擠掉泡沫 還剩多少?

擠掉泡沫  還剩多少?

 

中國GDP的增長沒有惠及普羅大眾，但為0·4的權貴撈了一大把，製造了一批受惠者和一批忽略者，產生了新的矛盾並導致社會進一步分化。“限薪令”是一部分人薪金向美國看齊，一部人工資原地踏步的、親疏有別的偏向於少數人利益的政策，疑似為他們也是為自己，水漲船高，做得到不去理會大部分人所過是怎樣的生活，做他們想做的事。

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恐怕是提高全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讓GDP增長惠及絕大多數勞動者。另一方麵，我們的社會也有著其道德規範以教育人們行為自律。否則，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GDP中的“五彩”泡泡

 

中國的那些“代表”GDP至上的思想盛行，談起GDP增長來眉飛色舞，把在中國地麵上發生的產值都當作GDP。可惜的是，它並不都屬於中國。因為在今天中國地麵上生產和創造財富的，已經遠不止是中國人，還有美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等等的外資、合資企業28萬多家，資產總值超過2萬億美元。在中國28個產業中，有21個前5名都是外資、合資企業。連老祖宗留下的大多數傳統產業都被控股，不能自主了。

3萬億的GDP，雖已從1978年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了目前的第四位，但人均GDP才占發達國家的1/27, 差距表明中國未來有著巨大的增長空間(2008年中國的GDP為4.28億是美國的1/4)。但它主要依靠中國人的勞動和資源生產，而其勞動成果卻不都屬於中國人。外資企業的份額約占60％，18000億，每年出口拉動有2·5~3%的增幅，影響是非常大。真正屬於中國的GDP隻有12000億，隻是小頭。3萬億的GDP中1·8萬億是“五彩”泡沫，既然是泡沫,終歸要破滅。表麵上看，中國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長，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汙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利潤形式流向海外。

中國資源並不豐富，差不多年消耗全世界水泥的40％，鋼產量的30％，石油產量的30％，從1996年開始，就已經不能依靠本身的資源支撐國內的高速增長、經濟的增長需要，而且中國的單位能耗又比發達國家大，每生產一產品需要消耗能源要遠遠高於這些發達國家，每增加1元的生產總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和美國的二點五倍。我國生產一噸鋼耗水是國際先進水平的10-40倍，開采一噸原油耗水是國際的626倍，生產一噸紙耗水是國際的3-10倍；企業的高消耗、落後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高汙染。這雖然看起來比較難堪，所謂的高速度也無影無蹤，但卻是中國經濟的真實寫照。

更值得關注的是，用ＧＤＰ即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用ＧＤＰ的增長率來衡量經濟發展速度，用ＧＤＰ的人均量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這是國際上的通常做法。

但，這一做法：

1       1·它不能衡量這個社會為高速成長付出了甚麽樣的生態成本，生產同一水平的ＧＤＰ可能帶來不同的外部自然成本和社會成本，一旦從ＧＤＰ中減掉這些外部成本，同一水平的人均ＧＤＰ就可能代表著非常不同的經濟質量和生活質量。空氣髒了、水不夠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樣性正在被迅速扼殺。如此，綠色的中國變成了黃色的中國，黃色的中國又正在變成灰色的中國――到處都是扼殺生命的工業化學汙染。我們終於有了充足的食物，卻沒有了任何可以稱為“安全”的食品。去年西班牙焚燒中國的鞋子，有一個數據非常讓人吃驚，就是中國生產一雙鞋的成本，到他們那裏包含各種各樣、包含路上的運費，隻要三到四美元。而西班牙生產一雙同樣的鞋子就要二十美元左右。那麽這中間製造的差價到哪裏去了？除了勞工工資低廉以外還有一條環保成本，比如說鞋子需要大量的皮革，而皮革是一個高汙染產業，但是這些皮革生產出來了，排汙費這些外資企業沒有付，排汙費沒有付就是這些大量的汙水、大量的汙染都留在中國了，因為生產的皮革大家知道要使用硝酸鹽，這種東西造成的汙染是相當高的，所謂當年整治五小，其中小製革廠、小造紙廠，這就是兩大汙染最大裏麵的小化工廠等等，這就是五小治變。中國的環保條列雖然規定了一個企業到中國去設廠的時候需要付排汙費用，但是規定的費用也是偏低，而且很多地方為了吸引外資擅自取消了這些費用的征收，因為為了吸收更多的外資進來就出台了地方的政策。據估計環境生態破壞帶來的損失每年至少占GDP總額的百分之八。你想想我們這些年來GDP每年增長也就是百分之八，不就把增長的這一塊全給損失掉了？而且造成的環境汙染還需要再拿錢去治理，那這樣的增長不等於是負增長嗎？你不增長更好，至少環保好一點更好。正因為如此，有人提出了ＧＤＰ的修正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綠色ＧＤＰ。所謂綠色ＧＤＰ，就是不汙染和破壞自然環境的ＧＤＰ。如果生產某一水平的ＧＤＰ汙染和破壞了自然環境，那麽，綠色ＧＤＰ就等於原來意義上的ＧＤＰ減去恢複被破壞的環境的成本。而和諧ＧＤＰ，除了要減去外部自然成本，還要減去外部社會成本。實際上，綠色ＧＤＰ測度的是經濟發展與自然的和諧程度，仍然不全麵，和諧ＧＤＰ則能更真實地表明經濟質量和生活質量；

2·它不能衡量這個財富的分配程度：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價的，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這個數據還不能真實地反映出城鄉之間實際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補貼等因素考慮進去，一般估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6倍左右。根據官方數據，中國基尼係數（用於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分析指標）從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中國學者認為，實際基尼係數可能還要高過這個數字，接近拉美國家的收入差距水平（拉美國家基尼係數一般為0.6-0.7）；

3·它不能衡量社會福利的增長（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義務教育）：

中國的養老製度是封建等級化的。官員們按照級別享受相應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高幹離職後，秘書、警衛、司機、勤務、廚師、保姆、專車、住房及醫療待遇一律不變。但是，中國數億農民至今沒有可靠的養老保障，而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領到退休金（養老金）。到現在為止，中國沒有建立一個包含全民的社會保險體製。據說，至1996年6月底，中國就有76.9 %的城市職工和94.7 %的已退休人員參加了社會保險，也就是這些人能夠按照正統的規定，他們有保險就應該拿到應有的養老金，但是這幾年來，從來這些人的退休工資，不能按時逐月的發放，然後就逐年的積欠。成為“空帳”，就是有一個空的帳號，但是帳號裏沒有錢，成了一個中國特色。這些積欠，幾年來像滾雪球一樣，而且是呈幾何級數的增加，1997年欠140億，1998年450億， 1999年是1,000億，2004年11月1 6日，國家勞動部副部長公布，累積積欠的養老金已經6,000億元。

中國的醫療及社會保障製度也是按特權等級排序的。公務員享受財政撥款的公費醫療，部分職工是個人帳戶加社會統籌，另外一些職工和居民購買商業保險，農民參加合作醫療。官員們的公費醫療占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離退休高幹長年占據 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元。

中國衛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四(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城市居民中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占44.8%，農村占79.1%。零點公司2005年在全國7個城市、7個省的鄉鎮以及農村的調查結果是：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占65．7％。由此推算，全國約8．45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衛生部的一個副部長在國務院新聞辦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目前中國農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區，由於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據《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征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年每人約1分錢。

古巴的教育醫療全免。我國的教育開支僅是聯合國規定最低標準的三分之一，列在全世界倒數的幾位，比非洲窮國烏幹達還低。當局雖在1996年製訂“教育法”，規定全國教育開支不得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6%，十幾年過去了，仍然在2%左右徘徊。相反，學費卻一直暴漲。看看美國，1999年，教育總投資已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7.7%（當年中國的GDP隻有美國的10%），達到6350億美元，中國這樣一個處在發展階段的國家，拿出10%的GDP來辦教育是不為過的，台灣在經濟起飛之際，ＧＤＰ的１２％到２２％都用來辦教育了。

報紙電視大談經濟成就時，重要一點，不要僅關注經濟增長，還要看教育、醫療、環保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方麵。如果經濟的成長隻表現在數字上，而多數人的生活水平並沒有進步，那麽數字必然是虛的，畢竟，生活才是真實的。

GDP增長速度快，經濟規模擴大自然會增加全球影響力，中國可以用更強的聲音呼籲改革國際貨幣體係，中國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力也會與日俱增，這自然能令不少國人陶醉。但看看中國電視機產業的由盛轉衰，就能清楚地知道缺乏核心競爭力和創新精神的產業是多麽不堪一擊。一個國家又何嚐不是如此，鴉片戰爭時中國的GDP仍然穩居世界第一，“中國經濟在1820年的時候，就占到了世界的32.4%，大致與目前美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相當，這正是大清國嘉慶末年，在其後20年，就發生了鴉片戰爭。在191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剛剛勝利、帝製結束不久的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經濟占到世界的11.8％，遠遠高於現在德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但那又有什麽用呢？如果10年後中國GDP爬到世界頂峰了，但國家的綜合競爭力卻沒能相應提升至世界一流水平，中國是否會像當年的阿根廷一樣“未富先衰”？值得深思。

 

