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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麵內戰（一0四）兩條路線
向忠發這個黨魁，在中共曆史上的象征性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他與瞿秋白都是在莫斯科拋棄陳獨秀的決策過程中被國際趕上架的。但瞿又與他不大一樣，瞿是知識分子，是當時中共的理論家，在黨內及社會的地位和名度很高，可以說陳下瞿上順理成章。但向則是個粗通文墨的工人，入黨後一直在湖北從事工運，在中央沒有什麽影響，他這個總書記是國際鑒於陳獨秀、張國燾等大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黨首往往不那麽“無產階級”（不太聽莫斯科的指揮），為使中共“布爾什維化”，也就是對莫斯科更加馴服而生拽上來的。這一時期裏（中共五大後），工人出身進入中央領導層的還有蘇兆征、顧順章、盧福坦、徐錫根、項英及陳雲、鄧發等人。
從資料披露看，這是中共講出身成份，排斥打擊出身不好的人和知識分子的開始。在此之前，中共並不太講個人的出身成份，否則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及後來居於領袖地位的毛澤東、劉少奇因其出身與知識分子的身份就不可能進入中共核心層。雖然，實踐很快就證明這個“成份論”並不能達到“布爾什維化”的目的，相反工人領袖不僅理論上弱，在政治上也不如知識分子領袖堅強。早期背叛中共者不少，如陳公博、周佛海等，但都是因為信仰問題，未對中共造成損害，而大多數知識分子黨員在被捕後，出於對信仰的忠誠，都能寧死不屈。但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徐錫根等“根紅苗正”的工人領袖們一旦被捕，立刻就叛變，並為活命而出賣同誌，一點革命者的氣節也沒有。據周恩來披露，根據莫斯科意圖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於1931年6月22日被捕變節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向忠發被被殺後，莫斯科顯然放棄了重用工人黨員的政策，拒絕了盧福坦想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的要求，開始起用留蘇學生主持中共的工作。國際不再提重用工人成份的人了，但成份論卻在中共紮下了根兒，不僅在毛的中央蘇區“肅反”“打AB團”運動中貫徹施實，在其它中共當政的地方也儼然鐵律，並成為政審的第一關，在這以後長達半個多世紀裏一直是中共基本的組織原則。
向忠發雖不是成份論的提出者，但卻是把成份論引入中共的一任黨魁。在他之前的兩任黨首的陳獨秀和瞿秋白都出身世家，都是知識分子，他們講階級鬥爭，但從不講什麽出身成份，而自向總書記當權後，出身如何就成了個革命不革命的原則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就不能不對這位當了三年中共總書記的人認真研究一番。
向忠發，湖北漢川人，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自幼隨父駕船謀生，14歲時到漢陽兵工廠當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當學徒。後在漢冶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冶萍工會工作。1922年加入中共。中共五大上，入選中委。北伐戰爭時，向作為漢口中共和工會的負責人，領導了漢口大罷工，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向領導的湖北總工會一度成為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1927年10月初，國際要中共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10周年活動，並通知向忠發作準備。向在莫斯科給斯大林和國際領導人留下較好印象。並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主席、總書記。
為使人能直觀地認識向忠發，先將其臨死前在獄中的供狀轉錄如下：
一、自 述
我是湖北人，現年五十一歲，是一破產的農家子弟，十四歲入漢陽兵工廠做學徒，共住二十九個月，因與工頭不合，被革除。遇一親戚廖某，介紹入造幣廠，共住四年，因廠倒閉，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傭人，三年多，後來又由他介紹入他所經辦的輪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輪船公司內因為經東家的介紹，故隻做了四個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後因輪船公司與礦物局（漢冶萍）的輪船撞壞了鹽道所坐的船，與鹽道口角，後經通緝，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時正值造幣廠已開工，即入廠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義，造幣廠停工，經人介紹入漢冶萍公司一八○號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脫離。
我入共黨的經過是在漢冶萍公司工會，擔任工會副委員長時（一九二一年），由許白昊（此人已死）介紹加入C、P，七天以後，即任支部書記，二七事變以後，提升C P湖北區委。一九二三年失業後，由彭澤湘（現已開除，時為湖北省委書記）介紹任湖北省委書記一月。當漢口市黨部成立時與劉百川等負責工作，我擔任工人部長，曾出席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北伐軍到武漢時經辭三次始準，後任武漢總工會委員長及市政府工作，到國共分家以後，共黨五次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因開會通知隻發給我一次，心頗不快。七月間在武昌蛇山開中共中央會，後因大發牢騷，中央亦未答複。又因八一罷工，我不同意，雖經羅亦農說服，卻又將我送到漢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閉了，此時我見罷工已失敗，遂不經共黨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長沙了。到長沙後，即住鄉下一月，後共黨中央派朱鶴林帶洋一百元陪我到了上海。（在“八一”以後，我曾出席“八七”會議，組織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員之一。）
我到上海之後住過一短時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到俄後參觀各處約數月，又去比利時住了數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蘇俄召集的赤色職工國際的第四次大會，時蘇兆征為主席，我任副主席。未幾（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開六次代表大會，我任主席團，回國後任共黨總書記。曾被幽禁一個月（與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一九二九年九月，共黨二中全會開會時，周恩來與李立三在會場上發生意見，開會後兩天，又發生爭執。我對李的主張雖不同意，但不能反駁他。以後他們二人常有糾紛，我始終為他們來調解的。一月後他們的衝突日烈，無法解決，周恩來決意赴莫斯科報告國際，結果國際答複說：“中國黨錯誤，國際駐中國代表亦錯誤。”此時瞿秋白等也來了，三中全會由瞿秋白領導，其所措施，下級大為反對，不得已國際派了米夫來華，找我談話說：“以前種種錯誤，你都要負責，須受懲罰。”
經過米夫談話之後，我卻沒有受處分，因為米夫說：“向忠發是一個工人份子。”此次米夫來華後，自中共中央的組織采變更了，分工製度，因而一切經濟權均不經我手，我的總書記，隻不過虛位而已。不久因為羅章龍組織非常會議，米夫召集徐錫根、陳鬱談話，這一次的談話，我沒參加。米夫返俄後，有一德國人作中國黨的國際代表。四中全會的報告，周恩來起草，由我向國際代表報告，而陳紹禹大加反對我，說我是調和主義者。四中全會選舉的結果，名義上仍由我來繼承六次大會的總書記，但在事實上已經實行了分工製，如沈澤民任宣傳，周恩來任軍事，趙雲任組織，從此各人各管各事，我在共黨內不甚管事了。
二、供 白
一、國際——國際共黨駐滬東方部負責人，前為俄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國——中國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向忠發 周恩來 陳紹禹 陳鬱（已去莫斯科）盧福坦（即老山東）徐錫根（去鄂西赤區） 項英（去贛赤區）候補委員：王克全 羅敦賢 張國燾（在赤區） 關向應 顧順章
職 務：總書記——向忠發 宣 傳——張聞天 組 織——朱 森 軍 委——李福春
三、特務委員會從前是我（向指自己）和周恩來、顧順章，但自顧順章被捕後，經人報告，閱已自首，遂施行改組了，前由顧順章負專責，現改為廖成雲負責。其組織如下：1. 廖成雲 總負責（前江蘇省委） 2. 趙 雲 （第三科——紅隊）3. 潘漢年 （第二科——偵探）4. 楊 森 （第一科——社會及各種技術）5. 陳壽昌 （第四科——交通）
四、蘇區負責者：1. 蘇區中央政治分局 項 英 2. 鄂西分局 夏 曦 3. 鄂豫皖分局 張國燾 4. 閩粵分局 鄧發。
五、李立三已經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層負責者：我因為近來同周恩來不合作，下層的組織及負責人的情況多不知道，現在所能說出的僅限於各地上層負責者：
1. 江蘇省委兼上海各區委指導：書記 王雲程（湖北人，留莫回來。）組織 吳致中（湖北人，留莫回來。）上海分七區：滬中、滬東、滬西、閘北、法南、吳淞、上海（碼頭及海員。）
2．浙江——有兩中心縣委，無省委組織：⑴ 溫台中心縣委。⑵ 杭州中心縣委（已破壞。）
3. 安徽——過去有省委，現無。特委有三：安慶，廣德，南寧。
4. 山東——有省委，五六月破壞，新派二人去，姓名不知。
5. 河北——順直省委由殷鑒負責。（從前羅章龍派的非常委員會省委已解散。）
6. 滿洲——李翔伍。
