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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與分裂（十三）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中共“七大”後，重寫的中共黨史，最重要的政治結論，就是削平了山頭，把中共革命分成了“蘇區”（武裝鬥爭）“白區”（地下工地）兩大塊，亦即兩個“山頭”。毛劉二人分別成了這兩個大山頭的“山大王”（代表人物）。毛劉聯盟形成的權力分配自然也是以此為據，林彪“無功受祿”當選中委，彭真“整風有功”頭一次進入中央，便一步登天地成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便是明證。
但如果說，1945年毛就打算用林彪製衡劉少奇，顯然太離譜，合理的推論應該是，毛把劉林當成自己可倚重的一文一武。
但劉少奇並不理解毛澤東。在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期間，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在戰略上做出決策，趁蘇軍從東北撤走前，搶在蔣軍前麵，派得力領導幹部，立即到東北搶形勢。劉少奇把他13日報告了毛澤東的關於成立東北局的意見拿出來討論，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東北中央局，以彭真、陳雲、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為委員，立即奔赴東北，開辟東北根據地，為了與蘇軍方交往便，特授予彭真、陳雲、葉季壯中將軍銜，授予軍委一局局長伍修權少將軍銜，授予主管通信的段子俊、主管機要的莫春和少校軍銜。彭真等出發前，總參謀長葉劍英正式代表中央軍委宣布了上述授銜決定。
而對毛澤東的那一“武”，劉少奇似乎並不重視，或者是因林彪久疏戰陣罷，沒有讓他去被當時為黨內軍內都當成“肥肉”的東北，而讓他去山東接收他的老部隊。但毛澤東立刻改變了對林的使用，命他改道北上，負責正陸續出關的中共軍隊指揮。
林彪長於軍，彭真長於政，一屬毛係，一屬劉係，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這個安排怎麽看怎麽也沒毛病。
多少年過去了，政界史界從來沒有對此評論過。但無論從已發生的過程和結果來看，都堪稱毛劉分歧的開篇。
彭真是山西侯馬人，長期在北方做白區工作，曾被捕判刑，後來在中共中央授意下，具結出獄（亦即後來劉少奇罪狀之一的 “六十一人叛徒案”）。他與劉關係較深，1936年，劉以中央代表身份在天津，免去柯慶施，由彭真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引發柯劉矛盾，被認為是彭為劉嫡係的開始。抗戰時期任晉察冀中央分局書記，延安整風時被調中央，深為毛澤東所賞識。這也是毛為什麽沒反對彭為東北一把手的原因。
但毛回到延安後，很快就修正否定了劉少奇對東北的戰略方針。
劉少奇長於理論，延安時代，毛便稱劉是黨的大理論家，以壓迫當時黨內公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張聞天等“海歸”們，並獲得了預期效果。但他沒有武裝鬥爭經驗，他對東北的戰略決策，是與朱德、任弼時、葉劍英等討論做出的。他以為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共沒有實力堵住蔣介石軍軍事進入。所以，他決定改變中央原定的在東北的兵力部署，由集中兵力堵，到分散兵力打基礎。他在《關於爭奪東北方針部署的指示》中說，不應將主力布署在滿洲門口，抵住蔣介石。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托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要將主力部署在這一帶。10月3日，發出指示：東北局按照中央要分散的方針，“在滿洲之東、西、北方麵，分兵去接收政權，發動群眾，發展武裝，創造根據地，並建設兵工廠，以便在不利的情況下，能依靠有利陣地，與國民黨進行長期鬥爭。” 10月9日，他又指示：“部隊必須迅速擺開，分散每縣一連一排，迅速發展擴大，收編改造偽軍、偽警”，在目前決不應集中部署，應該分散。“隻有在目前高度分散發展之後，下一時期才有大量部隊集中作戰。” 10月13日，又進一步發出指示：“放手發動群眾，發展武裝，收集資財，接收並改組政權，建立根據地，以便在長期鬥爭中達到全部控製東北，保持我黨在東北能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優勢為目的，目前部署工作方針是以保有優勢為基礎。”
但 10月16日，毛澤東回到延安第5天，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劉少奇以中央名義製定的“分散”戰略。他的依據是，蘇聯不許蔣軍在大連旅順登陸，指示東北局，必須改變中央在東北的分散方針，部隊分散到東北各地的做法要停止。必須要集中“守住東北大門”，“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他電示彭真：“蔣軍從秦皇島登陸，向山海關、錦州攻擊前進，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進，膠東方麵星夜海運，並令林彪急至沈陽助你指揮作戰外，望你就現有力量加強訓練，並動員民眾堅決阻止登陸，爭取時間。”同日又電示彭真等人：“在東北登陸及從任何方麵進入東北之蔣軍，望堅決全部消滅之。凡我到東北之曾克林、萬毅、蕭華等部隊，須迅速集中，加以補整，全力消滅蔣軍。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軍需集中作戰，暫時不能分散。”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進入東北的部隊組建為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為總司令，呂正操、李運昌分別為第一、第二副司令員，蕭勁光為第三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彭真、羅榮桓分別為第一、第二政治委員，程子華為副政治委員。了周保中和伍修權應該任職的意見。11月2日，經彭真向中央反映，中央又複東北局“同意周保中為第四副司令，伍修權為第二參謀長”。
且不論劉少奇的“分散”之疏，與毛澤東的“集中”之堵，誰是誰非，這些我們通過已發生的曆史可以廓清，這裏關鍵的問題是毛通過此舉，向全黨顯示了他才是最高決策者。
我們沒有資料佐證，毛當時是否懷疑劉在立自已的山頭。但彭真的書記不久便被降為副書記，而讓林彪這個“新科中委”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雲集的東北當了黨軍一把手，統一全東北政令軍令的事實，至少可以說明毛對劉有了戒心。
最近，有一本寫彭真在東北局的書，充分肯定了彭真在東北工作的9個月，稱其是“我黨我軍緊張激烈的9個月，是拓荒的9個月，是開創東北局麵的9個月。”並把彭真調離東北說成是，林彪夥同高崗“陰謀”奪了彭的權。而文革初，便有彭真與林楓、呂正操“桃園三結義”反對林彪的說法。個中曲指姑且不淪，凡此種種都可證明，林與彭真在東北時結下了怨，一黨一軍合作不下去了，毛用貶彭褒林的處理方法，樹立了林彪的威信。
對此，事隔30年後，江青在山西大寨的講話中，道出了毛澤東對彭真的看法：“他在延安裝著反對王明路線，到東北又搞王明路線。彭真在東北拒不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沒有戰爭打算，幻想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他沒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味道，不搞階級鬥爭。他不把重點放在農村，不把幹部和主力派到農村建立根據地，戀戀不舍大城市，不願意離開大城市。撤出沈陽，還賴在郊區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撫順，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農村安家，不準備打，隻準備和。在東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拚，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他借口照顧山頭，實際上是培植他個人的實力。他不注意補充主力，隻是從散兵遊勇中收編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隊，後來這些部隊都叛變了，成了座山雕。他說反山頭，就是他在搞山頭，招降納叛，搞他自己的軍隊，搞小圈子，搞桃園三結義。”
當然，憑江青的話，判斷彭真在東北的作用是不公平的。但卻比較真實地道出了毛澤東不滿意彭真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講話裏的“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拚，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其實是“偷梁換柱”，把毛強令集中以堵的失策，推到了彭頭上。
當這一切都過去之後，再來回頭看看，我們不能不說，劉的“分散”與毛的“集中”本身在戰略上都不符合東北實際，而林彪對毛“陰奉陰違”的，集中中有分散，分散中有集中，該退則退，該進則進的戰略戰術，卻是行之有效的勝利保證。
我無法斷定，林是否把他與彭的矛盾上升到與劉的矛盾上了，但一生從不與延安整風的左派來往，而且與劉從不來往，一遇機會就與劉唱反調，比如毛劉矛盾燃點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彭真把毛澤東擠兌的不得不講了幾句“檢討”的話，林彪卻一反常勢地近乎肉麻的大捧“毛澤東思想”，以致毛澤東幾年後，還托去看林彪的羅瑞卿捎話，讓林把身體保養得象七千人大會上那樣，能講三小時話。
但國對林與劉的關係評價，總從政治需要出發，缺乏客觀公正態度。林死後，把他說成“劉少奇林彪反革命集團”。劉平反後，又把他說成“迫害劉少奇同誌”的元凶。近年，一些人又說林講過，劉少奇、鄧小平都是好同誌。翻案派把林說得完美無缺，反林派又沿用文革定式把他說得一無是處，走兩個極端，缺令深入研究，鮮有用史實求證事實真相的客觀評論，這一方麵是林的特殊身份，是個被官方否定的反麵人物；另一方麵是林把自己藏的太深，再加上五年的神化，多年的鬼化，使研究者很難辯真假。
那麽林彪到底是人還是鬼呢？怎麽才能還原他本來麵目呢？
