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內戰與分裂（三）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毛澤東晚年特別倚重的張春橋，在後來釋放聯動分子時，稱聯動為“12月黨人”。
張春橋沒有解釋他這個比喻的用意，估計是暗喻聯動是當時被稱為“12月黑風”首惡罷。
不過，當年的聯動確與100多年前，俄國的12月黨人有些近似處，首先他們與12月黨人一樣，都是“貴族子女”，其次他們革命的綱領都是忠於祖國，反對專製。
但他們比俄國的12月黨人幸運的多，因為他們沒有公開反毛澤東，更因為他們有一個偉大的同誌一周恩來。
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對“聯動”這樣一個以中共黨政軍高級幹部組成的新觀念的學生組織密切關注。正如他曾期望過陳小魯的紅衛兵糾查隊一樣，他希望這一批“紅色貴族”在文革中迅速成長，快點成熟，能夠真正成為黨的忠誠衛士。周恩來沒有親生子女，他曾說過，全國的青少年都是他的孩子。他對這些他的戰友同誌們的孩子更是牽腸掛肚，並竭盡全力予以幫助。西糾被宣布為反動組織後，他秘密地把西糾頭頭兒，陳毅之子，陳小魯送到一個部隊農場保護起來。在所謂的“11月黑風”“12月黑風”中，周在不觸怒毛澤東的前提下，盡其所能地緩和著越來越濃的火藥味兒，不動聲色地暗中扶殖、保護著這些共產黨的第二代。但是，麵對已經分裂的紅衛兵運動，他必須謹慎小心，他不能公開支持“聯動”一派，那等於否定另一派，會被扣上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名。對“聯動”攻擊的目標是毛澤東所依賴的中央文革這一點，周當然很清楚，支持“聯動”等於與毛澤東對立，周恩來當然不會做這種傻事。在12月16日以前，他想盡辦法讓這些忠誠於共產黨的紅衛兵組織成為遵紀守法的模範群眾組織，多次派手下規勸他們不要亂打人抓人，更不許殺人，要在社會上樹立個好形象。
他授意廖承誌對聯動的馬小軍等說：“總理是理解你們的。”“你們要懂得，作為一個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時應該跟著黨，在受到冤枉委屈時，也要跟著黨幹革命。我從小參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隊伍又遭到不信任，長征時我是戴著手銬走過來的。後來是總理救了我。希望你們要以革命利益為重，經得起鬥爭考驗。”
12 月17日，周恩來明白取締紅衛兵糾察隊，是毛澤東給他的一個下馬威。他知道毛所謂的“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是有所指的，延安整風時，毛就把他當機會主義批。與毛共事30多年，他深知毛始終對自己有戒心。但他不得不講話時，還是盡量放低了調子：“最近幾天中學的小家夥，糾察隊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違反了中央規定，我們執行了中央批轉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們。因為他們經過我們多次教育，屢教不改，所以逮捕起來教育、改造他們。紅衛兵糾察隊起了相反的作用，變成管紅衛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對頭了，逐漸被壞分子利用了，成為打擊紅衛兵革命行動的工具，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玷汙了。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糾察隊這個名字是你們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們自動取消，取消這個名字，不要我們命令。”
這就是周恩來的違心話。
聯動中相當部分人加入過糾察隊。他們對於12月17日，公安部公開抓糾察隊頭頭一事，他們反應激烈，認為中央文革和謝富治違反了《十六條》，是鎮壓學生運動，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立刻針鋒相對地組織人士，衝擊位於長安街上的公安部，要求謝富治“還我戰友”。
矛盾升級，公開化了。12月26日“鬥私批修”會後，決心決一死戰、拚個魚死網破的中學們於12月2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 日先後六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他們在公安部的牆壁上， 刷上“公安部執行一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這期間，公安部對聯動似乎很矛盾，盡管，中央文革、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與三司極盡全力詛咒聯動，但公安部卻依舊表現的“軟弱無力”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況。
我沒有任何資料來解釋這種奇怪現象，隻能從當時北京形勢來推測，應該是運動形勢使毛澤東無暇中學生們的瞎折騰，而謝富治保衛幹部出身的公安部長，沒有毛的明確指示，他是不敢動這些背景不知多大的小太歲們的。
而且有跡象證明，這段時間毛甚至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置劉少奇。雖然，中央文革鼓動大學造反紅兵掀起一波又一波揪鬥劉鄧的高潮，但包括江青在內，沒人敢公開說劉就是敵我矛盾。而這一段時間由於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林彪、反康生的“黑風”此起彼伏，中央文革成員中幾個職級不高，年紀較輕的成員，尤其是王力和戚本禹，為表示積極，似乎有些不經指示，檀自作主的非組織行為，利用大學紅衛兵組織急於表功以撈左派席位的心理，或明或暗地指使他們打這個，揪那個。比如，遠在四川的彭德懷被揪回北京，就是戚指使北京地質學院朱成招和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去辦的，12月27日，彭德懷被押回北京，周恩來發了睥氣，學生們才將老帥交給了北京警備區。
