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公眾人與事

當代中國公眾人與事

現代社會的公眾人和團體，恐怕找不出多少讓多數人信得過他們——人或團體——在談話時，都說得非常之好，非常動聽；但是，老百姓卻總不敢相信他，都以為他的背後別有用意；這是現在中國社會上的一種普通現象。-----梁漱溟-----

人生活在社會上，社會給予人的權利，因而每個人對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責任或曰義務與人的權利相輔相成，都是神聖不可侵犯，也是責無旁貸。每個人通過本身的社會角色實現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具體到當今中國社會公眾人所表現的生活及其公眾人格形象和私下人格、人品的反差是十分巨大有太多的偽裝，跳假麵舞，糊弄老百姓。社會責任功能丟失，成了負麵的典範。

 

越來越成為當代中國一道十分刺眼的社會景觀：政治精英、商業（公職）精英和知識精英（名人、名嘴、明星）組成的方方麵麵權錢集團——“高級華人”掌管、影響政策製定，並進而侵害民眾利益。

無論在哪個領域，所謂精英，永遠是那些占據了該領域領導地位(也就是廣義的權力)的少數人。但是，政治精英、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所掌握的是三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權力，它們的服務對象和運作規則因而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一個民主法治完備、契約規範健全的社會中，政治精英的權力是人民大眾授予的，理所當然必須效忠於大眾的利益。商業精英的權力是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它完全有理由用於為自身所屬的商業組織謀取更大利潤。知識精英的權力來源則比較特殊，它既不是投票選舉的結果，也不是市場銷售的產物，而是源自知識本身。知識精英的獻身對象應是真理，而真理的判斷標準隻有真偽，無涉利害。

真實世界並不是由黑白分明的道理構成，布滿界限不清的灰色地帶。例如，政治精英經常製定偏向於少數人利益的不公正的壞政策，甚至以行政權力維護少數人的特權；而商業精英很可能使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收買賄賂政治精英，誘使他們做更多上述損害社會大眾的事；知識精英或許也會將真理典當給權力和金錢，打著專家學者旗號，發表各種沒有學術價值卻彌漫著衙門和銅臭氣息的謊言。但是，要解決這些令人懊惱的問題，隻能通過更加規範地限製和監督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的權力，而不是混淆三者之間的區別，比如要求本來應該“誠實經商”的經濟精英，去做見義忘利的行善者；或者要求本來應該為“知識而知識”的知識精英，去充當大眾利益的代言人。

這一代公眾人物少見以科技和社會為念，失去了以往知識、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他們的政治道德心理素質都是非常低劣的，缺少社會責任感。在僻靜處偷雞摸狗，大庭廣眾之前裝君子。他們更多的是考慮自己的利益，隻要自己過的好就行，而忽略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他們的公眾人格形象和私下人格、人品的反差是十分巨大。他們有太多的偽裝，有太多的心理變態。他們人生的第一目標就是千方百計的弄鈔票，根本不管那是帶血的鈔票還是缺德的鈔票，反正隻要是鈔票就要；第二就是頻繁換女人、換丈夫、偷吃風流，剝去外衣，這些人事實上沒有底線和野獸的行為沒有兩樣；第三就是吃飽喝足玩夠撈夠之後，卻紛紛移民國外，有的在國外撈不到，戴頂洋帽子裸體回國再撈，這些人的人品極其低劣，難以置信，可他們在公眾麵前偽裝得很好，扮演為一個君子，而不認識、不了解他們的人還尊敬崇拜他們成為粉絲。

由於這些人在社會中的示範作用，對社會的發展方向起著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建樹新一代公眾人，我們的社會絕對不能走向放縱和過分自由，我們的社會一定要有權威（道德）、尊嚴和威懾力（法律）的存在。

道德品質問題歸為隱私是極端錯誤的，如果惡性發展它對社會的災難所造成的內傷，可能需要這個社會的人用百年的時間為之付出代價。因此一定要有“欲望約束”，既要規範權力，也要規範市場，更要有道德情操，不能讓有錢的人有勢，有權的人撈錢。更重要的是要切斷兩者結合的鏈條。

 

識別來源

為了識別我國公眾人物行為背後的原因，首先檢驗我們的本性以及觀察它是怎樣演變的。我們所有動作的背後動力是一種天性——自私、貪心，向往獨自占有的私欲。換句話說，一個人所做的每個行為，不論多麽小，都是由一些渴望自己私有所促使的。

這個私欲持續在人類中演變和發展，演變起始於我們最基本的願望：那些我們生存必須要滿足的，比如對食、性、住所的願望。也就是說，那時有頓美餐和頭頂上有個遮擋就是極大的滿足，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新的願望浮現了——社會性的願望：即財富、名望和權勢。這些私欲不是個常量，是個變量，每個人的滿足標準都在變，並現源於人們在社會中相互作用。數千年來我們在這些社會的願望中發展，實現它們中每個可能的方方麵麵組合。從這個角度而言，名人、名嘴、明星、體育偶像或政治人物都“表現”了人類中所發展的社會願望。

為了這些願望，他們不斷地尋找新的機會不擇手段得到它，他們對財富的掠奪比野獸搶奪食物還要凶殘，貪得無厭，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 恨不得一夜就把世界上的所有財富都裝進自己的口袋。

改革開放三十年為中國造就的大批富翁，成為世界上致富速度最快的一代、最年青的一代，20~３５歲左右已有千萬身家，可惜沒有幾個做高科技的，大多經營衣食住行。另一類富裕人群是政府官員，這群人也是驚人的年青。一般市副局級的幹部，都是３０出頭。他們的上一代也大都是農民或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大多在少於30年的時間內經曆了從赤貧到巨富的過程。他們的財富不是靠自己創造的，靠的是貪婪和鑽政策的空隙及無效的管理，撈進的大量灰色收入，將灰色經濟學發揮到極致而積累到普通人望而興歎的萬貫身家。

這些人的灰色收入來源主要有以下方麵：

財政、社保、國有固定資產等公共資金的流失。在國家投資的項目中，層層轉包，層層剝皮最後用於工程的不到工程原撥款的三分之一。

金融腐敗普遍存在。貸款人在付正常利息之外，還要向貸款人員額外付費（各種付費占貸款總額的9％）。據推算，2006年，全國金融機構貸款22萬億元，能給全國金融機構相關人員帶來灰色收入2萬億元。

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現象，使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價出讓國有土地16．3萬公頃，其中‘招拍賣’占出讓麵積的1／3，‘招拍賣’的價格比其它方式的出讓價格低很多，總價值流失5400億元。

與權力相關的人（血緣和收買而形成的權力群體）得到了巨大的壟斷利益。行政壟斷的強勢力量和普通交易者的弱勢力量的交易。行政權力控製資源進入市場交易。如土地，政府在集中土地時用行政手段，低價收購，政府在出讓土地時，用市場手段，高價賣給開發商。

