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誰傳語報春至 折取東風第一枝

77級高考30年回眸

作家柳青在他的《創業史》中寫道：“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長的，但要緊處常常隻有幾步。” 1977 年的高考，對於在那個風雲際會的時代躬逢其盛的數以千萬計的莘莘學子來說，無疑就是他們人生道路上至關緊要的一步。一代年輕人的命運由此分野，有的從此踏上柳暗花明的坦途，有的前程就變得晦暗莫測。

77 年的高考， 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高考競爭最為激烈的一年，也是參加考試人數史無前例的一年。在同一時刻， 全國 570 萬考生一起站在了爭取命運轉機的起跑線上，經過空前激烈的競爭，他們之中有 27.3 萬人脫穎而出，成為文革後的首批大學生，錄取人數僅占考生總人數不到百分之五。那是名副其實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啊！二十多萬抵達理想彼岸的同時代人中的幸運兒，從此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77 級。

77 級的人說到當年親身經曆的高考，誰沒有滿肚子的故事啊！我的故事很普通，但一滴水可以見太陽，大時代裏小人物的經曆也能從一個側麵反映大時代的風貌。作為集體記憶的曆史難道不正是通過個體化的敘事而存在，而具有意義嗎？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是 1976 年“三 . 八婦女節”那天下的鄉。比起那些已經在農村修了十年八年地球的老知青，我是個資曆很淺的新兵。對於老知青，插隊生活似乎沒有盡頭，個人的前途看不到什麽希望。說到將來，一派“ 雨雪霏霏看楊柳， 望斷天涯路”的惆悵。 而我因為下鄉時間不長，剛開始獨立生活的新鮮感還沒過去，雖然生活苦，農活累，心裏並沒有太多悲涼愁苦的感覺。知道招工、招兵、推薦上大學的好事兒我還不夠資格去夢想，就老老實實地和當地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吧。然而無論如何做不到“ 逍遙於天下之間，而心意自得。” 我插隊的 村子小而僻，不通電，家家點的是煤油燈，吃的是雜糧紅芋幹。村裏沒有報紙、沒有廣播、也沒有什麽文化生活。幾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姊妹都沒上過學，談天的內容超不過家長裏短、針頭線腦。閉塞和乏味的生活環境常常讓我感到憋悶。我渴望呼吸一點外麵的新鮮空氣，盼望生活中出現某種轉機。翻翻那時的舊日記， 1977 年 8 月 25 日寫下的一段話可說如實記錄了自己當時的心情：

看到公路上飛馳而過的汽車，我的思想便隨著奔往遼闊的遠方；看到天空中淩空翱翔的飛機，又會引起我無窮的遐想；看到那展翅高飛的鳥兒，我也羨慕地想到：它們多麽自由自在。可是當眼光收回到這散漫的野地，這七零八落的莊稼院子，我的心便從千度降到零下。於是我便不由自主地發出歎息：“唉！”

當我和成千上萬我的同時代人在天南地北的田野裏望天磋歎的時候，有誰能夠想到，在北京的中央高層，一個關乎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重大決策正在醞釀，一場路標轉換式的變革正在迫近。

1977 年 6 月 29 日到 7 月 15 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 高等學校招生座談會 ，主要議題是關於恢複高考和參加高考的學生資格問題。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從 1966 年文革開始後就停止了。 1968 年 7 月 21 日，毛澤東在一個調查報告上作批示曰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就是所謂的“ 7 · 21 指示”。根據這個指示精神， 1970 年 6 月，部分高等院校開始試行招生。但規定廢除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這個招生辦法一直實行到 1976 年。文革結束後的 1977 年，恢複通過考試招收大學生成了上下一致的願望。但若要恢複高考的話，能否允許應屆高中畢業生參加考試呢？這成了高校招生座談會上無法回避的問題。當時文革影響猶在，人們的思想還未從噤若寒蟬的狀態完全解放出來。會後教育部上報國務院的報告中試探性地提出：招收占招生總數 1 ％的應屆高中畢業生。
就在這次招生會議結束之際， 1977 年 7 月鄧小平第三次複出了。他複出伊始，即著手抓教育。在 8 月 8 日對當時的教育製度和教育質量發表講話時，他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鄧大人發了話，教育部旋於同年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高校招生會。這次招生會是建國以來為期最長的一次，從盛夏的 8 月 13 日一直開到金秋的 9 月 25 日。會議久拖不決的原因仍是在應屆畢業生能不能參加高考的問題上委決不下。最後鄧小平發了脾氣，明確表態說：“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鄧小平的講話一錘定音，會議終於確定了當年的招生政策。