這段時間，最不合毛澤東政治規律的是1967年1月4日，江青、陳伯達、康生在接見湖北造反派時，突然宣布在中央在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中共第四號人物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沒有任何決議文件，這位剛到中央幾個月的政治局常委便從此消失不見了。3天後，一頭霧水的周恩來還對來請他參加批陶大會的造反派說：“陶鑄同誌是中央常委”“舉辦批判陶鑄的大會不恰當，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你們開會我們不能參加。”但第二天，毛澤東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給陶鑄定了性：“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麽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最後，就憑毛一句：“陶鑄的問題，我們沒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一來就解決了。”便算拍板了。
毛的話很策略，一個鄧小平介紹的，就把陶和劉鄧梆到了一起。罪名就是還讓劉鄧在媒體上露臉。最後，一句紅衛兵一來就解決了，把所有常委們的嘴都堵住了。
這就是毛澤東超人的的政治藝術。而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他最後一段話中的“我們”和“你們”，我們是指毛和誰？那個“你們”又是指誰？
我個人推測，“你們”應該是指周恩來和林彪等其他常委，理由是兩天前，天安門前打出了一條長15米的“炮轟周恩來”巨型標語，並立刻引起社會波動。從標語的巨大來講，這是前所未有的，若無相當職級的幕後支持，一般造反組織是沒這麽大手筆的。而陶鑄行政職務是副總理，是周的下屬，陶有問題似本屬周負責，這句話似乎就是對周頭一回絕造反派那段話的回應。而那句“紅衛兵一來就解決了”乃實一語雙關，一是堵死了大家的嘴，二也是敲山震虎，說給周恩來聽的。
另一個佐證是一個月零兩天後，毛似乎又自掌耳光地批評打倒陶鑄的兩個責任人陳伯達和江青。說陳：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投機，不是你個人有事，你從來不找我。批江：你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並指示中央文革開會批陳、江。
毛對陳、江的批評，從字麵上看似在否定他一個月前對陶鑄定論的振振有詞。但也透露出對陶鑄的突然襲擊，他事先是知情並同意的，陳、江都為此請示過他。
我所以在這裏插入陶鑄問題，因為他是中共建政以來，核心層人物被整肅最不正常的一個。陶鑄，1908年1月16日出生於湖南祁陽。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在葉挺部任連長。後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警衛團工作，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書記，漳州特委書記，省委組織部部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曾組織指揮廈門劫獄鬥爭，建立閩南工農紅軍遊擊總隊和閩東地區人民武裝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同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判無期徒刑。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經組織營救出獄，被派往武漢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1938年冬赴鄂中地區，任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1945 年隨八路軍南下支隊南進，途中奉命轉赴東北地區。先後任中共遼寧、遼吉、遼北省委書記兼遼西、遼北軍區政委。1947年8月兼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政委。遼沈戰役後任中共沈陽市委書記。平津戰役中，以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代表身份進入北平，與傅作義部代表談判。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戰軍(5月兼華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務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秋調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1951年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代理書記、華南軍區第二政委、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廣東省省長兼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1956年9月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1957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政委。曾兼暨南大學校長、華南師範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授。 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1965年1月調任國務院副總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政治局常務委員。1969年11月30日逝世於安徽合肥。
陶鑄這個人在人才濟濟的中共曆史上算不上大人物，如果不是有文革這麽一個非常事件，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能位尊到周恩來之下之殊榮。他是文革“權力分配”的第二大受益者，當時人們都把他當成林彪的人，直到其輕而易舉的從政壇銷聲匿跡，除了江青贈予的“中國最大保皇派”外，他沒有給人留下過好的壞的深刻曾可能舉是出於印象。如果不是後來他女兒（陶斯亮）和夫人（曾誌）的回憶文章，人們幾乎都不記得還曾有過這麽一個四號人物。
在奉調北京之前，陶鑄長期任廣東一把手，在我的記憶裏，這位封疆大吏還喜歡舞文弄墨，寫過一些堪稱漂亮的散文，結合他妻女的回憶看，他大約有些知識青年的小資情調，亦即很情緒化。五十年代，有一部叫《小城春秋》的小說，就是以他“廈門劫獄”為背景寫的，後來批陶時，這當然就成了為他“樹碑立傳”的“毒草”。三年大饑荒，廣東是重災區，顯見陶鑄也是大躍進的積極者。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廬山會議時，給黃克誠的勸降信，居然用“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 '，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之類愚忠的“道理”，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但這也說明了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飛速上升之原因，他對毛澤東之忠已達到了迷信的程度，何況又曾為林彪部下，毛派晉級中常委有陳伯達、康生，周派有李富春、陳雲、朱德。除了暫時保留常委名義的鄧小平、劉少奇外，十一人常委中，也有陶鑄勉強可算林副主席一黨。權力再分配，總要保持點平衡，這是毛駕馭黨內鬥爭的一貫作風。
