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陸 （修改後）

 

洛杉磯到了。

 

從日本京都飛來的慧子還有一個中文名字，叫羅慧玲。因為這個特殊的記號，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知道自己的生身父親是中國人、叫羅大中，住在美國西部的加利弗尼亞州。想到平生第一次要和父親見麵，慧玲一路都合不上眼。當年母親告別父親回到日本的時候，慧玲還沒有出生。她隻是母親腹中那個懷了三個月的胎兒。

 

父親不在身邊，她不知道母親最初回到日本的那些年月是怎麽過來的。當時，到處都是戰爭創傷。加上工作難得、物資奇缺，連男人都免不了挨餓。何況一個帶著嬰兒，同時還要服侍年邁雙親的女人？

 

直到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日本成了盟軍的代工生產基地和物資供應站。一夜之間，就業問題從一個極端發展到另一個極端。許多家庭從找不到工作變成工作太多，多得常常幹到半夜都幹不完。這種情況延續了很多年。那時候，好像整個國家都在不停的趕著製造一部天大的機器。各家各戶都在為這個機器加工永遠也加工不完的零件。母親也拿到一張家庭作坊的執照。她的工作本身不複雜，就是把一個小燈泡裝進車燈的外殼裏，然後通上電看看亮不亮。最吃力的活是把裝著原料和成品的箱子搬進搬出。

 

每天到家裏送貨接貨的司機叫小野，本來是農村人。因為全家賴以生存的土地被美軍征用修建基地，隻好到城裏另找工作。他是個好人。話不多，經常幫助母親搬箱子。過了一年多。有一天，小野對母親說，咱們兩個人下了班都挺孤單的，不如一起過吧？母親顯得很生氣，對他說她是有丈夫的人，讓小野以後不要來了。第二天，母親一個人正對著一堆箱子發愁，小野來了。他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開始默默地搬箱子。他再也沒提想和母親一起過的話。

 

慧玲經常想，如果父親在，家裏的境況可能大不一樣。母親也許用不著幹那麽多本來應該男人幹的事。

 

終於有一天，母親病倒在床上。連病帶累，她一連躺了一個月。慧玲也偷偷地哭了一個月。每次擦幹眼淚，她都非常小心地睜開眼睛，希望看到照片裏的父親從人群中走出來，出現在街巷轉彎的地方。他身形高大，在巷子裏非常顯眼。看見女兒，便開始邁著更大的步子向家裏走來。一邊走，還一邊笑著招手。然而，每次睜開眼睛看到的情景都讓她失望。

 

看到慧玲臉上沒有擦幹的淚痕，母親又開始講起父親和他生活的地方。每次接到父親來信的時候，母親都要講一段關於羅大中的故事。這些故事串聯起來，慢慢構成了一個可親可敬的生動形象：一位了不起的數學家，他有著一顆孤獨的心，在他的心裏還珍藏著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父親出生在上海一個成功商人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音樂熏陶。15歲的時候小提琴就拉的很出色，曾受到當時上海工部局管弦樂團指揮梅百器的誇獎。經常受邀觀摩樂團的排練。有一次,樂團的第二小提琴手生病，一連幾天不能起床。急得梅百器不停的用指揮棒敲自己的腦袋。有人想起了父親。可是沒有人想到，從來沒上過台的父親居然一次排練成功。那次演出的正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名作《新大陸交響曲》。梅百器當時非常高興。事後，他對父親說，好好學習音樂，將來一定會成為中國最出色的小提琴手。他不知道，經過一段時間的體驗，父親的興趣已經不再是第一小提琴手的寶座，而是梅百器手裏的指揮棒。他的理想是當一個樂團指揮。可惜的是，父親最終沒有能夠實現他的理想，卻無意中成就了另一位天才指揮家。他就是慧玲母親同父異母的哥哥高天朔。

 

當年，慧玲的外公外婆是住在上海的日本僑民。高天朔比父親小2歲，同是一位提琴老師的學生。學小提琴是外公外婆的意思，高天朔自己並不喜歡。所以，他學習的時候常常顯得愚鈍。

 

