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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處“內戰”出於文革開始時林彪之口：“這不成了內戰了嗎？”
作者：白水處士
有網友對（四）中提到毛反反冒進時，有用柯慶施代替周恩來國務院總理之議，以為不實，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須贅述。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什麽不合常規常情的事都可能發生。王洪文能從一個工廠保衛幹部一躍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員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內戰與分裂（五）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當時與“反周民必反”同時流傳的還有一句據傳也是毛澤東說得：“總理是棵大樹，大樹不能倒”。如果這兩句話，是否毛所言尚存疑，那麽在北京“四五運動”中，病中的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等人匯報時，感歎地說：“他們總是拿總理壓我”則是被官方以媒體方式證實了的。我們把這三句話，聯係起來看，就能理清兩位中共領袖之間的關係了。
其實，我們隻要把周毛當個人，而不是神，很多問題就容易研究了。毛是官方有目的神化的，還比較容易還原。但周卻是民間神化出來的，還原就不那麽容易了。比如周溫文儒雅的形象，
被人們引申出“躹躬盡瘁”的文臣典範，而忽略了周乃中共武裝鬥爭之父，以及中共情報係統的創建人的個人經曆。如果，我告訴你，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後，周下令將顧之全家斬盡殺絕，你一定會以為我在胡說八道。然而，那是真的，被處死的人中還有顧順章才幾歲大的孩子。
周恩來是肉體凡胎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樂。作為一個經曆了中共半個多世紀所有左右搖擺的革命過程的共產主義者，他不光有理想主義的一麵，也有務實策略城府的一麵，尤其與毛澤東這樣浪漫到永遠不甘寂寞的仲裁者共事，他不多幾個心眼兒，恐怕早就被打翻在地了。
比如當“五一六兵團”在天安門打出“炮轟周恩來”的巨幅標語後，社會上一股反周勢力大有得逞之勢，周恩來審時度勢，借一次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之機，告訴毛，造反派要他去接受批鬥，毛立刻正色道：“那叫他們連我一起鬥”表示了對周的安撫。我所以舉這個例子，主要是要說明，周對毛知之頗深，他知道在適宜的時候，當麵與毛交流，是求得毛支持的最好辦法。以後，周又多次用過這辦法，並且屢試不爽。
這裏有兩個要點，一是當麵講，二是適宜的時候。這次的“適宜”主要是毛澤東的主要精力都在如何辦理劉鄧，陳伯達、江青又給他加了一個陶鑄問題，這種時候“五一六”又來添亂，很可能打亂他的戰略布署，何況周可不象劉那麽好捏估。
周恩來暫時安全了，適時調整了他們鬥爭策略，因為他從來也沒有真正讚成毛的這個造反運動。他放棄了扶殖學生組織的主動進攻，采用了順著毛澤東，在一定條件與時機相宜的情況下，改變毛澤東的迂回辦法，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四件事：釋放聯動分子，扳倒王關戚，解放一大批老將軍，鄧小平複出。
這四件事，可以說是最後“粉碎四人邦”，撥亂反正，結束中國左禍的基礎。有人會質疑，釋放聯動和打倒四人邦有什麽關係？何況，聯動還是“反動血統論”的產物，不就是一百多個高幹子女嗎，還不是護犢子！
這種質疑有合乎實情的地方，比如“護犢子”，我不否認周恩來對這些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的子女有些偏愛，對其他人的子女就沒有對他們那麽盡心盡力，比如對《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他就沒伸出援手。但總理是個人，一般人有的感情他也有，老百姓又誰不“護犢子”，這是人的通病，你可以從政治高度去求全責備，但你不能否認這是人之常情。
其次，說到“反動血統論”，我以為這本是江青們的一個局，是一個因毛澤東政治需要炮製出來的一個偽命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後，毛澤東要扳倒的一些人的子女，比如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賀龍的兒子賀鵬飛、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在大學生運動中還頗具影響，有些還是所謂“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兒，他們從任何角度都不會成為毛澤東鬥爭的得力工具，於是便借北航附中的一幅被稱為“鬼見愁”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和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立夫《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及辮論講話為由頭，搞出了一個“反動血統論”的風波，意在讓高幹子女淡出紅衛兵領導，以便能順利實現毛為《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據美國學者馬克·布登奇和戈登·懷特在研究了中國某科研單位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後發現：該單位三分之二出身於無產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組織，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組織。
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有人“用血統論代替階級論，試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分裂，蒙蔽青年。”陳伯達真正用心是將矛頭指向“製造分裂，蒙蔽青年”的老幹部。而在此之前，周恩來講話中有支持中學紅衛兵講出身成分的組織原則的記錄。
從後來事物發展過程看，反血統論的鬥爭確實起到了促使全民造反的作用，但並沒有絲毫動搖中共的“階級路線”，相反，當一個因出身不好，而被大學拒之門外的青年遇羅克用切身體曆認真地思考“血統論”時，因觸犯了黨的“階級路線”而被當反革命抓捕，並判處了死刑。
1978 年以後，遇羅克的《出身論》被當成反“血統論”的檄文，這實在是文不對題。中共曆來對出身看得很重，比如參軍，非貧下中農和“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女是堅決不要的，而老紅衛兵的所謂“反動血統論”無非是中共官方“階級政策”的翻版。本人當年也搞過這類出身不好不要的“關門主義”，理由非常明白“搞階級鬥爭，不講階級不成了全民黨了嗎？”而“全民國家、全民黨”則是毛澤東反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個很嚴重的罪狀一階級鬥爭熄滅論。而上世紀六十年代中，那些從一評到十評的“反修文章”，則不光是黨內要學，全國的人都心須學，可謂深入人心。如是而已，怎麽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變成反動的了一有一點人們恐怕忘了，這以後，以所謂“血統論”成立的紅衛兵，就由“可愛的小將”變成了“修正主義紅衛兵”。理論如此混亂，又如此的出爾反爾，無法自圓其說，卻被人當成了一場正義與邪惡鬥爭，僅憑此一點，文革就必須好好研究，否則，謬誤傳下去，會被無知的後人當成真理，那樣才真是對曆史的犯罪。
這裏有個已貼近主題的的問題，周恩來能通過毛澤東釋放聯動，為什麽不能救遇羅克？
我現在已毫不懷疑，由江青陳伯達出頭反血統論，矛頭旣使不是單指周恩來，至少也包括周恩來在內。而且周自己也感覺到了，這從他這一段時間多次“現身說法”說自己出身也不是無產階級，再次強調“有成分，不唯成論，重在表現”亦可佐證。也就是說，周恩來在用黨的階級政策否定著江青們“反動血統論”這個偽命題。所以，無論從人的感情上，還是從中共的傳統政策上，他都能夠向聯動伸出援手。相反，他不能也沒任何政策根據去救遇羅克，因為遇羅克確實從根本上背離了中共的階級政策。
亦即說，周在文革中的鬥爭策略是絕不會偏離毛澤東仍認可的中共基本原則的。
那麽，釋放聯動對後來有什麽基礎作用呢？
簡單地講，在毛澤東被神化的中國，隻有這些多少能知道些高層內幕的“紅色貴族”們才敢發出些不同聲音，曾經仰慕過俄國“12月黨人”的周恩來將希望寄托在了這些“紅後代”身上，事實證明，這些20世紀的“12月黨人”沒有辜負他的希望。
那麽，12月黨人在中國命運又如何呢？
內戰與分裂（六）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人類曆史上，有一個不合邏輯的悖論：在專製體製時代，革命的啟蒙者往往不是受壓迫的平民百姓，而是統治集團內的反對派。俄國12月黨人，便是這樣一群“貴族革命家”（列寧語）。
1825年12月26日（俄曆14日）晨，以青年貴族組成的近衛軍團列隊開進彼得堡的樞密院廣場，在彼得一世的紀念像下排列好戰鬥方陣，他們試圖趁沙皇亞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趕在皇位繼承人尼古拉宣誓繼位前發動軍事行動，迫使新沙皇和樞密院宣布改製。他們選舉了近衛軍團長特魯別茨科依擔任起義軍總指揮，並且擬定了《告俄國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開立憲會議，成立臨時政府，同時宣布廢除農奴製，解放全國農奴。
到下午起義軍人數增至3000餘人，周圍還有2萬多支持他們的市民。但統治集團對此早有防備，他們忙在起義前幾個小時，緊急召開國務會議宣布尼古拉一世為新沙皇繼位，然後派軍隊將樞密院廣場包圍。在這種情況下，起義軍總指揮特魯別茨科依臨陣脫逃，起義軍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被忠於沙皇的軍隊擊潰，據統計共打死的起義者1271人。彼得堡起義的消息傳到南方後，南方協會會員於1826年1月10日發動駐烏克蘭的契爾尼哥夫兵團起義，不久也告失敗。
沙皇政府對12月黨人進行殘酷的迫害，著名領袖佩斯捷利、S.I.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M.P.別斯圖熱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處絞刑，穆拉維約夫、特魯別茨科伊等百餘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處夾鞭刑。
後來的曆史學家以起義發動的日期稱他們為12月黨人。
12月黨人起義不同以往的農民起義為，12月黨人無論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養和遠見、政治鬥爭手段、組織能力等方麵均遠遠勝於他們。是俄國曆史上對沙皇專製製度的一次影響深遠的政協衝擊，比如，1824年，12月黨人南方協會通過的彼斯特爾起草的《俄羅斯法典》( 又名《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國家證書，它是改善俄國政體的約法，是交給人民和臨時最高權力機關的信守不渝的委托書》)，宣布農奴製度是一種野蠻的生產方式，因為“把別人當作自己私有財產，把人當作東西一樣轉讓、抵押、贈送和繼承，任憑自己的專橫無道……乃是最可恥的、違背人性和自然規律，以及違背神聖的基督教義，並且還是違背天神的誡條與意誌的醜惡事情”，“必須堅持廢除奴隸製度，貴族必須永遠放棄占有他人的卑鄙的優越地位。”因此“消滅奴隸製度和農奴宣布人人生來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創造的，那種隻把貴族等級的人物稱為高貴，而稱其他等級人下賤的行為是極不公正的。”因此必須廢除封建等級製度，廢除貴族階級所享有的特權，使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成為“高貴的人”，建立一個“統一的公民等級”，凡年滿20歲的成年男子都擁有選舉權，選舉權不受財產和教育資格的限製，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人人擁有自由擇業權、遷徙權、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俄羅斯法典》對未來的新政權提出了要求，它應該保證每個人的人身公民權，因為“人身自由是每個公民首要的權利，是每個政府最神聖的職責。國家大廈的整個建築以此為基礎，沒有人身自由，就沒有安寧，就沒有幸福。”未來的國家政體將采取資產階級共和製，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為一院製的人民議會，人民議會的選舉分兩級進行。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力交給由5人組成的最高杜馬，其成員由人民議會選出，並且向人民議會負責，任期為5年。中央監察機關為最高會議，其職責是監督憲法和其他立法的執行情況，由120個人組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應該選舉產生，任何國家立法和行政機構應該服務於人民，人民有權推翻不稱職的政府和領導人，因為“俄國人民不是屬於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屬於人民，它為給人民謀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為給政府謀幸福而生存的。”
後來，列寧稱12月黨人是“貴族革命家”、“貴族中的優秀人物幫助喚醒了人民”。
我想，張春橋所以稱聯動為12月黨人，恐怕就是指聯動和俄羅斯那些出身貴族的青年近衛軍們一樣背叛了他們所出身的那個階級，同時也在嘲笑聯動與12月黨人天真的以隻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救民於水火一樣，不懂得團結其它階級，所以永遠也不可能成功。
周恩來對20世紀的中國12月黨人解讀與張春橋截然不同，以後的曆史證明了他對曆史的認識與走向洞若觀火，這是二流戲子與三流政客的江青、張春橋者流至死也難以企及的。
關於聯動（實際上稱他們“老兵”更確切），由於種種特定曆史原因，以及江青、陳伯達發起的反“反動血統論”的妖魔化，已經很難還原其真實麵目，總之，當江青（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其下達剿殺令時，在中國聯動已成了“人皆可株”的“人民公敵”。