問題出在名次安排上，建國後從未在中央工作過的一個外來戶，居然一躍為第四，莫說延安時就當過常委的老七康生不服，就是生平頭一次進入核心層的老五陳伯達也有理由不服氣，這恐怕就是毛批陳“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的原因。
毛在陶問題上出爾反爾，批陳江桉一般常情講，應是對打倒陶之反悔，但實際上毛並沒為陶講一句好話，從他批江青“你眼裏隻有一個人”，實際上是批江不會團結人，而毛這段時間正在思考如何處置劉鄧，他還需要周、朱、陳的那一票，不過借此說山而已。
文革研究 內戰與分裂（四）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需要注意地是，當時無論反周還是擁周的人都知道，周恩來與毛澤東夫人的中央文革激進的“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的狂熱立場不一樣，甚至是對立的，他跑來跑去，到處滅火，是紀律與秩序的代表人物，反周派早就把周定為“中庸”、“調和”、“和稀泥”、“老機會主義”、“老保守”，也就是說，誰都知道周是最大的保皇派。如果說陶鑄也保劉鄧和老幹部，他也隻是周思想的扏行者而已。
把陶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表麵上看似是當了周的替罪羊，實際上是對周的一個嚴重警告，總理同誌，你該改改策略了。
那麽毛澤東旣然已覺察到了總理試圖改變運動的方向，為什麽不象對對他忠心不二的陶鑄那樣痛下殺手，總是“打一巴掌、揉一揉”呢？
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而是不敢。
從已披露出的資料看，毛澤東企圖倒周至少已嚐試過三次：第一次是延安整風，周恩來自長征以來首次被剔除出中共核心層，由劉少奇、康生代替了他與朱德。後來還是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說了話，周才算未被邊緣化。第二次是高饒事件，前文已講過，不再贅述。第三次是1956年毛發起的“反反冒進”，毛已決定用柯慶施取代周恩來，周已遞交了辭直，但在政治局遭到反對，毛未能得逞。不過毛在此後兩年多裏，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從南寧會議講到成都會議，甚至不惜直接用讚成個人崇拜來直抒胸臆，直到1959年大躍進失敗，毛在廬山會議批彭時才以：“1956、57年的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反冒進。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也會站住腳。那次批周、陳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而輕描淡寫地了結。
這三次倒周嚐式，都因各種內外因素而不了了之。毛不能不對周格外小心，文革初，他策略地把周與劉鄧區分開來，毛以為延安整風劉與周有過節，確實是想借周之力除劉，八屆十一中全會，周舉了毛的手，但周並不完全同意毛“大亂大治”的觀點，總是用生產、經濟問題阻撓毛的運動決策。而他出長十七年的政府部門，用毛的話就是“盤根錯節”，又握有國家實權，那既是毛整肅的重點，又是毛不能不留有餘地，他怕再弄出個大饑荒，革命總還要吃飯嘛。而國務院這一攤子，在毛看來，他自己的人沒一個能幹得了的，所以，隻要周不公開造反，他就不能不用他當總理。這與他後來再次起用鄧小平，黨政軍一手抓，實際是一個道理。
很耐人尋味的是，後來被官方定為反周的“反革命組織”與毛親自敲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和方針，並且從組織上也為文革的發動做好了準備，被認為是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因發表日期而俗稱“五一六通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俗稱一樣，叫“五一六兵團。”
難道這隻一種巧合？
文革中“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的現象十分普遍，什麽“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了，“井岡山”“東方紅”等等。所以，否定文革30年了，還未見有對此質疑的文件資料。
最近，我又認真研究了通知全文，並查找出了一些曆史文獻，發現這並非“拉大旗”那麽簡單，而是文革高層倒周的精心設計。首先，從通知內容上看，它以中共官方文件認定，國內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明確了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
這裏引人深省的主要是，“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黨裏”不必說了，“政府裏、軍隊裏”呢，“軍隊裏”剛剛整肅了羅瑞卿，似乎也已解決，隻剩下一個“政府裏”，而對周恩來的政府，毛澤東早就表示過憂慮和不滿。
此外，《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的同時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又明文規定它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實際上是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權力。而其組成人員則為一水的毛氏親信：組長：陳伯達，毛的政治秘書；顧問：康生，毛與江青的紅娘，毛延安整風時的得力助手；副組長：江青，毛的第四任妻子、王任重，大躍進及廬山會議的大左派、劉誌堅，軍隊代表，賀龍姻親、張春橋，江青引薦給毛的筆杆子，廬山會議上左派“司令”柯慶施的秘書出身。組員中包括了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不加掩飾的“毛氏祠堂”，用江青後來在山西大寨的講話就是，毛自七千人大會後“憋了一肚子”的氣，終於決定要發泄出來了。