7. 哈爾濱市委書記——伍何敬（河南人，自莫回來。）
8. 河南——季中發。
9. 湖南——無法組織。
10. 湖北——隻有橋口區委一個（月支三百元。）
11. 陝西——隻有市委一個（人數不多，惟未與中央發生關係），近派劉國章前去（此人前為中央與國際代表間領款者）。
12. 廣東省委（包括廣西，駐香港）書記蔡和森。
13. 四川，雲南，福建都不詳。
14. 察哈爾等特區無人負責。
七、各地實際情形：
1. 以江蘇省委較有力量，上海為最，但亦極為薄弱。人數（黨員）除赤區外，約有二萬黨員，內中大部份掛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內。
2. 成份：工人占百分之十，農民占百分之六十，智識份子占百分之三十。
3．上海方麵：黨員五百八十人，青年團員二百七十六人，工會黨員四百七十人，月繳會費共計二百七十餘枚銅元，由此亦可見力量之薄弱了。
八、軍事——從前經中央局決定共七軍：第一軍 毛澤東 朱德。第三軍 彭德懷 黃公略 總稱一、三集團軍。第二軍 賀 龍。第四軍 鄺繼勳 （鄂豫皖）。第五軍 毛澤東 （一部份，力量很小）。第六軍 周 郡。第七軍 李明瑞。總計赤軍人數十二萬餘人，槍枝七萬餘。
九、共黨經濟來源：
（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裏，我不知其詳。但是從前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時，由我來支配經濟，所以我知道的很詳細。其分配如下：1. 江南局 五千五百元，後又加上一千元。2. 南方局 四千二百元。3. 長江局 六千元。4. 北方局 四千八百元。5. 滿洲一千二百元。6. 軍部 九千元。7. 宣傳 九百元（印刷費另外）。
8. 組織及招待 一千三百元。9. 紅旗報 二千元（現由羅綺園負責）。
（乙）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誌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前後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閩西運來七百兩；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贛西南運來兩千零七兩。由這兩批款內提出八百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作老板，——現由廖成雲負責交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
（丙）綁票或搶掠：共黨的經濟，有時因國際的關係一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采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這種工作主要是由特務第三科紅隊負實幹的。
十、附記：
1. 喻澤時——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裏。2. 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負責人，於前星期內被公安局捕獲，共有七人，聞現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機關很多，經過此次破壞，各處機關均遷移，因此我也受了國際的嚴重警告。3. 婦女部——周秀珠住閘北鄧托路口同春裏七十二號。4. 青年團總書記秦邦憲，住古拔路橫路三號，開會地點在西摩路。5. 國際接頭處及領款機關在憶定盤路。6. 共黨現有幹部全國不過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過二百人，人才極感缺乏。
全麵內戰（一0五）兩條路線
從向忠發這份供狀裏，我們不但可以看到這位“無產階級”的叛變是多麽地徹底，看到中共早年的幼稚，看到中共唯成份論 “自來紅”的曆史成因。同時也可以看到周恩來是反所謂立三路線的第一人，而也正因此周才成為中共實際上靈魂人物。但卻看不出，向有什麽特別的地方能在中共群星燦爛的20年代末技壓群芳？
官史關於中共六大和向忠發是這樣寫的：（1928年）6月18日至 7月11日，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84人，代表黨員13萬餘人，瞿秋白、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主要報告。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等文件，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暴動。大會製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綱領，並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盲動主義的錯誤。大會選舉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會後，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中央政治局，蘇兆征、項英、周思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等7人為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等7人為候補委員。全會還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等5人為委員，李立三、徐錫根、楊殷等3人為候補委員。由於過分強調工人成分，在7月20日召開的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向忠發被推舉為政治局主席和常委主席。但是他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後來被捕叛變。
在這裏對向忠發技壓群芳用“由於過分強調工人成分”一筆帶過。當了三年黨首，全部結論卻隻有“他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後來被捕叛變”。這顯然是不客觀的，強調工人成分是向上台的政治原因，但中共內工人出身的領袖級人物還有蘇兆征、王荷波、項英以及盧福坦、徐錫根、顧順章等人，其中資格比向老、名氣比向大、能力比向強的不乏其人。為什麽是向而不是別人？
這裏肯定有文章。
史實是，向忠發這個黨首不是蘇聯白送的，而是他自己爭取來的。
向取寵斯大林的手段就是順著莫斯科的思路在強調“工人成份”的同時，痛批“小資產階級”亦即知識分子。據史料載：1928年1月，向忠發代表中共出席共產國際九次執委擴大全會之前，得知了中共11月會議提出的“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分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之幹部”，絕不能使黨的指導工作保持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手中”，從支部、到區、縣、市、省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大多數是工人同誌或貧農同誌”等決議，及羅明那茲在蘇共第十五大受到批評的消息後，便在參加九次執委擴大全會期間以肯定中共11月會議決議的幌子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寫了兩封信。這位水手出身的工人領袖在信中稱：11月會議決議在評價中國黨的領導成份時是完全正確的，即我們黨的領導成員大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他們“僅僅受著最初一時期革命高潮的衝動，並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煉，並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並且是站在工人貧民的階級鬥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的政治上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於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裏來”。在抽象肯定了11月會議決議後，向便開始了具體否定，他指控說：問題在於，決議並沒有指出這種情況同樣嚴重地存在於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內部。政治局委員蔡和森與前任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間存在著嚴重爭論，蔡和森、羅亦農與總書記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員周恩來不僅思想上右傾而且政治上不那麽堅定，長江局負責人之一陳喬年擅自改組長江局各級組織，原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已公開與黨分裂，原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正在與譚平山合流。“類似這樣不服從中央領導的動搖分子還可以舉出許多”。最後向斷言，中國黨近來種種失敗，多半都是由於這些領導者的無能，因此，“對他們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
