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升級了MADE IN CHINA

該升級了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依靠二大因素支撐，一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二是巨大環境生態損耗。正是依靠嚴重透支的勞動者生命福利與環境成本，“中國製造”才得以維持價格低廉的“優勢”成為“世界工廠”。

看起來強勢的“中國製造”，其實非常虛弱。中國製造在製造業價值鏈上所處的位置仍然集中於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出口，並未掌握製造業的核心技術，隻是在全球生產鏈的最後一道環節上組裝產品。在全球營銷方麵，大部分中國產品既沒有自己的營銷管道，更沒有自己的國際品牌。可以說，所謂“中國製造”其實是全球產業鏈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環，也是利潤最微薄的一環。

正因為如此，中國製造該改朝換代了。

 

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似乎已成現實。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在低端產品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供應鏈”，從日雜用品、服裝、玩具到手機已經成了主角，中國製造的普及度和影響層麵廣大，深入西方世界的家家戶戶和辦公室。2006年中國製造產品占全球商品貿易總額11.76萬億美元的8%，達0.94萬億美元。有望在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國（加拿大僅為第九）。這種低技術、低勞動力成本為最，高度吸引著外資及占領出口型國際市場，從表麵看，好孩子，數億中國人都在追求個人的成功；中國產品的大量出口也可能伴隨著相關外國資本的湧入從而導致匯率的提高和更快速的資金流出風險。中國製造的商品來勢迅猛，搶占了一部分市場，但進入市場競爭相持階段，光靠OEM（貼牌加工）和DDM（委托設計生產），沒有OBM（自由品牌營銷），影響了中國商品的市場形象；低檔次、低水平市場限製了中國製造持續發展和擴張。長此以往，前景不妙。

依靠日用百貨和服裝、鞋帽等來料加工、貼牌生產、薄利多銷產品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功不可沒，在新的2007年伊始被迫麵臨經營理念的抉擇。雖然有賴於人民幣對美元的比價升值幅度不大，但很多企業在出口上已漸漸很難通過量的多來贏得薄利。一些企業出於危機感，或者開始轉產高附加值產品，或者加強品質管理，這與上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在日元升值時期大力推進的轉型動向如出一轍。

據2006年6月19日，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山口發自上海的報導：江蘇常熟生產寵物狗項圈和散步用繩的常熟昌順寵物用品廠，一家隻有40名員工的小廠，管理人員說，用“小狗”不能獲勝，我們就用“猛犬”和“馬”取勝，以廉取勝。他的意思是現在主力產品單價1元（USD）左右的小型狗用繩，今後要開發大型犬和馬用繩。這家工廠下決心開發新產品契機就是去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6%時。這家工廠大部分產品銷往美國和日本。2005年這家工廠生產了500萬件產品，銷售額800萬元/年，每件產品的利潤也就是0.2~0.4元，人民幣升值6%，他們的利潤成了泡影。為了生存，單一產品已經不行了，必須盡快調整，把經營目光轉向目前美國需求較大、單價25元並可確保1元利潤的馬用韁繩上，該廠計劃2007年開始將主力產品轉換成大型犬和馬用繩。

浙江嵊州生產世界上60%的領帶，100%的真絲領帶，每條包含運輸總共15元（USD）的價格出售，便宜得任何一家美國製造商都無法賺取最低利潤。這家工廠用意大利高科技的製領帶機器生產，僅僅讓工人賺取了謀生的微薄工資，業主贏取極低利潤還得靠完善自己的製造技巧和以量多銷。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生存成了問題，以量取勝的時代結束了。2007年如何走出危機，隻能靠高科技工藝，增強品牌意識、轉換品種、勤於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創新和售後服務取勝。

