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醜陋”的中國人去了

 那個“醜陋”的中國人去了

世上敢於揭短的人總是少於護短的人，此人卻也永遠不易為全體認同。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裏鬥、不團結、死不認錯······”。這種劣根性至今尚未見有太大改觀，不過，現在看來它已不祘什麽，“吏以權，庶用賄”墮落互動創造出的公共災難給世界的負麵影響，遠遠超過柏楊所說中國人的“醜陋”，它已經進步成“醜惡”。一件件接踵而至的惡性事件都在自毀我們的民族形象，而權力管理層除了反應遲鈍就是不斷掩蓋，要不就是給一片阿斯匹林，頭疼雖停,病根尚存。

短視的利潤，換來長期恥辱和毀滅。隻要能賺錢，什麽都可幹這是當今中國商海中的一種積重難返的劣習。“致富光榮”成為掩蓋一切肮髒的遮羞布。長此下去，其嚴重程度可稱之為一場“等待著發生的大災難”。

 

膿瘡捅破  石破驚天

短視、貪婪給社會帶來的公共災難沒有一起比三鹿奶粉摻假成毒事件更喪盡天良。它禍害的不僅是千千萬萬敖敖待哺的嬰兒和天下父母的心，而且嚴重損害中國政府公信力和國際形象。

三聚氰胺（C3H6N6），俗稱蛋白精，白色單斜晶體，無味，有毒，不可用於食品加工或食品添加物。它主要用於木材加工、塑料、塗料、造紙、皮革、電器、醫藥`等的生產過程中。中國民間最早由於有意無知隻是在牛羊飼料中添加的，以低廉的成本維持蛋白質的含量，由於牛羊的體積大卻也飲水，而且添加量微少，一直沒有什麽事發生。2007·3·在美國引發上千貓狗死亡，才從中國進口蛋白粉的寵物食品中檢測到，並初步認定這是導致貓狗中毒死亡的原因。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在隨後的調查中肯定了這一結果，並展開了一場針對蛋白粉中違規添加三聚氰胺的“專項整治”。緊急部署對奶粉、液態奶、嬰幼兒米粉、香腸、麵包、饅頭、麵條及方便麵等12類的800批次食品進行專項抽查，均未檢查出三聚氰胺？真不知道那些“公仆”如何將這場“突擊運動”走過場的？其中貓膩是否太多？

為著千絲萬縷的利益，中國的大環境光靠發個文件、職能部門突擊查一查已是無濟於事。那些公務員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借助行政權力的便利為己斂財，與事故方互動，各得其所。這種已經瘋狂到網顧廣大無辜民眾健康的不斷重複的互動已是司空見慣，更為令人發指的是，事件被揭露後，相關責任人不僅不考慮盡快向公眾通報，減少受害者，反而封鎖消息，瞞上欺下，文過飾非，還想把闖下的大禍抹了。所謂的主管部門和主管領導，先不說是否做到了廉潔奉公，不說是否做到了“為人民服務”，就連起碼的“不要害人”這樣的基本做人原則和良心都沒有了。

事隔一年多，三聚氰胺幽靈再現，隻是這次毒害的不是貓貓狗狗，而是我們自己的嬰兒和同胞。中國的奶粉廠商為了賺更多的錢，不顧道德底線和後果，在嬰幼兒的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三鹿隻不過是加得太狠了，終於把膿瘡捅破,其實，行業的其它廠家摻這種化工產品也是大有人在。近日聽到一個喪心的幽默，蒙牛、伊利對三鹿說：“你老兄真行，我們在牛奶中摻三聚氰胺，你在三聚氰胺中摻牛奶。”道出了這個行業的黑幕。很難想象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每天喝著和牛奶風馬牛不相幹的低毒化工原料，其後果形同整個民族遭受一場化學武器的攻擊,是真正的慢性謀殺，危害之巨，何至是禍國殃民，而是毀我民族，滅我中華。

奶粉乃是嬰兒唯一主食，大量嬰兒天天吃這種奶粉攝入三聚氰胺，積存殘留，造成生殖、泌尿係統的損害，形成腎小管結石，無法排尿，也有可能在膀光、腎部誘發膀光癌，活活被尿憋死，慘不忍睹。到目前為止，吃這種奶粉而就醫的嬰兒現已達52857名，其中二歲以內的兒童占82%，死亡說是四名，潛在的農村受害者估計可能還有三萬多。真是駭人聽聞，令世界震驚！這種長期的人為主動昧心悪行，是以人類寶貴生命為代價的，如果還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長一茬，無異於姑息養奸，害苦的還是老百姓。心慈手軟不果斷嚴懲和賠償，並從事件深層的根上查找原因,正本清源,則難以杜絕這種邪門歪道，也不可能達到震懾奸商和蟊賊碩鼠的目的。民意、民情、民憤、民心再也不能容忍繼續提供一個製造更多醜惡事件的溫床了。

 

還原真相  正本清源

 

“不怕不識貨，隻要貨比貨。”這大體是對的。

“奶粉門”事件嚴重損害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它幾乎毀掉了“中國製造”的所有品牌。從微觀上看，這似乎和加拿大發生的“毒肉”日本發生的“毒大米”事件類似，僅僅是一個食品安全的個案。不同的是在宏觀層麵，三鹿毒奶事件折射出的是當今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沒有記憶的國家。人們似乎隻喜歡表象，對於這個國家更長遠的思考都讓位於短暫的需求，“即刻滿足”、“即刻遺忘”，它已很難從昔日的教訓中獲取經驗，經常一次次的重複自己的錯誤。

加拿大食品業發生李氏細菌汙染事件，造成多達16人死亡，這無疑暴露了加國食品業的生產與質檢問題。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證據證明這類問題的發生是人為主動造成的。這與三鹿奶粉的人為有意添加有本質的不同。無心過失與有意識犯罪是人心善惡和有無社會公德的分水嶺。缺德的奸商為了賺更多的錢故意將有毒的工業原料添加到牛奶中，導致嬰兒飲用後患病、死亡。懂得將三聚氰胺加進牛奶圖利的肯定是個沒有德品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必須懂得牛奶如何驗含氮量，添加後既能蒙騙蛋白質達標又能降低成本以及物理化學反應，可恨，並沒有去研究它對人的健康危害，隻想快點賺錢，用知識和貪得無厭的紅頂商人互動，欺騙摻假坑害人民。這些滅絕人性的“精英”,難道他們不知道連貓狗食都不能添加的物質，投入到毫無抵抗力的嬰幼兒唯一主食奶粉裏將造成什麽後果麽？不，絕對不是。