內戰與分裂（十四）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林彪這個人，都不能不承認他是個非常優秀的軍事統帥。
我不大喜歡用軍事家來形容軍人，因為這個詞本身函義主要指謀略，而非實戰。在中國享有第一軍事家頭銜的孫武，有著述，卻無實戰傳世。民國時的蔣百裏、楊傑亦為鮮有實戰經典的軍事家。而韓信、周瑜、李世民、趙匡胤等軍事統帥，無傳世著述，卻導演了極為精典的實戰戰例。
中國傳統之“家”者，著述等身也。而古今中外，創造了無數戰爭奇觀的軍事統帥們，則為“家”們提供了其著述素材，亦即軍事家乃研究總結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當然可謂中共第一軍事家了。
但朱彭林劉徐粟等優秀軍事指揮員，則是實戰的策劃實施者，這與“家”的紙上談兵“事後諸葛亮”不同，那不是可以隨需要修改的文章，而是血與火、生與死真實戰爭。一招妙棋，可能反敗為勝，一招不慎，則可能痛失好局。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之前，鮮有具體戰術指示，但中共爭奪東北略以後，他幾乎每役必有指示，有時還幹預具體戰術。戰略不好評論，在戰術卻會為實戰驗證。東北戰局便證明了，毛之集中戰略固然難說不對，但其堵之戰術指示，卻被實戰結果殘酷否定。
毛澤東將敵軍“堵”在關外的戰略，從1945年11月至次年5月，石覺的13軍，廖耀湘的新6軍，孫立人的新1軍，陳明仁的72軍等7個軍共28萬人進入東北，就已為實戰宣告破產。
林彪“百戰百勝”的神話，因被迫執行毛“堵”之命令，而現了原形。
盡管，共軍在東北占有先機，但以逸待勞還是不敵一水美式裝備、士氣高漲的國軍，被迫一路後退。國軍很快攻占錦州；次年三月占領沈陽，隨後四麵開花，占領撫順、鐵嶺、遼陽、鞍山、營口等重要城市。共軍則退守北部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形成南北對峙態勢。
毛澤東在地圖上，找到四平，發現這個沈陽和長春之間的小城戰略地位重要，便令林彪固守四平，以拖延時間，待美國調停特使馬歇爾由美返華，以便增加談判籌碼。對這位沒百分之百把握絕不言戰，主意還特大，從不看重固守，善於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愛將，毛下了死命令，要林“準備數萬人傷亡”“化四平為馬德裏”。戰爭還沒打響，黃克誠就以為不妥，向林報告，林什麽也沒說（林又能說什麽？）。黃克誠情急之下，直接電情中央，請求放棄四平、長春，毛也置之不理。仍要林“死守四平，寸土必爭”。
林彪隻有奉命備戰，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結十萬軍隊死守。
蔣介石電示前方將領，應采用空陸聯合作要求"一舉擊破共軍之主力"。此役空軍發揮巨大威力，重創本溪十萬部隊。。此時，共軍在東北達30萬人，國軍28萬人。但國軍參戰的七個軍，五個是全副美式機械化裝備，其中孫立人的新一軍、廖耀湘的新六軍則是國軍五大主力中的兩支精銳部隊，軍力比較，林彪不具優勢（毛的戰略原則，主要就是集中優勢兵力，也就是以少打多）。
此役從1946年4目18日到5月18日，整整打了一個月。國軍以優勢火力發起強大攻勢，不日便力克本溪。然後兵分三路，以發起立體攻勢，5月19日占領四平。
前來督戰的國防部長白崇禧當機立斷，命令杜聿明乘勝追擊，一舉拿下長春，然後兵分三路，向北挺進，窮追猛打，再創逃往哈爾濱方向的林彪敗軍，一路收複許多要地。孫立人的新1軍5月30日，已越鬆花江，直逼離哈爾濱不到一百裏的雙城。
據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先生在台灣《當代》雜誌獨家連載，記述其父與四平之戰《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一文披露，林彪部隊四平大敗，傷亡極大，一路長途北逃哈爾濱，在國軍飛機轟炸和機械化部隊追擊下，已成驚弓之鳥，亂成一團，其狀狼狽萬分；官兵極為頹喪，奔逃中被俘、投降極多，有的部隊喪失三分之二，已失去戰鬥力。
四平潰敗，是林彪從軍以來，繼湘江之戰後，又一次完敗。這不能不對林彪產生重大影響。此役後，將士議論紛紛，使他威信下降，據當事人披露，那一段時間，林情緒反常，與戰前判若兩人。湘江大戰，慘烈的情是，他一生都不會忘記。但那是一場不得不打的突圍戰，在戰略上別無選擇，而且他並非把握全局的決策者。但這次之敗，他卻是軍隊統帥。他肯定想過當初他為什麽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至少可以借黃克誠的報告，改變方略，主動撤離四平，那樣也許可以減少損失，免遭如此大敗之辱。
四平慘敗，是毛澤東戰略的失敗。當毛又遙控電令林彪"應主動地放棄四平"時，林已於頭一天下令撤退了。毛立刻意識到四平兵敗可能產生的後果，嚴飭中共其餘各部勿惹國軍，避免給蔣介石在中原開戰以把柄。
黃克誠、林彪分別於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電告毛澤東：無法阻止敵軍占領齊哈，若退出齊哈而得停戰，亦屬萬幸；準備遊擊、放棄齊哈。兩天後，毛回電表示同意。這意味著，毛澤東承認，他在東北的戰略布署徹底失敗。
林彪是個優秀軍人，他明白，他沒有與兵臨城下的孫立人新一軍再戰的資本，再打下去必然是城破兵潰，然而就在部隊打被包，準備棄城進山打遊擊時，突然傳來了蔣介石下達的停戰令：兩軍休戰15天。15天後，在中共代表周恩來要求下，又再休戰8天。
正是休戰令，才沒有使毛澤東的“東方馬德裏”變成林彪的“東方滑鐵盧”。
蔣介石又重演了12年前，湘江之役後“窮冦勿格”的錯誤，但12年前，他是無奈而為之，那時軍令不清，各地軍閥對中央陽奉陰違，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卻很困難，他隻能電命各地軍閥沿途阻截，讓他們為自身利益而與共軍廝殺，達到他在消滅共軍的同時，削弱地方豪強實力的以夷製夷一箭雙雕的“削藩”大計。而這次他在東北的軍隊全為國軍嫡係，裝備優良，士氣高漲，求戰心切，若按白崇禧：“乘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喪失戰鬥力之際，窮追猛打，一舉拿下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裏等重要城市；然後組織民眾編成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產黨殘餘勢力；再調五個機械化師回華北消滅聶榮臻部。”中國的曆史恐怕真要重寫了。
蔣介石為什麽在穩操勝券的關鍵時刻發出停戰令？
白先勇綜合了蔣本人、國民黨官方以及西方學界幾種看法。一種是，蔣1946年6月6日宣布停戰令，是美國特使馬歇爾施加壓力的結果。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馬歇爾不懂中國國情和政治，隻希望國共雙方停戰，以完成自己使命。但白氏認為 "蔣氏指揮國軍進退，自有主見，不一定那麽容易受馬歇爾左右。" 白先生認為蔣發出停戰令應該還有更深刻的原因與動機。認為蔣被勝利衝昏頭腦，認為共軍遭此重創，決無再戰可能，對局勢作了錯誤判斷，產生自信、輕敵心理，貿然下令停戰，放虎歸山，使哈爾濱這個工業和經濟中心成為林彪部隊整頓、反攻的最大基地，這是極大錯誤。後來參戰將領一致認為蔣氏這個停戰令是導致失敗的關鍵性錯誤。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那個一舉蕩平林部的計劃是白崇禧提出來的，而蔣對桂係之防甚至超過對中共之防。白先勇委婉指出，那就是不讓白崇禧繼續督戰東北。白崇禧督戰四平時，不顧蔣氏命令，果斷下令追擊逃敵、直取長春，迅速擴大戰果，而且提出全盤計劃，即直取哈齊諸市，徹底消滅東北的共產黨部隊，並且向蔣氏提出要求，留在東北，完成此計劃。蔣氏則要求白氏回南京就國防部長職位，且以馬歇爾方麵壓力為理由。白氏表示，他留在東北徹底解決殘敵，恰好可以為蔣提供向馬氏辯解的理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蔣意已決，令白氏回南京主國防部事，將東北戰事全交"天子門生"杜聿明負責。白先勇未便明言者，即蔣氏對白崇禧權力、戰功的忌憚。或許，東北大局定於自己門生杜聿明之手而非白崇禧，乃是蔣氏所希望的？
桂係老大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則直言道，嫉賢妒能、對白有芥蒂："我知道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仗，他也寧可不要。"
1956年，白崇禧在台灣上蔣密函，痛陳當年在東北沒有乘勝追擊林彪敗軍而任其坐大反噬這一"養虎遺患"教訓；蔣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戰令鑄成的大錯。
對此，白先勇在事過半個世紀後，一語中的總結道："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經決定。"
關於這場戰爭，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就不再祥述。隻想就在這場戰爭中，蔣毛各犯了一個大錯，錯都在一個低估對手上。兩人在大決戰中，又都有栽培門生的政治考量，但蔣不顧大局，棄白而用杜，毀了白崇禧，杜聿明也沒扶起來。又迷信談判，給林彪了一個坐大反撲的喘籲機會，結果反勝為敗。而毛棄彭用林，利用談判之機，休養生息，終於反敗為勝，還成全了門生“常勝將軍”之諡。
同蔣介石頻繁走馬換將不同，毛澤東在四平之敗後，不但沒責林，反而還使林相對有了便宜行事之權。建國後，大陸也從沒對這次大敗批評，其中可能有毛內疚自責因素，但袒護林卻是主因。這與建國後，對彭德懷“西府戰役”失敗的大加韃伐，以及他對“皖南事變”後，項英死了也不放過相比，實在判若兩人，可見，毛對林之良苦用心。
對此，林彪當然心知肚明，但從已披露的資料看，林對毛的認識，並非士為知己者死，而是防勝於感激，在他奉命揮師進關時，他無意中說了句一般人聽不憧的話：在關外我是個常勝將軍，一入關我就成曹操了！
何謂林彪之曹操呢？
內戰與分裂（十五）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有人把林彪這句話解釋為：曹操赤壁大戰時，號稱百萬兵，其實隻有83萬。林彪入關時，亦是83萬，號稱百萬雄師。
這可能是林彪講這話的依據，但並非其應有之義。
要弄清此話真義，首先要弄清林心目中的曹操是個什麽人。
官方披露，“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曾手書曹操的四言詩《龜蛇壽》送林，並解釋為毛關心林之身體。但我以為並非這麽簡單，毛寫的是與林同誌“共勉”，從詩的內容看：“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螣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誌在千裏。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誌。”本義當是一種政治暗示，示意林勿太消極，應與他一樣，繼續革命。也有要林養好身體，繼承他的事業之意。而所以選曹詩，是示意林，他知道林入關前說過那句話。也知道林心目中的曹操，與他為之平反了的那個“大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曹操不一樣。仍然是個反麵人物，是“漢賊”“奸雄”。
