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

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

      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各個民族國家逐漸形成了各自獨有的民族和文化特征，使得人們對這個國家的民族個性產生一個概念化的印象。比如，法國人浪漫、不拘小節；英國人保守，有紳士風度；德國人嚴謹，遵守紀律；意大利人靈活，熱情奔放；美國人開放，敢做敢為。日本人勤勉，善於模仿。這種概念化的印象就是這個國家的文化特征，也就是這個國家在本國以外的人們眼裏的形象。

      你或許聽說過這樣一個笑話，一艘客輪碰上了暗礁，大副聲嘶力竭地在甲板上叫喊：“請船上的男士們都跳到海裏去！否則整個船都要沉了。”看到大家無動於衷的樣子，船長上前製止了大副，然後分別在每一個男性乘客的耳邊嘀咕了幾句。此舉果然有效，男人們紛紛聽話地跳到了海裏。大副不解地問船長：“您都和他們說了些什麽？”老謀深算的船長笑答道：“我對瑞士人說：‘這種體育活動比滑雪還要刺激！’；對英國人說：‘現在是表現你紳士風度的時候了！’對法國人說：‘還有什麽比這更浪漫的嗎？’對德國人說：‘要服從命令！’對美國人說：‘放心跳吧，我們已經給每位乘客都買了人壽保險！’對日本人說，大家都下去了，你還等什麽？……”

      雖然是調侃，卻也活靈活現地勾畫出了不同民族的不同個性。這個笑話沒有提及中國人。我們不妨設想一下，要是也有個中國人在那艘快要沉沒的輪船上，深知各國民族特性的老船長會對他說什麽，才能讓他義無反顧地跳下海去呢？

      在西方人的眼裏，中國人具有什麽樣的形象呢？

 

      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曆史起點可以回溯到13世紀中期。在此之前，歐亞大陸的交通尚未打通。地理上的隔斷使得西方對於遙遠的東方古國——中國的認識，僅限於朦朧虛幻的想象和穿鑿附會的傳說。隻有當成吉思汗的鐵騎將蒙古帝國的版圖擴展至歐陸，西方的文化視野中才開始有了中國的影像，並由此出現了對於中國的最初表述。

      自元朝以來的七百多年中，各種各樣的西方人飄洋過海，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他們用異域人的眼光打量著這塊陌生的國土及其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芸芸眾生，寫下了大量關於中國的各種著述，留下了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和中國人民族性格等各個方麵各種類型的記錄，觀感、研究和評論。這些西方人有的是傳教士、商人和外交官，有的是為清政府所雇傭的官員、教習和科技人員，有的是考察、遊曆中國的作家、學者和律師，還有外國在華報刊及西方各大報派駐中國的記者。他們有的在中國生活多年，深入體驗、認真觀察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有的隻是短期羈留，驚鴻一瞥，卻也得到一些浮光掠影、似真亦幻的印象。正是通過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觀察者所寫下的為數眾多的著作，建立起了曆史上不同時期的西方世界裏關於中國的形象。而這種形象，又構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國形象的曆史底版，並反複不斷地被現實衝洗出新的照片。

      1245年，聖方濟各會修士約翰·柏朗嘉賓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從裏昂到哈剌和林，寫出了一部《蒙古行記》。10年後，魯布魯克出使蒙古歸來，寫出了一部《東行記》。雖然柏朗嘉賓與魯布魯克二人的足跡都不曾真正到達中國，但他們遊記中所介紹的“契丹”，實際上就是中國。

      13世紀中葉到15世紀中葉的200年間， 以柏朗嘉賓的《蒙古行記》（1247年）和博嘉·布拉希奧裏尼的《萬國通覽》（1447年）為代表，西方出現了許多涉及中國的文本，有遊記、書信和通商指南，也有史誌、小說和詩歌。這些文本中記述的契丹和蠻子，體現了西方話語中最早的中國形象。在這些早期來到中國的歐洲人眼裏，大汗統治下的中國疆土遼闊、物產豐富、君權強大，這個國家的人民溫和善良，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和良好的品德。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來說，中國人可能是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與歐洲人最為接近的了。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人全是不信上帝的異教徒，他們與西方人在曆史、宗教和文化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使西方人深感中國人非我族類，是種族和文化上的他者。