2007·3·含有中國進口蛋白粉的寵物飼料在美國引發動物死亡的罪魁禍首就是三聚氰氨，同年五月國家質檢總局就在全國開展了12個類別食品800批次的三聚氰胺含量的專項檢查，其中就包括奶粉和液態奶。同年國家農業部亦發布了禁止在動物飼料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專門文件。政府的態度足夠明確，高層領導的講話力度足夠堅定，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遍布全國的完整體係也在監管，然而，悲劇的重演卻又一次沒有被阻止。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下，人的生命是人的根本又受到了一次“以錢為本”社會現實的考驗。作為三鹿這樣的集生產科研一體化的大型企業，不是小商小販，頭頭是有官銜的，不可能聽不到禁令或看不到文件, 而不知道這種添加劑對生命和健康的危害？作為權力的各級部門也不可能不知道它的危害性和國家禁令？為了發財而視人命為草芥的行為是政商一體化的群體性道德淪喪，為了錢，可以貪汙受賄，為了錢，可以坑蒙拐騙，為了錢，可以造假製毒，為了錢，可以六親不認，為了錢，可以不管國家、社會······，這決不是誇大其詞，更不是危言聳聽，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事故都是無視生命，置人於死地，難道還不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這次事件早在3月在偏遠的甘肅被引爆，三鹿集團的股東新西蘭恒天然公司也在8月初就得知毒奶粉的事，並立即通知河北省的地方政府，要求召回產品。而當地政府陽奉陰違，推三阻四，一味的拖延、做法與言論相左，不是拒絕就是掩蓋。直到九月新西蘭大使直接照會中國中央政府，最高層最後才知道出了大紕漏，一場悪性循環事件已經發生，中國人民方得知他們在喝毒牛奶。而加拿大的食品監管機構從得知李氏細菌汙染的第一天起，便立即通告國人，產品全部下架並著手調查事件起因。剛開始，尚有人抨擊加拿大食品監管部門的失職，但在其後的調查中得出給論並向國民承認，加拿大的檢查部門並無失職之處，問題完全出在楓葉集團公司的機械設備上。加拿大政府這種迅速、透明、公開與負責任行為和中國的拖延、暗箱作業與政商勾結之陋行有天壤之別。

李氏細菌汙染事件在加拿大似乎隻不過是一起突發事件。是工作中的麻痹大意或失誤，它是短暫的無心行為，而中國的奶粉事件乃是長期的主同行為。中國奶粉摻假至少有5~8年的曆史，但肯定不是1~2個月的事。從規模上看, 它也不是個別奸商的個別行為,而是幾乎整個行業的作奸犯科.這種深度、廣度和長度遠遠超出了加拿大李氏細菌突發事件，兩者千差萬別完全不是一個層麵上的事。

加拿大多倫多的食品加工廠在查處李氏特菌後進行了大規模消毒清理，並在9·17·重新投入生產，但最近該廠肉製品又被檢驗出李氏特菌。不過這些產品均未投放市場銷售。食品檢疫局將和加拿大衛生部對新發現的結果進行全麵評估。10·8·加拿大總理辦公室樞密院已經同檢疫局碰麵，討論檢驗結果以及應對措施。其實,李氏特菌在所有的食品廠、超市、甚至自家的廚房中都存在。作為食品的商品就不允許有任何細菌汙染。加國的管理層和生產

企業一旦發現某種食品被確定有問題，就會立急全部召回有關產品進行銷毀、退賠，消毒清理，決不含糊。加拿大的規管很到位、很負責任，食品工業不存在免檢產品，民眾也不信任食品行業進行自我規管，企業家也很誠實，並勇於承擔由此產生的後果和責任。刨根究源，不惜傾家蕩產也要把事故搞清楚，想方設法杜絕後患，讓人民吃得放心，一旦重新上市，市民也不疑慮，公信力很強，根本用不著政客出來作秀。比較而言，加拿大人比較理性，不像日本那麽極端。以前日本發生過類似案件，嚴重性還差得遠，除肇事者以死謝罪外，說不定日本首相或起碼後生相已自動辭職。毒奶粉案的當事者害人無數，但有那個因羞愧而自殺的呢？管理層的不顧民生、民命、企業家沒有德品、操守、良心，瞞上欺下的血醒人性，本質是何等卑鄙。

 

不抓老鼠的“貓”太多

 

曾經看到一篇“海歸：在中國當官感覺真是好！”的文章，作者汪華斌用親身經曆敘述自己在貧困山村長大，經過努力奮鬥成功到海外留學有成，在國外做了一個時期的單位領導和“官員”後又海歸回國當官至今的感受。

汪君在國外留學畢業時被校屬交易所留下工作。“從實驗員到實驗室主任，再從實驗室主任到付所長，職位在變但沒有半點當官的感覺，因為自己和周圍的人都沒有當官的概念“。他回國在一家事業單位當了負責人後，“仿佛一下中了狀元。因為到什麽地方都是別人對你的前呼後擁”。“更重要的是自己實際幹的事少了，而別人請示報告的人多了。不幹事卻要對幹事的決策”感到很不自在······他回憶“在國外（當官）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如年度報告匯總審核與編製所裏的綜合報告就是我自己的事，辦公室的人隻負責為你打印，決不會幫你······”但是“在中國當了官後，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簽上自己的名字，很多時候連審核都不需要，因為所有的東西全部是別人為你做好了以後才送到當領導的手邊”。當官以後，住房按職位、小車按職位、就連分物品也有區別。

在西方國家即使你是部長都要自己開車上下班，能自己動手做自己份內應該做的事，不是甚至連生活小事都要假手秘書。可在中國隻要你是個官員，即使是自己完全能做沒必要配備的低級職位也都配有專職秘書和司機，因為你的官銜到位了。隻要達到那條線就可將本應一個人幹的工作至少用三個人來完成。“貓論”很精辟。貓多並不好辦事、辦多事，相反會推委互不服氣、互不協作，相互牽製。抓老鼠的好貓並不需要另外幾個貓為之服務，勤勞本應是多數人的習慣。一個社會，若營造出的大環境是凡都要親力親為，努力奮鬥，則勤奮將成為主流，這種社會培養出來的人，其第一天性恐怕就是努力工作。相反如果什麽都有人代老，好貓也要變成懶貓。環境就是個大染缸，人浸漬其中難能潔身自好。不知不覺中原本優秀的也會被不良的環境淹沒。