每當老師教得不耐煩的時候，父親總是義務擔當起輔導的責任。所以，父親實際上既是師兄又當師傅。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蠻橫無理的對華政策不可避免地殃及本國僑民的形象。連小小的高天朔也免不了讓孩子們攔截在回家的路上，被眾人推來搡去、直到掉眼淚為止。有一次，父親拉著高天朔跑到上海工部局管弦樂團排練場暫避風頭。沒想到，高天朔一看見梅百器指揮樂團的瀟灑氣度，當時就不想走了。他非要留下來學習指揮。

 

不久，高天朔跟隨父母去了美國。父親和高天朔之間從此隔著太平洋，兩個人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大陸上憧憬著當指揮家叱詫舞台風雲的夢想。

 

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的魔爪伸到上海，威脅南京。父親一家隻好在硝煙中背井離鄉，移居重慶。不久，日軍開始對重慶實行掃蕩式大轟炸。不分居民還是軍事設施，都成了日軍撒野的目標。

 

那是一個淒冷的夜晚。幾十架日機突然出現在重慶上空。在警報和飛機俯衝慘烈的呼嘯聲中，無數顆炸彈向手無寸鐵的居民砸下來。沉悶、震耳的爆炸聲響成一片。一顆炸彈正好落在父親家的院牆上，震倒了小樓的一角。父親一家都倒在血泊裏。轟炸結束後，救護員發現了被自己父母用身體和生命保護著的父親。隻見他兩隻手緊緊地捂著耳朵。一夜之間，父親成了孤兒。他自己雖然活了下來，可是從那天起，父親很長時間都聽不到聲音。世界上縱然有過聽不到聲音的作曲家，卻從來沒有聽說過音感遲鈍的指揮家。一氣之下，他把愛惜多年的小提琴摔在地上。無論木片破碎、琴弦振顫的聲音如何撕心裂肺，父親都隻能用一雙淚眼把那活生生的一幕當成無聲電影來看。

 

後來，父親受到幾位親戚的照料，漂洋過海來到美國。雖然聽力慢慢恢複，在助聽器的幫助下完成學業，取得數學博士學位。但是他心裏明白，少年時代憧憬成為指揮家的願望已經成了一個永久的夢想。隻有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父親那個沉睡的夢想才悄悄地複活起來。他唯一演奏過的《新大陸交響曲》中的每一個音符，旋律，曲調，主題都變得那麽清晰真切。

 

記得母親提起過，父親有把特製的椅子。那是一把比酒吧椅還要高出一兩尺的座具，就放在房子裏最適合觀景的窗前。夜深人靜的時候，父親常常坐在這張椅子上，兩眼微合，聽他最喜愛的《新大陸交響曲》。樂曲中異國他鄉清新悠揚的韻律曾經表達了作曲家對故國鄉音的眷戀。同樣的旋律也震撼著父親的心。聽到心潮激蕩的時候，他便用右手指點左右。仿佛麵前排列好他心目中期望的傳奇式樂團。有時候，他願意靜靜地坐在那裏，凝視著山下好萊塢影城燈火斑斕的夜色，任憑《新大陸交響曲》時而空靈憂怨、時而凝重迅急的曲調在腦海中回蕩。

 

無論音樂的力量有多麽無法抗拒，第二天站在講台上的時候，父親又成了那個機敏瀟灑的數學家。他喜歡穿中山裝，留長頭發。長發擺動的時候，常常可以看見那隻父親賴以生存的助聽器。每次下課之前，他喜歡用一道數學難題來啟發聽眾對數學的熱愛。有一次，學生給他出了一道讓數學界困惑多年的難題。沒想到，父親竟然用最後十分鍾時間演算完畢，博得一片掌聲。

 

父親在許多人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年輕有為的學者。很少有人知道父親對音樂的深愛。直到有一天，他宣布要和一位音樂家的妹妹結婚的時候，大家才知道聽音樂會是父親業餘時間的主要內容。

 

每當提起和父親重逢的那天，母親的眼角就掛著一顆晶瑩的淚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生活在美國本土的日本僑民漸漸恢複正常生活。在一次音樂會上，父親再次遇見高天朔兄妹。許多年過去，大家都長大了。高天朔正在一步步接近他當指揮家的夢想，母親一開口更是讓父親大吃一驚。沒想到，她已經從當年見人就往屏風後麵躲的小姑娘變成了彬彬有禮的教育係大學生。

 