從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周的承諾，表麵上是要拉周對付劉鄧。實際上周也誤信了毛的話，否則他就不會那麽明目張膽地扶殖紅衛兵糾察隊了。不過，似乎從毛拒絕西糾為他戴袖章起，周就明白了，毛是在對他們這些可能威脅到毛的權力與名望的元老們個個擊破。周是個經驗老到的大政治家，又與毛共事30餘年，而且屢遭毛之猜忌打擊，我們有理由認為自12月16日以後，他思考過毛發動運動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鬥爭，是假手與彭真關係最密切的劉少奇來完成的。他更不會忘記，毛在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讓劉少奇主持對朱德的討伐式幫助會上，所有與會人員都必須表態，這是毛考察黨內高幹是否忠誠於他的“路線”（個人）的慣用手法：人人過關。高高在上的毛澤東沒有參會，所以他日後可以充當好人，可以毫不臉紅地說什麽，朱德是紅司令，朱毛朱毛，沒朱那有毛之類的俏皮話。但周恩來沒任何理由不與會，誰都知道他是朱老總的入黨介紹人，倆人私交甚篤。但此時他不得不說，那怕違心也,必須說。因為他知道，毛澤東這是“項莊舞劍”，周恩來太了解毛澤東了。
為了避免再讓人說，引用史料不夠，我特從網上全文摘錄那次會議的祥情，以正視聽。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
林彪：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幾十年曆史，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誌在那裏，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誌、弼時同誌、關向應同誌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對此，本文暫不做任何評倫，我隻想讓大家想想，當時周恩來的心情會如何？
在看了此貼後，雖然有網友質疑：周恩來也落井下石，胡說八道，中共領導還有好人嗎！
但化名為人難的網友卻說：周恩來很會場保護自己的，是個不倒翁，老毛打倒了很多人，但難抓周的辮子，因為太滑了，憑周的為人說這樣的話可以理解！不理解的是陳毅，以為他一直很爽直，怎麽對自己的老戰友也如此批評呢，是為保護自己嗎！！！
這位網友對周恩來的評價，其實是這些年來，相當一部分人思考的問題，自從李誌綏的那本書問世以來，不少人不僅開始重新認識毛澤東，也對周恩來開始了另類思考。尤其李誌綏說，周在毛麵前嚇得尿了褲子，確實顛覆性很強。問題在於，李誌綏怎麽知道周尿褲子了呢？這顯然是為了嘩眾取寵的誇張。旣使對毛的作風上的描述，也有許多“小說”式的聯想，毛在解放後“寡人有疾”毛病，應該確有其事，否則，彭德懷罵肖華為毛“選妃子”毛是不會罷休的。但床弟之事，李又如何能看到呢？憑毛的為人，也是絕對不會把這類見不得陽光的隱私告訴一個與自己非親非故的保健醫的。因此，對李的書必須去偽存真，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我也曾對周產生過質疑，在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後，才發現世人幾乎大都沒真正認識周恩來。他旣不是“因為太滑了”的“很會場保護自己的”人，也不是通常百姓心目中那麽“無限忠於”毛澤東，溫文儒雅，甘當忠臣的“周總理”。尤其在研究了周在5月23日，對朱德的“批評”後，我才找到了他為什麽能在黨內外都那麽深得人心，而毛為什麽又總是想整整他，卻又總是不了了之了。
不信諸位可以再仔細推敲一下周的批評，看似上綱很高，但有可以成立的定案事實嗎？第一條，首先講了“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有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其實還是肯定了朱與張的鬥爭，不但有功，而且還是主要因素，歸功於劉伯承的不過是“推動”。後麵雖然“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之類狠話，但都是有憑無據，實在是講給毛澤東聽的。第二條，仔細品品，就會明白是在勸朱以後少說話，“定時炸彈”是弦外有音，“毛主席也擔心”才是正題。
這次會後，朱德確實不再亂放炮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那樣侮辱他，他都不反駁，因為他從周恩來的“批評”中悟出了，原來那個毛總不放心他這個朱，總怕他“鬧事”，林彪罵他沒當過一天總司令，仗都是毛指揮打勝的，本是毛的本意，那就讓人家講去吧，不信你真能改了曆史。
另外，周借批朱之機，還順帶著保護了一下劉伯承和賀龍，悟到此處，能不驚歎周公政治藝術之純熟？但這卻是他最易遭人非議的把柄。
總而言之，周恩來必須采取更有效的鬥爭手段，那就是順著毛澤東的在保住自己的前提下，用以毛製毛的辦法（與林彪所謂“用B-52的力量打擊B-52”異曲同工），盡量阻止毛走得更遠。我這裏講的，並無任何文件資料佐證，是我根據這之後，已解禁公開披露的資料透露的周的言行推測出來的，比如釋放聯動分子，打掉王關戚和姚登山，以及給一批高級將領平反，起用鄧小平等，無一不是周借毛之力完成的。
順使說一句，我這章的副標題是“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已過三節，似乎還沒貼題。
從中國傳統的寫作規律講，我確有些文不對題。本不想這麽早把包袱抖開，但為網友能明白並且理解，我且先交待清楚原委，以免誤會。
我所以如此命題，本意在點睛：周恩來在文革中並非原來人們以為的次要角色，相反他是那場民族悲劇中一個不次於毛澤東和林彪、江青的一個主要角色。在逐漸理清混沌後，我更加堅信，如果說文革確實有“兩條路線”，那麽劉少奇、林彪、江青都不是這個鬥爭的主角，真正的主角隻有兩個人：周恩來與毛澤東。所以我才離題千裏地擬了這個副標題。
我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五一六兵團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但有證據佐證，毛澤東始終對周充滿矛盾與猜忌，而且以為，如果不是林彪死後，毛就大病不癒，毛周矛盾是不可能不爆發的。為什麽呢？文革頭兩年，社會上流傳極廣的一句毛的最高指示道出了個中原委：“反周民必反”！
補白一事：有網友對（四）中提到毛反反冒進時，有用柯慶施代替周恩來國務院總理之議，以為不實，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須贅述。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什麽不合常規常情的事都可能發生。王洪文能從一個工廠保衛幹部一躍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員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毛澤東晚年特別倚重的張春橋，在後來釋放聯動分子時，稱聯動為“12月黨人”。