10 月 12 日，國務院向全國批轉了教育部《關於 1977 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正式決定於 1977 年恢複高考。關於考生資格，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考生要具備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 也就是說，自 1966 年文革開始，廢除高考以來積聚的十幾屆初、高中畢業生，機會均等，人人都有資格通過考試這一公平競爭的方式，爭取上大學的機會。政策甫出， 消息不脛而走，神州大地頓時像開了鍋的熱水一般沸騰起來。人們奔走相告，激動難抑。成千上萬對前途感到心灰意懶的年輕人一下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們就像聽到了衝鋒號的戰士，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全力以赴參加這場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競爭。

我所在的窮鄉僻壤凡事總比外麵的世界晚著半拍。那時正值“三秋”大忙，遍地是等著收獲的秋莊稼，社員們整天在地裏忙秋收，割罷豆子摘棉花，掰完玉米起紅芋，常常飯都不能按頓吃。我有很長時間沒回家了，對外邊已經傳得沸沸揚揚的恢複高考的消息毫不知情。當消息終於傳到我們這個角落時，已是十月底了。乍一聽說，如聞激雷，先是震撼、繼而興奮，震撼和興奮之後又感到萬分的焦急和慌亂。直覺告訴我，一個命運攸關的機會突然降臨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機會，也是我的機會。趕緊呀，趕緊！能不能展翅高飛，就看你的能耐了！

可是眼下怎麽辦？我不能丟下這裏的一切，立馬回城去複習呀。生產隊裏每天都在收獲糧食，不論是掰玉米還是起紅芋，一塊地收獲完畢總是就地進行分配，除了留夠一定數量的公糧，剩下的就根據每家人口和掙的工分核算出各家應得的份額，分給各家去收管。家家戶戶把分到手的各種秋糧運回家後，每天還得把它們搬出來晾曬，直到幹透才能儲藏。而紅芋通常是一分到手，村民們就用紅芋刀——嵌在一塊木板上的鋒利刀片——把紅芋就地推削成紅芋片，撒到田裏晾曬。天好時，兩天就能曬幹拾回家。但若是碰上下雨，哪怕是在半夜，有人一聲吆喝，全村不論男女老少，都會聞聲而起，摸黑奔向田野，借著紅芋幹泛出的點點白色把它們手忙腳亂地撿拾起來。往往忙乎到天亮，剛把紅芋幹收好，雨又停了，又得趕緊把它們再撒出去曬。著了雨的紅芋幹會生出點點黴斑，公家不收，集市上也賣不出價錢，隻能拿來喂豬。

我是村裏唯一的知青，單人獨戶，沒有幫手。收紅芋的時候，別的農戶往往派家中一人跟著隊長和會計參加分配，其餘人則忙著加工已分到手的紅芋。而我隻能在不同的地塊裏分給我的紅芋堆之間奔來跑去，忙得恨不能變成千手觀音。想著即將到來的、毫無準備的高考，眼看自己又被秋收拴在莊稼地裏無法脫身，我心裏急得火燒火燎。下鄉以來再苦再累都能處之泰然的我，此時為難得掉了眼淚。

這期間，按規定的高考報名時間去了一趟公社。在公社大院，知青辦熱鬧得像蜂房一樣。上百名知青如蜜蜂般進進出出，忙著領表、填表、谘詢、交換信息。知青辦主任老王，本是縣供電所的一名科員，城裏的一個普通幹部，因為毛主席有指示，在職幹部也要分批下放勞動，他就被下到了本公社當了知青辦主任。恢複高考的政策一傳達，老王就好比 老太太坐飛機——抖起來了 。因為知青辦算是知青們的娘家，老王自然就是知青們的當家人。高考廢了有十來年了，文革期間成長起來的這些年輕人對高考啦，大學啦基本上沒什麽概念，誰跟他們說這些呀？現在突然又要高考了，知青們帶著成堆大攤的問題來到公社，不問老王問誰去？其實，知青們的問題也不複雜，但都需要準確明了的答案。像我，填完了報名表上姓名、年齡、家庭出身、個人成份等項後，到報考誌願那一欄就撓起了頭皮。表上讓填三個大學和三個專業。我那時知道本省首屈一指的大學是安徽大學，就在第一欄裏填上了；我決定要考文科，所以在專業誌願上先填了個中文係，想了想，又填了個史地係。因為我們中學有史地課，高考的文科類也有一科是史地，所以填史地係總不會錯吧？我暗自揣想。可是表上還有兩個大學和一個誌願空著，該填什麽呢？

老王正被知青們包圍著，以一當十地招架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我擠到跟前，瞅個空兒，趕緊把自己的報名表遞到老王麵前，恭恭敬敬地問：“王主任，你看我這表上還得再填兩個大學和一個專業，你說該填什麽？”

老王拿過我的表，瞄了一眼說：“唔，不是還有個安徽師範大學嗎？好像是在蕪湖還是馬鞍山……”