      16和17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開始從傳奇式的異域幻影變得比較真實清晰起來。這主要應歸功於兩本關於中國地理、曆史和中國人特點的書的問世。一本是1585年出版的門多薩神父編寫的《大中華帝國誌》，另一本是1615年在德國出版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也譯作《利瑪竇中國劄記》）。這兩本書分別以對中國人曆史及文化的研究和作者在中國的親身經曆為依據，為西方人勾畫出了較為客觀可信的中國人形象。他們所描繪的中國人，既有溫文爾雅，禮數周全，尊師重教，才藝卓越的一麵，又有迷信多疑、怯懦和虛偽的一麵。

      從17世紀笛卡爾開始，到18世紀的萊布尼茨、沃爾夫、魁奈、伏爾泰、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這些代表著不同思想流派和文明理想的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把以儒學思想為文化主體形態的中華文明視為值得西方學習的理想文化模式。西方人在對中國道德哲學與思想智慧的向往中，把中國人當作學習和模仿的對象。伏爾泰曾說：“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優點即使不崇拜得五體投地，至少也得承認他們帝國的智力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優秀的。”

      但到了18世紀中期，對這一理想化的中國形象進行否定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並逐漸響亮起來。被一些西方思想家們極力推崇的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特性遭到另一些思想家們的理性分析和批判。比如對於中國的禮教，孟德斯鳩就認為，在中國“禮教構成了國家的一般精神，”然而，中國人卻是“世界上最會騙人的民族”，“欺騙在中國是允許的”。既然恪守禮教並沒有讓中國人變得誠實可信，作為中國道德精神支柱的禮教是否值得西方人推崇和學習就很值得懷疑了。至於中國人的民族性格特征，黑格爾的評價是：“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自由的倫理、道德、情感、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都離它很遠。”

      18世紀中期出版的英國海軍上將安森的《環球旅行記》（1742年）和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1748）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基本上是以否定的態度進行描述和分析。前者呈現的中國貧窮而愚昧、墮落；後者則對統治中國的暴政和中國人的貪婪和欺騙的特性大加笞伐。

      這些否定中國的著述，不管其對中國文明及中國人的介紹和評論與真實的中國有多大的不同，也不管其在多大程度上是基於實際的經驗而不是想象、臆測和主觀的理念，它們的出現都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人心目中對於中國人整體形象的構築。此後的一個世紀間，邪惡墮落的東方專製帝國的中國形象，在西方不斷被加強。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秋，英國國王派遣由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龐大使團訪問中國，試圖與中國開展貿易，互派使節。結果，英國人的要求非但未獲驕傲自大的乾隆皇帝的準許，反而在晉見皇上時，遭遇“跪禮”之辱。此次英國使團訪華沒有取得任何實質的經濟與政治成果，卻在西方世界造成了對中國很大的負麵影響。使團帶回的有關中國的各種報道，使得西方人心目中已經惡劣的中國形象得到“實際的”證明。於是，在18世紀後半葉，西方的中國形象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轉變，自出現契丹傳奇以來已在西方延續了五個世紀之久的美好而理想化的中國形象此時完全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變成了東方黑暗的中心，一個封閉、停滯、邪惡、墮落的鴉片帝國。至此，歐洲啟蒙運動中出現的中國巨大光環，仿佛黎明前的月亮，漸漸淡去。歐洲對中國文化的熱情像退潮一樣地消失了，啟蒙思想家們曾經高唱的“中國之歌”也終於歸於沉寂。

      造成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變化的根本原因何在？是中國的現實發生變化了嗎？

非也，發生了變化的是西方的文化精神與中西實力對比。首先，西方經曆了啟蒙運動之後，文化觀念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邁進了一大步，從有神論到無神論、從開明專製主義到共和主義、從傳統的重農主義和重商主義到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理論，英國工業革命的完成和法國大革命的洗禮，使歐洲脫離了封建時代而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代。西方現代文明的擴張是自我肯定與對外否定性的。當著西方大踏步地向現代社會前進的時候，仍在原地踏步、盲目自大的中華封建專製帝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成為西方文明發展的楷模了，而成為歐洲啟蒙運動之後，自命肩負著傳播推行現代文明使命的西方傳播基督教或推行現代文明的對象。另外，這一時期西方與中國的貿易與政治軍事關係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8世紀中期以後，歐洲不僅占有經濟優勢，而且也凸現出政治軍事優勢。此時的中西貿易已從自由合作貿易的重商主義時代進入以殖民掠奪為特征的帝國主義時代。試想一個貧困的、出產廉價產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奪的、即將被征服的東方老大封建帝國，怎能夠再讓如日中天的西方國家仰慕和重視？與歐洲的中國茶跌價的同時，歐洲的中國形象也落花流水春去也。在東西方兩個全然不同的文明發生真正實質性碰撞的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再沒有了過去的熱情和推崇，而代之以貶抑與厭惡，冷漠和遺忘。西方文化史家將這一時期概括為“中國摒棄期”。