1967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社論，稱這年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月5日，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公開提出了“奪權”。並支持王洪文一派掀起了以奪上海市委權力的“一月風暴”，對此，毛澤東立刻表態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並稱“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1月11日，毛指使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奪權的造反組織發去賀電，明白地解讀了何謂“全麵展開階級鬥爭”，引發了各地的“奪權”“打倒”升級，而且，後來林彪說的“全麵內戰”，即由棍棒刀矛到真槍真炮，逐步升級的武鬥也自此而始。
也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毛澤東無法再忍耐那幫不知天高地厚的“貴族革命者”的造造反者的搗亂了，他指令公安部修正了政策，製定出了殺氣騰騰的《公安六條》，開始合法地鎮壓反對派。1月17日，謝富治講：“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
戚本禹立刻給“三司”負責人打電話：“在‘聯動’問題上，你們是不是手太軟了？這個‘聯動’都對付不了，今後還想當左派？” 1月19日下午，以“三司”為首的上萬名紅衛兵包圍了“聯動”組織部所在的石油學院附中，謝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義將任誌明、馬小軍等“聯動”成員逮捕。當那些老紅衛兵戴上手銬、押上卡車時，他們迎著寒風唱起了《國際歌》，仿佛像是電影中慷慨就義的烈士1月21日，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接著，“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八一學校等校園內的“聯動”據點先後被摧毀，分散在上海、沈陽、武漢、南京、廣州、長沙、新疆等全國各地的“聯動”力量均遭到鎮壓，大批“聯動”頭頭被逮捕。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與“三司”紅衛兵配合，調集了三萬多名人員，要拔掉“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他們把八一學校圍得水泄不通，師生一概隻許出不許進。下午五點鍾左右，逮捕開始。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聯動”紅衛兵。
隨後，在八一學校內舉辦了“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這個展覽，在北京曾名噪一時，其中的罪證，有一些確是“聯動”成員搞“紅色恐怖”時的凶器，更多的則是故弄玄虛似的栽贓，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辭”。
展覽會期間，殘存的“聯動”成員多次組織衝擊展覽會場，高呼“還我‘聯動’！”“‘聯動’永存！”等口號。在北京 101中學，一百餘名降下國旗，升上老紅衛兵的旗幟，並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聯動”成員貼出大字報，認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舊社會”，質問“社會向何處去？黨向何處去？”，甚至還出現了“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之類的大標語。
在那個時代，觸犯了毛澤東，任何反抗都隻能是強弩之末。1月31日，《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明確指出：“對反動派，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不給，半點也不給！”“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製裁！” 宣判了運動初期激動了整個世界革命者的“大民生”之死刑，當然也沒有了聯動之類的“江青反對派”（實質是反毛）說話的權力。
然而，3個月後，毛澤東卻突然下令釋放了這些“人民公敵”，這其中奧妙何在？
內戰與分裂（七）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一曰：政治權衡，二曰：順水人情。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而政治家之高低，不在主義，而在權術（非貶義一麵，如從技術角度評判，應理解為中性詞），主義方麵，毛並不占優（將另文專論），但權術方麵，查中國百年政壇，實罕有出其右者，僅舉一例：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傷及無辜百分之五十（脫產人員3萬，特務抓了1萬5），毛澤東一個“脫帽”道歉，便百怨皆了。
高否？遍查中華3千年，恐怕隻有三國曹操“割發代首”可與之媲美。難怪毛澤東要為阿瞞翻案，乃惺惺相惜也。
我不可能找到周恩來與毛澤東談話祥細資料，但周恩來在釋放聯動時講話裏的隻言片語“我到廣州去了一趟，廣州有個上萬人的‘主義兵’有聯動思想，我不主張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幾個頭頭抓起來就行了。回來以後和主席談了談，主席說：“根本不用抓”。我們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可以佐證是他說服的毛澤東。
這件事，在當時是件大事，據說當時國外媒體已將聯動定為“政治反對派”，而且是中國大陸唯一有組織的“持不同政見者”，想必在國外也震動不小。
關於4月22日，周恩來和江青等人接見在押聯動的情形，當時社會上有多種不同版本。本人非當事人，為便於還原曆史，特選錄記述型、講話型兩種版本各一，以留此存照：
一、記述型
4月22日，紅衛兵監獄中湧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
監獄管理員走過來，拿著個小本本，挨著一個個牢房點名。凡被點了名的，就被帶到放風的燈光球場上，依次排隊。在慘白的燈光下，這些年青的囚犯們臉上布滿了疑惑、困頓和不安。
有人在悄聲打聽：“幹什麽？帶我們去哪兒？”
被打聽的人同樣疑惑，搖搖頭說：“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場批鬥。”
第三個人插進來悄聲說：“這回有戲看了，一百多個紅衛兵往台上一站，看他們怎麽批？”
循著話音，幾個老紅衛兵往球場上看去，燈光下，人影黑壓壓一片，盡是些熟悉的麵孔。
幾輛大轎車開過來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隊上車，在車上，他們仍在心裏猜測命運未卜的前程。
大轎車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前停住了。老紅衛兵看見了天安門，看見了天安門廣場，看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們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動的情景。昨日已成黃花，老紅衛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種名為蒼涼的東西。
老紅衛兵們下車，被帶進燈火輝煌的人民大會堂，安排在東大廳的會議室等候。一分鍾，兩分鍾……突然，大廳的門開了，老紅衛兵們看見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人走進來，“嘩”地一下全體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來做著手勢，示意讓老紅衛兵坐下。
會議室漸漸安靜下來。江青醞釀著情緒，以沉重的表情說了句：“委屈你們大家了。”
就這麽一句話，在場的老紅衛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們想到了當初秘密組建紅衛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聯動”被搗毀、他們一個個被捕入獄的情景……開頭是兩三個人小聲抽泣，接著抽泣聲轉為嗚咽聲，越來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淚簌簌往下掉，幾個月來的委屈，在這一刻找到了發泄口，會議室哭聲大作，女孩子們淒厲的哭泣聲中夾雜著男孩子們狼嚎般的哭叫，連成一片悲愴的交響曲。
台上，周恩來的表情很嚴肅，他的眼眶也有些紅了。周恩來向前走了兩步，用低沉的聲音問道：“有沒有清華附中的？”
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卜大華站起來，他想開口回答，可哭聲不止，說不成一句完整的話。他的身前身後，幾個清華附中的老紅衛兵和他一樣呆立著，像幾尊雕塑。毛澤東曾經“表示熱烈地支持”過的這些老紅衛兵，衣衫襤褸，眼泡浮腫，頭發亂蓬蓬像是刺蝟一般……毛澤東對他們始愛終棄，他們嚐到了被人遺棄的滋味。
周恩來繼續問：“董良翮在不在？”
滿麵淚痕的董良翮站起來，大廳裏一陣沉默。誰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兒子。
周恩來接著問：“誰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來。因為難過，也因為激動，他低著頭，不知說什麽好。
周恩來說：“你父母的情況我都了解。你不要難過，你們是黨和人民一手撫育大的，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繼續跟黨走，跟著毛主席幹革命。”
孔丹抬起了頭，他的目光和周恩來的目光碰在一起，他發現周恩來的目光中，有一種難於言說的愛和淒楚。
在場的老紅衛兵，周恩來認識不少，他們大多數人的父母親是周恩來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來一一叫著他們的名字，親切地交談著。前排有的老紅衛兵發現，周恩來眼角也閃著淚花。
周恩來努力克製內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說道：
“這次在這裏見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賓到廣州，發現抓了許多人，都是些孩子，這怎麽行呢？不能不教而誅嘛！回京後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們回去後，不要搞向毛主席請罪的活動，這樣不好，這也是毛主席一貫反對的，應當以實際行動跟著黨幹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話：“你們不要把自己劃成小團體，會引起誤會，你們自己考慮。”
頓了一下，江青問道：“誰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來。
江青笑了笑，用諷刺的口吻說道：“啊，久聞大名，今天才見到。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
牛皖平沒有回答。
江青說：“罵吧，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不怕罵的，也是罵不倒的。你們還小，還不懂得鬥爭是艱巨的，也是複雜的——”說到這兒，她停下來，意味深長地向全場打量著。
大廳裏，一片沉默。
二、講話型
〖被關押（扣留）的140多名“聯動”分子出席〗
伯達：請江青同誌講話。
江青：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眾答：沒有。）有點不好，就是見你們太少了，對你們幫助太少了。前一個時期我有病，沒有見你們，我有責任。委曲了你們。主席說立刻釋放你們（眾呼：毛主席萬歲！很多學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個會都打斷了，請來了總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謝富治、王力等同誌都來了。和你們見一見。（眾：拍手）你們也不要寫自我檢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後如果你們還要“聯動”還可以把牌子掛出去，如果不要，再恢複你們原來的紅衛兵組織，如北大附中“紅旗”，清華附中“紅衛兵”，回去恢複你們的組織搞革命。搞革命犯點錯誤不要緊，這個錯誤我們的責任大，有個同學叫彭小蒙寫了兩次信給我，說劉萬平的問題，我也不清楚這個人，派了一個記者去了解一下。
還是我責任大，對你們幫助少，你們去八寶山上墳，搞頹廢主義。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你們還半夜裏出來喝酒，吃貓肉。你們關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兩個月），允許你們學習主席著作嗎？（答：允許）虐待你們沒有呀？（答：沒有）責任我們負得多，教育的不夠！你們寫過一副對聯“為革命召之即來”，有點才氣。你們回去以後，再恢複你們的組織。如北大附中的“紅旗”，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傳達的怎麽樣，總之，主席很關心你們。你們犯了一些錯誤，希望你們和劉鄧路線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伯達：江青同誌講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們放出來。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沒做好。（江青插話：昨天和其他同學講時未講主席的命令，我們的意思是怕強加給你們）大家出去絕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壓他們。你們犯的錯誤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們打過交道，也有西糾的。（江青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開始是有貢獻的，後來犯了錯誤，你們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來，有錯誤改了就好了嘛。）犯了錯誤會使今後謹慎些，避免犯錯誤了。你們“聯動”是有思想基礎的，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麽“血統論”，什麽“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你們說有三萬人，有的說有十萬人要我辯論，我去了又沒有辯論，你們有沒有這種說法？（未答）你們當時這種說法是反動的社會思潮，這就是反動的思潮，是與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思想有聯係的，是從那裏發出的？黨內有部分幹部長期在機關脫離群眾，沒有看到群眾，有相當的人不了解群眾。