何以為據？一次毛在小範圍講話時，說到秦始皇，眾皆無語，唯林插話曰：“秦始皇焚書坑儒”。引得毛大講了一通“秦始皇不就殺了460個儒生嗎”我們殺得比他多的多。
另外，“批林整風”變成了“批林批孔”，並公開了林不少尊儒言論，也從側麵反映了毛對林的文化認知，毛知道林並不認同他對中國文化與曆史的顛覆。
當時，一般知識分子都不理解為什麽把林彪與孔丘聯係到一起，覺得一個武夫與文聖人放到一起，實在是風馬牛。而對公布出來的“罪證”都是從忠於還是反對毛為標準，加之林運動中又左的出奇，所以絕少有人能從曆史和文化的深度去探討研究。
我們且看看官方批林時公布的一些“罪證”罷：
林彪在筆記中寫道：“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製？？？？？？服從？？？？？？紀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黨性，遵命性也。”“堅決的左傾高姿態。”“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護主席的稱號，……跟著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 “他先為你捏造出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再來駁你的意見。並不，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著。”“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你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先聽他說一遍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他最大的憂慮在表決時能否占多數。”“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
當年，這些言行，在任何人看來，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動言論，任何人都不懷疑林是個“反革命兩麵派”。我手邊有些當時公開發表的詩詞，僅舉佛教協會趙撲初先生的《反聽曲》為證：一、批陳伯達：“聽話聽反話，不會當傻瓜。可愛喚作可憎，親人喚作寃家。夜裏聽戲叫作旦叫作淨的，恰是滿臉大黑花。聖明的王爺偏偏稱孤道寡，你說他是謙虛還是自誇？君不見小小小小老百姓，卻是大大大野心家。哈哈！”
二批林彪：“聽話聽反話，此理信不差。高舉紅旗卻是黑幡高掛。四個偉大到頭來四番謀殺，共產主義原來是子孫世家天下。看他耍出了多少戲法，千年出一個，燒香拜菩薩。句句是真理，念經又打卦，抬高自己是真，擁護領袖是假。”
趙老先生的這兩爿詞，從正麵講，基本反映了當時國人對林陳的看法，由於林彪在運動中極左的表現，可說是天怨人亦怨。尤其聞知其兒子一步登天，當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又陰謀殺毛，且有黑字白紙的“政變”計劃，更是把林當成了“大大大野心家”。但事隔多年後，再讀這詞，從反麵看，實是道出了林之真象，原來，那左是裝給毛看的，“勿講真理而重迎合。”“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
至此，我想稍有點頭腦的人，也該看清林彪真麵目了。
把林神化成“百戰百勝”的“常勝將軍”不真實，把林鬼化成“陰謀家”“大大大野心家”也不確切。簡單地講，他就是一個優秀軍事統帥，看透了毛明為“馬列主義者”實為不穿黃袍的皇帝以後，他用“明哲保身”消極於政治的辦法，以求善終。文革中左的麵孔，乃“堅決的左傾高姿態。”“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護主席的稱號，……跟著轉、喊。”是給毛看的假麵具。總之，林後半生，一直在防著毛澤東，不想和彭德懷那樣落個“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慘下場。也就是說，他不想讓毛把他當曹操。
然而，最終他還是沒逃脫“曹操”的宿命，並被毛牢牢釘在了恥辱架上。
但曆史就是曆史，烏雲可以一時遮住太陽，卻不能永遠遮住太陽。
華國鋒當政，沒有改變毛對林的定性，還沿前朝政治，把林彪“死黨”與江青等人捆在一起公開審判，雖然在公審中沒有審出任何“政變”內容，還是按“林彪反革命集團”判黃吳李丘有罪，並判處徒刑。
華國鋒下台後，鄧小平也沒有公開改變原判，但不久便以“保外就醫”等理由，釋放了陳伯達，黃永勝等林彪案犯，說明他知道不存在林彪政變，那不過莫須有的株連而已。
那麽鄧小平又為什麽不對此案進行甄別呢？
我注意過鄧對林的態度，鄧小平晚年的講話中，除了按官方結論外，沒對林彪做過任何好的或壞的評論，顯然他不願觸及到這個問題。但聶榮臻、陳雲、黃克誠等卻從“一分為二”的角度，肯定了林彪戰爭年代的功勞與貢獻。這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但鄧小平卻從沒幹預過這類說法，似乎可以理解為，鄧也並不相信政變一說。
鄧不相信林搞政變，但堅持認為林彪在文革中“助紂為虐”。我可以理解鄧小平，因為，曆史上鄧與林從沒共過事，林這人如何，他不了解。林最後五年，鄧又一直處於被打倒狀態，用他自己話講，就是“隻知有秦，不知有漢”，不了解毛說林“形左而實右”的內函，把假麵出現的林彪當成了真林彪，對這種極左元凶，他當然不可能為林說半句好話。
認清了林彪真相，遮在文革前五年曆史上的灰塵也就可以拂掉。也隻有還原了曆史真相，我們才可以弄懂，得知林彪暴死，周恩來為什麽會失聲大慟。才可以明白，毛澤東為什麽把周恩來在批林時，定的“極左”改為“形左實右”。也就知道了，毛為什麽把林與孔子捆到一起批，毛實際上心裏已明白周與林的關係，江青們已近乎指名道姓地批“周公”了，除了沒公開點“恩來”兩字，知識分子誰不知道，萬炮齊轟的那個“黨內大儒”在影射誰。隻不過官方不點名，誰也不敢直說罷了。
從當時官方媒體上，我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認定，一場針對周恩來的打倒運動，在毛澤東及其親信中醞釀過。但後來因為毛身體原因，有所改變，最終中止了此計劃的原因，則是因為74歲的老相國，患上了不治之症。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可以認定林彪主觀上不是文革的推動力，而是相反。那麽，我們就可以再回到1967年春夏之交，比較輕鬆地理清包括“二月逆流”在內的一係列反文革風波的事實真相。
林彪是被毛澤東硬拉進文革的，這已有文件披露。林開始對毛給他的“副統帥”位置，不但不熱心，還堅辭不就。因為他明白，毛用他就是打人之類得罪人的差事。沒資料表明林後來還是上了毛的船，但合理的推論是，毛清洗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這三個與林有過節的黨內大員，使林不能不再當“鍾馗”。
文革還沒正式開始，就打倒的“彭陸羅楊”（時謂：四大家族）四個人中，除楊尚昆外，三個是林的寃家對頭，其中彭真是劉係“副帥”，在東北與林不合，現形是禁發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與“二月提綱”，證據還算齊全。陸定一則是因其老婆給林彪老婆寫匿名信，本人並無任何把柄，羅瑞卿就更寃，歸了包堆就是對林不滿，而羅又是毛第一近臣，是毛派到軍委的耳目。毛如此犧牲，也由不得林再不識相了。
林這人是不嗚則已，嗚則非驚人一身汗不可。“五一六通知”出籠的第三天，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用他“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解讀了毛的文化大革命。這篇後來被稱為“政變經”的講話，充滿了火藥味兒，可謂驚心動魄，使人馬上嗅到了血腥味兒。
林彪死後，中共下發了一封毛致江青信，大意是，毛看了林講話後，就對林產生了懷疑，是不得已而違心批準印發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下發這信，是為了消除人們林彪事件後，可能對毛產生不良印象，在毛一生中，類似這樣的倒填日期和即時修改，以證實其英明正確、高展遠囑的事例不少。（另文祥述）
但林似乎對毛的這一招早有防備，在講話中巧妙地道出了他講的這些是經人開導過的：“許多同誌就不大注意政權本身的問題，隻是搞建設，搞教育，對付蔣介石，對付美國，沒有想到奪取了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在這個消極方麵，我們，至少是我，沒有去多想這個問題，更多想到的是打仗、發生戰爭的問題。從大量的事實看，是要防止內部顛覆，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
林明確地告訴了人們，他以前沒有想這些問題，沒明講誰啟發開導了他，但誰都能聽出他話的意思，誰有資格開導林呢，傻子都知道非毛莫屬，何況政治局那些政治精英們了。
文革爆發不久，北京城就有了“二月兵變”之說，矛頭直指軍委的二號人賀龍元帥。
賀龍又與林彪有何宿怨？
內戰與分裂（十六）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到底有沒有個“二月兵變”？
文革過去30年了，至今官方也沒給一個明確定論，隻是從政治上說是，康生、江青為陷害賀龍搞出來的。可這麽大的事，康生、江青再混蛋也不能憑空胡扯，而且康生還說得有鼻子有眼兒，什麽時候，什麽地點、什麽人二月到西郊海澱區的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等單位去借宿舍，準備作為臨時營房等等，總之，“二月”確有“兵”事，至於是否有“變”就可以隨需要任意發揮了。
那麽事情真相如何呢？
1966年1月，毛澤東離京南巡，在武昌與林彪合謀，令北京軍隊部隊，出京拉練。劉少奇授意賀龍填補城防空虛。2 月，賀龍在職權範圍內，批準北京衛戍區新組建一個加強團。但此事立刻被千裏之外的毛澤東得知，讓秘書給北京的周恩來掛電話質問，北京衛戍區擴充部隊，這麽大的事，為什麽不跟中央軍委的兩位主要負責人 通氣？是哪個皇帝批準的？天兵天將又是從哪來調來的？準備辦什麽大事？讓毛這麽一說，組建加強團一事，自然也就黃了。
這就是康生們所謂“二月兵變”的全過程。他拋出這一信息時，彭真已下台，唯一當事人賀龍便被指控為“二月兵變”元凶。