壟斷行業收入：據2005年數據，電力、電訊、石油、金融、水電氣、煙草等壟斷行業平均工資和工資外收入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5－10倍。壟斷行業利用國家資源謀取企業利益。

中國的壟斷行業基本是行政壟斷。壟斷造成了財富集中，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 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父輩的權力資本所獲。

 

易燃的危險品

中國人積累財富和獲得收入的機會極不均等，窮人很難接受困苦的現實，富人收入的合理性會受到質疑。

中國的很多富人並不需要任何實際努力，隻是抓住了機遇，而這部分人群大都是80年代出身“官宦”世家，他們的祖輩或父輩在國內都有較顯赫的政治地位，雖然“十年動亂”曾讓他們吃了小虧，但改革開放又使他們重新獲得了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他們的素質普遍較低，沒有受過太多的文化教育，追逐的終極目標是錢和權，缺少社會責任感。當國家有難時，這些人是很少有響應，響應的多數都是平頭百姓。救助總體上是政府和普通公眾對遭災公眾的溫暖傳遞。到了2008年底受國際經濟形勢惡化影響，中國經濟開始持續下行，中國企業界又連續爆出逆勢拿高薪，炮轟最低工資、勞動合同法等無視職工合法權益的新聞，加上股市、樓市等涉及公眾切身利益中的種種黑幕接連曝光，本已備受詬病的中國富人整體形象進一步雪上加霜。

富人想改變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首先要改變心態，不要一切隻向“錢”看。在自己富起來的時候，多想想能為社會做些什麽，真正的創造個人價值！

這批人組合成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又過於注重眼前，既無古代帝王對子孫後代的責任，又無貴族的超脫和超越精神。然而他們很有話語權，在政府和社會，掌管、影響政策製定，時常代表公眾成為代言人，對於所有眼前遇到的問題，草木皆兵；而對於關乎子孫後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一種體製性行為。在資源和環境問題上的竭澤而漁，在體製的弊病上一再設障阻撓拖延。潛規則盛行，甚至沒有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裏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整個社會的信息係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製性的對信息的扭曲。“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幾乎可以說是比官方統計數據還可靠的現實。

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壓製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於是釀出了多少群體性事件，為了解決群體性事件就花費了多大的精力？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措施我們都不敢采用，為此我們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無效的運動型辦法，為此又浪費了多少的資源和精力？須知，要同時實現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這兩個目標，是一件相當困難和費力的事情。因此，我們這個體製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從體製到管理者的心理負擔都很重。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這個社會要付出更深遠的代價。

正月元宵節“大褲衩”一場大火，損失達幾十個億。然而，網絡上一片幸災樂禍，沒有悲傷，沒有痛心。幸災樂禍中透露的是某種難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說，這表明了人們的冷漠；有人說，我們這個民族沒救了；還有人問，那些幸災樂禍的人就沒想想燒掉的幾十億當中也有你的一份（央視畢竟是國有資產啊）？可它與大約是80年代沈陽的一場大火，當時許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聲完全不一樣了。用國民性來解釋說不過去吧？！問題在哪裏？在對我們這個社會還認同不認同上。在沈陽大火中的痛哭失聲，是他們感覺被燒掉的是“我們的”；而在這場央視大火中，有人這樣說，幾十個億燒掉就燒掉吧，不被燒掉也會被吃掉。這裏的吃喝當然是指公款吃喝。還有人說，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現在天旱啊。在這些議論的背後，實際上是一種心理上的疏離感，即那些“東西”是“他們的”，而不是“我們的”。心理的疏離是結構性疏離的反射。

廣大人民群眾普遍不滿意、不喜歡、無所謂、視而不見、無奈的憤慨心理疏離積累是很危險的。

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夫指出，相對剝奪感會使一些人的反社會傾向變得相當明顯，它是社會不滿和社會動蕩的重要源泉。如果人們都覺得隻有腐敗或心黑膽大才能富起來，人們就會懷疑其純潔性，而不是視之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對財產的掠奪會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會使搶劫上升30%～35%。

那麽，發展中國家如何避免這個惡性循環？在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的聯合報告中，為發展中國家開出藥方認為主要包括實現社會、經濟生活民主化；增強社會的透明度；確立公正、長期穩定的財產權製度。

 

“雷”的作崇

08年中國最時尚的網絡新詞“雷詞”，這種現象成為了一種流行，或者成為了不約而同的慣例，成了一種文化。說它是知識人擅長可能有的荒誕。知識人的知識、人格、和思想傾向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基本上服務於王朝和衙門，而不是服務於社會和人民。他們的言行和話語力，誤導和濫用影響、幹擾了公共政策的製訂，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的目標指向和資源的分配對象；限製了公共政策的執行，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作為執行政策的標準，造成政策無法落實或者某些有利於它們的效果被放大；破壞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總代表的形象，影響了政府的整體行動，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並進而侵害民眾利益，這是中國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悲哀。

然而“雷詞”的原創可能並不一定是個知識人，大範圍內也不一定是個公眾人物。可就是這幫小人物，他們的“創新”詞匯，初時讓人一頭霧水，摸不著頭腦，那種讓人無法接受事實，有如被雷電擊中後暈倒的感覺，這就是對“雷”這個詞的震撼力之最好詮釋。他不僅代表了一種簡化式的表達方式，更是體現了人們在平凡現實生活中對荒誕另類事物的需求和渴望。它可以“很黃很暴力”，也可以“很冏很強大”，無論內容正確與否，都是人們對真實情感最直接的表達。

“雷詞”原創的背後往往由一件事件引發，而後網民們又賦予了它更深的含義。說白了就是糊弄老百姓的事兒多了，社會不夠透明。人們無法知道事情發生的真實過程，大都是官員的當事者，總是把老百姓當阿鬥，簡簡單單地給出個所謂的正當理由搪塞過去。弱勢群體無奈隻好把其中雷人言詞重回大眾視野，自嘲自娛抒發自己觀點的一種道具和自我保護的一個小小保護傘。

“雷詞”“雷語”網上風行，其實也是民情民意“風向標”在轉動。如廣東電視台就陳冠希“豔照門事件”隨機采訪一路人時，路人說：關我鳥事，我是來打醬油的。媒體的嘩眾取寵與路人的冷漠，是一種態度，是一種境界，是一種沉默，是一種牢騷，反映了這個層麵的人行為出軌和野獸沒有分別，人們不關注、不湊熱鬧卻也無奈，討厭、唾棄是很自然的事。但報道後迅速紅遍網絡，人們給這一詞加入了更深層次的含意。他們遇到敏感話題，覺得說得有的道理，又不便評論，於是以“打醬油”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其實隱隱有點鼓勵大家發言的意思。“打醬油”是明哲保身的外交辭令，是一種娛樂，是冷眼旁觀他人的喧囂，靜靜品味自己的沉默。

