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以苦作樂（2）
現在說說返回六安後的生活。自我離開六安後，母親大概是傷心過度，離開六安，去貴州大姐家。父親一人在家料理家務、帶孫女。我自從到紡織廠上班，吃住都在廠裏，每逢星期天方才回家。紡織廠的食堂很大，供應一千多人的夥食，菜飯也算便宜。我的飯量很大，每頓都要吃半斤以上的米飯，有時甚至吃七兩。吃菜很簡單，五分錢一碗番茄湯，澆在飯上，連湯加飯呼啦啦下肚。差不多一個星期才開一次葷，有時是兩毛錢一碗的米粉肉，有時是一角五分錢一份的鹹菜燒肉。即便這樣，每個月算下來也得十幾塊錢夥食費。那時候，男工每個月的工資是27·5元。我每月給父親10元，剩下的僅夠買牙膏牙刷和剃頭洗澡。可是，我的同事中，有的人竟然就靠這微薄的工資養活一家人。據一個同事講，他每月拿到工資，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個月計劃供應的糧油買了，再把鹹鹽買了，所剩的錢已寥寥無幾，隻能整月地吃鹹菜（醃製的芥菜，當地叫辣菜），月底連鹹菜也吃不上，隻能在飯裏加鹽。我問他肉票怎麽處理？他尷尬地說賣了，有人願意花錢買肉票。我清楚的記得，那時候每人每月隻發半斤肉票，當時的豬肉是0·73元一斤。他家是五口之家，總共也就2·5斤計劃供應肉，但卻吃不起，要拿它去換錢，生活之艱辛可見一斑。後來我搬進了街道居住，又了解到還有比我那個同事更加貧困的，有的人家沒有一個正式職工，僅靠在瓦匠隊做零工糊口，每月到手的錢也就十幾塊錢。我上麵所說的棉紡針織廠複工於有些家庭而言不啻為久旱逢甘霖，絕非誇張。所以，我對“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由衷地支持。經濟發展了，人們就業的機會就多，就業了，才能解決溫飽。
職工宿舍在廠大門外，幾十棟平房，每間房住四個人。我住的宿舍的四個人中，有一個人僅有一條褲頭，洗了沒曬幹，就穿一條褲子。有一天，他向我借褲頭穿，我不願借，他哀求說求你了，我長褲爛了個口子，怎麽上班呢？我隻好借給他。他蓋的是一床破得不能再破的棉被，硬棒棒的，大窟窿小眼的。墊被自然談不上，就是一塊包皮布鋪在稻草上。那時候，廠裏每到秋冬季節就發稻草，記得好像每人發十斤，鋪在床上的確很暖和，隻是庸脹得很。這個人的家住在三裏街，我問他三裏街那一片都是這樣的狀態，他說差不多吧，富裕的人家不多，八九十的人家都像他家這個樣子。所以，我在長篇小說《柳鳳仙》裏，就把三裏街作為小說的社會環境背景來描寫。
記得有一天，我們幾個人躺在床上聊天，差不多聊到十點來鍾。一個叫黃中嶽的室友說他肚子餓了，睡不著。他這麽一說，其他三人也說餓了。黃忠越說我們湊份去小莊子買點麵粉，燒老鴰頭吃。什麽是少老鴰頭，我不明白，反正一聽覺得新鮮，就同意了，另外一個人也意了，家住三裏街的人說他沒錢。黃中嶽說沒錢也帶你吃。結果他跑出去，不一會兒就賣了二斤小麥粉來。我們用三塊磚頭墊起一個臨時灶頭，上麵放了一個臉盆燒水，在黢黑的夜裏東湊西找弄來許多柴火燒水。再用另一個臉盆和麵糊，用筷子把麵糊扒進燒開的水中。四個人就這樣像沒咽喉似地吃下二斤小麥粉的老鴰頭。別說，這東西雖缺油少鹽，但還真的好吃。吃完了，我問這不就是麵疙瘩湯嗎，怎麽就叫老鴰頭？黃忠越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叫老鴰頭，在山裏抬石頭那會兒，夜裏餓了，就有一個人燒這個給我們吃，他說這就叫老鴰頭。他說完又高聲說道：管它叫什麽呢！不餓了才好睡覺啊！哈——哈！這一聲哈哈，恰似打雷一樣震耳。突然，前排宿舍傳來一聲叫罵：MDB！半夜三更發什麽瘋！讓不讓人睡覺了？我們四個人幾乎同時噓了一聲，然後寂靜下來。
這就是那個貧寒但不自卑的歲月，一群沉淪於社會基層的社會青年，一下子有了正式工作，總算看到了希望。因此大家都把這份靠體力為生的工作看得很重，希望在這個平台上努力營造出一個不錯的前程。後來的情況證明，宿舍的四個人以及後來搬進的一個人，都實現了心中的願望。家住三裏街的那位，之後參軍，在部隊成為汽車駕駛員，轉業後在廠部汽車隊，後來成為隊長，他的愛人也是紡織廠的職工，他們有一個男孩，是一個幸福家庭。另外一位室友是上海人，娶的妻子是上海下放知青，長得很漂亮，他們也有一個可愛的兒子，退休後，夫妻二人雙雙去了上海，和兒子生活在一起；身材高大健壯的黃中嶽喜愛拳術，平日經常去農機廠跟拳師學拳擊，他的運氣比較差些，文革中，他因把一小包炸藥裝在褲子的後口袋裏，不知道什麽原因炸藥炸了，掀翻一塊屁股肉，因此走路有些跛，由此獲得跛子的綽號。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他因交友不慎，成為運動對象，在學習班被逼急了，自動剪了舌尖，以示不再說話，這反倒成就了他的夠朋友講義氣的名聲。禍福相依這句古話，可謂至理名言，被逼急了自剪舌尖，痛苦自不待言，可錚錚俠骨的名聲卻是千金也買不來的，也不是隨隨便便用一個舌尖能換來的。人生一世，實際上是在混一張臉，在檢舉揭發他人以求自保還是堅守自潔絕不殃及他人的選擇麵前，他用一個舌尖換來了一張不怒自威的大臉。車間有一位極為漂亮的上海女知青垂青於他，大概他認為此女是紅顏禍水，堅決予以拒絕。後來，他娶了一位漂亮賢淑的妻子，也是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一家人和睦幸福。後來搬進來的一個人姓陳，改革後1990年代，成為六安地區紡織廠的廠長。可是在同一個宿舍共寢的時光裏，實在看不出此人有廠長的特質，僅記得一次他不知犯了什麽事，頭靠在床頭棖上，抽了一整夜的煙，床前地麵堆了一堆煙蒂。
從我所在的宿舍五個人的變化，可看出毛澤東時代的基層群眾，人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崗位上，通過努力來實現自己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