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內戰（一0三）兩條路線

全麵內戰（一0三）兩條路線

從史家研究角度講，自朱率部脫離範石生部，南昌起義這出大戲就結束了。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朱發動湘南起義之前，相繼發生並很快失敗了的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其實都是南昌起義這出大戲的一部分，廣州起義乃南昌兵變題中之義不必多說，秋收起義的主力第二方麵軍警衛團接到的命令也本是參加南昌兵變，隻因賀葉部已南下，才滯留湖南。而毛澤東與餘灑度帶殘軍上井岡山後，1927年10月16日與袁文才交涉合作時，還稱把傷兵交袁王安頓後，他要去韶關，找賀、葉的部隊，留下的部隊就交給表帶。同時期中共發動的具一定規模的暴動還有：中共鄂中特委9月在湖北省沔陽等地領導秋收起義。中共瓊崖(即海南島)特委書記楊善集和王文明、馮平、馮白駒等分別領導樂會、萬寧、瓊山、定安、臨高、澄邁等地舉行武裝起義。10月，楊靖宇在河南省確山縣劉店領導農民起義。11月，潘忠汝、戴克敏、吳光浩等領導湖北黃安(今紅安)、麻城武裝起義，及中共鄂北特委在湖北省棗陽縣發動的農民起義。 11月至翌年春，在中共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分別領導下，江西的萬安、泰和、贛縣、興國等地的農民武裝先後舉行規模不等的武裝起義。而這些大小起義都是為配合或響應南昌暴動，是同一場大戲，這也是後來為什麽中共把南昌起義的日期八月一日定為建軍節的主要原因。

後來這一“暴動時期”被稱為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1928年2月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中共“不斷革命”的了這次“左”傾政策。4月30日，中共政治局並接受了這一決議案，結束了短暫的瞿秋白時代。

說到這裏需要簡略提一下瞿秋白這個人和在中共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八七會義”。

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等率領賀葉義軍全部撤離南昌，踏上南下征途的那一天，中共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出席會議的有中委10人，候補中委3人，中央監委、中央軍委、共青團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8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和中央秘書處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先由羅米納茲就召開這次會議要解決的問題作報告，後由瞿代表中共臨時常委會作報告。瞿的報告著重批評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指出了中央領導的右傾錯誤嚴重性和危害性，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了論述，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議，並頭一次被選舉進了政治局，這次會議選舉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9人為臨時政治局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等7人為候補委員。8月9 日又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常委。並決定設立中共北方局和南方局，分別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張太雷赴南方局。

從這份政治局委員名單可以看出，正在南征途上征戰的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及譚平山等人地位都發生了變化。這一消息是半個月後才由赴廣州任南方局書記的張太雷銜中央之命，從香港潛到被周等攻占的汕頭時，他們才聽說的。

9 月24 日晨，周恩來帶著前委隨軍進入汕頭，麵對這座離別一年多的城市，周恩來激情迸發的開始了政權建設，李立三被任命為汕頭公安局長；劉伯承為軍政學校 校長；彭湃為東江工農自衛軍總指揮；周逸群為潮汕警備司令；郭沫若為海關交涉使和海關監督。

聽說中央代表張太雷來了，與中央失去聯係近兩個月的義軍將領興奮地孩子般地相互轉告：“中央來人了！”然而，張太雷帶給他們的消息卻是災難性的。張太雷不敢馬上在會上傳達中央指示，他先與張國燾、周恩來單獨談。

張語調低沉地說：“因為你們不在，中央在 8 月 7 日開了個會。在漢口，秋白同誌主持的。主要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統治已經結束，選舉了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同誌， 還有我組成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

雖然張沒直說，但周、張已聽明白。也就是說，譚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政治局委員， 周、張也降為了候補委員。

一陣長時間沉默後，周開口提議：“既然中央賦予你全權來指導我們工作，我看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名義也由你來擔當吧。”

張太雷拒絕了：“我還要趕回廣州，去執行我兼任的廣東區委書記職務。 前委的工作還是你來管。我來時，中央要我傳達，國燾、立三應即回上海， 與中央商定今後政策；譚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之後，也離開這裏。”

張國燾一聽火了：“這不是丟掉軍隊不管，大家散夥了嗎？”

張太雷厲聲道：“請你注意態度。八七會議後有規定，對中央的命令是必須嚴格執行的。”

周問張太雷，對此南昌暴動中央有什麽評價？

張太雷含糊地說，八七會議沒有多討論此事，但他聽瞿秋白說過，總的來說是好的，但有機會主義傾向，是軍事冒險的運動。

周、張聞之愕然。

之後，張太雷周恩來、張國燾、張太雷出來，與等在大房間的其他領導人會悟。這次張太雷未作寒 暄，直接傳達：“根據中央的新政策，這裏革命委員會的名稱，要改為蘇維埃，就是說徹底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現在要放棄潮汕，將軍隊調 駐海陸豐，會合那裏的農軍，改組為工農紅軍。”

