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零距離 （3）

 

老張掂量著警棍，眼前仿佛出現那個寒冷的夜晚。當他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顧大爺時心中滾過的種種疑團。為什麽一個六旬老人會莫名其妙地出現在暴亂現場？為什麽有人寫匿名信指出顧大爺是一起謀殺案的唯一證人的時候他就被人用棍子打死了？難道真是明目張膽的殺人滅口？凶手怎麽知道匿名信的事？顧大爺當時滿臉是血，白色的頭發被黑色的血粘在一起。他已經不能為自己辯解，也不能站出來作證了。

 

杜秋月走過來看看那根棍子說，“從來沒見過這東西。”

 

“七六年的時候你們已經結婚了吧？”

 

“結了七八年了，我們老大都能打醬油了。”

 

“那麽平亂的時候跟他在一起的哥們兒朋友還有聯係嗎？”

 

“老侯從來不把朋友帶家裏來。要說動亂的時候，那時候他整天不著家。有時候晚上都不回來。我怕他出去惹事，隻要一回來我就想辦法不讓他走。可是一個大活人，我那看得住呀！第二年我們老二就出生了。謝天謝地，自打老二出生，他也跟著消停下來，再也不往外麵跑了。晚上從來不出門。”

 

老張還希望能找到當時的照片，好進一步尋找侯大勇當時一起造反的幾個同夥。無奈箱子已經見底。杜秋月似乎並沒有她和侯大勇結婚前的其它物品。她說的有道理。文革時候跟現在不一樣，當時咱們這樣的家庭沒有照相機，要照張像還得去照相館。自己家裏照張全家福都不容易，誰沒事跟哥們兒朋友一塊兒出去照相呀。有那個錢還不如喝酒呢。”

 

老張拿著警棍和袖章對杜秋月說，“這兩件東西對破案很有用處，我帶走了。給你開個收據。”

 

“警察同誌，不要收據，多麻煩呀。這些東西你就是不拿走，我們留著也沒用。早晚得扔了。這些衣服您看有用嗎？”

 

“其它物品你們自己看著處理吧。”

 

 

羅劍和老張先後腳走進辦公室。吳可手裏拿著四盤光碟已經等半天了。按照羅劍的指示，他搜集到中山淮海路口外圍四個大路口的攝像記錄，查過出事當天上午十點前後一小時通過這些路口的行人，沒有發現一個穿風衣同時戴一頂遮陽帽的。羅劍拍拍吳可肩膀，讓他別泄氣。“查錄像隻是為了碰碰運氣。凶手來去有很多不定因素。比如說，他可能早就到了，也可能事後藏在什麽地方。或者住在附近，或者走小路來回，或者打車過來，或者在出事附近現買的風衣禮帽。總而言之，發揮一個偵探必須具備的想象力。‘大膽設想小心求證’。總之，你還有很多事可做，去吧。”

 

吳可剛剛警校畢業，到市局工作還不到一年。聽了羅劍的指點，拍拍他自己那個沒有想得那麽複雜的腦袋，出去了。

 

辦公室裏就剩下羅劍和老張。老張用皮尺測量過警棍的長度和兩頭的直徑，抬頭看著羅劍說，“證實了，侯衛東就是我從前聽說過的侯大勇。他幾十年前手上有命案嫌疑。我懷疑至少有兩條人命。”

 

老張的故事講的很投入，好像昨天發生的事。

 

 