從美國進口棉花，用德國製造的紡織機器，在中國土地上遍地開花的紡織工業為全球提供了1/4的T恤衫、牛仔服或鞋襪，價格便宜得令人nanyizhixin ，往往隻花西方同樣質地製品1/3~1/2的錢，價廉物美，讓人見到後想不買都不行。中國製造扮演著全球公司的最終加工平台的重要角色，2006年單紡織品的總產值達到了驚人的3230億美元。但是，中國這個紡織業巨頭站立不穩。人民幣升值、上漲的工資、原材料的高成本、運輸費用的提高以及美國和歐洲設立的貿易限製等因素，導致純利潤波動起伏，而柬埔寨、印度等國則發展成重要的競爭者。僅僅依靠幾乎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優勢，企業也難以做大、做強，充其量不過是隻軟腳蝦，爬不快也爬不遠。製造業發展已到一定程度，企業成功衡量標準不在於勞動力的價格，而在於研發、質量、配送以及一個完整的產品銷售到客戶手中並使其對所涉及的成本低廉；對售前、售中和售後的服務支持感到滿意。

紡織業是個低門檻企業，中國生產企業眾多且基本分散，規模偏小、沒有統一品牌，也無法與西方跨國公司拚比。我們不能把自己圈定在國際貿易體製和產業鏈的低端。必須從低端往上走，走大型綜合聯合之路，自主研發，創民族品牌，才能銷售更大、利潤更高，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紡織業巨頭。

中國已經有一些企業（如聯想、海爾）即將成為世界品牌。但是，大部分出口企業缺乏規模，缺乏自主技術品牌，依靠薄利多銷或仿製戰術。中國9000多家玩具廠，占世界玩具市場的75%份額，其中90%為中小企業，沒有自主研發能力，其生產的70%是委托生產（ODH），在核心技術、產品設計、軟件支持、關鍵零部件配套、關鍵設備和模具及品牌環節上，多數被跨國公司和中間商控製，“中國製造”隻賺小錢。就是這一點小錢賺得也不平靜，美國製造商一直抱怨“中國製造”讓他們陷入無所適從的窘境，美國政客也在不斷妖魔化“中國製造”，聲色俱厲要對中國產品實施製裁，掀起陣陣政治風暴。他們阻擋中國商品，為是隻是保護少數美國國產企業，卻犧牲美國大多數消費者的利益，這種心態是一種病（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增長的唯一秘訣是“政治讓開”讓企業家自己決定，因為企業家才懂得如何賺錢，政府隻是提供一個對企業友善的環境就好。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製造的商品占領美國市場的份額竟是美國GDP的9%，如此的占有份額不由美、中兩國政、經界一直不平靜，也怪不得美國製造商引發嘖嘖聲浪。

其實，“中國製造”會讓全世界所有人節省金錢已是不爭的事實。加拿大銀行經濟學家一份《中國對加拿大消費價格的直接影響》的報告指出：在2001~2006年間，進口中國產品使得加拿大通貨膨脹率平均每年降低0·1個百分點，它意味著給加拿大人的口袋每年省下了數十億加元。

統計顯示，自1995年起，加拿大除汽車外的耐用品，包括傢具、家用電器、鍾表、自行車等的價格就開始下降。到2006年，此類商品的價格比1995年下降了13·4%。半耐用品的廚具、服裝、鞋、玩具等價格從2001年下半年開始走低，隨後每年平均下降了0·8%。而同一時期，中國產品占加拿大進口產品的份額在迅速增長。1992年，加拿大從中國進口的服裝隻占其服裝總進口的18%，到2006年這一比例已上升到50%。1992年中國傢具在加國市場的占有額為4%，到2006年則上升至30%；中國產家用電器也從4%上升到17%。隻要中國產品的價格繼續保持相對於加拿大其他貿易夥伴或國內生產商的優勢，中國產品占有加拿大進口產品的比例還會繼續上升，那麽它將繼續發揮降低通貨膨脹率的作用，加拿大人得到的實惠就越多。為什麽不歡迎？

《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一書作者，路易斯安那州自由撰稿人邦焦爾尼及其家人在兩年前突發奇想，抵製中國產品的經曆，從而證明普通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想離開“中國製造”是多麽艱難和不切實際。作者用親身經曆說明美國人的生活與中國這個全球製造大國聯係的緊密程度，中國產品給低收入家庭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連美國兒童都知道用同樣的錢買更多的中國造玩具而開心歡笑。實際上中國廉價商品，無形中是給美國家庭的購買力提供了補貼。中國商品價格往往隻是美國同類同質商品價格的1/3~1/2。“中國製造”已經是美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些商品事實上淘汰了在本土生產的國內同等品。拒絕中國產品，則直接意味著生活水平的降低。成本較高的生產商就等於對美國消費者征稅。據估計，如果沒有來自中國這些價廉物美的產品，美國消費者每年需要多支出700億美元。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商品市場經貿交集之新組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麵。任何不合理、不協調、不平衡等現象可以隨時進行調整，使中美兩國經濟更緊密地整合。