注釋1:  GDP 是宏觀經濟上最常用的最重要指標(economic ndicator)，GDP是考慮是否商品化（交易），並不考慮交易的社會利益和後果。因此GDP大小可能隨商品化程度變異，既不完全等同於經濟或財富，更不等同於人民福利，即不包含財富和利益分配的內容（所以千萬不要搞GDP崇拜），但GDP包含“汙染”“犯罪”的無效有害的交易活動。這個指標缺陷很多，它隻是國家或區域內進行交易買賣的所有的商品和服務的貨幣值之總和，如果沒有交易買賣，那麽這個產品或者勞動服務就不計算入GDP，如：家庭內的家務勞動、中國在1978年以前的許多巨大的全民基本建設等等。而且，這種算法不管是正麵意義的反麵意義的，隻要是交易了，就計算為正的GDP，如：自然災害後要重建，對犯罪者要有律師、監獄押管和服務等等加人都算是GDP的累積；當人們的（可）交易活動汙染環境，產生GDP，然後來治理環境同樣通過（可）交易活動時，仍然貢獻GDP（當然如果是義務提供物質和勞力來治理時就不貢獻GDP了），但對環境來說，即使是恢複到原狀，也不過效果為零，但可能對GDP做了雙重正麵的貢獻。

畢竟在更多的情況下GDP大體上反映出宏觀經濟的狀況，且與社會進步與人民福利有關聯，至今為止還沒有另外一個可以普遍接受的其它指標來代替，比如綠色GDP等尚難以合理地進行精確定義和定量估算。

作為慣例，GDP增長率是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實際增長率，而公布的GDP一般是當年現價的GDP——即包括了通貨膨脹。

某年n的現價GDPn 與其前一年 n-1的GDPn-1，由當年增長率（g）和通膨率（I）由關係式（1）表達：

     GDPn = GDP n-1 (1+ gn + In)             (1)

式（1）中扣除通膨部分則成為真實GDP。通常從某年出發，通過式（2）由增長率可以求得前後各年的真實GDP，或稱校正GDP，

     GDPn = GDP n-j* П(1+gj )                (2)

其中n和j指年份。這個乘數項（1+g0）*（1+g1）*…*（1+gj）

 

注釋2:  1970年代阿根廷在經過一個動蕩不安定因素的時期後，現任軍政府給阿根廷帶來了表麵的平靜。國際輿論都認定阿根廷正“進入一個物質生活積極穩定的時期”。至於之前幾年，政府對於反對派力量的大規模清洗則沒有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著它的新麵貌，成功舉辦了1978年的世界杯，還在重工業和核能源進行積極探索。而對於這一切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在1981年7月的一篇文章寫道：“一個不同的、畸形的現實已經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裝、掩蓋著基礎的舞台一樣聳立。這是一個由勞動階級的屈從和貧困形成的基礎，是一個使用著在這種情況下總是有效的愛國語言和沙文語言的無恥和實用的基礎。”

 

蘇州GDP有點畸形

 蘇州，今年的GDP僅次於上海、廣州、北京，達到3450億的水平；蘇州工業園區累計吸引超萬家外資企業，世界五百強中就有115家入駐。過度依賴外資並成為世界加工廠，讓蘇州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度隻有人均GDP的25%，遠遠低於正常國家值（75%左右）。在發達國家100元GDP可以轉化75元國民收入，中國100元GDP隻有35元轉化為國民收入。蘇州“隻長骨頭，不長肉”，自己並未從經濟發展中獲得太多好處。而且一旦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或蘇州本地成本上升，外資將迅速撤離。仁寶電腦撤離昆山的傳言，似乎正予示著擔心正在變成現實。園區經濟的過於發達也讓蘇州產業結構失衡。蘇州2007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0億元，實際人均年消費隻有14000元，消費實顯不足，而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41·5%，對投資的依賴又過大。蘇州90%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有外資企業實現，這一方麵降低了生產附值，也不利於平穩、長久發展。

蘇州經濟發展模式是低價地、廉價力、高消耗、多重複、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加工廠，外資廣度很高，但透過技術升級的資本深度不高，導致研發能力不足，長期發展會遇到瓶頸。如今國際經濟動蕩不安的局麵下，顯然蘇州經濟麵臨著較大危機。

中國GDP隻是外資與勞動力膨脹下的假象，會難以為繼。外資不是越多越好，它是把雙刃劍，一樣會傷著自己。看看日本人是怎樣用的，可能會讓我們清醒點。

 

日本GDP是真貨

同樣是GDP，在日本卻有著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內容。2007年日本GDP值5290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日本的GDP，不但都是自己的（日本的外資隻占1％），海外還有相當大的一塊3.5萬億海外資產沒有祘進去。由此可見中日的GDP差距遠不止是賬麵上的2萬多億美元。(2008年中國GDP為4.28萬億)

中日GDP內容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外資上。日本為什麽外資那麽少？因為日本發展經濟走了一條與中國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戰後使用本幣（美國發展也是如此）、國債、嚴格限製外資，提高工資、福利擴大國民消費力，以需求拉動做大國內市場（外貿不到20％，高出低進），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在日本的製造業從鄉鎮工廠向國內市場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業騰飛的時期，日本努力關閉國內市場，徹底限製外資的影響力。

日本外資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申明：首套截止法（外國技術設備隻準進口一套）“隻準許有利於日本經濟的自立和健全發展以及可改善國際收支的外國資本進行投資。”

中國則相反，依靠外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重複引進，自己造的人民幣不知道用，總是說自己沒錢，依賴外資、外賣才能發展，隻知道賤賣家產，低出高進，搶著用得不償失的洋錢，把洋人當衣食父母（外貿占60％）。對提高工資、保障民生畏首畏尾，生怕嚇跑了老板沒飯吃。

 

GDP何時讓老百姓受惠

國家發展經濟，必須在生產能力增長的同時，同步增加消費，保持生產和消費平衡。否則超過消費能力的生產能力必然倒閉或用於出口換取不斷貶值的外國貨幣。隻有大幅度提高普通勞動者工資，增加普通老百姓收入，才能不斷增加國內消費能力。

中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比例而增長，但為0·4%的人成為有錢可數的權貴創造了巨額財富。日本196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395美元，1961年開始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87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17142美元，工資水平一躍而超過美國。中國改革開放也30年了，生產了占美國30%的消費品，但工資水平僅為美國的4%。中國人隻好低消費以填飽肚皮為生，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和食品消費狀況對農產品價格將產生更大的影響，13億張嘴也不那麽容易。但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反之隻有工人和農民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中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

 

可疑的外貿、外匯

 

外資不做慈善

發達國家的外貿一般隻占GDP的1/5左右，日本的外貿占15％。中國年外貿為20000億，GDP的2/3，為什麽會有份額這麽大的外貿？“秘密”在哪裏？“秘密”在於進入中國的外資，外資並不是來賺人民幣的，他們要的是實物！人民幣不換成實物，隻是花紙一張。

外資不是來做慈善的，資本的牟利本性總是千方百計的增值，如何名正言順把在中國賺到利益弄到手，隻有把貨物從海關出口。因為沒有定價權，又不是強勢貨幣，於是低價出高價進的外貿（如出1·0賣出1·2，進1·0買進0·8，轉手就賺40%，留下利潤還成為你的順差），成了外資輸送利益的合法渠道（更有出口退稅、優惠信貸）。所謂2萬億的中國外匯儲備，其實大部分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那些在中國投資發財的外國投資者。

2003~2008年第一季度，累計流入中國的熱錢多達17542億美元，比2008年3月底的中國外匯儲備餘額還多出4%，因此目前的外匯未必那麽充足。熱錢的湧入、蟄伏（賭人民幣升值），伺機而動，興風作浪，套取匯差、利差，擾亂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

外資把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出口國外，換到的外匯或者進口一點外國高價貨，或者就直接賣給中國銀行，換取人民幣再生產再出口。於是本該屬於外資的中國外貿順差，應由外資自行平衡，現在全推給了中國，成了中國的外匯順差、儲備。由中國背著“白條”，承擔匯率損失，外資則可以實現國際貿易罕見的單邊出口，近乎完美的無償拿走中國財富。實質是”順差在中國,受益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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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門戶開放

中國銀行以人民幣敞開收購美元（外幣），幫了外資的大忙。要知道美國是不可能讓人民幣換美元的。中國隻有用實物才能換到美元、美國貨，但是美國卻用美元就能換到中國人民幣、實物。

說是自由貿易,實質是買他的先進東西他不賣，逼迫你不得不轉個彎成為美國的國庫券、公債、公司債券和股票的持有者。換個角度而言，這也形同是美國開一下印鈔機印美元，換取了中國的外匯儲備。想想也真可憐，中國人辛辛苦苦犧牲了生活品質和環境得來的血汗錢就這樣被折騰得越來越少。

這種不平等關係下的對外貿易，終使國門洞開，海關形同虛設，相當程度上成了中國單邊輸出，外國無償笑納。

外匯儲備不是一個國家的淨資產。每一美元的外匯儲備都要央行用相應人民幣兌換回來，與商業銀行管理的資產沒有分別。例如，你在上海，是中國人民銀行，我在加拿大匯了一美元到你賬上，國家戶口就多了一美元外匯儲備但你到銀行拿一美元時，中國人民銀行花7·元人民幣給你兌換這一美元。你要去美國公幹，又要把7·元人民幣換回一元美金給你帶出國，那外匯儲備就變成零了。因此，正看是資產，反看是負債，是一種國際收支帳而已。從理論上講，要凖備外匯儲備中有相當多熱錢和外資是要流走的。外匯儲備不是你的淨資產，隻是存在你銀行裏而已，人家可以存，也可以取，存在你那裏，所有權、支配權不在你那裏，你隻有管理權而已。

 