中國社會現行五級權力機構：中央、省、縣、鄉，並實行黨政雙首長製。從鄉鎮一級行政機構開始，不論貧富，黨政一把手即配備專車專職司機，如果配車是社會發展和工作的需要，那麽專職司機則是對社會財富的浪費。按規定區局一級行政機構的黨政一把手就可配備專車、專職司機和專職秘書。縣一級地方政府的黨政一把手理所當然要全配備，有的地方副職也是如此配備，要知道，一個縣的副職常常也是成打的，如遼寧鐵嶺市（縣級市）300多萬人口有9個副縣長，20個副秘書長，而河南新鄉市500多萬人口有11個副縣長，16個副秘書長，6個調研員協助副市長工作，黨政機關冗員多得紮堆，上班打麻將可以湊幾桌；國家級貧困縣安徽霍山縣出過11名副縣長，山東濱州市沾化縣任命了15名縣長助理。而縣裏各局的局長按條條自然也是配有專車與專職司機和專職秘書。這隻是縣一級機構的狀況，上一級機構自然無用言說，全國有2200多個縣，比照國家各部、委、辦、局的機構設置，臃腫龐雜，世、史所罕見，凡外國有的機構都有，外國沒有的也有。如果就此以為中國的行政機關辦事效率高，嚴謹細密、產品質量超群，那就大錯特錯了。這些單位名稱雖不盡相同，做的事情差不多完全一樣。名稱的差別主要是為了劃分各自的勢力、利益範圍。每一個縣大概有四十多個行政部門和吃皇糧的事業單位，可計算各級行政機構龐大的專職司機專職秘書隊伍會對社會財富人力資源構成多大的浪費。到更高一級的行政機構，這種浪費更是驚人。據《新快報》報道，中國官員在全國政協三次會議上說，中國官民比已達1/26，比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和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也是創曆史紀錄。在官員人數不斷增多的中國，越是落後的地區在官員的比例占得越高。河南《大河報》的一項統計表明，到1999年為止，陝西的官民比例為1：34；河北為1：40；河南為1：41；山西為1：27；寧夏為1：24；青海為1：22。在山西32個發不出基本工資的縣中，有8個縣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寧縣為1：13。更有甚者，陝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養1個。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據能看到的資料,中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為19·03%遠遠高出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8%、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從1978~2006年的28年裏，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增長了140多倍，所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也從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行政成本逐年攀升，高居世界第一，正向萬億邁進。2004年中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4085億元，與之對應的公款吃喝則在2000億元以上，官員公費出國消費約為3000億元，這三項費用的總和高達9000億元以上，如果當年的財政總收入按30000億元計算則超過年財政收入的30%，成本實在太大了。不僅如此，近幾年公仆門消費又有了新招，出國考察、學習、培訓的費用都轉嫁給轉製企業，自然鄉鎮一級隻好由那些艱難困苦的農民來買單。

中國不光官多、化納稅人錢多、辦事效率低也是世界之最，而且犯罪率亦創世界紀錄。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的報告：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幹部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一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根據2005年的“兩高報告”，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除此以外，中國還蔓延著“法網柔情”、濫用緩刑的不正常現象和趨勢，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緩、免”的濫用，無異於放縱腐敗、姑息養奸。據最高人民法院新近提供的數據：“過去5年中中國法院對12萬人進行了腐敗判決，比前5年上升了12%。”腐敗的規模估計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3%，問題已是非常嚴重。如果再不能控製官員的腐敗，將不可避免地危及中國的經濟發展。腐敗失控，損害到了關鍵的政府機構，加劇了公眾的憎惡情緒，增加了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對經濟構成了嚴重損害，放大了大規模的危機風險。

一懶二貪三犯罪的“貓功”在中國當今社會已不是“個別敗類”，數據顯示了規模，一部分官員的確扮演的並不是維持社會公義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這可能是當今中國公仆道德權威江河日下的主因，也許到了該清理、精簡隊伍的時候了。

 

那件  難以扯下來的“皇帝的新衣”

 

五十年前“畝產水稻一萬斤”的衛星，至今，經過科學種田，雜交改良，不過2000斤。業已證明是假話真說，謊話騙人。

語言騙人，已是毋庸置疑的非常高效工具。人類在進化出語言的時候，也梢帶著產生了這個副產品-- -假話。進步到現代，說謊已是最容易不過的事了，而且很多時候都成了一種習慣，有必要時，想都不用想便能脫口而出。比如我們誇朋友的妻子，“你的太太真漂亮！”誇鄰居的孩子，“你的兒子真聰明”之類，盡管大多數時候是言不由衷，但讚人利己，聽者雖有自知之明，但也樂於接受。當一個人患上了絕症，為了減輕他的心理壓力，醫生和他的家人往往故意撒謊：“別擔心，你的病並不重，治療一段時間就會好的。”這類假話很有人情味，是現代社交中的假話真說、是必要的善意恭唯。它絕對不同於騙子前言難園後語的連篇謊話，也完全不同於大言不慚的某些政客利用意識形態作為遮羞布，來掩蓋其非法的、不堪的黑幕。前者騙術禍害的可能僅僅是個別或小範圍的人，後者遭殃的就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

凡謊言都會有破綻。說謊者必須記得什麽時候、對誰、說過什麽謊話，還要隨時找對策圓謊。當笫一個謊言撒出去之後，那就意味著你早晚必須用另一個謊言來自圓其說，第二、三個謊言便會依此衍生。事實上我們的記憶力還沒有發展到能圓所有謊話的地步。一不小心說漏了嘴，便會讓人捉住馬腳，嚴重的話，要付出信用成本。騙財騙色則遭受道德和法律的製裁，而利用權力說空話、假話、謊話，顛覆的將是公信力的基礎，從而留下了眾人反對的火苗。

京奧開幕式“林演揚唱”和那幾個“腳印”，讓全球觀眾透過電視轉播看得目瞪口呆、心花怒放的大型娛樂表演本來就是一場視聽之娛，對這樣的表演而言，“造假”不僅無傷大雅，而是順理成章，甚至天經地義。問題在於，明知西方媒體千方百計在找茬子，對中國的事情總要橫挑鼻子豎挑眼，恨不得雞蛋裏也要挑出骨頭來，一樁小事都會借題發揮，鬧成世界風雨；明明知道國際上有人責疑中國造假，還要偷步出招，將低層次作假轉變到國家層麵，向世界和國民解剖了自己的靈魂，給人的感覺好像“習慣作假”，這不是不講政治的低能和弱智麽？假如西方媒體都不公道，都帶有成見，那麽，一聯串具有負麵的“料”將自己的鄙陋赤裸裸地呈現出來，供人口舌，製造轟動新聞，貶低中國，難道我們就不應該檢討和整肅一下自己麽？

真也假，假也真，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以假亂真，真假混合，亦假亦真。像魔術表演一樣，明知是假，也十分樂意去欣賞、享受，寧願相信它、接受它。這種假並不傷大雅，作假的意圖又不損人，相反還增添了生活情趣讓人們可以和藝術家一起去興奮、流淚，在魅力中、夢幻中度過快樂時光。然而，有些謊言作假是以損人利己為目的的，完全無視社會公德和責任。

中國食品造假成毒防不勝防，肆虐的曆史至少也有幾十年了。單就奶品而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有牛奶摻尿素和洗衣粉事件發生。2003年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導致大頭娃娃患者66個，死亡8個。當時的國務院付總理、全國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組長吳儀，在全國食品安全專項整治電視電話會議上講話：“要認真吸取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的教訓，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深入開展食品安全專項整治，整合監管力量，加大監管力度，嚴厲打擊攪亂食品市場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讓人民吃得放心。”在眾目睽睽之下，話說得真好，也很堅決到位，是真話而非謊言。