中國人有智慧和耐力為世界提供更好且價廉的好東西。但是要用“8億件襯衫去換一架波音747飛機”的尷尬還要存在多久？守住價值鏈低端的“中國製造”何時轉向“中國創造”呢？運用低工資的生產能力還能持續多久？“中國製造”急需用新的工業模式和新產品取代舊的生產方式和舊產品。優選品種，提高集中度，形成多個多種製造中心，在農村的應與農業結合起來建立綜合性聯合企業並使農村向專業化集鎮化發展。

 

趨勢雖好 前景可虞

 

中國製造業占全球總產量，在1830年為3%；1995年為4.6%；2005年為12.1%；2006年達25.9%，至今全球各地都有中國造商品的足跡，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發展這樣快。據公布的統計數據，國內生產總值2689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69美元，一部分人富了，外匯儲備13326億美元，居全球首位，估計70%以美元形式持有，主要為美國國債，中國每年以約10%的經濟速率增長，年貿易順差達1770億美元，增長速度讓西方媒體擔心不久就要趕上美國。這實在可笑至極，中國如果2007年GDP為2.0萬億美元（用綠色GDP則遠遠低於這個數），而美國的GDP為13萬億美元，美國也在不斷增長，照此速度，中國至少要30~40年才能趕上美國。中國的表現，雖令人興奮，但要一夕間趕超美國還是不可能。

中國規模偏小的製造業都是西方世界一、二百年前的現在稱之謂“夕陽工業”幾乎全部淘汰出局的工業，加拿大已經找不到這種工廠的影子。這種殺雞取卵式的經濟模式，走的是一條不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資源消耗、能源浪費、環境惡化和環境效益與自然不平衡關係，為我們子孫後代留下一個難以收拾的殘局。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看看下麵國外不十分全麵的中國高速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的數據報導，就會使你原本高興的心情一下會感到很疼。

中國被汙染的國土麵積120萬（sq·km）；水土流失涉及25個省市地區，麵積122.98（sq·km）；占國土總麵積的23.2%，流失麵積95.46（sq·km），沙漠化速率年60萬（sq·km），或年0.1%的總幹地麵積，涉及70%的總幹地麵積，占全球總幹地麵積的25%；遭垃圾（生活垃圾、建築垃圾和有毒垃圾）危害的耕地1000萬公頃，年損失糧食120萬公斤；13億畝草原嚴重退化，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6000億元，占總收入的9%；經濟增長可能被環境引發的問題所抵消。西方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曆了一個世紀的治理，我國在重蹈覆轍，輕而易舉跌入汙染——治理——再汙染——再治理的怪圈。京杭大運河杭州段24公裏治理花了2.5億美元，沿河段小工業創造的價值可能已抵不上治理所需費用，不過少數人卻賺了錢，讓全體納稅人（老百姓）買單，真是非常合算的“致富經”；接著無錫太湖藍藻危機付出的代價更加慘重，光停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20億元（不包括500萬人買並裝水喝），這個數字很可能隻是環太湖流域治理費用中的一根毛。

初級產品的過多生產，市場惡性競爭，全國20000多家鄉鎮企業排除廢水40億立方米，眾多河流、湖泊和沿岸水域遭到嚴重汙染，生態係統也遭受嚴重破壞。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稱：中國1/3的河流和75%的主要湖泊及25%沿海水域嚴重汙染，每天有多達3億人飲用遭到汙染的水，每年有1.9億人受到與水有關的疾病折磨，大約導致3萬多兒童死於腹瀉。