向忠發的信說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心裏去了，這正是他們在陳獨秀後所考慮的問題。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在中國委員會討論期間，單獨召見了向忠發。向在報告中斷言，黨內現在的矛盾鬥爭，純粹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於：第一，中國共產黨不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產生的，既缺乏理論準備，也缺少群眾的基礎，結果早期幾乎沒有工人黨員，隻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在進行活動；第二，這些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由各個不同的進步組織中產生出來的，雖然在共產黨形成之後，這些組織不複存在，但這些組織的成員之間的感情依舊存在，不同組織之間的矛盾也必然在黨內有所反映；第三，由於黨在理論方麵相當欠缺，近些年來先後從莫斯科回國，經過相當理論訓練的同誌，正在日益占據黨的領導地位，結果，他們不可避免地與那些缺乏馬列主義理論訓練，但有實際工作經驗、原來握有重要權力的知識分子幹部產生矛盾。因此，當前中國黨內的最大問題在於：（１）存在著動搖不定的機會主義領導者；（２）帶有小資產階級色彩的黨的高級領導人互相之間爭奪權力。解決這種問題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並鞏固它”。
但向也非常策略地表示，他並不主張采取過於激烈的組織措施，主張“鞭笞這樣的黨，但不要大張旗鼓”。他沒有攻擊也是知識分子出身，但仍受到國際信任的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維漢，但明確地批評黨在理論方麵欠缺，讚成由莫斯科訓練出來的具有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的幹部出任領導工作。
（注：11月會議是1927年中共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的一次擴大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根據國際的指示精神，強調了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問題。但沒有提到中央一級領導機關的改造問題。相反在常委王荷波被捕遇害後，中共又派蘇兆征赴蘇任駐國際代表，新補選出的常委周恩來和羅亦農，仍是知識分子。中共領導核心內不再有工人成份。向的信及報告就是據此而發揮的。）
由此可見，向忠發很有心機，並非人們印象中的“老粗”。盡管他這兩斧子已博取了斯大林們的歡心，但向逼宮的戲還沒完，他知道光有斯大林們的寵信還不足以當這個黨首，還必須有自己的黨羽才行。中共六大開幕前三天，躊躇滿誌的向忠發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談話會上，以退為進地說他不適合當總書記：“第一，我離開中國很久，很多實際情況缺乏了解；第二，我對於黨的理論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說，還缺少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力”。幾句自謙之後，向就借與會者對前中央的不滿和批評進入了攻守平衡的總結性發言：第一，中共機會主義錯誤的產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第二，中央的錯誤要批評，但不能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更不能不顧事實，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中央的。
向忠發終於達到了目的，幾天後，水手以絕對優勢當選為中共笫二任總書記（瞿秋白隻是被國際代表指定為臨時負責，並未通過合法程序）。
兩年前的中共五大時，代表82人，工農分子11人，其餘均為知識分子71人。而由國際審定的六大代表84人中，工農分子50人，知識分子隻有34人。五大批評了陳獨秀，但仍選陳為黨首。六大在莫斯科的操縱下以一個虛假的多數讓向忠發接了陳獨秀的班。
多年後，周恩來回顧六大時，曾憤憤不平地稱這次的代表中其實是“暴徒一大堆”。
周所謂“暴徒一大堆”，反映了一個曆史真實：如果說陳獨秀時代的中共存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爭權奪利，那也不過是姑嫂吵架，家事而已。到向忠發時代則掄起了成份這把大刀，變姑嫂吵架為你死我活，成了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屠殺。中共史上大規摸的殺害黨內同誌的運動，均源於六大以後。
所以，以前那種把向忠發的總書記當成傀儡的說法是不確的。以向這種經曆和個性，他是不會甘心被人操縱的。做為中共領袖中最為人不恥的一個，官史很少有他的客觀評述，既使不得不提及他，大多也是一筆帶過。比如說到向在總書任上做得第一件大事，“開除了剛剛選出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職務”時，隻講過程、不論是非。在蔡和森的簡曆中也刪去了被開除政治局常委和委員這一條。
向忠發拿蔡開刀，固然有立威的私心。但從該事件確是中共當時麵臨的一件不得不認真對待的大事，因為它關係到北方黨的生存問題。而蔡在此案中確有嚴重錯誤。從具體史實內看，處分蔡還是合理的，而且最終具體處理和解決了順直問題案的人是六大後的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周恩來。更重要地是此案還涉及到了劉少奇，可謂周劉曆史上的第一次正麵交鋒，因此有必要展開一敘。
全麵內戰（一0六）兩條路線
“順直問題”是開除蔡的主要原因。
所謂順直問題其實就是中共北方局書記李大釗被張作霖殺害後，中共北方黨重組建設的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具體過程是這樣的，1927年5月19日，中共決定建立順直省委，委派彭述之為書記。到職後，由於彭述之家長作風嚴重，但威望和影響力又遠遜於李大釗，引起部份黨員和地方組織的不滿，“順直問題”由此產生。
為了解決順直問題，中共曾三次派人前往解決，但不但沒解決問題，反而把問題弄得越來越複雜了。第一次是八七會議後，中共決定成立以王荷波為書記的北方局，解決順直省委問題，改組省委，撤換彭述之（仍留省委工作），由朱錦堂任書記。改組後朱錦堂一改前任彭述之的右傾，立刻發動了“順直大暴動”，導致兩個省常委犧牲。不久王荷波等又被叛徒出賣，被捕犧牲。順直黨的工作又陷入停頓。
第二次是1927年11月中旬，中共決定撤銷北方局，順直省委受中央直接指導，派蔡和森任中央北方巡視員，指導順直省委工作。1928年1月27日，蔡和森主持對順直省委進行“第二次改組”，推舉工人出身的王藻文為書記，將彭述之開除出省委。這次改組不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更大混亂和分裂。保南地方黨組織竟認為“省委不合法”，在正定自行組織“第二省委”。彭述之跑到上海向黨中央告蔡和森的狀，蔡和森也派人到中央辯解。中央（此時中央負責的是瞿秋白、李維漢）聽了彭述之的，說“一月改組”不當；聽了蔡和森的，又說改組是正當的。使順直黨更加混亂了。
第三次是1928年3月，中共派劉少奇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身份到天津，旋又決定他參加順直省委常委，強省委領導。6 月，中共又加派陳潭秋來順直巡視指導工作。7月，劉少奇、陳潭秋、韓連會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決定改組省委，推舉韓連會代替王藻文任書記，並給鬧糾紛最嚴重者韓麟符以撤銷內蒙古特委書記、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劉、陳回上海久順直黨內又發生了韓麟符認為處分過重，聯合部分黨員起來進行反省委的活動。下台的王藻文則幹脆聯合部分被開除出黨的人由反省委進而發展到勾結敵人叛黨。而京東唐山、樂亭、玉田、遵化等地黨組織認為“七月改組”是“不合組織的”，不承認新省委，還派代表到天津請願，組織所謂“京東護黨請願團”，赴中央控告順直省委。
顯而易見，三次改組順直黨組按中共的習慣用語是，反右而左，左到極左。其中王荷波（工人成份）造成的危害最大，但他已死了。蔡和森比王荷波更左，已開始搞唯成份論，幹脆開除了中委彭述之，起用工人成份的王藻文。如果王藻文與王荷波一樣當了烈士還好說，可這個王藻文後來讓劉少奇拿下來後，先去莫斯科告狀，未果後索興叛變了。1929年初叛變投敵，5月其妻帶領國民黨特務搜捕破壞順直省委機關，逮捕了省委書記盧福坦及秘書長葉玉文和郭宗鑒、彭真等20多個中共幹部。蔡和森起用這樣一個人當省委書記，自然罪責難逃。劉少奇似乎一直都迷信懲辦主義，處理問題隻會用組織手段，把地方黨逼上了梁山，鬧了個雞飛的跳，這老先生和陳潭秋、韓連會商量決定三人聯名發一通告稱：“順直黨內完全為小資產階級意識所支配”，省委“已經沒有指導工作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指責京東組織“京東護黨請願團”“顯然有分裂黨的傾向”，宣布停止順直省委職權，停止京東各縣委組織的活動，報請中央組織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順直一切問題生提起委未成之前，由他們三人直接指導和和管省委工作。 結果幾致北方黨分崩離析，是三次改組中動作最大，但效果也最壞的一次。
在這種情況下，1928年9月間，從蘇聯回國的向忠發、蔡和森、李立三等人聽取了劉少奇、陳潭秋關於順直問題的匯報。他們在莫斯科開六大期間就聽順直代表王藻文、王仲一等的報告，那時向忠發就把順直問題當成全黨工作中“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認為順直問題“發生在黨非常渙散的時候”，“不能很快的得到正確的解決，不獨北方工作不能發展，並且全黨渙散的精神都不能轉變”。中共政治局會議根據劉少奇和陳潭秋的9月10日的調查報告，對蔡和森進行了批評，蔡在於15日正式承認錯誤，並主動申請免除自己的黨內職務。盡管由於蔡在中央影響很大，與會者在蔡的處分問題上看法不一，但向忠發卻毫不手軟，斷言順直黨的錯誤大部分應由蔡和森負責，並宣稱“對他的處罰同意本人的意見，即公布錯誤，退出政治局”。同時還說“此事不好好解決，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斷送一半”。 10月4日，向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宣布了對蔡和森的處分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職務。並決定仍派劉少奇去天津指導順直省委工作。