賀龍在中共軍史上，可是個大人物。莫說林彪剛上小學時，他已是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黨員就是他名彪青史“兩把菜刀鬧革命”，在護國戰爭中屢建戰功，名震湘鄂時，毛澤東才剛脫下列兵軍裝。1927年8月，還不是中共黨員的賀龍，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參加南昌起義，並被任命為總指揮。而林彪此時才剛從見習排長轉為連長不久，那時賀龍在他心目中肯定和神差不多。以後，賀龍又領導發動荊江兩岸年關暴動和湘西起義，與周逸群、段德昌等創建了紅二軍團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率部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等帶領的紅六軍團在黔川邊境會師，由他和任弼時統一指揮，發起湘西攻勢，在十萬坪、浯溪河重創敵軍，兵圍常德，有力地策應了紅一方麵軍突圍長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時指揮紅二、六軍團，粉碎了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開辟了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1935年11月，賀龍、任弼時領導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轉戰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二、六軍團在甘孜組成紅二方麵軍，賀龍任總指揮。
也就是說，賀龍絕對是中共武裝的主要創始人和締造者。既使在“朱毛”成軍以後，他軍中地位也與朱德、彭德懷、徐向前比肩，同為中共四個方麵軍統帥。
抗日戰爭時，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賀龍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與林彪平級。
1955年軍隊定銜時，以功排行，賀為第五元帥，林則當了僅次於朱彭的軍中“三哥”。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罷官後，毛澤東意由林彪長軍，林以身體為由，表示消極。周恩來則推薦說，賀龍身體好，主持軍委 繁忙的工作較合適。
毛澤東不得不搞了個平衡（實為製衡），硬讓堅辭不就的林彪上馬，但隻管軍隊大事，而由賀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
因此，在文革初，毛與林在武昌時，北京的賀龍就成了軍內第一人。盡管賀龍完全不知內情，在劉囑其加強城防時，也隻是依中央授權權限行事。可還是被毛當成了劉少奇在軍內的代理人。不過沒有證據說明毛真疑賀龍要“兵變”，不過是要去其兵權而已。
造反風起，賀龍頂著“二月兵變”的雷還風光了好一陣子，陪毛林周“檢閱”紅衛兵，但年已古稀的老帥，早已不是“兩把菜刀鬧革命”時的那個熱血青年了，在“賀龍是大土匪”的打倒聲中，他隻有求助毛澤東。毛讓他“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意見”。1966年9月 10日上午，賀龍在人民大會堂拜訪了林彪。寒暄畢，賀龍直入主題。林彪沉默了一會兒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賀龍笑了：“林總，我革命這麽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林與賀的對話，後來被批判為，林“狼子野心”解釋為，林示意賀龍“你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小；如果反對我，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大。一句話，你的問題大小，全在你對我林彪的態度。”這顯然文不對題，甚至可以說南轅北轍。
林彪與賀龍以前從未共過事，亦未聞有多大矛盾。且賀自接手軍委日常工作後，政治上表現極左，在體委有徐寅生按毛之矛盾論打乒兵球之文章，在軍內有取消軍銜之提議。兩人可能在空軍問題上有點調子不一樣，但賀還是按林的意見辦了。網上傳二人在延安整風時，因兩位夫人矛盾，而有過過節。這並非不可能，但網上所傳有訛，其曰，林“從前方趕回來”，須知林從平型關之役後，直到1945年這七年裏，從沒上過“前方”。而且既使如此，兩位元帥級的老軍人也不至於為此記20年仇。所以，林彪沒有“迫害”賀龍的動機。
問題是賀龍沒聽懂林彪的話，他應當讓毛澤東相信他的信誓坦坦才行，而林彪並不喜歡他這種全無思想的愚忠，直說吧，林彪對賀龍在延安整風時的表現，非常厭惡，他早已不再把這位叫他“林總”的人，當作崇拜偶像了。
何以這麽說呢？因為林彪是知情人，他清楚“二月兵變”的來龍去脈，但不知道毛對賀的真實看法，所以他隻能這麽講。
在林彪看來，“二月兵變”並非空穴來風，但元凶不是賀龍，而是他與毛澤東。
1966年，春節剛過，毛澤東在武昌柬湖賓館召集了一次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的聯席會議。
會後，毛澤東留下了北京軍區的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交代任務，命楊勇留在毛澤東身邊，研究北方防線的戰略戰術問題；廖漢生則回到軍區機關 ，布置部隊春季大練兵，並組織軍區所屬正師、 正軍級以上將領，由廖漢生率領，赴中蒙、中蘇邊境視察戰備 。
毛澤東並未直接對林彪透底。先問他，陳錫聯這人怎樣？林答：陳錫聯在大革命時期屬紅四方麵軍，抗戰時期在129師，解放戰 爭時期屬於二野，很會帶兵，也很能打戰，人還老實。五九年廬山會議 後，查出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跟彭德懷跑，撤了。記得還是主席提出來，派陳錫聯去接替的。毛又問：38軍是不是駐紮在山海關外？軍長叫什麽名字？林答說，38軍原屬四野第13兵團，五0年編入誌願軍赴朝鮮作戰。從朝鮮撤回後，經過重點裝備，目前是全國陸軍中唯一的全機械化軍，總兵員超過八萬，實際上是個集團軍建製。部署在山海關至錦州一帶，是一支我們用以對付蘇軍入侵的戰略打擊力量。現在的軍長叫王猛，五五年授少將。敢打敢拚，年輕有為。
此時，林彪已明白了毛打算對劉少奇動真格的了：北京軍區有30餘萬野戰部隊，司令員楊勇原是彭德懷手下的虎將，政委廖漢生是賀龍的外甥！毛信不過他們。留下楊勇，命廖漢生去邊防檢查，乃調虎離山，便宜作戰。於是索興直接了當地說：主席的意思，是要調三十八軍進山海關，占領北京？。不待毛回答，又說：明白了，主席已經把北京軍區演空城計了。
毛澤東這才打開窗戶，說了亮話，我這裏寫了兩道命令，一道給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一道給38軍軍長王猛，讓他們立即來武昌見我們兩個。命令由我們兩個一起簽署，如何？
林彪簽下手諭說：主席，這事自然是做得越機密越好，萬不可驚動北京方麵。最好是由陳、王兩人自己出麵，各自向沈陽軍區黨委告兩天病假，然後秘密接他們來武昌。
毛點頭：很好。這事就我們兩個知道。說辦就辦吧，今天晚 上，派架專機送命令去給陳錫聯、王猛二位過目。他們過目後，命令收回，並立即隨專機來武昌，不準停留。
盡管毛林行動詭秘，北京軍區的異常情況，是瞞不住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的。瞞不住賀、楊，也就瞞不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 拱衛北京的南北兩支部隊都被拉走了，北京處在了易被包圍攻擊的境地。
全不知內情的賀龍牢騷說，現在全國軍隊的調動、訓練情況，他是兩眼一抹黑了。如果蘇聯紅軍選擇此時突襲北京，憑北京衛戍區、中南海警衛師 那點人馬火力，我們連招架之力都沒有。於是便有了“組建加強團”這個“二月兵變”的把柄。
坐鎮北京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們並不擔心外敵入侵，但如此大的軍事調動，莫說政治局，連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都不知道，能不令人起疑嗎？雖然，建國後，中央就給軍委、各大軍區下過一道禁令，任何野戰部隊、地方軍區部隊不得以任何借口，進入或是路經京津警備特區；任何級別的軍人因公因私進入或是路經北京，嚴禁佩帶武器，嚴禁武裝警衛人員隨行。但毛澤東最近的反常舉動，不能不使他們想到毛在延安常說的那句名言：本人從來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1966年2月庭、3月初，在山海關外的機械化王牌軍－38軍，奉命進入河北地界。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瞞過了軍區黨委其它成員。王猛軍長也未對軍黨委成員們交底，所發出的命令也隻是春季練兵。八萬將士執行一項嚴格的軍紀：野營拉練期間，行動絕密，禁止一切與外界的私人通訊聯絡。大軍沿人煙稀少的燕山山脈南下，一直行進到北京外圍的密雲縣、昌平縣、延慶縣、房山縣一帶的大山裏紮下營帳，完成了對北京市區的軍事包圍。隻留下東南麵的通縣不圍，那裏是平原地區，人煙稠密，目標容易暴露。
1966年3月中旬，38軍完成了對北京的軍事布署，毛澤東、林彪突然下令改組了北京衛戍區。緊接著，又以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的名義，派出多個軍事接管小組 ，每個小組由一名師級幹部任組長，率領一個警衛連，於同一個晚上，分頭進駐《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 北京日報》、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報大樓等要害單位，宣布實施軍事管製。
劉周鄧彭真等人，第二天上午，才得知此事。《人民日報》等單位曾連夜向中央書記處和總理辦公室告急，值班人員還當是正常部隊換防，叫他們不必大驚小怪。還是彭真次日發現自己的警衛排也被換了人，電話報告劉少奇。劉少奇這才感到出事了，立刻通知政治局常委開碰會。朱德、陳雲去了外地，在京常委隻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彭真算列席常委。把管軍委的賀龍請來問怎麽回事？賀龍卻一無所知。問楊成武哪裏去了？賀龍答：前兩天毛主席來電話，讓楊總長到武昌匯報工作去了。問北京衛戍區現在誰管事？賀龍報告：主席和林彪剛下令改組了衛戍區黨委和司令部，名義上還是傅崇碧當司令員，但新來了個溫玉成，什麽都管。現在38軍和衛戍區究竟算什麽關係，也搞不清楚，他也不便過問。
賀龍忍不住繼續說；2月份北京軍區的人馬被抽空，3月初38軍進關， 到了北京外圍完成軍事布置，昨天晚上軍隊進駐電台、報館，這些大 事，他這中央軍委的當家和尚統統被蒙在了鼓裏。這是兵變嘛!