中國嚴重缺水，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相當與全球均值的1/4，全國600個城市有400個缺水，超過1.7萬個城鎮沒有汙水處理廠，近10億人的排泄物幾乎沒有經過收集和處理，20%的大城市供水不符合標準。經合組織(OECD)預計，到2020年之前汙染會導致60萬城市人口過早死亡，每年發生2000萬例呼吸係統疾病，550萬例慢性支氣管炎和健康受損病例，這可使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損失13%。美國媒體更誇張描述“中國空氣出口”，稱美國西海岸3/4的黑碳顆粒物都來自亞洲？添油加醋。“我們的髒空氣來自中國”；“有一個幽靈在美國上空遊蕩，這個幽靈來自中國被汙染的空氣”；“當中國一些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因為某種原因被海關退回時，另一種來自中國的受到嚴重汙染的出口品卻是美國無法退回的，這就是來自中國順風飄來的汙染空氣”，等等。過分誇大中國的責任，無限誇大中國的汙染問題，不切實際地要求中國承擔過多義務，我們雖無法認同，卻也反映以煤為主的能源供給係統造成的空氣汙染的嚴重性。據估計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6年已經超過美國達到62.3億噸（其實人均排放量比美國低2位數）。而GDP僅為美國的1/6.5。世界20個汙染最嚴重的城市13個在中國，據（OECD）說：中國每一單位本地生產總值所牽涉的能源消耗比（OECD）平均值多20%，中國是名符其實的製造和使用最多破壞臭氧產品的國家。

“在以低能效環保標準生產製造品”引起的生態環境問題，國外抨擊嚴厲，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環境維權抗爭行動。平心而論，這並不全是“中國製造”之過。發達國家把汙染行業外包，自己得到了清潔的空氣和水，卻還誇耀自己減少了排放量，真是恬不知恥；麵對壓力，中國政府高層提出“可持續發展”的口號，試圖改變原來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化解社會矛盾，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國猶如一支由各類船艦組成的龐大艦隊。一支艦隊的速度往往被艦隊裏航行最慢的船隻決定。如今領航者決定調整航向，整支艦隊如何跟著調整航線，轉航過程期望花較少時間，難度可想而知。

以小型為主的眾多民企不顧環保與安全，拚命賺錢。一件件駭人事件給整個“中國製造”造成了巨大打擊，總是要付出慘重代價後才恍然大悟，又是搶險，又是調查，說得真多。一次次整頓關閉的小礦山、小煤礦、小鋼鐵、小水泥、小發電、小化工、小造紙、小印染、小電鍍……以及最近突然冒出的黑磚窯仍然星羅棋布。究其深層原因，其實很簡單：這些“害人之馬”與地方當局存在著不平衡的政治權力、經濟關係，沾親帶故的涉及自身口袋，斷了財路，“幹股”（隻收錢不出錢的股份）泡湯，如何舍得，於是千方百計，欺上瞞下，規避法令，渡屍首過界，借口轄區工廠——納稅者又是就業的創造者，諸多人的肚子問題，要慎重，其實是拖而不辦；“曆史遺留問題”大打太極拳，沒有具體負責人，自然也就不了了之；實在交待不了，一罰了之，德育乏術。在這樣的氣氛和大環境下，企業主通常都能逢凶化吉，為所欲為。

中國的事情千頭萬緒，體製錯綜複雜，尤其是碰了地方官的痛處，任何一點變動都不可能一時三刻能見到成效。“中國製造”升級換代，雖然成了現在高層領導的共識，然而光是領航者調正航向還不夠，如何指揮艦隊裏的所有船隻跟著轉舵需要有另一番功夫。

 

規模偏小 難以創新

 

商品在市場上的占有額，不能光靠價廉物美，還需不斷創新、升級換代。如果企業規模過小，本少利薄，難以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實現企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就難。習慣於依賴別人技術沒有規模的小型製造廠，沒有研發資金的投入，沒有自主創新組織體係，沒有職業化的人才隊伍，新產品的開發難上加難。