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當時老張進局裏上班不久，趕上他值班，碰巧接到門口警衛送來的一封信。信封上寫明文革冤案調查小組收，落款“蒙冤者家屬”，沒有署名。那天疾風暴雨，電閃雷鳴。老張一個人在辦公室裏細看來信內容，不知道因為冷還是來信內容讓人不寒而栗，他覺著渾身一陣一陣直起雞皮疙瘩。信上說被害人叫羅文鼎，生前是武城醫學院副院長，還是一位留學美國的醫學專家。新中國成立後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他為人正直，原則性強。文化大革命前曾經因為考試作弊開除了一個叫侯大勇的醫學係三年級學生。他認為醫生是最高尚的職業，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考試作弊不僅說明學習不努力，還暴露出一個人品質低劣。不合格的醫生必須及時清除，免得將來犯職業錯誤。其實，他並不認識侯大勇，也沒有個人恩怨。可是侯大勇卻因為這件事對羅文鼎恨之入骨。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剛剛被開除不久的侯大勇糾集醫學院內部一夥人成立了武鬥組織“紅色狂飆”。他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帶頭給羅文鼎副院長貼大字報。誣陷他是美國特務，專門打進共和國內部實施偵察和破壞活動，是醫學院廣大師生的敵人。大字報一帖出去，吸引了不少不明真相，對外國特務普遍充滿敵意的年輕人。一時“打倒羅文鼎”，“把羅文鼎拉下馬”的呼聲大振。侯大勇乘機隔離、批鬥、甚至毆打羅文鼎。後來，中央號召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另一派群眾要求擺出羅文鼎特務嫌疑的具體證據，侯大勇等人拿不出證據，越來越感到孤立。最後居然想出殺人毒計，並且製造了羅文鼎“畏罪自殺”的假現場。

 

一個寒冷的早晨，街上幾乎沒有行人。侯大勇等三人悄悄將羅文鼎帶出醫學院，躲在當時反帝路，也就是現在的中山路旁邊一排備戰用的磚垛子後麵。當一輛卡車駛過來的時候，三個人一起將羅文鼎從磚垛子後麵拉出來，將他推下便道。羅文鼎當場被車撞死。卡車司機當時嚇暈了，稀裏糊塗地默認了侯大勇三人捏造的“畏罪自殺”的說法。羅文鼎死後，“紅色狂飆”組織停止活動，侯大勇等人也銷聲匿跡。

 

可是侯大勇萬萬沒想到，他們害死羅文鼎時，現場附近還有一個目擊者。他就是醫學院存車處看自行車的顧大爺。顧大爺七五年退休在家，願意向公安機關提供證詞。經過多方了解，侯大勇後來改名侯衛東，現在市公交總公司當司機。

 

檢舉信最後希望公安機關根據上述事實和線索調查此案，將凶手繩之以法，替被害人伸冤。

 

羅劍等了片刻忍不住問老張，“調查組立案調查了嗎？”

 

“第二天，我就把這封信送到當時調查組組長魏清手裏。他不找我，我也把這事忘了。有一天，趕上北京鬧動亂，武城也有不少人聚在中心廣場不散。局裏大部分警力都外調維持治安，偏偏又輪到我值班。晚上八點多鍾，突然接到分居電話，說有一位群眾被打死在街上，要局裏派人勘察現場。我過去一看是一位老大爺，頭上被硬器擊中致死。奇怪的是，地上隻有很少的血跡。經過調查，才知道死者原是武城醫學院存車處的顧大爺。我當時腦子裏像過電一樣閃過一個念頭，顧大爺的名字好像在什麽地方見到過。我猛的記起那封匿名檢舉信。上麵提到這個武城醫學院存車處的顧大爺是證明羅文鼎冤案的唯一證人。第二天，我就跑到魏清辦公室，問他那封匿名檢舉信在什麽地方，為什麽不抓緊找證人提供證詞？如今唯一的證人死了，怎麽辦？我看隻有下功夫查查匿名信的來源，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新的線索。你猜怎麽著，魏清先說信交上去了，怎麽處理是上邊的事。問他交給誰了，他卻轉彎抹角說不出個子醜寅卯。最後又說不知道信在什麽地方。我也是年輕氣盛，當時跟他吵了起來。我自己不記得，隻是事後聽別人說，我當時還罵了娘，拔了搶。事後，我被調到後勤處。理由是‘破壞安定團結，抵製兩個凡是’，‘應該調離重要崗位，以免給黨的事業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等等。羅文鼎的案子不了了之。再後來，魏清被查出屬於文革期間突擊提拔起來的‘三種人’，發到外地去了。我本人的事很長時間沒人過問，似乎我自然而然就該呆在後勤處。很長時間，沒有一個人想起我是魏清這個三種人的受害人。直到五年前才被調回刑警隊。說實在的，比起羅文鼎這樣的冤魂，我算什麽？什麽都不想說了。沒想到，時隔三十年，那起冤案又浮出水麵。當事人已經老了，過去的冤孽還糾纏著他們不放。我有一種直覺，侯衛東的死跟他過去做的孽有關係。”