又如貴州甕縣群體事件，如果政府“第一時間”表明態度、澄清事實，“雷詞”“俯臥撐”豈能一夜走紅？公信力便不會如此遭受重創，老百姓最笨、最傻也不至於二五到連青年男女深更半夜約會，為的是女的跳河自尋，男的在撟麵做“俯臥撐”的真相也判斷不了。蒙眼捂嘴可以，但不能讓人沒有智慧。於是網民就利用這個“俯臥撐”來嘲諷、質疑、抗議、以幫助民眾抒發情緒，是對政治精英的諸多行為之不滿、不信、不依、不撓的猜疑。然而，更重要的意義其實是透過詼諧的方式追求真理、追求一種不願再被愚弄、展現自己憤慨的方式。

時政類“雷詞”所以“雷”人，是因為“雷詞”背後社會問題嚴峻。因此“雷詞”不僅有文字學意義，更有社會學意義。從“雷詞”中體察民聲民意，吸取教訓，完全有理由成為政府部門一種職能。

自去年風靡一時的“打醬油”和“俯臥撐”之後，2009年我們再次見識到“躲貓貓”.這個詞，一個充滿童真的遊戲的名詞，想不到居然成為警方用於掩蓋打人致死搪塞之詞，真是荒謬絕論。

絕對沒有想到掌握話語權的雲南晉寧縣官員竟用這樣一種極富黑色幽默的想象力來忽悠民眾，人命關天的大事居然說是玩遊戲致死。結果蒙騙不成，導致該縣政府網站首頁遭黑客塗滿“俯臥撐、打醬油、躲貓貓，武林三大絕學！”的字句，這是民意最直接的反應。

網民質疑當地公安機關就李蕎民因玩“躲貓貓”不小心撞牆致死，不足信。然後就有官兒說：“網民的素質太低”，“網民愛起哄”，“網民慣於質疑”等等，公然蔑視公眾的基本判斷能力。就祘素質不高，但，隻要具備一般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監獄這地方原則上24小時都有獄警值班，關押的犯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應受到獄警的監視，假如監獄裏的犯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躲貓貓”，一不小心，真的“躲”出監獄之外，這是不是監獄管理部門的失職？現在的事實是監獄裏的犯人在“躲貓貓”時丟了性命，網民對於公安部門的答案不質疑，那才是素質低下的表現。沒有把柄，沒有破綻，人家會無緣無故來嘻笑起哄，那不是白癡就是“二五”，可惜，自己低下的素質和能力，低估了人民的智慧，把人民當作阿鬥，用荒謬來掩蓋常識，用虛假遮掩黑幕，用權力來壓製不同聲音，世上竟然還有如此低能的人。一個人的生命，難道輕易就以一個“躲貓貓”就了結，草菅人命，還叫人不得啃聲，這是多麽荒唐的事。

其實，一年365天，13億人，4572萬吃財政飯的公職人員，還加500萬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半公職人。魚龍混雜，莨莠不齊，總會有這樣那樣的事情；大災小難也是免不了的。失控的權力有時還會不斷製造出“群體性事件”（如最近貴州銅仁地區德江縣的所謂群體性事件就是由政府異想天開的製止群眾性娛樂活動引起的）。關鍵是站在什麽樣的位置，以什麽心態看待、處理這些問題。自己不會總是對的，也要有的自省精神和糾正機製，把老百姓當阿鬥，用“雷詞”愚弄人民，總歸不是長遠之計。提高公職人員的素質，約束他們的行為，提升他們的人品、德品、官品已是當務之急。

 

“嗻”文化

“嗻”在清朝是表示答應主子“是”的意思。那種低頭哈腰、奴顏婢膝和沒有自尊、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人格，是心裏病態處世哲學統一了價值觀和人生觀的一種文化。“嗻”文化是太監文化，它從來沒被承認過，但它雄辯的無處不在，他是“做人”與“處事”整體錯位的極致表現。

“嗻”文化的本質就是把利益及玩弄權術擺在做人的第一位，放棄人格及信仰的崇高追求，當官的活一輩子就是為了升遷，商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權勢便是人生的信仰，名利便是畢生的追求，其他的，一概忽略不計。

“嗻”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媚上欺下與及虛偽，這是在中國曆史官場上縱橫了幾千年的“萬精油”。太監是病態的，除了生理病態，他所經曆的非正常的宮廷生活塑造了病態的心理，他們生存之目的，就是爬向權勢的高層，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除此之外，所謂的人格、信仰、愛好、感情一概不談。他們一生所學的即是討好上級之道、拍馬之道、處理人際關係之道、察言觀色之道、斂財之道、權勢鬥爭之道，並且按照弱肉強食原則將它發揮到極致。

作為一個人，你重視人際關係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把“處事”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放在你“做人”的信仰之上——這是中國文化最大的誤區之一，那麽無論你自以為你再“會為人”，你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圓滑而達到太監那種境界而已。

中華民族的曆史太長久了。“嗻”文化為我們民族中的精英建立了心照不宣的標準，讓這些人處事大都是指深喑，唯唯諾諾，小心謹慎的說話以取悅於人之道、懂得察言觀色左右逢源、知道怎樣不得罪人，隔岸觀火，不理他人瓦上霜，怎樣利用權威豎立威信、謙虛而又適時表現自己、避免有任何情緒波動，影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現時中國到處可見的現象是，上級巡視，當地下級畢恭畢敬肅立兩旁，甚至著裝都與上級和諧一致；上級講話，下屬認真學習堅決貫徹執行；上級台上作報告，下級台下全體鼓掌有節有奏。大小議案表決也是一致舉手通過。中國政體人大製度已有50多年了，表決的議案也有千八百件，然而，舉手反對的票數50年來累加起來的總和可能都不會超過半數。

更有甚者善於偽裝、偽術、包裝移容，公眾麵前一套、私下一套，拍馬屁、吹牛皮，廉價的頌揚、言不及義的套話，搞政績、標榜崇高，口蜜腹劍、打擊異己。

我們太習慣於人雲亦雲（或其同出一轍的標新立異），我們每個人的個體太共性化了；我們受曆代王朝的嚴厲控製和“馴服工具論”的熏陶，有太多“鸚鵡”理論家，展示了玩世不恭的“犬儒性格”——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將過去所珍惜的信念、理想棄若敝屣，抵押自己的人格、良知與氣節，向權力和市場搖尾獻媚。政研室的人，他們好比古代的幕僚、諫官，或軍隊的參謀；若一味順著領導說話，提不出新建議，不能為決策者拾遺補缺防錯糾錯，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代領導公關或搞宣傳的新聞發言人除外)；社科院的專家學者，他們更該從“應然”的目標提出決策參考；還有那兼職的官聘專家(包括各級政府的參事、谘詢委員)和為專項論證、聽證聘請的專家學者，擅長迎合單一性思維、單一的價值觀，他們編撰的理論和言論不再能吸引新的聽眾，又沒有耐心去做些更具體的調查，於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常常和政治權力、消費力量、技術力量一拍即合，把自己奮鬥成一個蹩腳的“高等華人”。由這幫睡覺都要打領帶的學人出任教授、博導、學科帶頭人，你又怎麽能指望中國很快能出現有原創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國實際、能夠指導中國發展的學術文化？這後兩種人不過把獲聘當榮譽或拿紅包的機會，做掩飾領導獨斷的幌子，為所聘機關開脫責任而忽悠公眾。