盡管近幾年中國的製造企業規模在不斷擴大，但由於起點低，發展時間短，規模仍然偏小，與世界製造企業差距尤其顯著。像中國的冶金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企業規模與世界巨頭的差距還算相對較小，大概是人家的1/5~1/3；其它行業企業差距更明顯。中國食品加工與飲料製造企業是世界同行的1/30；製藥企業為1/35；汽車、摩托車及零部件企業約為1/15；電子器材及自動化設備製造企業是1/36……中國的製造企業，不僅規模小，而且也十分分散，沒有統一品牌也無法造就規模，各地區都形成不了支柱產業，對產品的上下遊工業發展起不到促進作用；出口商集中供貨而采購是非常分散的，小的製造企業有數千乃至上萬家，買方可以強製規定條件並要求價格每年都下降，在這種殘酷無情的環境中製造企業有強烈的動機為降低成本而走捷徑，騙過疏於質量的檢驗和監管機構，參雜在產品中，渾水摸魚，被海關抽檢成不合格產品，敗壞了“中國製造”的名聲。集中生產利於檢驗和監管，不僅杜絕問題產品，而且大型化後有實力和能力自主創新。新品、新技才能真正靠競爭征服全球市場，充分體現中國製造的魅力和實力。

把分散的小型或微型（作坊）製造同類商品的相關企業相對集中聚集組成一個充滿活力的企業網絡，或達到一定經營規模或強強聯合互相持股在某一地區，以加強某種製造業的創新基礎能力，打造幾個能在銷售方麵與國際大企競爭的大型聯合企業，並為國內數千萬受教育人口提供工作崗位，逐漸形成專業化城市，如美國的芝加哥、底特律汽車城。加拿大雖無汽車城之專稱，但在安達略省卻也集中分布全國汽車工業的95%，溫沙（汽車重鎮）、漢密爾頓（鋼鐵）共有14家汽車總裝配廠，540多家汽車零部件廠，汽車從業人員10多萬，沒有聽說加拿大有自己的品牌汽車，14個總裝配廠全是其它各國投資廠（日本的本田、豐田，美國通用、福特、戴一克等公司分別生產轎車、皮卡、廂式車、卡車和發動機等）。中國汽車很熱銷，但製造商過剩，目前中國市場有82個品牌汽車，美國隻有47個品牌；中國有47家製造商，美國隻有15家。比較而言，我國的製造業，更像人家一個車間，因之，製造業的相對集中，利於打拚；網絡化、大型化，同一產品產業城利於降低物流成本增大利潤才是製造業做大、做強、做久的必然發展方向。

 

好技術生產地攤商品

 

多倫多的雜貨鋪和地攤上最多最常見的商品是“中國製造”。中國商品市場形象不佳，低層次競爭低水準現象不斷泛濫，逐漸影響“中國製造”的整體形象。美國進口棉花，德國紡織機械織成的布用激光裁剪，意大利縫紉機縫製的衣服尤其多。平均出口價格不到10美元/公斤，生產這種低端服裝的廠商，其實也在生產歐洲品牌服裝。法國品牌女裝在全世界有3417家店麵，其中2317家在中國，營業額占總額的20%，這種把自己加工生產貼別人品牌生產的服裝既賺中國自己人的錢又賺全世界各國的錢，不過幫人家掙大錢，自己甘心賺幾個小錢，不知自己的技術、實力現狀，好技術用不到正確的地方。滿足與生產低檔次產品，甚至造假，以致聲名狼藉不斷被人聲討，自釀好酒別人飲，真有些“共產主義”精神。

過多的產品，過低的價格吸引的顧客群基本上是低收入窮人。其實低端市場的低價商品還是能夠提高其他國家消費者的生活質量，或者至少為他們提供便宜的選擇。可政客不買賬，扇動鼓惑事業群眾：“中國製造”導致工作崗位削減造成他們失業……又是提高關稅又是反傾銷……總是拿“中國製造”說事。

