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內戰與分裂（二十一）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富田事變”領導人最失敗的恐怕就是給朱彭黃那封彷毛筆跡的偽信了。該信全文如下：
“古柏同誌：
據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來信，我們的計劃要趕快些，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並行，並於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擊，僅限三日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彭係紅軍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陳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毛澤東 1/12”
（信中曾為曾山、李為李韶九、陳為陳正人。陳、曾二人是毛派到贛西南“摻沙子”的，均為配合李抓人骨幹。）
與這封偽信，同時送到彭處的還有一封以“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真信，道出了叛軍的真實目的：信在一開頭“同誌們！黨的大難已經在麵前！黨內永遠就這樣暗無天日嗎？我們隻有痛苦，隻有為黨流血，我們分數起送信給你們，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我們隻有流血。為黨我們死不足惜，黨內的陰謀是永遠無法揭破。” “我們費了一夜推敲”，“我們可以頭顱來保證這個文件的真實，不是捏造。”最後提出：“：你們得此信後，須火速有一個整個的布置把毛、周（以栗）及其走狗一起扣留。”（可以看出，叛軍隻叛毛而不叛共。但為什麽不列舉事實來說服，非要用此低級招術而授人以柄呢！）
信中所謂“證據”是毛給古柏的密函。
此時，彭德懷奉命率三軍團進至東山壩，與紅20軍對峙。並於12月17日與朱德、黃公略發表了支持毛的宣言。20日子夜，也就是彭部大兵壓境3天後，這封寫給彭、朱、黃3人信到了彭的手裏。彭德懷當時在蘇區被譽為“紅軍之獅”，可見其在軍中地位。後來，一些人又據其脾氣，稱他為“張飛”，主要指他作戰凶猛。但其實他心很細。如果不是造做者百密一疏，忽略了毛從不用阿拉伯數字的習慣，我們很難想象這位擁兵兩萬的統帥會做出什麽選擇，不過可以肯定，隻有兩年黨齡，且對毛也不無看法的大將軍，恐怕未必有劉敵那樣“甘受處罰的”覺悟，不會任毛宰割。
但彭斷定“證據”是假的（已查明其乃事變領導人叢允中所為。可以說此實巧一大敗招，至少在彭看來這比兵變本身更嚴重。更嚴重地是，這還徹底得罪了毛澤東，本來毛主要想對付的是李文林，客觀地講，李韶九之所為，並非全是毛所指使，這從他從抓到放劉敵一事，就可以看出，若無兵變，事後毛也許會因李民憤太大而拋棄。但有了偽信一事，毛反而更需要李這樣的殺人狂了。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上世記80年代未，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中共在為參予富田事變人員甄別時，專案人員還因劉敵反對毛澤東能否平反，有過激烈爭論。可見此招有多笨了）。彭在次日三軍團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表明了態度： “富田事變領導人偽造信件，陷害同誌，企圖分裂一、三軍團，破壞總前委粉碎白軍進攻的計劃，公開宣傳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這不是黨內路線爭論，而是反革命的行為。”並通過了彭親自起草的宣言，提出“擁護總前委，擁護毛政委，一、三軍團團結一致粉碎國民黨進攻。”
彭的表態，無疑具有底定勝負之作用。2萬雄兵，第一戰將，況且還有黃公略呼應，對雙方都來講，他倒向誰，勝利的天秤就會向誰傾斜。
彭德懷的反應不僅出乎紅20軍領導人意料，使他們企圖以朱、彭、黃取毛而代之，以證明兵變沒錯的離間策略破滅。也使毛從事變之初驚慌失措中走了出來（之前盛傳，毛要調部隊鎮壓，朱德以“那有紅軍打紅軍”為由，拒不簽署命令。彭部被派去，也非鎮壓，更似監視防守。否則，為什麽事變半年多，雙方並無交火？若非命令如此，就隻能認為是彭也不肯“紅軍打紅軍”。怪就怪兵變頭頭兒，耍小聰明，若不偽造毛信，彭還把這當黨內路線鬥爭呢），他在前委的緊急會議上稱：“AB團取消派為什麽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後再打倒一個。蔣介石在外麵喊打倒毛澤東，AB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澤東，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開創了黨內反對某個領導，就是反黨反革命的先河。在此之前，中共無論路線如何，黨內鬥爭都是對事不對人。陳獨秀威信那麽高，脾氣上來，拍了幾下桌子，就被指責“家長作風”，老頭兒隻能認帳。陳以後，瞿秋白、李立三走馬燈似的上上下下，錯了就讓位，還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就是到了王明博古，打了敗仗，大家不舉他的手，遵義會議也是乖乖讓賢。可見那時黨內還是很民主的，至少反對個人，不會打你個反黨分子。）甚至在35年後，也就是廬山會議6年後，毛還意猶未盡地說：“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三人。彭德懷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
隻有幾千人的20軍，當然不是三軍團2萬大軍的對手。何況他們也根本不想與自己人打仗，從名方麵的調查資料看，這次 “叛亂”純屬被“逼上梁山”，“叛軍”在兵變後的半年多時間裏，未檀殺一個人，包括激反他們的李韶九，和古柏、曾山、陳正人等，跑了的沒有追，抓了的也放了。尤其是釋放易爾士，充分表明了他們隻反毛不反共的原則。此後，紅20軍雖然脫離了總前委，但沒有一人投敵，還開辟了新的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並積極準備攻打白軍占領下的吉安。後來，在項英調和下，他們也承認舉措失當，服從中央局的領導。
項英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澤東至死也不肯原諒的中共同僚之首。而對“富田事變”的認識與處理，則是項毛結怨的根本。項英是1931年初，根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中央局設在農村地區的決定，被派到達江西蘇區的。在周恩來未到之前，由項代理中央局書記。項上人頭一件事，就是富田事件。經了解情況後，項認為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過火了，他不相信那麽多紅軍和共產黨人是AB團。隨即做出決定：“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並通知紅20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回蘇區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回到蘇區，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隨即紅20軍也回到了贛江以東的蘇區。
但就在項英處理此事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通過，清算李立三的決議，把項英也列入了打擊對象。於1931年2月23日下發了《關於肅清蘇區內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否定了項英的意見：“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現在中央所得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收毛的報告後，又於3 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決議，稱其為“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鬥爭機關AB團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稱：“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
4 月中，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達蘇區，由他們定調的中央局擴大會議決議稱：“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原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的。”並強調：“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會後， 4月17日，經任弼時等報請中央，項英被解除職務，由毛澤東接任。毛隨即又命李韶九主持“肅反”工作。
4月18日，紅20軍兵變領導人在前來參加談判時被逮捕，不久即被處決。
7月，紅20軍被調至江西南部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在內的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全部處決，僅謝象晃和劉守英兩人逃脫。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殘部並入紅七軍。在富田事變之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 萬多人先後被殺。
隨後，中央把富田事變處理的精神傳達到了各個蘇區，引發了全黨的“肅反擴大化”。也就是我們在電影電視劇中看到的那令人窒息的“共產黨殺共產黨”的慘劇。
需特別注明地是，張國燾、夏曦、沈澤民、鄧發和任弼時、王稼祥一樣，也是在1931年從上海派到各蘇區的“欽差大臣”，他們“肅反”殘殺同誌的作法，是效法毛澤東中央蘇區之行徑，是奉中央之命，是舉著尚方寶劍殺人，較之毛之“肅反”，可謂有法可據，所以也更有持無恐。鄧發等在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時殺人無算，至使蘇區的30個區委，隻有一個還能勉強維持工作；張國燾、陳昌浩和沈澤民在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動轍便把一支部隊中連、排以上的幹部大部殺光（前車後轍，明顯效法江西）。夏曦在洪湖蘇區的肅反，更是內使紅二軍團的兵員從三萬銳減到三千，沒有人想提幹當班長，更不敢入黨。到最後，紅三軍（紅二軍團）黨組織解散，隻剩下賀龍、關向應、夏曦、盧冬生四個黨員。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許繼慎、周維炯、鄺繼勳、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等著名紅軍將領都慘死在“肅反擴大化”之中。
富田事變後，當地老百姓對此流傳著“李文林的江西籍幹部基本上被處決的差不多了”“湖南人殺江西佬了！”“紅軍殺紅軍了！”等俚語。更可怕的是，中共建國以後,江西省很多區、縣被作為 "老區",在政策、財政、物資等諸方麵給予特殊照顧。富田所屬的吉安縣和四鄰的縣、鄉都能享此榮光,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一片"紅區"包圍中的"白區"，原因當然就是因為這裏發生過反對毛澤東的反革命"富田事變"。
由此可見，“富田事變”在中共曆史上影響有多大，也就不難想見事過30多年後，毛澤東乍一聽見陳鋼的名字，為什麽會那麽失態了。
那麽，“富田事變”究竟屬何性質，應如何評價？肅反殺人潮又是誰製止的？70多年過去了，官方對此又持向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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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告白
承蒙博友厚愛，令吾自愧弗如，又深感學力不逮，生怕貽害青年。因時間、精力有限，不能一一回複博友所問，特將幾個問題，簡複如下。
1、 史料問題，本人非仕途春風者，無任何內部資料來源，全是30多年的點滴積累，所釆用史實乃博取眾家，其中不乏原文摘錄（研究者，取料精選、去偽存真，非創造也），為文章通暢，全不加注及出處。還望見諒。
2、 曆史人物評價問題，本博題為研究，乃一家之言，非曆史公論。某主張以史為主，以論為輔。以史帶論，以論取勝。擯奔“古為今用”之謬，堅持弘揚春秋大義。
3、 歡迎有識之士批評指正，為完善文革史研究係統，熱切地歡迎專業人士，持以史求實，隨時修正錯誤，光大春秋大義。能從法律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注，不是馬列主義）、軍事學、宗教學、美學、哲學，以及生物學、醫學和文化角度參予研究，以早日完成文革學基礎建設。
4、 有鑒於此，本博決定從開博一周月起（8月28日），每周僻一百家談專頁，用以回複博友意見。望諸位能鼎力相助。
5、 但本博有言在先，對那些謾罵、抵毀，以及光憑感情而無事實，毫無道理的發泄，老夫一概不予理采。
我在這裏先謝謝大家了，謝謝！
2008、8、28
內戰與分裂（二十二）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對“富田事變”的定論與評價，直到今天中共官方也沒個明確說法。非常搞笑地是，參予兵變、慘遭屠殺的人，包括劉敵在內，均已甄別本反，但對事件本身卻不予評價。關於對此案調查、甄別的過程，網上有更祥細資料，這裏就不再贅述。
我想說的是，從事件過程看，稱之為“兵變”並不過分（但暴亂與叛變卻談不上），對事變頭目進行必要處分是應該的，但當“反共反革命”處死，則純屬“排除異己”濫用刑法。問題還在於，劉敵等人如不“兵變”阻止李韶九、曾山、陳正人、古柏等已非“極左”可以形容的亂殺亂捕，豈不等於坐以待斃？
換個角度來分析，如果把毛澤東與李文林掉個個兒，換上是李文林派劉敵去毛處亂抓亂殺，毛又會如何動作？什麽事都怕換位思考，鬼才不相信毛會乖乖地任人宰割，其動作恐怕要十倍百倍地超過劉敵們。（實際上，從事發後，毛采取的手段，已證實他會怎麽做了。）
項英對此案的判斷與處理，應當說是符合實事求是的。其所謂“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定論，被曆史證明是客觀公正，經的起曆史考驗的。
但這也正是毛澤東記恨項英的關鍵，居然把他也貶斥為“派別”，而且還“無原則”，須知，毛早已自認是黨的化身，至少在江西蘇區，他絕對是中共的唯一代表。
項英與毛在此之前，並無個人恩怨，所以不存在針對毛的問題，可以認為是從中共利益出發，談不上什麽私心。他能這麽一針見血地點出毛的要害，足見其水平如何，卻也是毛從此之後，對其又恨又怕，生前處處為難，死後也不放過他的原因。
從項英的一生看，可以說是個比較冷靜的務實主義者。處理“富田事變”是一例，電至中央反對江青與毛結婚是一例。應當說都是為維護黨的利益，但卻被毛以為派別行為。項英不是完人，比如他在新四軍與葉挺關係不睦，但他死後，把這當成他一大罪狀，卻是有悖史實的。葉脫黨是事實，還未重新入黨，屬統戰對象也是事實。項英基於此，不讓他參如黨的會議，不讓他予聞黨的機密，均是黨紀規定，說不上錯誤。而葉挺雖有北伐鐵軍美譽，南昌起義失敗後，就脫離再未參予過中共工作。中共利用他非黨人士身分，提名他為新四軍軍長，主要是統戰需要，實際上他這個軍長主要任務也是利用他與國軍將領關係，向政府要槍要餉（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前一直是靠蔣政府養活著的），並沒委他什麽軍權（其任軍長任內未聞有過講得出口的戰役，似可印證），恐怕也是為此，他才鬧情緒要辭職，而中共挽留他，還是怕葉一走，蔣就不給新四軍發餉了。總之，延安整風後，官方一直把項“排擠”葉，作為導致“皖南事變”的原因之一。卻對葉挺檀殺新四軍高級將領高敬棠，輕描淡寫，其實那才是項葉不和的真正原因。至於把“皖南事變”歸罪於項“遲疑不決，貽誤戰機”以及他不聽中央命令，延誤時間等，本身就很牽強，是在項死後，毛定的。（項是被自已人殺死的，官方定的是“謀財害命”）而據現已披露的文件看，上述指控，均不能成立。我甚至懷欵這是又一起“西路軍案”，不過暫無確鑿材料，到此打住。
1931年的項英不是鬥不過毛澤東，而是輸在了六屆四中全會上台的王明博古手上。不過，王明博古開始也並沒把“富田事變”定為反革命，是接到毛以總前委名義與的事件報告後，才定的性，所以，把責任都算在王明頭上是不對的。
另外，延安整風後的黨史，總說中共“肅反擴大化”是受蘇共斯大林“肅反”的影響，我不喜歡斯大林，但此說實在是冤枉了他，毛之肅反始於1930年，中共各根據地的肅後始於1931年春，而斯大林的大清洗則始於1934年，這時中共大規模肅反早已結束了。
關於事件本身，還應簡單地講講，事件的男一號李文林。因為早被當AB團處決，不掀開“富田事變”這頁發黃的故紙，人們幾乎不知道早期中共武裝鬥爭中還有這麽一個與毛差不多可以齊名的人物。
李文林簡曆：
1900年生於吉水縣。早期參加過江西民權運動大同盟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初，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軍事教官。同年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起義部隊南下後，回贛西堅持武裝鬥爭。