“兵變”的原始出處，原來竟出自賀龍之口。
周恩來用目光製止了賀龍，建議劉少奇，盡快請示毛本人。
高饒事件後，一向謹言慎行的劉少奇，無奈說：還是以中常委的名義，請他自己回來主持工作吧。小平 ，你看怎麽辦？
鄧小平快人快語道：沒法子搞懂，鬧到動用軍隊接管，還是什麽黨指揮槍？他未必肯回來。
劉少奇給遠在武昌的毛澤東主席掛電話。武昌方麵接電話的警衛秘書說：主席服了安眠藥睡著了。直到下午4時，劉少奇聽到才在電話裏聽到毛澤東的聲音：少奇呀，北京出了點小情況，我是知道的，沒有什麽了不得。黨中央還是黨中央，國務院還是國務院嘛。你不是下旬還要和陳毅出國訪問？你是國家主席，放心去好了。我身體不好，回不了北京。北京的事，還是由你和恩來、小平當家嘍。開個會研究局勢？當然可以。我們先開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如何？有勞各位遷就一下病號，來我這裏開吧!你們要在北京 開也可以，我派康生做代表，到會上轉述我的意見
至此，“二月兵變”是怎麽回事，為什麽喊了那麽長時間，卻從來沒個明確說法？實在是沒法說清。我不知道那種為維護領袖形象，否認毛的文革就是權力鬥爭的說法，在這鐵的事實麵前，還會編造出什麽美麗的謊言。但我相信，那些因無知而迷戀毛式“大民主”的人，會從無知中走出來，如果這樣，老夫深感幸矣。
也謝謝跟在後麵罵人的帖子。
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氣和地看看別人的觀點。
內戰與分裂（十三）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中共“七大”後，重寫的中共黨史，最重要的政治結論，就是削平了山頭，把中共革命分成了“蘇區”（武裝鬥爭）“白區”（地下工地）兩大塊，亦即兩個“山頭”。毛劉二人分別成了這兩個大山頭的“山大王”（代表人物）。毛劉聯盟形成的權力分配自然也是以此為據，林彪“無功受祿”當選中委，彭真“整風有功”頭一次進入中央，便一步登天地成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便是明證。
但如果說，1945年毛就打算用林彪製衡劉少奇，顯然太離譜，合理的推論應該是，毛把劉林當成自己可倚重的一文一武。
但劉少奇並不理解毛澤東。在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期間，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在戰略上做出決策，趁蘇軍從東北撤走前，搶在蔣軍前麵，派得力領導幹部，立即到東北搶形勢。劉少奇把他13日報告了毛澤東的關於成立東北局的意見拿出來討論，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東北中央局，以彭真、陳雲、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為委員，立即奔赴東北，開辟東北根據地，為了與蘇軍方交往便，特授予彭真、陳雲、葉季壯中將軍銜，授予軍委一局局長伍修權少將軍銜，授予主管通信的段子俊、主管機要的莫春和少校軍銜。彭真等出發前，總參謀長葉劍英正式代表中央軍委宣布了上述授銜決定。
而對毛澤東的那一“武”，劉少奇似乎並不重視，或者是因林彪久疏戰陣罷，沒有讓他去被當時為黨內軍內都當成“肥肉”的東北，而讓他去山東接收他的老部隊。但毛澤東立刻改變了對林的使用，命他改道北上，負責正陸續出關的中共軍隊指揮。
林彪長於軍，彭真長於政，一屬毛係，一屬劉係，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這個安排怎麽看怎麽也沒毛病。
多少年過去了，政界史界從來沒有對此評論過。但無論從已發生的過程和結果來看，都堪稱毛劉分歧的開篇。
彭真是山西侯馬人，長期在北方做白區工作，曾被捕判刑，後來在中共中央授意下，具結出獄（亦即後來劉少奇罪狀之一的 “六十一人叛徒案”）。他與劉關係較深，1936年，劉以中央代表身份在天津，免去柯慶施，由彭真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引發柯劉矛盾，被認為是彭為劉嫡係的開始。抗戰時期任晉察冀中央分局書記，延安整風時被調中央，深為毛澤東所賞識。這也是毛為什麽沒反對彭為東北一把手的原因。
但毛回到延安後，很快就修正否定了劉少奇對東北的戰略方針。
劉少奇長於理論，延安時代，毛便稱劉是黨的大理論家，以壓迫當時黨內公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張聞天等“海歸”們，並獲得了預期效果。但他沒有武裝鬥爭經驗，他對東北的戰略決策，是與朱德、任弼時、葉劍英等討論做出的。他以為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共沒有實力堵住蔣介石軍軍事進入。所以，他決定改變中央原定的在東北的兵力部署，由集中兵力堵，到分散兵力打基礎。他在《關於爭奪東北方針部署的指示》中說，不應將主力布署在滿洲門口，抵住蔣介石。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托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要將主力部署在這一帶。10月3日，發出指示：東北局按照中央要分散的方針，“在滿洲之東、西、北方麵，分兵去接收政權，發動群眾，發展武裝，創造根據地，並建設兵工廠，以便在不利的情況下，能依靠有利陣地，與國民黨進行長期鬥爭。” 10月9日，他又指示：“部隊必須迅速擺開，分散每縣一連一排，迅速發展擴大，收編改造偽軍、偽警”，在目前決不應集中部署，應該分散。“隻有在目前高度分散發展之後，下一時期才有大量部隊集中作戰。” 10月13日，又進一步發出指示：“放手發動群眾，發展武裝，收集資財，接收並改組政權，建立根據地，以便在長期鬥爭中達到全部控製東北，保持我黨在東北能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優勢為目的，目前部署工作方針是以保有優勢為基礎。”
但 10月16日，毛澤東回到延安第5天，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劉少奇以中央名義製定的“分散”戰略。他的依據是，蘇聯不許蔣軍在大連旅順登陸，指示東北局，必須改變中央在東北的分散方針，部隊分散到東北各地的做法要停止。必須要集中“守住東北大門”，“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他電示彭真：“蔣軍從秦皇島登陸，向山海關、錦州攻擊前進，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進，膠東方麵星夜海運，並令林彪急至沈陽助你指揮作戰外，望你就現有力量加強訓練，並動員民眾堅決阻止登陸，爭取時間。”同日又電示彭真等人：“在東北登陸及從任何方麵進入東北之蔣軍，望堅決全部消滅之。凡我到東北之曾克林、萬毅、蕭華等部隊，須迅速集中，加以補整，全力消滅蔣軍。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軍需集中作戰，暫時不能分散。”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進入東北的部隊組建為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為總司令，呂正操、李運昌分別為第一、第二副司令員，蕭勁光為第三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彭真、羅榮桓分別為第一、第二政治委員，程子華為副政治委員。了周保中和伍修權應該任職的意見。11月2日，經彭真向中央反映，中央又複東北局“同意周保中為第四副司令，伍修權為第二參謀長”。
且不論劉少奇的“分散”之疏，與毛澤東的“集中”之堵，誰是誰非，這些我們通過已發生的曆史可以廓清，這裏關鍵的問題是毛通過此舉，向全黨顯示了他才是最高決策者。
我們沒有資料佐證，毛當時是否懷疑劉在立自已的山頭。但彭真的書記不久便被降為副書記，而讓林彪這個“新科中委”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雲集的東北當了黨軍一把手，統一全東北政令軍令的事實，至少可以說明毛對劉有了戒心。
最近，有一本寫彭真在東北局的書，充分肯定了彭真在東北工作的9個月，稱其是“我黨我軍緊張激烈的9個月，是拓荒的9個月，是開創東北局麵的9個月。”並把彭真調離東北說成是，林彪夥同高崗“陰謀”奪了彭的權。而文革初，便有彭真與林楓、呂正操“桃園三結義”反對林彪的說法。個中曲指姑且不淪，凡此種種都可證明，林與彭真在東北時結下了怨，一黨一軍合作不下去了，毛用貶彭褒林的處理方法，樹立了林彪的威信。
對此，事隔30年後，江青在山西大寨的講話中，道出了毛澤東對彭真的看法：“他在延安裝著反對王明路線，到東北又搞王明路線。彭真在東北拒不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沒有戰爭打算，幻想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他沒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味道，不搞階級鬥爭。他不把重點放在農村，不把幹部和主力派到農村建立根據地，戀戀不舍大城市，不願意離開大城市。撤出沈陽，還賴在郊區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撫順，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農村安家，不準備打，隻準備和。在東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拚，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他借口照顧山頭，實際上是培植他個人的實力。他不注意補充主力，隻是從散兵遊勇中收編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隊，後來這些部隊都叛變了，成了座山雕。他說反山頭，就是他在搞山頭，招降納叛，搞他自己的軍隊，搞小圈子，搞桃園三結義。”
當然，憑江青的話，判斷彭真在東北的作用是不公平的。但卻比較真實地道出了毛澤東不滿意彭真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講話裏的“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拚，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其實是“偷梁換柱”，把毛強令集中以堵的失策，推到了彭頭上。
當這一切都過去之後，再來回頭看看，我們不能不說，劉的“分散”與毛的“集中”本身在戰略上都不符合東北實際，而林彪對毛“陰奉陰違”的，集中中有分散，分散中有集中，該退則退，該進則進的戰略戰術，卻是行之有效的勝利保證。
我無法斷定，林是否把他與彭的矛盾上升到與劉的矛盾上了，但一生從不與延安整風的左派來往，而且與劉從不來往，一遇機會就與劉唱反調，比如毛劉矛盾燃點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彭真把毛澤東擠兌的不得不講了幾句“檢討”的話，林彪卻一反常勢地近乎肉麻的大捧“毛澤東思想”，以致毛澤東幾年後，還托去看林彪的羅瑞卿捎話，讓林把身體保養得象七千人大會上那樣，能講三小時話。