傳說你們看見別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當流氓打，因為你們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們的父母在遊擊戰爭中，經常穿破衣服，沒有鞋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表了特權階層，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不是馬列主義，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反馬列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反無產階級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了。他們挑動群眾鬥群眾，隨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來很快就糾正了。不能包辦代替嘛！毛主席從來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提倡包辦代替，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群眾當成“阿鬥”。他們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國民黨的“訓政”就是教訓群眾，結果使中國快亡了，這就是結果。中國共產黨救了中國，其中有你們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這主要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不能記在你的，他的父母帳上，要看到廣大的工人農民群眾，看到階級，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武裝起來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江山，不是個人的。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這點要充分警惕。劉少奇就是壓製群眾，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把群眾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們提倡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從劉少奇那裏來的，還有鄧小平的女兒也說要高幹子弟掌權。你們抄了劉鄧的口號。江青說過這是封建的世襲製度。掌不掌權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給你權，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這是一種思潮，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害了你們。我們見麵少，對你們幫助少。聽說你們搞了頹廢的生活，養了毛驢，養了狗，八一學校搞得亂七八糟，學校破壞的厲害，破壞得多的是幹部子弟學校。你們不知道老百姓怎麽勞動的，你們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窩窩頭是那裏來的。你們接近群眾太少，隻在幹部子弟中來來往往，要吃虧的。說了你們服氣不服氣（答：服氣）不服氣可以辯論。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給你們帶來損害。現在有剝削階級，同時有高薪階層。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別是“八一”，“十一”等學校給你們很大害處，使你們脫離了群眾，現在回過頭來好，中國有句古話：“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們並不是浪子，將來可能成為寶貴的財富。現在回過頭來很寶貴的，能不能成為寶貴的財富，要看你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態度。將來沒犯錯誤的人不一定如你們，看你們的態度，但不是你們就對了。
對勞動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樣殘暴的手段，你們是從舊的最壞的小說裏學來的吧？我們過去沒用過什麽揪砸，你們不是走一條正路。毛主席講科學，講實事求是。你們靠打砸搶怎樣能搞好我們的事業，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是科學。在座的有些是上當的，有些同學你們還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也成了“聯動”。
要好好的領會毛澤東思想，重新做人，這樣是不是妥當，有沒有汙辱你們，（答：沒有）你們的願望是好的，但客觀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聯動”的名詞不反動，但綱領是反動的，代表反動的思潮。（江青插話，如果你們還要掛“聯動”的牌子的話，我給你們交通，汽車，印刷等。父母革命兒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兒女可以革命，因為有毛澤東思想。我相信你們能夠革命。）父母有問題不要緊，國家可以培養你們，他們不革命，你們可以革命嘛！什麽“老子反動兒混蛋”要給人家一個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軍閥，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實際行動，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績吃一輩子，他們做好事、做壞事是一回事，你們做好事、做壞事又是一回事。反動血統論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長期的。（江青插話：你們過去犯的錯誤，應該我們負，不要搞請罪，寫悔過書，主席最反對請罪，今後好好幹革命就是了。）大家都在搞整風，你們可以回到學校去搞整風，灌輸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批評，對你們來說，要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你們過去犯的錯誤一筆勾銷。（江青插話：什麽手續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們就可以回家去。）
康生：我沒有更多的話講，陳伯達同誌、江青同誌的講話我同意。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實在是幸福的。我經常這樣想，年青要象你們這樣，是真夠幸福的，大家要珍惜愛惜這個幸福。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要有雄心壯誌。今天毛主席的決定，可以看出領袖是多麽的偉大。（呼口號：毛主席萬歲！）你們有沒有革命的雄心壯誌。（眾答：有！）我也相信你們有，既然有，那麽有沒有勇氣，敢不敢承認在過去短短的時間犯的錯誤。（答：敢）看一個人有沒有勇氣，其中有一條就是勇於承認錯誤。過去我看醫生，看他是否承認三個字，承認就是好醫生。看了病不懂就說不懂；看懂了，沒有把握搞好，就說不能，治錯了敢不敢說不對。敢於說三個不字是好醫生，不敢說三個不字，就不是好醫生。我們要敢於承認錯誤，我們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要敢於承認。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錯誤，回去以後，有的人會說句把閑話，你們回去別人不會放鞭炮歡迎你們的。這個說閑話，那個說閑話，有的人不敢沾你們的邊，怕說親“聯動”。有的時候還要打一打架。這些都阻礙你們改正錯誤，你們要做好準備，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幫。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說：有本領的人，不是不犯錯誤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錯誤也是一個鍛煉，隻要你們改正，相信你們會革命的，可以成為毛澤東時代的好青年。
周總理：江青、伯達、康生同誌講得很好。的確生長在毛澤東時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寬大，犯了錯誤，給你改正的機會。錯誤的原因有家庭的關係、社會的關係、學校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有責任，你們又沒有政治鬥爭經驗。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發原地，寫了三論“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說是好文章，可是三個同學後來都有聯動思想。可以說，你們落伍了。除了家庭、社會的原因以外，我們見你們少了，對你們幫助不夠。（江青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是：西糾初期還是有功績的，但後來就不象話了。）後來對你們管得就少了。過去責任盡得不夠，今後我們幫助你們，不但是你們還有你們的家庭，還有社會，今後加強我們的責任。我是沒有兒女的，我到八一學校參觀後，才知道你們這樣特殊。我有個侄女在八一學校，雖然不是“聯動”，但有“聯動”思想，在中南海北門罵解放軍說：“就是你們把我們同學抓起來的”。解放軍打電話告訴了我，我們全家批評了她，讓她學習了一個星期毛主席著作，後來讓她回八一學校，她參加了反“聯動”，成了造反派。你們一定要改，我們已經是老頭子了，有了錯誤還要改！
家庭這關要過好。家庭有兩種，一種是有的父母不讚成你們，罵你們甚至打你們，當然我們不讚成打羅！但生起氣來打幾下也是有的，你們要受得住，做錯了自己承擔責任；另一種是疼愛你們，溺愛你們，你們回去後，大哭一場不見得好，不要一回家溫暖了，就舊病複發。將來準備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見一見，談一談。家庭這關要過好。
我到廣州去了一趟，廣州有個上萬人的“主義兵”有“聯動”思想，我不主張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幾個頭頭抓起來就行了。回來以後和主席談了談，主席說：“根本不用抓”。我們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還有一類家庭，父母犯了錯誤，被鬥。那不要緊，你們是國家的財富，可以到公安部說一下，國家管你們，總會讓你們學習的。
到學校那就更困難了，他們知道你們被捕過、拘留過，甚至有的同學把你們扭送到公安部。當然我們要做工作，你們也要做工作。不要因為過去他們扭送你們，回去後就報複；但也不要氣餒。見了他們，既不自卑，也不要覺得了不起，好象我坐過監獄。要平心靜氣，叫別人感到誠懇，使同學們生不起氣來。
不要請罪。請罪是封建主義的產物。錯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評，還要能聽別人的批評。回去以後勸說有聯動思想的孩子改過。這也是將功補過。你們受過拘留，自己改好了，還要說服他們改好。你們在學校裏參加戰鬥組織，要成為表率，成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誌在二十日講過“紅衛兵”萬歲！你們要把“紅衛兵”光榮的旗幟再舉起來！要真正舉得高，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紅衛兵”。把自己過去的過失補上。
（有的同學遞條子，提到破四舊的問題）周總理接著說：
現在不忙破四舊。好好讀點書，談一談，做一點批評自我批評，把家庭，學校關係搞好。再過十天半個月後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談談。過去談得少，今後多談一點把經驗總結一下。
我們相信你們的大多數是會改好的，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你們跌了跤是有代價的，最後希望你們聽我們全黨全國的副統帥林副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江青插話：已發給紅衛兵戰士的文件，統統發給你們。你們不要把自己劃成一個小團體，會引起誤會。你們自己考慮。
康生插話；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紅衛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十個月，有什麽老啊！
在這兩文中，誰都可以看出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之間的不同，但有一點需特別注意，就是周在講話中有意把江青和自己拉近。而這似乎也是他遭人質疑之處，不過，我想諸位細品個中三味，便可發現這正是周恩來高超處，也是他在那亂局中趷立不倒，還遊刃有餘之奧秘所在。
此外，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聯動分子們還是十分迷信毛澤東的。20世紀，中國的12月黨人比起他們俄羅斯先輩還嫌稚嫩，我不知道他們中間有多少人聽懂了周恩來最後引用兩位黨主席的話，要他們“把經驗總結一下”的用心。不過，今天再研讀這一講話，我想稍有點思想的人，都會聽出“老頭子”的弦外之音：到毛的話，是周的政治囑托，“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引林的話則是戰術，告誡孩子們要講策略，不要反對毛澤東。
我這樣分析，也許看似有些牽強，但以後的曆史，可以佐證，這並非憑空臆想。
現在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麽為釋放聯動搞這麽大的動作？不就是幾個年輕氣盛的毛頭小子嘛，值得這麽興師動眾嗎？
內戰與分裂（八）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值得。而且必須這麽做。
幾個毛頭小子，固然無足輕重。但他們身後那可怕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卻不能視所無睹。
簡言之，毛澤東所以下決心消滅聯動，是因為他把“反動血統論”當成了群眾運動分裂的原因。他沒想到抓了聯動，分裂情形不但沒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升級到了“全麵內戰”，連中央文革的頭號寵兒剻大富的清華“井岡山兵團”也分裂了。這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當周恩來告訴他廣州有上萬的“修正主義紅衛兵”，那麽全國有多少呢！尤其聽說周的侄女也有“聯動思想”，毛肯定會想到假如所有的幹部子女都傾向聯動，能把他們都抓起來嘛？而這並非不可能，因為所謂“反動血統論”乃他視為根本的“黨策”，孩子們長期受這種教育，能沒有這種“烙印”嗎？再說了才抓了這麽幾個人，在政治上一向跟他很緊的譚震霖就公開鬧起來了，甚至還把情緒鬧到了“不該跟毛主席幹革命”的高度，若把所有幹部子女都抓起來，那得逼反多少人！所以他才說“根本不用抓”。
