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內戰與分裂（九）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客觀地講，遇羅克和《出身論》在當時並沒太大影響。1967年初，我從新疆回北京，到5月為止，我幾乎天天收集各種小報傳單。《中學文革報》我幾乎期期全看，但不記得有這麽一篇文章。我是在後來定遇羅克為烈士後，才完整地拜讀的它。實在地講，若不是文革官方把它定為毒草，把作者處了死刑，它恐怕早就被人忘記了。但我卻正是在研讀了《出身論》之後，發現當年的反反動血統論是個局，是典型的實用主義政治權術。不信，諸位可以去查查，這以後中央文革就再也不提血統論了。
個中奧秘，請君細品。
炒得沸沸揚揚，鬧得個滿世界雞飛狗跳的反動血統論“首犯”又成了自己人，真正從理論上批駁血統論的人，卻落了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並且被公判處決一這就是現在有些人懷念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些人憧憬的毛式“大民主”。
文革中有一句經典的流行語：“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航手、偉大統帥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便是諸如“萬歲”呀，“取得偉大勝利”呀，“偉大光榮”呀“排山倒海之勢”呀，等等的諡美之詞，然後就把所有“正確”“勝利”全歸於毛。否定文革後，出於政治考慮，官方在淡化文革研究的同時，用各種說詞，比如說毛是“偉大革命家犯了錯誤”，而江等則是反革命陰謀犯罪，力圖把毛與江青等區別開來。這和上麵提到的予矛予盾一樣，結果隻能是，提到文革要麽不說話，要說隻能說假話。
以至於到今天，誰要說真話，就會被指斥為“把所有壞事全扣在毛頭上”。對此，當事人之一的江青在監獄裏講了句真話：我就是主席一條狗，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從1967年我就對江青沒好印象，但我相信江青這句是真話，因為它符合曆史真實，如果毛澤東不支持她，她也不是。
或者並不是太高尚罷，我所以從那個“偉大夢”中醒來，膽敢懷疑毛澤東，就是因為這個女人。理由也並不多充分，還不知道有個賀子珍時，以為毛不該娶個戲子當 “國母”。知道在她與楊開慧中間還有個賀子珍時，而且她還是第三者，就更是鄙視她，以為偉大領袖個人作風不正。再後來知道毛賀同居時，楊開慧還沒死，還在監獄裏寧死也不肯與毛脫離關係，我簡直快崩潰了。現在想來這多少有些封建味兒，但我們這代人當年思維方式就是這樣，中國人不見得非當孔孟之徒，才有孔孟思想。
從過來的曆史看，毛澤東一生最大的失敗，就是娶了江青，晚年又把她推上了權力高峰。國人所謂的“紅顏禍水”未必正確，但在專製國家，最高統治者讓自己的老婆專權，結果大多是一場災難，中國曆史上這類事情太多，從劉漢開國皇帝劉邦起，大漢總少不了後宮亂政之禍。唐太宗號稱賢帝，大唐到他兒子其實就亡在他的小老婆手裏了。這些史事，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那他為什麽還幹這種亡國滅種的蠢事？簡而言之，他已經沒幾個可相信的人了。象毛那麽精明的人，不到實在沒辦法時，是不會出此下策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過延安整風，我結識了幾個親密的朋友。有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高崗、陸定一、彭真。還有周揚。”
這裏若再加上康生、陳雲，就是毛澤東“延安整風”基本班底了。到1966年5月，毛的延安班底已殘破不堪，高崗死了，彭真、陸定一倒了，劉少奇是鬥爭對象，胡喬木、周揚不可用，陳雲太右，隻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了。毛很清楚這兩個人的本事，陳伯達是個貪圖名位的書生，康生是個酷吏。陳伯達無惡名，但也幹不了實事。康生黨內民憤極大，成不了大事。在毛看來這兩人的短處，也正是他用他們的地方，因為這種人離開了他的卵翼就不能生存，屬奴才型忠臣。但光靠他們力量太單薄，這麽大個國家，七億人口，幾百萬軍隊，不生產也不行。於是他又從大躍進“促進派”中選用了陶鑄、王任重。從江青的班底選用了張春橋、姚文元，以及他比較看好的幾個職級不高，戰鬥力很強的“刀筆吏”。
從“五一六”組成的文革班子看，毛確已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所以，他隻能把他那一條狗推上前台，而且還封了她個“第一副組長”，把個什麽也不是的江青排在了，中央常委陳伯達之後，中央委員王任重之前，以示他老婆的特殊地位，在一般人看來，這個女人就代表了毛澤東。
以後，不知從什麽渠道，社會上經常傳有毛批評江青的“謠言”，而流傳更廣的則是在毛江結婚時，中央曾有不許她從政的約法三章。總之，使用江青確實嚴重影響了毛的威信。江青被捕後，官方在批判她時，經常借用毛批她“四人邦”的話，證實了毛確實沒少敲打她。但毛並沒有停止使用江青的意思，因為他再找不到一個比老婆更可信的人了。
如果不是站在為尊者諱的角度，江青在那十年的作用確實無可替代，正如她說的那樣：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順著這個思路，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文革十二年，至少在林彪死前5年，發生的所有大事，都是毛的意誌。到目前為止，雖然還沒有任何文件佐證，但可以認為批“血統論”也是毛的命令。因為，無論江青，還是陳伯達都沒有權力決定這麽大的事。從因果關係上分析，批《出身論》（實際上隻是定罪，並沒象反反動血統論那樣興師動眾地批）同樣是毛的意思，至少也是聽到匯報後，點了頭的。問題在是誰將這事匯報上去的？有文件證實的隻有戚本禹批過《出身論》，江青、陳伯達都沒提過這事，康生是個老特務，但這前後，他有過，改變過去以經濟狀況劃分階級的狀況，應以政治表現來定成分的講話，與遇羅克表述的思想近似。也不可能是康生。
那又會是誰呢？
用排除法推論，就隻有周恩來與林彪兩個與毛江文革派，相對獨立的派係了。因為沒有任何佐證，從因果關係上，更象周派所為，但周派人物此時很少有可以單獨接近毛的機會，而且除周外，也沒有能夠說動毛的人，那麽，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林彪一派了。
除康生、江青等人和周恩來外（當然沒有把汪東興等“內臣”算上，因為當時汪還沒有幹政權力），可以接近並能夠說動毛澤東的就數這位“副統帥”了。能夠支持這一推測的史實有二：中央文革在公開場合，指責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帥為聯動後台，而當時民間則有林彪是聯動組織起來的說法。其二，則是個恐怕永遠也揭不開的曆史之謎，那就是後來企圖謀殺毛澤東，顛覆了整個文化革命的林彪獨子林立果。我所以把他拉出來，是因為文革初，這位醉心政活的帥門虎子卻杳如黃鶴。我能收集到的資料隻有“林立果曾就讀於北京市第四中學，後升入北京大學物理係，文化大革命時輟學，1967年3月參加空軍”，何為“輟學”？參加空軍前他在幹什麽？這10個月，可以說是“大民主”由興而衰的演變時期，賀龍、劉少奇的兒女出盡風頭，董必武、陳毅的兒子去糾察紅衛兵，林公子卻有如人間蒸發，沒有任何好的和壞的記錄。時年已過20的林立果難道真是個逍遙派嗎？從後來揭批林彪時，公開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來看，林公子是個很有頭腦的熱血青年，不可能置身運動之外，既然“輟學”在家，就是個“閑人”，“閑人”就要做些“閑事”，或者和父親聊聊古今中外，或者找小哥們侃侃大山，替小兄弟們抱個不平，出個主意，反正以他的性格和胸懷，不可能光去“泡妞兒”。以他“反革罪證”裏所表現出的學識和政治傾向，他肯定對江青用“血統論”壓製打擊幹部子弟很反感，所以當他看到《出身論》後，立刻發現它企圖否認階級烙印，而這是毛澤東“製勝的法寶”，於是在和父親聊天時，將這篇反血統論的文章的要害告之，並花言巧語地使父親覺得這可能是改變毛澤東的有力武器。把毛揣摸透了的林彪深思熟慮後，向毛反映了這件事。毛所以拖延了些日子，主要是他看出林是衝江青去的，但最終還是寧可收起抽打“血統論”的大棒，也不能容忍《出身論》顛覆他為中共製定的階級路線。不過，很可能在江青對此有抵觸，否則這麽大的事，她不會讓別人去打頭炮。
這也許隻是個故事，但卻是唯一可能發生，唯一合理的推論。
那麽，周恩來在這件事裏，與林彪又是什麽關係？
內戰與分裂（十）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林彪是個優秀軍人，是黨內外公認的傑出軍事家。作為一個職業軍官，他得到了一個軍人的最高軍階，國家元帥。應該說已 “功成名就”。戰爭結束後，他本想學張良“急流勇退”，無奈毛澤東還要用他當鍾馗（毛在一封信裏，說林要借他當鍾馗。我疑此信巧日期倒置的政治伎倆，將另文評述，不贅言），一打劉伯承、二打彭德懷、三打劉少奇，他也在休養中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但他韜光養晦的本事不夠老到，或者是他已預威到了劉少奇之後，就輪到他了，於是讓毛覺察到了“野心”，並把他逼到了牆角。他生命最後的五年裏，經曆了被神化和被鬼化兩個極端，從毛“最親密的戰友”淪落到最凶惡的敵人，而那個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個普通人的林彪卻幾乎為人忘卻了。
假如不是林彪“外逃叛國”，從天上摔到地下，“死無葬身之處”，被當反革命批判，他在我心目中永遠是個溜須拍馬，不學無術的“鬼臣”。但學習了其“罪證”之後，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林之“兩麵派”及何為“打著紅旗反紅旗”了。否則，我寧可違心也不會把他和周恩來聯係到一起。但了解了林之“反動思想”後，我發現他原來是個可以以假亂真的演員，但演技不如周恩來。
周恩來與林彪最早是師生關係，以後是統帥與士兵關係，黨的領袖與黨員關係，總之在文革以前一直是上下級關係。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排名在周之前。眾所周知，林是毛澤東從低級軍官一手提拔起來的兩個元帥之一，另一個是政治元帥羅榮恒，已在幾年前去世。所以，當毛決定廢除劉少奇“太子”（接班人）之尊時（我甚至認為，毛最初也隻是想達到這一目的），幾個中央常委中也隻有林有這個資格。
對此，周是否起過什麽作用，無據可考。但這麽大的事，毛不可能不與常委們通氣，從後來倆人的關係看，周肯定投的是讚成票，而且未必是違心舉手。周恩來雖說與林彪在曆史上沒有太多的個人交往，但並不見得不了解這位性格內向、脾氣倔強“紅軍之鷹”。對於林毛關係，周恩來當然更是心知肚明。在林居其頭上的五年間，周處處表現出甘居其下的恣態，而林也從未對周有過非禮之舉。
要弄清周林在文革中的關係，先簡略回顧一下倆人的曆史：