 

“關於顧大爺的死，跟羅文鼎一案有沒有什麽關係？”

 

“這裏麵的事情說不清楚。我當時到過死亡現場，那是武城市中心廣場附近。表麵上看，顧大爺好像參加了中心廣場一小撮人鼓動的暴亂。實際上，根據顧大爺十二歲的孫子說，他當天晚上是被人叫出去的。具體什麽人叫的他不清楚。隻聽到“街道開會”幾個字。你想，顧大爺當時六十多歲的人，沒事到中心廣場湊什麽熱鬧？我懷疑，他是被人打死，然後拉到中心廣場去的。根據是現場隻發現少量血跡，按照顧大爺頭部傷勢估計，出血量應該很大。聯係到羅文鼎一案，我懷疑顧大爺的死是某些人殺人滅口。加上後來魏清被揪出來，保不齊他和侯大勇都是互相包庇的“三種人”。當然，我本人到了後勤處自身難保，查案子的事自然沒有我操心的份兒了。遺憾的是，匿名信裏隻提到侯大勇，沒有其他同夥的名字，顧大爺沒來得及講話就死去了。不過可以假設一下，如果寫匿名信的人還活著，他一定恨透了侯大勇，恨不得侯大勇死。不過據了解，自從顧大爺死了之後，局裏再沒有收到為羅文鼎伸冤的匿名信，或署名信。不是寫信的人不在人世了，就是通過顧大爺的死感覺到繼續寫下去麵對的危險。”

 

“或者，寫信人對我們的辦案能力產生懷疑，特別是唯一的證人死於非命，告倒侯大勇難度更大。於是，他決定自己動手了斷。說來說去，那封匿名信還在嗎？”

 

老張兩手一攤，“我是再沒有看見過。估計已經被魏清銷毀了。”

 

“今天去醫學院合成神經毒的生化室回來，我有個想法，凶手很有可能是醫學院的人。因為這種毒素太精尖了，一般人摸不著。聽了你剛才的故事，更加證實了凶手和醫學院的關係。你看，羅文鼎曾經是醫學院副院長，四十多年前羅文鼎在中山路撞車自殺（或者被謀殺）。四十年後侯大勇也在同一個路段出事。兩個人都是在被動情況下被車撞死。兩起案子聯係起來看，凶手之所以用神經毒麻痹侯大勇，造成中山路撞車事件，完全是在替羅文鼎報仇，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老張，我們有必要順著羅文鼎在醫學院的至親好友這個線索查下去。”

 

“組長，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不過，假如侯大勇真的是因為幾十年前的命案被人殺死了，他那是罪有應得，該死。我們繼續查下去意義可就不大了。”

 

羅劍搖搖頭。他覺著老張的話也許合情合理，卻不合法。“老張，我認為追查凶手和死者是否該死是兩碼事。提到罪有應得，讓我想起一部反映文革時期的電影。畫麵上一群造反派揪著一個走資派遊街，走資派戴著高帽子，一路上被押他的人推推搡搡，背景響著高音喇叭正在播出的一片社論，其中提到‘踏上千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後來，這個走資派竟在一次批鬥會上被擁上前台的群眾活活打死。”

 

“這種場麵文革時期很常見。可是，它和侯大勇罪有應得有什麽聯係？”

 