公信力最終在於行動的結果，而非再次重複錯誤時的誠實。善良的老百姓並不是天生多疑，一次次對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不斷下降，而政府解決社會問題時又缺少新的製衡手腕、錯施和新的製度建設及有效檢管來保證，疑惑和無奈的弱勢老百姓還是寧願選擇相信而等待帶來好結果的東西。

然而，當今中國的許多官商企業家，不知規規矩矩將本求利，而是馬馬虎虎摻假作弊。出了問題就行賄，官商勾結，移花接木，利用職能部門、監管機構手裏一條一條的權力，把犯法行為變成行政問題，把行政問題轉化成黨內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換個地方官升一級，照樣呼風喝雨。

利用權力借口內外有別，一手遮天已經成為一種手法、一種習慣、一種常態、一種製度、一種潛規則。許多做官的不知服務人民是天職，而是官腔官調，官氣官威，不願意也不可能接受人民的心聲，“永遠正確”，於是官僚體係帶動進步的功能遂告喪失。在上行下效的風氣下，整個社會遂迷漫者“不坑人白不坑”、“不吃人白不吃”，隻要弄到錢，什麽都不怕，一切都能擺平、一切都無所謂的虛無氛圍，當然也造成了沒有價值底線。正因如此，悲劇的重演卻又一次沒有被阻止。

4年之後，美國從中國進口蛋白粉的寵物飼料引起動物死亡事件，才從飼料中檢驗出三聚氰胺。隨後中國也證實了這個結果，於是國家質檢總局就在全國開展了包括奶粉和液態奶在內的12個類別的食品三聚氰胺專項檢查，當時未檢出三聚氰胺。真不知道他們怎樣檢查的，真查還是走過場？不實還是瀆職？權錢交易還是另有隱情？事實上，三聚氰胺為禍的時間並不短，現時眾多的問題食品已經說明問題。難道這些黑心食品都是在這次檢測後，貪婪的紅頂商人才突然發現“新大陸”。令人疑惑的是，居然還讓違法的企業連年拿到“免檢”的榮譽？讓公權力的印章成為恣意害人的執照。

虛假總是經不起時間的查驗，掩蓋真相所要化費的代價往往超過作偽給人帶來的利益。現在老百姓對國內的食品愈來愈不放心，幾乎對所有的食品都持有戒心，每天不知道吃什麽好。“奶粉門”事件後（2008年9月19日）溫總理指出“要切實加強對食品研發、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監管，大力整頓食品行業市場秩序，堅決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確保食品質量安全，讓人民群眾吃得放心。”責任的態度很不錯，責任的行為如何？明天會怎樣？看昨天。

我們有這麽龐大的政府機構，而且人家都說我們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是一個可以令行禁止的國家，竟然不能及時處理這樣的問題。這反映的是中國文明的衰退和崩潰，靠權力人的個人意誌已經不能改變行政現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經成為今日中國弱肉強食的生存之道和營運法則，隻要我過得好就行了。整個社會的信息係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製性的對信息的扭曲。“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幾乎可以說是比官方統計數據還可靠的現實。講一套，做一套，陽一套，陰一套，做人、做事缺乏道德和責任底錢的既得利益者，怎麽可能把到口的“美味”放棄掉？“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動跑掉”。貪權、貪名、貪財，為了金錢和利益什麽事情都可以去做，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一切用技巧或手法所得都是準許的，欺騙也不受限止。浮躁的炫耀，不過是件“黃帝的新衣”。少數說出國王沒穿衣服的孩子會被人訕笑或遭到痛打，童話中的兩個裁縫成了一些人追求的目標,在民主或集權的製度下就是這樣。現時中國官員們的首要目的是讓上級滿意而套利，說和做都是自私的卻也不用完全真實；企業家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務員仿佛已經得了道德貧血症，需要檢查和治療。

 

權責失衡是張多米諾骨牌

 

世界上無論任何政府、單位、公民都擁有自己的權力，同時負有自己的責任；但擁有權力者在行事過程產生的危害性，自己就要負有相應的責任，譬如有法律規定的責任、有社會公德的習慣責任；這樣行使自己應有的權力和負有自己應有的責任，其權責就處於平衡的狀態，就有益於國家、社會和自己（政府、單位、公民的自己）。如果任何政府、單位或公民自己擁有的權力不受製約，隨心所欲，卻社會不能抑止權力的濫用，是危險的、會帶來危害性，這樣就會危害到國家、社會和自己，這樣的權責就處於失衡狀態，這個社會就會解體。

6·28·貴州甕安縣一位17歲少女的死亡，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群眾性的騷亂，憤怒的人群燒毀了警車，衝擊了公安局和縣政府。人們相信，這個縣三中女生並非僅僅死於溺水，其中另有隱情，當局一手遮天，掩蓋真相，公布的結果，明顯渉及了地區權貴部門的包庇，引起的憤慨衝破了人們難以容忍的底線 ，再也不願再被愚弄的宣泄，是對強權壓製和迫害的反抗。

這場騷亂無情地表明了這一現實，中國社會深層的內部矛盾正在不斷惡化。問題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民怨也不可能因一件是非就能積聚，民意也決不是一、二個下三流的敗壞份子所左右，相反民憤將會因一件不平事端而噴發，人們集結街頭，既是對於死者的同情，更是長期欺淩積鬱不滿的宣泄。地方統治階層的用權過程處於過大或過小，處置失度，強權壓製甚至迫害，引起的民怨、民憤、民恨積澱，超過了人民普遍難以認可的極限，就容易造成民反。官迫民反都起源和發展於權責失衡，它的以暴易暴的抗爭爆發時間，是由統治階級對權貴失衡的修複度所決定，如對失衡權責修複得及時或成效高，它維持平靜的時間就會長，否則就短。

權力是人民給的，如果統治官員隨意性地使用權力，並將權力化為私有，繼而將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血汗占為私有；然不顧人民的權益受到侵犯，隻顧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或為了鞏固權利就隨時隨意地侵犯人民的合法權益；或不允許人民說真話和講理，隻允許官僚說假話和做違法事；或有意無意地放任官員在行政過程出爾反爾和巧立名目侵犯人民權利，或借搞愛民親民護民、消除官場和社會腐敗的形象工程掩人耳目。如人民尋求保護合法權益而文明理性時，官員則假仁假義同情一下實為違法處置，言行過激時就扣帽子，如無政府主義、擾亂社會或公務······；如人民行動過激就采取強力控製，事後定性為暴力事件，抓關壓。其實，這都是統治權力有意無意地縱容腐官、社會惡魔逼使良民百姓要麽上梁山，好人違法，否則背井離鄉，這唯有癡呆愚鈍和盲聾啞人，受到淩辱才不作抗議反應。