1928年7月，任中共贛西特委秘書長，同年9月，對吉安東固農民武裝進行整編，成立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二團，任團長兼政治委員。
1929年6月，紅二、四團成立統一的行動委員會，任書記兼紅二、四團政委。
1930年2月，任紅四、五、六軍和贛西南閩西等地的前委委員。不久，任中共贛西南委特常委。10月，任江西省行委書記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
李文林領導紅二、四團和革命群眾以東固為根據地，遊擊於吉安、吉水、泰和、萬安、興國等近20個縣的廣大地區，有力地推動了贛西南的土地革命的開展，牽製敵人力量，配合了紅四軍、紅五軍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他領導紅二、四團創建了秘密割據的形式，采取飄忽不定的遊擊戰術，以東固、延福根據地為依托，用波浪式的推進策略，把軍事鬥爭和群眾工作結合起來，把遊擊戰爭和根據地結合起來，豐富了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為人民軍隊發展和根據地的鞏固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毛澤東稱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據地。
1932年5月，李文林在萬泰縣被錯殺。臨刑前高呼“共產黨萬歲！”口號，時年32歲。
這是從網上全文照錄的。
從中可以看出，李文林搞武裝割據的時間與毛秋收起義一樣，但其搞根據地比毛還早些。前麵所提到的“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的井岡山當時並非指毛，而是指王佐和袁文才，但東固山則是指李文林。
朱毛成軍後，轉戰到東固與李的江西紅軍獨立二、四團會師。李文林盡地主之誼，是又送錢又送棉衣，使毛朱很感動。毛對李的秘密割據評價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據地”。
李文林與毛的矛盾，前麵已講過一些，但更令毛不滿地是，李式割據與毛鑽山溝不同，他是在家鄉土地上搞的，對毛“誘敵深入”到他的地盤，擔心家鄉被敵人蹂躪，而堅決反對，迫使毛隻好另外選擇戰場。後來在土地問題上的分歧，可能更加深了毛對李不馴順的反感，為統一政令，毛向李把持的贛西南派人去“摻沙子”。李文林當然不高興，找了個理由罷免毛委任的贛西南主席劉士奇（毛的連襟，即賀怡丈夫）。但此時，毛並沒對李如何（可能因還沒足夠的理由罷），在李按毛“肅反”打“AB團”的指令下，用刑訊逼供，搞的人心惶惶之時，突然在敵人檔案裏發現了李文林是AB團的證據（我疑此乃偽證，不是敵方離間，就是毛係偽造。李文林固然左的可恨，但絕無AB團之可能，我想這一點，毛也會想到），於是毛終於下手了。
李文林不願屈身委毛，是毛消滅他的原因。但沒有證據表明，毛要消滅紅20軍。以後發生的事，完全是李韶九曾山等人在執行消滅李文林計劃的 “擴大化”所引發的。
作為“富田事變”男二號，李韶九如果不是“富田事變”，恐怕活到建國，也能弄個上將中將的風光風光。他生於1904 年。其父“是嘉禾城裏的流氓頭子”（肖克語）。1926年下廣東，。參加了北伐，為軍國民革命軍第6軍54團一個連的指導員。1927年7月底，54團被派往南昌加強守備，正好遇上了南昌起義。54團被起義部隊包圍殲滅，李被俘後隨起義部隊南下到了廣東。起義部隊潰散後，李被派往江西安源活動，並於 1928年成為中共黨員。他曾被派到李文林的江西紅軍獨立2團工作。據肖克回憶，李韶九與李文林等頗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初，紅四軍主力從福建打回贛南，毛開始統一領導閩贛兩省紅軍。李韶九時來運轉，被任命為紅6軍第1縱隊政委；6月，由紅4、6、12軍組成第1軍團，任軍團前委秘書長；8 月，紅1軍團和紅3軍團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他被任命為方麵軍總政治部政訓處長，又兼任了極為重要的方麵軍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不到一年時間內數次升遷，職位越來越重要，兼任肅反委員會主任不到一個月，就引發了富田事變。1932年6月被任命為紅軍總司令部秘書長，10月又被任命為福建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李被留在江西蘇區。
關於李韶九的結局，有兩種說法。一種說他1935年春在閩西“壯烈犧牲”。還有一種說他是被“處死”的。關於這後一種說法，有一個傳說：1944年春陳毅到延安，毛澤東偶然問起李韶九，陳毅說：被我斃了。毛問陳為什麽，陳答曰：他害死我老婆。
不管兩種說法，哪個真哪個假，但他死時才31歲卻沒爭議。
劉敵大概可以算男3號了。他死時還到不了30歲，而且還是被他抓住又放了的李韶九處死的，我不知道這位年輕紅軍團政委臨死前心裏都想了些什麽，但我敢肯定，隻要不割斷他的喉嚨，他肯定會高呼：“共產黨萬歲！”就和我們年輕時喊“毛主席萬歲”一樣。
從過程看，紅20軍將士被集體處決，是“富田事變”的結束，卻是中共全麵展開“肅反”的開始。顯而易見，毛澤東是中共“肅反”（後毛稱“肅反擴大化”）的“始作俑者”，那麽是誰撲滅了“肅反擴大化”之火呢？是周恩來！
誠如，前美國總統尼克鬆在訪華認識了毛澤東與周恩來以後，用政治家的思維概括的那樣：“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也許有人會認為是否過於迷信周恩來了。我知道近年網上有不少非議周的貼子，為此我反複研讀了各種觀點和各種來源的有關史料，發現由於網絡的特殊性，一些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信息，再經過一些情緒化的修飾，催生了一些可以假亂真的所謂史實。可以說現在網上關於周負麵的信息，多半都是以訛傳訛的東西。我的文革研究，何以離題如此之遠，都扯到文革發生前30多年了？因為這牽涉到了毛周關係，而且我以為隻有從根兒上弄清這兩人的關係，才能讀懂文革中的周恩來，否則還會迷茫在假象中。
那麽，周恩來是如何製止的這場黨內殘殺的呢？
他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閩西發現的問題，並當即通過中央，下令停止了這場血腥的殘殺。
閩西發生的事情更荒唐，而且也有過與“富田事變”一樣的兵變，甚至還逼反了一個在曆史上，很有些名氣的大將軍！
內戰與分裂（二十三）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從已披露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確認，“肅反擴大化”是周恩來製止的。但這並不是說他先知先覺，相反，對這場慘絕人寰的“黨禍”，他負有主要領導責任。
為什麽這樣說呢？
因為周是當時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930年10月3日，六屆三中全會後，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政治局三常委的中共領導核心，周為實際負責人。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周在改選了中央政治局中，與向忠發、張國燾仍為最高權力核心。雖然，陳紹禹（王明）博古（秦邦憲）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實際工作還是周恩來為主。（此即中共七大後，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
亦即說，接七大後，中共官方定義的“立三路線”“王明路線”到所謂“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遵義會議”期間，周均為中共核心決策者。因此，從組織原則上講，周對這一時期中共的所有成敗均難脫領導責任。
實際上，上海中央，或曰周恩來，在肅反問題上，與毛並無原則分歧，都肯定肅反的必要性。比如中央關於“富田事變”的兩次指示，據考證，均出自周之手。
周恩來的責任主要原因是脫離實際。在他到蘇區之前，決策完全靠聽取匯報（說到這裏那位消失了的段同誌，恐怕也該為紅 20軍將士的悲慘命運擔一些責任），而第一個最可能客觀反映事實真相的人，就是易爾士。但易並不清楚李韶九們亂抓亂殺的情節，隻知兵變是實，兵變者反毛也是實。所以周以中央名義下發的第一封信中，才說：“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並決定派任弼時等下去處理。但在總前委，也就是毛澤東的正式報告之後，周恩來才將事變定為“反革命行動”。但他在逐步了肅反的真相後，開始調整肅反政策。1931年8月30日，周聽取歐陽欽的匯報後，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指示信》，在肯定“反AB團鬥爭是絕對正確的而必要”的同時，批評了反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錯誤，強調：“不是每一個地主殘餘或富農分子便一定是AB團”“不是每一個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擁護者，每一個落後的農民，每一個犯有錯誤傾向或行動的黨員或群眾便一定是AB團。”
盡管，周恩來還並沒觸及到事情的根本，但已足以令毛澤東記他一輩子了。因為這封信對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即贛南會議影響很大，任弼時等依據這封指示信中有關批評“富農路線”的指示，開始了對毛的不點名批評，把毛扣在李文林頭上的這頂帽子，扣在了毛自己頭上。以至於導致毛徹底喪失了蘇區“列寧”的地位與權力。所以，毛在10年以後的延安整風期間，將這封信作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作受到嚴厲批判。有意思的是正像周當年始終沒公開點他的名一樣，毛批這封信的，也略去周的名字。但也正因沒點名，這封信到文革結束以後，還被官方媒體當王明路線批判。
周恩來決心撲滅“肅反”野火，是他在1931年12月中從閩西進入到贛南的途中，具體了解肅反慘禍之後作出的。也就是說這回他不是聽人匯報，而是身臨其境，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才有了比較接近事實根本的認識，而作出的相對正確的決策。
此時閩西在中央下派的鄧發領導下，正在轟轟烈烈的抓人、打人、殺人，名曰“肅社民黨”。
鄧發和項英都是在六屆三中全會為加強蘇區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蘇區的。鄧到閩西後，即和當地的鄧子恢、張鼎丞、林一株、羅壽春等組成了新的黨與蘇維埃領導機構；鄧任新成立的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軍事委員會主席。主持閩西蘇區工作。雖從隸屬關係上，鄧應直接受蘇區中央局領導，但由於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鄧發實際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權。項英未曾過問閩西工作。
鄧發與項英一樣，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工人的高級領導人（毛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曆史問題決議中，還把專門提升工人出身的幹部，做為王明路線的一條罪狀，對象.就是指項鄧）。鄧發當時才剛25歲，比文革時的剻大富、韓愛晶也大不了兩歲，自持無產階級出身，少年得誌，加上狂熱的革命理想主義氣質，使他對農村盛行的打情罵俏以為“流氓作風”很看不慣，一次他在蘇維埃文化部，看到有幹部抱著兩個女人睡覺，憑直覺認為，閩西黨政機關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
就在鄧發尋找新官上任“三把火”該燒向誰的當兒，不到整肅理由，閩西蘇維埃裁判部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向他報告，紅12軍有人公開喊“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的反動口號。於是鄧發便立刻開始了火燒“社民黨”。
所謂反動口號事件，說起來簡直就是個笑話。那是在12軍舉行的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群眾大會上，軍政部主任李任予操著廣東口音高聲講道：“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都是德國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他兩個人創建的。他們積極領導德國的革命運動，成為第二國際的左派領袖。後來，第二國際墮落為修正主義，他們與之作了堅決鬥爭，在柏林領導工人起義。起義遭到失敗，兩個人都被反動政府逮捕，遭到殺害，為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生命”。講完後，按慣例喊口號，100團青年幹事吳拙哉，按報告裏講的，領喊了那幾個口號。本來喊什麽口號，對這些不識字，沒讀過書，恐怕連自己名字全寫不全的，十七八、二十浪當歲的穿上軍裝的農民子弟來講，不過諧音而已，莫說那兩個“偉大”的外國人，連他們跟著喊萬歲的“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為何物都弄不懂。然而，這個傻子似的跟著哄，不僅招來了殺身之禍，還引發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戰士們啥都不懂，可100團的保衛幹事卻剛聽過關於“反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報告，要各級黨組織“加緊反對改組派以及社會民主黨的欺騙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發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說的更明白：“在譚平山的第三黨破產後，鄧演達的社會民主黨又開始出現了，社民黨所提出的綱領，就是將西歐一切改良主義的欺騙搬到中國來，反對領導中國革命的共產黨，反對中國的蘇維埃革命。”於是他找到團政委林梅汀，說吳拙哉喊的兩句是反動口號，一起喊的人是“社會民主黨分子”。林嚇了一跳，馬上要對方：“你不得亂來，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保衛幹事依舊堅持原則：“他們不是社民黨分子，為什麽呼喊社民黨萬歲？”林梅汀勸說道：“你亂說這些呼口號的人是‘社民黨’，那可不得了，要腦殼掉地的！”
政委不當回事，保衛幹事真接去找了閩西蘇維埃政府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師範學校畢業的林一株，剛上任不久，聽完匯報，立刻決斷地說：“這是嚴重的情況，馬上開會研究！你也參加肅委的會議。”
鄧發之冷血，至今還令閩西人為之悚然。其肅反方法與江西中央蘇區一樣，全憑肉刑和逼供，處理手段就是處決。1931年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17人開始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係統，結果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幹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50%，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岩、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消滅。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24歲。在被害者中最小的隻有十六歲。在公審處決大林梅汀等人的大會上，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反映了當年中共肅反運動的一個共性，即在所有清洗運動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首當其衝的整肅對象。
處決林梅汀等17人的當晚，林一株特行隊進行了兩次重大行動。首先在紅12軍的3個團當中，抓捕了40多個“社黨”成員，全是排以上連營幹部，職務最高者為102團政委盧肇西。接著，特行隊逮捕了永定縣委書記曾牧春、縣委組織部長謝憲球等15人。
鄧發林一株企圖迫使這些老閩西在酷刑下，招認傅柏翠是“社黨首領”，但盧肇西、曾牧春至死也沒屈服。但鄧林仍然在3月6日，發出了宣布傅柏翠是閩西“社黨”總首領，古蛟區是“社黨總部”，號召蘇區軍民與傅柏翠進行堅決的鬥爭的第23號通告，並於此為調集紅12軍101團及永定、上杭兩縣的赤衛大隊共2500餘人槍，由林一株指揮，討伐傅柏翠及北四區的“叛逆分子”。
但“閩西王”傅柏翠，卻不像紅20軍那麽“忠於信仰”，立刻針鋒相對地動員北四區的所有幹部群眾，組成3000多人槍，嚴陣以待，士氣高漲。林一株帶的部隊卻畏敵如虎，人心渙散，雙方對峙了10餘天，林一株隻好下令退兵。這一仗雖沒打起來，中共卻從此失去了一員文武雙全的大將。
傅柏翠卻從此“獨立”了18年，演義了中國現代史上真正的神話。1986年，90歲高齡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產黨。傅聲明：“我不但不是什麽‘社黨總首領’，而且這個組織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那麽，這個傅柏翠是何方神聖？他又演義什麽樣的神話呢？