在某種意義上，取締紅衛兵糾察隊，是對周恩來和他代表的“官僚集團”（老幹部）的一個警告，消滅聯動，則是對軍內高層的一記重擊。這兩次打擊又是對年末“偏離了大方向”的“黑風”之打擊。因為，自批判“反動血統論”以來，學生中便有了反江反林反康反中央文革的苗頭，到 11月，便大有燎原之勢。為使大家能直觀地了解“黑風”是什麽，我特將能找到的，在當時造成較大影響的大字報摘錄如下：
1966年11月，北京鐵道學院附中的“紅後代” “鐵血縱隊”貼出《中學生問中央文革──就中學兩條路線問題》，這份大字報反映了一部分中學生中的“革委會和老紅衛兵”的情緒。他們承認：有的革命小將對黨的階級政策掌握不夠，階級路線調子唱得高了一些。但是，他們對把他們說成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滿。因此，他們對當前中學文革形勢看法很悲觀，他們認為：一些人以此為理，死死抓住工作組不放，而對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感興趣，對學校裏的牛鬼蛇神無人過問，有些人甚至為他們喊冤叫屈，使他們坐山觀虎鬥、幸災樂禍。有些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動，想乘此機會為自己大翻其案。而革命小將的一些作法，卻被另一方批判得一無是處。但中央文革對此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深入群眾不夠，指導不夠。希望中央文革小組深入調查，最熱烈地歡迎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們，到中學去了解情況。
11月15日，北農大附中學生伊林滌西《給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批評林彪關於毛澤東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部分是不正確的。他說：“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確的。無論這個99％是指學習時間，精力之比還是指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適用。給人以馬克思著作似乎已經過時之感，我還沒有讀過《資本論》，但知道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資本論》，《資本論》中基本理論已經不再是理論的基本，豈不是說馬克思主義中的基本理論已經過時了，這不是從“左”的方麵，同樣走到新老修正主義者的沼澤中去嗎？您的意思似乎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思想經過了一個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飛躍，根本的質的飛躍！但這顯然是錯誤的。
還批評林彪第五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
11月30日，原北京林學院紅衛兵群眾參謀部負責人李洪山在紅衛戰鬥兵團負責人趙全來的協助下，貼了一張“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起來鬧革命”的巨幅標語。
12月1日，北京林學院紅衛兵長征戰鬥隊《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公開信》
同日，李洪山與外地來京串聯紅衛兵辯論時說：中央文革小組沒經選舉產生，不符合十六條精神。不管是誰指定的，這是原則問題，必須踢開。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上麵，做官當老爺，不深入下麵，不調查。10月6日江青說：‘要堅持原則，講究策略，要用階級觀點分析多數派、少數派。’從此兩派就分開了，分裂了，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組。還有陳伯達講話要衝垮修正主義紅衛兵。另外，是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譚力夫基本上是活學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範。批判譚力夫的講話是陳伯達提出來的。批判譚力夫的講話是群眾鬥群眾。批判譚力夫更是群眾鬥群眾。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軍報社接待站公開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中央文革小組多數成員都犯了挑動群眾鬥群眾和包辦代替的方向性錯誤。李洪山說，已聯合了50多所學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組。
在此前後，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和“八一野戰團”，連續貼出《一問中央文革小組》、《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和《也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對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少數派”卻沒有注意團結其他紅衛兵，甚至擴大了紅衛兵之間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質問。大字報說：“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繼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義分子’等等，並且全國通輯，四處捉拿，封街道，開鬥爭會，搞人身攻擊，與前一階段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2月4日，清華園貼出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必須批判》。同日，在清華園和北京城內出現了大標語“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
12月5日，北京23個學校的紅衛兵集會，聯合反對中央文革小組。
12月7日，北京地院“窮棒子造反兵團”發表第一號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組形“左”實右。
12月9日，清華園貼出《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指出“10月3日之後，北京的運動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同日，“捍衛團”在紅星電影院集會，會上有人呼喊“劉少奇萬歲”的口號。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貼出大字報《毛主席的大民主萬歲》。大字報提出“炮轟中央文革小組是運動發展到今天的必然，是運動發展的關鍵的關鍵”，並質問道：“為什麽中央文革小組就批評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頭？！”
12月11日，清華“雪蓮”印出傳單《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點名批評陳伯達、江青。
12月12日，林院貼出大字報《江青同誌的講話把運動引向何處？──評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的講話》。
北京鋼鐵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礦業學院等院校的各種紅衛兵組織分別貼出了《甩開中央文革自己鬧革命》、《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踢開中央文革，緊跟毛主席鬧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什麽路線？》、《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路線必須批判》、《陳伯達必須給打成修正主義紅衛兵的各種紅衛兵組織平反》、《堅決罷掉關鋒、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等大字報，大標語，天安門兩側觀禮台上，還出現了《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標語。
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也組織了反擊。
12月4日，北京“三司”紅衛兵舉行了“128226;4大反擊”大會，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貼滿了《誓死保衛毛主席！》、《堅決擁護中央文革小組的正確領導》的大橫幅。會畢，“三司”紅衛兵開動宣傳車在全市遊說，高音喇叭大喊口號。
12月12日，《紅旗》1966年第15期發表了社論《奪取新的勝利》，社論中說：“鬥爭的矛頭對準什麽，這是大是大非問題。”
12月14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與“三司”、北航“紅旗”等紅衛兵組織的代表座談，康生在會上說：“對反革命分子實行最嚴厲的鎮壓，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說，“別忘了咱們是無產階級專政。”
12月中旬以後，公安機關開始出動囚車和警察，陸續逮捕了參與“十二月黑風”的紅衛兵。12月16日，北京林學院召開“批判鬥爭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動大會”。第二天，北京市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的誓師大會”，陳伯達在會上宣布：“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會後，公安機關逮捕了李洪山。同日，譚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幾乎在同一時間，伊林8226;滌西也被捕入獄。 緊跟著，開始大規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聯動”成員紛紛入獄，即為典型的例子。
上述資料，基本上反映了當時運動情形。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反反動血統論在學生中引起了多大波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血統論的確是分裂的因子，但激活這一分裂因子的卻是反反動血統論。以本人當年的親身體曆來現身說法，當時我們在新疆看到以批判材料形式的譚力夫講話時，實在是如沐春風。隨著年齡增長，閱曆的豐富，今天我已不象年輕時那麽以為“什麽階級講什麽話”“階級鬥爭不講階級出身行嗎？”，但這是幾十年坎坷磨煉，才有的真知，坦率地講，今天我甚至懷疑當初的劃定階級，本身就有問題。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闖關東》裏李幼斌飾的那個角色，活到土改，肯定是個地主兼資本家，他與我們篤信的毛式教育中的周扒皮、劉文彩那樣的地主完全不一樣。而我從共產黨員的養父那裏得知的“地主”也不是周扒皮、劉文彩，反而大多是當地的“善人”。養父說，農村不比城市，農民也不象市民，祖祖輩輩在一起，抬頭不見低頭見，不少村子的人往上朔幾十年，還都不出五服，聰明點兒、能幹點兒的就富些，腦子笨點兒，又不肯吃苦的就窮點，有些村裏就是平分了家產的親兄弟，以後劃成分，也有的是地主富農，有的是貧農僱農。中國的農村大多和個氏族部洛差不多，“為富不仁”根本無法生存，地主除了有幾畝地，並無任何特權。我說，黃世仁、周扒皮那樣的有嗎？他說，可能有吧，不然怎麽都出書了。他沒說他沒見過，但知道他想說什麽，從此，我30年所受的毛式教育被徹底顛覆了。
順便交代幾句，本人絕非地富分子，姥爺犧性在抗戰時期，父親犧性在解放戰爭中，養父是個“三八式”幹部，都是中共黨員，本人絕對算得上共產黨的孩子。文革初，本人是單位紅衛兵發起者，曾是“響當當的左派”，在揭批單位領導時，也是衝在前麵的“小闖將”，後來因看不慣給老幹部（那時的老幹部也不過三四十歲）戴高帽子遊街批鬥，逐開始消極，值得驕傲的是本人有過激言論，但從無過激行為，到了花甲之年，回首往事，雖有太多遺憾，但甚為自己從那個年月過來，手上沒有血而慶幸。
我所以說這些題外話，是想讓人們明白，從江青（或者是毛澤東罷）的“反反動血統論”政治迷局中出來吧（這恐怕是文革中僅有的未被推翻的了），所謂“聯動思想”乃中共十七年教育之正果，他們中不少人都是中共黨員，象牛皖平那樣的中學入黨的學生，絕對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他們所謂的“血統高貴”主要表現在組織上的門坎太高，並非自以為高人一等。而且他們爭運動領導權，實際上也是毛澤東“支部建在隊連隊”“黨指揮槍”的延申表現，並沒有任何違反黨規黨法的地方。
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後來被稱為反對血統論經典之作的《出身論》正是在聯動被搞臭的1967年初麵世的，如果，中央文革真想廢除“反動血統論”，那它的作者遇羅克本當被捧為左派，因為《出身論》中大量引用了毛澤東和江青的著述、講話，是用“毛澤東思想”“江青思想”批判的出身論。但事實並非如此，1967年4月14日，被稱為“青年曆史學家”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就公開把《出身論》定性為“大毒草”，嚴厲地宣布“它的錯誤就是否定階級觀點，否定階級分析，否定階級出身對人的影響。他是用客觀主義偽裝的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結果同血統論走到一起，攻擊社會主義製度，說在我國產生了種性製度。否定階級分析，抹煞階級觀點，企圖從根本上抹煞階級出身。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它否定了階級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個人家庭出身對他本人的影響，否定階級地位。我們不少唯成分論者，我們號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風大浪中改造思想。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們本家庭所處的階級地位。而《出身論》卻號召人們不講這些，它實際上就是彭真反黨集團所歪曲的“重在表現”，它煽動不要做外圍，實際上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煽動部分青年對黨不滿，向黨進攻。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誌們不要上當！（群眾：中學文革報已被取締。）光取締不行，要批它的反動思想，（群眾：現在有些學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統論），說明有些人在反對血統論時想混水摸魚，進行煽動，我們要注意這些。我們要緊緊抓住主席的兩點：既反對唯成分，又反對忽視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這點，他們出身不好，但歡迎他們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階級分析，不能否定一個人在階級社會生活中所受的影響。”
