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窺

唱著“東方紅”長大,過著“社會主義好”的日子,勤勤懇懇工作,窮得隻有“毛澤東思想”,又碰上“摸著石頭過河”。歲月無情,過上清閑的退休生涯,跑到海外,看看西洋景,似乎天下烏鴉一般黑,聽聽還是有些不一樣,想想我是否由“聰明”變成“愚昧”,忍不住當起“二販子”。
正文

這,會變嗎?

(2009-05-14 07:20:24) 下一個

這,會變嗎?

了大家的安全、公平公正和社會的和諧穩定,不論一黨製還是二黨製,在特定時期的集權和專製有其存在的必要。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黨長期執政容易走向極端,極端帶來災難、不平等,饑餓與赤貧是近代極端政治運動之母。

西方用了150~300多年的時間創造的政治文明為減少這種極端有了可能。科學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已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人們去學習、去領悟、去改造、去改變。借鑒他人的經驗和教訓順應社會人心思變的時代脈動,修正落後的規則,讓希望推動進步。

世界讓人改變,那是必然的。時間讓人改變,也是當然的。要點是怎樣的改變?

最近加拿大聯邦政壇,風雲突變,動蕩不安,要了解前因後果,首先要認識加拿大的政治架構及其遊戲規則。

加拿大的政製源自英國,是君主議會民主製,它由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分組成。聯邦政府的行政機構由總理及內閣組成;立法機構是議會,包括女皇及其代表--總督、上、下議院;司法機構由最高法院及其組成部分代表。省級行政機構由省總理及其內閣;司法機構--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上訴法院;立法機構--由總督及選舉產生的省議會組成。

上(參)議院(Senate)目前有105名議員,由聯邦總理建議總督任命,終身製,到75歲就必須退休。下(眾)議院(House)席位原則上根據各省人口比例確定,大約 10萬人劃分為一個選區,席位數與全國選區數相等,每個選區隻有一個侯選人當選進入議會。國會中議席最多的政黨成為執政黨,組織政府,而黨魁則成為政府總理。選民在大選中選出的是國會,再由國會產生政府和總理。所有法案需要國會表決通過,由總督簽署,政府施政由國會監督。國會是國家最高的立法和權力中心。各級政府責職很明確:聯邦政府,大體主管公民資格審定、外交、軍備、國家經濟政策、稅收、貨幣發行和郵政 ;省級政府主管教育、兒童福利和保健措施;市鎮縣主管城市交通、建築管理、公園及娛樂場所建築消防和圖書館的建立;共同性的職責包括農業生產、司法、人權保障、環保、家庭補助、老齡保險和移民。

加拿大注冊合法政黨有17個,比較有實力的大黨有5個。在今年10月的大選中,保守黨在國會取得143席,得票率38%;而自由黨、新民主黨和魁人政團共取得163席,得票率55%,獨立侯選人2席。保守黨在國會的議席少於 308席的半數(154席)就隻能以少數黨政府執政。在立法和施政方麵,少數黨政府需要和反對黨溝通和洽商,才能順利過渡。

1127日政府的經濟報告,不但沒有振興經濟的計劃,反而借機取消政黨津貼,打壓其他政黨,迫使反對黨聯手對抗。

反對黨憑著有163席超過半數議席的優勢提出組成聯合政府,這在加拿大雖少見,但在其他國家卻常見,如德國、意大利、荷籣和以色列等。一個國家如果有多個政黨,選票分散,往往選出的是少數黨政府。如果少數黨政府不能有效運作,由其他反對黨組成聯合政府,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好處是國會和政府可以繼續運作,不必中斷,亦避免頻頻大選,勞民傷財。同時聯合政府可以廣納人才,有效施政。

這是一場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民主國家都是通過唇槍舌劍和平進行,決不會有極端手段。因為西方民主是在幾千年的基督、天主、東正等教的宗教文化浸漬所派生的價值觀與行為意識及國家高素質的綜合教育下形成的理性、真誠和良好的政治素質,大多數人的腦袋有能力判斷是非好壞。政黨的更替會有利於民生,人民能有更好的選擇,大家心平氣和的對待,從容參與,即使不喜歡的政黨當選,也不會恨得牙根癢癢,決不會有太大動靜的波動。