但國對林與劉的關係評價，總從政治需要出發，缺乏客觀公正態度。林死後，把他說成“劉少奇林彪反革命集團”。劉平反後，又把他說成“迫害劉少奇同誌”的元凶。近年，一些人又說林講過，劉少奇、鄧小平都是好同誌。翻案派把林說得完美無缺，反林派又沿用文革定式把他說得一無是處，走兩個極端，缺令深入研究，鮮有用史實求證事實真相的客觀評論，這一方麵是林的特殊身份，是個被官方否定的反麵人物；另一方麵是林把自己藏的太深，再加上五年的神化，多年的鬼化，使研究者很難辯真假。
那麽林彪到底是人還是鬼呢？怎麽才能還原他本來麵目呢？
內戰與分裂（十四）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林彪這個人，都不能不承認他是個非常優秀的軍事統帥。
我不大喜歡用軍事家來形容軍人，因為這個詞本身函義主要指謀略，而非實戰。在中國享有第一軍事家頭銜的孫武，有著述，卻無實戰傳世。民國時的蔣百裏、楊傑亦為鮮有實戰經典的軍事家。而韓信、周瑜、李世民、趙匡胤等軍事統帥，無傳世著述，卻導演了極為精典的實戰戰例。
中國傳統之“家”者，著述等身也。而古今中外，創造了無數戰爭奇觀的軍事統帥們，則為“家”們提供了其著述素材，亦即軍事家乃研究總結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當然可謂中共第一軍事家了。
但朱彭林劉徐粟等優秀軍事指揮員，則是實戰的策劃實施者，這與“家”的紙上談兵“事後諸葛亮”不同，那不是可以隨需要修改的文章，而是血與火、生與死真實戰爭。一招妙棋，可能反敗為勝，一招不慎，則可能痛失好局。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之前，鮮有具體戰術指示，但中共爭奪東北略以後，他幾乎每役必有指示，有時還幹預具體戰術。戰略不好評論，在戰術卻會為實戰驗證。東北戰局便證明了，毛之集中戰略固然難說不對，但其堵之戰術指示，卻被實戰結果殘酷否定。
毛澤東將敵軍“堵”在關外的戰略，從1945年11月至次年5月，石覺的13軍，廖耀湘的新6軍，孫立人的新1軍，陳明仁的72軍等7個軍共28萬人進入東北，就已為實戰宣告破產。
林彪“百戰百勝”的神話，因被迫執行毛“堵”之命令，而現了原形。
盡管，共軍在東北占有先機，但以逸待勞還是不敵一水美式裝備、士氣高漲的國軍，被迫一路後退。國軍很快攻占錦州；次年三月占領沈陽，隨後四麵開花，占領撫順、鐵嶺、遼陽、鞍山、營口等重要城市。共軍則退守北部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形成南北對峙態勢。
毛澤東在地圖上，找到四平，發現這個沈陽和長春之間的小城戰略地位重要，便令林彪固守四平，以拖延時間，待美國調停特使馬歇爾由美返華，以便增加談判籌碼。對這位沒百分之百把握絕不言戰，主意還特大，從不看重固守，善於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愛將，毛下了死命令，要林“準備數萬人傷亡”“化四平為馬德裏”。戰爭還沒打響，黃克誠就以為不妥，向林報告，林什麽也沒說（林又能說什麽？）。黃克誠情急之下，直接電情中央，請求放棄四平、長春，毛也置之不理。仍要林“死守四平，寸土必爭”。
林彪隻有奉命備戰，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結十萬軍隊死守。
蔣介石電示前方將領，應采用空陸聯合作要求"一舉擊破共軍之主力"。此役空軍發揮巨大威力，重創本溪十萬部隊。。此時，共軍在東北達30萬人，國軍28萬人。但國軍參戰的七個軍，五個是全副美式機械化裝備，其中孫立人的新一軍、廖耀湘的新六軍則是國軍五大主力中的兩支精銳部隊，軍力比較，林彪不具優勢（毛的戰略原則，主要就是集中優勢兵力，也就是以少打多）。
此役從1946年4目18日到5月18日，整整打了一個月。國軍以優勢火力發起強大攻勢，不日便力克本溪。然後兵分三路，以發起立體攻勢，5月19日占領四平。
前來督戰的國防部長白崇禧當機立斷，命令杜聿明乘勝追擊，一舉拿下長春，然後兵分三路，向北挺進，窮追猛打，再創逃往哈爾濱方向的林彪敗軍，一路收複許多要地。孫立人的新1軍5月30日，已越鬆花江，直逼離哈爾濱不到一百裏的雙城。
據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先生在台灣《當代》雜誌獨家連載，記述其父與四平之戰《養虎遺患--父親的憾恨》一文披露，林彪部隊四平大敗，傷亡極大，一路長途北逃哈爾濱，在國軍飛機轟炸和機械化部隊追擊下，已成驚弓之鳥，亂成一團，其狀狼狽萬分；官兵極為頹喪，奔逃中被俘、投降極多，有的部隊喪失三分之二，已失去戰鬥力。
四平潰敗，是林彪從軍以來，繼湘江之戰後，又一次完敗。這不能不對林彪產生重大影響。此役後，將士議論紛紛，使他威信下降，據當事人披露，那一段時間，林情緒反常，與戰前判若兩人。湘江大戰，慘烈的情是，他一生都不會忘記。但那是一場不得不打的突圍戰，在戰略上別無選擇，而且他並非把握全局的決策者。但這次之敗，他卻是軍隊統帥。他肯定想過當初他為什麽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至少可以借黃克誠的報告，改變方略，主動撤離四平，那樣也許可以減少損失，免遭如此大敗之辱。
四平慘敗，是毛澤東戰略的失敗。當毛又遙控電令林彪"應主動地放棄四平"時，林已於頭一天下令撤退了。毛立刻意識到四平兵敗可能產生的後果，嚴飭中共其餘各部勿惹國軍，避免給蔣介石在中原開戰以把柄。
黃克誠、林彪分別於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電告毛澤東：無法阻止敵軍占領齊哈，若退出齊哈而得停戰，亦屬萬幸；準備遊擊、放棄齊哈。兩天後，毛回電表示同意。這意味著，毛澤東承認，他在東北的戰略布署徹底失敗。
林彪是個優秀軍人，他明白，他沒有與兵臨城下的孫立人新一軍再戰的資本，再打下去必然是城破兵潰，然而就在部隊打被包，準備棄城進山打遊擊時，突然傳來了蔣介石下達的停戰令：兩軍休戰15天。15天後，在中共代表周恩來要求下，又再休戰8天。
正是休戰令，才沒有使毛澤東的“東方馬德裏”變成林彪的“東方滑鐵盧”。
蔣介石又重演了12年前，湘江之役後“窮冦勿格”的錯誤，但12年前，他是無奈而為之，那時軍令不清，各地軍閥對中央陽奉陰違，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卻很困難，他隻能電命各地軍閥沿途阻截，讓他們為自身利益而與共軍廝殺，達到他在消滅共軍的同時，削弱地方豪強實力的以夷製夷一箭雙雕的“削藩”大計。而這次他在東北的軍隊全為國軍嫡係，裝備優良，士氣高漲，求戰心切，若按白崇禧：“乘林彪部隊潰不成軍、喪失戰鬥力之際，窮追猛打，一舉拿下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裏等重要城市；然後組織民眾編成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產黨殘餘勢力；再調五個機械化師回華北消滅聶榮臻部。”中國的曆史恐怕真要重寫了。
蔣介石為什麽在穩操勝券的關鍵時刻發出停戰令？
白先勇綜合了蔣本人、國民黨官方以及西方學界幾種看法。一種是，蔣1946年6月6日宣布停戰令，是美國特使馬歇爾施加壓力的結果。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馬歇爾不懂中國國情和政治，隻希望國共雙方停戰，以完成自己使命。但白氏認為 "蔣氏指揮國軍進退，自有主見，不一定那麽容易受馬歇爾左右。" 白先生認為蔣發出停戰令應該還有更深刻的原因與動機。認為蔣被勝利衝昏頭腦，認為共軍遭此重創，決無再戰可能，對局勢作了錯誤判斷，產生自信、輕敵心理，貿然下令停戰，放虎歸山，使哈爾濱這個工業和經濟中心成為林彪部隊整頓、反攻的最大基地，這是極大錯誤。後來參戰將領一致認為蔣氏這個停戰令是導致失敗的關鍵性錯誤。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那個一舉蕩平林部的計劃是白崇禧提出來的，而蔣對桂係之防甚至超過對中共之防。白先勇委婉指出，那就是不讓白崇禧繼續督戰東北。白崇禧督戰四平時，不顧蔣氏命令，果斷下令追擊逃敵、直取長春，迅速擴大戰果，而且提出全盤計劃，即直取哈齊諸市，徹底消滅東北的共產黨部隊，並且向蔣氏提出要求，留在東北，完成此計劃。蔣氏則要求白氏回南京就國防部長職位，且以馬歇爾方麵壓力為理由。白氏表示，他留在東北徹底解決殘敵，恰好可以為蔣提供向馬氏辯解的理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蔣意已決，令白氏回南京主國防部事，將東北戰事全交"天子門生"杜聿明負責。白先勇未便明言者，即蔣氏對白崇禧權力、戰功的忌憚。或許，東北大局定於自己門生杜聿明之手而非白崇禧，乃是蔣氏所希望的？
桂係老大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則直言道，嫉賢妒能、對白有芥蒂："我知道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仗，他也寧可不要。"
1956年，白崇禧在台灣上蔣密函，痛陳當年在東北沒有乘勝追擊林彪敗軍而任其坐大反噬這一"養虎遺患"教訓；蔣氏亦痛悔自己下停戰令鑄成的大錯。
對此，白先勇在事過半個世紀後，一語中的總結道："毛澤東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嚴重的軍事錯誤，差點輸掉整個東北，但蔣中正下令國軍停止追擊，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把東北失去了。很可能，國共內戰的勝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已經決定。"
關於這場戰爭，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就不再祥述。隻想就在這場戰爭中，蔣毛各犯了一個大錯，錯都在一個低估對手上。兩人在大決戰中，又都有栽培門生的政治考量，但蔣不顧大局，棄白而用杜，毀了白崇禧，杜聿明也沒扶起來。又迷信談判，給林彪了一個坐大反撲的喘籲機會，結果反勝為敗。而毛棄彭用林，利用談判之機，休養生息，終於反敗為勝，還成全了門生“常勝將軍”之諡。
同蔣介石頻繁走馬換將不同，毛澤東在四平之敗後，不但沒責林，反而還使林相對有了便宜行事之權。建國後，大陸也從沒對這次大敗批評，其中可能有毛內疚自責因素，但袒護林卻是主因。這與建國後，對彭德懷“西府戰役”失敗的大加韃伐，以及他對“皖南事變”後，項英死了也不放過相比，實在判若兩人，可見，毛對林之良苦用心。
對此，林彪當然心知肚明，但從已披露的資料看，林對毛的認識，並非士為知己者死，而是防勝於感激，在他奉命揮師進關時，他無意中說了句一般人聽不憧的話：在關外我是個常勝將軍，一入關我就成曹操了！
何謂林彪之曹操呢？
內戰與分裂（十五）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有人把林彪這句話解釋為：曹操赤壁大戰時，號稱百萬兵，其實隻有83萬。林彪入關時，亦是83萬，號稱百萬雄師。
這可能是林彪講這話的依據，但並非其應有之義。
要弄清此話真義，首先要弄清林心目中的曹操是個什麽人。
官方披露，“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曾手書曹操的四言詩《龜蛇壽》送林，並解釋為毛關心林之身體。但我以為並非這麽簡單，毛寫的是與林同誌“共勉”，從詩的內容看：“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螣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誌在千裏。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誌。”本義當是一種政治暗示，示意林勿太消極，應與他一樣，繼續革命。也有要林養好身體，繼承他的事業之意。而所以選曹詩，是示意林，他知道林入關前說過那句話。也知道林心目中的曹操，與他為之平反了的那個“大英雄”“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曹操不一樣。仍然是個反麵人物，是“漢賊”“奸雄”。