這種以己之矛、擊己之盾的論調，竟出自毛最倚重的兩個“青年理家”之一的戚某之口，實在讓人噴飯，由此亦可見，當時理論之混亂到何等地步。
關於遇羅克及《出身論》本博將另文研討，所以現在把此事擺出來，是想找到毛釋放聯動的更深層次原因，在戚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之後8天，關在北京半步橋的聯動們便被毛用極高的規格釋放了，這二者之間是否有什麽聯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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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處“內戰”出於文革開始時林彪之口：“這不成了內戰了嗎？”
作者：白水處士
有網友對（四）中提到毛反反冒進時，有用柯慶施代替周恩來國務院總理之議，以為不實，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須贅述。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什麽不合常規常情的事都可能發生。王洪文能從一個工廠保衛幹部一躍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員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內戰與分裂（五）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當時與“反周民必反”同時流傳的還有一句據傳也是毛澤東說得：“總理是棵大樹，大樹不能倒”。如果這兩句話，是否毛所言尚存疑，那麽在北京“四五運動”中，病中的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等人匯報時，感歎地說：“他們總是拿總理壓我”則是被官方以媒體方式證實了的。我們把這三句話，聯係起來看，就能理清兩位中共領袖之間的關係了。
其實，我們隻要把周毛當個人，而不是神，很多問題就容易研究了。毛是官方有目的神化的，還比較容易還原。但周卻是民間神化出來的，還原就不那麽容易了。比如周溫文儒雅的形象，
被人們引申出“躹躬盡瘁”的文臣典範，而忽略了周乃中共武裝鬥爭之父，以及中共情報係統的創建人的個人經曆。如果，我告訴你，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後，周下令將顧之全家斬盡殺絕，你一定會以為我在胡說八道。然而，那是真的，被處死的人中還有顧順章才幾歲大的孩子。
周恩來是肉體凡胎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樂。作為一個經曆了中共半個多世紀所有左右搖擺的革命過程的共產主義者，他不光有理想主義的一麵，也有務實策略城府的一麵，尤其與毛澤東這樣浪漫到永遠不甘寂寞的仲裁者共事，他不多幾個心眼兒，恐怕早就被打翻在地了。
比如當“五一六兵團”在天安門打出“炮轟周恩來”的巨幅標語後，社會上一股反周勢力大有得逞之勢，周恩來審時度勢，借一次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之機，告訴毛，造反派要他去接受批鬥，毛立刻正色道：“那叫他們連我一起鬥”表示了對周的安撫。我所以舉這個例子，主要是要說明，周對毛知之頗深，他知道在適宜的時候，當麵與毛交流，是求得毛支持的最好辦法。以後，周又多次用過這辦法，並且屢試不爽。
這裏有兩個要點，一是當麵講，二是適宜的時候。這次的“適宜”主要是毛澤東的主要精力都在如何辦理劉鄧，陳伯達、江青又給他加了一個陶鑄問題，這種時候“五一六”又來添亂，很可能打亂他的戰略布署，何況周可不象劉那麽好捏估。
周恩來暫時安全了，適時調整了他們鬥爭策略，因為他從來也沒有真正讚成毛的這個造反運動。他放棄了扶殖學生組織的主動進攻，采用了順著毛澤東，在一定條件與時機相宜的情況下，改變毛澤東的迂回辦法，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四件事：釋放聯動分子，扳倒王關戚，解放一大批老將軍，鄧小平複出。
這四件事，可以說是最後“粉碎四人邦”，撥亂反正，結束中國左禍的基礎。有人會質疑，釋放聯動和打倒四人邦有什麽關係？何況，聯動還是“反動血統論”的產物，不就是一百多個高幹子女嗎，還不是護犢子！
這種質疑有合乎實情的地方，比如“護犢子”，我不否認周恩來對這些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的子女有些偏愛，對其他人的子女就沒有對他們那麽盡心盡力，比如對《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他就沒伸出援手。但總理是個人，一般人有的感情他也有，老百姓又誰不“護犢子”，這是人的通病，你可以從政治高度去求全責備，但你不能否認這是人之常情。
其次，說到“反動血統論”，我以為這本是江青們的一個局，是一個因毛澤東政治需要炮製出來的一個偽命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後，毛澤東要扳倒的一些人的子女，比如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賀龍的兒子賀鵬飛、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在大學生運動中還頗具影響，有些還是所謂“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兒，他們從任何角度都不會成為毛澤東鬥爭的得力工具，於是便借北航附中的一幅被稱為“鬼見愁”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和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立夫《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及辮論講話為由頭，搞出了一個“反動血統論”的風波，意在讓高幹子女淡出紅衛兵領導，以便能順利實現毛為《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據美國學者馬克·布登奇和戈登·懷特在研究了中國某科研單位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後發現：該單位三分之二出身於無產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組織，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組織。
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有人“用血統論代替階級論，試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分裂，蒙蔽青年。”陳伯達真正用心是將矛頭指向“製造分裂，蒙蔽青年”的老幹部。而在此之前，周恩來講話中有支持中學紅衛兵講出身成分的組織原則的記錄。
從後來事物發展過程看，反血統論的鬥爭確實起到了促使全民造反的作用，但並沒有絲毫動搖中共的“階級路線”，相反，當一個因出身不好，而被大學拒之門外的青年遇羅克用切身體曆認真地思考“血統論”時，因觸犯了黨的“階級路線”而被當反革命抓捕，並判處了死刑。
1978 年以後，遇羅克的《出身論》被當成反“血統論”的檄文，這實在是文不對題。中共曆來對出身看得很重，比如參軍，非貧下中農和“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女是堅決不要的，而老紅衛兵的所謂“反動血統論”無非是中共官方“階級政策”的翻版。本人當年也搞過這類出身不好不要的“關門主義”，理由非常明白“搞階級鬥爭，不講階級不成了全民黨了嗎？”而“全民國家、全民黨”則是毛澤東反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個很嚴重的罪狀一階級鬥爭熄滅論。而上世紀六十年代中，那些從一評到十評的“反修文章”，則不光是黨內要學，全國的人都心須學，可謂深入人心。如是而已，怎麽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變成反動的了一有一點人們恐怕忘了，這以後，以所謂“血統論”成立的紅衛兵，就由“可愛的小將”變成了“修正主義紅衛兵”。理論如此混亂，又如此的出爾反爾，無法自圓其說，卻被人當成了一場正義與邪惡鬥爭，僅憑此一點，文革就必須好好研究，否則，謬誤傳下去，會被無知的後人當成真理，那樣才真是對曆史的犯罪。
這裏有個已貼近主題的的問題，周恩來能通過毛澤東釋放聯動，為什麽不能救遇羅克？
我現在已毫不懷疑，由江青陳伯達出頭反血統論，矛頭旣使不是單指周恩來，至少也包括周恩來在內。而且周自己也感覺到了，這從他這一段時間多次“現身說法”說自己出身也不是無產階級，再次強調“有成分，不唯成論，重在表現”亦可佐證。也就是說，周恩來在用黨的階級政策否定著江青們“反動血統論”這個偽命題。所以，無論從人的感情上，還是從中共的傳統政策上，他都能夠向聯動伸出援手。相反，他不能也沒任何政策根據去救遇羅克，因為遇羅克確實從根本上背離了中共的階級政策。
亦即說，周在文革中的鬥爭策略是絕不會偏離毛澤東仍認可的中共基本原則的。
那麽，釋放聯動對後來有什麽基礎作用呢？
簡單地講，在毛澤東被神化的中國，隻有這些多少能知道些高層內幕的“紅色貴族”們才敢發出些不同聲音，曾經仰慕過俄國“12月黨人”的周恩來將希望寄托在了這些“紅後代”身上，事實證明，這些20世紀的“12月黨人”沒有辜負他的希望。
那麽，12月黨人在中國命運又如何呢？
內戰與分裂（六）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人類曆史上，有一個不合邏輯的悖論：在專製體製時代，革命的啟蒙者往往不是受壓迫的平民百姓，而是統治集團內的反對派。俄國12月黨人，便是這樣一群“貴族革命家”（列寧語）。
1825年12月26日（俄曆14日）晨，以青年貴族組成的近衛軍團列隊開進彼得堡的樞密院廣場，在彼得一世的紀念像下排列好戰鬥方陣，他們試圖趁沙皇亞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趕在皇位繼承人尼古拉宣誓繼位前發動軍事行動，迫使新沙皇和樞密院宣布改製。他們選舉了近衛軍團長特魯別茨科依擔任起義軍總指揮，並且擬定了《告俄國人民宣言》，宣布推翻沙皇政府，立即召開立憲會議，成立臨時政府，同時宣布廢除農奴製，解放全國農奴。
到下午起義軍人數增至3000餘人，周圍還有2萬多支持他們的市民。但統治集團對此早有防備，他們忙在起義前幾個小時，緊急召開國務會議宣布尼古拉一世為新沙皇繼位，然後派軍隊將樞密院廣場包圍。在這種情況下，起義軍總指揮特魯別茨科依臨陣脫逃，起義軍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被忠於沙皇的軍隊擊潰，據統計共打死的起義者1271人。彼得堡起義的消息傳到南方後，南方協會會員於1826年1月10日發動駐烏克蘭的契爾尼哥夫兵團起義，不久也告失敗。
沙皇政府對12月黨人進行殘酷的迫害，著名領袖佩斯捷利、S.I.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M.P.別斯圖熱夫-留明、P.G.卡霍夫斯基和K.F.雷列耶夫被判處絞刑，穆拉維約夫、特魯別茨科伊等百餘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或定居，大批士兵被判處夾鞭刑。
後來的曆史學家以起義發動的日期稱他們為12月黨人。
12月黨人起義不同以往的農民起義為，12月黨人無論是在文化教育水平、政治素養和遠見、政治鬥爭手段、組織能力等方麵均遠遠勝於他們。是俄國曆史上對沙皇專製製度的一次影響深遠的政協衝擊，比如，1824年，12月黨人南方協會通過的彼斯特爾起草的《俄羅斯法典》( 又名《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不可侵犯的國家證書，它是改善俄國政體的約法，是交給人民和臨時最高權力機關的信守不渝的委托書》)，宣布農奴製度是一種野蠻的生產方式，因為“把別人當作自己私有財產，把人當作東西一樣轉讓、抵押、贈送和繼承，任憑自己的專橫無道……乃是最可恥的、違背人性和自然規律，以及違背神聖的基督教義，並且還是違背天神的誡條與意誌的醜惡事情”，“必須堅持廢除奴隸製度，貴族必須永遠放棄占有他人的卑鄙的優越地位。”因此“消滅奴隸製度和農奴宣布人人生來是平等的，“一切人都是為追求幸福而生，人人都是上帝所創造的，那種隻把貴族等級的人物稱為高貴，而稱其他等級人下賤的行為是極不公正的。”因此必須廢除封建等級製度，廢除貴族階級所享有的特權，使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成為“高貴的人”，建立一個“統一的公民等級”，凡年滿20歲的成年男子都擁有選舉權，選舉權不受財產和教育資格的限製，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人人擁有自由擇業權、遷徙權、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俄羅斯法典》對未來的新政權提出了要求，它應該保證每個人的人身公民權，因為“人身自由是每個公民首要的權利，是每個政府最神聖的職責。國家大廈的整個建築以此為基礎，沒有人身自由，就沒有安寧，就沒有幸福。”未來的國家政體將采取資產階級共和製，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為一院製的人民議會，人民議會的選舉分兩級進行。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力交給由5人組成的最高杜馬，其成員由人民議會選出，並且向人民議會負責，任期為5年。中央監察機關為最高會議，其職責是監督憲法和其他立法的執行情況，由120個人組成。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應該選舉產生，任何國家立法和行政機構應該服務於人民，人民有權推翻不稱職的政府和領導人，因為“俄國人民不是屬於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家族的。恰恰相反，政府屬於人民，它為給人民謀幸福而成立，人民不是為給政府謀幸福而生存的。”
後來，列寧稱12月黨人是“貴族革命家”、“貴族中的優秀人物幫助喚醒了人民”。
我想，張春橋所以稱聯動為12月黨人，恐怕就是指聯動和俄羅斯那些出身貴族的青年近衛軍們一樣背叛了他們所出身的那個階級，同時也在嘲笑聯動與12月黨人天真的以隻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救民於水火一樣，不懂得團結其它階級，所以永遠也不可能成功。
周恩來對20世紀的中國12月黨人解讀與張春橋截然不同，以後的曆史證明了他對曆史的認識與走向洞若觀火，這是二流戲子與三流政客的江青、張春橋者流至死也難以企及的。
