親的日常話語中，我們還可以分析出：母親和奶奶的關係很融洽，她說奶奶從未罵過她一句，還說奶奶是很有本事的人，不是奶奶，像爺爺那個樣，什麽樣的家庭都會被他搞敗了，因為爺爺遊手好閑、萬惡滔天；同時，她和兩位嬸嬸的關係也很好，一輩子沒紅過臉。
母親常常和我說：“你命不好，從你出世開始，我們家就沒過過好日子。”這樣的話她老人家一直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是1947年出生,那是國共內戰打得異常激烈的時候。我們家鄉雖不是戰場，但離戰場很近，父親的生意沒法做了，原來積存的一些錢，都為三個在外地讀書的學生花光了。生活日漸艱難。恰在此時，我降臨到人間。自我記事開始，眼中母親的麵容，除去慈祥，就是憂愁，歡悅很少見。
我記事非常早，早到令母親驚訝的地步。記得有一天晚上，爺爺來我們家吵鬧，他手拿一把菜刀，要砍母親，被鄰居拉住了，最後他沒出掉氣，生生地將菜刀砍紮在門上。那菜刀紮在門板上的一幕，已固化在我的腦海，成為永久的記憶。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問母親，爺爺那天晚上為什麽要砍你？母親驚訝地問你怎麽知道這事？你那時不到一歲呢！我說我親眼所見。母親嘖嘴，然後說，那是1948年的事，他替你大叔要學費，我們已經山窮水盡，他還當我們有錢。母親還說，這天晚上她被逼急了，去投河，被鄰人把她從水中救起來。
幼年時還有一件事記憶深刻。記得一天黃昏，姥姥來到我們家。臨走的時候，母親帶著我們姊妹幾個站在門口送行，印象裏，姥姥頭上帶著一條黑紗巾，沿著長街往南走去。從此我再也沒見過姥姥。長大了方才知道，那天姥姥是來辭行，他們一家人要去南鄉（淮南地界）討飯，結果姥姥病死在異鄉。母親曾給小舅兩塊銀元，讓他去把姥姥的屍骨背回來，可小舅卻沒能做到。從此，我們就特別厭惡小舅，見他來了的，都像躲瘟神一樣離開。但是，母親對小舅依然如前，小舅來，她笑臉相迎，對小舅提出的要求竭力而為。
1950年，家鄉發大水，園宅集四周一片汪洋，夏季作物全部泡湯。莊稼不收當年窮，我們家已被爺爺搜刮幹淨，自然也是困頓難熬，甚至連年三十都喝稀飯。這大概是自1946年以來，我們家最困頓的時刻。而此前幾個月，爺爺因大叔大學畢業有了工作，就把我們這一支踢出來，分家另過去了。
麵對窮困，父親向朋友借錢做本，利用臨街門麵開了一間雜貨店。隔三差五地去蚌埠挑貨，辛苦自不待言。母親幹起了最辛苦的營生——抱磨棍磨麵賣。現在的朋友可能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累活，容我介紹一下：過去農村吃小麥粉，需將小麥淘淨曬幹，然後用石磨碾碎，用籮篩把細粉篩出來。篩剩下的粗粒再放到石磨上繼續碾碎，一直到碾完為止。石磨碾小麥，靠的是上層磨盤轉動，把小麥碾碎。有條件的家庭用毛驢拉石磨轉動，沒毛驢，隻能用人工推。幾百斤重的石磨要轉起來，非下大力氣不可，母親說她的身體都是被抱磨棍傷害了。
父親當挑貨郎，母親抱磨棍，勞累與汗水終於使苦難的家庭有了起色。不久，家裏買了一頭小毛驢，母親這才不再抱磨棍推磨，同時，雜貨店的生意也日趨興旺。但好景不長，隨著1956年私營工商業改造，父親因為身份不好，被迫關門歇業，下田當起農夫。1958年初，大哥因年輕氣盛不肯低眉折腰，被打成極右分子，丟了銀行行長的位置，被送到六安獨山茶林場勞教（插句多餘的話，電影《天雲山傳奇》簡直就是大哥經曆的重現。）。從1952年開始的有起色的生活由此中斷。這有起色的生活前後僅僅延續了四年時間。
1958年，狂熱的大躍進開始了，由於強行推廣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家鄉農作物嚴重減產，饑餓像幽靈一樣蔓延，園宅集街上的一個著名的懶漢——小健子，就餓死在長街上。在從隊裏分來的糧食不夠吃的情況下，母親勤儉持家，秤糧食下鍋。每天中午做大中小三塊死麵餅，大的給父親，中號的給我，小的留給自己。現在想想當時的情況，我腸子都悔青了，為什麽沒有把小的死麵餅拿來，把中號的留給母親，她每天也得下田幹活啊！那時候，農村百姓根本不吃早飯，下田幹活都是餓著肚子，晚飯一般就是喝一碗麵湯，中午一頓飯是最主要的。可是，母親卻讓我和父親多吃一些，自己忍著餓。