張春橋沒有解釋他這個比喻的用意，估計是暗喻聯動是當時被稱為“12月黑風”首惡罷。
不過，當年的聯動確與100多年前，俄國的12月黨人有些近似處，首先他們與12月黨人一樣，都是“貴族子女”，其次他們革命的綱領都是忠於祖國，反對專製。
但他們比俄國的12月黨人幸運的多，因為他們沒有公開反毛澤東，更因為他們有一個偉大的同誌一周恩來。
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對“聯動”這樣一個以中共黨政軍高級幹部組成的新觀念的學生組織密切關注。正如他曾期望過陳小魯的紅衛兵糾查隊一樣，他希望這一批“紅色貴族”在文革中迅速成長，快點成熟，能夠真正成為黨的忠誠衛士。周恩來沒有親生子女，他曾說過，全國的青少年都是他的孩子。他對這些他的戰友同誌們的孩子更是牽腸掛肚，並竭盡全力予以幫助。西糾被宣布為反動組織後，他秘密地把西糾頭頭兒，陳毅之子，陳小魯送到一個部隊農場保護起來。在所謂的“11月黑風”“12月黑風”中，周在不觸怒毛澤東的前提下，盡其所能地緩和著越來越濃的火藥味兒，不動聲色地暗中扶殖、保護著這些共產黨的第二代。但是，麵對已經分裂的紅衛兵運動，他必須謹慎小心，他不能公開支持“聯動”一派，那等於否定另一派，會被扣上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名。對“聯動”攻擊的目標是毛澤東所依賴的中央文革這一點，周當然很清楚，支持“聯動”等於與毛澤東對立，周恩來當然不會做這種傻事。在12月16日以前，他想盡辦法讓這些忠誠於共產黨的紅衛兵組織成為遵紀守法的模範群眾組織，多次派手下規勸他們不要亂打人抓人，更不許殺人，要在社會上樹立個好形象。
他授意廖承誌對聯動的馬小軍等說：“總理是理解你們的。”“你們要懂得，作為一個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時應該跟著黨，在受到冤枉委屈時，也要跟著黨幹革命。我從小參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隊伍又遭到不信任，長征時我是戴著手銬走過來的。後來是總理救了我。希望你們要以革命利益為重，經得起鬥爭考驗。”
12 月17日，周恩來明白取締紅衛兵糾察隊，是毛澤東給他的一個下馬威。他知道毛所謂的“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是有所指的，延安整風時，毛就把他當機會主義批。與毛共事30多年，他深知毛始終對自己有戒心。但他不得不講話時，還是盡量放低了調子：“最近幾天中學的小家夥，糾察隊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違反了中央規定，我們執行了中央批轉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們。因為他們經過我們多次教育，屢教不改，所以逮捕起來教育、改造他們。紅衛兵糾察隊起了相反的作用，變成管紅衛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對頭了，逐漸被壞分子利用了，成為打擊紅衛兵革命行動的工具，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玷汙了。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糾察隊這個名字是你們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們自動取消，取消這個名字，不要我們命令。”
這就是周恩來的違心話。
聯動中相當部分人加入過糾察隊。他們對於12月17日，公安部公開抓糾察隊頭頭一事，他們反應激烈，認為中央文革和謝富治違反了《十六條》，是鎮壓學生運動，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立刻針鋒相對地組織人士，衝擊位於長安街上的公安部，要求謝富治“還我戰友”。
矛盾升級，公開化了。12月26日“鬥私批修”會後，決心決一死戰、拚個魚死網破的中學們於12月2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 日先後六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被捕人員。他們在公安部的牆壁上， 刷上“公安部執行一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這期間，公安部對聯動似乎很矛盾，盡管，中央文革、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與三司極盡全力詛咒聯動，但公安部卻依舊表現的“軟弱無力”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況。
我沒有任何資料來解釋這種奇怪現象，隻能從當時北京形勢來推測，應該是運動形勢使毛澤東無暇中學生們的瞎折騰，而謝富治保衛幹部出身的公安部長，沒有毛的明確指示，他是不敢動這些背景不知多大的小太歲們的。
而且有跡象證明，這段時間毛甚至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置劉少奇。雖然，中央文革鼓動大學造反紅兵掀起一波又一波揪鬥劉鄧的高潮，但包括江青在內，沒人敢公開說劉就是敵我矛盾。而這一段時間由於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林彪、反康生的“黑風”此起彼伏，中央文革成員中幾個職級不高，年紀較輕的成員，尤其是王力和戚本禹，為表示積極，似乎有些不經指示，檀自作主的非組織行為，利用大學紅衛兵組織急於表功以撈左派席位的心理，或明或暗地指使他們打這個，揪那個。比如，遠在四川的彭德懷被揪回北京，就是戚指使北京地質學院朱成招和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去辦的，12月27日，彭德懷被押回北京，周恩來發了睥氣，學生們才將老帥交給了北京警備區。
這段時間，最不合毛澤東政治規律的是1967年1月4日，江青、陳伯達、康生在接見湖北造反派時，突然宣布在中央在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的中共第四號人物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沒有任何決議文件，這位剛到中央幾個月的政治局常委便從此消失不見了。3天後，一頭霧水的周恩來還對來請他參加批陶大會的造反派說：“陶鑄同誌是中央常委”“舉辦批判陶鑄的大會不恰當，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你們開會我們不能參加。”但第二天，毛澤東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給陶鑄定了性：“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陶鑄怎麽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最後，就憑毛一句：“陶鑄的問題，我們沒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一來就解決了。”便算拍板了。