林彪，湖北黃岡人，生於1907年。1923年6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四期），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參加北伐戰爭，在葉挺獨立團任排長。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隨朱德、陳毅轉戰閩粵贛湘邊界。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同年4月隨部隊上井岡山，先後任紅軍第四軍二十八團營長、團長。1929年3月任紅四4軍第一縱隊司令員。1930年6月任紅四軍軍長。1932年3月任紅一軍團總指揮(後稱軍團長)，率部參加了長沙、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等重要戰役和中央蘇區曆次反"圍剿"。1934年10月率紅一軍團開始長征，參加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和強渡烏江等作戰。1935年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會後指揮所部參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奪占瀘定橋等作戰。同年9月任陝甘支隊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到達陝北後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1936年6月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後改稱抗日軍政大學）校長，後兼政治委員。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15師師長，指揮了平型關戰鬥。1938年冬赴蘇聯就醫。1942年2月回國。抗戰勝利後，先後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與羅榮桓等指揮了四平、新開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和遼沈戰役等重要戰役，解放全東北。1948年底率部入關，與羅榮桓、聶榮臻一起指揮平津戰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等職，先後指揮了湘贛、衡寶、廣東、廣西等戰役。建國後,先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1971年9月13日乘飛機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地區機毀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
周恩來，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 1920年至1924年先後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由張申府等人介紹），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624年8月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1925年，參予領導了兩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3 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麵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4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1935年１月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示，為確立毛澤東黨內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5年8月和毛澤東去重慶進行談判，《雙十協定》簽訂後，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11月從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３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時轉戰在陝北，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年11月兼總參謀長。
建國後，曆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采取一係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複和發展。1962年，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在國際事務中，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在第一次亞非會議，促使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在“文革”中，顧全大局，為保護黨內外幹部，費盡心血。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黨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1972年患病以後，一直堅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從周林兩人的簡曆中，不難著出，他們之間始終是帥將關係。林彪對年長他9歲的周恩來也始終充滿了仰慕之情。對此，不應當因林彪政治角色的轉換而避諱。本來我需費很大篇幅來予以說明，不料在網上看到一篇為文革叫好翻案的貼子，正好摘錄如下，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文革中的林彪與周恩來：
“令人遺憾的是，毛主席的妥協政策有一個根本性誤判，毛主席錯誤的以為林彪會真心支持文化大革命，並將以此來依靠人民軍隊實現“支左”的政治任務，相對和平的瓦解保守派武裝。但實際上，林彪卻是個明哲保身的人物，他不僅不能實現毛主席“支左”的願望，甚至也不能構成對保守派官僚領袖周恩來的製衡力量，林彪消極的對待毛主席的期望，使得周恩來可以通過政治局，輕易的調動軍隊進行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這就是“軍委八條”以及“抓516分子”的種種運動。自此，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經以失敗而告終。接下來的進程則是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的深入思考，以及毛主席對造反派成員的小心保護。
林彪的出逃，是文革宣告失敗的最後鍾聲，毛主席輝煌的一生，進入到悲愴的晚年，帶著對曆史的無奈，帶著對造反派最後的道義責任，帶著更深層次的思索，毛主席用不屈的靈魂，進行著最後的努力，雖然這樣的日子，每一分鍾都是對他的折磨，但是他沒有放棄，他還要進行最後的奮鬥，他以失敗者的身份，用最後殘餘的威望，蔑視著對手的怯懦，而毅然發起了一場批林批孔的思想文化運動，因為他已經清楚的知道，文革的失敗，歸根結底是民眾的不覺悟，民眾不覺悟的根源在舊文化，在民眾對知識分子集團精英集團的依賴上，隻有打破這種依賴，才能有自身的解放，才可能建立馬克思所說的新的無產階級新的聯合。他甚至不顧自己的名聲，去請出官僚集團最心狠手辣最幹練狡猾的對手，給他政治權力，去交換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也就是對造反派成員不秋後算賬的政治保證，因為毛主席早已知道，這個無賴必將成為官僚集團新的領袖，他用自己的恥辱來追尋著對戰友的責任，這是何等的悲壯，何等的淒涼。” 《文革真相與反思》
其所謂的“反思”無非是以毛為真理標準的文革套路，沒有任何評判價值。而其所謂“真相”，卻從反麵揭示了一個事實，林彪，周恩來與鄧小平（文中被誣稱為“無賴”）都是反對毛澤東的文革的“同誌”。此外，也準確也列出了林周合作的證據：“軍委八條”以及“抓516分子”。
其實，這個“軍委八條”也許正是解讀林周關係的鑰匙。請諸位注意這個被稱為軍委八條的
中央軍委命令發布日期，1967年1月28日。其全文如下：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全麵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為了適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的新形勢，特規定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 ，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係統和保密係統，不準衝擊，不準串連。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搶劫。有關文化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采取正麵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作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 和司法機關處理。
以上規定，從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體指戰員、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同誌，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紀律處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在26日批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衝擊領導機關問題。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28日毛後一句改為“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並準予下發“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林彪25日送審，毛澤東26日批示，稍加修改後，28日就批準下發。效率之高，實在有如戰時。可以想見怯於應酬的林彪，都對毛講了多少危言聳聽，又正中其下懷的話了。