權力的寶座是張魔椅,誰坐上後就不會自動離開。文明國家的辦法是彈劾或通過大選,用選票來決定你繼續坐還是離開,那頭凶悍的“大猩猩”,用謊言發動了不得民心的二場戰爭,如今不僅要乖乖從那張椅子上走開;而且還可能連累他所在的共和黨下個選舉年想坐上去也難。正因如此,凡是坐在這個寶座的頭頭都要極盡全力進行保衛戰,在法律的允許範圍內,常常使盡技倆採取拖延戰術讓自己坐得更久。加拿大政府總理為了度過目前的信任危機,采用請求總督休會獲準,借此逃避反對黨的不信任提案,爭取了時間,一方麵分化瓦解反對派的團結;另一方麵積極準備重新提出更好的振興經濟計劃,以便獲得議會通過,保住自己的位置和集團利益,鑒於保守黨民望下滑,結果難料。

見識加拿大的“民主遊戲”

大選的第一步是點祘登記,即準備合格選民的名單,點祘登記員會挨門逐戶的進行家訪、登記選民。點祘登記完畢便開始通過郵寄發放登記通知卡,如果你未收到登記通知卡,又或卡上有錯誤,可以在數天內去選區辦事處更改,辦事處的電話號碼會在報紙上刊登,否則你可能不能在選舉當日投票。通知卡上有投票的時間、地點。如果你的名字不在選民名單上,你必許立急致電你所在的選區辦事處,在市區,你必須提前17天出現在選民名單裏,你才可以投票;郊區,即使選民名單上找不到你的名字,隻要有一個認識的合格選民,可以宣誓證實你的身份,就可在選舉日投票。

加國一般每500名選民設一個投票站,大都設在教堂或學校。選舉當天,選舉官員和職員及監票員在投票站負責管理。選舉是非強製性的。為了確保所有選民都有機會投票,政府會指定某幾天,讓選舉當天不在選區內或年老、患病、身體傷殘能投票的選民在選舉日之前投票。

投票時,選民會收到一張正式表格的選票。本選區候選人的名字依照英文字母Az的次序排列其上,並表明每個候選人的所屬政黨或獨立參選。投票時,在你想投票的候選人名字右方圓圈內劃上“X”符號,投票站的職員便會當麵把你的選票投入票箱。

大選實行秘密投票,選民投票時任何人不得監視選民,不得探聽選民支持哪位候選人;任何人不得強迫選民投票支持某指定的候選人,或強迫選民投票前或投票後說出自己支持哪一位候選人;投票結束前任何人不得公布任何與選舉結果有關的信息;在選舉站投票選民既不可與旁人商量,也不可影響旁人。

根據加拿大選舉法,凡是年滿18周歲的公民都有權、有資格參與競選國會議員,隻要他真正代表選民的意願,能真實地表達選民的心聲,他就是一個合格的參選者。但參議員、法官、省和地區議會議員、全國選舉委員會主席等不能參選。不過參選的候選人也不等於人人都可為之。你必須要有鮮明的政治觀念,一個好的政綱,足夠的社會服務、民望資本、答辯能力、工作能力,否則,你憑什麽讓別人投你一票?沒有一個積累和讓人認識的過程,更本沒有資格進去玩遊戲,這就是現實。 

加拿大的各級選舉製是個相當成熟而又龐大的政治構架,想從政,一是有名氣、名望的人走政治任命的路;另一條就是通過參選,一步一個腳印,一個一個台階去爬。參選是個階段性的行為,參政則是個長遠的工程,是整體的事情。比較而言,參選還是應該有個政黨背景,搭個順風車,徒步走,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不過勤奮、決心提供機會,功到自然成。市選遠沒有省選和聯邦選舉那麽複雜,但社區服務的高質要求,決定了參選者必須熟悉社區服務,服務社區,服務民眾,是個化時間付出的過程,也是積累政治資本的過程,隻有做好了這些功課,才會有實力發表政見,並據此設計政綱參選。