毛的話很策略，一個鄧小平介紹的，就把陶和劉鄧梆到了一起。罪名就是還讓劉鄧在媒體上露臉。最後，一句紅衛兵一來就解決了，把所有常委們的嘴都堵住了。
這就是毛澤東超人的的政治藝術。而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他最後一段話中的“我們”和“你們”，我們是指毛和誰？那個“你們”又是指誰？
我個人推測，“你們”應該是指周恩來和林彪等其他常委，理由是兩天前，天安門前打出了一條長15米的“炮轟周恩來”巨型標語，並立刻引起社會波動。從標語的巨大來講，這是前所未有的，若無相當職級的幕後支持，一般造反組織是沒這麽大手筆的。而陶鑄行政職務是副總理，是周的下屬，陶有問題似本屬周負責，這句話似乎就是對周頭一回絕造反派那段話的回應。而那句“紅衛兵一來就解決了”乃實一語雙關，一是堵死了大家的嘴，二也是敲山震虎，說給周恩來聽的。
另一個佐證是一個月零兩天後，毛似乎又自掌耳光地批評打倒陶鑄的兩個責任人陳伯達和江青。說陳：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投機，不是你個人有事，你從來不找我。批江：你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並指示中央文革開會批陳、江。
毛對陳、江的批評，從字麵上看似在否定他一個月前對陶鑄定論的振振有詞。但也透露出對陶鑄的突然襲擊，他事先是知情並同意的，陳、江都為此請示過他。
我所以在這裏插入陶鑄問題，因為他是中共建政以來，核心層人物被整肅最不正常的一個。陶鑄，1908年1月16日出生於湖南祁陽。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南昌起義，在葉挺部任連長。後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警衛團工作，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書記，漳州特委書記，省委組織部部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曾組織指揮廈門劫獄鬥爭，建立閩南工農紅軍遊擊總隊和閩東地區人民武裝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同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判無期徒刑。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經組織營救出獄，被派往武漢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1938年冬赴鄂中地區，任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代理政委。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1945 年隨八路軍南下支隊南進，途中奉命轉赴東北地區。先後任中共遼寧、遼吉、遼北省委書記兼遼西、遼北軍區政委。1947年8月兼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政委。遼沈戰役後任中共沈陽市委書記。平津戰役中，以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代表身份進入北平，與傅作義部代表談判。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戰軍(5月兼華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務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秋調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1951年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代理書記、華南軍區第二政委、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廣東省省長兼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1956年9月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1957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政委。曾兼暨南大學校長、華南師範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授。 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1965年1月調任國務院副總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政治局常務委員。1969年11月30日逝世於安徽合肥。
陶鑄這個人在人才濟濟的中共曆史上算不上大人物，如果不是有文革這麽一個非常事件，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能位尊到周恩來之下之殊榮。他是文革“權力分配”的第二大受益者，當時人們都把他當成林彪的人，直到其輕而易舉的從政壇銷聲匿跡，除了江青贈予的“中國最大保皇派”外，他沒有給人留下過好的壞的深刻曾可能舉是出於印象。如果不是後來他女兒（陶斯亮）和夫人（曾誌）的回憶文章，人們幾乎都不記得還曾有過這麽一個四號人物。
在奉調北京之前，陶鑄長期任廣東一把手，在我的記憶裏，這位封疆大吏還喜歡舞文弄墨，寫過一些堪稱漂亮的散文，結合他妻女的回憶看，他大約有些知識青年的小資情調，亦即很情緒化。五十年代，有一部叫《小城春秋》的小說，就是以他“廈門劫獄”為背景寫的，後來批陶時，這當然就成了為他“樹碑立傳”的“毒草”。三年大饑荒，廣東是重災區，顯見陶鑄也是大躍進的積極者。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廬山會議時，給黃克誠的勸降信，居然用“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 '，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之類愚忠的“道理”，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但這也說明了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飛速上升之原因，他對毛澤東之忠已達到了迷信的程度，何況又曾為林彪部下，毛派晉級中常委有陳伯達、康生，周派有李富春、陳雲、朱德。除了暫時保留常委名義的鄧小平、劉少奇外，十一人常委中，也有陶鑄勉強可算林副主席一黨。權力再分配，總要保持點平衡，這是毛駕馭黨內鬥爭的一貫作風。