毛當然明白林是用軍隊穩定來對抗他的造反和奪權，他示意江青和中央文革討論時刪掉了，保證黨委領導，軍內不許成立戰鬥組織的內容，但他又怕軍隊真亂了，這從他兩天裏兩個意思完全相反的批語就可以看出，毛晚年經常寫錯別字，但這樣的錯誤似乎還沒有過。可你千萬別以為這隻是技術失誤，26日批“歡迎”是警告訴林彪和葉劍英等軍委領導人，穩定可以，但必須不能幹擾我的造反運動。同時也給江青們留下“討論”時刪改的餘地，28 日，江青們刪改定稿了，毛澤東才把“歡迎”改成了“不許”。據說，得知毛批準“命令”下發時，在非公眾場合向來不苟言笑的林彪居然禁不住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軍委八條”下發時，我所在的新疆兵團也委實高興了幾天，因為在命令下發前兩天，石河子地區發生了全國首起動用了槍支的“武鬥”，號稱“八一野戰軍”的造反派4000餘人，衝擊農八師武裝部門，奪取槍支。入夜雙方發生槍戰。造成5死6傷。槍戰在白天再一次發生，從武裝部門一直打到公共汽車站。此一戰役，雙方共死24人，傷74人。事後，雙方互抓對立派人員施以酷刑，甚至將一女青年衣褲脫光爆屍。
命令下達後，“八一野戰軍”立刻被宣布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秩序剛有好轉，突然來了一個叫高明樂的青年，自稱是中央文革派來的聯絡員，說“軍委八條”是林彪背著毛主席下的“黑命令”，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他就是被派來調查“1、26”事件的。一時間，這個一口陝西話的年輕人，成了各大群眾組織爭搶的座上客，好吃好喝好招待，吃完了就拉他到大會上去“演講”，不多久，被取締的“八一野戰軍”就翻盤成了 “大左派”，而對立的“紅色野戰軍”則成了“保皇狗”。兩派又開打了。
但沒多久，這個高明樂便露出了馬腳，他這個“大學生”水平還不如個初中生，“演講”就那麽一套，稍換個題目，他就驢唇不對馬嘴。以後，警方查明他根本不是什麽大學生，不是西安郊區一個農民的兒子，抓起來一審，原來是在火車上遇到幾個北京的大學造反派，管了他幾頓飯，訓煉了他幾天，然後就讓他扮演了這個角色。經查，此人隻有初一文化，但靈牙利齒，能說會道，所以被自已不敢冒這個險的“狡猾”的大學生利用了。後來，在關押期間我問過他哪兒來的這麽大膽子？他說，他來新疆是家裏太窮，聽說新疆能找工作，就來了。
哦，成千上萬的“革命造反派戰士”，居然讓一個剛小學畢業的盲流給耍得暈頭轉象，而這個農民的兒子隻是為了能吃飽喝足，您說是那個聰明那個傻？
以後，這個西安盲流，就被稱為“西安騙子”，在兵團成了個“名人”。
類似高明樂這樣的攻擊“軍委八條”的情形，在全國各地都有，衝擊軍事機關，奪取武器彈藥，引發大規模武鬥的告急，幾乎天天都有。
怎麽辦？被神化為“百戰百勝”的林副統帥，能容許有人和他這麽對著幹嗎！？
內戰與分裂（十一）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作為研究，我以為“八條”的醞釀過程和發布日期，甚至比內容更重要。
我們翻開文革日曆，就會發現1967年1月中旬到2月中旬，正是黨內外兩種政治力量大搏殺白熱化的當兒，黨外主要是大張旗鼓地打擊聯動（後擴大到所有反對派，亦即修正主義紅衛兵）。黨內則是以葉劍英、陳毅、譚震霖、李先念為代表的軍政大員的公然反抗。而第一波反抗正是毛澤東批準下發“八條”的次日。１月１９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碰頭會。會上，因葉群突然發言點了總政主任肖華的各，並得到了江青等的附合，陳伯達把總政稱為“閻王殿”。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人拍案而起，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鬥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憤然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來被稱作林彪的“四大金剛”的黃永勝也發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誌要多聽毛主虎的話！”
葉劍英、聶榮臻憤而以退場抗議。
當夜，北京軍區文工團造反派去抄肖華家，肖華逃到了葉劍英家。
20日，肖華問題引起老帥們光火，葉劍英為此還拍裂了手掌。會後，葉劍英把會議情況報告了林彪。林彪氣憤地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還立刻把江青叫到家中，大發了一頓脾氣，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幾都掀翻了，還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
22日，周恩來和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委擴大的碰頭會的高級將領。毛澤東向葉劍英詢問碰頭會的情況。葉劍英扼要地談了自己的意見。將軍們也紛紛向毛訴說他們在運動中受到殘酷鬥爭的情形。毛澤東安撫大家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鬧分裂。
有了毛的這番話，24日晚，徐向前、葉劍英和聶榮臻先後到林彪家匯報工作，並提出軍隊要盡快搞個條令和規定。林彪同意，擬定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討論，又報請毛澤東批示。
2月6日，在林彪的支持下，軍委碰頭會轉移到西山繼續開會。葉劍英分析一些地區軍隊混亂的局勢，感到“八條命令”還不夠，也未完全落到實處，還要再規定幾條加以限製，又和聶榮臻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即七項規定)，進一步規定了穩定軍隊的具體措施，明確規定，陸、空軍的軍以下單位，海軍基地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堅持進行正麵教育。絕對不準任何人，到這些單位進行串連；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取消各種文化大革命戰鬥組織；對幹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錯誤的；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不良傾向。
葉劍英說：“本來八條一個文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現在又搞了個七條，這些都是我們鬥爭來的!”葉劍英根據“命令”和“規定”，先後解決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內蒙、甘肅、廣州等地軍事機關和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圍困之災。
第二波反抗就是史稱“二月逆流”的軍政聯合之爭。２月１１日和16日，在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上，四帥三總與康生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圍繞著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葉劍英當麵質問康生、陳伯達：“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麽？”
譚震林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怒斥張春橋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很難得參加中央會議，既然參加了我就說幾句，我恨我為什麽活過65歲，使我看到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麵，今天把共產黨搞成這個樣子。我後悔我為什麽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我不幹了！我以後還要上山打遊擊去，我說話就算數。”說完就拿起皮包要走。這時周總理說話了：“回來！不許走，今天會議上講的話就到這個範圍為止，一個字不能外傳。”
陳毅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麽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李先念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
李先念還指出，在群眾中進行大規模兩條路線鬥爭，把老幹部統統打掉，“是從《紅旗》第３期社論開始的。”
徐向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聶榮臻對江青等抓聯動表示了不滿：“你們把許多幹部子弟和青少年說成聯動成員，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株的作法是十分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2日17日上午晚上，江青、康生把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連夜整理好碰頭會記錄，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開始聽得還算平靜，因為他太了解這幾個老家夥，而此時他還必須借重他們。但聽到陳毅說延安整風整人時，立刻敏感也說，怎麽，延安整風也不對？但毛並沒馬上表態。
同日，氣憤難平的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醜化黨”、“真比武則天還凶”。林彪將此信轉報毛，並在信上批評：“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預料之外”。據後來的林秘書張雲生回憶，譚震林分別寫了給林和毛內容大致相同的信， “林彪和葉群在看到這封信之後，大受震動。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還是什麽都不說。葉群則感到這封信將給自己帶來一場災難：林彪對之表態不是，不表態也不是。因此她趕緊把這封信從秘書手裏收回去，一再叮囑我們對誰也不要講。然而沒過兩天，林彪又把譚震林的信批給了主席。主席閱後將原件退回毛家灣，林彪見到後將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紙簍裏。後來葉群又背著林彪將這些碎紙片撿回，並將它貼在一張白紙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櫃裏。這是林彪發泄對老毛不滿的真實一幕” 。
2月１８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人，並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責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停職檢查。
2月19日淩晨，毛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通知林彪參加，但林彪仍以“身體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