      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發生巨大的轉變，從想象中的東方樂園到愚昧落後的專製帝國，其間固然有中國這個老大帝國自身積貧積弱的問題，也與當時作為中西文明之間溝通媒介的來華西方人士對中國的觀感和態度有很大關係。當時親臨中國的西方人以傳教士為主。他們當中，除了理雅各等極少數外，大多讚同衛三畏的觀點，認為中國文明是一種“半陷落”的荒野文明。來華傳教士對構築西方的中國形象所起的重要影響隨處可見，例如，“夷”字的翻譯就曾嚴重影響到英國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夷”字早期原是譯為“stranger”（陌生人）或“foreigner”（外國人）的，顯示這是一個中性詞，並無貶損之意。但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當英國國會開始辯論要不要發動對華戰爭的關鍵時刻，英國傳教士郭實臘卻把“夷”字譯為“野蠻人”（barbarian），使英國主戰派借機大做文章，煽動英國朝野對中國的反感和憤怒。在一篇不長的提交給兩院討論的文字材料裏，“barbarian” （野蠻人）這個詞竟出現了21次之多。中國清政府竟敢口口聲聲把大英帝國的臣民叫做“野蠻人”，不能不使英國上下一片嘩然，因為‘野蠻人’的說法大大冒犯了正處於上升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的自尊，一時間，必須懲罰傲慢自大的大清國的呼聲便成為主導輿論，從而為英國政府發動鴉片戰爭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借口。

      西方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反麵的中國形象，到19世紀中期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終於完成。這時中國形象的特征，主要表現在東方專製愚昧、野蠻停滯的中華帝國形象上。正好用於反襯現代西方自我定位的形象：自由與進步。中華帝國的專製落後形象一旦確立，便在不斷傳播、重複的同時也不斷定型、豐富，並且逐漸普遍化、自然化為一種“常識”，全麵地左右著西方社會觀察中國的視野以及實踐領域的中西關係和西方對華政策。

      這種模式化的中國形象，出現在傳教士的社會曆史著作中，出現在文學家的虛構作品中，也出現在哲學家嚴肅的思考中。不同敘述者可以有不同的知識與經驗背景，有不同的動機與方法，應用不同的文本形式甚至討論不同的主題，但他們表現的中國形象，卻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否定的中國形象直到20世紀初，都沒有什麽變化。

      20世紀開始的時候，西方文化所表述的中國形象，基本是可憎和可怕的，是貧困、肮髒、混亂、殘暴、危險的地獄，這種已在西方人頭腦中形成固定模式的概念，通過傳教士、軍人、政客的報道以及文人的詩歌和小說，通過有關“黃禍”與義和團運動的傳說而變得生動和具體化。但與此同時，曾在西方意識形態中長期存在過的中國形象中可敬與可愛的一麵仍然若隱若現。像《中國佬的來信》，就將中國描述為智慧、寧靜、純樸的牧歌式的人間樂園，讓黑暗的中國形象閃現出些許令人向往的光亮。

      20世紀上半期也有少數對中國懷有好感的西方知識精英，認為中國傳統哲學與生活的寧靜和平的旨趣，或許能夠給陷入貪婪與仇殺中的“沒落”的西方某種啟示。這種理念在30-40年代賽珍珠的小說與亨利·盧斯主持的《時代》、《生活》對中國的報道中，找到了大眾的表達式。然而這段“閃亮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從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再次變得黑暗。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西方一直把共產黨接掌後的紅色中國想象成一個受專製集權控製，被貧窮饑餓困擾的東方異己，它對西方社會的信仰和價值觀構成極大的威脅。

      到了20世紀60、70年代，當西方青年和“左翼”知識分子對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反叛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中國形象至少在西方新一代和左派人士的心目中又變成了光明的偶像。在他們眼裏，正狂熱地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年輕人仿佛成了他們隔洋相通的盟友，毛澤東思想照耀下的紅色中國成了他們眼裏的“美好新世界”，代表了人類的未來與希望。毛主席語錄、大麻和搖滾樂一度成為這些遊走在柏林、倫敦、和舊金山街頭的西方年輕人的流行符號。