甕縣事件政府公布的調查結論引起民眾強烈不信任，根源是地方當局對於民眾的粗暴，埋下的積怨及諸多長官和下級公務員，用高壓和欺瞞的方式來對待民眾與官方有著瓜葛的利益糾紛，贏家總是權貴們。這裏的權錢交易，強凶霸道，或衙內欺男霸女，凡此種種的違法亂紀事件，主犯、共犯總是搖晃幾下，把犯法變合法，又重新站了起來，魚肉人民。民怨累積、集聚飽和呈臨界，此時隻要再有一點點誘發力，自然就會噴發出來。其後果就像已經拉開到臨界距離的多米諾骨牌，隻要一點點外力讓一張牌倒下後麵即將倒下的骨牌就會一大片。

權力的集中也意味著責任的集中，它等於把所有社會矛盾都攬到自己的頭上。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決問題的機構，那麽，政府也成了問題得不到解決時唯一受到衝擊的機構。這個機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都是為黨權而設，以黨權為霸，官權為王，掌握了黨權就掌管了一切，因而行政一班人都是由黨員為主體組成，他們的權責大多數情況下隻受黨的製衡而非法律，在內外有別的掩蓋下官員犯法不與庶民同罪。紀檢的終極目標就是家醜不外揚。第三方監督的缺失或虛設，自己檢管自己的有效性，從諸多弊端和惡性事件的蛛絲馬跡中已見端倪，更新調整權責製度製衡已成當務之急，然而，我們的執政者仍然缺乏克服有效政製的想象力，確切說，權力分立製衡的概念。

製度、法律、政策和執行手段的有效性在於製衡。西方國家靠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來互為製衡。各用各的權，各盡各的責，有權就有責，用權受監督，不作為就下台，犯法就坐牢。

一個人要看清自己的臉麵，除了鏡子，當然還可靠別人的眼睛，不過自己照鏡子也不失為一種好辦法。如果你自己的臉都不想看清楚，那麽，要鏡子或別人的眼睛還有何意義？仰承上旨的機構，雖有責能之名，卻無獨立之實，即使多而全，沒有權責製衡，不是聾子的耳朵就是三個和尚沒水喝。這樣，權力層的自律、自製能力必然軟弱，而法律又站到權力一邊的時候，就要看政治的顏色，濫權貪汙無罪，欺壓百姓有理，把好處都給親信，將公權力為少數人牟利，既盜用了公權力，也背叛了公權力的授於者，在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允許。

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戲，隻有最天真的人才會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實話實說，可是豪言壯語也有說的規則和技巧。政治家不能隨便亂說，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會“像鬼魂一樣走來纏住你”，當你說得得意忘形時，別人像傻子一樣張大嘴巴想信了你時，那一定是最享受的時刻，雖能一時爭得民心，但往往弄巧成拙。人性本善，如果你隻不過是玩嘴皮，老百姓由信到疑，由疑生戒，有戒成恨，忍無可忍時就反，盡管時間上會有一些延遲，遲早的事，物及必反，曆來如此。

權勢是變幻不定的，隻想保持繼承祖業得到的權勢難以長久。創業難，守業更難。時代在進步，思維在變化，一成不變的模式已經難以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政治現代化迫在眉睫。一個係統要繼續存在下去必須具備一種功能，即對促進係統穩定的因素加以激勵，對破壞係統穩定的因素加以抑製。作為社會，必須提倡維護社會的行為準則，必須懲治反社會的傾向。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除了道德還有對不當行為的製衡，前者靠教育，後者就是社會人必須遵循的原則---法律。遵紀守法在一個公平社會裏對任何人都是一視同仁，不存在責人嚴責己寬，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能因為一個人隸屬於執政團體的身份，就不向他治罪。一分罪，一分罰；十分罪，十分罰。不能讓敗德的價錢將法律買到自己這一邊。

當司法站到權力、錢幣的一邊，貪腐濫權必將導致社會矛盾全方位激化，付出的代價是政府的公信力。甕縣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公信力急速走下坡的再好不過的反映。一開始，地方政府部門漠視死亡少女家人的請求，敷衍了事；而公眾則責疑政府公布的結論是假象，根本不想信，加上長期積怨的強力不滿，而官員們理性下降，攻擊性增加，習慣性反應就是壓製事態，以免影響自己的仕途。沒想到壓製不成反而激起更多的憤怒，民眾由於長期沒有表達權益的渠道，政府、信訪、法院都是一個鼻孔，唯有通過暴力行動才能泄憤。

這時，更高一級的政府露麵了，為了平息民眾的情緒，不得不在不到十天的時間內對一個17歲少女的屍體進行三次解剖，以提供更權威的報告，同時大刀闊斧地撤了甕安四個領導的官職，並查處群眾騷亂背後的“黑惡勢力”以作某種替罪羊。這固然有利於平息民憤，但仔細想來，這本質上還是“權力”的勝利，而不是“權利”的勝利，因為“撤官”的主語還是“上級官員”，而且這個“主題”還有“丟卒保車”之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萬不要忘記這種教訓。中國過去的積習和現在的政治生態，社會矛盾正在激化，那種“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給你一個說法”的惡性事件也會逐漸增多。如果還是隻重經濟發展而不注意政治道德、政治操守、政治製度的改革，仍按老的遊戲規則玩下去，一切照舊，雖不能讓“密室政治”曆史馬上完全終結，但後麵即將倒下去的骨牌可能會讓前述名題更為確定。

要給民眾說話的權利、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當家人也需要傾聽家人的聲音,不能把所有的“泄氣閥”都關閉起來，媒體、社會團體、立法機構、不同層級的政府、獨立的司法體係等等，讓人民遇到糾紛或有怨屈的時候有地方去說，有地方釋放情緒，有地方訴求利益，有地方正義發聲，有地方維護公正，這樣，我們的國家才真真抵達了政治現代化的門坎。

 

煞停A錢遁形已是當務之急

古今中外，不同社會的人，都有著擴大自己利益的本性，在製度不健全，法律和政策粗疏、執行力度不足的社會，極容易為貪婪的人群開了方便之門，利用公權力謀私也就成了最自然不過的事了。人類最大、最嚴重的貪婪從來都源自權力。金錢和權利非常容易給合在一起，狼狽為奸。權力往往倫為金錢的保護傘，金錢反過來往往成為權力的潤滑劑。權力和金錢之間的相互共同體，利益共同體，這樣一種關係從而也就形成了“紅黑互惠”。用‘紅色外衣“掩飾違法犯罪的實質，憑借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操控社會的正常運轉，甚至影響政權的穩定。這種”互惠“業已成為當今基層官員當官的終極目標，並已經成為侵蝕中國國家政權的最嚴重的因素。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問題的根源還是掌權者自身。