後來，批林時，搞肖華，“出賣”譚震霖，都被當成林彪的罪行。肖華一事另論，單說譚震霖信一案，即便張雲林所說的 “譚震林分別寫了給林和毛內容大致相同的信”可存疑，林也是“沒過兩天”才把譚信批給毛的，也就是說，應遲於“2月１８日晚”。但“2月19日淩晨”那個會，很可能與林將譚信轉毛有關。否則不令特召林參會，林拒不參會，恐怕是不想去違心表態。
佐證是，後來江青壓黃永勝就“大鬧京西賓館”作檢討，黃永勝請示林彪，林讓他頂住不理睬。黃一直沒檢討。
凡此種種，都足可佐證，這次軍政抗爭的領軍人物非林莫屬。這從譚震林給他寫這封信本身就能看出他所代表的元老們對林彪的信任。而且我認為譚把信給林的動機，就是希望林轉給毛。譚這人一向很左，但人品很好，是個心直口快的“大炮”，喜怒皆形於色，從來不搞小動作，更別說搞陰謀了。
毛所以有“2月19日淩晨，毛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從邏輯上講，應是受林轉譚信之刺激，但不是因為信的內容，而是因為譚居然把信寫給了林彪，這是毛最難以容忍的，在毛看來，老譚可一直是緊跟他的人呀！
對此，想一想廬山會議上，毛看到李銳、周小舟、田家英都站在彭德懷一邊時的憤怒，就可以明白，他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他的人“背叛”他了。
現在順便說一說肖華。葉群搞肖華，江青幫腔，陳伯達定性。葉群是林彪老婆，所以他怎麽也脫不了幹係。但明裏林卻還替肖華講話，有兩種可能，或者是江青唆使葉群出頭，林事先不知情。因為江青應當最恨肖華，為什麽？彭德懷罵肖華、汪東興為毛“選妃子”並非空穴來風，是誌願軍女文工團員向他告狀，以求保護，這位大帥才雷霆大作。作為毛的妻子，江青有足夠理由捉弄捉弄這位天子近臣。再一可能，就是林事先也知情，沒反對，也沒支持，棱模兩可地默許了。林彪可能有不少毛病，但作風端正，按官方傳言，他與葉群關係不洽，卻並沒象臭高崗、劉少奇那樣抖出他任何“花事兒”。俗話講：正人先正己。所以，林彪恐怕對肖華之流也無好感，何況他從來與政治幹部不睦。不過，林知道肖是毛的紅人兒，就象他後來還以副統帥之尊去拉汪東興一樣，輕易不去得罪這些近臣，所以才故作保肖姿態，在軍內兩大派鬥得最凶時，親自去看保肖派組織的《長征組歌》演唱會，是做給毛看的。而後來肖華被打倒時，並沒見林爭過半句，似可支持這推論。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使林有消滅肖華動機，就是肖華是1955年授銜時最年輕的上將，本來就是個易遭人非議的出頭椽子。如果戰功卓著，象林那樣也就罷了（林評元帥時就不少非議），偏偏此人又鮮有戰功，一直是個政工幹部。政委就政委吧，這個小肖又左得邪唬，那把紅軍所有功勞全歸為毛澤東的《長征組歌》且不論，黨內軍內哪次整人都少不了他，而且一點情麵都不講，不整死不罷手。對這樣的林沒理由去保他。
毋庸置疑，文革林彪有借機鏟除異己的行為，比如賀龍、羅瑞卿等，但5年中以他主動整的人並不多，比如轟動一時的“楊傅餘”案，後來都算在他頭上，其實他隻是奉命宣布毛的命令而已，除餘立金外，楊成武、傅崇碧卻是江青搞的。
總之，無論對錯，林彪至遲至1966年12月起，就開始與江青一派處於對抗態勢，並巧妙地利用軍內黨內情緒變化，借助毛澤東的力量，抵製江青一派的激進做法。“軍委八條”便是明證。
但有證據證明，林彪對整倒劉少奇是主動的，林與劉又有什麽宿怨呢？
內戰與分裂（十二）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遍查中共曆史，都找不到林彪與劉少奇有任何關係。兩人之間既無瓜葛，也無恩怨。
劉少奇1898年生人，比周恩來小8個月，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上過私塾，1919年中學畢業。黨內資格很老，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30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4年 10月參加長征。1936年赴華北，先後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書記。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書記。1941年皖南事變後，被任命為新四軍政治委員和華中局書記。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 1947年3月，轉移到華北，和朱德一起負責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建國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6年9月，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從這份簡曆可以看到，劉少奇高中畢就加入了青年團，一生是個沒有任何職業經曆，是個與毛澤東一樣，甚至比毛澤東還徹底（毛還有過1年當兵的經曆）的職業革命家。國內加上國外，小學、中學、大學都上過，基本上可算受過係統教育。尤其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那幾年，對其政治信仰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說是個合格的列寧主義者。縱觀其在黨內職務，除短期兼新四軍政委外，幾乎與武裝鬥爭沒任何關係。（長征中，當彭德懷的政治部主任，不過是隨軍掛職而已，無實質意義）。
（這裏需加注的是他入團問題，1920年，共產黨還沒成立，怎麽就有青年團了？答曰：中國就是先有的團後有的黨。 1920年8月，上海首先發起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廣州、長沙等地區相繼成立。但這時的青年團還處於自發鬆散階段，中共成立後，1922年5 月，由張太雷在廣州主持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宣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大會通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選舉施存統為中央書記。1925年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而林彪從1925年起，至死從沒離開過軍隊。且直至1945年，中共七大才進入中央委員行列，可以說在這對倆人都極其關鍵的20年裏，他們的沉浮榮辱與對方都無任何關係。唯一一個可能影響倆人關係的是長征途中，林彪上書中央，請求讓彭德懷指軍所引發的毛彭過節問題上，劉少奇幫腔，與毛一起批彭，顯然與林彭處於對立狀態。但此事並沒造成負麵結果，以後，毛還是讓彭出任負有軍事指揮權力的司令員之職，實際上等於承認了林的意見。
延安整風是劉少奇政治上最輝煌的時代，此期間中共軍政高層幾乎無一不挨整，包括周恩來、彭德懷在內的領袖級人物在內，無不被扣上“機會主義”“山頭主義”等帽子，被迫檢討，獨林彪未傷毫毛，反而在七大中委選舉中以最高票當選。
因此，可以看出劉少奇獲益之時，林彪不但沒受損，反而也同時獲了益，而且是軍內最大受益者。結論是倆人無過節。
人們也許會問，在抗日前線浴血奮戰八年的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聶榮臻、陳毅等將領們，都被不同程度清算，何以同為高級將領，八年抗日戰爭中，隻指揮過一個“平型關戰役”（說戰役嫌大了，隻能算此役中一個不大的伏擊戰鬥），以後就因傷赴蘇休養。1942年回國後，再沒上過戰場的林彪，不但沒挨整，反而在政治上大獲其益呢？劉少奇在其中是否起過作用呢？
從業已披露的資料看，可以肯定這與劉少奇無幹。此期間，周恩來反而電請中央，讓林到重慶以中共軍人代表身份，參予國共談判。這是周林有史以來首次合作，我認為這也重新修複了周林師生關係，林在重慶以蔣介石的學生和抭戰名將身份出現，蔣是黃埔校長，周是黃埔政治部主任，林自然也是周的學生了。雖無證據說明周有意拉攏林，而且依周的為人性格，在當時沒必要，也不大可能有意為之，但對林來說，有生以來頭一次能和周恩來這樣的大人物近距離接近，肯定會對他留下深刻記憶，至少會使他看到周與毛澤東朱德不同的地方。我堅持認為，重慶之行對林彪直觀地認識周恩來非常重要，而且影響深遠。
但並不能因此就認為周對林的政治上升起了作用，須知那時周亦自身難保。
整風時另一個風頭人物是康生，這位一度權傾內外的中共三巨頭之一，不過是毛澤東為分化王明勢力的一個可利用力量，他有能力整毛指使他整的人，有權力殺王實昧，但沒有左右高層政治格局的資格，更不可能對林彪這樣級別的將領有任何損益。
歸了包堆，隻有毛澤東有這樣的能量，而且還有這樣的動機與需要。
動機，毛的整風有一個重要題目：山頭主義。這當然是指軍隊，毛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帝王術影響深刻，對中共軍內獨當一麵的統帥級將領總不放心，他尤其不相信那些從舊軍隊過來的將領們是為主義和信仰來革命的，總認為這些人“有野心”“是入股革命”“要按他的麵目改造社會”，總之，凡是他內心深處有的陰暗的東西，他認為他們都有。但天無二日，毛要削平他們的山頭，打掉他們傲氣，磨平他們的棱角，使他們威信掃地，俯首稱臣，所以，盡管他們功勳卓著，也要雞蛋裏挑骨頭，整他個服軟認輸。
需要，但對中共武裝割據最大的山頭，也就是毛為之傳世的井岡山（其實1929年以後，朱毛武裝再也沒回過井岡山），卻不能削，還必須誇大神化。山頭總得有“山大王”，也就是一個代表人物。毛有這個資格，但他要當“眾神之神”，不宵於一山之主。朱德也有資格，但毛不願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哥與他平分秋色。彭德懷有資格，但毛認為他另有山頭，而且不是嫡係。接下來輪到林彪了，盡管長征以來，這個娃娃屢屢犯刺兒，還站在朱周彭任一邊，反對過他的“自主山地遊擊戰”的抗日戰爭方略，還用一個“平型關大捷”證明了八路軍在對日戰爭中，完全不必總鑽在山溝裏。但他畢竟是自己從營長一手提撥起來的，而且打過不少勝仗，在軍內有一定威望。又從平型關之後，再沒帶過兵，也沒任何實權職務，沒有犯朱彭“分散主義”的機會，是個幹淨人。讓他代表井岡山，既能服眾，也不怕他與自己分庭抗禮。亦即說，林的上升，是因為毛需要用他來代表自己，以製衡那些可能與自己平分秋色的老將老帥們。
實際上，從此之後林一直充當著這個角色。建國後，盡管毛把他黨內名次提得很高，但長期不給他實權實職，廬山會議後，給了他個國防部長，又把親信近臣羅瑞卿，譚政和與林不睦的賀龍安排進軍委，實際上還是個虛的（這一點，毛在1971年南巡講話中說的明白：林彪身體不好，軍隊主要是賀龍羅瑞卿管的），文革當了個老二，算是有點實權了，但他這個主持軍委工作的副統帥，沒有毛的命令，卻連調動一個排的兵權都沒有。他唯一的作用就在在毛需要的時候，出來扯著嗓子吼一通，或吹牛放炮，或宣布罷這個貶那個，反正都是挺招人恨的事。
弄清了延安時林政治上升的原因，以及毛使用他的目的，我們甚至已經可以隱隱看到，從一開始林就有了製衡，乃至取代政治新星劉少奇的作用。不過在當時，包括林本人在內，所有人都不可能往這方麵想。絕頂聰明的劉少奇可能都沒把林彪當回事。於是他與林彪的結怨開始了，1945年，毛逗留重慶時，代主席劉少奇從國內戰略出發，以中央名義派彭真為東北最高負責人，而林彪卻被派往山東。但毛澤東卻立刻任命尚在赴山東途中的林彪為中共武裝東北地區的司令員。這一製衡與反製衡，拉開了林與劉結怨序幕，並在20年後又一輪製衡與反製衡中，被點燃引爆。