11月9日，接替了蔡和森職務的李立三在常委會上，危言聳聽地提出應發展工人鬥爭、打擊小資產階級意識，主張在順直黨內開展“兩條路線鬥爭”。剛回國的周恩來立刻發言反對：“不應該是兩條路線”，“主要的還是政治的說服”。他認為：“順直殘留的鬥爭直到現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的指導。這點中央要特別注意。”並建夥“我覺得中央委員會有一人去一下才好。” 會議否定了李立三的意見，同時也部分否定了劉少奇。會議決定：不同意停止省委職權的做法，並要來滬匯報的陳潭秋立刻返津傳達，恢複省委職權。
孰料劉少奇和韓連會、陳潭秋竟表示不接受中央決議，堅持其停止省委職權的決定，並電求中央批準。 11月17日，中央複信拒絕了劉少奇的請求。指出順直黨內糾紛以及目前一切壞的現象，是長期曆史造成的，是許多不正確傾向的結合，是沒有正確的黨內生活，積極的黨的工作和黨的政治路線沒有深入黨的下屬群眾的結果。解決順直黨內的問題，“決不是用機械的紀律去製裁，尤其不是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可以解決的。” 並作出五條決議：(一)即刻恢複省委職權，陳潭秋以巡視員名義參加省委工作，劉少奇脫離鐵路總工會，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數同誌組織的“護黨請願團” 應立即解散，因為這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是破壞黨紀的行為；(三)省委應在三個月內召集全省黨員代表大會，在代表會前，須積極改造各級黨部，引進積極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級指導機關去工作；(四)一切黨內糾紛均由代表大會解決，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根本上停止一切關於黨內糾紛的討論；(五)京東四縣黨部立即停止活動，並由省委派巡視員去巡視並實行改組。
毋庸置疑，這個中央複信絕對是周的手筆。這種政治風格，在當時的中共內唯周一人。
劉少奇仍然不服，並於11月下旬親回上海，再次向中央陳述不同意恢複省委職權的理由。
為此，中央11月2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順直問題。會議認為：中央解決順直問題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方法有不足之處；陳潭秋、劉少奇等在順直工作中有取消主義觀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的錯誤。會議決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去順直巡視，調張金刃（張慕陶）參加順直省委工作，韓連會仍任順直省委書記，省委恢複職權，改組常委。
對此，劉少奇接受了中央批評他的“缺乏說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義的錯誤”。但仍堅持認為：1.停止省委職權的做法不是一種處分，隻是在請示中央期間的一種臨時辦法；2.堅決的不讚成一切糾紛均由代表大會解決的指示，認為這反而會助長一些人準備更多更大的糾紛在代表大會上來爆發；3.請求中央調換自己的工作。
在劉的堅持下，中央對其做了一些妥協，修正了“三個月召集全省代表大會”、“一切糾紛均由代表大會解決”的指示，改為召開省委擴大會議來解決。但中央沒有調換劉少奇的工作，仍派他和陳潭秋等回天津做省委擴大會議的準備工作。
12月10日，周恩來化裝成商人，從上海乘輪船來到天津。次日便召集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等聽取匯報。13日，周召集順直省委常委會，作了中央關於解決順直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會議通過了恢複省委職權，改組常委的議案。
之後幾天，周進行了緊張而細致的調研。他接見各地黨組負責人，下去參加各區委和支部的會議，親自到意見最大最多的唐山，分別召集負責同誌會、礦山同誌會、鐵路同誌會，考察下層黨員群眾的實際生活與工作情形，並對大家作了許多深入細致的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使與會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周在12月17日給中央的信中寫到：經過工作，“大多數接受中央恢複省委職權、擴大省委、改組常委的辦法，並一致認為必須積極到群眾中工作，從參加和領導鬥爭做起，才能建立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才能逐漸肅清小資產階級意識，才是解決黨內糾紛的正確出路。”
原來讓劉少奇搞的勢同水火的順直黨，經周半個多月的深入細致，耐心的說服教育，很快就理順了。黨內思想逐漸接近，並趨於基本一致。
這就是周恩來與劉少奇之不同處。
經過周的努力，順直省委擴大會議12月底在天津法租界兩排平房裏召開。會議由劉少奇、陳潭秋主持，主要是由周作政治報告。
周的報告首先傳達了六大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勢，指出當前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爭取群眾，開展鬥爭，迎接革命的新高潮。接下來周針對順直黨的問題分析說：在政治路線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有兩個方麵。一種偏向是從“左”的方麵來反對黨的策略的轉變。一些幹部否定黨的策略必須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把黨在革命低潮時期實行“爭取群眾”的正確政策看成是 “機會主義”，而要求繼續執行盲動主義的“暴動”方針。他們不顧群眾，不估量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成天嚷著“暴動，暴動”，幾乎每次鬥爭都要作暴動的布置，以為不如此，便是“機會主義”。當群眾不願意參加暴動時，他們就用“機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嚇群眾”，強迫罷工，命令暴動。這種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戰術，而是流氓無產階級孤注一擲的拚命主義”，同黨的六大路線是背道而馳的。周恩來嚴肅地指出：這種錯誤傾向所以沒有及時得到糾正，是同順直省委員負責幹部的態度有關的。順直省委負責幹部思想上沒有接受黨的策略轉變，政治上沒有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們不願意了解和執行黨中央的正確指示，反而接受某些不正確的指示。如遭受重大損失的“順直大暴動”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發生的。
周恩來的這個報告很長，可以說是麵麵俱到。雖然他不能不按六大的基調批評“小資產階級”說：順直黨內思想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意識。他認為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發展無產階級意識，也是順直黨反對錯誤傾向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周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意識，與向忠發及後來的毛澤東批的小資產階級不是一回事，他把“小資產階級意識”歸之為：“雇傭勞動觀念和經濟主義傾向”。例如他批評道：有的同誌為黨做工作，就伸手要錢，參加會議要錢，做支部幹事也要津貼，不拿錢就不做事。有的同誌失業，就要求到黨的機關工作，解決生活困難，將無產階級革命黨看成是“救濟會”和“吃飯的機關”；有的同誌借口隻有在領導機關做事的人才算職業革命家，便不願從事正常的社會職業而要到機關工作，實際是為了領取生活費。總之，“同誌們所注意的大都是經濟問題、個人問題，政治上的意見反倒很少。”這種思想意識和我們黨的性質和任務“相差何止千萬裏。”他宣稱：黨不是 “救濟所”，黨的工作也不隻是在黨部，主要在群眾中。黨的發展不是靠領生活費的人多，而是靠為黨工作的人多，靠在群眾中生活、未離開生產職業的廣大黨員群眾。那種專門在黨的指導機關工作的黨員，因為無法且無時間兼有社會職業，乃不得不領取黨的生活費，以維持他們的生存，這在黨內隻是居於極少數。如果黨內都是做機關工作的人，都向黨領取生活費，黨就不成其為黨，黨和群眾就沒有關係了，還怎麽去組織群眾領導群眾呢？
此外，周還把“鬧個人意氣”當小資批。他在報告中以黨中央決定名義宣布：“對於鬧私人意氣的同誌，無論其曆史的長短與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氣地排除”，決不允許任何人在黨內搞無原則的個人糾紛。
但同時周也指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不能采取“機械式命令”的手段，也不能實行“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正確解決黨內這種思想矛盾的方針，應該是“發展黨內的政治討論”，“發展黨內的理論教育”。他要求“各級黨部都要盡可能地討論一切黨的政治問題，引導每個同誌都盡量發表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同時加緊黨內的政治教育，提高黨的理論水平”，提高黨員的思想水平。
最難能可貴的是周在六大強調工人成份的左傾思潮甚囂塵上之時，竟然理直氣壯地批評組織路線、幹部政策上的宗派主義和唯成份論。他直言：如片麵強調增加工人成份，機械的找些工人進來，而不加以教育，機械的規定領導機關工人成份的比例，而不問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如何；分配工作，提拔幹部，始終是相信自己腦筋中幾個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層群眾中產生出來的新的積極分子；尤其錯誤的是歪曲反對機會主義思想鬥爭的性質，把反對機會主義變成了反對知識分子的鬥爭。“知識分子雖然有很多是動搖的，但是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奮鬥的人亦不少。在無產階級中，也有不少喪失了無產階級意識而染有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許多同誌不明這個道理，於是放著反對小資產階級意識不談，專門反對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個人，而造成了黨內的工學界限，增加了黨的糾紛。這種觀念根本上仍是小資產階級意識。”