關於聯動（實際上稱他們“老兵”更確切），由於種種特定曆史原因，以及江青、陳伯達發起的反“反動血統論”的妖魔化，已經很難還原其真實麵目，總之，當江青（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其下達剿殺令時，在中國聯動已成了“人皆可株”的“人民公敵”。
1967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社論，稱這年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月5日，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公開提出了“奪權”。並支持王洪文一派掀起了以奪上海市委權力的“一月風暴”，對此，毛澤東立刻表態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並稱“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1月11日，毛指使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奪權的造反組織發去賀電，明白地解讀了何謂“全麵展開階級鬥爭”，引發了各地的“奪權”“打倒”升級，而且，後來林彪說的“全麵內戰”，即由棍棒刀矛到真槍真炮，逐步升級的武鬥也自此而始。
也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毛澤東無法再忍耐那幫不知天高地厚的“貴族革命者”的造造反者的搗亂了，他指令公安部修正了政策，製定出了殺氣騰騰的《公安六條》，開始合法地鎮壓反對派。1月17日，謝富治講：“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
戚本禹立刻給“三司”負責人打電話：“在‘聯動’問題上，你們是不是手太軟了？這個‘聯動’都對付不了，今後還想當左派？” 1月19日下午，以“三司”為首的上萬名紅衛兵包圍了“聯動”組織部所在的石油學院附中，謝富治派出警察，以公安部的名義將任誌明、馬小軍等“聯動”成員逮捕。當那些老紅衛兵戴上手銬、押上卡車時，他們迎著寒風唱起了《國際歌》，仿佛像是電影中慷慨就義的烈士1月21日，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接著，“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八一學校等校園內的“聯動”據點先後被摧毀，分散在上海、沈陽、武漢、南京、廣州、長沙、新疆等全國各地的“聯動”力量均遭到鎮壓，大批“聯動”頭頭被逮捕。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與“三司”紅衛兵配合，調集了三萬多名人員，要拔掉“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他們把八一學校圍得水泄不通，師生一概隻許出不許進。下午五點鍾左右，逮捕開始。這一天，共抓走了32名“聯動”紅衛兵。
隨後，在八一學校內舉辦了“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這個展覽，在北京曾名噪一時，其中的罪證，有一些確是“聯動”成員搞“紅色恐怖”時的凶器，更多的則是故弄玄虛似的栽贓，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辭”。
展覽會期間，殘存的“聯動”成員多次組織衝擊展覽會場，高呼“還我‘聯動’！”“‘聯動’永存！”等口號。在北京 101中學，一百餘名降下國旗，升上老紅衛兵的旗幟，並且降半旗致哀。部分“聯動”成員貼出大字報，認為文化大革命“如同黑暗的舊社會”，質問“社會向何處去？黨向何處去？”，甚至還出現了“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之類的大標語。
在那個時代，觸犯了毛澤東，任何反抗都隻能是強弩之末。1月31日，《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明確指出：“對反動派，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不給，半點也不給！”“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製裁！” 宣判了運動初期激動了整個世界革命者的“大民生”之死刑，當然也沒有了聯動之類的“江青反對派”（實質是反毛）說話的權力。
然而，3個月後，毛澤東卻突然下令釋放了這些“人民公敵”，這其中奧妙何在？
內戰與分裂（七）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一曰：政治權衡，二曰：順水人情。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而政治家之高低，不在主義，而在權術（非貶義一麵，如從技術角度評判，應理解為中性詞），主義方麵，毛並不占優（將另文專論），但權術方麵，查中國百年政壇，實罕有出其右者，僅舉一例：延安整風，搶救運動傷及無辜百分之五十（脫產人員3萬，特務抓了1萬5），毛澤東一個“脫帽”道歉，便百怨皆了。
高否？遍查中華3千年，恐怕隻有三國曹操“割發代首”可與之媲美。難怪毛澤東要為阿瞞翻案，乃惺惺相惜也。
我不可能找到周恩來與毛澤東談話祥細資料，但周恩來在釋放聯動時講話裏的隻言片語“我到廣州去了一趟，廣州有個上萬人的‘主義兵’有聯動思想，我不主張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幾個頭頭抓起來就行了。回來以後和主席談了談，主席說：“根本不用抓”。我們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可以佐證是他說服的毛澤東。
這件事，在當時是件大事，據說當時國外媒體已將聯動定為“政治反對派”，而且是中國大陸唯一有組織的“持不同政見者”，想必在國外也震動不小。
關於4月22日，周恩來和江青等人接見在押聯動的情形，當時社會上有多種不同版本。本人非當事人，為便於還原曆史，特選錄記述型、講話型兩種版本各一，以留此存照：
一、記述型
4月22日，紅衛兵監獄中湧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
監獄管理員走過來，拿著個小本本，挨著一個個牢房點名。凡被點了名的，就被帶到放風的燈光球場上，依次排隊。在慘白的燈光下，這些年青的囚犯們臉上布滿了疑惑、困頓和不安。
有人在悄聲打聽：“幹什麽？帶我們去哪兒？”
被打聽的人同樣疑惑，搖搖頭說：“管它呢，大不了是一場批鬥。”
第三個人插進來悄聲說：“這回有戲看了，一百多個紅衛兵往台上一站，看他們怎麽批？”
循著話音，幾個老紅衛兵往球場上看去，燈光下，人影黑壓壓一片，盡是些熟悉的麵孔。
幾輛大轎車開過來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隊上車，在車上，他們仍在心裏猜測命運未卜的前程。
大轎車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前停住了。老紅衛兵看見了天安門，看見了天安門廣場，看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眼前熟悉的一切使他們想起了昨天一幕幕生動的情景。昨日已成黃花，老紅衛兵心上悄然爬上一種名為蒼涼的東西。
老紅衛兵們下車，被帶進燈火輝煌的人民大會堂，安排在東大廳的會議室等候。一分鍾，兩分鍾……突然，大廳的門開了，老紅衛兵們看見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等人走進來，“嘩”地一下全體起立。
“坐下，坐下。”周恩來做著手勢，示意讓老紅衛兵坐下。
會議室漸漸安靜下來。江青醞釀著情緒，以沉重的表情說了句：“委屈你們大家了。”
就這麽一句話，在場的老紅衛兵都哭了。“委屈”二字，使他們想到了當初秘密組建紅衛兵的一幕幕情景，也想到了“聯動”被搗毀、他們一個個被捕入獄的情景……開頭是兩三個人小聲抽泣，接著抽泣聲轉為嗚咽聲，越來越多的人心酸了，眼淚簌簌往下掉，幾個月來的委屈，在這一刻找到了發泄口，會議室哭聲大作，女孩子們淒厲的哭泣聲中夾雜著男孩子們狼嚎般的哭叫，連成一片悲愴的交響曲。
台上，周恩來的表情很嚴肅，他的眼眶也有些紅了。周恩來向前走了兩步，用低沉的聲音問道：“有沒有清華附中的？”
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卜大華站起來，他想開口回答，可哭聲不止，說不成一句完整的話。他的身前身後，幾個清華附中的老紅衛兵和他一樣呆立著，像幾尊雕塑。毛澤東曾經“表示熱烈地支持”過的這些老紅衛兵，衣衫襤褸，眼泡浮腫，頭發亂蓬蓬像是刺蝟一般……毛澤東對他們始愛終棄，他們嚐到了被人遺棄的滋味。
周恩來繼續問：“董良翮在不在？”
滿麵淚痕的董良翮站起來，大廳裏一陣沉默。誰都知道，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兒子。
周恩來接著問：“誰是孔丹？”
孔丹站了起來。因為難過，也因為激動，他低著頭，不知說什麽好。
周恩來說：“你父母的情況我都了解。你不要難過，你們是黨和人民一手撫育大的，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繼續跟黨走，跟著毛主席幹革命。”
孔丹抬起了頭，他的目光和周恩來的目光碰在一起，他發現周恩來的目光中，有一種難於言說的愛和淒楚。
在場的老紅衛兵，周恩來認識不少，他們大多數人的父母親是周恩來的老熟人、老部下。周恩來一一叫著他們的名字，親切地交談著。前排有的老紅衛兵發現，周恩來眼角也閃著淚花。
周恩來努力克製內心中的感情，在台上說道：
“這次在這裏見到大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送外賓到廣州，發現抓了許多人，都是些孩子，這怎麽行呢？不能不教而誅嘛！回京後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不要抓嘛，放回去嘛。’……你們回去後，不要搞向毛主席請罪的活動，這樣不好，這也是毛主席一貫反對的，應當以實際行動跟著黨幹革命。”
江青在一旁插話：“你們不要把自己劃成小團體，會引起誤會，你們自己考慮。”
頓了一下，江青問道：“誰是牛皖平？”
牛皖平站了起來。
江青笑了笑，用諷刺的口吻說道：“啊，久聞大名，今天才見到。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
牛皖平沒有回答。
江青說：“罵吧，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不怕罵的，也是罵不倒的。你們還小，還不懂得鬥爭是艱巨的，也是複雜的——”說到這兒，她停下來，意味深長地向全場打量著。
大廳裏，一片沉默。
二、講話型
〖被關押（扣留）的140多名“聯動”分子出席〗
伯達：請江青同誌講話。
江青：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眾答：沒有。）有點不好，就是見你們太少了，對你們幫助太少了。前一個時期我有病，沒有見你們，我有責任。委曲了你們。主席說立刻釋放你們（眾呼：毛主席萬歲！很多學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個會都打斷了，請來了總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謝富治、王力等同誌都來了。和你們見一見。（眾：拍手）你們也不要寫自我檢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後如果你們還要“聯動”還可以把牌子掛出去，如果不要，再恢複你們原來的紅衛兵組織，如北大附中“紅旗”，清華附中“紅衛兵”，回去恢複你們的組織搞革命。搞革命犯點錯誤不要緊，這個錯誤我們的責任大，有個同學叫彭小蒙寫了兩次信給我，說劉萬平的問題，我也不清楚這個人，派了一個記者去了解一下。
還是我責任大，對你們幫助少，你們去八寶山上墳，搞頹廢主義。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你們還半夜裏出來喝酒，吃貓肉。你們關了多久了？（答：100多天了，有的答兩個月），允許你們學習主席著作嗎？（答：允許）虐待你們沒有呀？（答：沒有）責任我們負得多，教育的不夠！你們寫過一副對聯“為革命召之即來”，有點才氣。你們回去以後，再恢複你們的組織。如北大附中的“紅旗”，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傳達的怎麽樣，總之，主席很關心你們。你們犯了一些錯誤，希望你們和劉鄧路線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伯達：江青同誌講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們放出來。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沒做好。（江青插話：昨天和其他同學講時未講主席的命令，我們的意思是怕強加給你們）大家出去絕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壓他們。你們犯的錯誤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們打過交道，也有西糾的。（江青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開始是有貢獻的，後來犯了錯誤，你們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來，有錯誤改了就好了嘛。）犯了錯誤會使今後謹慎些，避免犯錯誤了。你們“聯動”是有思想基礎的，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麽“血統論”，什麽“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你們說有三萬人，有的說有十萬人要我辯論，我去了又沒有辯論，你們有沒有這種說法？（未答）你們當時這種說法是反動的社會思潮，這就是反動的思潮，是與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思想有聯係的，是從那裏發出的？黨內有部分幹部長期在機關脫離群眾，沒有看到群眾，有相當的人不了解群眾。傳說你們看見別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當流氓打，因為你們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們的父母在遊擊戰爭中，經常穿破衣服，沒有鞋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表了特權階層，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不是馬列主義，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反馬列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反無產階級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了。他們挑動群眾鬥群眾，隨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來很快就糾正了。不能包辦代替嘛！