      但到了70年代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逐漸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人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後，西方的中國紅色烏托邦形象又被瓦解了。“後文革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可謂明暗參半，一方麵，文革陰影猶在，改革的春風一時還掃蕩不了十年狂熱革命帶來的陰霾；另一方麵，改革開放也讓西方人從中國看到了某種 “資本主義的曙光”——中國這個曆史上最外在於西方，和西方文明最相異的東方文明堡壘或許能夠經由改革之路向西方靠攏，成為西方的同道者。

      當曆史學家回首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時，1978年將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這一年的12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發表了現代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講話，要求全黨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實現現代化，讓事實而非意識形態決定中國今後的發展方向。從那以後，中國開始了經濟改革，走上了一條極端注重實效而相對忽略政治和意識形態爭論的現代化道路。由於中國終於開始了不是靠外力強迫，而是靠內力推動的改革開放，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傳教士的基督化中國、西方商人的市場化中國、西方政客的民主化中國的願望，一時間似乎都有了實現的可能。

      中國的改革開放，打破了長期以來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封閉，使中國的形象在西方視野中變得明朗起來。一方麵，去除了竹幕之後，在一些歐美人60年代和70年代一廂情願的想象中的美好的紅色中國形象被顛覆了。60年代大饑荒的證據解構了紅色中國“巨大的物質進步成就”的神話，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構了毛澤東時代“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質樸”的神話。但無論如何，改革開放使西方人得以看到一個真實的而不是虛構的中國，這是一個力圖擺脫落後，誠懇地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朝著現代化目標迅跑的東方巨人形象。這個中國形象在80年代的西方觀感中越來越具有積極的和正麵的意義，在西方世界中也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好感。

      麥克拉斯寫於90年代末的《西方的中國形象》中說，80年代西方的中國形象總體上講明顯是肯定的。從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的結果看，1979年該民意測驗表明，對中國的態度偏向肯定的，隻占29%，而第二年，1980年，這個數字就上升到42%。同時期的另一則民意調查表明，53%的被調查者對中國“有好感”（Mildly favorable），17%的人喜歡中國（Highly favorable）。麥克拉斯總結道：“80年代盡管絕對反麵的中國形象還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公眾意見大多支持肯定的中國形象。”

      有人把這段曆時十年之久的較為正麵的中國形象稱作一個“小陽春”，因為它在80年代結束的時候又一次被顛覆，轉折點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把西方對中國未來新形象的美好想象擊得粉碎。中國共產黨的掌門人用武器的批判對付批判的武器，以絕對強硬的姿態向西方以及中國對西方式民主自由心向往之的人們表明，在中國，此路不通！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治氣候的急劇變化使80年代引人注目的以學習西方為主流的文化熱驟然降溫，呼籲在改革中引進西方先進科技的同時也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體製和意識形態的聲音被扼製，被粗暴地定性為“全盤西化論”。既然政治改革這條腿被禁錮住，經濟改革這條腿也無法繼續向前邁進。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一時呈現出徘徊不前，甚至有倒退複舊的趨勢。

      在六.四事件的陰影下，90年代初西方眼裏的中國形象又回複到50年代邪惡的、專製集權的紅色妖魔。西方社會失望而憤怒地認識到，讓中國按西方的模式和價值觀改造自己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每當西方從中國的發展中看到了民主的曙光時，總是有一個黑暗和倒退的時期緊隨其後。所以這個東方巨人在經濟麵貌日新月異的同時，政治麵貌卻一直沒有大的改觀。西方輿論認為，中國的專製集權體製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是背道而馳的，六.四事件摧毀了中共政權統治的道義基礎，這個政權的崩潰已是指日可待。

      然而，不管西方眼裏的中國形象怎樣在光明與黑暗兩個極端之間交替變換，中國仍然根據來自內部的需要，邁著自己固有的步態，朝著並非完全如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前進。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遏製了六.四事件後阻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極左逆流，使中國的經濟改革從躑躅不前中又重新啟動。雖然意識形態和權力機製的製約令政治改革無法有實質的進展，但經濟上大刀闊斧的改革開放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和現代化。中國的經濟開始起飛了。

