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新疆動亂之源在胡耀邦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
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
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
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
、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
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
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
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
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
，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
....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 1980年時，搞防蘇備
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
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
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
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
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
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
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
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
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
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
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
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
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
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
，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
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
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
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
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
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
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
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
，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
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
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
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
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
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當然啦
，在文革期間，在內蒙地區搞內人黨確實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這類
左的危害，可能給他的印象太深。於是就要糾正，就要撥亂反正，而其他的問題就都
不放在腦子裏，結果就出了問題。後來在西藏問題的座談會上，他也多次強調反右。
說明接受了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