“那個走資派犯法了嗎？他的死是不是罪有應得？電影結尾的時候證明那個走資派的帽子戴錯了，他的冤魂終於得到平反。那麽那些出手打死他的群眾是不是有罪，罪有應得，該死？別人怎麽想我不知道，但是最起碼這部電影揭示了當時國家機器存在的幾個重要問題。第一，走資派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證明有罪；第二，即使法庭宣判走資派有罪，刑法條例當中也沒有將罪犯交給群眾當眾遊街、虐待、毆打這些懲罰條例；第三，新聞媒體為什麽可以代替法庭來宣判誰對誰錯，誰革命誰反革命，誰可以讓誰永世不得翻身？說來說去，隻能說過去我們的法製不健全，公民腦子裏缺乏法製觀念，容易受蒙蔽和煽動。沒有法製，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為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義侵犯另一個人的尊嚴，甚至成為殺人凶手。回到手裏的案子，侯大勇有沒有罪隻有經過法律程序訴訟審理才能判決。任何公民都沒有權力取代法律，對另一個公民施以暴力。不管他殺的是不是罪有應得的人民公敵，謀殺就是謀殺。殺人者觸犯法律，我們隻能一查到底，將他捉拿歸案，交給法庭判決。”

 

老張像在沉思。他知道羅劍說的沒錯。隻不過真要像他說的那樣，共和國公民當中再也不分好人和壞人，偉人和庸人，社會賢達和社會閑雜，有的隻是守法的和犯法的人。這可是在中國耶，能行嗎？

 

見老張不說話，羅劍慢慢平靜下來。“老張，這些年我一直在想，新中國曆史上出現過多次人為的動亂，每次都有很多無辜的人死於非命。為什麽同樣是共和國的公民，僅僅因為觀點不同，彼此之間便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為什麽同樣作為公民的領袖人物可以不通過法律程序就可以‘打倒’另一個公民？為什麽國家的法製體係在動亂年代形同虛設，而一些民間團體和組織居然取代執法機關，公然指控、審判、剝奪一個公民的權利，甚至生命？為什麽新聞媒體可以超越自身信息中介的職責界限，炮製輿論、煽動仇恨，製造公民之間的對立？我敢說，沒有一個人願意看到過去的悲劇重演。如何避免才是關鍵。難道我們可以允許曾經受過迫害的人自己為自己伸冤，用同樣的暴力去對付那些曾經迫害過他們的人？不，這種冤冤相報的原始程式已經過去了。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視甚至鼓勵人民中間各種形式的對立和仇恨絕對不利於社會安定和諧。冤冤相報不僅不能伸張正義，反而會造成更多的冤屈和遺恨。如果整個社會都能絕對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公民們自然會通過每一個案例慢慢培養自己的法製觀念。”羅劍一邊說一邊從冰箱裏取出兩瓶飲用水，遞給老張一瓶。“說了這麽多，差點兒忘了您是老公安。我說的不對請多多教誨。我知道，過去有很多案子被人為的壓住不審，以致正義得不到伸張，冤案得不到平反。我們沒辦法讓曆史給我們第二次機會。但是，我們可以從今天做起，捍衛我們今天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麵。想想看，如果我們不查下去，豈不是跟當年你的那個‘三種人’組長沒什麽兩樣了？”

 

“道理都對。你既然說了這麽多，當然不能讓你白費口舌。咱們就來個一查到底。關於羅文鼎，三十年前我了解過，他這個人性格古怪，也許跟國外長大有關係，在學校沒什麽親近的朋友。他的妻子也是歸國華僑，連名字都是外國帶回來的。她回國後沒有工作過，也沒有檔案。羅文鼎死後，他的妻子便宣布和他劃清界限，帶著孩子搬走了。這都過去三十年了，從前了解不到的事情現在查起來更困難。不過還有一條線索，就是那位‘三種人’組長，我可以把他找出來。有時候我做夢都在想，當年那封匿名信到底被他匿到什麽地方去了。還有，他當時一定知道什麽我們不知道的秘密。聽說他在新疆勞改十幾年以後，回了老家漢陽。”

 

“老張，我該謝謝你，畢竟法製戰勝情理不容易。您這八十年代的新一輩終於跟我們八零後的新一輩站到一塊兒了。”

 

老張搖搖頭起身出門。羅劍看看表，想給顧大夫打電話。發現桌子上吳可留下的四張光盤，順手拿過一張放進電腦。顯示屏開始回放錄像。

 