薄利導致中國製造也企業利潤極低，企業競爭發展受到阻礙，一有風吹草動就麵臨破產窘境。自設陷阱給自己落還不清醒。日本吉田公司生產的YKK拉鏈一米能賣到15美元左右，而在浙江義烏，生產的拉鏈一米隻能賣7角人民幣；美國的“芭比娃娃”玩具在中國市場的售價329元人民幣，而代加工的生產廠家僅得4元人民幣加工費。世界上很多知名服裝品牌的產品在浙江生產，年交貨值大518億元，而出口平均單價僅3.7美元；意大利鞋商（DC）利用越南、中國、葡萄牙和羅馬尼亞工廠為其生產，對於一雙售價150歐元的鞋，其中皮革成本占1/3,隻有22.2歐元為加工生產費用，DC向零售商收取77.8歐元，中國生產的鞋即使和意大利生產的一模一樣，其售價僅為意大利鞋的1/3~1/2，實在便宜，沒有什麽附加值，隻是一點蠅頭小利，但名聲極差；Nxxx公司，從中國進口一雙運動鞋，成本大概6-8美元，在美國市場，零售價是50美元，這中間，有Nxxx公司的利潤，也有零售商的利潤。少了什麽呢？就是美國人勞動和報酬，下遊材料上的利潤，以及下遊材料加工的工作機會等等。42美元利潤的對分，Nxxx公司與零售商（通常是比較大店號），各占26美元，這種利潤，如果在美國生產的話，是沒有可能達到的，那麽，Nxxx公司，不用搞生產，隻搞市場，就能保證業績，保證利潤；法國品牌同款同質牛仔褲，轉包毛裏求斯為90歐元，中國僅為65歐元一條；在中國組裝一個ipod（音樂播放器）的成本僅為4美元，在299美元的售價中，蘋果公司拿走80美元，因此，如果中國轉包商為不合格承擔責任的話，隻應承擔不超過5%的責任。

還有Gucci、prada之類的高級品牌總是標榜它們是正宗意大利或法國造，借以出售高得離譜的價格。但是，中國低廉而熟練的勞動力正對這些從來不嫌利潤太高的高級品牌製造商產生誘惑。很多打著意大利製造皮貨的實質上是由意大利的非法中國勞工製造的，這些人已經使一個名為普萊托的意大利小鎮成為歐洲大陸除巴黎以外的第二大中國人聚居區為他們賺錢；更有甚者，把90%以上的加工在中國完成，隻在意大利加裝一粒紐扣，然後掛上意大利製造的牌子，弄虛作假，自己賺大錢還把惡名轉嫁到“中國製造”頭上，倒打一耙手段非常高明。

長期以來，中國奉行低價競爭策略，實質是剝離了商品附加值的赤膊競爭——把商品還原成產品，積壓了原材料；把產品再還原成劣質產品，打壓勞動力成本；最後把危害轉嫁給勞動者。

令人啼笑皆非的瑞士鍾表業，在不斷聲討中國假表的同時，卻在利用中國製造技術成績牟利。精明的瑞士鍾表製造商把中國製造的低廉粗加工的手表機芯買回去，拆掉，對裏麵的零件進行精加工，然後重新組裝，轉手便以“瑞士製造”賣出數倍高的大價錢，如，中國製造的極其複雜全自動“陀飛輪”機芯，(更有一款雙軌道式“陀飛輪”Classique5347在瑞士至今未見現貨，在上海居然已經能批量生產)這些機芯在瑞士加工製造的成本很高，而瑞士商人在香港市場上收購內地貨價800~1000瑞郎，經過瑞士廠家細加工後，這種機芯名義上變成瑞士生產，賣價為5000~6000瑞郎，如果把這種機芯裝上不鏽鋼殼手表中，可賣到1.5~2.0萬歐元，而金殼手表可賣到3.0~4.0萬歐元。據了解，這種用“中國機芯改造”的瑞士名表，如今包銷往歐美各市場，也返賣給中國香港，而且供不應求。

中國有些製造業已是從技術到加工製造各方麵配套都很完全的行業，如果說在這種完全的行業，不去發展自己的品牌和品牌塑造，甘心自己先進技術卻沒有自主權；在標準上沒有製定權；在價格上沒有控製權；在分配上沒有話語權；在附加值上沒有收獲權。非常可悲！大多數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考慮的是品牌而不是製造國。並不是著重中國而是因為信任這個品牌。品牌的確立往往比一時的盈利更重要。企業家要有長遠眼光，隻顧眼前利益企業不可能持續發展，不要熱衷於來料加工貼牌生產。掌握設計和生產知識建立自己的品牌，學習歐美企業，產品一旦有問題，應立即主動召回，甚至擴大下架範圍以提高品牌知名度、美譽度、忠誠度，贏得消費者信任，品牌盈利能力，品牌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用上等材料精細加工和良好的耐用性，確定給人以物美價廉的印象至關重要。

 