雖然父親從來沒有察覺，但在母親的心目中，父親早就是一個了不起的男人。想當年透過屏風的縫隙，她曾經長時間地看著父親。他高大、勇敢、關愛弱者。如果能永遠和他在一起該多好！全家人決定離開上海去美國定居的那些日子，母親曾經因為擔心再也見不到父親而偷偷抹過眼淚。

 

移居美國不久，就聽大人們憤怒地談論日本侵占上海和南京的消息。她恨這場罪惡的戰爭。因為它毀滅了她童年的家園，也無情地將她和父親分隔在兩個國家，甚至兩個世界。沒想到，命運曾經無情地將他們分開，又意外地讓他們在異國他鄉重逢。

 

與父親邂逅相遇，讓母親幾乎忘記了二戰後做為一個日籍僑民生活在美國的窘困境遇。

 

母親最感激的是父親說過的一句話，他“從來就沒有把母親看做日本人”。相比之下，母親自己的父母，慧玲的外祖父母身邊就缺乏類似的理解和同情。因為承受不住在美國生活每天必須麵對的敵視、孤獨、和自責，老兩口不得不返回日本。

 

父親和母親一起吃飯、郊遊、聽音樂會、相愛、結婚，度過了他們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時光。然而婚後不到一年，母親就接到外祖母癱瘓的消息。情急之下，她說了一句讓她後悔一輩子的話：請求父親暫時陪她去日本生活。這句話一出口、父親好像立刻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隻見他從沙發上跳起來、兩眼直直地望著前方。他的目光中找不到往日的神采。她多麽希望當他轉過身來的時候，能帶著當年送高天朔回家時的那種兄長特有的微笑；或者聽說她受到美國人蔑視的時候將她攬在他的寬闊的胸前，對她說“你是善良、無辜的”。他沒有轉身的意思。高大的身影立在那裏、像雕塑一樣。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他才略微仰起頭，用一種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語調說：“你說的那個國家、我不會去。這輩子不會去。”

 

他聲音不算大，卻很堅定、沉悶，好像一顆顆炸彈在耳邊爆響。

 

緊接著，傳來另外一聲沉悶的震響。那是書房的門在他的身後關閉的聲音。

 

“對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該提起那個國家，讓你想起從前的傷心事。真不知道為什麽，一聽到母親生病就把什麽都忘了。竟然忘了你的親生父母都被那場罪惡的戰爭奪去了生命，你自己也受了那麽多苦。我和你一樣恨那個國家、我恨日本！可是，我不恨我的父母。為了不參與那場戰爭，他們才決定把全家搬到美國。如果不是戰敗投降，我的父母寧肯住集中營也不會去日本的。為了感謝他們當年的選擇，我本想回去照顧生病的母親。現在看見你這樣，我心裏像被刀紮一樣。我該怎麽辦？我不能沒有你。從前遇到什麽事，我都會想：假如你在身邊會怎樣做。這次，我真的沒主意了……”

 

母親對著書房的門說了半天，裏麵也沒有任何反應。她彎腰撿起掉在地上的沙發靠墊，偶然發現父親的助聽器掉在地上。一定是他起身太急了！她盯著助聽器，感覺鼻子裏有點酸。既心痛父親這些年默默承受著的苦楚，又為自己剛才那段無人領受的肺腑之言惋惜。

 

她甚至就要決定不回日本了，好好照顧父親一輩子！

 

正待咬牙決定的當口，書房的門開了。父親大步走到母親身邊，拿過助聽器，把它帶在耳朵上，開始用正常音量講話。“我等你回來。不管多長時間，我都會等。”

 

母親瞪大了眼睛聽著。在她看來，好像剛才自己說過的每一個字都沒有逃過父親的耳朵似的。

 

母親不在身邊的日子裏，父親恢複了結婚前的老習慣：夜深人靜的時候坐在他那把高高的椅子上、讓《新大陸交響曲》把他的感官帶到盡可能荒遠的地方。去領受那些數理邏輯無法駕馭的靈感世界。每逢假日，他願意獨自旅行。到美國東部去尋索這位半個多世紀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曾經留下過足跡的城市和田園。他旅行到紐約或者艾奧瓦州，和那裏的新移民一起唱《戀故鄉》。那是一首根據《新大陸交響曲》第二樂章中的曲調創作的歌曲。無論詞還是曲，都能讓遠離故土的人們不自覺地聚到一起，傾聽彼此心聲的共鳴。唱到動情的時候，父親喜歡用右手打拍子。也許因為他的動作優雅，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中的酒杯，站起來、聚到父親身邊，和著他的節拍唱每一個字。他們盡情地唱出隻有遠離祖國的人們才能透徹理解的曲調。昏暗的燈光下，許多雙陌生、含淚的眼睛互相凝望著。他們這樣做，或許可以彌補那些單憑音符和言語所無法交換的內含？或許可以從對方的神情當中得到支持的同時又把這種支持傳遞給對方。最後，大家擁抱道別，各自回到不久前才在這塊新大陸上找到的生活慣例。