我們放了多少債

國家發展經濟時，外貿進出口應維持接近平衡，因為出口是為了進口短缺的商品，不是為了儲存不斷貶值的外國貨幣。如果我們保持進出口平衡，同時不保存外匯或保存少量外匯，就不可能導致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美國佬祘盤打得真精，讓別國儲備他們的美元，自已儲存黃金，計有黃金8133·5噸，占外匯儲備總量的77·3%，而我國隻有600噸黃金，僅占外匯儲備總量的0·9%，實在少得可憐，把一個雞蛋的家當押在美元資產上，而美國那個籃子並不怎麽堅固，讓我們的外匯儲備時時刻刻都處在高風險之中，實在有點提心吊膽。金融海嘯前後我們遭遇美元貶值，使我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大為縮水，帶來的損失，是長期執行國富民窮的經濟發展路線所致。改變這種經濟政策已刻不容緩。不斷提高國內老百姓收入，提高國內購買能力，從而加大進口，逐步取消出口退稅，減少出口，從而減少儲存外匯。

　　我們的外匯儲備大量投放到美國：

            購買美國國債          5000 多億（美元）

            短期債券              3000 多億

            次級債                2000 多億

            兩房房貸              3760   億

            經融投資               100   億

            國企在美的應收賬款    1000 多億

            總計持有美國債權約   14860 多億

這一巨大財富是中國人民積三十年艱辛奮鬥、付出無比沉重代價換來的血汗錢，是中華民族的一筆寶貴財富，是中國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現在美國現在美國債台高築，根據08年的最新統計，如果把美國政府對國民的社保欠賬等所有隱形債務加在一起，2007年，美國的實際債務總額高達53萬億美元。什麽概念？2007年，全球的GDP為54.3萬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一個國家的欠債，已經使得全球的債務率接近100%。平均每個美國人欠債17.5萬美元。如果攤到全世界頭上，平均每人欠債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有無數人一輩子都賺不到9000美元。

但這還不是美國債務的全部，如果把諸如“兩房債券”那樣的抵押債券，加上美國各大財團發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債券，美國的總債務約73萬億美元。按照2007年市場公允價格計算，美國全部資產的總市值約76萬億美元。自2007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的全部資產已經縮水，現在最多還有50萬億美元。換句話說，美國目前欠債76萬億美元，全部資產隻有50萬億美元，把美國拍賣光，也是資不抵債。這種情況出現在任何一個國家，這個國家肯定已經破產了。麵對如此龐大的債務，欠債國焦急，債權國也焦急。兩者不相伯仲，不分彼此。

按照民間的說法：“債多不愁，虱多不癢”的道理，債多了，反正一時還不清，慢慢想辦法還吧！這祘是好的,就怕賴帳的無賴欠債不還,那就慘了.

中國呢？其實也並不富裕，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央財政國債餘額限額將是62708億，約占20％，加上地方債務使得中國的總債務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左右，雖說尚在國際公認的警戒水平之下，但考慮隱性債務狀況(國有銀行不良及問題貸款;社保體係麵臨資金嚴重不足等等)造成的經濟隱患，前景可能也不容樂觀。現在美國經濟下滑，通貨膨脹、美元貶值，部分債券違約，尤其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無法馬上兌現為現鈔使用而不受損失，中國的美元資產大量縮水，損失慘重，弄得不好會血本無歸。

 

燙手的“山芋”

美國已經發放了1·5萬億國債，到2009年總計要達3·5萬億，估計到2013~2014年累計發行國債量將首次超過其GDP16萬億的總量。與此同時，美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局麵也將不可避免。美國財政赤字難以解決，國債淹腳麵.予計2009年赤字高達1·2萬億，加上奧巴馬的7870億經濟刺激計劃，赤字額將繼續膨脹，其占據美國GDP的百分比也可能達到空前的兩位數，這麽多的國債和赤字存在大幅度貶值的風險，損失難以估量。

我們的外匯儲備，很大部分在美元資產裏麵，比重又那麽大，存度很高，不可能短期內馬上轉移。另外，如果要這樣做的話，會使全世界的資產價格大幅波動，反而最受傷害的可能是我們自己。留或拋成了最難的決擇，機會和風險並存，從長遠和當前來看，捂著比化掉風險高。不過，請謹慎小心，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具體到每一項都要做個案分析，進行評估，比較研究，才能確定投資對象。再確定整個投資結構、投資條款的談判，包括價格、各種保護機製（監管），還有投資以後的風險管理。千萬不能亂來，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那麽多的美國債券怎麽來的，難道不應做點反思？起碼要問一問誰建議這樣做的、誰論證的、誰拍板的、誰批準的、誰去實施的吧，其中究竟有沒有黑幕，按照國際慣例，購買債券、股票的中介有2·5%傭金可收，1·4萬億的2·5%就是350億美元，所得的傭金流向如何，有沒有人以權謀私，中飽私囊，還是多個心眼為好。

另一方麵，我們即使持有現鈔，也無法在短期內用完自己積累的大量外匯，因為我們無法短期內大幅度增加物資使用量，而這些物資會自然衰退，我們積累外匯的損失是無法避免的。美國現在在大量印鈔，提供大規模的流動資金，毫不猶豫的通過購買國債甚至直接購買抵押貸款債券等方式增加貨幣投放量，如果政府支出不設限，央行任意把公債變成貨幣，使美元泛濫成災而貶值，此時就會引發惡性通膨而牽動全球原物料價上揚，把通脹輸出與全球“共享”，以解救本身的金融與經濟問題。這種以「量化寬鬆」的貨幣手段，幫助美國社會靠借貸從高高的債台上一步一步爬下來（borrow itself out of debt）。這或許可以振興經濟於一時，但如此縱容世人最壞的傾向，並將負債合理化、合法化為常態和正規，不僅意味著進一步把財富由儲蓄者（savers）的手上轉移到借貸者（borrowers）的手上；更早晚會產生其他意想不到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後果。我們應發動輿論反對這種賴帳的無賴行為，使美國迫於輿論壓力，難以公開實施大幅度貶值美元賴帳的無賴行為，減小我們儲存外匯的損失。

 

　　　　   今天中國太需要新思維了

 

開放不等於隻是引進

引進外資，改革開放在開始的時候是必須的，是不可避免的，就象一輛老車要發動，不借助外力拿搖把搖是不行的。日本崛起開始靠的是辛醜和庚子條約的賠款，後來靠的是美國的大力扶持，咱們不能過重引進大量外資，叫花子上街是別人給什麽要什麽，撈著什麽吃什麽。精明的主婦上街則隻挑有用的，隻揀買得起的，隻要貨真價實的，還要再討價還價。同樣是開放引進，買那麽多技術、設備，雇傭那麽多西方工程技術人員，所謂“用市場換技術”，不過是充當人家產業轉移的基地。引進技術並不等於引進技術創新能力，這一點也要特別說明。舉個韓國的例子，韓國從引進技術的開始就提出了一條明確的政策，技術隻能引進一次，同時他們在把科技經費進行了調整，引進、消化、吸收的費 用他們的比例是1：5，也就是說，花一塊錢引進的技術要用五塊錢進行研究和開發，通過技術的改造實現他們的生產。韓國的口號是引進一批、生產一批、出口一批，因為它有特殊的國情，韓國比較小，必須走外向型。所以通過這種引進、消化、吸收帶動了他的技術水平提高。問題是中國目前引進、消化、吸收的資金比例是1：0.08，韓國是1：5，我們大批的錢用在引進上了，沒有用在消化和吸收上，這是總體考慮的問題。善用自己造的貨幣（國債、赤字、超額貸款等）為國民安排有效勞動（為國民服務的勞動），都把本國的勞動者保護的好好的，讓企業、老板去市場競爭、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引進技術並不等於引進技術創新能力，這一點也要特別說明。

60年代的時候，韓國與中國的人均GDP水平是相當的，60年代的時候，中國有了紅旗轎車，有了解放轎車，那個時候韓國什麽都沒有，他從75年才開始。現在韓國的現代汽車跑遍了中國，跑遍了全世界，他已經占領了市場。60年代的時候，韓國還沒有計算機和半導體，我們已經有了，現在韓國的閃存數碼手機也是在全世界各個地方銷售。60年代的時候，我們慶祝過中國的萬噸巨輪下水，那個時候韓國連小船都造不了，他從80年代剛剛開始造船，現在韓國的造船業占世界第一，全世界35%的柴油發動機是由韓國生產的。除此之外的核電技術，過去韓國也遠遠落後於我國，現在它已經開始出技術成果。韓國的這些大的變化都使我們刮目相看，韓國用了30年的時間，使他們的人均GDP從一千美元達到了1.2萬美元，目前韓國隻有4700萬人口，占中國的4%，但是他的GDP總值相當於中國的40%。他這種發展的速度之快是令我們驚奇的。歸其原因，就是因為他把自主創新作為頭條發展戰略來考慮。

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是不能繞過的一步就象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民主自由和集權統治的關係一樣，兩者都不能偏，什麽時候哪裏過了，什麽時候就要進行調整。世界上永遠不變的就是世界永遠在變。那麽按照發展程度製定靈活的經濟政策也是必須的，事實上，現在的中國是不變不行了，沒有一個國家是給別人創造價值成為發達的。拉美就是例子，美國也是在這點上做的過了才栽了跟頭。中國要做的是盡量轉變政策，打破很多製度的慣性，加快產業的升級換代，在勞動力、收益分配和服務、創意領域找個突破口，促進一些變化。

 

扭曲的“市場”