周在這裏公開把唯成份論歸之為“小資產階級意識”予以否定，足見其對六大過分強調工人成份的看法如何了。
讀了周這篇80年前的講話，我似乎又看見了文革中的那位“到處救火”的共和國總理的身影。
謝謝關注。
全麵內戰（一0四）兩條路線
向忠發這個黨魁，在中共曆史上的象征性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他與瞿秋白都是在莫斯科拋棄陳獨秀的決策過程中被國際趕上架的。但瞿又與他不大一樣，瞿是知識分子，是當時中共的理論家，在黨內及社會的地位和名度很高，可以說陳下瞿上順理成章。但向則是個粗通文墨的工人，入黨後一直在湖北從事工運，在中央沒有什麽影響，他這個總書記是國際鑒於陳獨秀、張國燾等大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黨首往往不那麽“無產階級”（不太聽莫斯科的指揮），為使中共“布爾什維化”，也就是對莫斯科更加馴服而生拽上來的。這一時期裏（中共五大後），工人出身進入中央領導層的還有蘇兆征、顧順章、盧福坦、徐錫根、項英及陳雲、鄧發等人。
從資料披露看，這是中共講出身成份，排斥打擊出身不好的人和知識分子的開始。在此之前，中共並不太講個人的出身成份，否則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及後來居於領袖地位的毛澤東、劉少奇因其出身與知識分子的身份就不可能進入中共核心層。雖然，實踐很快就證明這個“成份論”並不能達到“布爾什維化”的目的，相反工人領袖不僅理論上弱，在政治上也不如知識分子領袖堅強。早期背叛中共者不少，如陳公博、周佛海等，但都是因為信仰問題，未對中共造成損害，而大多數知識分子黨員在被捕後，出於對信仰的忠誠，都能寧死不屈。但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徐錫根等“根紅苗正”的工人領袖們一旦被捕，立刻就叛變，並為活命而出賣同誌，一點革命者的氣節也沒有。據周恩來披露，根據莫斯科意圖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於1931年6月22日被捕變節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向忠發被被殺後，莫斯科顯然放棄了重用工人黨員的政策，拒絕了盧福坦想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的要求，開始起用留蘇學生主持中共的工作。國際不再提重用工人成份的人了，但成份論卻在中共紮下了根兒，不僅在毛的中央蘇區“肅反”“打AB團”運動中貫徹施實，在其它中共當政的地方也儼然鐵律，並成為政審的第一關，在這以後長達半個多世紀裏一直是中共基本的組織原則。
向忠發雖不是成份論的提出者，但卻是把成份論引入中共的一任黨魁。在他之前的兩任黨首的陳獨秀和瞿秋白都出身世家，都是知識分子，他們講階級鬥爭，但從不講什麽出身成份，而自向總書記當權後，出身如何就成了個革命不革命的原則問題。從這個角度講，就不能不對這位當了三年中共總書記的人認真研究一番。
向忠發，湖北漢川人，1880年生於上海，出身貧寒。自幼隨父駕船謀生，14歲時到漢陽兵工廠當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當學徒。後在漢冶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冶萍工會工作。1922年加入中共。中共五大上，入選中委。北伐戰爭時，向作為漢口中共和工會的負責人，領導了漢口大罷工，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向領導的湖北總工會一度成為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1927年10月初，國際要中共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10周年活動，並通知向忠發作準備。向在莫斯科給斯大林和國際領導人留下較好印象。並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主席、總書記。
為使人能直觀地認識向忠發，先將其臨死前在獄中的供狀轉錄如下：
一、自 述
我是湖北人，現年五十一歲，是一破產的農家子弟，十四歲入漢陽兵工廠做學徒，共住二十九個月，因與工頭不合，被革除。遇一親戚廖某，介紹入造幣廠，共住四年，因廠倒閉，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傭人，三年多，後來又由他介紹入他所經辦的輪船公司任事（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輪船公司內因為經東家的介紹，故隻做了四個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二年又升任大副，後因輪船公司與礦物局（漢冶萍）的輪船撞壞了鹽道所坐的船，與鹽道口角，後經通緝，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時正值造幣廠已開工，即入廠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義，造幣廠停工，經人介紹入漢冶萍公司一八○號船上任事，直至一九二三年始脫離。
我入共黨的經過是在漢冶萍公司工會，擔任工會副委員長時（一九二一年），由許白昊（此人已死）介紹加入C、P，七天以後，即任支部書記，二七事變以後，提升C P湖北區委。一九二三年失業後，由彭澤湘（現已開除，時為湖北省委書記）介紹任湖北省委書記一月。當漢口市黨部成立時與劉百川等負責工作，我擔任工人部長，曾出席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北伐軍到武漢時經辭三次始準，後任武漢總工會委員長及市政府工作，到國共分家以後，共黨五次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因開會通知隻發給我一次，心頗不快。七月間在武昌蛇山開中共中央會，後因大發牢騷，中央亦未答複。又因八一罷工，我不同意，雖經羅亦農說服，卻又將我送到漢口法租界一洋房中禁閉了，此時我見罷工已失敗，遂不經共黨中央的同意即私逃長沙了。到長沙後，即住鄉下一月，後共黨中央派朱鶴林帶洋一百元陪我到了上海。（在“八一”以後，我曾出席“八七”會議，組織中央政治局，我也是委員之一。）
我到上海之後住過一短時期，即被派赴莫斯科，同行者共十四人，我任主席。到俄後參觀各處約數月，又去比利時住了數月，再返莫斯科，出席在蘇俄召集的赤色職工國際的第四次大會，時蘇兆征為主席，我任副主席。未幾（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開六次代表大會，我任主席團，回國後任共黨總書記。曾被幽禁一個月（與立三、蔡和森、王仲一等同住）。一九二九年九月，共黨二中全會開會時，周恩來與李立三在會場上發生意見，開會後兩天，又發生爭執。我對李的主張雖不同意，但不能反駁他。以後他們二人常有糾紛，我始終為他們來調解的。一月後他們的衝突日烈，無法解決，周恩來決意赴莫斯科報告國際，結果國際答複說：“中國黨錯誤，國際駐中國代表亦錯誤。”此時瞿秋白等也來了，三中全會由瞿秋白領導，其所措施，下級大為反對，不得已國際派了米夫來華，找我談話說：“以前種種錯誤，你都要負責，須受懲罰。”
經過米夫談話之後，我卻沒有受處分，因為米夫說：“向忠發是一個工人份子。”此次米夫來華後，自中共中央的組織采變更了，分工製度，因而一切經濟權均不經我手，我的總書記，隻不過虛位而已。不久因為羅章龍組織非常會議，米夫召集徐錫根、陳鬱談話，這一次的談話，我沒參加。米夫返俄後，有一德國人作中國黨的國際代表。四中全會的報告，周恩來起草，由我向國際代表報告，而陳紹禹大加反對我，說我是調和主義者。四中全會選舉的結果，名義上仍由我來繼承六次大會的總書記，但在事實上已經實行了分工製，如沈澤民任宣傳，周恩來任軍事，趙雲任組織，從此各人各管各事，我在共黨內不甚管事了。
二、供 白
一、國際——國際共黨駐滬東方部負責人，前為俄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國——中國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向忠發 周恩來 陳紹禹 陳鬱（已去莫斯科）盧福坦（即老山東）徐錫根（去鄂西赤區） 項英（去贛赤區）候補委員：王克全 羅敦賢 張國燾（在赤區） 關向應 顧順章
職 務：總書記——向忠發 宣 傳——張聞天 組 織——朱 森 軍 委——李福春
三、特務委員會從前是我（向指自己）和周恩來、顧順章，但自顧順章被捕後，經人報告，閱已自首，遂施行改組了，前由顧順章負專責，現改為廖成雲負責。其組織如下：1. 廖成雲 總負責（前江蘇省委） 2. 趙 雲 （第三科——紅隊）3. 潘漢年 （第二科——偵探）4. 楊 森 （第一科——社會及各種技術）5. 陳壽昌 （第四科——交通）
四、蘇區負責者：1. 蘇區中央政治分局 項 英 2. 鄂西分局 夏 曦 3. 鄂豫皖分局 張國燾 4. 閩粵分局 鄧發。
五、李立三已經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層負責者：我因為近來同周恩來不合作，下層的組織及負責人的情況多不知道，現在所能說出的僅限於各地上層負責者：
1. 江蘇省委兼上海各區委指導：書記 王雲程（湖北人，留莫回來。）組織 吳致中（湖北人，留莫回來。）上海分七區：滬中、滬東、滬西、閘北、法南、吳淞、上海（碼頭及海員。）
2．浙江——有兩中心縣委，無省委組織：⑴ 溫台中心縣委。⑵ 杭州中心縣委（已破壞。）
3. 安徽——過去有省委，現無。特委有三：安慶，廣德，南寧。
4. 山東——有省委，五六月破壞，新派二人去，姓名不知。
5. 河北——順直省委由殷鑒負責。（從前羅章龍派的非常委員會省委已解散。）
6. 滿洲——李翔伍。
7. 哈爾濱市委書記——伍何敬（河南人，自莫回來。）
8. 河南——季中發。
9. 湖南——無法組織。
10. 湖北——隻有橋口區委一個（月支三百元。）
11. 陝西——隻有市委一個（人數不多，惟未與中央發生關係），近派劉國章前去（此人前為中央與國際代表間領款者）。
12. 廣東省委（包括廣西，駐香港）書記蔡和森。
13. 四川，雲南，福建都不詳。
14. 察哈爾等特區無人負責。
七、各地實際情形：