要這些官聘專家尊奉職業倫理，像司馬光在《諫院題名記》裏說的“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靠道德說教肯定沒有用。靠什麽？文化和製度並非不相幹的兩件事，文化是製度的肥料，製度是文化的遮陽物，文化和製度互相滋養。官員清廉導致官場廉明，官場廉明導致社會安定。由此：

1·要靠聘用機關及其負責人嚴格問責，使他們必須聘用有真才實學敢講真話的人才，而不會用南郭先生與應聲蟲；

2·對專家學者的問責，對違背良知亂“論證”忽悠公眾而失去公信力的專家，無情地淘汰掉；

3·落實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的製度，論證不走過場，讓利益攸關方都有參與博弈的機會，讓公共決策經過廣泛的社會辯論，使官方專家不能不慎重對待自己的職業信譽。

做到這三點就不會有那麽多“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圓滑”“乖巧”老到的公眾人物了。

我們的公眾人物之中雖不乏有政治精英，持不同政見者，憤青、罵街的人，當麵吐吐沫的和背後砸磚的，怯一直沒有形成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以致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禦用色彩明顯，缺乏人文關懷和多元思維，嚴重桎梏了社會的發展。所幸的是近年來獨立知識分子階層有所覺醒、正在崛起，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思想資源，為中國人獨立的人格形成提供了典範。中國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同時，更要尊重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尊重知識分子，創造獨立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形成空間。唯有如此，才能創造每個公民獨立生存和發展空間，也才能為全民族開創繁榮、強大的巨大空間。

 

缺少“粘合劑”

“欺”這個字能和很多字組成詞匯，如欺騙、欺詐、欺上瞞下，等等。全都與誠實背道而馳，品德層麵的東東，都是負麵的，可現代社會人欺騙運用自如，達到一個全新的水平，以至於社會對它無能為力，表現出異常冷漠。

欺騙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詐騙犯罪，那其實相對好辦，公安司法一治一準。而那些為了實現個人的目的，抬高個人聲望，或利用善良人們的輕信，騙取大眾精神依賴的欺騙，尤其可恨。這類人我們姑且稱之為文化騙子，他們隱藏很深，善於裝神弄鬼，時不時的還擺出感天地、泣鬼神之狀，輿論沒轍，公安司法也很難治。

當前，各式欺騙者數量尤多，比如鋪天蓋地的明星代言廣告，如範偉、王剛、張鐵林代言“騙子網站”，郭德綱的“藏秘排油”虛假廣告，奶粉事件中的鄧捷、倪萍、蔣勤勤，轟動一時的“億霖案”中的代言人葛幼，等等不勝枚舉。更不要臉的明星公然為代言廣告欺騙大眾的明星開脫，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還有眾多文藝作品，十有八九是胡編、濫造、拚湊，不要說二三流的，就是所謂大片《梅蘭芳》也把大藝術家糟蹋了一把。片中的齊如山本來是個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跟在梅蘭芳後麵的戲癡和落魄文人！

不用說，欺騙已經是驅之不去的道德離心劑。道德代價已經在執政黨和人民之間、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成員之間造成了負麵的道德衰敗。

在西方多黨製國家，盡管表麵上看，執政黨及其政府的主要議程是向選民提供比其它政黨更好的政策和服務，但，執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黨或者其它組織的道德權威也是選民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說，選民在不同政黨之間作選擇的時候，不僅要看該政黨所提供的政策，而且也要看這些政策背後的道德含義和代表該政黨侯選人的個人道德。

選民的選擇、開放的媒體和政府內部的製約，這一係列製度性因素保障著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維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克林頓的下台很說明問題。

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道德權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具有重要性。因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黨執政或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在那裏，執政黨不僅僅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推動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菲律賓的馬可斯和印尼的蘇哈托在推翻政權變更時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推動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上有貢獻，但嚴重的腐敗和腐蝕吞食了政權的道德權威。人民平時對政權的腐敗無能為力，但一旦機會來臨，就毫不猶豫的自主地組織起來，推翻腐敗的政權。

近年來政權的腐敗越來越頻繁的顏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一個導火索的角色。中國最高層領導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道德權威的重要性早有清醒的認識。從毛澤東以來曆屆領導核心都把反腐敗和“亡黨亡國”聯係起來，強調“依法治國”，提倡“以德治國”。這幾年胡錦濤在黨內外一再強調“八榮八恥”的道德觀。都表明最高層領導層在作複興執政黨道德權威的努力；同時也反映了中國黨內因為腐敗而道德敗壞的事實，如果 執政黨官員幹部的道德衰敗不能阻止、道德權威不能複興，那麽，即使有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執政危機也會隨時發生。

可悲的是，中國社會對此似乎表現出異常冷漠。道德問題屢屢為人詬病的當下，它的貫徹仍然軟弱渙散與追逐物質利益過程中的窮凶極惡驚人高效的反差，讓人們感覺到這個以錢為本、以利為導向的社會，金錢已成為連接社會的唯一紐帶；利益成了各種社會關係的核心，但利益並非社會的粘合劑。人們也被一種空前的無力感所左右，社會風氣的墮落，道德已成為人們譏笑的對象，沒有什麽力量能撫平人們內心的巨痛，人們隻有對“成功者”的蔑視，卻也沒有對“失敗者”的同情。就本質而言，人人都感覺到中國特色“徒具過去的衣裳，內部已經掏空”。

改革開放30年已經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廈，由於這座大廈缺少社會道義的粘合劑，外強內酥經不起碰撞。道義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作人的約束，規範，規矩。道義本身就是用來維係和調整人與人關係的準則的。全民拜金催生道德墮落，使得中國社會的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黨政官員和社會成員之間存在著互不信任，甚至敵視，整個社會幾乎就不存在任何凝聚力。沒有維持社會道義的機製和製度的粘合劑建成的大廈並不牢固。

製度、法律是重要的，但沒有道德激勵，社會的良性變遷是不可想象的。不過，道德雖然重要，但並不需要人人成為聖人，因而不需要進行思想改造和靈魂革命；相反，隻要具備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比一般人好一點點，對不道德的行動、規則有那麽一些敏感的一般的好人就足夠了。這樣的好人是理性而務實的，他們不想改造別人，隻是想讓社會真正能夠優勝劣汰，讓壞人受到懲罰，讓好人得到好報。這自然會反過來強化人們的道德和倫理，誘導人們遵守規則,采取正當行為。如果社會對腐敗持續感覺到無能為力，那麽一旦演變成為人民的力量，社會和執政黨及其政府之間的關係就可能成為一種對抗關係。