作為侯選人接下來的功夫就要親力親為,到選區逐戶敲門和選民聊天,談社區的治安、談交通、談圖書館、談學校的設置,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議都說出來;除此以外,還要去超市和酒樓門口和選民握手聊天、到一些地點插宣傳牌、寫文章、登廣告、收郵件、回答居民的問題等等。一般第一次都是要一個人去做,經過幾次選舉後,就會有義工幫忙,能輕鬆一點。

候選人想光靠口才、背景和實力贏得選舉是不可能的。候選人做了多少,能做多少,選民是會有判斷,現時加拿大選民的政治智慧與政治水平已不會把選票隨便亂投的,即使僥幸勝選也會是一次性的。加拿大的政治體係對從政人士的權力有著極為明確與嚴格的限製,其實即使是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手中握有的權力也極其有限,所以參與競選絕不可能是為了權力、金錢,僅僅是政治素質喚起承擔的責任、一種使命。政客為選票,政治家為國家.因此,在加拿大一個沒有真正為社會服務心的人,恐怕是很難勝任這份議員的工作。

這“洋玩意”我們在怎樣玩?

選舉乃是西方實踐民主的重要一環。政體形式可以多種多樣,但自由選舉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對中國來說它不過是個舶來品,但頗具吸引力,它的光環會讓政客坐上權力寶座有了合法性,於是設好圈套綁架民意讓人們進去玩,如何玩怎樣玩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這個過程保證結果的唯一性,我贏!

遊戲人人可玩,各人技巧手法不同。

一張選民證,某日去投票,選人大代表,請珍惜行使自己神聖的民主權利,別的什麽都不知道了。候選人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高矮、胖瘦並不重要,起碼要讓人們知道候選人的政治主張和參政水平以及他如何為人民服務。其實,下一級後選人都是上一級領導指定的,隻是領導叫你去按照他們的意圖劃個圈圈,對號入座,不多不少,100%都會通過。如果有人膽敢不進入這個予先設好的套,頂頭上司就會在大會小會不指名批評:“有的人把給你的民主權利都不要了······”。這種控製技術雖是蘇聯進口,但我們的比他們好,從此最也沒有人不去投票,每次選舉每次當選,100%的投票率,這就是中國的選舉。改革開放後,總祘在選舉投票點公布候選人的簡曆和照片,但仍然沒有候選人的政見和拜票,更看不到他們在選區的服務,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領導喜歡,投票結果當然也不會有二個100%“知情同意”的無奈讓人沒了希望的感覺。長期以來,中國人就是不能按自己意誌喜歡誰就投票給誰的選擇。指揮人要的是心腹之人,然不管這些人的道德和操守、議政能力和參政意識或提的建議對國家、人民、社會是否有害,隻要他對我保持權勢或升格官位有利,都要設法確保選上,實在排不上號也要讓他當個政協委員,這就是領導的決擇,一切聽黨的按排,“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誰上誰下,是領導說了祘,不是全體中國人共同作出的選擇。政體的形式老百姓沒有話語權,是少數人選出的政府統治了所有的人,不過要注意的是這不能簡單的理解成“多數服從少數”,因為特定時期他們的執政也是符合民意的。

人民代表人民選,領導指定大家劃個圈,選好選壞不用管,反正隻要這個圈。人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是被代表,還振振有辭稱選舉“公開、公正”。精心包裝的“普選”還是會露點馬腳,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一大群的黨政官員和誹聞不斷的眾多明星以及一些可能連講台上在說什麽都不知道的少數民族代表,還有那連自己名字都想不起來的七老八十的走路都要扶攜的遺老,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沒關係,形式比實質更重要。每年幾千人的人大和政協會議,重點就是聽取“政府工作報告”,既無不同聲音也提不出像樣的議案,結果不是滿堂鼓掌就是全體一致舉手通過。用眼看,他們在議政,用智慧思考原來這些代表就是這樣參政,一點責任和使命感都沒有,真讓人傻眼。不過也不能過分責難他們,與西方議員比較必竟是個業餘,業餘與專職相比,當然會顯得質嫩和幼稚,似乎是些偽劣產品。如果再有點阿Q精神,有比沒有好,不,有比沒有更壞。