 

父親坐在吧台上，獨自喝幹一紮啤酒。他看著一群細碎的泡沫沿著冰涼的玻璃杯壁向下滑去，又在底部擴散開來。那是一種讓東部人為之驕傲的自釀啤酒。喝下去有一種檸檬清香的苦澀。這種感覺在口中漫漫淡去後，便化作一股氣體在鼻腔裏進進出出。

 

吧台的另一邊坐著一個留絡腮胡子的男子。每喝一口啤酒，他都會習慣性地抹去沾在胡子上的啤酒泡沫。也許，那是他為了消除臉上烏黑的胡子和雪白的啤酒泡沫之間反差太大而有意培養的習慣。父親發現對方已經注意到有人在觀察他的舉止，便微笑著點點頭。直到他走過來，禮貌地請求坐下之後，父親才看出那長滿黑胡子的原來是一張華人的臉。他叫劉文凱，講一口流利的四川話。

 

四川是父親的第二故鄉。於是很快就對劉文凱產生了好感。沒想到的是，他正在計劃回中國去。尤其是聽了父親唱的《戀故鄉》，更讓他想起遠在祖國的妻子。當年劉文凱大學畢業的時候，一位住在美國的親戚願意資助他出國深造。而妻子卻堅持到延安去追求她的理想。兩個人隻好各奔東西。兩個月前，妻子托一位美國記者捎來一封信，說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勝利。他們曾經向往的民主、獨立的新中國就要誕生了。她希望他能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劉文凱顯得很激動，滿臉胡子都在抖。而且，兩眼反射著酒吧樂池頂部不斷變化的光亮。他問父親，您在北方政府裏有關係嗎？

 

父親搖搖頭。說他一向不大關心政治，隻關心祖國的命運。不管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當政，隻要國家能一天天富強起來，不再看西方列強的臉色行事，中國人在世界上就一定有挺胸抬頭做人的一天。

 

劉文凱又問，您在國外能不能集結一批人才，一起回國工作？

 

父親說他本人不才，願意單槍匹馬回國效力。劉文凱一口答應幫父親在北平政府有關部門牽線搭橋。

 

最後一次見到黑胡子劉文凱的時候，大概是他回國前不久。那天，父親正從洛杉磯中國城一家書店出來，迎麵撞上劉文凱。當時隻見他神色慌張，說近來常有被人跟蹤的感覺。

 

父親很驚訝，為什麽跟蹤你？你得罪什麽人了嗎？

 

劉文凱隻說一言難盡。不過，他懷疑和他的回國計劃有關係。看來，他隻能找機會秘密回國。如果順利到達北平，他忘不了曾經許下幫父親在新政府內部疏通的承諾。父親很感激，順手把剛買的一本《紅星照耀中國》送給劉文凱。

 

那天和劉文凱分手之後，父親一直在等待著來自中國的消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那天，女兒也出生了。父親非常高興。他對劉文凱的來信從等待變成了期盼。

 

無論是等待還是期盼，十二年過去了，依然沒有劉文凱的消息。終於，在一個普普通通的早晨，一個信使親手把一封信交到父親的手上。打開一看大驚！那不是故人來信，而是一份法院簽發的傳票。上麵列出一連串讓他頭暈目眩的罪名：參與非法社團活動罪、竊取軍事機密罪、向敵方提供國家機密罪，等等。

 

父親看著信紙上的鉛字，不知所措地坐在門前的台階上。拿包的手一鬆，皮包順著台階滑了下去。這時，一隻穿著皮鞋的腳抬起來，踩住下滑的皮包。父親一抬頭，看見台階下麵站著兩個中年男子。兩人幾乎同時從口袋裏掏出證件。其中叫馬克的就是那個踩皮包的。另一個叫丹尼斯。他們都是聯邦調查局特工。

 