會場頓時大嘩。這可不是一件小事：義軍現在掛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招牌，並有一套合乎這個名稱的政綱。更要命的是，就要發生大戰。在此時突然改變名稱和政綱，臨陣以待的軍隊能適應嗎？周恩來提議：“這些事是要從長計議的。我軍如果要移到海陸豐去，也要先擊潰湯坑的敵軍，一切變更都要在這次戰役之後才能實施。招牌的問題遲早是要改的，改過來當然好。是不是等打完仗再改？”張太雷也不得不妥協的說：“稍推一下吧。我再宣布一下，前敵的事還是由恩來同誌負責。”

就在周說話時，就有參謀拿著劉伯承送來的緊急敵情在門外等候，不一會兒，周就接到三份戰況報告，而且前線情況不妙。 他隻好不客氣了，對張太雷說：“前線情況緊張，我要馬上趕去指揮作戰。其他問題等戰後再說吧，”

不久，周就高燒不止地病倒了。

後來張國燾回到上海，得知了瞿秋白對各重要委員的處罰意見：陳獨秀、譚平山倆人是八七決議文件中公開指出的機會主義者，應受到嚴重處罰；譚平山可能被開除黨籍，陳獨秀的黨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員在事實上已經被開除。張國燾曾表示反對共產國際，袒護過去的機會主義。湖北總工會的領導錯誤，應由李立三負責。解散工人糾察隊應由周恩來負責。中共許多宣傳文件，有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蔡和森經辦的。因此，他們也分別受到處分。在《告黨員書》中，指出全國農民協會發出許多荒謬的訓令，應由毛澤東負責。

同南昌暴動之倉促一樣，八七會議也是“倉促”二字。

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次會議對前方將士的貶斥，盡管賀葉軍事失利難以避免，但不能排除中央的這一決議對將士精神上的摧殘，周氣病了，葉挺到廣州搞暴動時明顯憋著一股氣，否則不會縱軍大肆燒殺。最能說明葉心裏不滿的是，他在廣州起義後竟將導致他湯坑大敗的反戈將軍歐震給放了。

事後中共要員被開除和脫黨的有：譚平山（南昌起義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葉挺、章伯均、郭沫若、施存統等。

瞿秋白祖籍江蘇宜興，1899年1月29日生於江蘇省常州。出身官宦世家，1904 年，5歲進入私塾讀書，次年轉入冠英小學。1909年春，10歲考入常州府中學堂。曾到武昌外國語學校學英文，後到北京謀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讀書。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同年參與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初，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的身分赴莫斯科采訪。1921年兼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的教員。1922年２月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共。年底，被指派為中共黨魁陳獨秀的俄語翻譯。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綱領草案，參與製定國共合作的戰略決策。同年６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向導》編輯，７月去上海創辦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１９２４年１月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後又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25年１月當選為中共四大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成員。參予領導了五卅運動。1927年５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７月接替陳獨秀負責中央工作。8月主持召開臨時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後任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４月去蘇聯，６月主持召開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代表，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及政治書記處成員。後留莫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８月回到上海，９月和周恩來一起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開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參加了“左聯”。1934年２月到瑞金，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兼蘇維埃大學校長。同年１０月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1935年２月在福建被捕，６月18日在長汀被槍決。

我對瞿秋白當中共黨首不以為然，但對他作為一個文人卻充滿了敬慕。

所以，我不想再對其進行評判，因為他的簡曆本身就證實了瞿秋白自己講的，他能成為中共領袖純屬“曆史誤會”。

不久前香港鳳凰衛視的馬鼎盛等有個關於瞿秋白的對話，客觀地稱瞿“在遺文《多餘的話》中，自我定位是個書生”，但又捧其為“中共早期的理論家和宣傳家，也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他準確的翻譯了《國際歌》，也是中國最早報道蘇聯實況的新聞界先驅。”並認為其“遺作《多餘的話》 不是自白而是控訴”。

馬鼎盛也承認：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他的競爭心決非政治家的檔次。但又說：盡管瞿對共產國際幾乎是言聽計從，但仍受到米夫王明排擠，“把黑鍋讓瞿秋白背”。

總而言之，馬既承認瞿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不過一介書生，同時卻又企圖維護瞿中共領袖的曆史地位，實在是愛鳥及屋，不辯屋鳥，自相矛盾。

實實在在地說，瞿從來也不是個馬列主義者，他在中共黨首任上所有的政策全是共產國際代表的命令，正如他在《多餘的話》坦承的那樣：“1931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了，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如果把“1931年初”改為“1922年入黨時”，就更確切了。

其實這種“趕著鴨子上架”的曆史誤會在中共史上並非僅瞿一例，繼瞿之後的第三任中共黨首向忠發則較瞿更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