何以為據？一次毛在小範圍講話時，說到秦始皇，眾皆無語，唯林插話曰：“秦始皇焚書坑儒”。引得毛大講了一通“秦始皇不就殺了460個儒生嗎”我們殺得比他多的多。
另外，“批林整風”變成了“批林批孔”，並公開了林不少尊儒言論，也從側麵反映了毛對林的文化認知，毛知道林並不認同他對中國文化與曆史的顛覆。
當時，一般知識分子都不理解為什麽把林彪與孔丘聯係到一起，覺得一個武夫與文聖人放到一起，實在是風馬牛。而對公布出來的“罪證”都是從忠於還是反對毛為標準，加之林運動中又左的出奇，所以絕少有人能從曆史和文化的深度去探討研究。
我們且看看官方批林時公布的一些“罪證”罷：
林彪在筆記中寫道：“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製？？？？？？服從？？？？？？紀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黨性，遵命性也。”“堅決的左傾高姿態。”“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護主席的稱號，……跟著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 “他先為你捏造出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再來駁你的意見。並不，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著。”“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你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先聽他說一遍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他最大的憂慮在表決時能否占多數。”“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
當年，這些言行，在任何人看來，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動言論，任何人都不懷疑林是個“反革命兩麵派”。我手邊有些當時公開發表的詩詞，僅舉佛教協會趙撲初先生的《反聽曲》為證：一、批陳伯達：“聽話聽反話，不會當傻瓜。可愛喚作可憎，親人喚作寃家。夜裏聽戲叫作旦叫作淨的，恰是滿臉大黑花。聖明的王爺偏偏稱孤道寡，你說他是謙虛還是自誇？君不見小小小小老百姓，卻是大大大野心家。哈哈！”
二批林彪：“聽話聽反話，此理信不差。高舉紅旗卻是黑幡高掛。四個偉大到頭來四番謀殺，共產主義原來是子孫世家天下。看他耍出了多少戲法，千年出一個，燒香拜菩薩。句句是真理，念經又打卦，抬高自己是真，擁護領袖是假。”
趙老先生的這兩爿詞，從正麵講，基本反映了當時國人對林陳的看法，由於林彪在運動中極左的表現，可說是天怨人亦怨。尤其聞知其兒子一步登天，當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又陰謀殺毛，且有黑字白紙的“政變”計劃，更是把林當成了“大大大野心家”。但事隔多年後，再讀這詞，從反麵看，實是道出了林之真象，原來，那左是裝給毛看的，“勿講真理而重迎合。”“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
至此，我想稍有點頭腦的人，也該看清林彪真麵目了。
把林神化成“百戰百勝”的“常勝將軍”不真實，把林鬼化成“陰謀家”“大大大野心家”也不確切。簡單地講，他就是一個優秀軍事統帥，看透了毛明為“馬列主義者”實為不穿黃袍的皇帝以後，他用“明哲保身”消極於政治的辦法，以求善終。文革中左的麵孔，乃“堅決的左傾高姿態。”“終生不犯錯誤之法，得個擁護主席的稱號，……跟著轉、喊。”是給毛看的假麵具。總之，林後半生，一直在防著毛澤東，不想和彭德懷那樣落個“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慘下場。也就是說，他不想讓毛把他當曹操。
然而，最終他還是沒逃脫“曹操”的宿命，並被毛牢牢釘在了恥辱架上。
但曆史就是曆史，烏雲可以一時遮住太陽，卻不能永遠遮住太陽。
華國鋒當政，沒有改變毛對林的定性，還沿前朝政治，把林彪“死黨”與江青等人捆在一起公開審判，雖然在公審中沒有審出任何“政變”內容，還是按“林彪反革命集團”判黃吳李丘有罪，並判處徒刑。
華國鋒下台後，鄧小平也沒有公開改變原判，但不久便以“保外就醫”等理由，釋放了陳伯達，黃永勝等林彪案犯，說明他知道不存在林彪政變，那不過莫須有的株連而已。
那麽鄧小平又為什麽不對此案進行甄別呢？
我注意過鄧對林的態度，鄧小平晚年的講話中，除了按官方結論外，沒對林彪做過任何好的或壞的評論，顯然他不願觸及到這個問題。但聶榮臻、陳雲、黃克誠等卻從“一分為二”的角度，肯定了林彪戰爭年代的功勞與貢獻。這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但鄧小平卻從沒幹預過這類說法，似乎可以理解為，鄧也並不相信政變一說。
鄧不相信林搞政變，但堅持認為林彪在文革中“助紂為虐”。我可以理解鄧小平，因為，曆史上鄧與林從沒共過事，林這人如何，他不了解。林最後五年，鄧又一直處於被打倒狀態，用他自己話講，就是“隻知有秦，不知有漢”，不了解毛說林“形左而實右”的內函，把假麵出現的林彪當成了真林彪，對這種極左元凶，他當然不可能為林說半句好話。
認清了林彪真相，遮在文革前五年曆史上的灰塵也就可以拂掉。也隻有還原了曆史真相，我們才可以弄懂，得知林彪暴死，周恩來為什麽會失聲大慟。才可以明白，毛澤東為什麽把周恩來在批林時，定的“極左”改為“形左實右”。也就知道了，毛為什麽把林與孔子捆到一起批，毛實際上心裏已明白周與林的關係，江青們已近乎指名道姓地批“周公”了，除了沒公開點“恩來”兩字，知識分子誰不知道，萬炮齊轟的那個“黨內大儒”在影射誰。隻不過官方不點名，誰也不敢直說罷了。
從當時官方媒體上，我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認定，一場針對周恩來的打倒運動，在毛澤東及其親信中醞釀過。但後來因為毛身體原因，有所改變，最終中止了此計劃的原因，則是因為74歲的老相國，患上了不治之症。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可以認定林彪主觀上不是文革的推動力，而是相反。那麽，我們就可以再回到1967年春夏之交，比較輕鬆地理清包括“二月逆流”在內的一係列反文革風波的事實真相。
林彪是被毛澤東硬拉進文革的，這已有文件披露。林開始對毛給他的“副統帥”位置，不但不熱心，還堅辭不就。因為他明白，毛用他就是打人之類得罪人的差事。沒資料表明林後來還是上了毛的船，但合理的推論是，毛清洗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這三個與林有過節的黨內大員，使林不能不再當“鍾馗”。
文革還沒正式開始，就打倒的“彭陸羅楊”（時謂：四大家族）四個人中，除楊尚昆外，三個是林的寃家對頭，其中彭真是劉係“副帥”，在東北與林不合，現形是禁發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與“二月提綱”，證據還算齊全。陸定一則是因其老婆給林彪老婆寫匿名信，本人並無任何把柄，羅瑞卿就更寃，歸了包堆就是對林不滿，而羅又是毛第一近臣，是毛派到軍委的耳目。毛如此犧牲，也由不得林再不識相了。
林這人是不嗚則已，嗚則非驚人一身汗不可。“五一六通知”出籠的第三天，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用他“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解讀了毛的文化大革命。這篇後來被稱為“政變經”的講話，充滿了火藥味兒，可謂驚心動魄，使人馬上嗅到了血腥味兒。
林彪死後，中共下發了一封毛致江青信，大意是，毛看了林講話後，就對林產生了懷疑，是不得已而違心批準印發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下發這信，是為了消除人們林彪事件後，可能對毛產生不良印象，在毛一生中，類似這樣的倒填日期和即時修改，以證實其英明正確、高展遠囑的事例不少。（另文祥述）
但林似乎對毛的這一招早有防備，在講話中巧妙地道出了他講的這些是經人開導過的：“許多同誌就不大注意政權本身的問題，隻是搞建設，搞教育，對付蔣介石，對付美國，沒有想到奪取了政權還可能喪失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在這個消極方麵，我們，至少是我，沒有去多想這個問題，更多想到的是打仗、發生戰爭的問題。從大量的事實看，是要防止內部顛覆，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
林明確地告訴了人們，他以前沒有想這些問題，沒明講誰啟發開導了他，但誰都能聽出他話的意思，誰有資格開導林呢，傻子都知道非毛莫屬，何況政治局那些政治精英們了。
文革爆發不久，北京城就有了“二月兵變”之說，矛頭直指軍委的二號人賀龍元帥。
賀龍又與林彪有何宿怨？
內戰與分裂（十六）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到底有沒有個“二月兵變”？
文革過去30年了，至今官方也沒給一個明確定論，隻是從政治上說是，康生、江青為陷害賀龍搞出來的。可這麽大的事，康生、江青再混蛋也不能憑空胡扯，而且康生還說得有鼻子有眼兒，什麽時候，什麽地點、什麽人二月到西郊海澱區的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等單位去借宿舍，準備作為臨時營房等等，總之，“二月”確有“兵”事，至於是否有“變”就可以隨需要任意發揮了。
那麽事情真相如何呢？
1966年1月，毛澤東離京南巡，在武昌與林彪合謀，令北京軍隊部隊，出京拉練。劉少奇授意賀龍填補城防空虛。2 月，賀龍在職權範圍內，批準北京衛戍區新組建一個加強團。但此事立刻被千裏之外的毛澤東得知，讓秘書給北京的周恩來掛電話質問，北京衛戍區擴充部隊，這麽大的事，為什麽不跟中央軍委的兩位主要負責人 通氣？是哪個皇帝批準的？天兵天將又是從哪來調來的？準備辦什麽大事？讓毛這麽一說，組建加強團一事，自然也就黃了。
這就是康生們所謂“二月兵變”的全過程。他拋出這一信息時，彭真已下台，唯一當事人賀龍便被指控為“二月兵變”元凶。