 

“躲貓貓”的代價

剛剛看到《中央紀委監察部對三鹿事件重要責任人員作出處理》的新聞，又從監察部網站上見到“給予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記過的行政處分。要求“廣大幹部要引以為戒，強化責任意識，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而就是這樣一位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竟然早在2008年12月就“躲貓貓”，從北京躲到合肥去任安徽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而當時正是全國人民對三鹿事件十分關注的時候，異地“高升”半級，實在令人驚詫！

其實這種“躲貓貓”已經不知玩過多少次了，一點新鮮感都沒有。從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因劣質奶粉引發的“大頭娃娃事件”中被問責的安徽阜陽眾官員到進京抓記者被撤職的西豐縣委書記，甕安縣委書記王勤被撤後調任州財政局副局長，等等，都是玩的這種遊戲。表麵在執行“問責製”實質是作秀，忽悠老百姓。本來不知名的小官，由於缺德，引起公眾的注視，民憤、民情、民意、民心，不得不“揮淚斬馬謖”，諸葛亮是真殺不玩假，時代不同了，要是那個諸葛亮活到現代，可能也會讓馬謖玩回“躲貓貓”。多次上當的愚民大眾早已心知肚明，“躲貓貓”還會繼續玩，果然不出所料，在三鹿事件中被記過的河北農業廳原廳長劉大群調任刑台市市委副書記，今年1月當選刑台市市長，毫無例外異地複出。

但是，當人們一次次足夠耐心麵對、執著地辨析“辭職”、“免職”、“撤職”區別的時候，卻不得不麵對一個尷尬的事實，無論冠以什麽樣的名稱，“問題官員”最終都隻是暫時離開了自己的位置，不“問”不“責”還有什麽比這更為尷尬和荒誕？無論是“辭職”、“免職”，還是“撤職”，無論“問責官員”以什麽樣的方式離開現任的職位，都表明這些官員已經無法勝任當前的工作。那麽，這樣的“問題官員”有資格也有能力複出？

並不能將被問責官員一棍子打死，也不是說問題官員不能繼續任用，懲戒的目的是為了增強為官者的責任心、戒懼心，培養他們的服務意識，有點良心、有些做人的德品。如果經曆過一段時間的考察，發現曾經的問題官員確實改過遷善，不再有問題，是可以繼續任用的。然而，一個對三鹿事件這樣一個在國內外都影響，十分惡劣的食品安全事故負有責任並受了處分的主管官員——國家質檢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長、食品生產監管司副司長，竟然在全國人民憤怒討伐、中央在嚴肅處理的時候，竟被悄悄調往異地升官。實在是匪夷所思！

“內外有別”的治策，為問題官員充當腐敗的保護傘。給外界的印象是黨在法律之上，法律祗是黨紀的附庸。這樣一來，既不利於法治建設，也無利於人們法製觀念的確立，更不利於社會的參與。今日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冷漠和無能為力是社會沒有有效參與機製的產物。官員的腐敗並非一天兩天之內造成的，越來越多的腐敗案例表明，這些官員的腐敗劣跡一般都是有點年頭，是在”內外有別“的掩護下姑息養奸的果子。

整治腐敗首先必須治黨，黨內腐敗不能僅僅依靠黨本身，應該是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的參與。多年來的反腐敗，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殺雞儆猴的層麵，而對於實質性的反腐敗措施，盡管從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沒有根本性的推進，特別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是噤若寒蟬。黨內的紀律固然重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內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

正是“內外有別”機製使得這些腐敗官員照樣“帶病上崗”照樣官運亨通。如果讓社會來參與，不僅很容易防止這種情況，而且還有一個正麵作用，就是讓社會對黨政官員的清廉負有責任，賦予他們公民責任感。

問責製是為官之製，應該職權相應、權職相等、錯責相當，黨政一體問責，不能隻問行政不問黨，不是遮羞布、潛規則、不是換防牌。問責的主體是百姓不是大官責小官，問責的對象不光是一部分小官而應所有公務員。問責製不完善是表象，問責不徹底才是根本原因。如果問責非常徹底的話，權力後台也被一鍋端出受到懲罰，誰會冒著巨大風險、頂著輿論壓力讓一個激起極大民憤的人帶病複出，甚至高升呢？隻要後台不倒，帶病官員就會以種種方式複出高升。因此，一定要有責任追究體製取信於民，絕不應該讓腐敗官員的上司利用權力異地封官成為一筆糊塗賬，誰也不應該為這種糊塗賬買單。這才是對黨和人民負責，也是時代和社會進步所必須的！

 

山寨點滴

衡量“軟實力”的檢驗標準，就是民族創新創意能力。創造力實際上是民族實力的軸心，但是我們的創造力在嚴重衰退，我們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國家，絕大多數產品依靠複製、模仿和抄襲，除了存在於電子消費產品領域，在服裝、箱包、鞋帽和日用品領域更加普遍。它們構成了中國低收入人群日常主要消費品來源。市場開放後，外國品牌進入，它們的消費人群是有錢人，中國企業祗能通過仿造打低價策略來創造新的市場進行原始積累，我們看到的許多所謂民族品牌都是靠山寨商品起家。對於那些中小民營企業而言，他們既沒有資金進行品牌投資廣告，又要麵對各種行業和行政壁壘等國家大企業的不公平競爭，生產山寨產品就成了他們能夠生存的唯一選擇。

當年，日本和韓國都經曆過這種模仿期。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甚至號召本國女人跟西方男人做愛，生下混血兒來改造民族基因。你們看，克隆和複製到了肉體的深度。但是他們很快就轉向了創新。日本現在是全球科技創新力最強的國家，發明專利遠遠超過美國，壟斷了整個高科技創新領域，而且文化創意力也很亮眼。毫無疑問，什麽時候中國成為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的大國，那麽中國就成了真正偉大的國家。

 

山寨名源

山寨一詞本無褒貶之意，隻是描述了一種產業狀態，尤其是山寨產品,其實也是一種具有自主創新技術的初級商品。山寨手機就是這個事情的開端，更有意思的則是“山寨”這個詞彙在諸多領域的迅速擴散，山寨明星、山寨紅樓夢、山寨百家講壇等等都毫不掩飾對精英文化的挑戰，隨後山寨現象又意外的登上了CCTV新聞聯播，這是官方首次對民間現象表述自己的意見，至此正式進入全民時代。人們欣然選擇用“山寨”“傍大牌”，借用“大牌”的名氣炒作，抑或是以仿造“大牌”來滿足某種幻想。這種文化的另一方麵則是善打擦邊球，經常行走在行業政策的邊緣，引起爭議。