建政已經60年了,不變的政體的獨有權力,神聖不可侵犯,而致權力腐敗並被濫用的違法案件不斷升級和頻繁發生,公權化為私人任用,“官位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已成為國家肌體上的毒瘤。國家的管理層沒有更有效的監督和限製,老百姓既無權和渠道也無知,無法製止民主權變為非法自由使用,這是國家建製的缺陷。其實,腐敗的公共權和虛偽的公民權,對國家和社會及人民都是有害的。

自由選舉熱和冷

美國總統大選,黑人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總統,創造了曆史,也改變了未來,並帶來了鮮為人知的啟示:他當選不是因為他的皮膚的顏色,而是因為他的能力和魅力。他提出的“改變”與“希望”的呼聲,指出美國政治不能再“一切照舊”,順應了美國社會人心思變的時代脈動。

在林肯總統頒布解放黑奴宣言146年,馬丁·路德·金高喊:“我有一個夢”45年後,美國終於出了一個黑人總統,當選之夜近25萬人湧入芝加哥格蘭特公園慶祝奧巴馬當選並聆聽他的勝選演說,在場選民不分黑白老少,許許多多的人被奧巴馬的演說感動得淚流滿麵。其實全美千千萬萬的黑人和其他族裔的支持者,尤其是喚起了男男女女的大學生的政治熱情和興趣,他們化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錢,從寒冬到炎夏,再到秋霜滿地,一直為了這一天在奔波,今天好夢成真,怎能不為奧巴馬改寫曆史而動容呢?他們的激情和努力是為了美國、為了自己的命運也為了改變美國的政治版圖和未來走向。

美國人善用手中的一票,把一直奉行單邊主義和先發製人政策的共和黨從執政黨變成在野黨,八年來一無是處的布什表現,害了他,也害了同黨其他候選人。奧巴馬獲得全民選票數為6325萬張,占53%;選舉人票364張為69·1%,民主黨大勝,掌控參眾兩院而成為“一黨獨大”。美國選民的選票真偉大,是值得驕傲的。

相比之下,加拿大的選民政治熱情比美國人差遠了,一些選民不懂政治並對那批政客不寄期望,可能是一種“抗議性”的棄權,造成今年聯邦大選的選民投票率是有史以來的最低。隻有59·1%的合格選民出來投票,老百姓對選舉的冷淡,也可能說明加拿大政黨和整個國家製度的完全和穩定,有安全感,那個政黨出來執政都無所謂。 

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權利,對於集權和一黨專政國家的民眾而言,是何等尊貴和渴望,對於他們來說,是夢寐以求的權利。為了這種權利,很多人會拋頭顱灑熱血為之奮鬥。加拿大的一些選民輕易放棄實在令人費解。可能正如食物多了不珍惜食物,自由多了不珍惜自由一樣的道理。這種行為在西方國家選舉中已普遍存在,很多國家的政府或政客擔心這種現象會進一步惡化,嚴重影響民主選舉結果。

為此,有些西方國家實行法定投票或強迫投票的政策。如法國和澳大利亞等,法律規定他們的合格選民必須投票,否則受罰。在澳大利亞無理由不參加投票要被起訴,如果罪名成立,要付50澳元的罰金另加法庭開庭費用。

強迫選舉常常會使選民為了完成任務而不經思考隨便亂投,嚴重影響選舉的公正和公平,不但背離了選舉的目的,也損害了民主選舉的基本精神,自由民主選舉便成了“不自由”的“強迫”的“不民主”的選舉。