毛主席從來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提倡包辦代替，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群眾當成“阿鬥”。他們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國民黨的“訓政”就是教訓群眾，結果使中國快亡了，這就是結果。中國共產黨救了中國，其中有你們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這主要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不能記在你的，他的父母帳上，要看到廣大的工人農民群眾，看到階級，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武裝起來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江山，不是個人的。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這點要充分警惕。劉少奇就是壓製群眾，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把群眾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們提倡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從劉少奇那裏來的，還有鄧小平的女兒也說要高幹子弟掌權。你們抄了劉鄧的口號。江青說過這是封建的世襲製度。掌不掌權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給你權，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這是一種思潮，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害了你們。我們見麵少，對你們幫助少。聽說你們搞了頹廢的生活，養了毛驢，養了狗，八一學校搞得亂七八糟，學校破壞的厲害，破壞得多的是幹部子弟學校。你們不知道老百姓怎麽勞動的，你們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窩窩頭是那裏來的。你們接近群眾太少，隻在幹部子弟中來來往往，要吃虧的。說了你們服氣不服氣（答：服氣）不服氣可以辯論。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給你們帶來損害。現在有剝削階級，同時有高薪階層。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別是“八一”，“十一”等學校給你們很大害處，使你們脫離了群眾，現在回過頭來好，中國有句古話：“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們並不是浪子，將來可能成為寶貴的財富。現在回過頭來很寶貴的，能不能成為寶貴的財富，要看你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態度。將來沒犯錯誤的人不一定如你們，看你們的態度，但不是你們就對了。
對勞動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樣殘暴的手段，你們是從舊的最壞的小說裏學來的吧？我們過去沒用過什麽揪砸，你們不是走一條正路。毛主席講科學，講實事求是。你們靠打砸搶怎樣能搞好我們的事業，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是科學。在座的有些是上當的，有些同學你們還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也成了“聯動”。
要好好的領會毛澤東思想，重新做人，這樣是不是妥當，有沒有汙辱你們，（答：沒有）你們的願望是好的，但客觀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聯動”的名詞不反動，但綱領是反動的，代表反動的思潮。（江青插話，如果你們還要掛“聯動”的牌子的話，我給你們交通，汽車，印刷等。父母革命兒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兒女可以革命，因為有毛澤東思想。我相信你們能夠革命。）父母有問題不要緊，國家可以培養你們，他們不革命，你們可以革命嘛！什麽“老子反動兒混蛋”要給人家一個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軍閥，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實際行動，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績吃一輩子，他們做好事、做壞事是一回事，你們做好事、做壞事又是一回事。反動血統論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長期的。（江青插話：你們過去犯的錯誤，應該我們負，不要搞請罪，寫悔過書，主席最反對請罪，今後好好幹革命就是了。）大家都在搞整風，你們可以回到學校去搞整風，灌輸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批評，對你們來說，要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你們過去犯的錯誤一筆勾銷。（江青插話：什麽手續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們就可以回家去。）
康生：我沒有更多的話講，陳伯達同誌、江青同誌的講話我同意。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實在是幸福的。我經常這樣想，年青要象你們這樣，是真夠幸福的，大家要珍惜愛惜這個幸福。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要有雄心壯誌。今天毛主席的決定，可以看出領袖是多麽的偉大。（呼口號：毛主席萬歲！）你們有沒有革命的雄心壯誌。（眾答：有！）我也相信你們有，既然有，那麽有沒有勇氣，敢不敢承認在過去短短的時間犯的錯誤。（答：敢）看一個人有沒有勇氣，其中有一條就是勇於承認錯誤。過去我看醫生，看他是否承認三個字，承認就是好醫生。看了病不懂就說不懂；看懂了，沒有把握搞好，就說不能，治錯了敢不敢說不對。敢於說三個不字是好醫生，不敢說三個不字，就不是好醫生。我們要敢於承認錯誤，我們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要敢於承認。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錯誤，回去以後，有的人會說句把閑話，你們回去別人不會放鞭炮歡迎你們的。這個說閑話，那個說閑話，有的人不敢沾你們的邊，怕說親“聯動”。有的時候還要打一打架。這些都阻礙你們改正錯誤，你們要做好準備，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幫。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說：有本領的人，不是不犯錯誤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錯誤也是一個鍛煉，隻要你們改正，相信你們會革命的，可以成為毛澤東時代的好青年。
周總理：江青、伯達、康生同誌講得很好。的確生長在毛澤東時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寬大，犯了錯誤，給你改正的機會。錯誤的原因有家庭的關係、社會的關係、學校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有責任，你們又沒有政治鬥爭經驗。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發原地，寫了三論“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說是好文章，可是三個同學後來都有聯動思想。可以說，你們落伍了。除了家庭、社會的原因以外，我們見你們少了，對你們幫助不夠。（江青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是：西糾初期還是有功績的，但後來就不象話了。）後來對你們管得就少了。過去責任盡得不夠，今後我們幫助你們，不但是你們還有你們的家庭，還有社會，今後加強我們的責任。我是沒有兒女的，我到八一學校參觀後，才知道你們這樣特殊。我有個侄女在八一學校，雖然不是“聯動”，但有“聯動”思想，在中南海北門罵解放軍說：“就是你們把我們同學抓起來的”。解放軍打電話告訴了我，我們全家批評了她，讓她學習了一個星期毛主席著作，後來讓她回八一學校，她參加了反“聯動”，成了造反派。你們一定要改，我們已經是老頭子了，有了錯誤還要改！
家庭這關要過好。家庭有兩種，一種是有的父母不讚成你們，罵你們甚至打你們，當然我們不讚成打羅！但生起氣來打幾下也是有的，你們要受得住，做錯了自己承擔責任；另一種是疼愛你們，溺愛你們，你們回去後，大哭一場不見得好，不要一回家溫暖了，就舊病複發。將來準備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見一見，談一談。家庭這關要過好。
我到廣州去了一趟，廣州有個上萬人的“主義兵”有“聯動”思想，我不主張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幾個頭頭抓起來就行了。回來以後和主席談了談，主席說：“根本不用抓”。我們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還有一類家庭，父母犯了錯誤，被鬥。那不要緊，你們是國家的財富，可以到公安部說一下，國家管你們，總會讓你們學習的。
到學校那就更困難了，他們知道你們被捕過、拘留過，甚至有的同學把你們扭送到公安部。當然我們要做工作，你們也要做工作。不要因為過去他們扭送你們，回去後就報複；但也不要氣餒。見了他們，既不自卑，也不要覺得了不起，好象我坐過監獄。要平心靜氣，叫別人感到誠懇，使同學們生不起氣來。
不要請罪。請罪是封建主義的產物。錯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評，還要能聽別人的批評。回去以後勸說有聯動思想的孩子改過。這也是將功補過。你們受過拘留，自己改好了，還要說服他們改好。你們在學校裏參加戰鬥組織，要成為表率，成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誌在二十日講過“紅衛兵”萬歲！你們要把“紅衛兵”光榮的旗幟再舉起來！要真正舉得高，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紅衛兵”。把自己過去的過失補上。
（有的同學遞條子，提到破四舊的問題）周總理接著說：
現在不忙破四舊。好好讀點書，談一談，做一點批評自我批評，把家庭，學校關係搞好。再過十天半個月後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談談。過去談得少，今後多談一點把經驗總結一下。
我們相信你們的大多數是會改好的，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你們跌了跤是有代價的，最後希望你們聽我們全黨全國的副統帥林副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江青插話：已發給紅衛兵戰士的文件，統統發給你們。你們不要把自己劃成一個小團體，會引起誤會。你們自己考慮。
康生插話；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紅衛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十個月，有什麽老啊！
在這兩文中，誰都可以看出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之間的不同，但有一點需特別注意，就是周在講話中有意把江青和自己拉近。而這似乎也是他遭人質疑之處，不過，我想諸位細品個中三味，便可發現這正是周恩來高超處，也是他在那亂局中趷立不倒，還遊刃有餘之奧秘所在。
此外，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聯動分子們還是十分迷信毛澤東的。20世紀，中國的12月黨人比起他們俄羅斯先輩還嫌稚嫩，我不知道他們中間有多少人聽懂了周恩來最後引用兩位黨主席的話，要他們“把經驗總結一下”的用心。不過，今天再研讀這一講話，我想稍有點思想的人，都會聽出“老頭子”的弦外之音：到毛的話，是周的政治囑托，“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引林的話則是戰術，告誡孩子們要講策略，不要反對毛澤東。
我這樣分析，也許看似有些牽強，但以後的曆史，可以佐證，這並非憑空臆想。
現在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麽為釋放聯動搞這麽大的動作？不就是幾個年輕氣盛的毛頭小子嘛，值得這麽興師動眾嗎？
內戰與分裂（八）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值得。而且必須這麽做。
幾個毛頭小子，固然無足輕重。但他們身後那可怕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卻不能視所無睹。
簡言之，毛澤東所以下決心消滅聯動，是因為他把“反動血統論”當成了群眾運動分裂的原因。他沒想到抓了聯動，分裂情形不但沒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升級到了“全麵內戰”，連中央文革的頭號寵兒剻大富的清華“井岡山兵團”也分裂了。這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當周恩來告訴他廣州有上萬的“修正主義紅衛兵”，那麽全國有多少呢！尤其聽說周的侄女也有“聯動思想”，毛肯定會想到假如所有的幹部子女都傾向聯動，能把他們都抓起來嘛？而這並非不可能，因為所謂“反動血統論”乃他視為根本的“黨策”，孩子們長期受這種教育，能沒有這種“烙印”嗎？再說了才抓了這麽幾個人，在政治上一向跟他很緊的譚震霖就公開鬧起來了，甚至還把情緒鬧到了“不該跟毛主席幹革命”的高度，若把所有幹部子女都抓起來，那得逼反多少人！所以他才說“根本不用抓”。
在某種意義上，取締紅衛兵糾察隊，是對周恩來和他代表的“官僚集團”（老幹部）的一個警告，消滅聯動，則是對軍內高層的一記重擊。這兩次打擊又是對年末“偏離了大方向”的“黑風”之打擊。因為，自批判“反動血統論”以來，學生中便有了反江反林反康反中央文革的苗頭，到 11月，便大有燎原之勢。為使大家能直觀地了解“黑風”是什麽，我特將能找到的，在當時造成較大影響的大字報摘錄如下：