原創，是西方現代才有的概念；模仿，在中國從古至今不祘錯誤。山寨文化來源於草根，也麵向草根,受到普羅大腫的追捧。他們以”模仿”來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不同,毫不掩飾對精英文化的挑戰,甚至於他們已具備向主流正統和權威精英們說”不”的實力,是中國現實的一種表現，好壞並存。山寨風一方麵是民間對多元的渴求，希望打破壟斷，另一方麵也是知識產權不保護情況下的一種商業方麵不正當活動。但它給人們帶來了另一種選擇，和抵製主流文化價值的可能性。草根通過模擬主流的方式進行娛樂，恰恰說明了主流文化符號及其所標識的階級身份在今日中國的強大話語能力。

今日仍然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國農民和農民工，往往成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產者和消費者，他們處於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消費能力低，受現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間文化已經被主流消費文化毀滅殆盡，但他們又沒有能力進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區域。

在他們身上，一方麵體現的是對主流文化的崇拜和被喚尋狀態，另一方麵又是對主流文化的相對陌生和不熟練狀態。在主流價值中，他們常因這種狀態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觀看和嘲笑，被標識為“土”，就連他們自己也認同了這種客體化的觀看位置而自娛其中。

山寨文化會影響下一代的社會危機，為什麽呢。它不管是現在一些好的或壞的都來搞怪的模仿對現代正規文化發展給與一種諷刺的感覺。特別會影響青少年期一種叛逆心理的加劇萌生，對未來人生辨別是非對錯的心理誤導。

 

“山寨春晚”與《不差錢》

“山寨春晚”叫板CCTV專業春晚的初衷是想辦個百姓創作、百姓表現的非專業草根春節文藝的大匯演，玩自己的，不是“折騰”也是“鬧騰”。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這樣的自娛自樂。更進一步說，沒有改革開放，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生存發展的機會。山寨春晚發掘、抓住了這個機會，以“草根情節”而標新立異，一炮打響，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英國達人》節目是目前英國一個很受歡迎的娛樂節目。任何人，隻要你認為自己有某種特長、才華、天份都可以報名參加，表現的形式並不限於藝術表演，也可以是運動特技，甚至是吃東西，吹氣球，五花八門等等。同時，這個節目也不像《美國偶像》是以個人身份參演，參與者可以是個人、家庭，更可以是由多個人組成的團體表現。不論年齡、身份、長相，隻要敢於表現自己，把潛力激發出來夢想就會實現。國內一些節目，如“星光大道”、“超級女生”，為有夢想的人提供了一個絕佳展示自己的舞台，開了好頭。問題並不在於我們提供怎樣的舞台，而是我國缺乏太多堅持夢想、勇於為自己的夢想而奮鬥的環境。麵對不被主流文藝接受的窘境，“山寨春晚”挑戰CCTV專業春晚無懼專業大牌，打破常規的自信，勇於展現自我的不屈服精神，成功是必然的。隻要草根們自己不放棄，沒有人可以打敗你們。公平不是天賜的，隻要有夢，捉住每一個機會，努力表現自己，理想有一天會成真。“山寨春晚”揚帆起航，憧憬就會實現。

CCTV春晚，每年號稱有超過10億中國人觀看，其中最受歡迎的節目是笑星趙本山出演的滑稽短劇，在他最受歡迎的幾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檔扮演的中國東北農民以在主流文化麵前展現出的各種愚昧無知和誤讀供觀眾取樂。

《不差錢》就是不掏腰包。如果說一分錢不掏，也冤枉了大叔，在眾目睽睽之下，大叔掏出150元，不是付飯費而是給小費，和服務員一起做假，把小沈陽拉下了水。丫蛋看起來挺純真的，可在“爺爺”的導演下，把“畢姥爺”忽悠得夠嗆，所以隻有“同流合汙”，於是小沈陽和丫蛋都如願以償上了“星光大道”。

但凡情景喜劇、相聲、小品都是深刻揭露、諷刺批判的搞笑。其生命力在於站在草根的立場諷刺黑暗勢力，嘲笑強權。現在它卻退化為向強權獻媚、拿百姓開涮。幾乎所有小品嘲笑的對象都是農民工或農民，原因不外乎這些人都是可以放心大膽去糟蹋的弱勢群體。他們被刻劃成沒有文化、傻頭傻腦還假裝聰明的笨蛋。

《不差錢》居然因為它的批判性得了一等獎，真是天知道，其實組織和創作者恐怕有意無意地認為一切都是假的，“逗你玩”而已。為樂而樂，莫名其妙的樂，是不該樂而樂，沒有樂的理由卻樂不可支。當農民大叔把“藝術細胞”說成“藝術細菌”，這種低級笑料居然獲得了觀眾的滿堂喝彩，可見大家裝傻的樂、低俗樂到了何種地步。尤其是2001年春晚的小品《賣拐》，居然拿殘疾人的生理缺陷尋開心，難怪在美國演出時遭到強烈的抵製和遺責。

 

山寨建築

隨著中國高速城市化進程，在本世紀初開始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房地產運動中，整個中國的城市空間景觀被迅速的毀滅和重建，整個中國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大工地(新華社記者王軍的暢銷書《城記》詳細描述了北京市的現代城市化進程)。而在這場房地產運動中，各地的地產商都通過販賣一種西方式的建築和生活方式來銷售自己的樓盤，而這種概念很好的刺激了中國新富階層的購買欲望。

是出於心向往之的帶動，還是對於經典的無力傚顰，在這個“山寨”橫行的年份，門類繁多的山寨版經典建築給人帶來了太多的話題。從山寨天安門到山寨水立方和鳥巢，以及眾多的高檔住宅社區被設計成古希臘或巴洛克風格，山寨凱旋門和維納斯更是遍布全國。近幾年，地產商們又推出了一種本土化的概念營銷，主打了一種“中西合璧”的建築樣式和生活概念，於是你會在外觀為歐式的社區內部空間看到帶有飛簷和壁畫的精致中國仿古建築，和園林布局。

這些社區完全可以叫做山寨圓明園，那個曾經被西方入侵者建造並燒毀的著名清代皇家園林。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圓明園，這個消息讓許多人目瞪口呆。需知，你不可能使用原來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無法還原傳統的工藝，像榫卯結構，結果勢必弄出一堆低劣的山寨贗品，頂多就是一個隻能遠觀而不能近賞的影視布景而已。

在這樣全國性的造樓運動中，社會記憶和文化身份被迅速地改寫，而這種改寫的範本恰恰來自資本主義的核心區域。

2008年11月，一組《通州驚現山寨版天安門》的照片在網絡上引發爭論。多數人直言被“雷”到，稱這種隻追求視覺衝擊力的山寨建築毫無藝術性和技術含量可言。有人則辯解，這僅是人們根據心中印象進行的景觀微縮而已。

據報道，該建築位於北京通州區張家灣鎮皇木廠村，這個高約30米、紅色樓身的城門樓仃立在村門外，隻有一個門洞，二層小樓有鏤空雕花，樓頂正中掛有一塊金色閃亮的牌匾，上寫有“皇家新村”，是仿前門樓而建。事實上，這座建築多年前已經建成，隻是今年才被發現而已。