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也應當是公正、公平的，不能像中國的銀行那樣把原始股賤賣給外國資本，使外資短期內獲取5－10倍暴利，這樣的原始股中國的老百姓根本買不到，這能叫公平的市場交易嗎？顯然不是。又如中國石油，外資購買價格是一元多人民幣，中國1%的老百姓抽簽價格是16元，99%的老百姓購買價為40~50元，那些通過企業改革到手的法人股（大小非）幹脆就沒化錢，也就是說中石油股票不跌到1·0元，外國人就不會賠錢的。可是一旦跌到這個價，中國的股民已經死了好幾回了。這是包括非洲在內的任何國家都沒有過的現象，也是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

問題在於這樣的交易在中國卻是合法的。中國的國企改製、招商引資、醫療教育改革、股票證券、公路收費、公共資源開發（房地產、礦產）等等，存在大量這樣合法的充斥權錢交易。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指導下，中國的一些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企，都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這是真正市場經濟國家根本不允許的現象。

資本市場越來越成為一個暴富的特權階層。民營上市公司不斷侵吞著股民的利益，而國有上市公司高管無疑是對國有資產進行公然剝奪。其工資水平遠遠超過了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這些高額的工資主要是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齊。

人們積累財富和獲得收入的機會如此不均等，窮人很難接受困苦的現實，富人收入的合理性會受到質疑。

 

變革才有出路

創造下一個奇跡可能要比改革開放創造的奇跡更難。但這不意味著根本不可能實現。我們需要可持續的發展，也就需要可持續的改革。什麽是可持續的改革呢？就是能在長期中保障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改革。

中國需要學習外國的好東西，需要全新的智慧學習外國先進技術，自立更生比什麽都重要，不能靠外資。日本在學習外國先進技術方麵成效顯著，但不是什麽外資帶來的；那些外資多多的拉美化國家，則根本沒有什麽先進技術和管理。

外資出於逐利的本性，恨不得把所在國變成呆子、傻子，他怎麽會把好東西傳給自己的對手呢（與虎謀皮）？市場換不來技術，隻能換來些外國貨（技術還在人家手中）。

如果日本幾十年前沒有技術研發的長遠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滿足於勞動力成本的暫時優勢，那麽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它早就被競爭所淘汰掉了，是技術優勢保證了日本在國際市場的持續競爭力。

我們必須改變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低工資競爭政策轉向內需與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升其不夠發達的服務業來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中國的服務業隻占總的GDP的40%，在美國這個數字卻高達79%。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就可以減少對出口的依賴而繼續增長，從而增強其作為世界其他國家製造的商品和服務的一個出口市場的作用。

依靠密集和低端製造業為主要增長引擎受到了國外需求下降的衝擊熄火了，我們現在所處經濟環境完全不同了，老套老路回天乏力，淘汰低產值企業，給更高端的騰出空間已是當務之急。把一些傳統的競爭性行業，如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造紙和中草藥也將升級來提高能力，但是效率低下、耗費能源的產業將逐步被淘汰。騰籠換鳥，將低端的工廠將需搬遷到較低成本的省份或國家。

新形勢需要新思維，前瞻性思維。我們要有長遠思維能力，不能過度依賴外部的經濟關係來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品質，將視點落在含金量高的現代科技型企業和現代服務業，新技術的應用與產品的開發，將會給中國改革注入新的經濟血液。

美國的再生性能源建設很值得中國借鑒，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大量能源，依賴進口能源會有很多問題，使用汽油等能源會汙染環境。如果中國能夠研發和建設再生性能源，可以使未來的發展受惠無窮。

 

讓每一個人都有安全感

必要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再也不能讓人民由於這方麵的擔憂而心驚膽戰節衣縮食地過日子。沒有社會保障，窮人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整個社會就失去活力，經濟發展也失去長期的動力。

社保基金的解決主要依靠財政支持與國企分紅。一是加大中央和省一級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公共服務的不足，對於一個努力建設和諧社會的國家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公共服務應建立最低國家標準：九年製義務教育、基本衛生醫療設施（在這方麵古巴就是我們的一麵鏡子）、基本失業補助金和養老保險以及農村地區基本的公共設施服務。

二是國企分紅投入社會保障體係。這樣可使政府教育、醫療、社保相關支出大幅增長。國家出的錢多，居民出的就少了，這對當前財富分配的失衡能起一定矯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眾生活質量。國企分紅政策必須強化審計以防止做假賬、必須保障國企分紅被足額轉換為社會保障基金，同時應出台一係列措施，確保國企分紅能夠真正化作為民眾福利，確保民眾能夠真正成為改革與發展的最大受惠者。

增加工農收入，促進消費，提高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戰略轉移，才是最得民心、最有安全感的經濟政策。

 

注釋1 騰籠換鳥

心理學故事引出。掛一個漂亮的鳥籠在房間裏最顯眼的地方，過不了幾天，主人一定會做出下麵兩個選擇之一：把鳥籠扔掉，或者買一隻鳥回來放在鳥籠裏。這就是鳥籠邏輯。過程很簡單，設想你是房間的主人，隻要有人走進房間，看到鳥籠，就會忍不住問你：“鳥呢？是不是死了？”當你回答：“我從來沒有養過鳥。”人們會問：“那你要一個鳥籠幹什麽？”最後你不得不在兩個選擇中二選一，因為這比無休止的解釋要容易得多。

廠房空了，人們的慣性思維就是要想辦法利用，要麽引進新技術、新工藝生產新產品，否則就廢掉，但利益驅動，你還是會設法引鳥，這是最最自然不過的事了。

 

    該加薪的還是要加

 

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僅由生產能力決定，也由國內消費能力決定。如果我們的消費能力低於生產能力，我們的過剩生產能力要麽用於出口換來大量無法使用的、不斷貶值的美元，從而實際是無效的替外國人免費的勞動；要麽停產倒閉而消失，使經濟停滯。

消費促發展

消費能力不是由少數富有者決定的，而是由多數人決定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中國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擁有金融資金的66·4%，而20%的窮人僅擁有金融資產的1·3%，從消費另售額看，2007年縣和縣以下10億人以上消費品另售額僅占GDP總量11·7，而縣以上城市3億人以下的消費品另售額占GDP總量的25·5%，按人均計祘，相差10倍左右。由於收入差距的過於懸殊，內需難以啟動。少數富有者的消費已逐漸飽和，他們到國外旅遊，送子女到國外去上學，擁有房子，車子等一切願意消費的商品。繼續增加富有者的收入，不會增加消費。富豪的錢最多他們的消費能力隻是小數。而80％中低收入老百姓，僅能維持基本生活需求，他們需要消費，想消費但沒有多少消費能力，對經濟的增長一點拉動作用也沒有。隻有在生產能力滿足富有者的消費需求以後，不斷提高低收入者工資，消費能力才會增加，也就能增加對內服務的生產能力，使經濟可持續發展。近十年來，國內普通勞動者工資（扣除通脹後）幾乎沒有增加，國家多年來，一直通過增加出口來提高生產能力，這隻能不斷增加價值不斷貶值的外國貨幣，並且還不斷招致西方國家的指責。

最近，美國財長保爾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公開指責中國過多儲蓄導致美國金融危機。我們免費奉送美國財富，美國人反而指責中國，與其這樣，不如給老百姓提高收入，自己消費自己的勞動果實。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期同樣受困生產過剩和低工資，每8－10年就發生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大量資本家破產自殺，工人失業，經濟滑坡，經濟發展速度受消費增長的限製，發展緩慢。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經過近一百多年發展，到1820年，發展速度明顯低於中國，同期中國從清初戰亂開始，GDP一直占世界的32％，大於所有西方國家，包括歐洲和美俄日之和。後因戰亂和國外的侵略掠奪，經濟發展緩慢，但到1890年，中國的GDP還和美國相近。中國應該改變經濟模式，要更多靠國內民間消費帶動未來的增長。

 

羅斯福會“派糖”

西方國家自羅斯福以來，正是認識到提高生產能力的同時，必須要通過政府提高消費能力，對舊市場經濟的結構、製度進行了革命，才快速發展起來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學家提出了通過無效勞動，增加老百姓收入，提高消費能力，解決生產過剩問題的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美國總統羅斯福組織青年植樹等國土資源整理工作，增加他們的收入，後又製定最低工資製度和社會保障係統，提高消費能力，應付當時的經濟危機。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用高福利、高工資等政策，不斷提高消費水平，以跟上生產發展速度，同時減少勞動時間，減緩生產能力增加速度，達到生產和消費平衡，從而再也不發生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經濟持續發展，成為發達國家。

日本從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起，到1967年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時又增加兩倍。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由此奠定，從製造大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事實上，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起飛都有過類似的經曆。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類似的計劃使國民財富同步增長，使部分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長期承擔者，並留下種種後遺症。

“藏富於民”可能是清除後遺症根本的辦法，

 

給引擎加的油

我國經濟水平不僅落後西方發達國家，而且明顯落後於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與同時期韓國等相比，實際經濟發展速率低，其主要原因是控製收入和消費。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堅持壓低消費以增加積累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不知道提高普通老百姓收入，從而提高消費能力，適應增長的生產能力。