客觀地講，遇羅克和《出身論》在當時並沒太大影響。1967年初，我從新疆回北京，到5月為止，我幾乎天天收集各種小報傳單。《中學文革報》我幾乎期期全看，但不記得有這麽一篇文章。我是在後來定遇羅克為烈士後，才完整地拜讀的它。實在地講，若不是文革官方把它定為毒草，把作者處了死刑，它恐怕早就被人忘記了。但我卻正是在研讀了《出身論》之後，發現當年的反反動血統論是個局，是典型的實用主義政治權術。不信，諸位可以去查查，這以後中央文革就再也不提血統論了。
個中奧秘，請君細品。
炒得沸沸揚揚，鬧得個滿世界雞飛狗跳的反動血統論“首犯”又成了自己人，真正從理論上批駁血統論的人，卻落了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並且被公判處決一這就是現在有些人懷念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些人憧憬的毛式“大民主”。
文革中有一句經典的流行語：“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航手、偉大統帥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便是諸如“萬歲”呀，“取得偉大勝利”呀，“偉大光榮”呀“排山倒海之勢”呀，等等的諡美之詞，然後就把所有“正確”“勝利”全歸於毛。否定文革後，出於政治考慮，官方在淡化文革研究的同時，用各種說詞，比如說毛是“偉大革命家犯了錯誤”，而江等則是反革命陰謀犯罪，力圖把毛與江青等區別開來。這和上麵提到的予矛予盾一樣，結果隻能是，提到文革要麽不說話，要說隻能說假話。
以至於到今天，誰要說真話，就會被指斥為“把所有壞事全扣在毛頭上”。對此，當事人之一的江青在監獄裏講了句真話：我就是主席一條狗，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從1967年我就對江青沒好印象，但我相信江青這句是真話，因為它符合曆史真實，如果毛澤東不支持她，她也不是。
或者並不是太高尚罷，我所以從那個“偉大夢”中醒來，膽敢懷疑毛澤東，就是因為這個女人。理由也並不多充分，還不知道有個賀子珍時，以為毛不該娶個戲子當 “國母”。知道在她與楊開慧中間還有個賀子珍時，而且她還是第三者，就更是鄙視她，以為偉大領袖個人作風不正。再後來知道毛賀同居時，楊開慧還沒死，還在監獄裏寧死也不肯與毛脫離關係，我簡直快崩潰了。現在想來這多少有些封建味兒，但我們這代人當年思維方式就是這樣，中國人不見得非當孔孟之徒，才有孔孟思想。
從過來的曆史看，毛澤東一生最大的失敗，就是娶了江青，晚年又把她推上了權力高峰。國人所謂的“紅顏禍水”未必正確，但在專製國家，最高統治者讓自己的老婆專權，結果大多是一場災難，中國曆史上這類事情太多，從劉漢開國皇帝劉邦起，大漢總少不了後宮亂政之禍。唐太宗號稱賢帝，大唐到他兒子其實就亡在他的小老婆手裏了。這些史事，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那他為什麽還幹這種亡國滅種的蠢事？簡而言之，他已經沒幾個可相信的人了。象毛那麽精明的人，不到實在沒辦法時，是不會出此下策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過延安整風，我結識了幾個親密的朋友。有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高崗、陸定一、彭真。還有周揚。”
這裏若再加上康生、陳雲，就是毛澤東“延安整風”基本班底了。到1966年5月，毛的延安班底已殘破不堪，高崗死了，彭真、陸定一倒了，劉少奇是鬥爭對象，胡喬木、周揚不可用，陳雲太右，隻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了。毛很清楚這兩個人的本事，陳伯達是個貪圖名位的書生，康生是個酷吏。陳伯達無惡名，但也幹不了實事。康生黨內民憤極大，成不了大事。在毛看來這兩人的短處，也正是他用他們的地方，因為這種人離開了他的卵翼就不能生存，屬奴才型忠臣。但光靠他們力量太單薄，這麽大個國家，七億人口，幾百萬軍隊，不生產也不行。於是他又從大躍進“促進派”中選用了陶鑄、王任重。從江青的班底選用了張春橋、姚文元，以及他比較看好的幾個職級不高，戰鬥力很強的“刀筆吏”。
從“五一六”組成的文革班子看，毛確已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所以，他隻能把他那一條狗推上前台，而且還封了她個“第一副組長”，把個什麽也不是的江青排在了，中央常委陳伯達之後，中央委員王任重之前，以示他老婆的特殊地位，在一般人看來，這個女人就代表了毛澤東。
以後，不知從什麽渠道，社會上經常傳有毛批評江青的“謠言”，而流傳更廣的則是在毛江結婚時，中央曾有不許她從政的約法三章。總之，使用江青確實嚴重影響了毛的威信。江青被捕後，官方在批判她時，經常借用毛批她“四人邦”的話，證實了毛確實沒少敲打她。但毛並沒有停止使用江青的意思，因為他再找不到一個比老婆更可信的人了。
如果不是站在為尊者諱的角度，江青在那十年的作用確實無可替代，正如她說的那樣：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順著這個思路，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文革十二年，至少在林彪死前5年，發生的所有大事，都是毛的意誌。到目前為止，雖然還沒有任何文件佐證，但可以認為批“血統論”也是毛的命令。因為，無論江青，還是陳伯達都沒有權力決定這麽大的事。從因果關係上分析，批《出身論》（實際上隻是定罪，並沒象反反動血統論那樣興師動眾地批）同樣是毛的意思，至少也是聽到匯報後，點了頭的。問題在是誰將這事匯報上去的？有文件證實的隻有戚本禹批過《出身論》，江青、陳伯達都沒提過這事，康生是個老特務，但這前後，他有過，改變過去以經濟狀況劃分階級的狀況，應以政治表現來定成分的講話，與遇羅克表述的思想近似。也不可能是康生。
那又會是誰呢？
用排除法推論，就隻有周恩來與林彪兩個與毛江文革派，相對獨立的派係了。因為沒有任何佐證，從因果關係上，更象周派所為，但周派人物此時很少有可以單獨接近毛的機會，而且除周外，也沒有能夠說動毛的人，那麽，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林彪一派了。
除康生、江青等人和周恩來外（當然沒有把汪東興等“內臣”算上，因為當時汪還沒有幹政權力），可以接近並能夠說動毛澤東的就數這位“副統帥”了。能夠支持這一推測的史實有二：中央文革在公開場合，指責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帥為聯動後台，而當時民間則有林彪是聯動組織起來的說法。其二，則是個恐怕永遠也揭不開的曆史之謎，那就是後來企圖謀殺毛澤東，顛覆了整個文化革命的林彪獨子林立果。我所以把他拉出來，是因為文革初，這位醉心政活的帥門虎子卻杳如黃鶴。我能收集到的資料隻有“林立果曾就讀於北京市第四中學，後升入北京大學物理係，文化大革命時輟學，1967年3月參加空軍”，何為“輟學”？參加空軍前他在幹什麽？這10個月，可以說是“大民主”由興而衰的演變時期，賀龍、劉少奇的兒女出盡風頭，董必武、陳毅的兒子去糾察紅衛兵，林公子卻有如人間蒸發，沒有任何好的和壞的記錄。時年已過20的林立果難道真是個逍遙派嗎？從後來揭批林彪時，公開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來看，林公子是個很有頭腦的熱血青年，不可能置身運動之外，既然“輟學”在家，就是個“閑人”，“閑人”就要做些“閑事”，或者和父親聊聊古今中外，或者找小哥們侃侃大山，替小兄弟們抱個不平，出個主意，反正以他的性格和胸懷，不可能光去“泡妞兒”。以他“反革罪證”裏所表現出的學識和政治傾向，他肯定對江青用“血統論”壓製打擊幹部子弟很反感，所以當他看到《出身論》後，立刻發現它企圖否認階級烙印，而這是毛澤東“製勝的法寶”，於是在和父親聊天時，將這篇反血統論的文章的要害告之，並花言巧語地使父親覺得這可能是改變毛澤東的有力武器。把毛揣摸透了的林彪深思熟慮後，向毛反映了這件事。毛所以拖延了些日子，主要是他看出林是衝江青去的，但最終還是寧可收起抽打“血統論”的大棒，也不能容忍《出身論》顛覆他為中共製定的階級路線。不過，很可能在江青對此有抵觸，否則這麽大的事，她不會讓別人去打頭炮。
這也許隻是個故事，但卻是唯一可能發生，唯一合理的推論。
那麽，周恩來在這件事裏，與林彪又是什麽關係？
內戰與分裂（十）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林彪是個優秀軍人，是黨內外公認的傑出軍事家。作為一個職業軍官，他得到了一個軍人的最高軍階，國家元帥。應該說已 “功成名就”。戰爭結束後，他本想學張良“急流勇退”，無奈毛澤東還要用他當鍾馗（毛在一封信裏，說林要借他當鍾馗。我疑此信巧日期倒置的政治伎倆，將另文評述，不贅言），一打劉伯承、二打彭德懷、三打劉少奇，他也在休養中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但他韜光養晦的本事不夠老到，或者是他已預威到了劉少奇之後，就輪到他了，於是讓毛覺察到了“野心”，並把他逼到了牆角。他生命最後的五年裏，經曆了被神化和被鬼化兩個極端，從毛“最親密的戰友”淪落到最凶惡的敵人，而那個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個普通人的林彪卻幾乎為人忘卻了。
假如不是林彪“外逃叛國”，從天上摔到地下，“死無葬身之處”，被當反革命批判，他在我心目中永遠是個溜須拍馬，不學無術的“鬼臣”。但學習了其“罪證”之後，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林之“兩麵派”及何為“打著紅旗反紅旗”了。否則，我寧可違心也不會把他和周恩來聯係到一起。但了解了林之“反動思想”後，我發現他原來是個可以以假亂真的演員，但演技不如周恩來。
周恩來與林彪最早是師生關係，以後是統帥與士兵關係，黨的領袖與黨員關係，總之在文革以前一直是上下級關係。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排名在周之前。眾所周知，林是毛澤東從低級軍官一手提拔起來的兩個元帥之一，另一個是政治元帥羅榮恒，已在幾年前去世。所以，當毛決定廢除劉少奇“太子”（接班人）之尊時（我甚至認為，毛最初也隻是想達到這一目的），幾個中央常委中也隻有林有這個資格。
對此，周是否起過什麽作用，無據可考。但這麽大的事，毛不可能不與常委們通氣，從後來倆人的關係看，周肯定投的是讚成票，而且未必是違心舉手。周恩來雖說與林彪在曆史上沒有太多的個人交往，但並不見得不了解這位性格內向、脾氣倔強“紅軍之鷹”。對於林毛關係，周恩來當然更是心知肚明。在林居其頭上的五年間，周處處表現出甘居其下的恣態，而林也從未對周有過非禮之舉。
要弄清周林在文革中的關係，先簡略回顧一下倆人的曆史：