和山寨版天安門類似，幾年間中國其它地方也有層出不窮的山寨版建築。有被當地人稱為“白宮”的南京雨花區和安徽阜陽穎泉區政府辦公樓，有華西村的“山寨版美國國會大廈”，有“山寨版鳥巢”、“山寨版水立方”······而2008年，“山寨版建築”突然登堂入室，實質與中國建築界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在中國的形式建築因奧運的到來而奪人眼球之際，吸引力無疑成為硬道理。

現在的山寨版建築多是模仿一些經典建築，而這些經典建築都是藝術和創造性的完美統一，它們經過曆史的沉澱成為各地的地標性建築。因此，如果山寨建築僅僅是對經典建築的拙劣複製，毫無創造性和藝術性可言，那麽則是對建築藝術的褻瀆。當然，也有山寨建築是民間草根出於內心的向往，而進行創意性的模仿。杭州雙溪景區的村民用800根竹子手工編織出的“竹鳥巢”，可以說是對心中縮向往的美好建築的環保再現，也體現了民間的創意和技術，準確地反映了我們所具有文化的真實水平。

 

山寨貴族

中國作為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如果說窮人的山寨體現在崇拜和模擬富人的生活方式，那富人以效仿西方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風流倜儻、穿著阿瑪尼出入高檔賓館來標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貴族地位，然而這種文化身份的學習卻不能像財富積累一樣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他們對西方文化身份也處於一種相對陌生和不熟練的狀態。他們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紛紛將子弟送到海外留學鍍金，有的送到瑞士的國際寄宿學校或英國的伊頓公學學習。形成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文憑山寨化，不僅僅讓這些暴發戶和官宦們蒙羞，其實更讓我們這個國家出醜，也讓人們再次看到了一個以文憑為能力標誌的大眾社會意識的愚蠢，它將危害到社會和未來。事實已經證明，並非所有的留學都是去求學的，也並非所有的“海歸”都是有文化、有學問的，“海歸”還是“海龜”，先得打上個大大的問號。中國人將教育腐敗的病毒都傳播到了海外，將造假的基因都發揚光大到了西方校園，那我們還能相信如今眾多本來令人羨慕的海歸們、海歸碩士們手上的文憑是學來的還是行賄買來的呢？這似乎已經不僅僅隻是給中國、給中國人的形象抹黑的問題了，似乎已經讓人對所謂的留學文憑的可信度產生懷疑，對目前良莠不齊和留學考核體製的弊端產生質疑，或者說難道隻要有錢就能成為所謂的“海歸”？就能成為方鴻鑒式的海外碩士人才？暴發戶和官宦們幹的好事，真是出醜出到國外了。

有些富豪賺了很多錢，實在不知道朝哪裏花錢，就會想著去進行一些較為奢侈的消費行為，豪華汽車和遊艇，18洞的球場上玩高爾夫，大把撒銀子買享受，不久也將會有乘私人飛機外出辦事。目前消費的攀比之風之所以愈刮愈烈，是因為中國存在著相當一批不成熟的消費者，他們不清楚哪些是自己需要，擺闊就成了時尚。史料載：西晉巨富石崇與王愷鬥富，以蠟代薪，作錦步障五十裏，又殺妓慫酒，恃富行凶。可謂是炎黃子孫1700多年來的奢侈典型。而今，當奢侈品消費已為一種時尚行為時，“典型”與“非典型”早已失去了界線。當賓利、寶馬、 Armani、勞力士、人頭馬、芝華士……等國際品牌實際上已為一些內地普通消費者耳熟能詳時，迪奧、AD等國際頂級品牌也相繼登陸中國，而路易威登在中國原有9家店，今年一下子新開了4家，並且近一段時間來，阿瑪尼、卡地亞等眾多奢侈品製造商的總裁們相繼訪問中國，帶來了越來越奢侈的商品。在國內高檔商品市場，目前大約有80％是國外名牌。大部分的奢侈品消費者是年齡在25~50歲之間的白領人士、私營老板、社會名流，特別是演藝圈名流。

如果說窮人對這種匱乏狀態的補償性解決方案是對山寨內容的生產和消費，那麽富人的補償性解決則是消費，是想象性的通過消費水平的補償來填充這種內在的匱乏。眾多的不理性消費有可能會使消費群陷入更加攀比的泥潭裏，而且這裏麵有重度的資源浪費。

即便在中國小城都會看到某種名貴進口汽車BMW X5、最新款的法拉利、蘭博基尼和瑪莎拉蒂，甚至有雅致728賓利（價值1188萬元/輛）等出現在城市的主要商業區，這種潮流每年一變，好像全城的富人都在追逐一種潮流，至於這種潮流究竟是什麽，他們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總之，在潮流麵前，不能讓自己落後。

中國最成功的商業片導演之一馮小剛，在他最近完成的一部為雅虎搜索拍攝廣告作品中，由著名喜劇演員範偉扮演的秦老板執意要在葡萄酒中勾兌雪碧，當被一名騎乘英國純種馬的年輕西方式貴族侮辱後，他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慮當中。可以說，範所扮演人物的身份焦慮體現的正是一代中國富人的山寨症候，而這種症候和中國其他階層的山寨症候沒有多少本質的差異。

西方已經在生產和消費領域喪失了自身的獨特性，也會在中國遍地開花的山寨圓明園和兌雪碧的葡萄酒中喪失自身文化身份的獨特性，這種身份認同危機使得西方迫切想要尋求新的符號去標識自身的獨特性，就像大陸新富階層迫切想要尋求“西方符號”去區別自身和其他的普通的中國人一樣.

可以說，整個中國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將自己山寨化。中國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第三世界國家自我墮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電影裏的山寨味

這種自我流放更深刻的體現在中國的文化領域，那些被中國人視為最優秀的本土文化而向西方輸出的的文本，其實也帶有這種山寨的特征。

從張藝謀的《紅高梁》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以來，中國電影“原創性”和“本土性”，無不通過用西方的價值觀念改寫傳統中國和革命年代中國的方式獲得一種西方審美下的確認。

今年，柏林國際電影節唯一的華語片《梅蘭芳》也吸引大批媒體關注。但是露臉和獲獎是兩回事，許多外國人鼓掌隻是好奇而已。由於《梅蘭芳》被認為理解困難，戀情平淡無奇，表現藝術局限，手法僵硬創新少，最後被更注重挖掘人的倫理道德、表現手法新穎的柏林電影節淘汰。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候選片中，華語電影連續兩年集體沉沒。小小奧斯卡，變得竟然比衝擊奧運會還難。

奧斯卡在電影界的地位雖然不像諾貝爾獎在科技界和文學界那樣一支獨秀，但是無愧為世界電影界頭號盛事。用“山寨”“傍大牌“，不惜藝術造假，使藝術知覺退化，作品的好壞失去了判斷的尺度，所以觀眾很容易被忽悠，幾個媒體一頓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傑作。各種電影大片雲集，但沒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為一場視覺災難。《英雄》、《十年埋伏》、《無極》，不論張藝謀的鞏例還是李安的湯唯，都是通過賣兒賣女和向西方下跪的方式獲得賞識。

