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5月7日進入六安地區棉紡針織廠工作的。後來才知道,毛澤東在這一天,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還指出:“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澤東要在全國每一個基層單位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並表現了他對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三觀”持有懷疑。當今的社會狀態,證實他的懷疑有道理,整個知識界中哈美、哈日、哈資派居多數,他們中有人成為特權階層,有的人則成為特權階層的乏走狗。他們藐視勞動、仇恨農工,借改革之名,行剝削勞工之實,攫取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財富。人為地製造了一個特權精英剝削階級。
這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5·16通知,標誌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針織車間經常開大會,傳達中央文件和人民日報社論,號召全車間職工踴躍參加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人們響應號召,開始踴躍參加,很多人貼出大字報。成衣工段有一位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彭姓女工,不知哪來的勇氣,居然貼出大字報批駁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時間成為全廠新聞。彭姓女士大字報貼出後,立刻有人貼出大字報對彭姓女工進行反駁,也有人寫大字報支持彭姓女士,車間內大字報掛得密密麻麻,走路都礙事。針織車間還有三個人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自封為毛澤東的紅衛兵,在廠內招搖過市。其中一個祝姓的人還在廠廣播室發表講話,要和罪惡的父親劃清界限。有人評價這位祝姓的人,說他老子死在共產黨監獄,他害怕由此遭受批判,變被動為主動,因此稱他父親為萬惡的人。對祝姓的舉止,我內心厭惡,心想你還會不會主動去扒你老子的墳鞭屍呢!用民俗話“林子大了什麽樣的鳥都有。”來形容當時車間內形勢,非常恰當。
這時候,城裏來了一批北京紅衛兵,號召群眾起來造反,立刻引起全城轟動。有人說號召人們造反,這是殺頭的罪,看來這些孩子不想活了。據說,這批京城來的紅衛兵最終被地區公安處的人勸走了,但他們走的時候曾揚言:我們還會回來的!
這個時候的六安,可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廠部的領導似乎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他們緊跟著地委,一切都按照地委的部署領導並開展運動。據說在彭姓女士的大字報出來後,他們曾想組織批判,不知是何原因作罷了,大概是上麵有高人指引他們。他們唯一的做法是:隻要有人民日報新社論發表,就立刻組織職工上街遊行。記得全廠性的大遊行一共舉行了四、五次,廠部工會事先製作了許多大幅標語牌,每幅標語牌都需要四個人抬。標語牌都集中在遊行隊伍前麵,後麵是各個車間的方隊,兩千人大廠的遊行隊伍可謂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六安城有十幾個黨委大廠,每逢人民日報新社論發遍,各個廠都會組織遊行。聲勢之浩大幾近沸騰。
到了12月初的時候,外麵傳來一個消息說上海的許多工人在一個叫安亭的小站臥軌,造成了京滬鐵路中斷了一整天。這消息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悶雷,震得大地顫抖。這麽說真的有人造反了!共產黨領導的社會竟然會出現這樣無法無天的情況,天下可能真的要亂了!年長的、經曆過戰亂的百姓惶恐不安,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麽,他們憂心忡忡,生怕回到國共內戰那樣的亂世中去,那真是生靈塗炭玉石俱焚。而那些年輕人則吟誦著“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詩篇,積極投入到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中,成為時代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