工資是激勵優秀人才和員工的動力源、潤滑劑，缺了它是要損傷引擎的，它的重要性不能有精神來替代。企業不能光靠資本、機器而不顧員工，企業是團隊、是有很多個體組成的群體，隻有讓每一個體都有積極性，協調配合，才會有整體的效果。企業與員工是合作關係，員工的報酬包含勞動力（所創造的利潤，即勞動力）的增殖，員工報酬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原則，薪酬與勞動才是等價合理的、互惠互利的，隻有在相互認同對方的價值訴求的共識之下，才有可能達成皆大歡喜的局麵。如果企業隻知賺錢最大化而壓低工資，不顧員工生活品質，是一種剝削行徑是逆潮流的不道德之舉。

現今中國幾乎每個企業都在喊要以人為本，都知道本理則固，本亂則危的道理。但就是空話說得多，虛事做得多。毛病可能就出在一直在虛的抓“人”，忘了實在的“本”。企業以人為本關鍵是在“本”字上。企業不要把以人為本僅僅看作是企業文化問題，而應該首先當作經濟問題。從經濟上，企業以人為本的關鍵是企業不要僅僅“以人為成本”，更要“以人為資本”。如果以人為成本，員工的報酬隻能是勞動力的等價物，勞動力的價值，在會計核算中隻能進入成本科目；如果以人為資本的話，由於資本是會增殖的，它是要享受利潤的，所以，作為資本的員工的報酬有一部分是來自利潤的。因此工資不能一直是歐美和日本的幾十分之一。

 

差距太大不是好事

日本一個１０年工齡的建築工人，年薪５００萬日元，基本相當於國內一個外資企業副總級人物的年薪，雙方的素質和能力能劃等號麽？再別提初級總管和普通白領了，更不要提普通工人了。日本官民平均年收入差距並不大,中國就比較懸殊,成了不安定的因素.

日本官民平均年收入差距（萬日元/年）;

國家公務員         644

中小企業員工       405

退休官僚（理事級） 850

2007年中國公務員年收入地區差別(萬元/年)

地區   縣級   廳局級   省級

廣東   24~40  36~66    48~86

上海   28~48  36~72    60~80

遼寧   24~36  36~48    42~56

貴州   7.6~12  12~18    20~24

日本國家公務員年薪為中小企業員工的1·6倍，現職公務員為退休官僚的0·8，中小企業員工不到退休官僚的0·5，應該說有差距但不大，經濟繁榮與生活質量是協調的，和諧和安寧也用不著心跳。中國就不一樣了,同一職務官員發達和不發達地區有2~3倍的差距，官民差不多有10多倍,突顯了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懸殊.縮小收入差距，增加窮人收入降低貧富向兩極分化的速度已經也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在當前中國的環境下，人們積累財富和獲得收入的機會極不均等，窮人很難接受困苦的現實，富人收入的合理性會受到質疑。根據世行估算，控製腐敗、改善效率在較長時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長4倍。美國波士頓谘詢公司（TheBostonConsulting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這還隻計算了存款、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又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8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 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父輩的權力資本所獲。

財富的過分集中和低薪嚴重影響了普羅大眾的積極性，工程師說，農民工幹，正式工看，沒有激勵措施，也不鼓勵人們動腦子和掌握知識去改變現狀，以及必須做出如何工作才能把事辦得更好。這使我們的生產能力增長引擎馬力減小，導致經濟發展緩慢。

古今中外：少數有特別權力的階層或團體霸占和獨享著遠遠超過這個階層應有份額的社會財富和權益。貧苦階層則掙紮在生活線上求存，他們的經濟處境每況愈下。但除非是在外力的逼迫下，卻幾乎沒有一個社會自動改變這種不公平不公正現象。財富的固化，富人會更富，窮人還是窮人，這些靠為勞苦大眾謀福利起家的社會的新貴，在新製度裏為所欲為，由此嚴重損害了安定社會的基石，導致窮人的失望憤慨和不平，使人際關係冷漠不安和不斷的衝突，引起整個社會的動蕩。社會犯罪會因此增加。一個貧窮但平等的社會當然不可能是愉悅的社會但可能是平穩的社會。相反，一個富裕但充滿不平不公和冷漠無情的社會有可能是一個動蕩不安甚至危險的社會。這是一個非常淺顯明白的常理。

 

“加薪”消費市場會旺

誠然，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是知易而行難，但是經濟危機卻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路。其實，在政府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方案中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短期的刺激效果，更有中長期的意義。線放得很長，也過多依靠固定資產投資保持經濟增長，為幾個新型利益集團成為新的壟斷者，官冕堂皇賺取暴利，不過也為中國的二等公民中的一些人找了個臨時飯碗，對提高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以及減輕最貧困人口的貧窮和增加老百姓的消費能力方麵，可能作用不會太大，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有限。

提高勞工收益不僅僅是對勞動者的改善，更是企業主和富人們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資本是可流動的，有資本的肯定是富人，工農是不流動的，他們都是窮人，把救經濟定位在救企業有點錯位，救企業也要救窮人，增加工農收入才是根本。如果一個社會中窮人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富人的錢到哪裏去賺？根本辦法是讓窮人也有基本的保障，有機會致富，有能力消費。消費能力與收入是成正比的，老百姓沒有錢誰敢去化？

”國有金，吝不與人”，財富不往普通人手裏流動，國家與民眾爭利。財產歸權貴私有，日夜不停地盜賣國家資源。勞苦民眾雖竭盡勞作，所得不足以維持生計，兩極分化必將嚴重。

我們處在一個技術突飛猛進、經濟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及地緣政治巨變的時代。治理良好、尊重公民人權的國家，都采取漸進式的入息稅製度、社會福利政策、義務教育製度、廉價住房政策、失業金製度等來平衡社會財富分配原則的不公平性，比較可能避免社會內部的激烈衝突，包括窮富之間的衝突，有利於克服發展的障礙。

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個別地方官員可能更多的為資本服務。由於工人與資本家的力量懸殊，即便對資本和勞工采取中立態度，都是對資本的放縱和鼓勵，更不用說協助資本的情形了。其實，推動勞資力量均衡，可以藏富於民，讓源源不斷的國民內部強勁消費、投資需求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

國富民窮的果子那種苦澀、無奈和惆悵。不能再持續了。

 

    限薪也是理所當然

 

經融風暴越演越烈，以及美國總統奧巴馬痛批華爾街的銀行家，無視經濟蕭條及銀行要靠政府紓困，仍以巨額紅利自肥的做法不負責任而且可恥之際，加拿大的銀行高管也公布了他們的年度薪資向人們提供了敏感信息。

 

西方CEO刮起減薪風

加拿大皇家銀行首席執行官主動放棄了其應得的500萬加元股票分紅和160萬加元的獎金，年度仍然拿到140萬元的基本工資，240萬的年度獎金；另一位基本工資100萬不變，獎金由160萬減至50萬元，保留了300萬元股票分紅和300萬元的優先認股權。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首席執行官宣布放棄140萬加元股票分紅後，2007年的收入為530萬加元（其中工資100萬，股票分紅270萬，160萬優先認股權），獎金有可能最高可達1296萬加元，2008年基本年薪為100萬，獎金要待該行2009年財政年度結束時計算出具體數額。

加拿大滿地可（蒙特利爾）銀行首席執行官去年的直接收入為600萬加元，獎金140萬加元，宣布放棄今年410萬加元的中、長期補償。

這都是稅前收入，要知道加拿大的稅是很重的，扣稅後估計最多能得到一半的收入就算不錯了。不像中國他們的稅會有企業設法代交或明交暗逃。

 

中國CEO的“限薪”戲

就在美國人異口同聲譴責華爾街的高薪酬，加拿大的CEO紛紛減薪的時候中國國內也爆出某些國企高管和某些行業的天價薪酬與歲入。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更是直接提出限製那些接受政府救援的金融機構的高管年薪不得超過五十萬美元。而在中國國內有媒體爆出消息稱，有家上市銀行2003年每股加權平均收益下降27%，高管人員的薪金總額卻增加了72%，旱澇保收，隻增不減。2007年中國平安CEO馬明哲領了高達6616萬元的稅前年薪，折合每天收入18·12萬元（一天的薪金相當於六個普通勞動者一年的收入），成為名副其實的“日進鬥金”國企高管。讓人目瞪口呆。

50 萬的年薪對很多工薪階層的人來說，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數字，然而對華爾街的高管們而言可謂是九牛一毛。根據一家研究機構的報告，在有數字可查的最近一年 2007 年，華爾街幾家大金融機構高管的平均報酬為 1100 萬，這些人的總報酬是一般員工總報酬的 275 倍。而在上個世紀的 70 年代末，這一差距為 35 倍，差距在近 30 年間增長了 8 倍，增速不可謂不快。

但頗具玩味的是，美國的高管在民間輿論和政府政策的高壓之下，紛紛表示接受批評要降低薪酬，甚至有給自己開出一美元的年薪的。但是在中國，聽到的多是為天價薪酬尋找合理性理由的辯護。而政府有關當局竟然也推出了征求意見的限薪令“金融類國企負責人年薪擬280萬封頂”。這些國企背後行政推手實在有點離譜，暗藏後門，這那裏是限薪明明是在漲薪。

根據2007年公開數據，浦發、民生、華夏、招商、深發展、興業銀行等上市銀行中，年薪超百萬的為數真不少：

招商銀行     百萬元/年     人數

< 100        12

100~300      8

300~500      2

500~1000     4

1000~2000    2

民生銀行      < 100        20

100~500      3

500~1000     7

1000~2000    2

中國平安     > 4000         3

國家三大銀行董事長薪酬排行為:交行董事長蔣超良195.18萬元、工行董事長薑建清179.5萬元、建行董事長郭樹清178.3萬元……。280萬離第二名還有加薪40%的空間呢。這個行業中的大多數也並沒有達到這個數，離280萬還差100萬，根據以往調資的傾向來判斷，一定會就高不就低，順理成章誘發變相漲薪。高層漲了中層漲，水漲船高，大家一起漲，誰管那些老百姓。