1. 以江蘇省委較有力量，上海為最，但亦極為薄弱。人數（黨員）除赤區外，約有二萬黨員，內中大部份掛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內。
2. 成份：工人占百分之十，農民占百分之六十，智識份子占百分之三十。
3．上海方麵：黨員五百八十人，青年團員二百七十六人，工會黨員四百七十人，月繳會費共計二百七十餘枚銅元，由此亦可見力量之薄弱了。
八、軍事——從前經中央局決定共七軍：第一軍 毛澤東 朱德。第三軍 彭德懷 黃公略 總稱一、三集團軍。第二軍 賀 龍。第四軍 鄺繼勳 （鄂豫皖）。第五軍 毛澤東 （一部份，力量很小）。第六軍 周 郡。第七軍 李明瑞。總計赤軍人數十二萬餘人，槍枝七萬餘。
九、共黨經濟來源：
（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裏，我不知其詳。但是從前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時，由我來支配經濟，所以我知道的很詳細。其分配如下：1. 江南局 五千五百元，後又加上一千元。2. 南方局 四千二百元。3. 長江局 六千元。4. 北方局 四千八百元。5. 滿洲一千二百元。6. 軍部 九千元。7. 宣傳 九百元（印刷費另外）。
8. 組織及招待 一千三百元。9. 紅旗報 二千元（現由羅綺園負責）。
（乙）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誌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前後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閩西運來七百兩；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贛西南運來兩千零七兩。由這兩批款內提出八百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作老板，——現由廖成雲負責交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
（丙）綁票或搶掠：共黨的經濟，有時因國際的關係一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采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這種工作主要是由特務第三科紅隊負實幹的。
十、附記：
1. 喻澤時——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裏。2. 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負責人，於前星期內被公安局捕獲，共有七人，聞現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機關很多，經過此次破壞，各處機關均遷移，因此我也受了國際的嚴重警告。3. 婦女部——周秀珠住閘北鄧托路口同春裏七十二號。4. 青年團總書記秦邦憲，住古拔路橫路三號，開會地點在西摩路。5. 國際接頭處及領款機關在憶定盤路。6. 共黨現有幹部全國不過二百人，在莫斯科者亦不過二百人，人才極感缺乏。
全麵內戰（一0五）兩條路線
從向忠發這份供狀裏，我們不但可以看到這位“無產階級”的叛變是多麽地徹底，看到中共早年的幼稚，看到中共唯成份論 “自來紅”的曆史成因。同時也可以看到周恩來是反所謂立三路線的第一人，而也正因此周才成為中共實際上靈魂人物。但卻看不出，向有什麽特別的地方能在中共群星燦爛的20年代末技壓群芳？
官史關於中共六大和向忠發是這樣寫的：（1928年）6月18日至 7月11日，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84人，代表黨員13萬餘人，瞿秋白、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主要報告。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等文件，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暴動。大會製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綱領，並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盲動主義的錯誤。大會選舉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會後，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中央政治局，蘇兆征、項英、周思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等7人為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等7人為候補委員。全會還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等5人為委員，李立三、徐錫根、楊殷等3人為候補委員。由於過分強調工人成分，在7月20日召開的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向忠發被推舉為政治局主席和常委主席。但是他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後來被捕叛變。
在這裏對向忠發技壓群芳用“由於過分強調工人成分”一筆帶過。當了三年黨首，全部結論卻隻有“他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後來被捕叛變”。這顯然是不客觀的，強調工人成分是向上台的政治原因，但中共內工人出身的領袖級人物還有蘇兆征、王荷波、項英以及盧福坦、徐錫根、顧順章等人，其中資格比向老、名氣比向大、能力比向強的不乏其人。為什麽是向而不是別人？
這裏肯定有文章。
史實是，向忠發這個黨首不是蘇聯白送的，而是他自己爭取來的。
向取寵斯大林的手段就是順著莫斯科的思路在強調“工人成份”的同時，痛批“小資產階級”亦即知識分子。據史料載：1928年1月，向忠發代表中共出席共產國際九次執委擴大全會之前，得知了中共11月會議提出的“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分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之幹部”，絕不能使黨的指導工作保持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手中”，從支部、到區、縣、市、省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大多數是工人同誌或貧農同誌”等決議，及羅明那茲在蘇共第十五大受到批評的消息後，便在參加九次執委擴大全會期間以肯定中共11月會議決議的幌子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等寫了兩封信。這位水手出身的工人領袖在信中稱：11月會議決議在評價中國黨的領導成份時是完全正確的，即我們黨的領導成員大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他們“僅僅受著最初一時期革命高潮的衝動，並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煉，並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並且是站在工人貧民的階級鬥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的政治上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於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裏來”。在抽象肯定了11月會議決議後，向便開始了具體否定，他指控說：問題在於，決議並沒有指出這種情況同樣嚴重地存在於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內部。政治局委員蔡和森與前任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間存在著嚴重爭論，蔡和森、羅亦農與總書記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員周恩來不僅思想上右傾而且政治上不那麽堅定，長江局負責人之一陳喬年擅自改組長江局各級組織，原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已公開與黨分裂，原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正在與譚平山合流。“類似這樣不服從中央領導的動搖分子還可以舉出許多”。最後向斷言，中國黨近來種種失敗，多半都是由於這些領導者的無能，因此，“對他們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
向忠發的信說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心裏去了，這正是他們在陳獨秀後所考慮的問題。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在中國委員會討論期間，單獨召見了向忠發。向在報告中斷言，黨內現在的矛盾鬥爭，純粹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於：第一，中國共產黨不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產生的，既缺乏理論準備，也缺少群眾的基礎，結果早期幾乎沒有工人黨員，隻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在進行活動；第二，這些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由各個不同的進步組織中產生出來的，雖然在共產黨形成之後，這些組織不複存在，但這些組織的成員之間的感情依舊存在，不同組織之間的矛盾也必然在黨內有所反映；第三，由於黨在理論方麵相當欠缺，近些年來先後從莫斯科回國，經過相當理論訓練的同誌，正在日益占據黨的領導地位，結果，他們不可避免地與那些缺乏馬列主義理論訓練，但有實際工作經驗、原來握有重要權力的知識分子幹部產生矛盾。因此，當前中國黨內的最大問題在於：（１）存在著動搖不定的機會主義領導者；（２）帶有小資產階級色彩的黨的高級領導人互相之間爭奪權力。解決這種問題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並鞏固它”。