旁邊有知青接嘴說，“在蕪湖。”

“是的，在蕪湖，”老王點頭同意。又道“這個安師大還有個分校，就在咱們北邊的淮北市。這不就夠三個大學了嗎？”我聽了如獲至寶，趕緊把安師大和安師大的淮北分校填上。現在表上隻剩最後一項，也就是第三個專業誌願還沒填了。

我又問：“王主任，我要考的是文科，已經填上了中文係和史地係，不知道大學裏文科還有什麽專業可填的？”

老王也被這問題難住了，他張了張嘴，沒說出什麽來。兩眼望天琢磨了一會兒，然後胸有成竹地對我說：“就填個‘毛澤東思想係’！”

“毛澤東思想係？”我有點兒狐疑地問：“大學裏能有這個係嗎？”

“怎能沒有 ? ”老王舉出了充分的根據：“就說咱們這兒吧，哪個大隊都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每個公社也都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再往上說，縣、地區也都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你說，大學裏還能沒有毛澤東思想係？”

老王說的在理，我心服口服地在專業誌願的第三欄，工工整整地填上了“毛澤東思想係。”就把表交給了老王。

秋收一完，我片刻不敢耽擱，立馬收拾東西回了城。回城以後才發現，我比別人又晚了半拍。我高中的大多數同學早都聞風而動，義無反顧地丟下鄉下的一切回城複習了。舍不得孩子打不著狼嘛。數數離考試的日子滿打滿算還有一個月，好鋼得用在刀刃上，有限的時間得用在關鍵的地方。那時可不比現如今，高考複習和輔導材料多得滿坑滿穀。我們複習迎考時，除了高中上過的教科書以外，什麽現成的輔助材料也沒有。而且文革前的初高中教科書和文革當中的也滿不是一回事兒，即使依據教科書去複習，也不知道該以哪個時期的為準啊。對於高考要考什麽，誰也沒個譜。好像獅子吃天，無處下口。

77 年的高考，文科要考四門：數學、史地、政治、語文。我想，複習時間有限，語文就不花時間了，這門功課也不是靠短時間突擊能提高得了的。我對自己的語文和作文向來比較有信心，就憑老底子上吧。政治，能做的就是背背黨史和中國現代革命史，加上報紙上的時事新聞，考試時隨機應變吧。史地呢，就把中學曆史和地理教科書上的內容溫習一遍，記住要點。比如中國曆史上各次農民大起義的時間、原因、領袖、口號、推翻了什麽王朝，建立了什麽王朝；再比如中國有多少個省，每個省的省會是什麽、氣候如何、主要物產是什麽等等。最令人頭痛的還是數學，咱考的是文科，幹嘛非給戴上數學這個緊箍咒？數學好不好對學文科的來說，根本是 笨狗攆兔子——不沾邊嘛。我上 高中的最後一年，正趕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本來已經被二次複出的鄧小平抓得有了起色的教育嘩啦一下又亂了套。我們不再按部就班地上課，全年級學生分成農機、政文和紅醫三個班，分別到工廠、農村和醫院去進行“社會實踐”。結果到畢業時，高中的最後一冊數學書連碰都沒碰，裏麵的內容是排列組合、二元一次方程和微積分，這也正是高考中最令我擔心的。曾在教育部門工作過多年的父親告誡我說，四門功課起碼門門都得及格才有希望被取，有一門不及格，其他幾門考得再好也沒用。我覺得數學是我的弱項，不能讓它攪了我上大學的美夢。複習的重點就放在數學上了，首先得把該學而沒學的內容補起來。於是，我和兩個高中好友天天趕到母校去找數學老師補課。等把那本數學書學完了，考試的日子也差不多到了。

77 年的高考，是一個受到全民關注、波及整個社會的大事件。其中很多戲劇性場景， 30 年後回想起來，簡直令人不敢相信當時確實發生過。那年高考的熱烈氣氛是前所未有的，有人形容那陣勢就像是電影《列寧在 1918 》攻克冬宮的前夜似的。高考前的一兩天，各公社的考生就紛紛搭長途汽車、坐手扶拖拉機、騎自行車或步行趕到縣城裏來。地區、縣的招待所和一些指定的中小學校舍都成了臨時考生宿舍。知青考生們分別由各公社知青辦主任帶隊，以公社為單位集中住宿。招待所的所有房間都住滿了考生，房間地上鋪著稻草，考生們或坐或臥在稻草鋪上，抓緊最後的時間複習。各公社的帶隊幹部們則各顯神通，爭相請來本地幾所高中的數理化老師，給本公社的考生們惡補，說是臨陣磨槍，不快也光。考試前的那個晚上不巧還停了幾小時的電，考生們用馬燈、汽燈、蠟燭、手電照著亮，圍著老師如饑似渴地討教，恨不能把老師肚裏的知識一把抓過來。居然沒有發生火災。