從2007年年報上看金融國企高管年薪高出央企同行均值27倍。寶鋼2007年淨利潤為134億元，高管年薪總計為842·6萬元。而民生銀行僅董事長董文標一人稅前報酬就達1748·62萬元。

2007年16家金融國企中，年薪最高的前三名高管報酬總額為23857萬元，平均年薪為1497·3萬元，均已躋身千萬富豪。而央企5家上市公司，寶鋼、中石油、中國聯通、中國神華、中國石化2007年前三名高管薪酬總額為1847·8萬元，平均為369·56萬元。

 

國際接軌有點太急

很明顯金融業的薪酬已與國際接軌，搞虛擬經紀的人的薪水高過從事實體經濟的人，讓人們實在費解，難道虛擬的貢獻比實體大？金融危機的今天難道還不引起反思。其實，生產型企業薪酬低的是第一線員工也並非是老總，限“薪”令卻為這些行業的大小頭頭加薪有了一把上方寶劍，害苦了賣命的勞苦大眾。

不過，請別忘了，美國一般工薪階層年收入5萬美元左右，50萬美元是其10倍而已。中國一般工薪者年收入3萬元人民幣左右，280萬元人民幣差不多是它的100倍。比照美國的50萬美元限薪令，我們的280萬元人民幣上限，顯然是太高了，說句公平話，100萬也脫離國情。

世界多數國家製訂工資標準都以最低工資作參照的，然後定出各階層的工資待遇，公務員的工資和私企工人的工資基本持平。在法國：公務員最高工資與最低的比例為3：7，而中國是6：6；公務員平均工資與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之比是2：0，中國為9：0。中國公務員的工資遠高於西方國家，他們總是盯著發達國家的絕對工資，而不是相對工資（公務員的平均工資高出最低工資的倍數）越比越覺得工資低，一心要與西方接軌，是在製造擴大貧富差距，是不人道不公平的。他們與西方的絕對工資掛鉤而不與中國的最低工資相比，是否有的過份！可是他們的工作效率不見得比西方國家高9：0倍2006·4·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等發表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調查報告》稱黨政幹部已經形成社會有產階層，其中地廳級以上幹部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公務員的工資想與美國接軌，眼裏根本不顧普羅大眾，是否有點太急！不看看，中國金融類國企負責人所承擔的責任與壓力能與美國金融企業高管比肩麽？國企的業績相當部分是利用天然優勢獲得的，年薪自然而然不能與美國比高低。而是要基於中國國情，我們還僅僅隻是一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資本市場中的這些特權者最終隻是鑽了法律的空子（這些人中很多案犯已讓國人看得非常清楚）。國企背後的非自然市場交易屬性——部分國有企業依靠政策優勢獨占市場、實行排他性競爭，其業績增長究竟來自高管得力還是壟斷，難道還不清楚？

外國有限製高管年薪等問題的法律條文。我國目前在法律條文中，沒有明確限製公司高管年薪問題，企業高管年薪都是企業內部自定的，這就形成了相當大的空間，相對的也有很多不合理性。管理層年薪動輒數十萬、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以上，而大多數員工月工資一、兩千元，差距懸殊，影響安定團結。

幾年前，官方就有“最高不超過員工工資14倍”的說法，現在，可能要“趁火打劫”上漲成百倍了。其實一些國企高管或者有國企背景的企業高管工資的自我膨脹，早就衝出了百萬大關。而監管部門往往是張一眼閉一眼聽之任之。

 

手段有點太狠

高管憑業績賺得多沒有問題。在當前情況下，效益不是純能力、競爭力問題，而是由社會政府授權獲得，尤其是中國金融業尚未全部放開，競爭並不充分，金融類國企所取得的那些業績有多少是企業負責人價值的體現很值得質疑，國家應該嚴格限製股東分紅，特別是要對國有控股類金融企業的高管薪酬嚴加管理。

無論是基本年薪還是效益薪酬，都不能脫離國企高管之間收入差距大、國企內部收入差距大等不公、不義的國情，不能忽視公眾的聲音。

還有那些奉命轉製的國企重組，變成了對國有資產變相瓜分的企業。國企收購者賤價買斷工齡，將下崗職工推向社會，由失去了國企的政府和社會大眾來負擔，但收購者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或鏟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圖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卻由全社會負擔。其中，“管理層收購”（MBO）使不少管理者一夜之間成了億萬富翁。

“紅頂商人”聚斂財富一次比一次多，膽子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中國不知道有多少億萬富翁就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斂財機會中產生的。

這些收購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置下崗工人於死地，還能吃得飽、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自己「產權改革」的成功經驗。良心如此之黑，竟然毫無廉恥。

他們不僅吐噬了國有資產，並把本屬企業全體員工的福利費也交了他們的股金，貪婪得連國家撥發給轉製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都要克扣不全額發給，更無恥到連員工死後撫恤金都要揩油變成他們的灰色收入，惡形惡狀到一點廉恥都不顧，那種跋扈言談舉止像痞子，他們根本不具有基本的人文氣質與道德精神，但他們懂得尋找政策中的空隙為自己抓錢，有這一點就夠了，對他們來說錢比人格更重要。

 

製度、監管比什麽都重要

鑒於當前行業監管缺失或不健全，沒有行業道德評判標準，也缺乏自省和糾正機製，因此，金融高管限薪更要限權。限權來自於它的製度建設層麵：政府應繼續出台一係列規章製度，包括金融高管的準入製、退出製及更加完善科學、符合市場規律的日常考核體係；讓普通員工獲得匹配的權利享有、通過工會建設、工資協商製度來平衡與高管的公開博弈，用多數人投票製約高管在薪酬分配上的一獨大；董事會、監事會及獨立董事要肩負起對高管考核細化、人事任免的法定職責，避免高管在重大決策、經營管理上的個人獨斷，給企業帶來重大損失等。

問題在於我國的一個重要障礙在於國企利益集團化，要想杜絕恐怕不會那麽輕而易舉了。不過，我們不能不考慮長期的後果，而隻看到目前的利益，老虎屁股還是要摸。

發達國家對國有企業有健全的監督控製體係。在這些國家，國會或議會對企業的監督主要通過審核企業年度報告、法律執行情況和提起訴訟等方式來行使監控權。英國法律規定，國有企業要向議會提交年度報告和賬目，議會通過經常聽取企業的財務報告，監督和審核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美國國會有權傳國有企業的行政官員到國會作證和陳述法律執行情況及政策落實程度。法國國會通過調查和訴訟方式對國有企業實行監督，法律對訴訟提起條件、程序、訴訟和解等都有較為詳細的規定，議會監控提高了監控權威性。這些東東對我國國企的有效管理很必須，應該盡快轉化為我所用。根據國情把對國企領導的考核與控製落到實處，明晰監督主體，界定監督職權，嚴刑峻法，同時還要通過司法人大等機構對監督人員進行必要的監督。

目前，國企高管的薪酬不僅不合理，而且不透明。國資委相關負責人早在2007年就表示，今後國企負責人的收入將適時公布。時至今日也不見完全公開，國企的出資人（人民）有權決定國企高管拿多少工資，少有權決定基本年薪和福利津貼。但事實上，公眾決定國企高管薪水的權力被虛置，代替公眾履行權力的有關方麵也沒有盡到責任。比較可悲的是，有關方麵如今依然忽略民眾的權力， 民眾當了多年的擺設，今後一段時間內恐怕還要繼續當擺設。

雖然目前國內還沒有關於限薪的明確說法，但在央企負責人工作會議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已經提出，中央企業要盡力不裁員，做到減薪不裁員，歇崗不失業，企業各級領導要以身作則，帶頭艱苦奮鬥，業績降、薪酬降，為職工群眾作出表率。這不過是說給老百姓聽聽，誰會把他說的當一回事！

 

還是要有點道德色彩

不僅僅對金融高管要限薪，對那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的高管，以及那些有國企背景的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如果他們的薪金脫離了企業的經營業績，就必須進行必要的限製。

中國工薪族薪金廣泛存在著不公平和不平等，而這正是我們要加以規範和改進的。和諧的薪差一定是規範的，受最低的道德約束。公平、公正、透明和誠實的品質是企業管理層起碼要求，“人的理性行為”，它的效果就是“有同情心的好管家”，晉商時代就是經商先學儒家的誠信，所謂儒商重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道理。

競爭力低下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員工高薪，是在揩全民的油。從長久來看，會危及中國經濟的競爭力。限薪不是根本辦法，高素質、充分競爭中拚殺出來、能夠創造財富的人才理應獲得高薪，但披著市場化外衣，其實靠政策施舍度日的人應該排除在外。

西方自由主義在突出個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時，也強調道德在社會整合中的重要性。強大社會組織，尤其是宗教組織，在向社會的各階層提供道德力量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政黨一旦掌權，也不惜動用政權力量重塑社會道德，中國這幾年忙於經濟建設，對道德建設不夠努力，社會已經學會了容忍道德衰敗，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對黨和政府的影響就是致命性的。高管不僅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不顧民生，以私製利，肥自己,不僅毀掉國家形象也毀掉自己的一世一生。