中國人的急富心態，顯然是由於“均貧富”、“吃大鍋飯”，獎勵了懶漢和痞子，讓人民無心生產而解放生產力成了均貧而鑄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也容易在這種口號的背後，則是煽起了社會攫取財富的極度渴望，隻想如何一夜暴富，如何一本萬利，如何一日成名，於是在強烈目的引導下，混水摸魚，取而代之的是弄虛作假，巧取豪奪，貪贓枉法把公共財富撈進自己的腰包，造就了千百萬暴發戶；重功利又導致忽視社會對道德的激勵功能，其結果是使法律喪失了可操作性。圈內圈外雙重標準，圈外個人的權利毫無保障，圈內權責可以犯科作奸，持權便可以順理成章地使犯法成合法，要求社會成員“毫不利己”並不理會大部分人過怎樣生活，使富人富得流油，窮人窮得叮鐺響。

財富的積累是漫長的，一個富豪的生成往往都要通過一生甚至幾代人的辛辛苦苦地耕耘。世界發財最快的可能就是戰爭的掠奪，不過發動戰爭也要有很長準備時間，而能不能打勝還不一定。人類曆史上從來也沒有像現代中國發財發得這麽快、這麽容易，最初發起來的是計劃內、外價差的一紙批文的作祟者；苐二批就得靠內外勾結的走私；第三批利用的是國企轉製；第四批則是土地買賣和房地產；第五批靠股票上市、金融詐騙和公款私吞；現在是黑礦黑廠的偽劣造假；接下來不知又要用什麽新招？為了富起來的手法層出不窮，真是千變萬化，無所不用其極。中國富起來的確比西方人容易，間直不非吹灰之力，而且越來越大型化、惡性化，其特點都是官商一體，利用在手的公權力，把國家或公用資產、採購契約等私向授受給特定的親友及公司進行竊盜，互利互惠，“大竊盜國”。它造成資源錯置、經濟活動被扭曲，其禍害遠遠超過賄賂。這是貪腐的升級，禍害的升級！

中國先富起來的富翁發財的手段也愈來愈多，腐敗的政府官員，勾結腐敗的商人，共同掠奪國家的財富，而且有腐敗的學者和許多公共知識人散布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給他們製造合法性，自己也能分到一點點。就這樣形成”金三角“，共同操縱媒體，演繹得淋漓盡致。自以為高明，其實還是有很多破綻，旁觀者清，讓人拎出了小辮子，受到了懲罰。震懾了一些腐官，害怕“東窗事發”，為無後顧之憂，在權力層和行業集團裏的一些腐官比他們的“前輩”師兄、師姐更狡詐，挖空心思進行了創新，那就是一旦有風吹草動，腳底抹油外遁。

據商務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中國外逃官員每年大約為4000人，共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而中組部調查，幾年來中共高官家屬及其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共108萬人，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貸款，，用現金買房、買豪宅、買跑車。

因為中國貪官的大量湧入美國，使得洛杉磯、紐約、加利福尼亞等地的正常經濟發展都受到了影響。近年來，美國聖蓋博穀，來自中國的巨額購房款比過去增長了四成左右，且購買的均是百萬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購房者常常一次性現金付清。這讓該地區高檔住宅的價格上漲了一倍。中國外逃貪官抄熱了美國房價，引起美國聯邦國稅局的重視，開始懸賞鼓勵民眾踴躍揭發中國貪官。

可恨，加拿大竟然完全不理會，全球反貪運動重重要一環--洗錢，讓加拿大的溫哥華成了中國貪官外逃的天堂。最早逃來的走私犯賴昌星除了肥了加國的律師外也浪費了加國納稅人的錢，中國公安人員跑了好幾次加拿大都成空手道，為了一紙談不到一塊的引度條約，各懷鬼胎，互相推諉，令人費解。接踵而來的是中銀黑龍江哈爾濱何鬆街支行前行長高山，在職期間拿銀行的錢十幾次出國，明為考察實為安置老婆孩子移民並為自己找好後路。待老婆成功進駐溫哥華“大奶村”後，就把國家和老百姓的錢，共十幾億人民幣分批偷匯至加拿大多個賬戶，然後宣布和妻子離婚，成功後則稱身無分文，理所當然去靠前妻救濟生活。演似天衣無縫，其實漏洞百出，明白人一看就清楚，這個人在幹什麽？明擺著的事，那麽些上司和監管部門不知幹什麽去了？高山的遁逃隻是開了先河，隨即，貪官們紛紛效仿，他們先以各種名目將妻兒移民他國，沒有後顧之憂後便開始肆意斂財，撈到杯滿盆足就溜之大吉。陝西省政協原付主席龐家鈺早在2002年獨攬大權時就將妻兒移民到了加拿大，至今已有7個年頭，自己獨身在國內繼續當官，實在貪得太凶，踩了紅線判刑12年。好不容易終祘逮到一個，國民無不拍手稱快。中國網民更要求政府徹查有多少官員的子女或老婆在國外，自己還在國內做官。想法雖具合理性卻不具可撡作性。不過，領導層不會視而不見，必會“適時”成為打擊腐敗的一個目標。法律製裁祗能針對已發生的事實，如何從源頭上予防才是最最重要的。

為什麽西方世界沒有A錢外逃的政客，關鍵是他們建立了政治上製衡的機製，並有諸多民間團體和極強的媒體力量的監督，加上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素養，使國家的管治能力有極高的水平，想貪也無門，貪了也跑不掉。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政府公信力將麵臨赤字的挑戰，現有體製已經難以杜絕官員的貪腐，從本質上節製了治本的可能性。反腐不能再靠人治，不能靠最有權力的人的個人意誌，而要靠客觀存在的機製。客觀的機製包括製度建設及製度創新和媒體監督。製度、法律、政策和執行手段是立國之本。管製越多，審批越多，腐敗越多。政府、工商、稅務、海關、衛生、質檢······的官員除了審批權外，還可以將其解釋的義務化作權力換到利益，則貪腐永存。最後的結果就是生產力破壞、社會難以安定。因此，權錢交易的怪圈再也不能存在了，必須予以無情打擊。用權責製衡作重點進行政體改革，厘清黨政責能，還監督權於民；強化官員的問責製，當官要為民；財產申報製，銘記撈錢無恥；製訂國籍法，不允許“裸體做官”；開放媒體,讓人民講真話，禁止不同聲音，限製內部對話不智，把話說出來比悶在心裏好；加強德品教育、要有公務員行為規範法規細則，約束官員循規蹈矩。如果政府還是最後才知道事情的發生,這個政府就不會有公信力、也就站不穩。

 

丟掉誠信  動搖了國本

 

人在社會上生存所必須的行為準則--道德，如果總是和利益水火不相容，那就不能成其道德了。誠信是一種道德，對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皆然，如果一個社會懲罰誠信，獎勵作偽，那自然規律會對這個社會施以報複，所以道德是社會不得不提倡和維護的。