考試那天，整個縣城都在興奮不安中。一大早，街上就紅旗招展，人群鼎沸，隻差沒有敲鑼打鼓了。各公社都打出本公社的旗子，引領著本公社的考生朝指定考場進發。我跟著“三鋪公社革委會”的大旗往前走，覺得像是參加一場盛大的遊行。街道兩旁站著很多看熱鬧的市民，都帶著鼓勵和讚許的神情目送著逶迤行進的趕考隊伍，不時有人充滿熱情地為考生們鼓勁，“好好考啊！”

77 年的高考，不是全國統考，而是因省製宜。各省的考試時間和考試內容都不一樣。有的省還有初試和複試；有的省，比如安徽，則是畢全功於一役，不用複試。

考試一共進行了兩天。頭天上午考數學，下午考史地（理科考理化）；次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語文。都是上午 8:30 考到 10:30 ；下午 1:30 考到 3:30 。考完上午的試大家便各自回家或回臨時住處吃飯歇息，下午再回考場接著考。

說到考試內容，隻記得我最為擔心的數學感覺並不難，我每題都作了，出了考場跟別人對答案，基本上還都做對了。政治考題裏有一道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是一邊默唱一邊寫下來的。語文考試包括語文基礎知識和作文兩部分。各省的作文題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北京的是“ 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 上海的是 “‘知識越多越反動’嗎 ? ” 浙江的最短也最能發揮文學想象力：“路。”安徽的作文題有兩個： (1) “從“‘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談起；” (2) “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 我選的是第一個。這個題目源自 葉劍英元帥的《攻關》詩：“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 。” 至於 自己在作文裏都寫了些什麽，現在已經全無印象，但想必頗入閱卷老師的法眼，不然也不會得高分。雖然 77 年的高考不公布分數，考生們還是能從自己是否被錄取，被什麽學校錄取來大致推斷自己的考試成績。

四門全考完後，我感覺良好。回家把尚能記得的史地、政治、語文考試題和怎麽答的跟父母細細說了一遍，並且說各門考試都比自己原來想象的容易。父親聽完，眉飛色舞地一拍大腿說：“我看你安徽大學應該考得上了，頂不濟也能進那個淮北分校，反正錄取是沒問題的。”

接下來的日子在滿懷希望的等待中度過。 1978 年是馬年，似乎預示著中國將如駿馬一樣，擺脫羈絆，揚蹄疾奔。那年的元旦社論是《光明的中國》，很能代表當時全國上下的精氣神。亂糟糟的十年過去了，“四人幫”打倒了，高考恢複了，一切都開始好起來。無論國家還是個人，全都感到有了希望，有了光明的前景。

就在元旦的前一天，有確切消息傳來，我們三鋪公社的上百名考生中，有五人考上了大學，四理一文，我就是那唯一考上文科的。錄取我的學校不是安徽大學也不是淮北分校，而是北京大學！錄取我的專業不是中文係更不是什麽“毛澤東思想係，”而是曆史係。又過了幾天，正式的《入學通知書》才從公社轉送到家：

《北京大學學生入學通知書》

×縣三鋪公社革委會轉×××同誌：經學校錄取，安徽省高校招生委員會批準你入我校曆史係世界史專業普通班學習。請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憑本通知到校報到。

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

1978 年 1 月 28 日

捧著那個印有“北京大學”紅字的牛皮紙大信封，內心的驚喜和激動真是難以形容！猛然覺得，天空是那麽晴朗，道路是那麽寬廣，身體是那麽輕盈，精神是那麽歡暢。我終於可以像我一直向往的那樣展翅高飛了！

2007 年 2 月 23 日於枕浪齋

[ 後記 ]

1977 年的高考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留 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 是自恢複高考以來，唯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考試。 文革造成的十一年廢學，將 3000 多萬知識青年擋在了大學校門外。 1977 年閘門一開，有 570 萬考生走進考場， 為重新安排自己的命運，進行了一場破釜沉舟般的背水之戰。他們之中有 27.3 萬從激烈的競爭中勝出，成為有名的“ 77 級”大學生。半年後的 1978 年夏天，又有 590 萬人參加了高考，從中錄取了 40.1 萬名大學生。 77 、 78 兩季考生總數為 1160 萬人，這是迄今為止，世界考試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次。兩季共招生 67.4 萬人， 入學率僅為 5.8 ％，即每百人中，隻有 5.8 人有幸成為大學生。這樣的錄取比例無論是與文革前 17 年百分之二十幾的 高考 入學率或是 與今日中國大學 百分之五十 的高考錄取率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