新拍的《梅蘭芳》繼續在胡編個人史，掩飾曆史真相。把大藝術家糟蹋了一把。片中的齊如山本來是個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跟在梅蘭芳後麵的戲癡和落魄文人！還有胡適和袁世凱同場看戲，事實上，胡適合於1917年方才歸國，而袁世凱已經仙去；幾乎與全片完全脫節的關於民族大義的“抗日戲”有點牽強附會過於刻意而顯虛假。山寨味可以暈到老外，但忽悠不了國人。奇怪的是，這種大片居然還能製造出票房奇跡。要不是文化出了問題，又怎麽解釋這種荒謬的現象？盡管國內很多人認為，中國人完全可以放鬆心態，看淡奧斯卡等國際電影獎，但是事實是沒有哪個中國導演會放著國際大獎置之不理，名導更是熱切期盼。電影拍得深刻與否，主要在於能否刻畫人性，而將中國影片比下去的外國獲獎影片的確是在這方麵做得很出色。單純的農村題材、傳統文化、武俠故事不能為中國電影獲獎加分之時，看來為了為國際獲獎，中國影片急待轉型，從形式題材到內容都需要著重人性的挖掘，表現生命意義和價值的主題、平凡普通人不平凡精神的作品，這樣獲獎希望也許大增。

奧運開幕式上“擊缶而歌”，是一個禮製山寨。這個缶從先秦以來就是專用的喪器，人死了之後，敲它一敲，表示人們的哀傷之情。莊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這種玩意兒。秦國也流行過擊缶作樂，那是因為它雖然軍事上很強大，音樂和文學卻很低級，六國都瞧不起它。漢滅秦之後，缶就隻剩下喪器的含義了。到現在湖北民間還有喪歌隊的傳統，正在申請文化遺產，也就是集體擊缶，專門給死者唱挽歌。在奧運會開幕式上，讓幾千個士兵在那裏奮力擊缶，是古為今用還是製造出的山寨已是仁者見智的問題，重要的是不能胡亂篡義開發，製造出新的文化笑柄。

 

山寨博士

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曆謀資源，“ 山寨博士”變成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同流合汙的籌碼。一些缺乏獨立精神的高校將學位化為獻媚的禮物，得到了項目、經費和資源，成為“山寨博士”批發商；不少官員也憑借職權，將“博士頂戴”輕鬆加身，以圖在今後提拔升遷中，讓“山寨博士帽”兌換來更高級別的“烏紗帽”。

中國首批博士誕生於1983年5月，此後25年間，在校博士生數量和博士學位授予量迅速增長。根據教育部統計公報，1998年，我國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萬人，個別年份新招博士生超過5萬人。來自國務院學位辦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的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這場“博士大躍進”中，官員攻博是一種中國特色，一些國家部委領跑了“官員博士化”進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總人數的一半左右。在經濟發達地區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官員攻讀博士幾乎成為潮流。

“官員博士化”的迅速膨脹，不僅加劇了官員群體升遷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劇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資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學者被排斥，“劣幣驅逐良幣”使人們對國家教育製度產生了信任危機。

博士造假，最應受到譴責和不屑的並非文憑造假，而是文憑為能力標誌的愚蠢的大眾社會意識。文憑造假運動，無異於是對文憑為能力標誌這樣一種社會大眾妓女式思維模式的強奸和戲虐。

著名數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在南開大學的一次演講中，痛斥中國高校的學術腐敗是“國家的恥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尖銳地指出：官員“博士大躍進”中的種種權學交易，為一些不學無術、濫竽充數的官員提供了升遷的台階，傷害了那些刻苦學習、勤奮鑽研的學生，使我國的學位含金量不斷下降。

例如：

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王益，在職時用約兩年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寫成博士論文，發表若幹篇學術論文，並通過答辯？從理論上講，要修完一門課程就得定期到學校聽講並參加考試，王益任職單位在北京，西南財經大學在成都，相隔千裏。按照我國行政機關每周5天工作製，對於隻有周末才有時間聽課的官員而言，很難在兩天之內往返千裏去聆聽導師的教誨。學校也不可能派人到北京為王益單獨上課或單獨命題考試，王益上課和考試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況下，全日製博士生需要3年多時間才能拿到學位，在職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王益為何能比正常學製的學生還要早畢業？如果王益真的按規定上課，參加論文撰寫和答辯的各個程序，就必須每周往返於北京和成都之間，旅費是自己出還是花了納稅人的錢？那個愽士是拚來的還是買來的？大家心知肚明。

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然而攻讀研究生的一些黨政幹部憑借手中的權力和地位，課也不上，動用公款混取文憑。入學考試往往是瞞天過海，或者名義上報考統招生，實際上參加校外班單獨考試；或者考試舞弊，甚至根本沒有經過考試就取得了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過程中，又投機取巧，或者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秘書代聽課。在學期考試中，由秘書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總有辦法得到高分。完成整個博士學業所必需的發表學術論文、接受答辯等諸多嚴格的程序，一些官員也有應對之策，論文可以找人寫，答辯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提前“做工作”。

憑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很多官員在博士考試中“脫穎而出”，一帆風順摘得“博士帽”，由“學而優則仕”而“仕而優則學”，“官員博士山寨化”、“權力文憑”漸成奇觀。

更八卦的是：某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連網上杜撰惡搞罵人的“臥槽泥馬”、“草泥馬”的諧音都聽不出來，居然引經據典，言之鑿鑿的說“臥槽泥馬一詞出自《戰國策》”引得一片嘩然。

這年頭，隻要有人提出一個概念，就會像故事接龍一般，就有人發揮想象發揮漢字的語言功力，將其釋義“豐滿”化，並像模像樣的杜撰故事，甚至故意引經據典，以此達到並最大化荒誕和諷刺的效果。

闡釋詞語時，一定要注意原詞的初始語義，當然你可以在這個前提下發揮，但不能嚴重脫離原義鬧出笑話。

博士被“臥槽泥馬”忽悠事件，說明人們現在對網絡的依賴特別是對搜索引擎的依賴越來越強了，而這種對網絡過度地依賴信任，已經悄悄削弱了我們分辯真相的能力。

不錯，固然網民以及搜索引擎需要自覺自省，堅守道德底線，不亂傳不良信息。但從中卻不能不懷疑這位博士治學的嚴謹性，說好聽點是大意和馬虎，這位博士或許上網不多，對網絡流行的惡搞文化了解不夠，但基本判斷能力就有點說不過去了；說難聽點，將網友惡搞不加核實就照搬照用，當成自己的知識積累加以應用示人，這跟時下學術界那些敗壞學風、文風，將歪理謬論當成學術真理，動輒以大師的口吻誤導社會公眾認知，導致學術精神淪喪的學術失德現象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