誠信，被譽為人的財富，也被譽為人的第二生命。誠信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甚至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得到普遍認同的美德。重視誠信是西方社會的道德風範。然而現時的中國社會誠信意識下降成了一個普遍的社會趨勢。“破窗效應”將會毀了我國的軟實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道德的負麵衰敗會使整個社會失去誠信、失去長遠思維能力。據中國民革安徽省委員會，2006年對合肥市上千中小學生誠信度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在個人誠信行為方麵，隨著年齡的增長誠信出現負增長，小學生的誠信優於初中生，初中生優於高中生。

調查數據表明：小學生沒有完成作業時，83%的學生會向老師說明情況；考試遇到難題而你前麵同學的答案盡收眼簾時，83%的小學生表示會繼續獨立思考；如果在圖書館或閱覽室看書，發現好的或感興趣的內容時，87%的小學生表示會摘抄，僅有一名學生回答“悄悄撕掉”。而中學生群體中，從來沒有“考試作弊和有過作弊想法”的初中生為33%、高中生是15%，超過60%的學生“偶爾”作弊；如果老師向你了解某些同學課堂紀律的具體情況時；14%的初中生竟然選擇“避重就輕，不說真話”，這個比例在高中生高達22%。

中小學生是這樣，大學會怎樣？

2005年9月的“中國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對892名大學生進行的抽樣調查，有82·74的大學生承認有過作弊行為，包括夾帶紙條、傳遞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如使用手機互通信息）等，甚至還有教授泄題。另外，2005年12月的“東方早報”稱，有近六成大學生承認從網上抄襲論文，甚至有專業的網站買賣、代寫“優秀本科畢業論文”。2006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公布了一個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80位博士學位獲得者當中60%的人承認他們曾經化錢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認曾抄襲過其他學者的成果。

真正的研究，需要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但是成果壓力和經濟利益的雙重驅動下，沒有多少人願意十年寒窗熬出一個成果；也沒有多少大學給學者這樣的空間去做學問。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爽。中國現在培養的十多萬博士生，其中不乏學風不佳的水貨，他們有一個博士桂冠，所以他們將會充實到大學和科研機構，有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養出更多的不合格的博士，這就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怪圈。學術環境惡化，類似上海交大陳進等的“漢星一號”造假醜聞也會日益增多，學術水準和科研能力日趨下降，動搖了中國科學，未來將迫使中國的科技界領袖要麽選擇清理門戶，要麽使學界更加混亂。

近年來，在中央提倡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選拔幹部時，已明確把博士學曆作為一個優勢條件。然而，這一原本體現國家對知識和人才尊重的良好舉措，卻在一些地方和部門走了形、變了味，“博士大躍進”浮躁之風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這場由官員和高校擔任主角的“二人轉”中，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曆謀資源，“博士帽”變成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同流合汙的籌碼。一些缺乏獨立精神的高校將學位化為獻媚的禮物，得到了項目、經費和資源，成為“博士帽”批發商；不少官員也憑借職權，將“博士頂戴”輕鬆加身，以圖在今後的提拔升遷中，讓“博士帽”兌換來更高級別的“烏紗帽”。

年齡越大，誠信度越低，幾乎已是當今中國不容置疑的事實。

學校曆朝曆代都是高雅聖潔的殿堂，厚德樹人、浩然正氣的清水衙門。昔日，北大朱自清教授“不為三鬥米而折腰”，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因考分不夠進不了蘇州中學，抗戰時期由北大、清華和南開轉遷雲南組成的西南聯大，那裏走出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振道和揚振寧，以及其它一大批一流學者如殷海廣等。在抗戰的艱苦時期，中國知識界頂住外界壓力，選擇了集體遷移的方式，無非是為中國的長遠發展保留火種。

盡管中國在九十年代末提出了“科技興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但是目前看來，中國距離這些目標越來越遠，因為在現行製度和扭曲的市場機製下，教育明為國家和社會，實是為了賺錢，很多耳熟能詳的東東，不是被誇張就是造了假，大學沒有自由的精神，學者沒有獨立的思想，學校不重教學重創收，不重學術重權術，虛假引進、學術亂倫、買賣論文，基本喪失了學術道德和倫理，抄襲造假成風。

學術作偽、權、錢剪斷了智慧的翅膀，動搖的是國本。我們能獲得百枚奧運獎牌，而本土科學家就是不能獲得諾貝爾獎，哪種缺憾都是複興大國的不足。體育獎牌畢竟是一種低水平的身體素質較量，而諾貝爾獎的獲得完全是智慧的角逐，更體現一個民族和國家經濟文化和科學實力的水平，它的獲獎才能撐起民族的脊梁。如果我們對待基礎科學研究能像辦奧運會一樣的投入，作出的貢獻才會對人類整個文明、社會進步有革命意義，撐起的門麵遠比體育金牌更有光彩。

中國社會大約有五萬張大學畢業假文憑，一種是“假的真文憑”（用權錢交易或用替身找槍手注水貨）；一種是“假的假文憑”，網上的明碼表價：大學3500元，碩士13000元，路邊小攤分別隻要300~500元。沒想到，現在作假文憑已漫延到北美，據加拿大電視台報道：多倫多製作的假文憑，年約3000張，標價為3000~6000加元，因為中國留學生喜歡，帶回國派大用。近期英國也在清理門戶，目標是“中國造”文憑，多沒麵子。文憑作假已不是僅僅道德倫喪層麵的個案，而是權、錢扭曲下套權、套名、套利的中國社會普遍共識。我們好不容易才摘掉了“一窮二白”和“東亞病夫”二頂帽子，不要又被戴上一頂“造假欺騙”的帽子，這頂帽子同樣會讓崛起的中國再次趴下。

進名校就是套近名利入場券的第一步，接著就是設法混進那個圈子，當然，這不能光靠嗣子們潛移默化的“靈性”，重要的可能還是他們的“血統”。名校、靈性、血統，有了這“三寶”，踏進權貴、新富、知識精英、藝術家、娛樂名星和傳統遺老遺少的後人組成的雜交人群也就順理成章。他們聚集、集中於幾個中心城市，活躍於某些以奢侈為榮的場所，以名校、名人、品位、職業，派對相佐，豪擲自己的資本：金錢、青春、身體、才華或性與醜聞。他們是觀眾，也是演員或導演。燈紅酒綠，全憑他們各自的“能耐”，可能到頭來成為“混子”，可能竹藍打水一場空，也可能成功躋進那個圈圈。

行為受環境影響。一個社會，若營造出一個講理和誠信的大環境，並對欺騙作偽采取社會認可的措施（懲罰），則傳統道德將成為主流，公民的行為規範無可指責，要在他們身上找到一絲一毫的“劣根”痕跡就難，這個社會培養出來的人，其第一天性恐怕就是誠實做人。