賀龍在中共軍史上，可是個大人物。莫說林彪剛上小學時，他已是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黨員就是他名彪青史“兩把菜刀鬧革命”，在護國戰爭中屢建戰功，名震湘鄂時，毛澤東才剛脫下列兵軍裝。1927年8月，還不是中共黨員的賀龍，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參加南昌起義，並被任命為總指揮。而林彪此時才剛從見習排長轉為連長不久，那時賀龍在他心目中肯定和神差不多。以後，賀龍又領導發動荊江兩岸年關暴動和湘西起義，與周逸群、段德昌等創建了紅二軍團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率部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等帶領的紅六軍團在黔川邊境會師，由他和任弼時統一指揮，發起湘西攻勢，在十萬坪、浯溪河重創敵軍，兵圍常德，有力地策應了紅一方麵軍突圍長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時指揮紅二、六軍團，粉碎了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開辟了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1935年11月，賀龍、任弼時領導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轉戰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二、六軍團在甘孜組成紅二方麵軍，賀龍任總指揮。
也就是說，賀龍絕對是中共武裝的主要創始人和締造者。既使在“朱毛”成軍以後，他軍中地位也與朱德、彭德懷、徐向前比肩，同為中共四個方麵軍統帥。
抗日戰爭時，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賀龍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與林彪平級。
1955年軍隊定銜時，以功排行，賀為第五元帥，林則當了僅次於朱彭的軍中“三哥”。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罷官後，毛澤東意由林彪長軍，林以身體為由，表示消極。周恩來則推薦說，賀龍身體好，主持軍委 繁忙的工作較合適。
毛澤東不得不搞了個平衡（實為製衡），硬讓堅辭不就的林彪上馬，但隻管軍隊大事，而由賀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
因此，在文革初，毛與林在武昌時，北京的賀龍就成了軍內第一人。盡管賀龍完全不知內情，在劉囑其加強城防時，也隻是依中央授權權限行事。可還是被毛當成了劉少奇在軍內的代理人。不過沒有證據說明毛真疑賀龍要“兵變”，不過是要去其兵權而已。
造反風起，賀龍頂著“二月兵變”的雷還風光了好一陣子，陪毛林周“檢閱”紅衛兵，但年已古稀的老帥，早已不是“兩把菜刀鬧革命”時的那個熱血青年了，在“賀龍是大土匪”的打倒聲中，他隻有求助毛澤東。毛讓他“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意見”。1966年9月 10日上午，賀龍在人民大會堂拜訪了林彪。寒暄畢，賀龍直入主題。林彪沉默了一會兒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賀龍笑了：“林總，我革命這麽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林與賀的對話，後來被批判為，林“狼子野心”解釋為，林示意賀龍“你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小；如果反對我，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大。一句話，你的問題大小，全在你對我林彪的態度。”這顯然文不對題，甚至可以說南轅北轍。
林彪與賀龍以前從未共過事，亦未聞有多大矛盾。且賀自接手軍委日常工作後，政治上表現極左，在體委有徐寅生按毛之矛盾論打乒兵球之文章，在軍內有取消軍銜之提議。兩人可能在空軍問題上有點調子不一樣，但賀還是按林的意見辦了。網上傳二人在延安整風時，因兩位夫人矛盾，而有過過節。這並非不可能，但網上所傳有訛，其曰，林“從前方趕回來”，須知林從平型關之役後，直到1945年這七年裏，從沒上過“前方”。而且既使如此，兩位元帥級的老軍人也不至於為此記20年仇。所以，林彪沒有“迫害”賀龍的動機。
問題是賀龍沒聽懂林彪的話，他應當讓毛澤東相信他的信誓坦坦才行，而林彪並不喜歡他這種全無思想的愚忠，直說吧，林彪對賀龍在延安整風時的表現，非常厭惡，他早已不再把這位叫他“林總”的人，當作崇拜偶像了。
何以這麽說呢？因為林彪是知情人，他清楚“二月兵變”的來龍去脈，但不知道毛對賀的真實看法，所以他隻能這麽講。
在林彪看來，“二月兵變”並非空穴來風，但元凶不是賀龍，而是他與毛澤東。
1966年，春節剛過，毛澤東在武昌柬湖賓館召集了一次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的聯席會議。
會後，毛澤東留下了北京軍區的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交代任務，命楊勇留在毛澤東身邊，研究北方防線的戰略戰術問題；廖漢生則回到軍區機關 ，布置部隊春季大練兵，並組織軍區所屬正師、 正軍級以上將領，由廖漢生率領，赴中蒙、中蘇邊境視察戰備 。
毛澤東並未直接對林彪透底。先問他，陳錫聯這人怎樣？林答：陳錫聯在大革命時期屬紅四方麵軍，抗戰時期在129師，解放戰 爭時期屬於二野，很會帶兵，也很能打戰，人還老實。五九年廬山會議 後，查出沈陽軍區司令員鄧華跟彭德懷跑，撤了。記得還是主席提出來，派陳錫聯去接替的。毛又問：38軍是不是駐紮在山海關外？軍長叫什麽名字？林答說，38軍原屬四野第13兵團，五0年編入誌願軍赴朝鮮作戰。從朝鮮撤回後，經過重點裝備，目前是全國陸軍中唯一的全機械化軍，總兵員超過八萬，實際上是個集團軍建製。部署在山海關至錦州一帶，是一支我們用以對付蘇軍入侵的戰略打擊力量。現在的軍長叫王猛，五五年授少將。敢打敢拚，年輕有為。
此時，林彪已明白了毛打算對劉少奇動真格的了：北京軍區有30餘萬野戰部隊，司令員楊勇原是彭德懷手下的虎將，政委廖漢生是賀龍的外甥！毛信不過他們。留下楊勇，命廖漢生去邊防檢查，乃調虎離山，便宜作戰。於是索興直接了當地說：主席的意思，是要調三十八軍進山海關，占領北京？。不待毛回答，又說：明白了，主席已經把北京軍區演空城計了。
毛澤東這才打開窗戶，說了亮話，我這裏寫了兩道命令，一道給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一道給38軍軍長王猛，讓他們立即來武昌見我們兩個。命令由我們兩個一起簽署，如何？
林彪簽下手諭說：主席，這事自然是做得越機密越好，萬不可驚動北京方麵。最好是由陳、王兩人自己出麵，各自向沈陽軍區黨委告兩天病假，然後秘密接他們來武昌。
毛點頭：很好。這事就我們兩個知道。說辦就辦吧，今天晚 上，派架專機送命令去給陳錫聯、王猛二位過目。他們過目後，命令收回，並立即隨專機來武昌，不準停留。
盡管毛林行動詭秘，北京軍區的異常情況，是瞞不住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的。瞞不住賀、楊，也就瞞不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 拱衛北京的南北兩支部隊都被拉走了，北京處在了易被包圍攻擊的境地。
全不知內情的賀龍牢騷說，現在全國軍隊的調動、訓練情況，他是兩眼一抹黑了。如果蘇聯紅軍選擇此時突襲北京，憑北京衛戍區、中南海警衛師 那點人馬火力，我們連招架之力都沒有。於是便有了“組建加強團”這個“二月兵變”的把柄。
坐鎮北京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們並不擔心外敵入侵，但如此大的軍事調動，莫說政治局，連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都不知道，能不令人起疑嗎？雖然，建國後，中央就給軍委、各大軍區下過一道禁令，任何野戰部隊、地方軍區部隊不得以任何借口，進入或是路經京津警備特區；任何級別的軍人因公因私進入或是路經北京，嚴禁佩帶武器，嚴禁武裝警衛人員隨行。但毛澤東最近的反常舉動，不能不使他們想到毛在延安常說的那句名言：本人從來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1966年2月庭、3月初，在山海關外的機械化王牌軍－38軍，奉命進入河北地界。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瞞過了軍區黨委其它成員。王猛軍長也未對軍黨委成員們交底，所發出的命令也隻是春季練兵。八萬將士執行一項嚴格的軍紀：野營拉練期間，行動絕密，禁止一切與外界的私人通訊聯絡。大軍沿人煙稀少的燕山山脈南下，一直行進到北京外圍的密雲縣、昌平縣、延慶縣、房山縣一帶的大山裏紮下營帳，完成了對北京市區的軍事包圍。隻留下東南麵的通縣不圍，那裏是平原地區，人煙稠密，目標容易暴露。
1966年3月中旬，38軍完成了對北京的軍事布署，毛澤東、林彪突然下令改組了北京衛戍區。緊接著，又以北京衛戍區司令部的名義，派出多個軍事接管小組 ，每個小組由一名師級幹部任組長，率領一個警衛連，於同一個晚上，分頭進駐《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 北京日報》、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北京電報大樓等要害單位，宣布實施軍事管製。
劉周鄧彭真等人，第二天上午，才得知此事。《人民日報》等單位曾連夜向中央書記處和總理辦公室告急，值班人員還當是正常部隊換防，叫他們不必大驚小怪。還是彭真次日發現自己的警衛排也被換了人，電話報告劉少奇。劉少奇這才感到出事了，立刻通知政治局常委開碰會。朱德、陳雲去了外地，在京常委隻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彭真算列席常委。把管軍委的賀龍請來問怎麽回事？賀龍卻一無所知。問楊成武哪裏去了？賀龍答：前兩天毛主席來電話，讓楊總長到武昌匯報工作去了。問北京衛戍區現在誰管事？賀龍報告：主席和林彪剛下令改組了衛戍區黨委和司令部，名義上還是傅崇碧當司令員，但新來了個溫玉成，什麽都管。現在38軍和衛戍區究竟算什麽關係，也搞不清楚，他也不便過問。
賀龍忍不住繼續說；2月份北京軍區的人馬被抽空，3月初38軍進關， 到了北京外圍完成軍事布置，昨天晚上軍隊進駐電台、報館，這些大 事，他這中央軍委的當家和尚統統被蒙在了鼓裏。這是兵變嘛!
“兵變”的原始出處，原來竟出自賀龍之口。
周恩來用目光製止了賀龍，建議劉少奇，盡快請示毛本人。
高饒事件後，一向謹言慎行的劉少奇，無奈說：還是以中常委的名義，請他自己回來主持工作吧。小平 ，你看怎麽辦？
鄧小平快人快語道：沒法子搞懂，鬧到動用軍隊接管，還是什麽黨指揮槍？他未必肯回來。
劉少奇給遠在武昌的毛澤東主席掛電話。武昌方麵接電話的警衛秘書說：主席服了安眠藥睡著了。直到下午4時，劉少奇聽到才在電話裏聽到毛澤東的聲音：少奇呀，北京出了點小情況，我是知道的，沒有什麽了不得。黨中央還是黨中央，國務院還是國務院嘛。你不是下旬還要和陳毅出國訪問？你是國家主席，放心去好了。我身體不好，回不了北京。北京的事，還是由你和恩來、小平當家嘍。開個會研究局勢？當然可以。我們先開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如何？有勞各位遷就一下病號，來我這裏開吧!你們要在北京 開也可以，我派康生做代表，到會上轉述我的意見
至此，“二月兵變”是怎麽回事，為什麽喊了那麽長時間，卻從來沒個明確說法？實在是沒法說清。我不知道那種為維護領袖形象，否認毛的文革就是權力鬥爭的說法，在這鐵的事實麵前，還會編造出什麽美麗的謊言。但我相信，那些因無知而迷戀毛式“大民主”的人，會從無知中走出來，如果這樣，老夫深感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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