世界銀行副行長法耶澤爾·喬杜裏日前表示，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企業高管獲取天價薪酬是不道德的。我們指望每一個國企高管基於道德考慮主動降薪是不現實的，隻能由輿論來鞭策以及政府下達限薪令。但如果限薪令缺少民意，國企高管始終拿著高薪，陷入道德拷問的就不僅是國企高管，有關部門也難辭其咎。

 

    被祘計了也不臉紅

 

中國企業的高管並不是憑能力和才幹的，大都是依靠派係、權力和權力背景才爬到這些位置上的。他們擅長的是權術而不是企業經營管理的英才，經融危機暴露出來的林林總總，使得以前比較模糊的觀念現在有了鮮明的輪廓，短視、貪婪、投機。這類人A起中國老百姓的錢非常“內行”，一點都不手軟，都是白眼狼，但在洋人麵前低頭哈腰竟是頭任其宰割的“羊”，傻得可憐。自己沒有本事在其小，膽量還忒大，什麽都敢做，竟敢到瞬息萬變的投機市場--期貨市場撈一把，可惜太嫩了，蝕了一把米。

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曆時一年多，中國的理財專家竟然還跟在國際投行巨頭後麵做推手，誤判能、資源價格上升是由於世界經濟發展導致的需求上升。讓那些輸贏都無所謂的中國高管習慣盲從，常對一些所謂著名的趨勢判斷者的話奉若神明，而忘記了自我分析和責任。

全球每天需要原油86·7萬桶，而供應是86·6萬桶，比需求少了1000桶，每天1000桶的石油缺口，真的可以導致油價半年大漲40%嗎？曆史上三次石油危機的主因是什麽?明明是原油期貨市場的種種金融炒作在做油價瘋漲的推手，中國高管竟然看不出來，真不知他們是弱智還是裝糊塗？

從2007年開始，大約有800支基金超過2600億美元集結期貨市場，至少一半1300億在原油期貨品種上，使得油價向前衝，刺激了全世界的經濟神經，於是精於察眼觀色的中國高管，四處出動，簽訂合約，深怕簽晚了吃不到肉要啃骨頭，貪婪投機的賭徒心態，簽訂了不同的遠期保值合同。掉進美國佬早就設好的陷阱。這些合同細節都沒有披露，他們也不敢披露。掩蓋得最好總還是會有破綻，洋相遲早會出，反正心不跳臉不紅，夜裏照樣睡好覺。

 

賭一把，結果輸了

最近披露的東航航油套保浮虧62億元，真讓人大跌眼睛，原來我們的代表就這個水平。稍微有一點金融知識的人都知道買入看漲期權、賣出看跌期權不能減少油價變動的風險。套保沒這麽套的！價格每下跌1美元，東航需要為此支付的賠付額為1美元，油價每上漲10美元/桶產生1·4美元/桶期權金，這完全和買“大”買“小”的賭博行為沒有什麽處別，居然東航的管理層毫不自責還有臉說不是投機。真不知這些老總是傻和呆還是和投行有勾結？

不過東航老總式的“奇才”可能在中國也不會是少數。看看下麵《數字商業時代》的記者劉揚采訪著名金融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的一些談話節編，你也就會明白我們的“代表”在代表誰？他們究竟是在為國還是在為民？

 

好戲開鑼

2007年中國對外收購礦產8起，2008年是21起，且絕大多數都是在油價高達147美元一桶之前簽訂的合同。2008年2月，中國鋁業公司花費相當於922.6億元人民幣，成為力拓最大的單一股東，而按照11月25日收盤的股價以及匯率計算，中鋁的這筆投資現在的價值大約為172億元人民幣，而中國鋁業2007年的淨利潤不過102億元。2007年11月27日，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收購了富通銀行5％左右的股權，花了39億人民幣，現在股票價隻剩10億，也就是說虧了229億。中國投資公司在投資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團並損失60億美元之後，老總在香港說：已經不敢再投資海外金融機構。

當油價從七八十美元開始上漲的時候，一些國際投行就會問這些大型企業要不要購買礦產，要不要簽訂遠期石油合同，因為油價會上漲。這些企業開始不信，結果過了一個月原油價格從70多美元漲到90美元，然後又拉高到120美元每桶，就覺得很懊惱，再也控製不住了，二○○八年七月份，當國際油價將突破每桶一百四十七美元時，中國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機構，幾乎同時跟在國外分析家後鼓噪二百美元的年終預測， 於是就在這個時候簽了，下個月油價漲到140塊了，覺得賺死了。

誤判能源價格上升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油價147美元一桶之前，中國企業難脫經融市場引誘，大量走出去，從事各種各樣的收購，包括銀行、礦產資源收購，安排這些交易的，就是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甚至還有現在已經破產的雷曼兄弟投資公司。這些公司都是“國際金融炒家的馬卒”。在整個金融戰當中，他們常常會在中國國內安排一些交易，到最後結果就是中方大輸。

除了一些企業到國外進行收購，中國國際航空，東方航空、中信泰富、深圳南方電力等公司，都和這些國際金融炒家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投資銀行，簽訂了不同的遠期保值合同。這些合同細節都沒有披露，有沒有賭性虧損被隱匿，不得而知，但從已披露的個別合同案例就可看到端倪。

國航、東航的燃油套期保值合約是油價在147美元之前簽的，所以到2008年年底為止，國航浮虧68個億，東航浮虧62個億。而國航在2007年總共隻賺了38.8個億。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簽訂了24款外匯累計期權合約，隻要澳元價格不斷地上升，銀行就按照當天價值給企業10％的好處。前一陣子，澳元不斷地漲，都快像美元的價值了。但是突然之間澳幣大跌，跌了30％以上。按照合同隻要跌就要企業賠錢。中信泰富因此虧了180億。從中受益的分別是花旗銀行香港分行、瑞信國際、美國銀行、摩根士丹利、匯豐銀行、德意誌銀行等13家銀行。

 

愈演愈像

美國政府在價格攀升過程中舉行了三次國會聽證會，調查油價為什麽會一路飆高。聽證會上把這些所謂的美國籍的國際金融炒家全部叫過來，表麵上是大罵一頓，並聲稱判刑。

與此同時，那個“國際投資大師”吉姆·羅傑斯和“國際金融炒家的馬卒”到處散布說油價會漲到200美元/桶······。他們在導演油價下跌的雙簧，因為到最後沒有看到國際金融炒家被判刑。沒過多久油價一路從147美元跌到了35美元，這些中國企業全部套牢，金融炒家一下席卷幾千億。

 

水都混成這樣了還要去趟

投行和國際金融炒家之間的關係曖昧程度是你不可想象的。當油價在80~90美元一桶的時候，深南電和高盛對賭，如果跌穿62美元，深南電輸，62美元以上的話，高盛輸。高盛敢賭62美元一桶，那真實的價格就一定在62美元之下。

中國的企業可能覺得62美元/桶算是曆史的低位，在十幾年之前也不過是70多美元/桶，現在拉到147美元，再跌就算跌回曆史低位也不過70多美元。但是現在油價跌到了30多美元每桶，這是1980年代的價格，這麽多年難道沒有通貨膨脹嗎？為什麽價格還是跟20年前一樣呢？怎麽可能有這麽便宜的石油？A人民錢時的腦筋在這個時候用到那裏去了？

這幾年，國際金融炒家最高戰略指導思想就是取得定價權，而不是貨幣發行權。其實就是這些大宗物資，包括石油的定價權。價格已經不是大家在課本上學到的，由供給跟需求所決定的，而是由國際金融炒家所決定。

前三年鐵礦砂價格連續飛漲，第一年漲了95％，一直到去年9月份之後才開始下跌。其實鐵礦砂一直是嚴重的供過於求，但是價格不跌反漲。石油更有意思了，去年12月中旬，當時油價跌到40美元/桶，歐佩克產油國每一天減產400萬桶，按照經濟學理論，減產的話，價格回升。但是完全違反預期，價格從40美元跌到37、38美元/桶。這一切的原因就是操縱，是國際金融炒家在套取現金。

 

倒黴的又是老百姓

中國企業高管層還蒙在鼓裏，一點風險控製意識都沒有，行為不受監管，習慣個人說了祘，因此，被狙殺和上套。這幫“代表”就這樣在為國人理財謀利的，他們的DNA裏優秀性又表現到哪裏了？不過，反正中國老百姓買單不損自己分毫也不會影響那瞠目結舌的獎金。什麽“道德”，那是“虛”，自己弄到錢才是“實”。無言以對的中國人民隻能承認或接受“永遠是對的”。

麵對這幫這樣的中國高管，老百姓又能做什麽？隻要能活下去，它可以忍耐一切。

 

注釋1：航油套期保值是指航空公司為了應對油價的上下波動帶來的經營風險，對未來所用航油進行保值增長的一種金融衍生品工具，通過買入或賣出遠期航油合約，鎖定成本。虧損或者盈利在合約到期前屬於浮盈或者浮虧。假設買入看漲合約，油價上漲造成浮盈，這部分盈利對衝掉了相當於合約量部分上漲帶來的成本增加部分，達到對航油的套期保值作用，反之亦然。

注釋2：曆史上的三次石油危機

第一次（1973~1974）  國際市場上的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漲到12美元，上漲了4倍。石油價格暴漲引起了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學家的估計，那次危機使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下降了4·7%，使歐洲的增長下降了2·5%，日本則下降了7%。

第二次（1979~1980）  伊朗爆發革命而後兩伊開戰，使石油日產量銳減，國際市場價格驟昇，每桶石油價格從14美元漲到了35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機也引起了西方主要工業國的經濟衰退，美國政府估計，這次危機使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大概下降了3%。