中國人從小學到大學，然後當領導、或成博士、做教授、作研究，一路都是造假氛圍，那個高喊“狼來了的孩子”，不再遭人白眼，耳濡目染，讓人習慣，久之，老百姓和學生一樣都習以為常地講點假話，一點恥感都沒有，根本意識不到品德比權、錢更重要。相反，很多人還覺得他們很有能耐，其實既無人品也無學問，隻有沽名釣譽的本領，這就是中國整個大社會價值觀的大倒退。無法想象失去誠信價值的社會如何能夠健康發展生存下去。

西方國家很重信用，其完全的信用體製規範著人們的行為舉止。信用就像護身符，沒有它，寸步難行。如果某人對他人撒了謊，那他將終身得不到別人信任，如果對社會作了一次假，例如納稅、求職、報考大學、申請綠卡等作假，那麽撒謊者的“社會信用度”就等於判了“死刑”。任何記錄不佳的人，在西方生存很困難，如無法從銀行貸款，辦不了信用卡，購房買車會遇到各種麻煩，甚至開通電話和手機也會四處碰壁。作假欺騙者在西方是難以藏身，任何合法居住的人都有信用記錄。有關部門隻要把你的社會安全號輸入電腦，就可查到你的信用等級。欺詐者休想蒙混過關，所以西方人不願為了騙取一粒芝麻而丟了西瓜。

西方作假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它會使商家倒閉，也會使平民百姓身敗名裂，但政客為欺詐付出出的代價要小得多，往往一句“工作失誤”或一句道歉就搪塞過去。如，建立在謊言上的伊拉克戰爭和貪婪的華爾街製造的金融海嘯掏空了全世界的口袋。這些“無代價欺詐”不僅害苦了美國人民也殃及了無辜的全世界人民，當事人一個“哈哈”不了了，走人，但它既毀了美國國家形象，也使全世界各國從相互信任走到了“我憑什麽信任你”來反思美國的霸權。西方老大從此也要當得不那麽爽了。

西方誠信的形成，既得益於誠信教育，也得益於社會的大環境，但更受益於嚴格的監督機製。因此，中國的教育體係也應教授良好的行為規範和優秀的中國道德文化。如果這樣，春又來了！記得五、六十年代，還提倡過全社會學雷鋒，提倡過五講四美，進行道德教育，而現時中國，有誰還來關心這些？個人、群體和社會運作係統陷入近乎虛無、類似精神分裂或人格分裂的狀態；心一套、想一套、講一套、做一套，已司空見慣，利用法規和規範的漏洞與缺失，騙、被騙，設計得天衣無縫，善良的百姓不知如何分辯是否黑白及左右前後。明知虛偽不誠實，掩藏了真相，也不敢啃聲，更不知如何保護自己，隻好聽天由命，各掃門前雪，正義無法聲張，歪風得不到打擊，這隻能說明社會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上出了問題。它已經不能依靠泛教育來解決問題，應有綜合治理的思路（法製、教育、聲音）和決心，並用體製推動、體製主導的道德重建才有可能收效。

法律當然不能改變人心，關鍵還得有心靈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公共領域人際關係建設，當法律與教育結合互動社會就會有一個良性循環。一個有道德的社會可以做到這一點，一個講道德輕名利的社會能夠使貪婪之心越來越少，誠信度愈來愈高。

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在忙什麽？一是讓13億人的肚皮飽起來，二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功了，非常了不起。然而，社會矛盾在緩和了一段時間後，又變得尖銳起來。據聯合國統計分析：中國目前有0·4%的人把持著70%的社會財富，（美國是5%的人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了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年集體抗暴活動已經達到了八萬起以上，基尼係數已遠遠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危險點。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群中為數不少的“精英”不擇手段的積累財富，什麽樣法子都想得出來；公仆們為了分得一杯羹，利用公權力，權錢互惠、互動雙贏；一些公眾知識人幫著吆喝、吹啦叭、抬轎子，得點獎賞後，移居海外當“假洋鬼子”。這夥人談判獲取利益時，唾沫飛濺，眉飛色舞，講起政績工程來，得意洋洋，如數家珍，可有誰還記得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做人、做事的良知。職務道德已退居二線，他們隻想賺錢擴權，為自己或小集團、公司謀取暴利，國家、民族、民生、民事、好像與他們無關。誠實、正直、舉報、製止這夥人違法犯罪，已經成了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將誠信拒之門外的禍首，不一定全是那個革過命的中國文化，摧毀它的精髓也非一朝一夕。建政以來，我們的重點和注意力是集權和經濟建設，連串的政治運動，不但徹底摧毀傳統文化價值，而且連最基本的父母子女人倫關係也動搖了。

誠信受損的根源還是源自中國人的陋習--表現在官員、黨的幹部、企事業家、老百姓的身上。接踵而至的惡性事件，大多在商業方麵，有統計表明，近十年來中國被公開報道的人為汙染的食品，至少有60多種。一係列的醜聞不僅暴露出中國商人唯利是圖的缺德本性，誠實的隨意也暴露了中國企業生產、銷售及政府在品質檢測等各個環節上的漏洞。這種將管理機構、企業、專家機構混亂地捆綁在一條利益鏈上，必然導致上串下通的腐敗行為。後果的嚴重不僅影響國家形象，也削弱了中國的軟實力，而且已將危及國家安全，問題的嚴重，已經動搖了國本，絕對不能再姑息遷就了。

現在，該是我們扶正傾斜的社會道德價值的時候了。

 

注釋1：破窗效應

一個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它窗戶也會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麵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清洗掉，很快，牆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一個很幹淨的地方，人會不好意思丟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後，人就會毫不猶豫的拋，絲毫不覺羞愧。地上究竟要有多髒，人們才會覺得反正這麽髒，再髒一點無所謂，情況究竟要壞到什麽程度？人們才會自暴自棄，讓它爛到底。

美國紐約在80年代的時候，真是無處不搶，無日不殺，大白天走在馬路上也會害怕。地鐵更不用說。後來紐約用破窗效應理論，先改善犯罪的環境,使人們不易犯罪，再慢慢緝凶捕盜,回歸秩序。當時這個做法雖然被人譏為緩不濟急，“船都要沉了還在洗腳板”，但紐約市還是從維護地鐵車廂幹淨著手，並將不買車票想白搭車的人用手銬銬住排成一列站在月台上，公開向民眾宣示政府整頓的決心，結果非常有效。

警察發現人們果然比較不會在幹淨的場合犯罪，抓逃票很有收獲，因為每七名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二十名中就有一名攜帶武器，因此警察願意很認真的去抓逃票，這使得歹徒不敢逃票，出門不敢帶武器，以免得不償失，因小失大。這樣，紐約市就是從最小、最容易的地方著手，打破了犯罪環結，使這個惡性循環無法繼續下去。

這裏引出心理學故事，是想說環境使然，當前中國對道德的冷漠越來越甚，已經達到難以容忍的底線，必須趕快以教育和法治的兩手，雙管齊下有效阻止道德的負麵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