按照當局指控的罪名，父親也算是個“敵方特工”。也許出於同行之間的尊重，馬克恭敬地把腳下的皮包拾起來，放在父親身邊。趁著父親伸手扶包的機會抓住他的手腕，同時熟練地把一隻閃亮的手銬套在他的腕子上說，你被捕了。你說的任何話都可能作為證據用在法庭上……。

 

父親非常憤怒地打斷馬克。你們憑什麽抓我？

 

丹尼斯不失時機地拿出一張搜查證展示在父親麵前。就憑這張證，他們將父親的房子翻了個底朝天。其實，父親家裏除了書，沒有太多可翻的東西。馬克和丹尼斯各自用一隻腳蹬著椅子，無可奈何地望著滿牆書架和架子上的書籍。

 

翻得無聊的時候他們便向父親提問題。丹尼斯問，看樣子你是教算數的？

 

數學，不是算數。

 

丹尼斯問馬克，它們有區別嗎？

 

馬克抬抬眼皮，聳聳肩。我連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都分不清楚。但這並不妨礙我抓共產黨。

 

是嗎？父親輕蔑地說，你今天不是第一次抓錯人吧？我不是共產黨！

 

丹尼斯一邊翻看《數理邏輯和反邏輯思想》一邊說，這個你最好去跟法官說。看看你寫的這些書，從“反邏輯”過渡到“反社會”，我看再方便不過了。

 

父親隻能朝著上天的方向搖頭。

 

母親很長時間沒有收到父親來信，不知道出了什麽事。稍有閑暇，母親便忍不住直起腰朝信差經過的方向張望。她無意間看到巷子斜對麵的阿美居酒屋。一扇窗子半開著，後麵有一雙不懷好意的小眼睛正向這邊看過來。這會兒，幫母親運貨的小野到了。他拿過來一張單據請母親驗收。

 

突然，母親身後有人高聲講話。我認識你，我們是老鄰居了。來，我請你喝酒。

 

母親轉身，發現那雙小眼睛離自己隻有一尺遠，連他講話時噴出的酒氣都來不及稀釋。她後退兩步說，您是哪位？我們好像不是鄰居。

 

小眼睛跟著上前一步。我最近兩周每天都坐在你家對麵，敢說你沒見過我？我知道你是一個人。陪我喝杯酒不會吃虧的。小眼睛說著又想湊近了說話。

 

母親正要繼續後退，小野趕過來攔住小眼睛說，這位先生看上去一定出自武士之家，霸氣不同常人。承蒙關照，我來請你喝兩杯？

 

小眼睛把腰挺的直直的。你是誰？

 

都是鄰居。我有話對你說。走吧，我請客。

 

小野連推帶讓的把小眼睛拉進阿美居酒屋。

 

後來聽說兩個人那天都喝多了。小野眼睛紅紅的說，情越深、傷越痛。看看我，追了這麽多年都追不上。知道為什麽？她喜歡高個子，喜歡博士。

 

小眼睛一瞪眼。我和你不一樣。我是武士之後，那點比不上她的中國丈夫？除了個子矮一點，沒念過博士，還有那不行？你追不上，因為你是開車的。雖然現在開車有輪胎軲轆在路上跑，大家都叫你一聲司機。可是你知道嗎，要是擱到過去你不過也就是個腳力、車夫。我是誰？我替美國人辦事，專門抓共產黨！有人說她們家裏有共產黨。我一直在想，有什麽理由不把她們一家送到美國人手裏？想想看，她敢不配合嗎？

 

小野這才明白，坐在自己對麵的原來是個美國探子。太可氣了！當年美國人建基地征用他的土地，現在美國探子又來征服他喜歡的女人。他越想越氣，手裏的酒杯不知什麽時候掉在桌子上。他索性把酒壺拿起來往桌子上一摔說，我以為武士之後多少應該有些骨氣。原來不過是黃毛的一條走狗。走狗是畜牲，連腳力都不如。整個一個日奸！

 

兩個人打起嘴仗，分不出上下。最後，隻能像武士一樣決鬥。據說那是一個黑夜，在海邊的絕壁上。每人選好自己合手的武士刀，隔著五、六米的距離盯著對方。小野心裏掂量，自己畢竟不是武士出身，生來也未曾練過武功。今天怕是死定了。一死了之容易，可是留下她怎麽辦？繼續受這個日奸的騷擾？想到這他心一橫，把刀仍在地上。鼓起勇氣對小眼睛說，敢不敢玩空手道？