便道上行人絡繹不絕。一輛計程車停在路邊，車門打開，從裏麵走出一個男子。他下車後回身從車裏取出一個提包。好熟悉的身影！羅劍停止回放，盯住屏幕上靜止的畫麵。那人身穿藍褲子，夾克衫。再看放大畫麵上的人頭部分，他確認看清楚了。那人不是別人，竟是自己的父親！老爸一個人到中山路幹什麽？從時間判斷，他到達中山淮海路口侯大勇出事地點的時間正是出事前後。難道他當時就在現場？

 

平時，父親陸宏去什麽地方不一定跟羅劍嘮叨。可這次不一樣，明知道中山路口的謀殺案歸兒子負責，何況它是羅劍回國後負責的第一個案子，怎麽對現場發生的事情隻字不提呢？羅劍皺著眉頭合上電腦，準備立刻給父親打電話。電話剛剛撥通，他又掛斷了。這麽大的事，應該回去親自問問清楚。

 

一路開車回家，父親這些年的許多神秘舉止像錄像一樣在羅劍腦子裏回放。他為什麽隻字不提文革的事？經常早出晚歸都在幹什麽？為什麽他喜歡一個人關著燈站在窗前苦思冥想？還有，早上提到中山路的時候，老爸對這條路在文革時期的老名字顯得那麽熟悉，問他文革時來過武城沒有，他卻沒有正麵回答。為什麽？難道他當年來過武城，是個造反派，三種人？

 

羅劍匆匆上樓，到了老爸單元門口反而停住了。見到老爸如何開口提問？想到自己能有今天，全都是老爸撫育的結果。就算現在長大成人獨立，再不用靠著老爸了，並不意味著可以用平時那種懷疑一切的口氣跟他說話。最好能借著什麽合情合理的話題讓老爸自己講出那天為什麽會在中山路，看沒看見一個穿風衣戴遮陽帽的人，幫他分析分析什麽人能想到用神經毒殺人。還有，老爸為什麽對文革時期的武城那麽熟悉？

 

一個可怕的念頭在羅劍腦子裏閃過，老爸也許有意不提去過中山路的事，那些他從來不願意提起的秘密也許都跟侯衛東的死有關係！

 

老爸單元裏靜靜的，敲了半天門也沒人答應。羅劍拿出鑰匙的時候，突然感覺心頭一陣發緊，好像在提醒他這次開門的目的跟從前不一樣。從前開這扇門的時候有回家的感覺，而這次卻是存心窺探大人的秘密。

 

陸宏住的是個三居室。廳很小，一個房間會客，一個房間做書房，另一個是臥室。母親走的早，老爸一個人也不講究，東西扔的到處都是。羅劍的視線從衣架移到衣櫥。他腦子裏一遍一遍閃出侯衛東身後那個人穿過的風衣和寬沿遮陽帽，同時，他又害怕看到同樣的風衣和寬沿遮陽帽。開衣櫥門的時候，羅劍故意動作很慢。老爸的衣服一件件展現在眼前，每次證實不是那件風衣都讓他輕鬆許多。突然，衣櫥最裏麵傳來“嗵嗵”兩聲，像是什麽東西掉在地板上。羅劍猛的把衣服推到一邊，發現掉在地上的竟是一幅網球拍。有意思，從來沒聽說老爸打網球。他撿起拍子，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掛牌子的地方。好在衣櫥裏沒有發現風衣和遮陽帽。三間屋翻過來，也並沒有發現這兩樣東西。所有地方都找遍了，隻有床底下沒看。他蹲在地上掀起床單往床底下看，除了一雙耐克球鞋之外，什麽也沒有。羅劍心裏漸漸平靜下來。

 

老爸的辦公桌還是老式的，上麵有塊玻璃板。玻璃板下麵壓著許多照片，大多是他小時候的照片，最老的一張也是文革後，爸媽在農村插隊時候一起登台唱歌的合影。

 

羅劍看完玻璃板又翻抽屜，沒有找到任何老爸文革時期活動的記錄。隻找到一本英文書，好像是講昆蟲的，封麵上一隻屎殼郎的照片比實物放大了許多倍。大致一翻，裏麵夾著一張紙，上麵寫著“反帝路1967”。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