但向也非常策略地表示，他並不主張采取過於激烈的組織措施，主張“鞭笞這樣的黨，但不要大張旗鼓”。他沒有攻擊也是知識分子出身，但仍受到國際信任的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維漢，但明確地批評黨在理論方麵欠缺，讚成由莫斯科訓練出來的具有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的幹部出任領導工作。
（注：11月會議是1927年中共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的一次擴大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根據國際的指示精神，強調了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問題。但沒有提到中央一級領導機關的改造問題。相反在常委王荷波被捕遇害後，中共又派蘇兆征赴蘇任駐國際代表，新補選出的常委周恩來和羅亦農，仍是知識分子。中共領導核心內不再有工人成份。向的信及報告就是據此而發揮的。）
由此可見，向忠發很有心機，並非人們印象中的“老粗”。盡管他這兩斧子已博取了斯大林們的歡心，但向逼宮的戲還沒完，他知道光有斯大林們的寵信還不足以當這個黨首，還必須有自己的黨羽才行。中共六大開幕前三天，躊躇滿誌的向忠發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談話會上，以退為進地說他不適合當總書記：“第一，我離開中國很久，很多實際情況缺乏了解；第二，我對於黨的理論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說，還缺少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力”。幾句自謙之後，向就借與會者對前中央的不滿和批評進入了攻守平衡的總結性發言：第一，中共機會主義錯誤的產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第二，中央的錯誤要批評，但不能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更不能不顧事實，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中央的。
向忠發終於達到了目的，幾天後，水手以絕對優勢當選為中共笫二任總書記（瞿秋白隻是被國際代表指定為臨時負責，並未通過合法程序）。
兩年前的中共五大時，代表82人，工農分子11人，其餘均為知識分子71人。而由國際審定的六大代表84人中，工農分子50人，知識分子隻有34人。五大批評了陳獨秀，但仍選陳為黨首。六大在莫斯科的操縱下以一個虛假的多數讓向忠發接了陳獨秀的班。
多年後，周恩來回顧六大時，曾憤憤不平地稱這次的代表中其實是“暴徒一大堆”。
周所謂“暴徒一大堆”，反映了一個曆史真實：如果說陳獨秀時代的中共存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爭權奪利，那也不過是姑嫂吵架，家事而已。到向忠發時代則掄起了成份這把大刀，變姑嫂吵架為你死我活，成了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屠殺。中共史上大規摸的殺害黨內同誌的運動，均源於六大以後。
所以，以前那種把向忠發的總書記當成傀儡的說法是不確的。以向這種經曆和個性，他是不會甘心被人操縱的。做為中共領袖中最為人不恥的一個，官史很少有他的客觀評述，既使不得不提及他，大多也是一筆帶過。比如說到向在總書任上做得第一件大事，“開除了剛剛選出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職務”時，隻講過程、不論是非。在蔡和森的簡曆中也刪去了被開除政治局常委和委員這一條。
向忠發拿蔡開刀，固然有立威的私心。但從該事件確是中共當時麵臨的一件不得不認真對待的大事，因為它關係到北方黨的生存問題。而蔡在此案中確有嚴重錯誤。從具體史實內看，處分蔡還是合理的，而且最終具體處理和解決了順直問題案的人是六大後的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周恩來。更重要地是此案還涉及到了劉少奇，可謂周劉曆史上的第一次正麵交鋒，因此有必要展開一敘。
全麵內戰（一0六）兩條路線
“順直問題”是開除蔡的主要原因。
所謂順直問題其實就是中共北方局書記李大釗被張作霖殺害後，中共北方黨重組建設的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具體過程是這樣的，1927年5月19日，中共決定建立順直省委，委派彭述之為書記。到職後，由於彭述之家長作風嚴重，但威望和影響力又遠遜於李大釗，引起部份黨員和地方組織的不滿，“順直問題”由此產生。
為了解決順直問題，中共曾三次派人前往解決，但不但沒解決問題，反而把問題弄得越來越複雜了。第一次是八七會議後，中共決定成立以王荷波為書記的北方局，解決順直省委問題，改組省委，撤換彭述之（仍留省委工作），由朱錦堂任書記。改組後朱錦堂一改前任彭述之的右傾，立刻發動了“順直大暴動”，導致兩個省常委犧牲。不久王荷波等又被叛徒出賣，被捕犧牲。順直黨的工作又陷入停頓。
第二次是1927年11月中旬，中共決定撤銷北方局，順直省委受中央直接指導，派蔡和森任中央北方巡視員，指導順直省委工作。1928年1月27日，蔡和森主持對順直省委進行“第二次改組”，推舉工人出身的王藻文為書記，將彭述之開除出省委。這次改組不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更大混亂和分裂。保南地方黨組織竟認為“省委不合法”，在正定自行組織“第二省委”。彭述之跑到上海向黨中央告蔡和森的狀，蔡和森也派人到中央辯解。中央（此時中央負責的是瞿秋白、李維漢）聽了彭述之的，說“一月改組”不當；聽了蔡和森的，又說改組是正當的。使順直黨更加混亂了。
第三次是1928年3月，中共派劉少奇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身份到天津，旋又決定他參加順直省委常委，強省委領導。6 月，中共又加派陳潭秋來順直巡視指導工作。7月，劉少奇、陳潭秋、韓連會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決定改組省委，推舉韓連會代替王藻文任書記，並給鬧糾紛最嚴重者韓麟符以撤銷內蒙古特委書記、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劉、陳回上海久順直黨內又發生了韓麟符認為處分過重，聯合部分黨員起來進行反省委的活動。下台的王藻文則幹脆聯合部分被開除出黨的人由反省委進而發展到勾結敵人叛黨。而京東唐山、樂亭、玉田、遵化等地黨組織認為“七月改組”是“不合組織的”，不承認新省委，還派代表到天津請願，組織所謂“京東護黨請願團”，赴中央控告順直省委。
顯而易見，三次改組順直黨組按中共的習慣用語是，反右而左，左到極左。其中王荷波（工人成份）造成的危害最大，但他已死了。蔡和森比王荷波更左，已開始搞唯成份論，幹脆開除了中委彭述之，起用工人成份的王藻文。如果王藻文與王荷波一樣當了烈士還好說，可這個王藻文後來讓劉少奇拿下來後，先去莫斯科告狀，未果後索興叛變了。1929年初叛變投敵，5月其妻帶領國民黨特務搜捕破壞順直省委機關，逮捕了省委書記盧福坦及秘書長葉玉文和郭宗鑒、彭真等20多個中共幹部。蔡和森起用這樣一個人當省委書記，自然罪責難逃。劉少奇似乎一直都迷信懲辦主義，處理問題隻會用組織手段，把地方黨逼上了梁山，鬧了個雞飛的跳，這老先生和陳潭秋、韓連會商量決定三人聯名發一通告稱：“順直黨內完全為小資產階級意識所支配”，省委“已經沒有指導工作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指責京東組織“京東護黨請願團”“顯然有分裂黨的傾向”，宣布停止順直省委職權，停止京東各縣委組織的活動，報請中央組織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順直一切問題生提起委未成之前，由他們三人直接指導和和管省委工作。 結果幾致北方黨分崩離析，是三次改組中動作最大，但效果也最壞的一次。
在這種情況下，1928年9月間，從蘇聯回國的向忠發、蔡和森、李立三等人聽取了劉少奇、陳潭秋關於順直問題的匯報。他們在莫斯科開六大期間就聽順直代表王藻文、王仲一等的報告，那時向忠發就把順直問題當成全黨工作中“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認為順直問題“發生在黨非常渙散的時候”，“不能很快的得到正確的解決，不獨北方工作不能發展，並且全黨渙散的精神都不能轉變”。中共政治局會議根據劉少奇和陳潭秋的9月10日的調查報告，對蔡和森進行了批評，蔡在於15日正式承認錯誤，並主動申請免除自己的黨內職務。盡管由於蔡在中央影響很大，與會者在蔡的處分問題上看法不一，但向忠發卻毫不手軟，斷言順直黨的錯誤大部分應由蔡和森負責，並宣稱“對他的處罰同意本人的意見，即公布錯誤，退出政治局”。同時還說“此事不好好解決，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斷送一半”。 10月4日，向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宣布了對蔡和森的處分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職務。並決定仍派劉少奇去天津指導順直省委工作。
11月9日，接替了蔡和森職務的李立三在常委會上，危言聳聽地提出應發展工人鬥爭、打擊小資產階級意識，主張在順直黨內開展“兩條路線鬥爭”。剛回國的周恩來立刻發言反對：“不應該是兩條路線”，“主要的還是政治的說服”。他認為：“順直殘留的鬥爭直到現在，主要的是缺少了政治的指導。這點中央要特別注意。”並建夥“我覺得中央委員會有一人去一下才好。” 會議否定了李立三的意見，同時也部分否定了劉少奇。會議決定：不同意停止省委職權的做法，並要來滬匯報的陳潭秋立刻返津傳達，恢複省委職權。