1966年11月，北京鐵道學院附中的“紅後代” “鐵血縱隊”貼出《中學生問中央文革──就中學兩條路線問題》，這份大字報反映了一部分中學生中的“革委會和老紅衛兵”的情緒。他們承認：有的革命小將對黨的階級政策掌握不夠，階級路線調子唱得高了一些。但是，他們對把他們說成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滿。因此，他們對當前中學文革形勢看法很悲觀，他們認為：一些人以此為理，死死抓住工作組不放，而對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感興趣，對學校裏的牛鬼蛇神無人過問，有些人甚至為他們喊冤叫屈，使他們坐山觀虎鬥、幸災樂禍。有些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動，想乘此機會為自己大翻其案。而革命小將的一些作法，卻被另一方批判得一無是處。但中央文革對此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深入群眾不夠，指導不夠。希望中央文革小組深入調查，最熱烈地歡迎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們，到中學去了解情況。
11月15日，北農大附中學生伊林滌西《給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批評林彪關於毛澤東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部分是不正確的。他說：“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確的。無論這個99％是指學習時間，精力之比還是指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適用。給人以馬克思著作似乎已經過時之感，我還沒有讀過《資本論》，但知道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資本論》，《資本論》中基本理論已經不再是理論的基本，豈不是說馬克思主義中的基本理論已經過時了，這不是從“左”的方麵，同樣走到新老修正主義者的沼澤中去嗎？您的意思似乎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思想經過了一個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飛躍，根本的質的飛躍！但這顯然是錯誤的。
還批評林彪第五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
11月30日，原北京林學院紅衛兵群眾參謀部負責人李洪山在紅衛戰鬥兵團負責人趙全來的協助下，貼了一張“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起來鬧革命”的巨幅標語。
12月1日，北京林學院紅衛兵長征戰鬥隊《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公開信》
同日，李洪山與外地來京串聯紅衛兵辯論時說：中央文革小組沒經選舉產生，不符合十六條精神。不管是誰指定的，這是原則問題，必須踢開。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上麵，做官當老爺，不深入下麵，不調查。10月6日江青說：‘要堅持原則，講究策略，要用階級觀點分析多數派、少數派。’從此兩派就分開了，分裂了，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組。還有陳伯達講話要衝垮修正主義紅衛兵。另外，是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譚力夫基本上是活學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範。批判譚力夫的講話是陳伯達提出來的。批判譚力夫的講話是群眾鬥群眾。批判譚力夫更是群眾鬥群眾。第二天，李洪山到解放軍報社接待站公開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中央文革小組多數成員都犯了挑動群眾鬥群眾和包辦代替的方向性錯誤。李洪山說，已聯合了50多所學校，要求解散中央文革小組。
在此前後，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和“八一野戰團”，連續貼出《一問中央文革小組》、《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和《也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對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少數派”卻沒有注意團結其他紅衛兵，甚至擴大了紅衛兵之間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質問。大字報說：“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繼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義分子’等等，並且全國通輯，四處捉拿，封街道，開鬥爭會，搞人身攻擊，與前一階段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12月4日，清華園貼出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必須批判》。同日，在清華園和北京城內出現了大標語“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
12月5日，北京23個學校的紅衛兵集會，聯合反對中央文革小組。
12月7日，北京地院“窮棒子造反兵團”發表第一號公告，指出中央文革小組形“左”實右。
12月9日，清華園貼出《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的大字報，指出“10月3日之後，北京的運動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同日，“捍衛團”在紅星電影院集會，會上有人呼喊“劉少奇萬歲”的口號。
12月10日，北大“虎山行”貼出大字報《毛主席的大民主萬歲》。大字報提出“炮轟中央文革小組是運動發展到今天的必然，是運動發展的關鍵的關鍵”，並質問道：“為什麽中央文革小組就批評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頭？！”
12月11日，清華“雪蓮”印出傳單《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點名批評陳伯達、江青。
12月12日，林院貼出大字報《江青同誌的講話把運動引向何處？──評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的講話》。
北京鋼鐵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礦業學院等院校的各種紅衛兵組織分別貼出了《甩開中央文革自己鬧革命》、《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踢開中央文革，緊跟毛主席鬧革命》、《看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什麽路線？》、《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路線必須批判》、《陳伯達必須給打成修正主義紅衛兵的各種紅衛兵組織平反》、《堅決罷掉關鋒、戚本禹的官》、《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等大字報，大標語，天安門兩側觀禮台上，還出現了《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標語。
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也組織了反擊。
12月4日，北京“三司”紅衛兵舉行了“128226;4大反擊”大會，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貼滿了《誓死保衛毛主席！》、《堅決擁護中央文革小組的正確領導》的大橫幅。會畢，“三司”紅衛兵開動宣傳車在全市遊說，高音喇叭大喊口號。
12月12日，《紅旗》1966年第15期發表了社論《奪取新的勝利》，社論中說：“鬥爭的矛頭對準什麽，這是大是大非問題。”
12月14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與“三司”、北航“紅旗”等紅衛兵組織的代表座談，康生在會上說：“對反革命分子實行最嚴厲的鎮壓，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說，“別忘了咱們是無產階級專政。”
12月中旬以後，公安機關開始出動囚車和警察，陸續逮捕了參與“十二月黑風”的紅衛兵。12月16日，北京林學院召開“批判鬥爭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動大會”。第二天，北京市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的誓師大會”，陳伯達在會上宣布：“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會後，公安機關逮捕了李洪山。同日，譚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幾乎在同一時間，伊林8226;滌西也被捕入獄。 緊跟著，開始大規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聯動”成員紛紛入獄，即為典型的例子。
上述資料，基本上反映了當時運動情形。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反反動血統論在學生中引起了多大波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血統論的確是分裂的因子，但激活這一分裂因子的卻是反反動血統論。以本人當年的親身體曆來現身說法，當時我們在新疆看到以批判材料形式的譚力夫講話時，實在是如沐春風。隨著年齡增長，閱曆的豐富，今天我已不象年輕時那麽以為“什麽階級講什麽話”“階級鬥爭不講階級出身行嗎？”，但這是幾十年坎坷磨煉，才有的真知，坦率地講，今天我甚至懷疑當初的劃定階級，本身就有問題。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闖關東》裏李幼斌飾的那個角色，活到土改，肯定是個地主兼資本家，他與我們篤信的毛式教育中的周扒皮、劉文彩那樣的地主完全不一樣。而我從共產黨員的養父那裏得知的“地主”也不是周扒皮、劉文彩，反而大多是當地的“善人”。養父說，農村不比城市，農民也不象市民，祖祖輩輩在一起，抬頭不見低頭見，不少村子的人往上朔幾十年，還都不出五服，聰明點兒、能幹點兒的就富些，腦子笨點兒，又不肯吃苦的就窮點，有些村裏就是平分了家產的親兄弟，以後劃成分，也有的是地主富農，有的是貧農僱農。中國的農村大多和個氏族部洛差不多，“為富不仁”根本無法生存，地主除了有幾畝地，並無任何特權。我說，黃世仁、周扒皮那樣的有嗎？他說，可能有吧，不然怎麽都出書了。他沒說他沒見過，但知道他想說什麽，從此，我30年所受的毛式教育被徹底顛覆了。
順便交代幾句，本人絕非地富分子，姥爺犧性在抗戰時期，父親犧性在解放戰爭中，養父是個“三八式”幹部，都是中共黨員，本人絕對算得上共產黨的孩子。文革初，本人是單位紅衛兵發起者，曾是“響當當的左派”，在揭批單位領導時，也是衝在前麵的“小闖將”，後來因看不慣給老幹部（那時的老幹部也不過三四十歲）戴高帽子遊街批鬥，逐開始消極，值得驕傲的是本人有過激言論，但從無過激行為，到了花甲之年，回首往事，雖有太多遺憾，但甚為自己從那個年月過來，手上沒有血而慶幸。
我所以說這些題外話，是想讓人們明白，從江青（或者是毛澤東罷）的“反反動血統論”政治迷局中出來吧（這恐怕是文革中僅有的未被推翻的了），所謂“聯動思想”乃中共十七年教育之正果，他們中不少人都是中共黨員，象牛皖平那樣的中學入黨的學生，絕對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他們所謂的“血統高貴”主要表現在組織上的門坎太高，並非自以為高人一等。而且他們爭運動領導權，實際上也是毛澤東“支部建在隊連隊”“黨指揮槍”的延申表現，並沒有任何違反黨規黨法的地方。
值得重點關注的是，後來被稱為反對血統論經典之作的《出身論》正是在聯動被搞臭的1967年初麵世的，如果，中央文革真想廢除“反動血統論”，那它的作者遇羅克本當被捧為左派，因為《出身論》中大量引用了毛澤東和江青的著述、講話，是用“毛澤東思想”“江青思想”批判的出身論。但事實並非如此，1967年4月14日，被稱為“青年曆史學家”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就公開把《出身論》定性為“大毒草”，嚴厲地宣布“它的錯誤就是否定階級觀點，否定階級分析，否定階級出身對人的影響。他是用客觀主義偽裝的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結果同血統論走到一起，攻擊社會主義製度，說在我國產生了種性製度。否定階級分析，抹煞階級觀點，企圖從根本上抹煞階級出身。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它否定了階級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個人家庭出身對他本人的影響，否定階級地位。我們不少唯成分論者，我們號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風大浪中改造思想。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們本家庭所處的階級地位。而《出身論》卻號召人們不講這些，它實際上就是彭真反黨集團所歪曲的“重在表現”，它煽動不要做外圍，實際上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煽動部分青年對黨不滿，向黨進攻。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誌們不要上當！（群眾：中學文革報已被取締。）光取締不行，要批它的反動思想，（群眾：現在有些學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統論），說明有些人在反對血統論時想混水摸魚，進行煽動，我們要注意這些。我們要緊緊抓住主席的兩點：既反對唯成分，又反對忽視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這點，他們出身不好，但歡迎他們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階級分析，不能否定一個人在階級社會生活中所受的影響。”
這種以己之矛、擊己之盾的論調，竟出自毛最倚重的兩個“青年理家”之一的戚某之口，實在讓人噴飯，由此亦可見，當時理論之混亂到何等地步。
關於遇羅克及《出身論》本博將另文研討，所以現在把此事擺出來，是想找到毛釋放聯動的更深層次原因，在戚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之後8天，關在北京半步橋的聯動們便被毛用極高的規格釋放了，這二者之間是否有什麽聯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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