      關於中國經濟起飛的說法首先來自西方，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應是美國《紐約時報》。1992年9月，該報用頭版頭條大幅報道說中國經濟起飛了，根據是世界銀行的報告，還附有一張很大的照片。當時出現這樣的報道不免令人驚訝，因為在此之前，西方媒體在涉及中國的報道中幾乎都在談論中國的危機，預測著中國哪一天垮台。好像轉瞬之間，調子變了。

      如今，中國的經濟起飛已不是預測，而是不爭的事實。大量令人眼暈的統計數據向世界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這個事實：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鋼鐵和水泥生產國，第二大能源消費國。中國的外匯儲備列世界第一，外貿總額居世界第九。從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間，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增長了1600%，而美國向中國的出口增長了415%。曆史上，經過了工業革命的英國曾被稱為“世界工場”，現如今，這一稱號當之無愧地屬於中國。中國生產全世界2/3的複印機、微波爐、DVD機和鞋子，還有幾乎全部玩具。以世界最大的美國連鎖零售店沃爾瑪為例，在沃爾瑪的6000個供應商中，就有5000個來自中國。2004年，單是這一家美國公司就從中國采購了180億美元的產品。作為這樣一個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雖然其經濟水平一時還不能和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相比，但中國已經是全球競技場上的主要新力量，這一點已是毋庸置疑的了。

      美國人花了近兩百年造就出成千上萬個大富翁，同時也生成了一個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中國改革開放後僅僅二十多年就打造了一個人數眾多、富甲一方的大款集團，但似乎忘記了順捎連帶出一個中產階層。英國在工業革命中花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把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上趕出去，然後圈地建廠發展工業區。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們花了不到十五年的時間就基本上完成了對土地的近乎無償的占領和征用。日本龐大的外匯儲備是過去五十年間積累下來的，而中國用了不到一半的時間就取代了日本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的地位。如今的中國是奇跡的發源地，變神話為現實的夢幻工廠，冒險家的樂園，投資者的天堂，精英們的搖錢樹。

      對於中國的經濟起飛，西方可以說是喜憂參半。經濟起飛是中國政府實行了一係列新經濟政策的結果，包括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製改革，鼓勵三資企業發展，逐漸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等等。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往來前所未有地擴大，中國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的行會組織WTO，在在顯示了中國正與其口頭宣稱的社會主義背道而馳，大踏步地向資本主義世界靠攏。但在另一方麵，中國經濟上的飛速成長和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相異於西方又讓西方感到強烈的不安。拿破侖曾說：“中國是一隻睡獅，它一旦蘇醒，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西方現在隻能心懷恐慌地看著這隻睡獅的蘇醒，感覺它不斷逼近的力量。於是90年代以後西方的中國形象，似乎又進入了新一輪的否定階段，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論開始出現。就像世紀初的“黃禍論”一樣，世紀末的“中國威脅論”中既有真實的擔憂，也有居心叵測的挑撥。   

      西方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強烈的震撼和擔憂，並不令人驚訝。幾個世紀以來，在西方一直有一些傳教士、商人和政客為中國魂牽夢繞——傳教士們沉迷於拯救不信上帝的中國人的靈魂；商人惦記著中國這個潛在的巨大市場；政客們則處心積慮地要把中國這個異類加以改造，將其納入西方的價值體係中來。但無論是哪一種西方人的中國情結，都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中國的國情是一大二貧，曆史悠久，傳統力量根深蒂固。雖然中國在世界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一直都在努力追趕潮流，但政治上集權、經濟上貧窮、軍事上落後的狀況從來沒能得到根本的改變。然而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正在發生巨變，中國的經濟開始起飛，並以如此引人注目的巨大規模進行。

     幾個世紀以來，世界一直是西方國家較力的競技場，中國這個“東亞病夫”過去從無上台競爭的資格。現在中國邁著東方巨人的步伐大踏步地上場了，這對西方來說無論如何算不上是個吉兆。新來者或者融入或者挑戰原有的秩序，或者遵循或者無視既定的規則，他的加入即使不造成混亂，也很有可能帶來壓力和緊張狀態。這是否意味著西方從拿破侖時代就隱隱擔心的“中國威脅”噩夢就要成真？麵對中國這個崛起於東方的新力量，西方應如何應對新的挑戰、威脅和機會？如何處理由新的力量對比狀態決定的與中國的關係？這是西方世界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
2006年3月25日於枕浪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