 

小眼睛也把刀一扔。

 

小野不等對方講話便猛衝過去，和小眼睛抱在一起滾下絕壁。準備了半天時間的決鬥，僅用幾秒鍾就全部結束了。

 

從那以後，“共產黨”三個字總在母親腦子裏轉。記得小時候外公也曾提到過這三個字。現在想起來，也許他真的是共產黨？母親把門拉開一條縫隙，她看見外公和外婆躺在一起。五年前，外公開始出現老年癡呆症狀。病情不斷惡化，這會兒他恐怕連早晨吃沒吃飯都記不得了。他是不是共產黨，難道還有關係嗎？

 

又過了幾年，母親接到一個大郵包。裏麵全都是父親這些年給她寫的信。每封信都被拆開過。母親這才知道，父親曾經被捕。保釋出來後，很長時間都不能離開洛杉磯。父親的罪名居然也和外公是共產黨有關係。

 

父親的案子歸特別法庭審理。當法官將證據擺在父親麵前的時候，父親覺著馬克和丹尼斯真的盡力了。他們找不到更好的材料，竟然把父親母親結婚時候全家的合影照都上交充作證據。

 

法官指著照片上一個老年男子問，他和你是什麽關係？

 

父親覺著這個問題太簡單，因為那個老頭就是他的老丈人。

 

法官掌握大量關於外公當年參加和領導的政治活動。他用了很長時間試圖證明父親也參與了這些活動，而且實際上加入過日本共產黨。結果都被父親否定了。法官又拿出一張照片。那是父親和劉文凱在中國城一家書店門口時被人偷拍的。劉文凱的直覺沒錯，他當時確實被跟蹤了。可是，父親並不知道劉文凱本人也是共產黨。

 

法官無法從父親的眼神中判斷他的誠懇，隻好換一種方式啟發他。羅先生，你是一個出色的數學家。可是你知道嗎，你和這些人的關係對你非常不利。僅僅從掌握到的材料就足以讓你陷入長時間的法律麻煩。比如說，照片上看得出你和劉文凱先生的關係很近。你遞給他的東西也很可疑。就算你不是共產黨，你有辦法洗清自己嗎？到頭來你隻能落得官司纏身，耗盡財力，直至破產。假如你願意合作，當局對你的指控可以馬上撤銷。

 

父親說，他當時遞給劉文凱的書到處都可以買到。如果你一定要我合作，我很高心現在就到書店去給你買一本。

 

法官和助手們小聲嘀咕幾句。然後看著父親說，我們希望得到的合作跟你想的不一樣。你老丈人從前做船運生意。他有一艘叫做“靖遠號”的貨輪，我們發現有關這艘貨輪的航程紀錄都是假的。我們需要拿到原始文件。這艘船當年也許參與過運輸日本在東南亞掠奪的黃金。她真正停靠過的碼頭和追查這批黃金下落有直接關係。要知道，如果這批黃金落到共產黨手裏，他們就有了向全世界推行共產主義的資本。這年頭隻要有錢，什麽主義都能成功。而你是最有機會接近原始文件的人。

 

父親搖搖頭。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船運文件。我的所有物品都放在家裏，那地方你們不是已經搜查過多次了嗎？

 

法官問不出什麽，隻好讓父親回去以後使勁地想。最後法官突然說，劉文凱回到大陸後就趕上反右運動。因為他反對中共過分依賴蘇聯，結果被關進集中營，後來死在裏麵。他認為父親該慶幸自己當年沒有跟劉文凱走。

 

又過了幾年，中美兩國建交。父親的案子終於因為證據不足被撤銷。

 

有一天，父親到中國城的書店裏買書。一抬頭，看見前方不遠處的雜貨攤子前站著一個男子，臉上長著看上去有些熟悉的絡腮胡子。如果不是因為胡子全白了，父親會以為他就是劉文凱。出於好奇，父親忍不住向他走過去。他想等他抬起頭來，仔細看看他的眼睛。相隔幾米遠的時候，那人果然抬頭看著父親。

 

父親忍不住叫出聲，劉文凱!