裝備製造是根軟肋

 

輕型製造業是中國的出口核心，而截止目前為止，一直是財富積累的最大來源。在國外，很少看到、聽到中國的裝備，不論工業機器人、精密機床還是大型連鑄連紮設備、發動機、發電機等等。這些行業產品質量和高科技含量遠遠低於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水平，產業結構的不協調、不完備、不均衡發展，暴露了中國製造業缺乏市場意識、創新能力和提供行業價值的積累，麵臨極大風險。工業體係的相當不完整和不獨立，威脅中國經濟安全和防務能力。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工業重組以來，中國製造業生產率的快速提高是其國際競爭力大幅提升和企業利潤大幅增加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它比廉價勞動力和人民幣匯率低估重要得多。然而，決定國力不能僅靠輕型製造業，而應輕重並舉以及對待創新和速度的能力，經濟生產力和效率將與創意和新模式的開發聯係在一起，適應快的將在全球競爭中占據決定性的優勢。

製造業的單極化不配套發展是個有缺陷、有製約的結構性問題，會不持續發展的短期權宜之計，好景不長。製造業可以立國，亦可強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核心是經濟競爭，沒有完整的產業結構，單一產品導致供求失衡的市場競爭很容易被人掐脖子。裝備製造業的落後難以挺進和發展成先進的工業國。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加深，隻有確保核心產業的安全才能回避風險。所謂核心產業，係指門類齊全的輕重工業，隻有輕、重工業協調發展，國立才強，隻有輕工業，“短板”問題嚴重，工業發展失衡，短缺工業產品，緊俏品價格高昂是順理成章的必然趨勢。能供應這些商品的製造商用其賺更多的錢也就理所當然，大凡簡單明了，眾人矚目的領域——國防工業要看別人的臉色，先進武器的采購，大型民用飛機、核發電四代技術、先進的實驗室儀器等無不受製於人，吃盡苦頭。而我們的長項，食品、衣物和玩具，動輒侵犯知識產權、產品質量問題，甚至有毒，喋喋不休，完全不顧“中國製造”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美國媒體帶頭對中國問題產品“排山倒海”式的報導，即使當年歐洲的瘋牛病、墨西哥的偽劣產品，美國媒體也未曾如此渲染，此次針對“中國製造”品質個案的負麵報導，又是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實質是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製造”正麵臨一場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政治色彩太濃。

政客們總是誇大其詞用貿易逆差說事，推波助瀾，故意“找茬”；我買你的多，你賣我的少，市場不開放……不公平，當我們要買他的高科技產品時，他就製裁、禁運，自己不賣還不許別人賣，十分霸道。限止對華出口產品多達31個項目，包括飛機（軍用）和飛機引擎、航空電子、慣性導航係統、激光器、貧鈾、水下攝影裝備、推進器係統以及空間電訊和防空儀器等。說是上述產品具有潛在的軍事用途，不是國際市場上廣泛流通產品。限止高科技產品賣給中國，核心不僅欺侮中國應用科技產品落後，更說明“中國製造”缺胳膊少腿，門類不全，技術落後科技含量少，不爭氣。我們不能萬事不求人，但也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衝破封鎖，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相當關鍵。

中國機械製造業與歐美沒有什麽可比性，畢竟近3/4個世紀以來，機械製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歐美的地盤，如今，崛起的中國已經具備有能力衝進這一領域。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工業重組加速以來，中國製造業生產率的快速提高，全國範圍內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為7.3%，遠高於美國的2.4%，歐盟15國1.4%，日本2%和印度3.9%。企業利潤增加的趨勢始於20世紀90年代末——比生產率開始提高要晚幾年——並一直持續到現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企業在2000年後能夠做到每年增加10%~15%的實際工資，還能降低單位成本；保持或降低出口價格以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增加利潤（2006年後才開始調整價格）。中國製造成本顯著下降，使其進入資本過剩時代。2006年的賬戶盈餘是2500億美元，而且未來10年可能會以二位數的百分率增長，這進一步又降低了資本成本。低資本成本刺激了資本密集型行業的齊全和有效配置、升級發展、包括重工業。