問題出在名次安排上，建國後從未在中央工作過的一個外來戶，居然一躍為第四，莫說延安時就當過常委的老七康生不服，就是生平頭一次進入核心層的老五陳伯達也有理由不服氣，這恐怕就是毛批陳“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的原因。
毛在陶問題上出爾反爾，批陳江桉一般常情講，應是對打倒陶之反悔，但實際上毛並沒為陶講一句好話，從他批江青“你眼裏隻有一個人”，實際上是批江不會團結人，而毛這段時間正在思考如何處置劉鄧，他還需要周、朱、陳的那一票，不過借此說山而已。
文革研究 內戰與分裂（四）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需要注意地是，當時無論反周還是擁周的人都知道，周恩來與毛澤東夫人的中央文革激進的“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的狂熱立場不一樣，甚至是對立的，他跑來跑去，到處滅火，是紀律與秩序的代表人物，反周派早就把周定為“中庸”、“調和”、“和稀泥”、“老機會主義”、“老保守”，也就是說，誰都知道周是最大的保皇派。如果說陶鑄也保劉鄧和老幹部，他也隻是周思想的扏行者而已。
把陶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表麵上看似是當了周的替罪羊，實際上是對周的一個嚴重警告，總理同誌，你該改改策略了。
那麽毛澤東旣然已覺察到了總理試圖改變運動的方向，為什麽不象對對他忠心不二的陶鑄那樣痛下殺手，總是“打一巴掌、揉一揉”呢？
不是不想，也不是不能，而是不敢。
從已披露出的資料看，毛澤東企圖倒周至少已嚐試過三次：第一次是延安整風，周恩來自長征以來首次被剔除出中共核心層，由劉少奇、康生代替了他與朱德。後來還是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說了話，周才算未被邊緣化。第二次是高饒事件，前文已講過，不再贅述。第三次是1956年毛發起的“反反冒進”，毛已決定用柯慶施取代周恩來，周已遞交了辭直，但在政治局遭到反對，毛未能得逞。不過毛在此後兩年多裏，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從南寧會議講到成都會議，甚至不惜直接用讚成個人崇拜來直抒胸臆，直到1959年大躍進失敗，毛在廬山會議批彭時才以：“1956、57年的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反冒進。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也會站住腳。那次批周、陳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而輕描淡寫地了結。
這三次倒周嚐式，都因各種內外因素而不了了之。毛不能不對周格外小心，文革初，他策略地把周與劉鄧區分開來，毛以為延安整風劉與周有過節，確實是想借周之力除劉，八屆十一中全會，周舉了毛的手，但周並不完全同意毛“大亂大治”的觀點，總是用生產、經濟問題阻撓毛的運動決策。而他出長十七年的政府部門，用毛的話就是“盤根錯節”，又握有國家實權，那既是毛整肅的重點，又是毛不能不留有餘地，他怕再弄出個大饑荒，革命總還要吃飯嘛。而國務院這一攤子，在毛看來，他自己的人沒一個能幹得了的，所以，隻要周不公開造反，他就不能不用他當總理。這與他後來再次起用鄧小平，黨政軍一手抓，實際是一個道理。
很耐人尋味的是，後來被官方定為反周的“反革命組織”與毛親自敲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定了理論、路線和方針，並且從組織上也為文革的發動做好了準備，被認為是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因發表日期而俗稱“五一六通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俗稱一樣，叫“五一六兵團。”
難道這隻一種巧合？
文革中“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的現象十分普遍，什麽“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了，“井岡山”“東方紅”等等。所以，否定文革30年了，還未見有對此質疑的文件資料。
最近，我又認真研究了通知全文，並查找出了一些曆史文獻，發現這並非“拉大旗”那麽簡單，而是文革高層倒周的精心設計。首先，從通知內容上看，它以中共官方文件認定，國內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明確了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
這裏引人深省的主要是，“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黨裏”不必說了，“政府裏、軍隊裏”呢，“軍隊裏”剛剛整肅了羅瑞卿，似乎也已解決，隻剩下一個“政府裏”，而對周恩來的政府，毛澤東早就表示過憂慮和不滿。
此外，《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的同時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又明文規定它為“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實際上是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權力。而其組成人員則為一水的毛氏親信：組長：陳伯達，毛的政治秘書；顧問：康生，毛與江青的紅娘，毛延安整風時的得力助手；副組長：江青，毛的第四任妻子、王任重，大躍進及廬山會議的大左派、劉誌堅，軍隊代表，賀龍姻親、張春橋，江青引薦給毛的筆杆子，廬山會議上左派“司令”柯慶施的秘書出身。組員中包括了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不加掩飾的“毛氏祠堂”，用江青後來在山西大寨的講話就是，毛自七千人大會後“憋了一肚子”的氣，終於決定要發泄出來了。