解決選民投票意願低落的最好辦法還是以提高全民文化和政治素質以及保證參與熱情的製度為主。

槍杆子裏出的選舉

民主政治發展到今天,軍事手段不符合曆史潮流。然而,霸權主義高舉其“生活方式、普世價值”,窮兵黷武,動輒進行軍事幹預,打你沒商量。

伊拉克是個主權國家,本不存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了石油利益糾集了幾個同夥,用槍杆子占領了這個的國家,還裝模作樣作了“選舉”建立了政製,搞得這個國家的亂象叢生,人民一直處於浴火之中。

“奴主霸權”控製之下的社會,一切都得聽奴主的,奴主在侵犯著社會的民主,霸權和偏袒的社會環境又何來民主,其實也不為民主,這種槍杆子裏出的選舉,產生出來的說他是領袖不如說是個傀儡,他的合法性及其維持的統治一定不會持久。因為國家權威,不是民間自下而上湧現的,而是由外力操控脅迫下的自上而下建立的。欺辱、剝削、殺戮、反抗,弄得民不聊生,仇恨成了一種民族的集體意識,在人民的心裏,總是高懸著一把複仇的利劍,伊拉克從此不會太平,可以予見美國佬最終一定會“始亂終棄”。這種技倆已不是什麽新花樣,美國佬一再重演,南越的吳庭豔政權、南韓的李承晚那一個有好下場。美國操弄的亜洲政權慘烈失敗的教訓還不清醒,又要讓同一塊石頭絆倒了。

911後,美國根本不給阿富汗申辯的機會,說打就打。於是乎,國際法有關安理會審理、決定以非武力手段製裁,組織聯合部隊的所有法律規定與程序均遭徹底踐踏。

“反恐戰爭”作為策略與口號的空洞和欺騙性--恐怖主義畢竟隻是一種戰術而已,一個國家又如何能向一種戰術宣戰?一場以一種戰術為假想敵的戰爭又怎會有勝望?現今,當初的一些結伴盟友紛紛提出了撤兵時間表,“反恐戰爭”的合作夥伴的分道揚鑣,美國人麵臨勢單力薄的難堪處境可以說完全是咎由自取,但被殃及池魚的阿富汗老百姓受到的苦難也不知何時才見盡頭。

民主選舉的確是個先進的政治程序。阿富汗80%的土地為山地,每個山穀就是一個獨立王國。整個國家缺少現代通訊、交通、教育設施,各個宗教團體、族群、部落、家族均缺少民族、國家認同觀念,曆史上不曾有過工業社會的階級政黨、工會、團體······怎麽個民主選舉?

諸如此類的國家全球還有很多,經過數千年的較量、鬥爭、磨合、考驗,早就形成一定的政治格局。即便是最強大的部落占據統治地位,也相當程度地具有自身的“民主性”。外來勢力打亂原有格局,最終還是得向"舊勢力"妥協,最壞的情況則是同仇敵愾,既招惹反侵略戰爭,又引起對裏通外國者的鬥爭.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占領阿富汗伊拉克之後無法進行由下而上民主選舉的根本原因。

民主架構的模式

“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潮流勢將席卷全球,成了時髦的包裝,使人真偽難辨。在過去30多年已發展成為一種普世價值觀,也已勢不可擋。有關數據顯示,70年代中,全世界隻有41個實行民主製度的國家,主要是歐美等西方國家,占當時全球國家總數的27%;但到了2005年已有122個國家實行了民主製度,是全球現有國家中的83%

選舉是實行民主製度中最重要的一環,選舉的光環能讓選出來的領袖和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的確立打下了難以撼動的基礎,故而各國都把普選納入建國綱領,期望通過選舉挑選出英明、能力、道德和操守上佳的領導人以及能為全體人民服務的有效管理的政府。因而,幾乎所有政客為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無不在這上麵做足功課,花樣百出,玩盡了噱頭。