百家言（1）
自序
今天是《百家言》第一期，我就拿博友王舒先生的問題：“很欣賞你寫的《文革研究》，不知道是一邊寫一邊貼出，還是已經全部成稿？關注~”來開始罷。
我開博寫文革，是我一個30年的夢。對那段曆史的刻骨銘心，使我決意用文字描繪出一幅那個年代的“清明上河圖”。那時，我還年輕，政治上很不成熟，不可能有從曆史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素質，但我欲罷不能，所以決定用文字形式來畫這段曆史。從1975年起，我以自己的身世、經曆為主線，從18歲初戀開始，到1976年“.四五運動”止，把我親身經曆與文革發生過的重大事件，用文學形式，揉和在一起，曆時11年，各階層人物200多個，寫成了一部從個人命運透視文革的小說。當時，“傷痕文學”已是明日黃花，我那時才30出頭，耐不住寂寞，急於出版。最初找到老鬼書的責編，但他已不在工人出版，複我一信，介紹我找了另一個編輯，我嫌他與我年齡、經曆、感知相距太大，沒有再談下去。其時，應景文學、俠怪作品已露峰芒，一個認識的出版人士，建議我往通俗故事上轉，我便放棄了。後來，河南一出版社曾準備出版，但那位熱心的責編建議我“少些政治，多些愛情”，因不同意他的修改意見而作罷。以後又聯係過幾家出版社和文學期刊，但都因種種原因而無果。其中記憶較深的是《十月》的回函，讓我知官方對以文革為素材的作品，有政治限製。另一個是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位年輕女編輯十分熱心，已將我的東西提交了編委會討論，但因篇幅太大，決定讓作者自費出版，被我拒絕。不過這位女編輯在對原稿提的諸多修改意見中，有一條卻被我完全接受，那就是變第二人稱為第一人稱，為敘事方便，我采用了男女主角各自成章的“我”的文體，通過兩個出身、經曆完全不同的兩個年輕人的心靈感受，道出了那場大革命在文化上對他們的毒化、扭曲與檀變的過程。這已是第九稿，不過我已不那麽浮躁，再沒與出版商聯係，因為時機不成熟，而且在一年出500部長篇小說的浮華年代，我不想讓我用青春與生命寫出的東西，被煙沒在文學垃圾之中，我絕不當文丐。
書名我改了多次，從《人啊，我愛你》、《社會人》、《黑白人生》到《迷惘》，最後定名為《太陽兒女》。
我所以從這兒講起，是因為我自文革後，就心遠離政治，隻做學問不做官。但7月中，一封意外的來信，改變了我。信是一位叫湯顏如的杭州人來的，他怕我忘了他，隨信附來一張當年的老相片（就是本博相冊裏那張六個年輕人的老照片）。42年了，從無任何音訊，但我很快想起了他，原來是我文革初，組建“洪流戰鬥隊”的老朋友！原來他找了我20多年了，老身份證查到了，但沒有聯係地址，這次他通過公安網找到了我，按地址給我發了封快遞。我真激動極了，立刻撥通電話，第三天，他就從上海到了北京。42年，42年啊！
當年才18歲，重逢時已年過花甲。哦，若不是我親身經曆，誰和我講這事，我都不會相信是真的。為了記下這夢般的故事，我給北京電視台打了個電話，用新聞形式記錄下了這次42年後的兄弟重唔。湯顏如的到來，使我又年輕了，又回到了血氣方剛的青春歲月。我們似乎又回到了一號勤務員二號勤務員（正司令、副司令）的浪漫中，特別令我“氣憤”地是，42年來一直比我小兩個月的他，在喊了半天我愛人“嫂子”之後，借著酒勁兒，突然用身分證證實，原來我比他小兩個月，於是“嫂子”馬上變成了“弟妹”，弄得我半天沒緩過神兒來。我們的話題當然都是18歲，18歲，那是多美好的年齡呀。談起往事，他終於問起1967 年，我為什麽和他長談一夜，讓他認識了我以後，卻突然不辭而別的在他生活中永遠地消失了？我回想起那個敞開心扉的不眠之夜，我能回答的隻有：“我不想連累你們”。我沒有告訴他為什麽，隻能用“兩派都在抓我”來說詞。其實，我真正不辭而別的原因是，我對這場大革命失去了信念，而這在當時，莫說讓別人知道了，就是我自己也有種犯罪的恐懼。我是想逃避，那怕去做強盜、浪跡天漄，也不願在自己驕傲過的地方和人麵前丟人現眼。奇怪嗎？我們那代人心的曆程，是別人很難理解的，但我們又都是在那個年代長大的。“理不斷，剪還亂”思緒萬千，難道我們當年的付出和犧牲，就這麽隨歲月白白流逝了嗎？不，我還不老，血還是熱的，於是送走了老友後，便萌生了文革研究的念頭，並立刻付諸行動。
亦即說，在此之前我從沒寫過這類文章，確實是“一邊寫一邊貼出”，但材料都是現成的，不過是如何構思而已，否則每天幾千字，我身體也吃不消。
起初，我隻是想用事實，回擊網上為文革翻案的勢頭。沒想到一出手便受到眾多博友歡迎，我從博友留言中，看到人們對曆史真實的求知欲何等強烈，也從中悟到正是由於對曆史的無知，才有了對曆史的反叛，所以感到了一種無法推脫的曆史責任，一個退休之人，有生之年還能為青年人做點有益的事，同時還能圓我年輕時的夢，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乎。
開博以來，隻有一天空白。人嗎，不做則已，做就要做好。尤其是麵對那些熱心博友，我沒理由不用心去努力。
拉拉撒撒，權且算是序罷。
與博友切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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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網友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其實我們現在的政策其實就是中國解放之初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後製定的基本路線。隻是受到毛澤東的反對，以及他本人的統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了維護他本人的權利最高化，他錯誤的發動了中國曆史上最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絕對的個人崇拜，來強化他的至高無上，是十足的封建帝王翻版。我想經曆過那場浩劫的人們現在回想起來都感到毛骨悚然，那是沒有感情，沒有親情，沒有倫理，沒有真理的年代，是處處血淚，處處死亡，處處背叛，處處恐懼。。。。。鄧小平的勝利在本質上宣告了毛澤東及他的理論在中國的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失敗。人類曆史必須符合社會曆史的發展規律，資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人類曆史的必經之路，中國也不例外。
雖然，我們離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的距離還很遠很遠，但是民主的步伐已經向我們慢慢走來，一個民主的人民中國定會來到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
股海浪人：毛澤東在上世紀中葉發動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封建帝王黨爭的翻版，隻是披了一件所謂民主的狼皮而已。現在我們欣慰的是那個毛岸英早已不再人世啦，如果在的話，中國現在還不如北朝鮮，那樣的話，餓死的就不是幾千萬人的問題啦，太可怕啦，那個慘無人道的黑暗社會，有多少人被整死、被餓死。
今天我們有了相對富足的生活，但是社會的腐敗每天都在侵蝕著這個社會的財富，這是製度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政治不改革，沒有出路，社會的改良已經不能拯救腐敗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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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同意。關鍵詞是“封建帝王黨爭的翻版，隻是披了一件所謂民主的狼皮而已”（可謂一針見血）與“這是製度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政治不改革，沒有出路，社會的改良已經不能拯救腐敗的中國”。（定義不錯。問題在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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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海情懷：國之大事非我輩所能弄明白的，探討之費力費心。但是我知道，沒有文革我不會有今天。文革改變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人生。這倒是不爭的事實，而且畢竟被不斷證實了的曆史事件。有生之年做學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減少精神壓力，盡量輕鬆的生活，這就是我所需我所求。嗬嗬，胸懷壯誌早已不在我這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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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對。關鍵詞是“沒有文革我不會有今天”（人同此心，事實如此）“胸懷壯誌早已不在我這裏存在了”（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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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過寒潭： 文化革命,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文化,一條是革命,突出的特點是大,突出文化和革命兩條根子可能更好,比如水滸傳和文革就很值得研究
文革集古今權術鬥爭的大成,而權術鬥爭的起源應是哲學觀念的分歧,真的要研究,曆史是要重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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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研討方式，關鍵詞是“一條是文化,一條是革命”（精僻。不解開文化這個結子，便還原不了那個革命的本來麵目。毛談水滸是有感而發，他為什麽批江青的解讀“放屁，文不對題”？因為江青完全沒讀懂她老公。對此，本博將專文祥解），“曆史是要重寫的.”（會有這一天的。但不是重寫，而是去偽存真，還原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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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與太玄： 文革10年的這段曆史，我隻是見到了一個閉幕式，但也算見識過了。80年代初盛行的傷痕文學也充分的控訴了這個時代，但從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為至少要100年以後或許可以，50年太短了！
司馬遷之所以偉大，就在於能在遭受漢武帝宮刑之後，還能處於曆史公正的位置審視曆史，真正的曆史學家往往會忘記自身的身份和立場，惟有如此才能立於公正，終於事實。
文革這段曆史，對於中國當是一種宿命，之所以說是宿命就是說這個曆史的發生不是偶然於哪個時代發生了，而是說，早在這個新國家建立伊始，就決定了這個曆史的必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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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討。關鍵詞是：“從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為至少要100年以後或許可以，50年太短了！”（有一定道理，或許真理在你一邊。但我不盡讚成，這是儒生“明哲保身”自辯之說。當代人研史，可能史評受製現實，所以有誤，比如司馬遷的漢武帝評，未必準確。但其用李陵之類的史實，告訴了曆史真實，卻是後人寫不出來的。準確地講，史實當代人較接近事實，史論則未必，比如中國教材書裏的中國近現代史，很多論點是站不住腳的。）“文革這段曆史，對於中國當是一種宿命”（若具體為，是中共的宿命，則更接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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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中國： 能選擇這個題目，不僅僅需要膽量，當然現在的政治環境比文革好得多，不至於像張誌新。但也需要膽量。再就是學識，無知的人除了謾罵就是牢騷怨恨。看了你的一兩篇，總的來說，非常讚賞，欣賞你的態度。
不知博主中的一些秘聞出自何處，是否有一些個人感情因素，是否有一些人與人為私怨爭鬥的推理“定式”，毛與鄧的功過並非簡單的幾幾開的問題，有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有當時國內國際形勢的問題，有國家民族尊嚴的問題，有核心競爭實力的問題。毛鄧晚年都犯了都很大的錯誤，一個把中國引向極左的“天堂”（對一無所有的窮人而言），一個把中國引向極右的“地獄”（對國家環境及資源財富的嚴重破壞流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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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關鍵詞是：“一些秘聞出自何處”（實無秘聞。所用史實均為各種媒體已公開披露，即公共資源）“是否有一些個人感情因素”（寫文章不可能沒個人感情。人不是機器，沒感情也就不會寫文章。史實不可改變，史論則依個人情感，或曰立場而定。）“毛與鄧的功過”（論不能代史。隻是一家之言。但對您的左右論點，我以為思維方式不對。首先，據實不對，毛把窮人引向極左天堂，於史不符，不能成立。鄧把中國引向極右的地獄，亦無實可據。“環境及資源財富的嚴重破壞流失”是事實，但非自鄧小平始。一個簡單例子可說明問題：鄧改革之前，中國是以砍樹為主，之後則是以種樹為主。至於左右，其出處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以對立的兩派（雅各賓黨與吉倫特黨）在國會所坐的位置而定的，本無其它函義。後因吉政策保守，雅政策激進，後人才賦於它了政治傾向之義。但亦並非好壞標準，到蘇俄革命以後，列寧自稱左派，把反對他的多數派稱為右派，到中國便約定成俗的用於政治派別鬥爭。其實按中國文化看，穩健務實與激進浪漫，更能表達左右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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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中國人： 在描述史實時最好能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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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乃網絡日記，不需太拘文牘。加注會影響文章結抅。難道您沒這種感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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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過寒潭： 我到建議您這樣,不必太直接評論人,隻是就事論事的好,比如給毛主席五五開,這種觀點最好讓讀者從文章裏判斷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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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了。以後會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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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師： 老先生寫的好！我也讀過一點文革的曆史，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還有待研究吧。“毛時代毛拍板說了算，現在我拍板說了算”鄧的這句話其實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中國的政治體製至今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也看不出他會有很大的改變，任何一個獨裁政府，他都不會自己改變獨裁，這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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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到這一層，說明你比我和你這麽大時，聰明多了。關鍵詞是：“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問題是你理解的民主是什麽？民主不是我們漢語裏的“為民做主”或“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意思，而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創立的一種政治體製。它的對立麵是封建家族體製，它的基本原則是 “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換句話講，就是取消封建等級政治。但人類社會不能沒有權力，而權力永遠不能由大眾執掌，為了社會公平，取消貴族特權，使權力為大多數人服務，創造出了議會、選舉，社會契約等等，產生與製約權力者的一套辦法，用法權取,代了特權，這就是西語中民主的函義。與你所理解的文革式的大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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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兒VS諾兒： 老先生也是打五筆的吧？嗬嗬。有些字您可能不記得編碼了。貶mtp 甕wcg 飲鴆止渴qphi 賄mde 我很敬重先生的思想見地及文采，希望我的吹毛求疵能讓先生的文章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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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立即改正。關鍵詞是：“老先生也是打五筆的吧？”（漸愧。我連五筆也不會打，是用手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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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魚論史山房： 不過，我們也完全不必在乎任何“左”派，畢竟掌權的是鄧公一手提拔，胡公生前看重的接班人。未來的習、李更不待言。習的父親仲勳，黨內耿介之士，這些人掌權，文革翻案，等於癡人說夢！