從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周的承諾，表麵上是要拉周對付劉鄧。實際上周也誤信了毛的話，否則他就不會那麽明目張膽地扶殖紅衛兵糾察隊了。不過，似乎從毛拒絕西糾為他戴袖章起，周就明白了，毛是在對他們這些可能威脅到毛的權力與名望的元老們個個擊破。周是個經驗老到的大政治家，又與毛共事30餘年，而且屢遭毛之猜忌打擊，我們有理由認為自12月16日以後，他思考過毛發動運動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鬥爭，是假手與彭真關係最密切的劉少奇來完成的。他更不會忘記，毛在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讓劉少奇主持對朱德的討伐式幫助會上，所有與會人員都必須表態，這是毛考察黨內高幹是否忠誠於他的“路線”（個人）的慣用手法：人人過關。高高在上的毛澤東沒有參會，所以他日後可以充當好人，可以毫不臉紅地說什麽，朱德是紅司令，朱毛朱毛，沒朱那有毛之類的俏皮話。但周恩來沒任何理由不與會，誰都知道他是朱老總的入黨介紹人，倆人私交甚篤。但此時他不得不說，那怕違心也,必須說。因為他知道，毛澤東這是“項莊舞劍”，周恩來太了解毛澤東了。
為了避免再讓人說，引用史料不夠，我特從網上全文摘錄那次會議的祥情，以正視聽。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
林彪：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幾十年曆史，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誌在那裏，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誌、弼時同誌、關向應同誌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對此，本文暫不做任何評倫，我隻想讓大家想想，當時周恩來的心情會如何？
在看了此貼後，雖然有網友質疑：周恩來也落井下石，胡說八道，中共領導還有好人嗎！
但化名為人難的網友卻說：周恩來很會場保護自己的，是個不倒翁，老毛打倒了很多人，但難抓周的辮子，因為太滑了，憑周的為人說這樣的話可以理解！不理解的是陳毅，以為他一直很爽直，怎麽對自己的老戰友也如此批評呢，是為保護自己嗎！！！
這位網友對周恩來的評價，其實是這些年來，相當一部分人思考的問題，自從李誌綏的那本書問世以來，不少人不僅開始重新認識毛澤東，也對周恩來開始了另類思考。尤其李誌綏說，周在毛麵前嚇得尿了褲子，確實顛覆性很強。問題在於，李誌綏怎麽知道周尿褲子了呢？這顯然是為了嘩眾取寵的誇張。旣使對毛的作風上的描述，也有許多“小說”式的聯想，毛在解放後“寡人有疾”毛病，應該確有其事，否則，彭德懷罵肖華為毛“選妃子”毛是不會罷休的。但床弟之事，李又如何能看到呢？憑毛的為人，也是絕對不會把這類見不得陽光的隱私告訴一個與自己非親非故的保健醫的。因此，對李的書必須去偽存真，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我也曾對周產生過質疑，在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後，才發現世人幾乎大都沒真正認識周恩來。他旣不是“因為太滑了”的“很會場保護自己的”人，也不是通常百姓心目中那麽“無限忠於”毛澤東，溫文儒雅，甘當忠臣的“周總理”。尤其在研究了周在5月23日，對朱德的“批評”後，我才找到了他為什麽能在黨內外都那麽深得人心，而毛為什麽又總是想整整他，卻又總是不了了之了。
不信諸位可以再仔細推敲一下周的批評，看似上綱很高，但有可以成立的定案事實嗎？第一條，首先講了“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有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其實還是肯定了朱與張的鬥爭，不但有功，而且還是主要因素，歸功於劉伯承的不過是“推動”。後麵雖然“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之類狠話，但都是有憑無據，實在是講給毛澤東聽的。第二條，仔細品品，就會明白是在勸朱以後少說話，“定時炸彈”是弦外有音，“毛主席也擔心”才是正題。
這次會後，朱德確實不再亂放炮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那樣侮辱他，他都不反駁，因為他從周恩來的“批評”中悟出了，原來那個毛總不放心他這個朱，總怕他“鬧事”，林彪罵他沒當過一天總司令，仗都是毛指揮打勝的，本是毛的本意，那就讓人家講去吧，不信你真能改了曆史。
另外，周借批朱之機，還順帶著保護了一下劉伯承和賀龍，悟到此處，能不驚歎周公政治藝術之純熟？但這卻是他最易遭人非議的把柄。
總而言之，周恩來必須采取更有效的鬥爭手段，那就是順著毛澤東的在保住自己的前提下，用以毛製毛的辦法（與林彪所謂“用B-52的力量打擊B-52”異曲同工），盡量阻止毛走得更遠。我這裏講的，並無任何文件資料佐證，是我根據這之後，已解禁公開披露的資料透露的周的言行推測出來的，比如釋放聯動分子，打掉王關戚和姚登山，以及給一批高級將領平反，起用鄧小平等，無一不是周借毛之力完成的。
順使說一句，我這章的副標題是“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已過三節，似乎還沒貼題。
從中國傳統的寫作規律講，我確有些文不對題。本不想這麽早把包袱抖開，但為網友能明白並且理解，我且先交待清楚原委，以免誤會。
我所以如此命題，本意在點睛：周恩來在文革中並非原來人們以為的次要角色，相反他是那場民族悲劇中一個不次於毛澤東和林彪、江青的一個主要角色。在逐漸理清混沌後，我更加堅信，如果說文革確實有“兩條路線”，那麽劉少奇、林彪、江青都不是這個鬥爭的主角，真正的主角隻有兩個人：周恩來與毛澤東。所以我才離題千裏地擬了這個副標題。
我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五一六兵團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但有證據佐證，毛澤東始終對周充滿矛盾與猜忌，而且以為，如果不是林彪死後，毛就大病不癒，毛周矛盾是不可能不爆發的。為什麽呢？文革頭兩年，社會上流傳極廣的一句毛的最高指示道出了個中原委：“反周民必反”！
補白一事：有網友對（四）中提到毛反反冒進時，有用柯慶施代替周恩來國務院總理之議，以為不實，理由是柯不是常委。此事官方早已解密，不須贅述。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什麽不合常規常情的事都可能發生。王洪文能從一個工廠保衛幹部一躍而中委，中常委，副主席，如果需要，柯由政治局委員而常委又有何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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