 

奇怪的是，他顯得比當年還要緊張，竟然轉身就走。父親跟在後麵緊追。轉過一條街巷，麵前一個人都沒有了。父親正要喊，突然感覺胸口一陣悶痛，兩眼發黑。他趕緊扶住牆，身體總算沒有倒下去。

 

從那以後，父親再也沒有見過白胡子的劉文凱。

 

慧玲大學畢業的那年，母親終於安排好外祖父母的後事，準備帶她一起回到父親身邊。不幸的是，臨行前兩周她的舊病突然複發，再沒有起來。

 

母親生前唯一的願望，就是讓他們父女團聚。

 

慧玲臨行前接到父親來信。信紙上有多處濕過的痕跡，好幾個字都因為油墨擴散變得模糊不清了。看來，父親寫信的時候流了不少淚。父親在信中說，他本來已經做好帶著一家人去看新大陸的準備，現在隻能帶女兒一個人去了。

 

當時，慧玲的舅舅高天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指揮家之一。特別是他指揮的《新大陸交響曲》，深受日本人喜愛。因為他正在美國和歐洲巡回演出，所以廢了好大力氣才把她和父親要去看演出的消息告訴高天朔。

 

走出海關，慧玲就開始在人群裏尋找父親。他說過、一定親自到機場接自己的女兒。怎麽“旅客專用通道”都快走完了，還沒有看見和照片上一樣的笑臉？

 

專用通道的盡頭站著一群年輕人，大部分帶著眼鏡。為首的一位像是中國人，因為他的國語講的很地道。

 

“您一定是慧子小姐吧，我叫馮小波。我們都是羅教授的學生，替羅教授接您回家的。”

 

“謝謝。我父親，他怎麽了？”

 

幾個年輕人都低下了頭。

 

“羅教授，在醫院。”

 

“請立刻帶我去醫院, 我求你們！”

 

去醫院的路上慧玲才知道，父親已經在當天淩晨去世了。

 

本來，幾個學生是約好和羅教授一起去機場的。等到早晨上班的保姆打開房門的時候，發現羅教授倒在那把特製的椅子旁邊，手裏拿著兩張票。他的心髒已經停止了跳動。他身後的牆上掛滿了多年來學生畢業時留下的合影照片。書架上陳列著他出版的二十三卷數學專著。

 

慧玲接過兩張票，打開一看，不是音樂會的入場券，而是兩張飛往中國上海的飛機票！慧玲明白了，父親在信中提到“要帶著女兒去看的”原來並不是交響樂，而是他的祖國。那個離開了40年，正在勤奮地埋葬迷信、落後、和貧弱，並且一天天崛起著的新大陸！

 

盡管這些年父親受了不少罪，他心裏還是一直默默地惦念著自己的祖國。

 

羅教授生前的最後一個願望在他去世一年後實現了。

 

多虧他的學生們，特別是同樣出生在上海的馮小波，深知老師生前心願。替老師在中國上海距離當年老房子舊址最近的地方找到一塊墓地。分散在全世界的學生、朋友、同事合力為羅教授鑄了一座銅像。按照慧玲和馮小波的要求，銅像的右臂微微揚起，右手指間留著一隙空道，正好可以置入一根交響樂團指揮所用的指揮棒。

 

安葬前還有一件事情要辦，就是向高天朔要一根他指揮《新大陸交響曲》時用過的指揮棒。

 

沒想到，當慧玲和馮小波當麵向高天朔提出請求的時候，舅舅竟然連連搖頭。兩個人像挨了一瓢冷水，半天不知道說什麽好。當慧玲決定讓眼淚流出來、馮小波就要罵出“忘恩負義的小氣鬼”的時候，高天朔哭了。像小孩子受到不該受的委屈一樣！他說這樣的大事不能由別人代辦。他要親手把這根指揮棒獻給羅教授。

 

安葬那天，氤氳遮著太陽。在一段悠揚的《戀故鄉》的曲調中，高天朔一步一步走上臨時搭起的腳手架，把他最心愛的指揮棒安置在羅教授的右手指間。從那天起，但凡經過銅像的人都要停下來仰視這位在海外度過大半生的中國學者。

 

多數人以為羅教授手裏拿的是一支台筆。因為他一生憑著一支筆，即使身陷囹圄都沒有停止著書立說。最終，他在世界數學大師的聖壇上為中國人贏得了一席之地。

 

隻有少數人知道，如果沒有那場戰爭，他也許是一位了不起的指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