還有，極左派99%地位低賤、水平低窪、脫離實際、目光淺薄，本質上，是一群很可憐的野狗。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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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學他們這麽粗俗呢。關鍵詞是：“這些人掌權，文革翻案，等於癡人說夢！”（是客觀事實。但胡習之後呢？還靠他們提拔的人？那與皇帝傳子又有多大區別？台灣蔣經國提撥了個他信的過的人，結果又怎麽樣？關鍵在體製。而民眾素質如何，又是體製完善之基礎。擯棄三千年“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的愚民政策，是中國現代化一項最重要任務，也是最基礎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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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金融應急控製體係： 文革既然能發生就說明有產生的社會基礎,對文革的評價由於利益關係或政治局限性,往往都帶有情緒化功利化的傾向,可能在幾十年以後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經得起曆史考驗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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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關鍵詞是：“文革既然能發生就說明有產生的社會基礎”（存在即合理，以前那種文革偶發論，掩蓋了十七年中錯誤造成的矛盾，解釋不了文革發生的原因。對此本博已用了大量史實予以澄清。問題是，實際上有兩個文革，一個是權力者抅造的所謂“路線鬥爭”。一個是廣大民眾對此前結下的恩怨的鬥爭。換句話講：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革，一個是混沌無序的民眾的文革。比如四川人打李井泉，泄得是李在大躍進暴政餓死了多少人之憤，並不知什麽路線不路線。很多具體單位的“革命”其實都是以往積下的怨，運動初，多以男女關係開路，很少有人關心中央有沒有“修正主義”。至於毛打劉少奇，別說當年，就是到了40年後的今天，又有幾個人真能明白？）
後記：眼睛有些酸，就到這裏吧。下周末，將出《百家言（2）》，博友如有想法，可參照上麵模式留言。問題，最好附有個人見解。不同觀點，不怕尖銳，但勿吐粗口。歡迎參予研討。
內戰與分裂（二十四）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傅伯翠被逼反後，在“肅社民黨”恐怖中，傅伯翠盤據的古蛟區成了紅軍將士和黨員幹部逃避“肅社民黨”造成“紅色恐怖”捕殺的避難所。
傅柏翠早年留學日本攻讀法律時，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回國後在上杭當律師，查出縣知事丘嘉謨侵吞公款 5萬餘元，領導民眾將其扳倒。1926年北伐軍打到閩西後，擔任國民黨上杭縣黨部委員，旗幟鮮明地支持閩西農民運動。“四一二政變”後，受到了國民黨通輯。經中共福建省委負責人羅明介紹，傅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蛟洋辦起千餘人槍的農民自衛軍，與軍閥郭鳳鳴公開對抗。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擊退。蛟洋成了“農民的世界，共產黨的天下”，傅被民眾譽為“閩西王”。
1929年3月，紅四軍主力轉戰到閩西，毛朱聯名寫信邀傅來“見麵一敘”。傅柏翠與朱毛一見如故。朱毛將傅部組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傅任司令員。6月19日，第四縱隊配合紅四軍，攻克龍岩。9月，傅部又打頭陣奪取了400年來無人破取的“鐵上杭”。12月，傅以紅四軍前委委員身分，在古田參加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
傅柏翠作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三大創始人之一（張鼎承、郭滴人），不僅有常人難比的雄厚革命資本，和深厚的群眾基，而且還深為朱毛青徠。從那方麵講都是中共的寶貝，既便從統戰角度講，也不應把他列人清除對象。鄧發未到閩西前，傳因在古蛟區實行“共家製度”受到以張鼎承為首的黨組織批評。後又因拒絕出席黨的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黨組織指批評為“第三黨觀點”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也就是說，傳確有錯誤，至少與當時中共的政策有相反做法。但張鼎承等考慮到傳的特殊身份與作用，批評處分的同時，把握了分寸，實際上把傳當做爭取團結的統戰對象，采取了姑息態度。
但鄧發卻不認為對傅的錯誤可以遷就，2月宣布開除傅的黨籍， 3月6日，宣布傅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並派兵圍剿，逼使傅不得不擁兵反抗。
鄧發出兵攻打傳柏翠，使我想起了蒯大富30多年後，圍剿分裂出去的“四、四派”的那場校園內戰，時年蒯“總司令”23歲，比鄧發當年隻小兩歲。所不同的是蒯的對手，與他一樣也是20來歲的毛頭小子，但鄧發麵對的傅柏翠已30多歲，而且其鬥爭經曆與群眾威望，都是他這個遠道而來的“欽差大臣”不可企及的。
這時，發生了一個很值得人們深思的奇怪現象，鄧發圍剿傅柏翠的軍事行動失敗後，傅柏翠的古蛟區成了蘇區幹部戰士，逃避鄧發“紅色恐怖”大屠殺的“避難所”，可見其政治上是如何失敗了。
在這種情況下，做為與閩西毫無淵源，所以也無恩怨的鄧發本當有所反思，但年輕氣盛，自以為多“無產階級”的鄧發，依然“原則”不變，對沒有“叛逃”投奔傅柏翠的忠於信仰的黨員幹部，依舊毫不手軟。逼得紅軍將士，憤而反抗。5月27日，爆發了除時間短、規模小一些外，過程與“富田事變”如出一轍的“坑口兵變”。
“坑口兵變”是閩西杭武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為救被抓捕的第三區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多被控“社黨分子”的戰友，5月27日，率眾扣押了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寫手令釋放被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帶回釋放。
鄧發得知消息，立即定為“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二軍鎮壓，5月29日，除少數人逃走，第三大隊的大部分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鄧發以閩粵贛省委名義作出決議：“對於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被捕幹部、戰士盡被殺害。
鄧發的鎮壓雖極為嚴厲，但反抗還時有發生。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幹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前後，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
據後來，官方披露，閩西“肅社民黨”一案，共殺害幹部戰士六千多人。黨員人數從8000減少為5000人。也就是說被殺害人中黨員占了將近一半。
周恩來是在從上海赴蘇區途中，目睹閩西肅反慘禍後，毅然改變了他之前對蘇區肅反“支持加糾偏”原則立場，1931年12月18日，致信中央，要求立即作一有力決議，製止閩西肅反。他在信中說，“我入蘇區雖隻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惡果非常嚴重”表示決心“與此嚴重問題鬥爭”。1932年1月 7日，周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主持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通過《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1月21日，上海中央在收到周恩來的信後，就肅反問題給閩粵贛省委發出一封指示信，責令鄧發深刻檢查“過去在肅反的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1月25日，周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出《關於處罰李韶九同誌過去錯誤的決議》，雖隻給李韶九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但卻是對毛澤東高調肅反的一記殺手鐧（不知為什麽，周始終對毛小心翼翼），但周主持的所有會議和文件，都未直接批評過毛，對曾山、陳正人等直接責任人也沒有觸及。對“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的周興，亦因他是毛的老部下，也隻給其“留黨察看”處分。但對閩西問題卻非常決斷，2月29日，再次致信批評閩粵贛省委“在肅反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派任弼時前往長汀指導在3月初召開的閩粵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又派李克農具體負責糾正贛西南、閩西及紅一方麵軍的肅反冤案。總之，由於周恩來少有的果斷，中央蘇區大規模肅反在1932年3月基本停止。
這裏的關鍵詞是：“中央蘇區大規模肅反”和“基本停止”。亦即說“中央蘇區”之外，不在此列。而且並非徹低，隻是 “基本”而已。所以如此，蓋源於當時國內外形勢所迫，周從大局考量，盡量不去觸及在蘇區功與過都十分突出的毛澤東，必須糾正時也是將蘇區中央局、閩西省委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放在一起進行批評。但為控製局麵，周調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派自己熟知信任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一氓充實到政治保衛局工作，李克農、李一氓先後都擔任過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從組織上結束了亂捕濫殺的發生。顯而易見，周恩來肅反決心不可謂不大，組織措施也不可謂不有力，但其要糾的是“擴大化”之偏，而非“肅反”本身。亦即說，仍認為“AB團”和“社民黨”存在是事實，隻是毛澤東、鄧發處理問題時，沒有把握分寸。所以，在周結束了混亂狀況後，改由國家政治保衛局“依法”承擔肅反事務，保衛局還是在1932年5月30日處決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一批“AB團首犯”，以後又殺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6月以後，受蘇聯“肅托”影響，還發生過“工農劇社”案件，負責處理此案的鄧穎超判定：工農劇社偷運托洛茨基的 “私貨”，還指控張愛萍與危拱之、王觀瀾接近是“對托洛斯基主義犯了自由主義錯誤的根源”。12月，蘇區中央局宣布開除危拱之等人黨籍，給左權、張愛萍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
由此可見，周恩來雖沒糾正彌漫在黨內的左傾，但成功的將抓、捕、審、判權收了上來，有了一定的司法程序。從“工農劇社案”可以看出，倘若張愛萍、王觀瀾、危拱之等人犯事在此之前，肯定必死無疑。所以說，在那種情況下，周能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雖不徹底，但已功德無量，否則，不知還有多少人會命喪黃泉。
然而，做為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第一責任人毛澤東，在延安時代，將黨內依然濃厚的對肅反不滿的情緒，引導到王明、博古、周恩來，以及鄧發、張國燾、夏曦的身上，而他則不但沒責任，還是受害者。並利用編撰“黨書”《六大以來》用兩條路線鬥爭的伎倆，把自己摘得幹幹淨淨，還成了糾偏的大善人。因為毛已掌握了黨和軍隊權力，知情人或三緘其口，或為虎作倀，最後“肅反擴大化”反而成了毛澤東打擊周恩來、王明、張聞天等的大棒。
現在還是再說說傅柏翠。反了以後，傳到了福州，與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蔡廷鍇牽上了線，在其後的“福建事變”中，傅曾幫助共產黨。1934年，紅軍長征之後，傅和張鼎丞、譚震林、鄧子恢等紅軍領導人達成了和平協議，紅軍遊擊隊不到古蛟活動，古蛟地區也不對紅軍禁運物資，國民黨進攻時，傅部參加時“槍口抬高”朝天放空槍。傳的地盤成了事實上的“國中之國”。這種狀態直至1949年5月，他率2400多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配合解放軍進占閩西時，才告結束。
傅柏翠所以能在國共雙方之間，太太平平搞了一個小“獨立王國”，固然原因很多，但民心還是第一位的。比如，傅柏翠是古蛟最大的地主，主動把自己的土地無償分給貧苦農民，和年近古稀的父親一起赤腳下田耕作。在他的帶動下，所有的地主都無償地把土地分給了貧苦農民，實現了 “耕者有其田”，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成立金融機構——“蛟洋農民銀行”，解除了農民的高利貸的盤剝之苦；發動群眾集資入股成立各種生產合作社，同時開通了蛟洋、郭車、西山下等5個墟場，活躍商品經濟，解決民生物資供應問題。農民負擔低，隻要交“田產的5％～8％作為公共費用，借以撥付自治、教育、自衛及其他建設之經費。傅柏翠和幹部沒有工資，躬耕自養。
這樣的獨立王國，不就是人們心中的天堂嗎？再加上，傅與國共兩黨的曆史淵源，也樂見他保境安民，守一方淨土。因此，才演義出了這個神奇。
鄧發年過不惑時，在延安說過：“今天來看，閩西蘇區根本沒有什麽‘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對傅柏翠和許多的同誌，是冤枉了他們。”
勿庸置疑，鄧發，也包括毛澤東在內，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與遠離蘇區的中共中央根據莫斯科指令有著相當關係，其中，分管蘇區和軍事的周恩來更是脫不幹係。但是，周與毛在對待錯誤的態度上，完全不同。周是“知錯就改”，全不顧個人麵子和威望（而也恰是因此，才成就了他中共第一完人的形象），毛則是明知錯了，為了麵子也要死撐到底（結果是越陷越深，一旦被人識破真相，反而顏麵全無）。所以如此不同，關鍵在他們的的動機不同。毛在“肅反擴大化”中，不是從全黨大局出發，而是他個人的“山頭”著眼，如果說不是全部，至少在對待李文林和“富田事變”上，有相當排除異己的成分。亦即項英所說的“無原則派別鬥爭”，所以他要改也難。而周之錯全無個人私心，主要是脫離實際，此外對共產國際的盲從也有相當關係。