環顧世界民主選舉,比較健康運用的國家基本上都是發達的歐美國家,有一套大家必須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政黨輪替不等於下了台就會遭請祘;不同黨派的基本權力利益不因選舉失利、失去權力,而不受保障等。隻有社會達成這樣的共識,民主製度才能成功推行。否則,民主選舉出來的當權者也可以變成獨裁者或貪贓者,秘魯前總統藤森和台灣前總統陳水扁、菲律賓的馬可斯就是例證。所以,民主的意義不單指自由二字那麽簡單,還包括法治以及人與人之間不同權力的互相合理製約。

西方國家的選舉運作是自下而上進行的,這個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優點,暴露出來的缺點,都一一在過程中得以保持或避免。比較而言西方國家的選舉很規範,漏洞不多,弊端也少,不像亞非國家,為了上台,什麽樣事情都會幹得出來,一會兒拋出個本土人和外省人的對立內鬥“偽命題”,一會兒又來個“兩國論”,實在不行就來兩顆子彈。真是恬不知恥。

西方政黨敗選後領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祝賀勝選黨,(看看奧巴馬、麥凱恩在大選結果揭曉後的演講,就清楚人家怎樣做)號召自己的政黨與勝選黨團結協作,全心全意地支持勝選黨,大家一起努力讓自己的國家再次前進。然後進行反思,冷靜、理智地用智慧製訂努力方向,爭取比執政黨做得更多、更好,為下一輪勝選作好準備;並按西方政壇之慣例——敗者下台,讓賢與能者。不像亜洲國家的政黨領袖,幾十年如一日把持著組織的領導權,仿佛一旦大權旁落,他們就玩完了似的,當然誰都明白那些非政府或政府機構已經是他們的私產、命根子或長袖善舞的戲台了。當下台灣由前總統陳水扁及其家人涉嫌貪汙、洗錢引發出來的藍綠之爭,打架、流血、絕食,充分看出台灣所謂的民主政治是一出多麽低劣的鬧劇,也證明台灣民主政治其實就是黨派綁架民意為己謀利,台灣民眾並沒有享受充分的民主權益。更有泰國的兩派為了各自的利益走馬燈般上台下台的亂象還加軍方的參與,政變像一碗冬蔭功湯,在酸辣的味道中,喝下更深沉和更難以予測的政治······亞洲的政黨政治大多如此。亞洲人最重要的恐怕是克服盲從和自私。

西方的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選舉,開始時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教育水平可能也隻相當於現在正在發展中國家的狀況。看來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民主製度的實施沒有必然聯係,所以落後貧窮的一些非洲國家如馬裏、莫桑比克、坦桑尼亞等推行了民主製度,反而全球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最高的頭25個地區中的新加坡和香港(年人均收入25000美元)未實行民主製度。

民主製度與宗教信仰似乎關係也並不大,歐洲和美國是宗教信仰比較堅定的國家,民主製度比較能健康運行。而缺少宗教信仰的國家如日本和南韓也比較成功,相反,墨西哥和菲律賓就不那麽好。那麽維係民主製度到底需要不需要宗教信仰,就成了近幾年爭論的焦點,人們各執一詞,難有定論。

民主是指“以人為本”,體現了人性的普遍要求,已經成了普世價值。民主和民主製度是有區別的,而民主製度是實行民主的載體,的確沒有一定之規,隻要能真正保障人權,就是好的民主製度,反之,就是偽劣產品。

民主選舉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在投票權上有逐步建立的過程,美國民主製度經曆200年的實踐,打過仗,流過血,四五十年前美國黑人連投票權和基本人權都沒有,今天非但有了而且還誕生了一位黑人總統,改變了曆史,也改變了未來。一個國家的民主進程,關鍵是社會應先有共識,精英層推動,喚起全體民眾努力,設計出整體能接受的民主政治模式,進行自下而上的公開、公正的民主選舉。由於情況不同,不可強求同一化。就像原始資本積累一樣,未必每個國家必經之路。隻有最合適的,才是最好的。

言外之音

國家主席胡錦濤2006·4·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中說“我們將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權,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使十三億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國家最高領導在國外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向自己的人民兌現自己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真讓人高興,接下來於 2008·5·和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東京共同簽署的《中日關於全麵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的表述說:“為進一步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進行緊密合作,不斷加深對在長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擁有的文化理解。”所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顯然是對普世價值的明確表達。