林彪，湖北黃岡人，生於1907年。1923年6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四期），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參加北伐戰爭，在葉挺獨立團任排長。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隨朱德、陳毅轉戰閩粵贛湘邊界。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同年4月隨部隊上井岡山，先後任紅軍第四軍二十八團營長、團長。1929年3月任紅四4軍第一縱隊司令員。1930年6月任紅四軍軍長。1932年3月任紅一軍團總指揮(後稱軍團長)，率部參加了長沙、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等重要戰役和中央蘇區曆次反"圍剿"。1934年10月率紅一軍團開始長征，參加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和強渡烏江等作戰。1935年1月參加了遵義會議，會後指揮所部參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奪占瀘定橋等作戰。同年9月任陝甘支隊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到達陝北後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1936年6月任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後改稱抗日軍政大學）校長，後兼政治委員。抗戰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15師師長，指揮了平型關戰鬥。1938年冬赴蘇聯就醫。1942年2月回國。抗戰勝利後，先後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與羅榮桓等指揮了四平、新開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和遼沈戰役等重要戰役，解放全東北。1948年底率部入關，與羅榮桓、聶榮臻一起指揮平津戰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等職，先後指揮了湘贛、衡寶、廣東、廣西等戰役。建國後,先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司令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1971年9月13日乘飛機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地區機毀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
周恩來，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 1920年至1924年先後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由張申府等人介紹），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624年8月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1925年，參予領導了兩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3 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麵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4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1935年１月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示，為確立毛澤東黨內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5年8月和毛澤東去重慶進行談判，《雙十協定》簽訂後，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11月從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３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時轉戰在陝北，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年11月兼總參謀長。
建國後，曆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采取一係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複和發展。1962年，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在國際事務中，1954年，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在第一次亞非會議，促使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在“文革”中，顧全大局，為保護黨內外幹部，費盡心血。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黨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1972年患病以後，一直堅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從周林兩人的簡曆中，不難著出，他們之間始終是帥將關係。林彪對年長他9歲的周恩來也始終充滿了仰慕之情。對此，不應當因林彪政治角色的轉換而避諱。本來我需費很大篇幅來予以說明，不料在網上看到一篇為文革叫好翻案的貼子，正好摘錄如下，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文革中的林彪與周恩來：
“令人遺憾的是，毛主席的妥協政策有一個根本性誤判，毛主席錯誤的以為林彪會真心支持文化大革命，並將以此來依靠人民軍隊實現“支左”的政治任務，相對和平的瓦解保守派武裝。但實際上，林彪卻是個明哲保身的人物，他不僅不能實現毛主席“支左”的願望，甚至也不能構成對保守派官僚領袖周恩來的製衡力量，林彪消極的對待毛主席的期望，使得周恩來可以通過政治局，輕易的調動軍隊進行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這就是“軍委八條”以及“抓516分子”的種種運動。自此，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經以失敗而告終。接下來的進程則是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的深入思考，以及毛主席對造反派成員的小心保護。
林彪的出逃，是文革宣告失敗的最後鍾聲，毛主席輝煌的一生，進入到悲愴的晚年，帶著對曆史的無奈，帶著對造反派最後的道義責任，帶著更深層次的思索，毛主席用不屈的靈魂，進行著最後的努力，雖然這樣的日子，每一分鍾都是對他的折磨，但是他沒有放棄，他還要進行最後的奮鬥，他以失敗者的身份，用最後殘餘的威望，蔑視著對手的怯懦，而毅然發起了一場批林批孔的思想文化運動，因為他已經清楚的知道，文革的失敗，歸根結底是民眾的不覺悟，民眾不覺悟的根源在舊文化，在民眾對知識分子集團精英集團的依賴上，隻有打破這種依賴，才能有自身的解放，才可能建立馬克思所說的新的無產階級新的聯合。他甚至不顧自己的名聲，去請出官僚集團最心狠手辣最幹練狡猾的對手，給他政治權力，去交換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也就是對造反派成員不秋後算賬的政治保證，因為毛主席早已知道，這個無賴必將成為官僚集團新的領袖，他用自己的恥辱來追尋著對戰友的責任，這是何等的悲壯，何等的淒涼。” 《文革真相與反思》
其所謂的“反思”無非是以毛為真理標準的文革套路，沒有任何評判價值。而其所謂“真相”，卻從反麵揭示了一個事實，林彪，周恩來與鄧小平（文中被誣稱為“無賴”）都是反對毛澤東的文革的“同誌”。此外，也準確也列出了林周合作的證據：“軍委八條”以及“抓516分子”。
其實，這個“軍委八條”也許正是解讀林周關係的鑰匙。請諸位注意這個被稱為軍委八條的
中央軍委命令發布日期，1967年1月28日。其全文如下：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全麵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為了適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的新形勢，特規定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分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 ，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係統和保密係統，不準衝擊，不準串連。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搶劫。有關文化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采取正麵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作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 和司法機關處理。
以上規定，從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體指戰員、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同誌，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紀律處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在26日批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衝擊領導機關問題。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28日毛後一句改為“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並準予下發“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林彪25日送審，毛澤東26日批示，稍加修改後，28日就批準下發。效率之高，實在有如戰時。可以想見怯於應酬的林彪，都對毛講了多少危言聳聽，又正中其下懷的話了。
毛當然明白林是用軍隊穩定來對抗他的造反和奪權，他示意江青和中央文革討論時刪掉了，保證黨委領導，軍內不許成立戰鬥組織的內容，但他又怕軍隊真亂了，這從他兩天裏兩個意思完全相反的批語就可以看出，毛晚年經常寫錯別字，但這樣的錯誤似乎還沒有過。可你千萬別以為這隻是技術失誤，26日批“歡迎”是警告訴林彪和葉劍英等軍委領導人，穩定可以，但必須不能幹擾我的造反運動。同時也給江青們留下“討論”時刪改的餘地，28 日，江青們刪改定稿了，毛澤東才把“歡迎”改成了“不許”。據說，得知毛批準“命令”下發時，在非公眾場合向來不苟言笑的林彪居然禁不住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軍委八條”下發時，我所在的新疆兵團也委實高興了幾天，因為在命令下發前兩天，石河子地區發生了全國首起動用了槍支的“武鬥”，號稱“八一野戰軍”的造反派4000餘人，衝擊農八師武裝部門，奪取槍支。入夜雙方發生槍戰。造成5死6傷。槍戰在白天再一次發生，從武裝部門一直打到公共汽車站。此一戰役，雙方共死24人，傷74人。事後，雙方互抓對立派人員施以酷刑，甚至將一女青年衣褲脫光爆屍。