毫無疑問，這可以說是周毛第一次政治較量，盡管周從蘇區的實際考慮，沒有對毛進行必要的鬥爭，但周的到來不僅剝奪了他蘇區一統天下，一言九鼎的威權，同時也失去了中央局核心層地位，在毛無疑是一次完敗。以毛強硬的性格能容忍嗎？
“富田事變”領導人最失敗的恐怕就是給朱彭黃那封彷毛筆跡的偽信了。該信全文如下：
“古柏同誌：
據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來信，我們的計劃要趕快些，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並行，並於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擊，僅限三日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彭係紅軍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陳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毛澤東 1/12”
（信中曾為曾山、李為李韶九、陳為陳正人。陳、曾二人是毛派到贛西南“摻沙子”的，均為配合李抓人骨幹。）
與這封偽信，同時送到彭處的還有一封以“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真信，道出了叛軍的真實目的：信在一開頭“同誌們！黨的大難已經在麵前！黨內永遠就這樣暗無天日嗎？我們隻有痛苦，隻有為黨流血，我們分數起送信給你們，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我們隻有流血。為黨我們死不足惜，黨內的陰謀是永遠無法揭破。” “我們費了一夜推敲”，“我們可以頭顱來保證這個文件的真實，不是捏造。”最後提出：“：你們得此信後，須火速有一個整個的布置把毛、周（以栗）及其走狗一起扣留。”（可以看出，叛軍隻叛毛而不叛共。但為什麽不列舉事實來說服，非要用此低級招術而授人以柄呢！）
信中所謂“證據”是毛給古柏的密函。
此時，彭德懷奉命率三軍團進至東山壩，與紅20軍對峙。並於12月17日與朱德、黃公略發表了支持毛的宣言。20日子夜，也就是彭部大兵壓境3天後，這封寫給彭、朱、黃3人信到了彭的手裏。彭德懷當時在蘇區被譽為“紅軍之獅”，可見其在軍中地位。後來，一些人又據其脾氣，稱他為“張飛”，主要指他作戰凶猛。但其實他心很細。如果不是造做者百密一疏，忽略了毛從不用阿拉伯數字的習慣，我們很難想象這位擁兵兩萬的統帥會做出什麽選擇，不過可以肯定，隻有兩年黨齡，且對毛也不無看法的大將軍，恐怕未必有劉敵那樣“甘受處罰的”覺悟，不會任毛宰割。
但彭斷定“證據”是假的（已查明其乃事變領導人叢允中所為。可以說此實巧一大敗招，至少在彭看來這比兵變本身更嚴重。更嚴重地是，這還徹底得罪了毛澤東，本來毛主要想對付的是李文林，客觀地講，李韶九之所為，並非全是毛所指使，這從他從抓到放劉敵一事，就可以看出，若無兵變，事後毛也許會因李民憤太大而拋棄。但有了偽信一事，毛反而更需要李這樣的殺人狂了。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上世記80年代未，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中共在為參予富田事變人員甄別時，專案人員還因劉敵反對毛澤東能否平反，有過激烈爭論。可見此招有多笨了）。彭在次日三軍團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表明了態度： “富田事變領導人偽造信件，陷害同誌，企圖分裂一、三軍團，破壞總前委粉碎白軍進攻的計劃，公開宣傳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這不是黨內路線爭論，而是反革命的行為。”並通過了彭親自起草的宣言，提出“擁護總前委，擁護毛政委，一、三軍團團結一致粉碎國民黨進攻。”
彭的表態，無疑具有底定勝負之作用。2萬雄兵，第一戰將，況且還有黃公略呼應，對雙方都來講，他倒向誰，勝利的天秤就會向誰傾斜。
彭德懷的反應不僅出乎紅20軍領導人意料，使他們企圖以朱、彭、黃取毛而代之，以證明兵變沒錯的離間策略破滅。也使毛從事變之初驚慌失措中走了出來（之前盛傳，毛要調部隊鎮壓，朱德以“那有紅軍打紅軍”為由，拒不簽署命令。彭部被派去，也非鎮壓，更似監視防守。否則，為什麽事變半年多，雙方並無交火？若非命令如此，就隻能認為是彭也不肯“紅軍打紅軍”。怪就怪兵變頭頭兒，耍小聰明，若不偽造毛信，彭還把這當黨內路線鬥爭呢），他在前委的緊急會議上稱：“AB團取消派為什麽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後再打倒一個。蔣介石在外麵喊打倒毛澤東，AB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澤東，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開創了黨內反對某個領導，就是反黨反革命的先河。在此之前，中共無論路線如何，黨內鬥爭都是對事不對人。陳獨秀威信那麽高，脾氣上來，拍了幾下桌子，就被指責“家長作風”，老頭兒隻能認帳。陳以後，瞿秋白、李立三走馬燈似的上上下下，錯了就讓位，還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就是到了王明博古，打了敗仗，大家不舉他的手，遵義會議也是乖乖讓賢。可見那時黨內還是很民主的，至少反對個人，不會打你個反黨分子。）甚至在35年後，也就是廬山會議6年後，毛還意猶未盡地說：“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出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朱德、彭德懷和黃公略三人。彭德懷立即派專人將此信送來，三軍團前委還開了會，發表了宣言，反對了富田事變，這件事處理得好。”
隻有幾千人的20軍，當然不是三軍團2萬大軍的對手。何況他們也根本不想與自己人打仗，從名方麵的調查資料看，這次 “叛亂”純屬被“逼上梁山”，“叛軍”在兵變後的半年多時間裏，未檀殺一個人，包括激反他們的李韶九，和古柏、曾山、陳正人等，跑了的沒有追，抓了的也放了。尤其是釋放易爾士，充分表明了他們隻反毛不反共的原則。此後，紅20軍雖然脫離了總前委，但沒有一人投敵，還開辟了新的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並積極準備攻打白軍占領下的吉安。後來，在項英調和下，他們也承認舉措失當，服從中央局的領導。
項英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澤東至死也不肯原諒的中共同僚之首。而對“富田事變”的認識與處理，則是項毛結怨的根本。項英是1931年初，根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中央局設在農村地區的決定，被派到達江西蘇區的。在周恩來未到之前，由項代理中央局書記。項上人頭一件事，就是富田事件。經了解情況後，項認為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過火了，他不相信那麽多紅軍和共產黨人是AB團。隨即做出決定：“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並通知紅20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回蘇區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回到蘇區，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隨即紅20軍也回到了贛江以東的蘇區。
但就在項英處理此事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通過，清算李立三的決議，把項英也列入了打擊對象。於1931年2月23日下發了《關於肅清蘇區內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否定了項英的意見：“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現在中央所得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收毛的報告後，又於3 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決議，稱其為“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鬥爭機關AB團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稱：“毛澤東同誌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
4 月中，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達蘇區，由他們定調的中央局擴大會議決議稱：“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原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的。”並強調：“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會後， 4月17日，經任弼時等報請中央，項英被解除職務，由毛澤東接任。毛隨即又命李韶九主持“肅反”工作。
4月18日，紅20軍兵變領導人在前來參加談判時被逮捕，不久即被處決。
7月，紅20軍被調至江西南部平頭寨，被彭德懷和林彪率部包圍繳械。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在內的700餘名副排長以上領導被全部處決，僅謝象晃和劉守英兩人逃脫。紅二十軍番號被取消，殘部並入紅七軍。在富田事變之後，各地的反AB團運動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共有7 萬多人先後被殺。
隨後，中央把富田事變處理的精神傳達到了各個蘇區，引發了全黨的“肅反擴大化”。也就是我們在電影電視劇中看到的那令人窒息的“共產黨殺共產黨”的慘劇。
需特別注明地是，張國燾、夏曦、沈澤民、鄧發和任弼時、王稼祥一樣，也是在1931年從上海派到各蘇區的“欽差大臣”，他們“肅反”殘殺同誌的作法，是效法毛澤東中央蘇區之行徑，是奉中央之命，是舉著尚方寶劍殺人，較之毛之“肅反”，可謂有法可據，所以也更有持無恐。鄧發等在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時殺人無算，至使蘇區的30個區委，隻有一個還能勉強維持工作；張國燾、陳昌浩和沈澤民在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動轍便把一支部隊中連、排以上的幹部大部殺光（前車後轍，明顯效法江西）。夏曦在洪湖蘇區的肅反，更是內使紅二軍團的兵員從三萬銳減到三千，沒有人想提幹當班長，更不敢入黨。到最後，紅三軍（紅二軍團）黨組織解散，隻剩下賀龍、關向應、夏曦、盧冬生四個黨員。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許繼慎、周維炯、鄺繼勳、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等著名紅軍將領都慘死在“肅反擴大化”之中。
富田事變後，當地老百姓對此流傳著“李文林的江西籍幹部基本上被處決的差不多了”“湖南人殺江西佬了！”“紅軍殺紅軍了！”等俚語。更可怕的是，中共建國以後,江西省很多區、縣被作為 "老區",在政策、財政、物資等諸方麵給予特殊照顧。富田所屬的吉安縣和四鄰的縣、鄉都能享此榮光,惟有它被排斥在外,成了一片"紅區"包圍中的"白區"，原因當然就是因為這裏發生過反對毛澤東的反革命"富田事變"。
由此可見，“富田事變”在中共曆史上影響有多大，也就不難想見事過30多年後，毛澤東乍一聽見陳鋼的名字，為什麽會那麽失態了。
那麽，“富田事變”究竟屬何性質，應如何評價？肅反殺人潮又是誰製止的？70多年過去了，官方對此又持向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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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告白
承蒙博友厚愛，令吾自愧弗如，又深感學力不逮，生怕貽害青年。因時間、精力有限，不能一一回複博友所問，特將幾個問題，簡複如下。
1、 史料問題，本人非仕途春風者，無任何內部資料來源，全是30多年的點滴積累，所釆用史實乃博取眾家，其中不乏原文摘錄（研究者，取料精選、去偽存真，非創造也），為文章通暢，全不加注及出處。還望見諒。
2、 曆史人物評價問題，本博題為研究，乃一家之言，非曆史公論。某主張以史為主，以論為輔。以史帶論，以論取勝。擯奔“古為今用”之謬，堅持弘揚春秋大義。
3、 歡迎有識之士批評指正，為完善文革史研究係統，熱切地歡迎專業人士，持以史求實，隨時修正錯誤，光大春秋大義。能從法律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注，不是馬列主義）、軍事學、宗教學、美學、哲學，以及生物學、醫學和文化角度參予研究，以早日完成文革學基礎建設。
4、 有鑒於此，本博決定從開博一周月起（8月28日），每周僻一百家談專頁，用以回複博友意見。望諸位能鼎力相助。
5、 但本博有言在先，對那些謾罵、抵毀，以及光憑感情而無事實，毫無道理的發泄，老夫一概不予理采。
我在這裏先謝謝大家了，謝謝！
2008、8、28
內戰與分裂（二十二）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對“富田事變”的定論與評價，直到今天中共官方也沒個明確說法。非常搞笑地是，參予兵變、慘遭屠殺的人，包括劉敵在內，均已甄別本反，但對事件本身卻不予評價。關於對此案調查、甄別的過程，網上有更祥細資料，這裏就不再贅述。
我想說的是，從事件過程看，稱之為“兵變”並不過分（但暴亂與叛變卻談不上），對事變頭目進行必要處分是應該的，但當“反共反革命”處死，則純屬“排除異己”濫用刑法。問題還在於，劉敵等人如不“兵變”阻止李韶九、曾山、陳正人、古柏等已非“極左”可以形容的亂殺亂捕，豈不等於坐以待斃？
換個角度來分析，如果把毛澤東與李文林掉個個兒，換上是李文林派劉敵去毛處亂抓亂殺，毛又會如何動作？什麽事都怕換位思考，鬼才不相信毛會乖乖地任人宰割，其動作恐怕要十倍百倍地超過劉敵們。（實際上，從事發後，毛采取的手段，已證實他會怎麽做了。）
項英對此案的判斷與處理，應當說是符合實事求是的。其所謂“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定論，被曆史證明是客觀公正，經的起曆史考驗的。
但這也正是毛澤東記恨項英的關鍵，居然把他也貶斥為“派別”，而且還“無原則”，須知，毛早已自認是黨的化身，至少在江西蘇區，他絕對是中共的唯一代表。
項英與毛在此之前，並無個人恩怨，所以不存在針對毛的問題，可以認為是從中共利益出發，談不上什麽私心。他能這麽一針見血地點出毛的要害，足見其水平如何，卻也是毛從此之後，對其又恨又怕，生前處處為難，死後也不放過他的原因。
從項英的一生看，可以說是個比較冷靜的務實主義者。處理“富田事變”是一例，電至中央反對江青與毛結婚是一例。應當說都是為維護黨的利益，但卻被毛以為派別行為。項英不是完人，比如他在新四軍與葉挺關係不睦，但他死後，把這當成他一大罪狀，卻是有悖史實的。葉脫黨是事實，還未重新入黨，屬統戰對象也是事實。項英基於此，不讓他參如黨的會議，不讓他予聞黨的機密，均是黨紀規定，說不上錯誤。而葉挺雖有北伐鐵軍美譽，南昌起義失敗後，就脫離再未參予過中共工作。中共利用他非黨人士身分，提名他為新四軍軍長，主要是統戰需要，實際上他這個軍長主要任務也是利用他與國軍將領關係，向政府要槍要餉（新四軍在“皖南事變”前一直是靠蔣政府養活著的），並沒委他什麽軍權（其任軍長任內未聞有過講得出口的戰役，似可印證），恐怕也是為此，他才鬧情緒要辭職，而中共挽留他，還是怕葉一走，蔣就不給新四軍發餉了。總之，延安整風後，官方一直把項“排擠”葉，作為導致“皖南事變”的原因之一。卻對葉挺檀殺新四軍高級將領高敬棠，輕描淡寫，其實那才是項葉不和的真正原因。至於把“皖南事變”歸罪於項“遲疑不決，貽誤戰機”以及他不聽中央命令，延誤時間等，本身就很牽強，是在項死後，毛定的。（項是被自已人殺死的，官方定的是“謀財害命”）而據現已披露的文件看，上述指控，均不能成立。我甚至懷欵這是又一起“西路軍案”，不過暫無確鑿材料，到此打住。
1931年的項英不是鬥不過毛澤東，而是輸在了六屆四中全會上台的王明博古手上。不過，王明博古開始也並沒把“富田事變”定為反革命，是接到毛以總前委名義與的事件報告後，才定的性，所以，把責任都算在王明頭上是不對的。
另外，延安整風後的黨史，總說中共“肅反擴大化”是受蘇共斯大林“肅反”的影響，我不喜歡斯大林，但此說實在是冤枉了他，毛之肅反始於1930年，中共各根據地的肅後始於1931年春，而斯大林的大清洗則始於1934年，這時中共大規模肅反早已結束了。
關於事件本身，還應簡單地講講，事件的男一號李文林。因為早被當AB團處決，不掀開“富田事變”這頁發黃的故紙，人們幾乎不知道早期中共武裝鬥爭中還有這麽一個與毛差不多可以齊名的人物。
李文林簡曆：
1900年生於吉水縣。早期參加過江西民權運動大同盟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初，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軍事教官。同年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起義部隊南下後，回贛西堅持武裝鬥爭。