1959年的春天，園宅集長街兩頭死了不少老人，原因應當是長期的饑餓所致，傷風感冒之類的小病，對身體羸弱的人來說也會奪命。其他活著人也都骨瘦如柴，眼睛都凹進眼眶。母親經常在家說：要餓死人嘍！有人勸母親，說你有三個女兒在外麵，為什麽不奔她們去？母親聽了這話隻能歎息，兩個女兒嫁出去都不到兩年，女婿都是強勢，到女兒家逃難，接受與否女婿說了算；在蚌埠上班的小女兒雖沒結婚，但是學徒工，自己都難保，哪能顧得上家人。
母親在故鄉，還有一件事讓她抬不起頭。1948年，屬民國政府管轄的家鄉選保代表，父親競選成功。不久共和國就成立了，父親等於是爭來了一頂四類分子的帽子戴在頭上，從此成為和地主富農一樣的階級敵人，每天晚上都得向民兵營長報到，接受訓示。母親作為四類分子婆，日子自然也不好過。建立公共食堂的時候，大隊上安排母親做食堂的炊事員。讓四類分子婆擔任炊事員，這在後來（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是不可想象的，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母親的為人。母親的炊事員幹了一個多月，被人檢舉到上級，公社出麵幹預，母親被從食堂趕出來。當然這是一個嚴重打擊，記得那些日子，母親落落寡歡，臉色是陰鬱的。
1959年初夏，二姐突然從北大荒的859農場電匯來70塊錢，讓母親去她那兒帶孩子。緣由是二姐新添了一個男孩，他們工作忙，孩子沒人帶。電報中沒說讓我去。父母商議再三，決定把我帶走，理由是：馬上就要餓死人了，我們父子兩人在家，弄不好都會被餓死。
母親在二姐家，帶兩個孩子加上洗衣燒飯，活兒不輕。二姐夫妻倆，除去挑水、劈柈子，其他事從不幫手。天性懶惰的二姐那時19歲，隻知道玩樂，有老毛子血統的姐夫脾氣暴躁，母親和我的寄人籬下的生活並不好過。但是，這已經是燒高香了，逃了命，還能吃飽飯，屬於非常幸運的了。這年春節前，走投無路的父親也投奔二姐而來。
母親和五個子女的關係深淺不一。她對二姐最好，寄托了無限的希望。二姐把父母和我從死亡的旋渦中撈出來，應了她早先有關二姐有福的預言，她時常對我說：你二姐有福，一人有福，托福滿屋。但是，二姐的生活並不幸福，丈夫粗魯野蠻，經常粗暴二姐，打得遍體鱗傷。打過了再哄，惹毛了再打，他們就這樣窩窩囊囊地過了一輩子。作為母親，看在眼裏疼在心裏，當時，女婿強勢，女兒弱勢，小草一樣的母親又能如何？忍聲吞氣而已。在二姐家生活了五年的母親，地位形同保姆，實際上連保姆也不如，保姆還有工資呢？可是二姐在五年時間內沒給過母親一分零花錢。
二姐的吝嗇，早被父親看透，父親說：你二姐有錢，但隻能自己花，絕對舍不得給人。1962年發生的一件事，導致了母親對她徹底失望。這年，母親辛辛苦苦喂的一頭豬被屠宰了，賣豬肉得了270多塊錢。在屠宰前，二姐和二姐夫就對母親說：宰了豬，我們給你老做一件衣服，再給你一部分錢。可是在他們得了270多塊錢後，壓根不再提此事，衣服沒買，錢也不見一分。烀豬食，打掃豬圈，一年半時間喂一頭豬容易嗎？母親傷心透了。
恰在此時，在茶林場勞教的大哥被銀行要回來，算重新參加工作，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一度迷失方向的大哥，大夢初醒，方知世上能雪中送炭的是父母，花容美貌的妻子和丈母娘是過客，隻能錦上添花，遇到困難，馬上離婚而去。他寫信來，讓母親回到六安頤養天年。母親沒任何猶豫，答應了大哥的請求，盡管她和父親都知道新大嫂快臨產了，需要人帶孩子。