命令下達後，“八一野戰軍”立刻被宣布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秩序剛有好轉，突然來了一個叫高明樂的青年，自稱是中央文革派來的聯絡員，說“軍委八條”是林彪背著毛主席下的“黑命令”，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他就是被派來調查“1、26”事件的。一時間，這個一口陝西話的年輕人，成了各大群眾組織爭搶的座上客，好吃好喝好招待，吃完了就拉他到大會上去“演講”，不多久，被取締的“八一野戰軍”就翻盤成了 “大左派”，而對立的“紅色野戰軍”則成了“保皇狗”。兩派又開打了。
但沒多久，這個高明樂便露出了馬腳，他這個“大學生”水平還不如個初中生，“演講”就那麽一套，稍換個題目，他就驢唇不對馬嘴。以後，警方查明他根本不是什麽大學生，不是西安郊區一個農民的兒子，抓起來一審，原來是在火車上遇到幾個北京的大學造反派，管了他幾頓飯，訓煉了他幾天，然後就讓他扮演了這個角色。經查，此人隻有初一文化，但靈牙利齒，能說會道，所以被自已不敢冒這個險的“狡猾”的大學生利用了。後來，在關押期間我問過他哪兒來的這麽大膽子？他說，他來新疆是家裏太窮，聽說新疆能找工作，就來了。
哦，成千上萬的“革命造反派戰士”，居然讓一個剛小學畢業的盲流給耍得暈頭轉象，而這個農民的兒子隻是為了能吃飽喝足，您說是那個聰明那個傻？
以後，這個西安盲流，就被稱為“西安騙子”，在兵團成了個“名人”。
類似高明樂這樣的攻擊“軍委八條”的情形，在全國各地都有，衝擊軍事機關，奪取武器彈藥，引發大規模武鬥的告急，幾乎天天都有。
怎麽辦？被神化為“百戰百勝”的林副統帥，能容許有人和他這麽對著幹嗎！？
內戰與分裂（十一）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作為研究，我以為“八條”的醞釀過程和發布日期，甚至比內容更重要。
我們翻開文革日曆，就會發現1967年1月中旬到2月中旬，正是黨內外兩種政治力量大搏殺白熱化的當兒，黨外主要是大張旗鼓地打擊聯動（後擴大到所有反對派，亦即修正主義紅衛兵）。黨內則是以葉劍英、陳毅、譚震霖、李先念為代表的軍政大員的公然反抗。而第一波反抗正是毛澤東批準下發“八條”的次日。１月１９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碰頭會。會上，因葉群突然發言點了總政主任肖華的各，並得到了江青等的附合，陳伯達把總政稱為“閻王殿”。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人拍案而起，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鬥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憤然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來被稱作林彪的“四大金剛”的黃永勝也發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誌要多聽毛主虎的話！”
葉劍英、聶榮臻憤而以退場抗議。
當夜，北京軍區文工團造反派去抄肖華家，肖華逃到了葉劍英家。
20日，肖華問題引起老帥們光火，葉劍英為此還拍裂了手掌。會後，葉劍英把會議情況報告了林彪。林彪氣憤地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還立刻把江青叫到家中，大發了一頓脾氣，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幾都掀翻了，還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
22日，周恩來和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委擴大的碰頭會的高級將領。毛澤東向葉劍英詢問碰頭會的情況。葉劍英扼要地談了自己的意見。將軍們也紛紛向毛訴說他們在運動中受到殘酷鬥爭的情形。毛澤東安撫大家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鬧分裂。
有了毛的這番話，24日晚，徐向前、葉劍英和聶榮臻先後到林彪家匯報工作，並提出軍隊要盡快搞個條令和規定。林彪同意，擬定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討論，又報請毛澤東批示。
2月6日，在林彪的支持下，軍委碰頭會轉移到西山繼續開會。葉劍英分析一些地區軍隊混亂的局勢，感到“八條命令”還不夠，也未完全落到實處，還要再規定幾條加以限製，又和聶榮臻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即七項規定)，進一步規定了穩定軍隊的具體措施，明確規定，陸、空軍的軍以下單位，海軍基地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堅持進行正麵教育。絕對不準任何人，到這些單位進行串連；各級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取消各種文化大革命戰鬥組織；對幹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錯誤的；要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民主化、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不良傾向。
葉劍英說：“本來八條一個文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現在又搞了個七條，這些都是我們鬥爭來的!”葉劍英根據“命令”和“規定”，先後解決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內蒙、甘肅、廣州等地軍事機關和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圍困之災。
第二波反抗就是史稱“二月逆流”的軍政聯合之爭。２月１１日和16日，在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上，四帥三總與康生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圍繞著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葉劍英當麵質問康生、陳伯達：“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麽？”
譚震林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怒斥張春橋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很難得參加中央會議，既然參加了我就說幾句，我恨我為什麽活過65歲，使我看到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麵，今天把共產黨搞成這個樣子。我後悔我為什麽跟著毛主席鬧革命。我不幹了！我以後還要上山打遊擊去，我說話就算數。”說完就拿起皮包要走。這時周總理說話了：“回來！不許走，今天會議上講的話就到這個範圍為止，一個字不能外傳。”
陳毅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麽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李先念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
李先念還指出，在群眾中進行大規模兩條路線鬥爭，把老幹部統統打掉，“是從《紅旗》第３期社論開始的。”
徐向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聶榮臻對江青等抓聯動表示了不滿：“你們把許多幹部子弟和青少年說成聯動成員，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株的作法是十分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2日17日上午晚上，江青、康生把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連夜整理好碰頭會記錄，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開始聽得還算平靜，因為他太了解這幾個老家夥，而此時他還必須借重他們。但聽到陳毅說延安整風整人時，立刻敏感也說，怎麽，延安整風也不對？但毛並沒馬上表態。
同日，氣憤難平的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醜化黨”、“真比武則天還凶”。林彪將此信轉報毛，並在信上批評：“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預料之外”。據後來的林秘書張雲生回憶，譚震林分別寫了給林和毛內容大致相同的信， “林彪和葉群在看到這封信之後，大受震動。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還是什麽都不說。葉群則感到這封信將給自己帶來一場災難：林彪對之表態不是，不表態也不是。因此她趕緊把這封信從秘書手裏收回去，一再叮囑我們對誰也不要講。然而沒過兩天，林彪又把譚震林的信批給了主席。主席閱後將原件退回毛家灣，林彪見到後將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紙簍裏。後來葉群又背著林彪將這些碎紙片撿回，並將它貼在一張白紙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櫃裏。這是林彪發泄對老毛不滿的真實一幕” 。
2月１８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人，並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責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停職檢查。
2月19日淩晨，毛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通知林彪參加，但林彪仍以“身體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
後來，批林時，搞肖華，“出賣”譚震霖，都被當成林彪的罪行。肖華一事另論，單說譚震霖信一案，即便張雲林所說的 “譚震林分別寫了給林和毛內容大致相同的信”可存疑，林也是“沒過兩天”才把譚信批給毛的，也就是說，應遲於“2月１８日晚”。但“2月19日淩晨”那個會，很可能與林將譚信轉毛有關。否則不令特召林參會，林拒不參會，恐怕是不想去違心表態。