1928年7月，任中共贛西特委秘書長，同年9月，對吉安東固農民武裝進行整編，成立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二團，任團長兼政治委員。
1929年6月，紅二、四團成立統一的行動委員會，任書記兼紅二、四團政委。
1930年2月，任紅四、五、六軍和贛西南閩西等地的前委委員。不久，任中共贛西南委特常委。10月，任江西省行委書記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
李文林領導紅二、四團和革命群眾以東固為根據地，遊擊於吉安、吉水、泰和、萬安、興國等近20個縣的廣大地區，有力地推動了贛西南的土地革命的開展，牽製敵人力量，配合了紅四軍、紅五軍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他領導紅二、四團創建了秘密割據的形式，采取飄忽不定的遊擊戰術，以東固、延福根據地為依托，用波浪式的推進策略，把軍事鬥爭和群眾工作結合起來，把遊擊戰爭和根據地結合起來，豐富了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為人民軍隊發展和根據地的鞏固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毛澤東稱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據地。
1932年5月，李文林在萬泰縣被錯殺。臨刑前高呼“共產黨萬歲！”口號，時年32歲。
這是從網上全文照錄的。
從中可以看出，李文林搞武裝割據的時間與毛秋收起義一樣，但其搞根據地比毛還早些。前麵所提到的“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的井岡山當時並非指毛，而是指王佐和袁文才，但東固山則是指李文林。
朱毛成軍後，轉戰到東固與李的江西紅軍獨立二、四團會師。李文林盡地主之誼，是又送錢又送棉衣，使毛朱很感動。毛對李的秘密割據評價為“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據地”。
李文林與毛的矛盾，前麵已講過一些，但更令毛不滿地是，李式割據與毛鑽山溝不同，他是在家鄉土地上搞的，對毛“誘敵深入”到他的地盤，擔心家鄉被敵人蹂躪，而堅決反對，迫使毛隻好另外選擇戰場。後來在土地問題上的分歧，可能更加深了毛對李不馴順的反感，為統一政令，毛向李把持的贛西南派人去“摻沙子”。李文林當然不高興，找了個理由罷免毛委任的贛西南主席劉士奇（毛的連襟，即賀怡丈夫）。但此時，毛並沒對李如何（可能因還沒足夠的理由罷），在李按毛“肅反”打“AB團”的指令下，用刑訊逼供，搞的人心惶惶之時，突然在敵人檔案裏發現了李文林是AB團的證據（我疑此乃偽證，不是敵方離間，就是毛係偽造。李文林固然左的可恨，但絕無AB團之可能，我想這一點，毛也會想到），於是毛終於下手了。
李文林不願屈身委毛，是毛消滅他的原因。但沒有證據表明，毛要消滅紅20軍。以後發生的事，完全是李韶九曾山等人在執行消滅李文林計劃的 “擴大化”所引發的。
作為“富田事變”男二號，李韶九如果不是“富田事變”，恐怕活到建國，也能弄個上將中將的風光風光。他生於1904 年。其父“是嘉禾城裏的流氓頭子”（肖克語）。1926年下廣東，。參加了北伐，為軍國民革命軍第6軍54團一個連的指導員。1927年7月底，54團被派往南昌加強守備，正好遇上了南昌起義。54團被起義部隊包圍殲滅，李被俘後隨起義部隊南下到了廣東。起義部隊潰散後，李被派往江西安源活動，並於 1928年成為中共黨員。他曾被派到李文林的江西紅軍獨立2團工作。據肖克回憶，李韶九與李文林等頗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初，紅四軍主力從福建打回贛南，毛開始統一領導閩贛兩省紅軍。李韶九時來運轉，被任命為紅6軍第1縱隊政委；6月，由紅4、6、12軍組成第1軍團，任軍團前委秘書長；8 月，紅1軍團和紅3軍團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他被任命為方麵軍總政治部政訓處長，又兼任了極為重要的方麵軍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不到一年時間內數次升遷，職位越來越重要，兼任肅反委員會主任不到一個月，就引發了富田事變。1932年6月被任命為紅軍總司令部秘書長，10月又被任命為福建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李被留在江西蘇區。
關於李韶九的結局，有兩種說法。一種說他1935年春在閩西“壯烈犧牲”。還有一種說他是被“處死”的。關於這後一種說法，有一個傳說：1944年春陳毅到延安，毛澤東偶然問起李韶九，陳毅說：被我斃了。毛問陳為什麽，陳答曰：他害死我老婆。
不管兩種說法，哪個真哪個假，但他死時才31歲卻沒爭議。
劉敵大概可以算男3號了。他死時還到不了30歲，而且還是被他抓住又放了的李韶九處死的，我不知道這位年輕紅軍團政委臨死前心裏都想了些什麽，但我敢肯定，隻要不割斷他的喉嚨，他肯定會高呼：“共產黨萬歲！”就和我們年輕時喊“毛主席萬歲”一樣。
從過程看，紅20軍將士被集體處決，是“富田事變”的結束，卻是中共全麵展開“肅反”的開始。顯而易見，毛澤東是中共“肅反”（後毛稱“肅反擴大化”）的“始作俑者”，那麽是誰撲滅了“肅反擴大化”之火呢？是周恩來！
誠如，前美國總統尼克鬆在訪華認識了毛澤東與周恩來以後，用政治家的思維概括的那樣：“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也許有人會認為是否過於迷信周恩來了。我知道近年網上有不少非議周的貼子，為此我反複研讀了各種觀點和各種來源的有關史料，發現由於網絡的特殊性，一些道聽途說，捕風捉影的信息，再經過一些情緒化的修飾，催生了一些可以假亂真的所謂史實。可以說現在網上關於周負麵的信息，多半都是以訛傳訛的東西。我的文革研究，何以離題如此之遠，都扯到文革發生前30多年了？因為這牽涉到了毛周關係，而且我以為隻有從根兒上弄清這兩人的關係，才能讀懂文革中的周恩來，否則還會迷茫在假象中。
那麽，周恩來是如何製止的這場黨內殘殺的呢？
他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閩西發現的問題，並當即通過中央，下令停止了這場血腥的殘殺。
閩西發生的事情更荒唐，而且也有過與“富田事變”一樣的兵變，甚至還逼反了一個在曆史上，很有些名氣的大將軍！
內戰與分裂（二十三）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從已披露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確認，“肅反擴大化”是周恩來製止的。但這並不是說他先知先覺，相反，對這場慘絕人寰的“黨禍”，他負有主要領導責任。
為什麽這樣說呢？
因為周是當時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930年10月3日，六屆三中全會後，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政治局三常委的中共領導核心，周為實際負責人。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周在改選了中央政治局中，與向忠發、張國燾仍為最高權力核心。雖然，陳紹禹（王明）博古（秦邦憲）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實際工作還是周恩來為主。（此即中共七大後，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
亦即說，接七大後，中共官方定義的“立三路線”“王明路線”到所謂“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遵義會議”期間，周均為中共核心決策者。因此，從組織原則上講，周對這一時期中共的所有成敗均難脫領導責任。
實際上，上海中央，或曰周恩來，在肅反問題上，與毛並無原則分歧，都肯定肅反的必要性。比如中央關於“富田事變”的兩次指示，據考證，均出自周之手。
周恩來的責任主要原因是脫離實際。在他到蘇區之前，決策完全靠聽取匯報（說到這裏那位消失了的段同誌，恐怕也該為紅 20軍將士的悲慘命運擔一些責任），而第一個最可能客觀反映事實真相的人，就是易爾士。但易並不清楚李韶九們亂抓亂殺的情節，隻知兵變是實，兵變者反毛也是實。所以周以中央名義下發的第一封信中，才說：“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並決定派任弼時等下去處理。但在總前委，也就是毛澤東的正式報告之後，周恩來才將事變定為“反革命行動”。但他在逐步了肅反的真相後，開始調整肅反政策。1931年8月30日，周聽取歐陽欽的匯報後，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指示信》，在肯定“反AB團鬥爭是絕對正確的而必要”的同時，批評了反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錯誤，強調：“不是每一個地主殘餘或富農分子便一定是AB團”“不是每一個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擁護者，每一個落後的農民，每一個犯有錯誤傾向或行動的黨員或群眾便一定是AB團。”
盡管，周恩來還並沒觸及到事情的根本，但已足以令毛澤東記他一輩子了。因為這封信對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即贛南會議影響很大，任弼時等依據這封指示信中有關批評“富農路線”的指示，開始了對毛的不點名批評，把毛扣在李文林頭上的這頂帽子，扣在了毛自己頭上。以至於導致毛徹底喪失了蘇區“列寧”的地位與權力。所以，毛在10年以後的延安整風期間，將這封信作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作受到嚴厲批判。有意思的是正像周當年始終沒公開點他的名一樣，毛批這封信的，也略去周的名字。但也正因沒點名，這封信到文革結束以後，還被官方媒體當王明路線批判。
周恩來決心撲滅“肅反”野火，是他在1931年12月中從閩西進入到贛南的途中，具體了解肅反慘禍之後作出的。也就是說這回他不是聽人匯報，而是身臨其境，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後，才有了比較接近事實根本的認識，而作出的相對正確的決策。
此時閩西在中央下派的鄧發領導下，正在轟轟烈烈的抓人、打人、殺人，名曰“肅社民黨”。
鄧發和項英都是在六屆三中全會為加強蘇區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蘇區的。鄧到閩西後，即和當地的鄧子恢、張鼎丞、林一株、羅壽春等組成了新的黨與蘇維埃領導機構；鄧任新成立的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軍事委員會主席。主持閩西蘇區工作。雖從隸屬關係上，鄧應直接受蘇區中央局領導，但由於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鄧發實際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權。項英未曾過問閩西工作。
鄧發與項英一樣，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工人的高級領導人（毛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曆史問題決議中，還把專門提升工人出身的幹部，做為王明路線的一條罪狀，對象.就是指項鄧）。鄧發當時才剛25歲，比文革時的剻大富、韓愛晶也大不了兩歲，自持無產階級出身，少年得誌，加上狂熱的革命理想主義氣質，使他對農村盛行的打情罵俏以為“流氓作風”很看不慣，一次他在蘇維埃文化部，看到有幹部抱著兩個女人睡覺，憑直覺認為，閩西黨政機關混入大量的反革命分子。
就在鄧發尋找新官上任“三把火”該燒向誰的當兒，不到整肅理由，閩西蘇維埃裁判部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向他報告，紅12軍有人公開喊“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的反動口號。於是鄧發便立刻開始了火燒“社民黨”。
所謂反動口號事件，說起來簡直就是個笑話。那是在12軍舉行的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群眾大會上，軍政部主任李任予操著廣東口音高聲講道：“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都是德國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他兩個人創建的。他們積極領導德國的革命運動，成為第二國際的左派領袖。後來，第二國際墮落為修正主義，他們與之作了堅決鬥爭，在柏林領導工人起義。起義遭到失敗，兩個人都被反動政府逮捕，遭到殺害，為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生命”。講完後，按慣例喊口號，100團青年幹事吳拙哉，按報告裏講的，領喊了那幾個口號。本來喊什麽口號，對這些不識字，沒讀過書，恐怕連自己名字全寫不全的，十七八、二十浪當歲的穿上軍裝的農民子弟來講，不過諧音而已，莫說那兩個“偉大”的外國人，連他們跟著喊萬歲的“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為何物都弄不懂。然而，這個傻子似的跟著哄，不僅招來了殺身之禍，還引發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戰士們啥都不懂，可100團的保衛幹事卻剛聽過關於“反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報告，要各級黨組織“加緊反對改組派以及社會民主黨的欺騙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發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說的更明白：“在譚平山的第三黨破產後，鄧演達的社會民主黨又開始出現了，社民黨所提出的綱領，就是將西歐一切改良主義的欺騙搬到中國來，反對領導中國革命的共產黨，反對中國的蘇維埃革命。”於是他找到團政委林梅汀，說吳拙哉喊的兩句是反動口號，一起喊的人是“社會民主黨分子”。林嚇了一跳，馬上要對方：“你不得亂來，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保衛幹事依舊堅持原則：“他們不是社民黨分子，為什麽呼喊社民黨萬歲？”林梅汀勸說道：“你亂說這些呼口號的人是‘社民黨’，那可不得了，要腦殼掉地的！”
政委不當回事，保衛幹事真接去找了閩西蘇維埃政府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師範學校畢業的林一株，剛上任不久，聽完匯報，立刻決斷地說：“這是嚴重的情況，馬上開會研究！你也參加肅委的會議。”
鄧發之冷血，至今還令閩西人為之悚然。其肅反方法與江西中央蘇區一樣，全憑肉刑和逼供，處理手段就是處決。1931年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17人開始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係統，結果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幹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50%，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岩、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消滅。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24歲。在被害者中最小的隻有十六歲。在公審處決大林梅汀等人的大會上，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反映了當年中共肅反運動的一個共性，即在所有清洗運動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幹部都是首當其衝的整肅對象。
處決林梅汀等17人的當晚，林一株特行隊進行了兩次重大行動。首先在紅12軍的3個團當中，抓捕了40多個“社黨”成員，全是排以上連營幹部，職務最高者為102團政委盧肇西。接著，特行隊逮捕了永定縣委書記曾牧春、縣委組織部長謝憲球等15人。
鄧發林一株企圖迫使這些老閩西在酷刑下，招認傅柏翠是“社黨首領”，但盧肇西、曾牧春至死也沒屈服。但鄧林仍然在3月6日，發出了宣布傅柏翠是閩西“社黨”總首領，古蛟區是“社黨總部”，號召蘇區軍民與傅柏翠進行堅決的鬥爭的第23號通告，並於此為調集紅12軍101團及永定、上杭兩縣的赤衛大隊共2500餘人槍，由林一株指揮，討伐傅柏翠及北四區的“叛逆分子”。
但“閩西王”傅柏翠，卻不像紅20軍那麽“忠於信仰”，立刻針鋒相對地動員北四區的所有幹部群眾，組成3000多人槍，嚴陣以待，士氣高漲。林一株帶的部隊卻畏敵如虎，人心渙散，雙方對峙了10餘天，林一株隻好下令退兵。這一仗雖沒打起來，中共卻從此失去了一員文武雙全的大將。
傅柏翠卻從此“獨立”了18年，演義了中國現代史上真正的神話。1986年，90歲高齡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產黨。傅聲明：“我不但不是什麽‘社黨總首領’，而且這個組織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那麽，這個傅柏翠是何方神聖？他又演義什麽樣的神話呢？