母親在六安生活了不到半年時間，二姐就被繁重的家務累倒了。父親見二姐危在旦夕，趕緊打電報讓母親回內蒙免渡河。在母親的照料下，二姐恢複了健康。此時，由於年齡超限，父親的臨時工不得轉為正式工，根據呼盟農管局的有關決定予以辭退。於是我們一家三口於1963年底，返回六安定居。現在想想，人的一生就是由命運管著，如果不是父親突然失去了一份好工作（食堂管理員），剛剛50歲的父親絕不會回六安賦閑。要知道，以他四類分子的身份，在那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很有可能再次被遣返回故鄉。
自1959年7月初到1963年12月30號，母親在二姐家生活了四年半時間。為二姐操持家務，帶了四個孩子，起早貪黑，沒日沒夜，把屎把尿，洗衣做飯。可謂苦不堪言。
回到六安不久，大哥添了千金，帶孩子的擔子自然又壓在母親肩上。1966年初，大姐寫信給父母，希望母親能去貴州幫他們帶小女兒。母親去了貴州，但她和大姐關係不融洽，看不慣大姐的做派，堅決要回六安，大姐隻有隨她的願，於1967年5月把母親送回來，但同時也把3歲的小女兒丟下來。1967年，三姐的第一個孩子出世，自然又是母親照看。1969年，二姐又把她6歲的小兒子送來給父母照看。1971年，三姐的女兒出世，母親的身上又多了一項負擔。1975年和1978年我的兩個孩子相繼出世，自然，他們的幼年也是母親照看。
計算起來，母親的一生除了把我們兄弟姊妹5人帶大外，之後又為我們兄弟姊妹帶大了10個孩子。記憶中，姐姐們都喜歡母親，都希望她能隨自己過日子，下班進門第一聲就喊我媽在哪裏！那些歲月，姐姐們都親近母親，受冷落的父親曾揶揄母親說：你現在是桂花落了葉子——香棒，將來不能動，我是沒人要了。
回到六安的日子，母親過得很不舒心。由於大哥右派分子的帽子沒摘掉，我們在天主堂（此時是銀行宿舍）經常遭人白眼。文革期間，大哥又被帶上白袖章，重新淪為被專政對象，特別是1968年的一天晚上，大哥被單位的流氓痛打，回家抱頭痛哭，哀鳴淒慘。兒子遭受磨難，父母必定是心如刀絞。而其中的兩個打手也住在天主堂。每天見麵，母親對此兩個打手依然露出微笑，這和在故鄉見到那些大隊幹部也露出微笑是一種心態，區別僅在於：先前是為四類分子的丈夫，當下是為右派分子的兒子。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遭受屈辱的心，何人能解！但是，長期的壓抑對神經的傷害最大，自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時間裏，母親先是為父親擔憂，後來為大兒子擔憂，到了七十多歲的時候，行為有些癲癡。每有穿著體麵的人從門前走過，她總是抱以笑臉，之後，疑慮的目光會將此人的身影打量很久。有時候有生人路過門前，她總會跑過來問我這個人是幹什麽的？起初，我能夠耐心和她解釋，說現在講話不犯罪了，老人家不要擔心。她總會遲疑地說，他們很壞，還得提防點好。到後來，她癲癡的行為越發嚴重，遇見生人從門前路過，她就會神經兮兮問我是不是來抓人的？而我有時卻顯得不耐煩，甚至會頂撞她幾句。此時的母親總是笑著說，不是抓人的就好。俗話說，久病床前麵無孝子。這樣看，我也應當算是不孝子了，因為我缺少向母親解釋的耐性。有一天，我和父親說起此事，父親說有辦法管住她，她隻要囉嗦，你就說派出所來人了，她馬上就不吱聲了。我說這怎麽行呢？越嚇唬，她疑心病豈不更重？父親反問：你能有什麽好辦法嗎？我無語，但在心底還是反對父親的做法，至今我仍認為，母親的癲癡與父親的長期恐嚇有關。
當姐姐們的孩子帶大後，母親開始受到冷落，後來她逐漸癲癡後，也就沒人和她聊天了。與此同時，父親的生意做得還不錯，口袋裏有錢，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漸升，替代母親成了落了葉子的桂花——香棒。他們都圍著父親轉，為此我有些氣悶，那是勞苦功高的母親呀！為什麽要這樣對待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