孰料劉少奇和韓連會、陳潭秋竟表示不接受中央決議，堅持其停止省委職權的決定，並電求中央批準。 11月17日，中央複信拒絕了劉少奇的請求。指出順直黨內糾紛以及目前一切壞的現象，是長期曆史造成的，是許多不正確傾向的結合，是沒有正確的黨內生活，積極的黨的工作和黨的政治路線沒有深入黨的下屬群眾的結果。解決順直黨內的問題，“決不是用機械的紀律去製裁，尤其不是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可以解決的。” 並作出五條決議：(一)即刻恢複省委職權，陳潭秋以巡視員名義參加省委工作，劉少奇脫離鐵路總工會，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數同誌組織的“護黨請願團” 應立即解散，因為這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是破壞黨紀的行為；(三)省委應在三個月內召集全省黨員代表大會，在代表會前，須積極改造各級黨部，引進積極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級指導機關去工作；(四)一切黨內糾紛均由代表大會解決，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根本上停止一切關於黨內糾紛的討論；(五)京東四縣黨部立即停止活動，並由省委派巡視員去巡視並實行改組。
毋庸置疑，這個中央複信絕對是周的手筆。這種政治風格，在當時的中共內唯周一人。
劉少奇仍然不服，並於11月下旬親回上海，再次向中央陳述不同意恢複省委職權的理由。
為此，中央11月27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順直問題。會議認為：中央解決順直問題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方法有不足之處；陳潭秋、劉少奇等在順直工作中有取消主義觀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的錯誤。會議決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去順直巡視，調張金刃（張慕陶）參加順直省委工作，韓連會仍任順直省委書記，省委恢複職權，改組常委。
對此，劉少奇接受了中央批評他的“缺乏說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義的錯誤”。但仍堅持認為：1.停止省委職權的做法不是一種處分，隻是在請示中央期間的一種臨時辦法；2.堅決的不讚成一切糾紛均由代表大會解決的指示，認為這反而會助長一些人準備更多更大的糾紛在代表大會上來爆發；3.請求中央調換自己的工作。
在劉的堅持下，中央對其做了一些妥協，修正了“三個月召集全省代表大會”、“一切糾紛均由代表大會解決”的指示，改為召開省委擴大會議來解決。但中央沒有調換劉少奇的工作，仍派他和陳潭秋等回天津做省委擴大會議的準備工作。
12月10日，周恩來化裝成商人，從上海乘輪船來到天津。次日便召集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等聽取匯報。13日，周召集順直省委常委會，作了中央關於解決順直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會議通過了恢複省委職權，改組常委的議案。
之後幾天，周進行了緊張而細致的調研。他接見各地黨組負責人，下去參加各區委和支部的會議，親自到意見最大最多的唐山，分別召集負責同誌會、礦山同誌會、鐵路同誌會，考察下層黨員群眾的實際生活與工作情形，並對大家作了許多深入細致的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使與會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周在12月17日給中央的信中寫到：經過工作，“大多數接受中央恢複省委職權、擴大省委、改組常委的辦法，並一致認為必須積極到群眾中工作，從參加和領導鬥爭做起，才能建立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才能逐漸肅清小資產階級意識，才是解決黨內糾紛的正確出路。”
原來讓劉少奇搞的勢同水火的順直黨，經周半個多月的深入細致，耐心的說服教育，很快就理順了。黨內思想逐漸接近，並趨於基本一致。
這就是周恩來與劉少奇之不同處。
經過周的努力，順直省委擴大會議12月底在天津法租界兩排平房裏召開。會議由劉少奇、陳潭秋主持，主要是由周作政治報告。
周的報告首先傳達了六大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勢，指出當前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爭取群眾，開展鬥爭，迎接革命的新高潮。接下來周針對順直黨的問題分析說：在政治路線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有兩個方麵。一種偏向是從“左”的方麵來反對黨的策略的轉變。一些幹部否定黨的策略必須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把黨在革命低潮時期實行“爭取群眾”的正確政策看成是 “機會主義”，而要求繼續執行盲動主義的“暴動”方針。他們不顧群眾，不估量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成天嚷著“暴動，暴動”，幾乎每次鬥爭都要作暴動的布置，以為不如此，便是“機會主義”。當群眾不願意參加暴動時，他們就用“機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嚇群眾”，強迫罷工，命令暴動。這種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戰術，而是流氓無產階級孤注一擲的拚命主義”，同黨的六大路線是背道而馳的。周恩來嚴肅地指出：這種錯誤傾向所以沒有及時得到糾正，是同順直省委員負責幹部的態度有關的。順直省委負責幹部思想上沒有接受黨的策略轉變，政治上沒有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們不願意了解和執行黨中央的正確指示，反而接受某些不正確的指示。如遭受重大損失的“順直大暴動”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發生的。
周恩來的這個報告很長，可以說是麵麵俱到。雖然他不能不按六大的基調批評“小資產階級”說：順直黨內思想上存在的偏向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意識。他認為批判小資產階級意識，發展無產階級意識，也是順直黨反對錯誤傾向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周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意識，與向忠發及後來的毛澤東批的小資產階級不是一回事，他把“小資產階級意識”歸之為：“雇傭勞動觀念和經濟主義傾向”。例如他批評道：有的同誌為黨做工作，就伸手要錢，參加會議要錢，做支部幹事也要津貼，不拿錢就不做事。有的同誌失業，就要求到黨的機關工作，解決生活困難，將無產階級革命黨看成是“救濟會”和“吃飯的機關”；有的同誌借口隻有在領導機關做事的人才算職業革命家，便不願從事正常的社會職業而要到機關工作，實際是為了領取生活費。總之，“同誌們所注意的大都是經濟問題、個人問題，政治上的意見反倒很少。”這種思想意識和我們黨的性質和任務“相差何止千萬裏。”他宣稱：黨不是 “救濟所”，黨的工作也不隻是在黨部，主要在群眾中。黨的發展不是靠領生活費的人多，而是靠為黨工作的人多，靠在群眾中生活、未離開生產職業的廣大黨員群眾。那種專門在黨的指導機關工作的黨員，因為無法且無時間兼有社會職業，乃不得不領取黨的生活費，以維持他們的生存，這在黨內隻是居於極少數。如果黨內都是做機關工作的人，都向黨領取生活費，黨就不成其為黨，黨和群眾就沒有關係了，還怎麽去組織群眾領導群眾呢？
此外，周還把“鬧個人意氣”當小資批。他在報告中以黨中央決定名義宣布：“對於鬧私人意氣的同誌，無論其曆史的長短與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氣地排除”，決不允許任何人在黨內搞無原則的個人糾紛。
但同時周也指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不能采取“機械式命令”的手段，也不能實行“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正確解決黨內這種思想矛盾的方針，應該是“發展黨內的政治討論”，“發展黨內的理論教育”。他要求“各級黨部都要盡可能地討論一切黨的政治問題，引導每個同誌都盡量發表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同時加緊黨內的政治教育，提高黨的理論水平”，提高黨員的思想水平。
最難能可貴的是周在六大強調工人成份的左傾思潮甚囂塵上之時，竟然理直氣壯地批評組織路線、幹部政策上的宗派主義和唯成份論。他直言：如片麵強調增加工人成份，機械的找些工人進來，而不加以教育，機械的規定領導機關工人成份的比例，而不問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如何；分配工作，提拔幹部，始終是相信自己腦筋中幾個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層群眾中產生出來的新的積極分子；尤其錯誤的是歪曲反對機會主義思想鬥爭的性質，把反對機會主義變成了反對知識分子的鬥爭。“知識分子雖然有很多是動搖的，但是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奮鬥的人亦不少。在無產階級中，也有不少喪失了無產階級意識而染有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許多同誌不明這個道理，於是放著反對小資產階級意識不談，專門反對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個人，而造成了黨內的工學界限，增加了黨的糾紛。這種觀念根本上仍是小資產階級意識。”
周在這裏公開把唯成份論歸之為“小資產階級意識”予以否定，足見其對六大過分強調工人成份的看法如何了。
讀了周這篇80年前的講話，我似乎又看見了文革中的那位“到處救火”的共和國總理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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