百家言（1）
自序
今天是《百家言》第一期，我就拿博友王舒先生的問題：“很欣賞你寫的《文革研究》，不知道是一邊寫一邊貼出，還是已經全部成稿？關注~”來開始罷。
我開博寫文革，是我一個30年的夢。對那段曆史的刻骨銘心，使我決意用文字描繪出一幅那個年代的“清明上河圖”。那時，我還年輕，政治上很不成熟，不可能有從曆史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素質，但我欲罷不能，所以決定用文字形式來畫這段曆史。從1975年起，我以自己的身世、經曆為主線，從18歲初戀開始，到1976年“.四五運動”止，把我親身經曆與文革發生過的重大事件，用文學形式，揉和在一起，曆時11年，各階層人物200多個，寫成了一部從個人命運透視文革的小說。當時，“傷痕文學”已是明日黃花，我那時才30出頭，耐不住寂寞，急於出版。最初找到老鬼書的責編，但他已不在工人出版，複我一信，介紹我找了另一個編輯，我嫌他與我年齡、經曆、感知相距太大，沒有再談下去。其時，應景文學、俠怪作品已露峰芒，一個認識的出版人士，建議我往通俗故事上轉，我便放棄了。後來，河南一出版社曾準備出版，但那位熱心的責編建議我“少些政治，多些愛情”，因不同意他的修改意見而作罷。以後又聯係過幾家出版社和文學期刊，但都因種種原因而無果。其中記憶較深的是《十月》的回函，讓我知官方對以文革為素材的作品，有政治限製。另一個是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位年輕女編輯十分熱心，已將我的東西提交了編委會討論，但因篇幅太大，決定讓作者自費出版，被我拒絕。不過這位女編輯在對原稿提的諸多修改意見中，有一條卻被我完全接受，那就是變第二人稱為第一人稱，為敘事方便，我采用了男女主角各自成章的“我”的文體，通過兩個出身、經曆完全不同的兩個年輕人的心靈感受，道出了那場大革命在文化上對他們的毒化、扭曲與檀變的過程。這已是第九稿，不過我已不那麽浮躁，再沒與出版商聯係，因為時機不成熟，而且在一年出500部長篇小說的浮華年代，我不想讓我用青春與生命寫出的東西，被煙沒在文學垃圾之中，我絕不當文丐。
書名我改了多次，從《人啊，我愛你》、《社會人》、《黑白人生》到《迷惘》，最後定名為《太陽兒女》。
我所以從這兒講起，是因為我自文革後，就心遠離政治，隻做學問不做官。但7月中，一封意外的來信，改變了我。信是一位叫湯顏如的杭州人來的，他怕我忘了他，隨信附來一張當年的老相片（就是本博相冊裏那張六個年輕人的老照片）。42年了，從無任何音訊，但我很快想起了他，原來是我文革初，組建“洪流戰鬥隊”的老朋友！原來他找了我20多年了，老身份證查到了，但沒有聯係地址，這次他通過公安網找到了我，按地址給我發了封快遞。我真激動極了，立刻撥通電話，第三天，他就從上海到了北京。42年，42年啊！
當年才18歲，重逢時已年過花甲。哦，若不是我親身經曆，誰和我講這事，我都不會相信是真的。為了記下這夢般的故事，我給北京電視台打了個電話，用新聞形式記錄下了這次42年後的兄弟重唔。湯顏如的到來，使我又年輕了，又回到了血氣方剛的青春歲月。我們似乎又回到了一號勤務員二號勤務員（正司令、副司令）的浪漫中，特別令我“氣憤”地是，42年來一直比我小兩個月的他，在喊了半天我愛人“嫂子”之後，借著酒勁兒，突然用身分證證實，原來我比他小兩個月，於是“嫂子”馬上變成了“弟妹”，弄得我半天沒緩過神兒來。我們的話題當然都是18歲，18歲，那是多美好的年齡呀。談起往事，他終於問起1967 年，我為什麽和他長談一夜，讓他認識了我以後，卻突然不辭而別的在他生活中永遠地消失了？我回想起那個敞開心扉的不眠之夜，我能回答的隻有：“我不想連累你們”。我沒有告訴他為什麽，隻能用“兩派都在抓我”來說詞。其實，我真正不辭而別的原因是，我對這場大革命失去了信念，而這在當時，莫說讓別人知道了，就是我自己也有種犯罪的恐懼。我是想逃避，那怕去做強盜、浪跡天漄，也不願在自己驕傲過的地方和人麵前丟人現眼。奇怪嗎？我們那代人心的曆程，是別人很難理解的，但我們又都是在那個年代長大的。“理不斷，剪還亂”思緒萬千，難道我們當年的付出和犧牲，就這麽隨歲月白白流逝了嗎？不，我還不老，血還是熱的，於是送走了老友後，便萌生了文革研究的念頭，並立刻付諸行動。
亦即說，在此之前我從沒寫過這類文章，確實是“一邊寫一邊貼出”，但材料都是現成的，不過是如何構思而已，否則每天幾千字，我身體也吃不消。
起初，我隻是想用事實，回擊網上為文革翻案的勢頭。沒想到一出手便受到眾多博友歡迎，我從博友留言中，看到人們對曆史真實的求知欲何等強烈，也從中悟到正是由於對曆史的無知，才有了對曆史的反叛，所以感到了一種無法推脫的曆史責任，一個退休之人，有生之年還能為青年人做點有益的事，同時還能圓我年輕時的夢，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乎。
開博以來，隻有一天空白。人嗎，不做則已，做就要做好。尤其是麵對那些熱心博友，我沒理由不用心去努力。
拉拉撒撒，權且算是序罷。
與博友切搓
原文照錄
搜狐網友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其實我們現在的政策其實就是中國解放之初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後製定的基本路線。隻是受到毛澤東的反對，以及他本人的統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為了維護他本人的權利最高化，他錯誤的發動了中國曆史上最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以絕對的個人崇拜，來強化他的至高無上，是十足的封建帝王翻版。我想經曆過那場浩劫的人們現在回想起來都感到毛骨悚然，那是沒有感情，沒有親情，沒有倫理，沒有真理的年代，是處處血淚，處處死亡，處處背叛，處處恐懼。。。。。鄧小平的勝利在本質上宣告了毛澤東及他的理論在中國的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失敗。人類曆史必須符合社會曆史的發展規律，資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人類曆史的必經之路，中國也不例外。
雖然，我們離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的距離還很遠很遠，但是民主的步伐已經向我們慢慢走來，一個民主的人民中國定會來到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
股海浪人：毛澤東在上世紀中葉發動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封建帝王黨爭的翻版，隻是披了一件所謂民主的狼皮而已。現在我們欣慰的是那個毛岸英早已不再人世啦，如果在的話，中國現在還不如北朝鮮，那樣的話，餓死的就不是幾千萬人的問題啦，太可怕啦，那個慘無人道的黑暗社會，有多少人被整死、被餓死。
今天我們有了相對富足的生活，但是社會的腐敗每天都在侵蝕著這個社會的財富，這是製度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政治不改革，沒有出路，社會的改良已經不能拯救腐敗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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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同意。關鍵詞是“封建帝王黨爭的翻版，隻是披了一件所謂民主的狼皮而已”（可謂一針見血）與“這是製度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政治不改革，沒有出路，社會的改良已經不能拯救腐敗的中國”。（定義不錯。問題在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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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海情懷：國之大事非我輩所能弄明白的，探討之費力費心。但是我知道，沒有文革我不會有今天。文革改變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人生。這倒是不爭的事實，而且畢竟被不斷證實了的曆史事件。有生之年做學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減少精神壓力，盡量輕鬆的生活，這就是我所需我所求。嗬嗬，胸懷壯誌早已不在我這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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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對。關鍵詞是“沒有文革我不會有今天”（人同此心，事實如此）“胸懷壯誌早已不在我這裏存在了”（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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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過寒潭： 文化革命,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文化,一條是革命,突出的特點是大,突出文化和革命兩條根子可能更好,比如水滸傳和文革就很值得研究
文革集古今權術鬥爭的大成,而權術鬥爭的起源應是哲學觀念的分歧,真的要研究,曆史是要重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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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研討方式，關鍵詞是“一條是文化,一條是革命”（精僻。不解開文化這個結子，便還原不了那個革命的本來麵目。毛談水滸是有感而發，他為什麽批江青的解讀“放屁，文不對題”？因為江青完全沒讀懂她老公。對此，本博將專文祥解），“曆史是要重寫的.”（會有這一天的。但不是重寫，而是去偽存真，還原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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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與太玄： 文革10年的這段曆史，我隻是見到了一個閉幕式，但也算見識過了。80年代初盛行的傷痕文學也充分的控訴了這個時代，但從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為至少要100年以後或許可以，50年太短了！
司馬遷之所以偉大，就在於能在遭受漢武帝宮刑之後，還能處於曆史公正的位置審視曆史，真正的曆史學家往往會忘記自身的身份和立場，惟有如此才能立於公正，終於事實。
文革這段曆史，對於中國當是一種宿命，之所以說是宿命就是說這個曆史的發生不是偶然於哪個時代發生了，而是說，早在這個新國家建立伊始，就決定了這個曆史的必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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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討。關鍵詞是：“從曆史的角度研究文革，本以為至少要100年以後或許可以，50年太短了！”（有一定道理，或許真理在你一邊。但我不盡讚成，這是儒生“明哲保身”自辯之說。當代人研史，可能史評受製現實，所以有誤，比如司馬遷的漢武帝評，未必準確。但其用李陵之類的史實，告訴了曆史真實，卻是後人寫不出來的。準確地講，史實當代人較接近事實，史論則未必，比如中國教材書裏的中國近現代史，很多論點是站不住腳的。）“文革這段曆史，對於中國當是一種宿命”（若具體為，是中共的宿命，則更接近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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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中國： 能選擇這個題目，不僅僅需要膽量，當然現在的政治環境比文革好得多，不至於像張誌新。但也需要膽量。再就是學識，無知的人除了謾罵就是牢騷怨恨。看了你的一兩篇，總的來說，非常讚賞，欣賞你的態度。
不知博主中的一些秘聞出自何處，是否有一些個人感情因素，是否有一些人與人為私怨爭鬥的推理“定式”，毛與鄧的功過並非簡單的幾幾開的問題，有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有當時國內國際形勢的問題，有國家民族尊嚴的問題，有核心競爭實力的問題。毛鄧晚年都犯了都很大的錯誤，一個把中國引向極左的“天堂”（對一無所有的窮人而言），一個把中國引向極右的“地獄”（對國家環境及資源財富的嚴重破壞流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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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關鍵詞是：“一些秘聞出自何處”（實無秘聞。所用史實均為各種媒體已公開披露，即公共資源）“是否有一些個人感情因素”（寫文章不可能沒個人感情。人不是機器，沒感情也就不會寫文章。史實不可改變，史論則依個人情感，或曰立場而定。）“毛與鄧的功過”（論不能代史。隻是一家之言。但對您的左右論點，我以為思維方式不對。首先，據實不對，毛把窮人引向極左天堂，於史不符，不能成立。鄧把中國引向極右的地獄，亦無實可據。“環境及資源財富的嚴重破壞流失”是事實，但非自鄧小平始。一個簡單例子可說明問題：鄧改革之前，中國是以砍樹為主，之後則是以種樹為主。至於左右，其出處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以對立的兩派（雅各賓黨與吉倫特黨）在國會所坐的位置而定的，本無其它函義。後因吉政策保守，雅政策激進，後人才賦於它了政治傾向之義。但亦並非好壞標準，到蘇俄革命以後，列寧自稱左派，把反對他的多數派稱為右派，到中國便約定成俗的用於政治派別鬥爭。其實按中國文化看，穩健務實與激進浪漫，更能表達左右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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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中國人： 在描述史實時最好能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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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乃網絡日記，不需太拘文牘。加注會影響文章結抅。難道您沒這種感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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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過寒潭： 我到建議您這樣,不必太直接評論人,隻是就事論事的好,比如給毛主席五五開,這種觀點最好讓讀者從文章裏判斷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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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了。以後會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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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師： 老先生寫的好！我也讀過一點文革的曆史，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還有待研究吧。“毛時代毛拍板說了算，現在我拍板說了算”鄧的這句話其實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中國的政治體製至今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也看不出他會有很大的改變，任何一個獨裁政府，他都不會自己改變獨裁，這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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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到這一層，說明你比我和你這麽大時，聰明多了。關鍵詞是：“文革到底是不是民主？”（問題是你理解的民主是什麽？民主不是我們漢語裏的“為民做主”或“人民當家做主人”的意思，而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創立的一種政治體製。它的對立麵是封建家族體製，它的基本原則是 “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換句話講，就是取消封建等級政治。但人類社會不能沒有權力，而權力永遠不能由大眾執掌，為了社會公平，取消貴族特權，使權力為大多數人服務，創造出了議會、選舉，社會契約等等，產生與製約權力者的一套辦法，用法權取,代了特權，這就是西語中民主的函義。與你所理解的文革式的大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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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兒VS諾兒： 老先生也是打五筆的吧？嗬嗬。有些字您可能不記得編碼了。貶mtp 甕wcg 飲鴆止渴qphi 賄mde 我很敬重先生的思想見地及文采，希望我的吹毛求疵能讓先生的文章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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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立即改正。關鍵詞是：“老先生也是打五筆的吧？”（漸愧。我連五筆也不會打，是用手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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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魚論史山房： 不過，我們也完全不必在乎任何“左”派，畢竟掌權的是鄧公一手提拔，胡公生前看重的接班人。未來的習、李更不待言。習的父親仲勳，黨內耿介之士，這些人掌權，文革翻案，等於癡人說夢！