2008·的新年賀詞胡主席又說:“我們衷心希望各國人民自由、平等、和諧、幸福地生活在同一個蘭天之下,共用人類和平發展的成果。”給中國人民又一次添加了一個鮮明的注腳,那就是中國的改革將要回歸理性和人性的希望。

關於這方麵的闡說我們的總理溫家寶更加具體,2007·3·總理在答法國《世界報》記者問時說:“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中國最高領導層關於普世價值觀的言詞發出的信息,給人的感覺好似又要進行下一輪的改革了,不過這一次的變革猜想的重點可能在政製方麵。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黨政單位操控一切資源,到市場機製調節資源,到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的曲折旅程,就是在不斷與普世價值接軌。我們是先上車然後才想到要補票,先開進全球化經濟的軌道,再補政治改革的票也不祘壞,補比不補要好,漫步要比原地踏步快,普羅大眾為之高興。

政治表態並非真的打祘一定要付諸實踐。疑幻疑真的信息,一頭霧水。

 最近胡主席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連續用了三個“不”:“隻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鬥目標。”又發出了另一種信號;好像又要“以不變應萬變”的固守,“不折騰”似乎有點針對性,內耗的“普世價值”的爭辯或政治鬥爭,是否對“變”產生了凝慮?這種凝慮,既有來自對“前行”--學習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恐懼,公民選舉那個難以予測的果子;也有來自對“原地踏步”的恐懼,不進則退是曆史經驗,也難怪不作點考慮。“前行”意味著現在的既得利益階層將失去一切特權與對特權的保護;“踏步”又可能退回到公有製,則意味著對私有財產製度的排斥,這絕非已積聚了巨額財富的特權階層所能容忍。

“不折騰”似乎是為改革的一些得利者迷戀弄權致富,予留許多模糊空間,讓各家解讀,就好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一樣是眾說紛紜,各取所需地解釋。

保持現狀也許是中國“有錢點的精英層”的最佳選擇。時間讓人不斷地成長,不斷的長智,不斷地成熟。人就在時間的耗磨中鍛煉成長、改變和自我改造,那是必然的。世界讓人改變,中國也會變,不變才怪,不變壞就好。

中國已經積聚了太多的負麵能量,最好的辦法,打開那些洩憤的閥門,否則那種有浴火重生意義的噴發,既不由領導的個人主觀意誌決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別革命”的“點錢族”決定,時間會給出答案。

後續補充

200921日在英國倫敦接受《金融時報》記者巴伯時說:“中國不怕民主和選舉”。說得好極了,免得西方世界老是把這個問題作為嫌隙、話題。美國用了幾百年的時間才達到今天的水平,沒有理由要求人家現在就要和他們一樣,急不可待產生的問題會多於循序漸進。我們的血液裏同樣有著“以人為本”的基因。現將其有關問和答摘錄作為本文所談卻沒有說清楚的最美好、最直接的詮釋。

  巴伯:有人說問這個問題得特別小心,因為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如果不小心就會被“戴帽子”、“穿小鞋”。談到中國未來政治體製的發展,您認為能不能在10年內實現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直選?

  溫家寶:其實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還是想從經濟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正在進行的是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這兩個方麵都是重要的。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證經濟體製改革的成功。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一個讓每一個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得到全麵發展的社會。這就是我為什麽很喜歡閱讀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原因。亞當·斯密於1776年出版了《國富論》,他也寫了《道德情操論》。在《道德情操論》裏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麽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我一直認為,公平正義是我們社會主義製度的首要價值。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好像怕民主、怕選舉,其實不然。我今年在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講過,隻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讓你坐在台上。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村級的直接選舉,鄉、縣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縣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但是我堅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就一定能夠管好一個鄉,一個縣,也就能夠管好一個省。但要按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漸進。

  2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英國倫敦接受《金融時報》主編巴伯的專訪。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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