第三次（1990）  當時爆發了海灣戰爭。一場石油戰爭。當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表示，如果世界上最大石油儲備的控製權落入薩達姆手中，那麽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生活方式都將蒙受災難。對美國而言，海灣石油是“國家利益”。因此當時油價一路飛漲。3個月的時間石油從每桶14美元突破到40美元。不過，這次高油價持續時間並不長，與前二次危機相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要小得多。

 

    人民幣不能再升值了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尚斌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1月9日文章勸告中國適時讓人民幣貶值，說擁有硬通貨發行權的主體如美國、歐洲和日本很有可能通過貨幣貶值來在危機中保全自己。

 

故技會重演

美元貶值，也就是美元購買力下降，使持有美元者損失財富，這是美國造輿論，準備賴帳。例如，如果我們出口產品換來的美元隻用來購買石油，則石油的美元價格上漲，美元就貶值,我們持有的美元購買力就下降，等於我們出口貨物換取的商品數量減少，美國就賴去了部分債務。實際情況複雜，因為我們需要購買很多商品，它們中間有的商品漲價，有的商品跌價，需要綜合漲跌情況判斷貨幣購買力。現在美元要貶值，就是要降低美元購買力，使我們出口商品換來的美元能夠在美國購買的商品量下降，美國實際就減少了債務，從而賴掉了部分債務。

如果美國貶值美元，損失主要由持有美元國家承擔，中國持有量最多，達到近2萬億，損失必然最大。

如果美元貶值一倍，我們的外匯就損失一半，2萬億美元的購買力就變成沒有貶值前的1萬億美元。這與民國時期，蔣介石發行金圓券，然後大幅度貶值，使金圓券成為廢紙，從而搶劫老百姓財富的道理是一樣的。

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動越南戰爭，導致入不敷出，就大幅度貶值美元賴帳，當時美元和黃金掛鉤，1美元約等於1克黃金，美國必須保留足夠的黃金儲備來支持其貨幣價值(佈雷頓森林體係)。1973年，美國宣布美元停止兌付黃金，美元兌黃金大幅度下跌，很快由35美元兌1盎司黃金貶值為280美元兌1盎司。近年來，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國內也大肆借債消費，導致大量債務，美國很可能故技重演，我們應該提高警惕，提前作好應對準備。有些人認為美元不會大幅度貶值，因為這可能影響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從而不可能取代美元。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即使美國的國家信用不破產，但從中長期來看，美元貶值也很可能出現，從而吞噬中國所持美國資產的價值。這一風險的積累非一日之功，不是美國政府所能控製的。其次，美國政府能夠擔保的祗是國債和機構類債券不會危約，而中國的股權投資和持有的公司債券的價值美國政府無法擔保。隻要美國債市場蕭條，中國手中的國債價值縮水就是必然的。

戰爭導致貨幣不穩定，隻要美國還有強大的無其他國家能夠抗衡的軍事力量，美國可以通過戰爭讓其他國家動蕩，製造或助長緊張局勢，挑唆其他國家打仗，然後賣軍火賺錢，確實是美國的長項。所以，中東、南亞次大陸等局勢的緊張，戰爭讓其他國家動蕩應該是預料之中的，讓動蕩貶值美元也可能是存在的。

不要再用寶貴的外匯去買美國國債了，那是個無底洞，不能寄希望於美元穩定，應以持有有形資產為重。

 

錢會折騰得愈來愈少

長期以來，我國執行出口導向的低工資競爭優勢政策，壓低老百姓工資，增加出口。每年外匯順差高達近3千億美元，並且還在不斷上漲。國家累積的外匯已達到2萬億。然而，這些積累的美元是不斷貶值的。人們應該為通脹做好準備，因為在商品供應受到壓製的時期，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印鈔票來推動經濟增長，將迎來非常非常嚴重的通脹，但我們並不能知道它發生的準確時間。據報道,美元指數從2001年7月6日的121.02到2008年3月7日的72.462，7年不到美元貶值了40％，如果我們將2萬億美元保存7年，由於美元貶值帶來的購買力下降，損失將高達8千億美元，每年至少損失1千億美元以上。它們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損失已遠遠超過甲午戰爭的戰爭賠款。甲午戰爭賠款2億兩白銀，按照目前白銀價格0.5美元/克計算，僅價值50億美元。我們儲備2萬億美元，美元每年正常貶值，就損失上千億美元。現在美國想大幅度貶值，損失就更加嚴重。這是30年來，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增長緩慢，與30年前生活水平相近的韓國等國差距越來越大的主要原因。

 

掙錢少消費自然會少

雖然美元不斷貶值，我們也無法使用這些美元。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國內老百姓收入低，沒有消費能力，從而不能使用美元進口物資到國內。進口消費品市場已飽和，進口生產設備或生產線，同樣無法使用，因為同樣這些生產線生產的產品沒有市場。第二，優惠吸引外資，使國內有限市場讓給國外，搞來大量美元存放在手上無法使用，其實際價值等同廢紙。更為惡劣的是，這種招商引資，帶來的惡果是國內購買力不斷下降，因為被國外資本家拿走的利潤越來越多，國內老百姓購買力越來越低。我國長期以來，老百姓消費比重占GDP越來越低，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目前僅36％，低於美國一半，就是具體體現。

中國大概需要年9.5%的增長率方能吸納每年新增的勞動力。麵對失去工作的人們，刺激消費的吶喊將顯得多麽的無力。與此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的外資在緊急撤退中國市場，以返回美國填補母公司的資金漏洞，這對已經下挫的中國資本市場無疑又雪上加霜，而資產價格的縮水必將影響國內的消費需求。

 

捂住的風險大於消費

一方麵，美元本來就在不斷貶值，現在還想大幅度貶值，使我們的財富快速流失，另一方麵，這些美元無法使用，其價值等同廢紙。繼續進行出口，獲得外匯就是將財富免費送給西方。現在西方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導致進口銳減，我們的企業產品大量積壓，不斷倒閉，使我們的生產能力下降，經濟滑坡，這是出口導向政策的必然結果。否則，就成了美國用紙印刷美元，就能夠獲得財富，中國永遠辛苦勞動，無法享受，換取毫無價值的廢紙的愚蠢行為。

我們積累美元一樣不能積累財富。積累黃金也同樣不能積累財富，因為黃金本身使用價值很小，而全世界各國儲存的黃金數量不大，按照目前炒得過高的黃金價格，總價值不超過1萬億美元，也就是說，積累黃金能夠儲存的財富，不超過我們現有外匯儲備的一半，而且黃金價格受西方資本家控製，等我們需要將黃金換成物質財富時，黃金流動性會很差，想拋都拋不出去,可能就是急劇貶值。

 

不升不貶比較好

較自私的做法是你貶我也貶，這可能會遭到亞洲鄰國的指責並引發競爭性貶值，引發中國與主要夥伴的貿易摩擦，招來報複。現今經濟形勢的發展使中國越來越無法承受這種後果。

人民幣貶值就是降低出口產品的價格，但在經濟衰退中，外需的價格彈性下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起不到刺激外需的作用，就像通貨緊縮時價格下降反而導致消費減少一樣。在亞洲各國出口普遍下滑之時，讓人民幣貶值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短視政策不是一個大國所為。

經濟衰退必然會帶來貿易摩擦和貿易戰，各國會通過各種貿易壁壘來限製進口，貿易逆差國尤其如此。現在世界貿易戰的烽火已隱約可見：美國國會製定了“購買美國貨”條款：印度禁止從中國進口玩具，並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歐盟決定對中國出口緊固件產品采取反傾銷措施。中國作為貿易順差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符合中國利益，中國在貿易戰中遭受的損失肯定會大於貶值帶來的好處，因為匯率問題而引發貿易戰是因小失大。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不升值，也不貶值，在現在不是無為之舉，而應該是一種主動的比貶值更好的政策選擇。

世事無常，不變應萬變，才是萬全之策。

----節編自互聯網---

注釋1：佈雷頓森林體係(Bretton Woods system)

1944年，來是44個國家的頂級經濟學家雲集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莊園，共商世界未來經濟大計。由於大蕭條與戰爭的震動，與會代表們的重要目標是建立穩定的金融體係。會議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製度---金本位製。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美國必須保留足夠的黃金儲備來支持其貨幣價值。願意加入這一體係的所有其他國家須按照國際協定達成並固定的價值使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該體係使得國際經濟和貿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享受穩定的國際匯率，商品價格也非常穩定。

上世紀70年代，美國開始拒絕美元與黃金掛鉤，將美元定義為與“國家實力”掛鉤，“佈雷頓森林體係”隨即崩潰。它意味著美元不再是一種傳統意義的貨幣，而是一種新的概念性質的貨幣了，它所對應的不再是等量的黃金或其它實物，而這是一個概念----美國的經濟實力。這個概念貨幣甚至不具有絕對的償還能力。這樣一來，美國就有了無限的信用，他們向全世界的投資者借錢，從貨幣到貸款到國家債務，最後發展到普通老百姓的債務，濫用信用，造成了大規模的信用違約，給全世界敲響了警鍾，信用市場因此凍結。

現在很快可能要重新回到佈雷頓森林體係的時代了。 “佈雷頓森林協定（Bretten Woods Agreements）”對各國就貨幣的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國際儲備資產的構成等問題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確定的規則、采取的措施及相應的組織機構形式的總和。它不僅是一個穩定的金融體係，而且是一個有鋼鐵紀律的體係，黃金的數量有限，任何國家和個人無法濫用信任無限借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