還有，極左派99%地位低賤、水平低窪、脫離實際、目光淺薄，本質上，是一群很可憐的野狗。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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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學他們這麽粗俗呢。關鍵詞是：“這些人掌權，文革翻案，等於癡人說夢！”（是客觀事實。但胡習之後呢？還靠他們提拔的人？那與皇帝傳子又有多大區別？台灣蔣經國提撥了個他信的過的人，結果又怎麽樣？關鍵在體製。而民眾素質如何，又是體製完善之基礎。擯棄三千年“使民由之，不使民知之”的愚民政策，是中國現代化一項最重要任務，也是最基礎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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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金融應急控製體係： 文革既然能發生就說明有產生的社會基礎,對文革的評價由於利益關係或政治局限性,往往都帶有情緒化功利化的傾向,可能在幾十年以後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經得起曆史考驗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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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關鍵詞是：“文革既然能發生就說明有產生的社會基礎”（存在即合理，以前那種文革偶發論，掩蓋了十七年中錯誤造成的矛盾，解釋不了文革發生的原因。對此本博已用了大量史實予以澄清。問題是，實際上有兩個文革，一個是權力者抅造的所謂“路線鬥爭”。一個是廣大民眾對此前結下的恩怨的鬥爭。換句話講：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革，一個是混沌無序的民眾的文革。比如四川人打李井泉，泄得是李在大躍進暴政餓死了多少人之憤，並不知什麽路線不路線。很多具體單位的“革命”其實都是以往積下的怨，運動初，多以男女關係開路，很少有人關心中央有沒有“修正主義”。至於毛打劉少奇，別說當年，就是到了40年後的今天，又有幾個人真能明白？）
後記：眼睛有些酸，就到這裏吧。下周末，將出《百家言（2）》，博友如有想法，可參照上麵模式留言。問題，最好附有個人見解。不同觀點，不怕尖銳，但勿吐粗口。歡迎參予研討。
內戰與分裂（二十四）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傅伯翠被逼反後，在“肅社民黨”恐怖中，傅伯翠盤據的古蛟區成了紅軍將士和黨員幹部逃避“肅社民黨”造成“紅色恐怖”捕殺的避難所。
傅柏翠早年留學日本攻讀法律時，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回國後在上杭當律師，查出縣知事丘嘉謨侵吞公款 5萬餘元，領導民眾將其扳倒。1926年北伐軍打到閩西後，擔任國民黨上杭縣黨部委員，旗幟鮮明地支持閩西農民運動。“四一二政變”後，受到了國民黨通輯。經中共福建省委負責人羅明介紹，傅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蛟洋辦起千餘人槍的農民自衛軍，與軍閥郭鳳鳴公開對抗。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擊退。蛟洋成了“農民的世界，共產黨的天下”，傅被民眾譽為“閩西王”。
1929年3月，紅四軍主力轉戰到閩西，毛朱聯名寫信邀傅來“見麵一敘”。傅柏翠與朱毛一見如故。朱毛將傅部組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傅任司令員。6月19日，第四縱隊配合紅四軍，攻克龍岩。9月，傅部又打頭陣奪取了400年來無人破取的“鐵上杭”。12月，傅以紅四軍前委委員身分，在古田參加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
傅柏翠作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三大創始人之一（張鼎承、郭滴人），不僅有常人難比的雄厚革命資本，和深厚的群眾基，而且還深為朱毛青徠。從那方麵講都是中共的寶貝，既便從統戰角度講，也不應把他列人清除對象。鄧發未到閩西前，傳因在古蛟區實行“共家製度”受到以張鼎承為首的黨組織批評。後又因拒絕出席黨的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黨組織指批評為“第三黨觀點”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也就是說，傳確有錯誤，至少與當時中共的政策有相反做法。但張鼎承等考慮到傳的特殊身份與作用，批評處分的同時，把握了分寸，實際上把傳當做爭取團結的統戰對象，采取了姑息態度。
但鄧發卻不認為對傅的錯誤可以遷就，2月宣布開除傅的黨籍， 3月6日，宣布傅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並派兵圍剿，逼使傅不得不擁兵反抗。
鄧發出兵攻打傳柏翠，使我想起了蒯大富30多年後，圍剿分裂出去的“四、四派”的那場校園內戰，時年蒯“總司令”23歲，比鄧發當年隻小兩歲。所不同的是蒯的對手，與他一樣也是20來歲的毛頭小子，但鄧發麵對的傅柏翠已30多歲，而且其鬥爭經曆與群眾威望，都是他這個遠道而來的“欽差大臣”不可企及的。
這時，發生了一個很值得人們深思的奇怪現象，鄧發圍剿傅柏翠的軍事行動失敗後，傅柏翠的古蛟區成了蘇區幹部戰士，逃避鄧發“紅色恐怖”大屠殺的“避難所”，可見其政治上是如何失敗了。
在這種情況下，做為與閩西毫無淵源，所以也無恩怨的鄧發本當有所反思，但年輕氣盛，自以為多“無產階級”的鄧發，依然“原則”不變，對沒有“叛逃”投奔傅柏翠的忠於信仰的黨員幹部，依舊毫不手軟。逼得紅軍將士，憤而反抗。5月27日，爆發了除時間短、規模小一些外，過程與“富田事變”如出一轍的“坑口兵變”。
“坑口兵變”是閩西杭武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為救被抓捕的第三區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多被控“社黨分子”的戰友，5月27日，率眾扣押了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寫手令釋放被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帶回釋放。
鄧發得知消息，立即定為“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二軍鎮壓，5月29日，除少數人逃走，第三大隊的大部分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鄧發以閩粵贛省委名義作出決議：“對於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被捕幹部、戰士盡被殺害。
鄧發的鎮壓雖極為嚴厲，但反抗還時有發生。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幹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前後，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
據後來，官方披露，閩西“肅社民黨”一案，共殺害幹部戰士六千多人。黨員人數從8000減少為5000人。也就是說被殺害人中黨員占了將近一半。
周恩來是在從上海赴蘇區途中，目睹閩西肅反慘禍後，毅然改變了他之前對蘇區肅反“支持加糾偏”原則立場，1931年12月18日，致信中央，要求立即作一有力決議，製止閩西肅反。他在信中說，“我入蘇區雖隻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惡果非常嚴重”表示決心“與此嚴重問題鬥爭”。1932年1月 7日，周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主持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通過《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1月21日，上海中央在收到周恩來的信後，就肅反問題給閩粵贛省委發出一封指示信，責令鄧發深刻檢查“過去在肅反的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1月25日，周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出《關於處罰李韶九同誌過去錯誤的決議》，雖隻給李韶九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但卻是對毛澤東高調肅反的一記殺手鐧（不知為什麽，周始終對毛小心翼翼），但周主持的所有會議和文件，都未直接批評過毛，對曾山、陳正人等直接責任人也沒有觸及。對“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的周興，亦因他是毛的老部下，也隻給其“留黨察看”處分。但對閩西問題卻非常決斷，2月29日，再次致信批評閩粵贛省委“在肅反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派任弼時前往長汀指導在3月初召開的閩粵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又派李克農具體負責糾正贛西南、閩西及紅一方麵軍的肅反冤案。總之，由於周恩來少有的果斷，中央蘇區大規模肅反在1932年3月基本停止。
這裏的關鍵詞是：“中央蘇區大規模肅反”和“基本停止”。亦即說“中央蘇區”之外，不在此列。而且並非徹低，隻是 “基本”而已。所以如此，蓋源於當時國內外形勢所迫，周從大局考量，盡量不去觸及在蘇區功與過都十分突出的毛澤東，必須糾正時也是將蘇區中央局、閩西省委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放在一起進行批評。但為控製局麵，周調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派自己熟知信任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一氓充實到政治保衛局工作，李克農、李一氓先後都擔任過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從組織上結束了亂捕濫殺的發生。顯而易見，周恩來肅反決心不可謂不大，組織措施也不可謂不有力，但其要糾的是“擴大化”之偏，而非“肅反”本身。亦即說，仍認為“AB團”和“社民黨”存在是事實，隻是毛澤東、鄧發處理問題時，沒有把握分寸。所以，在周結束了混亂狀況後，改由國家政治保衛局“依法”承擔肅反事務，保衛局還是在1932年5月30日處決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一批“AB團首犯”，以後又殺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6月以後，受蘇聯“肅托”影響，還發生過“工農劇社”案件，負責處理此案的鄧穎超判定：工農劇社偷運托洛茨基的 “私貨”，還指控張愛萍與危拱之、王觀瀾接近是“對托洛斯基主義犯了自由主義錯誤的根源”。12月，蘇區中央局宣布開除危拱之等人黨籍，給左權、張愛萍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
由此可見，周恩來雖沒糾正彌漫在黨內的左傾，但成功的將抓、捕、審、判權收了上來，有了一定的司法程序。從“工農劇社案”可以看出，倘若張愛萍、王觀瀾、危拱之等人犯事在此之前，肯定必死無疑。所以說，在那種情況下，周能做到這一點，已屬不易。雖不徹底，但已功德無量，否則，不知還有多少人會命喪黃泉。
然而，做為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第一責任人毛澤東，在延安時代，將黨內依然濃厚的對肅反不滿的情緒，引導到王明、博古、周恩來，以及鄧發、張國燾、夏曦的身上，而他則不但沒責任，還是受害者。並利用編撰“黨書”《六大以來》用兩條路線鬥爭的伎倆，把自己摘得幹幹淨淨，還成了糾偏的大善人。因為毛已掌握了黨和軍隊權力，知情人或三緘其口，或為虎作倀，最後“肅反擴大化”反而成了毛澤東打擊周恩來、王明、張聞天等的大棒。
現在還是再說說傅柏翠。反了以後，傳到了福州，與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蔡廷鍇牽上了線，在其後的“福建事變”中，傅曾幫助共產黨。1934年，紅軍長征之後，傅和張鼎丞、譚震林、鄧子恢等紅軍領導人達成了和平協議，紅軍遊擊隊不到古蛟活動，古蛟地區也不對紅軍禁運物資，國民黨進攻時，傅部參加時“槍口抬高”朝天放空槍。傳的地盤成了事實上的“國中之國”。這種狀態直至1949年5月，他率2400多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配合解放軍進占閩西時，才告結束。
傅柏翠所以能在國共雙方之間，太太平平搞了一個小“獨立王國”，固然原因很多，但民心還是第一位的。比如，傅柏翠是古蛟最大的地主，主動把自己的土地無償分給貧苦農民，和年近古稀的父親一起赤腳下田耕作。在他的帶動下，所有的地主都無償地把土地分給了貧苦農民，實現了 “耕者有其田”，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成立金融機構——“蛟洋農民銀行”，解除了農民的高利貸的盤剝之苦；發動群眾集資入股成立各種生產合作社，同時開通了蛟洋、郭車、西山下等5個墟場，活躍商品經濟，解決民生物資供應問題。農民負擔低，隻要交“田產的5％～8％作為公共費用，借以撥付自治、教育、自衛及其他建設之經費。傅柏翠和幹部沒有工資，躬耕自養。
這樣的獨立王國，不就是人們心中的天堂嗎？再加上，傅與國共兩黨的曆史淵源，也樂見他保境安民，守一方淨土。因此，才演義出了這個神奇。
鄧發年過不惑時，在延安說過：“今天來看，閩西蘇區根本沒有什麽‘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對傅柏翠和許多的同誌，是冤枉了他們。”
勿庸置疑，鄧發，也包括毛澤東在內，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與遠離蘇區的中共中央根據莫斯科指令有著相當關係，其中，分管蘇區和軍事的周恩來更是脫不幹係。但是，周與毛在對待錯誤的態度上，完全不同。周是“知錯就改”，全不顧個人麵子和威望（而也恰是因此，才成就了他中共第一完人的形象），毛則是明知錯了，為了麵子也要死撐到底（結果是越陷越深，一旦被人識破真相，反而顏麵全無）。所以如此不同，關鍵在他們的的動機不同。毛在“肅反擴大化”中，不是從全黨大局出發，而是他個人的“山頭”著眼，如果說不是全部，至少在對待李文林和“富田事變”上，有相當排除異己的成分。亦即項英所說的“無原則派別鬥爭”，所以他要改也難。而周之錯全無個人私心，主要是脫離實際，此外對共產國際的盲從也有相當關係。
毫無疑問，這可以說是周毛第一次政治較量，盡管周從蘇區的實際考慮，沒有對毛進行必要的鬥爭，但周的到來不僅剝奪了他蘇區一統天下，一言九鼎的威權，同時也失去了中央局核心層地位，在毛無疑是一次完敗。以毛強硬的性格能容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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