佐證是，後來江青壓黃永勝就“大鬧京西賓館”作檢討，黃永勝請示林彪，林讓他頂住不理睬。黃一直沒檢討。
凡此種種，都足可佐證，這次軍政抗爭的領軍人物非林莫屬。這從譚震林給他寫這封信本身就能看出他所代表的元老們對林彪的信任。而且我認為譚把信給林的動機，就是希望林轉給毛。譚這人一向很左，但人品很好，是個心直口快的“大炮”，喜怒皆形於色，從來不搞小動作，更別說搞陰謀了。
毛所以有“2月19日淩晨，毛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從邏輯上講，應是受林轉譚信之刺激，但不是因為信的內容，而是因為譚居然把信寫給了林彪，這是毛最難以容忍的，在毛看來，老譚可一直是緊跟他的人呀！
對此，想一想廬山會議上，毛看到李銳、周小舟、田家英都站在彭德懷一邊時的憤怒，就可以明白，他一生最容不得的就是他的人“背叛”他了。
現在順便說一說肖華。葉群搞肖華，江青幫腔，陳伯達定性。葉群是林彪老婆，所以他怎麽也脫不了幹係。但明裏林卻還替肖華講話，有兩種可能，或者是江青唆使葉群出頭，林事先不知情。因為江青應當最恨肖華，為什麽？彭德懷罵肖華、汪東興為毛“選妃子”並非空穴來風，是誌願軍女文工團員向他告狀，以求保護，這位大帥才雷霆大作。作為毛的妻子，江青有足夠理由捉弄捉弄這位天子近臣。再一可能，就是林事先也知情，沒反對，也沒支持，棱模兩可地默許了。林彪可能有不少毛病，但作風端正，按官方傳言，他與葉群關係不洽，卻並沒象臭高崗、劉少奇那樣抖出他任何“花事兒”。俗話講：正人先正己。所以，林彪恐怕對肖華之流也無好感，何況他從來與政治幹部不睦。不過，林知道肖是毛的紅人兒，就象他後來還以副統帥之尊去拉汪東興一樣，輕易不去得罪這些近臣，所以才故作保肖姿態，在軍內兩大派鬥得最凶時，親自去看保肖派組織的《長征組歌》演唱會，是做給毛看的。而後來肖華被打倒時，並沒見林爭過半句，似可支持這推論。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使林有消滅肖華動機，就是肖華是1955年授銜時最年輕的上將，本來就是個易遭人非議的出頭椽子。如果戰功卓著，象林那樣也就罷了（林評元帥時就不少非議），偏偏此人又鮮有戰功，一直是個政工幹部。政委就政委吧，這個小肖又左得邪唬，那把紅軍所有功勞全歸為毛澤東的《長征組歌》且不論，黨內軍內哪次整人都少不了他，而且一點情麵都不講，不整死不罷手。對這樣的林沒理由去保他。
毋庸置疑，文革林彪有借機鏟除異己的行為，比如賀龍、羅瑞卿等，但5年中以他主動整的人並不多，比如轟動一時的“楊傅餘”案，後來都算在他頭上，其實他隻是奉命宣布毛的命令而已，除餘立金外，楊成武、傅崇碧卻是江青搞的。
總之，無論對錯，林彪至遲至1966年12月起，就開始與江青一派處於對抗態勢，並巧妙地利用軍內黨內情緒變化，借助毛澤東的力量，抵製江青一派的激進做法。“軍委八條”便是明證。
但有證據證明，林彪對整倒劉少奇是主動的，林與劉又有什麽宿怨呢？
內戰與分裂（十二）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遍查中共曆史，都找不到林彪與劉少奇有任何關係。兩人之間既無瓜葛，也無恩怨。
劉少奇1898年生人，比周恩來小8個月，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上過私塾，1919年中學畢業。黨內資格很老，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30年夏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4年 10月參加長征。1936年赴華北，先後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書記。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書記。1941年皖南事變後，被任命為新四軍政治委員和華中局書記。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 1947年3月，轉移到華北，和朱德一起負責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建國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6年9月，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從這份簡曆可以看到，劉少奇高中畢就加入了青年團，一生是個沒有任何職業經曆，是個與毛澤東一樣，甚至比毛澤東還徹底（毛還有過1年當兵的經曆）的職業革命家。國內加上國外，小學、中學、大學都上過，基本上可算受過係統教育。尤其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那幾年，對其政治信仰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說是個合格的列寧主義者。縱觀其在黨內職務，除短期兼新四軍政委外，幾乎與武裝鬥爭沒任何關係。（長征中，當彭德懷的政治部主任，不過是隨軍掛職而已，無實質意義）。
（這裏需加注的是他入團問題，1920年，共產黨還沒成立，怎麽就有青年團了？答曰：中國就是先有的團後有的黨。 1920年8月，上海首先發起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廣州、長沙等地區相繼成立。但這時的青年團還處於自發鬆散階段，中共成立後，1922年5 月，由張太雷在廣州主持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宣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大會通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綱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選舉施存統為中央書記。1925年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而林彪從1925年起，至死從沒離開過軍隊。且直至1945年，中共七大才進入中央委員行列，可以說在這對倆人都極其關鍵的20年裏，他們的沉浮榮辱與對方都無任何關係。唯一一個可能影響倆人關係的是長征途中，林彪上書中央，請求讓彭德懷指軍所引發的毛彭過節問題上，劉少奇幫腔，與毛一起批彭，顯然與林彭處於對立狀態。但此事並沒造成負麵結果，以後，毛還是讓彭出任負有軍事指揮權力的司令員之職，實際上等於承認了林的意見。
延安整風是劉少奇政治上最輝煌的時代，此期間中共軍政高層幾乎無一不挨整，包括周恩來、彭德懷在內的領袖級人物在內，無不被扣上“機會主義”“山頭主義”等帽子，被迫檢討，獨林彪未傷毫毛，反而在七大中委選舉中以最高票當選。
因此，可以看出劉少奇獲益之時，林彪不但沒受損，反而也同時獲了益，而且是軍內最大受益者。結論是倆人無過節。
人們也許會問，在抗日前線浴血奮戰八年的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聶榮臻、陳毅等將領們，都被不同程度清算，何以同為高級將領，八年抗日戰爭中，隻指揮過一個“平型關戰役”（說戰役嫌大了，隻能算此役中一個不大的伏擊戰鬥），以後就因傷赴蘇休養。1942年回國後，再沒上過戰場的林彪，不但沒挨整，反而在政治上大獲其益呢？劉少奇在其中是否起過作用呢？
從業已披露的資料看，可以肯定這與劉少奇無幹。此期間，周恩來反而電請中央，讓林到重慶以中共軍人代表身份，參予國共談判。這是周林有史以來首次合作，我認為這也重新修複了周林師生關係，林在重慶以蔣介石的學生和抭戰名將身份出現，蔣是黃埔校長，周是黃埔政治部主任，林自然也是周的學生了。雖無證據說明周有意拉攏林，而且依周的為人性格，在當時沒必要，也不大可能有意為之，但對林來說，有生以來頭一次能和周恩來這樣的大人物近距離接近，肯定會對他留下深刻記憶，至少會使他看到周與毛澤東朱德不同的地方。我堅持認為，重慶之行對林彪直觀地認識周恩來非常重要，而且影響深遠。
但並不能因此就認為周對林的政治上升起了作用，須知那時周亦自身難保。
整風時另一個風頭人物是康生，這位一度權傾內外的中共三巨頭之一，不過是毛澤東為分化王明勢力的一個可利用力量，他有能力整毛指使他整的人，有權力殺王實昧，但沒有左右高層政治格局的資格，更不可能對林彪這樣級別的將領有任何損益。
歸了包堆，隻有毛澤東有這樣的能量，而且還有這樣的動機與需要。
動機，毛的整風有一個重要題目：山頭主義。這當然是指軍隊，毛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帝王術影響深刻，對中共軍內獨當一麵的統帥級將領總不放心，他尤其不相信那些從舊軍隊過來的將領們是為主義和信仰來革命的，總認為這些人“有野心”“是入股革命”“要按他的麵目改造社會”，總之，凡是他內心深處有的陰暗的東西，他認為他們都有。但天無二日，毛要削平他們的山頭，打掉他們傲氣，磨平他們的棱角，使他們威信掃地，俯首稱臣，所以，盡管他們功勳卓著，也要雞蛋裏挑骨頭，整他個服軟認輸。
需要，但對中共武裝割據最大的山頭，也就是毛為之傳世的井岡山（其實1929年以後，朱毛武裝再也沒回過井岡山），卻不能削，還必須誇大神化。山頭總得有“山大王”，也就是一個代表人物。毛有這個資格，但他要當“眾神之神”，不宵於一山之主。朱德也有資格，但毛不願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哥與他平分秋色。彭德懷有資格，但毛認為他另有山頭，而且不是嫡係。接下來輪到林彪了，盡管長征以來，這個娃娃屢屢犯刺兒，還站在朱周彭任一邊，反對過他的“自主山地遊擊戰”的抗日戰爭方略，還用一個“平型關大捷”證明了八路軍在對日戰爭中，完全不必總鑽在山溝裏。但他畢竟是自己從營長一手提撥起來的，而且打過不少勝仗，在軍內有一定威望。又從平型關之後，再沒帶過兵，也沒任何實權職務，沒有犯朱彭“分散主義”的機會，是個幹淨人。讓他代表井岡山，既能服眾，也不怕他與自己分庭抗禮。亦即說，林的上升，是因為毛需要用他來代表自己，以製衡那些可能與自己平分秋色的老將老帥們。
實際上，從此之後林一直充當著這個角色。建國後，盡管毛把他黨內名次提得很高，但長期不給他實權實職，廬山會議後，給了他個國防部長，又把親信近臣羅瑞卿，譚政和與林不睦的賀龍安排進軍委，實際上還是個虛的（這一點，毛在1971年南巡講話中說的明白：林彪身體不好，軍隊主要是賀龍羅瑞卿管的），文革當了個老二，算是有點實權了，但他這個主持軍委工作的副統帥，沒有毛的命令，卻連調動一個排的兵權都沒有。他唯一的作用就在在毛需要的時候，出來扯著嗓子吼一通，或吹牛放炮，或宣布罷這個貶那個，反正都是挺招人恨的事。
弄清了延安時林政治上升的原因，以及毛使用他的目的，我們甚至已經可以隱隱看到，從一開始林就有了製衡，乃至取代政治新星劉少奇的作用。不過在當時，包括林本人在內，所有人都不可能往這方麵想。絕頂聰明的劉少奇可能都沒把林彪當回事。於是他與林彪的結怨開始了，1945年，毛逗留重慶時，代主席劉少奇從國內戰略出發，以中央名義派彭真為東北最高負責人，而林彪卻被派往山東。但毛澤東卻立刻任命尚在赴山東途中的林彪為中共武裝東北地區的司令員。這一製衡與反製衡，拉開了林與劉結怨序幕，並在20年後又一輪製衡與反製衡中，被點燃引爆。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