由於經濟健康發展而斷續繁榮，對廣大民眾而言，舊時代的生存鬥爭已經變成對收益增加、娛樂和生活樂趣的追求。市場也反映出這一點，人們對商品的需求由“有、無”轉變成“新、好”。滿足基本需求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市場需要更新、更好的商品，向世界供應商品的製造商為了適應這種需求，必需找到一種適當的能獲得高額利潤的新方法、新的工藝、新的物流流程。新的生產方法、新產品的生產需要新的機器裝備，需求決定支持裝備業的發展和重組，否則“中國製造”就是隻大龍蝦，貌似強大，雖有兩隻強大的前腳鉗，但後腳很弱，站立不穩。裝備製造業軟弱，出高價買人家的人家不賣，這種被人扼住咽喉的處境和滋味實在不好受，該覺醒了。

事實上，不斷上升的市場競爭，不均衡工業發展的瓶頸正在擴展。據有關報導：中國輕工業、重工業2000年占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分別為41%和59%，2004年則分別變成了32%和68%，這一比例突出顯示了重工業的突飛猛進。低效產業重工業通過企業並購和國企民營化等改革和重組以及實行區域聯合和“逆向並購”，也就是說，中國企業通過購買外國企業的技術品牌等方式來確保市場。2004年某機床集團用200萬歐元購買了德國一家機床廠，2005年黑龍江某集團也用980萬歐元收購了德國一家同類工廠。重組、並購、聯合，使工業母機不斷升級，因此，像用於長江隧道掘進直徑達14.93米，重達4000噸的盾構設備通過引進再創新現在都是自己製造；100萬千瓦超臨界發電機組也能不求與人，並且整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甚至一些參數超過日本；船舶動力“大動脈”曲軸已有裝備進行製造，並已打入韓國造船業，年供80根。少量精密機床也正向世界市場進軍，如：大連機床廠的產品。不過，就總體而言，裝備製造業我國還是根軟肋，存在“機強電弱”現象。還有那五軸數控機床技術對於中國來說是多麽難。這對中國突破薄壁結構、形狀複雜的航空、潛艇發動機加工技術等瓶頸意義十分重大。在未來幾年可以針對國內市場需求而擴大規模不斷積累能力，努力打造自己的裝備製造業，大力培植吸收能力和應變能力而獨立生存，憑國內需求就可以發展成國際規模的企業。

依靠科技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必須要有各種學科的技術人才，七年來中國大學生增加了4倍，高校年招生從30年前的30萬人增長到現在的500萬人，公司招人可以在足夠多的畢業生資源當中挑選。

在大部分機械生產方麵，中國內地的製造成本隻相當與歐洲或日本的1/3左右。中國大規模持續進口機械產品是因為國內產品質量尚未達到歐洲或日本的水平。它的質量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問題。因為大多數重工業是國營企業，其應變性差是發展緩慢的主因。目前的進展應該會很快解決問題。

技術上更先進，經濟上更為成熟的中國迫切需要奮力打造裝備製造業，使其迅速崛起、確立和發展成先進行業。

 

不能總是依樣畫葫蘆

 

低技術“中國製造”的商品在商業上的成功，必須以創新產品和新技術來保持它的競爭優勢。來料加工或跨國公司在中國設廠用廉價勞動力組裝產品，貼上“中國製造”的標簽，然後把手機、電腦和轎車運往世界各地。這些商品算為中國出口產品，實際上是用世界各地進口零件組裝起來的，這種產品“兩頭在外”，沒有自主知識產權，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不能自主定價，不能改頭換麵，總是依樣畫葫蘆。

然而，隨著產品競爭日趨激烈，低層次競爭低水準現象不斷出現，產品問題越來越不能回避，它像“病毒”一樣迅速漫浸，影響了“中國製造”的整體形象。這種暗藏的“病毒”在逐漸影響和腐蝕著“中國製造”健康的肌體導致年青的“中國製造”未老先衰，喪失了青春活力，同時也正在或將要失去與同齡人（印度）的競爭能力，“中國製造”麵臨保證質量和維護聲譽的挑戰。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原始傳統習慣的劣根性和久貧急富的心態以及錯誤的思維方式，短視、守舊、固執、過度依賴傳統產品的生產，生產流程、經營模式一陣不變，沒有品牌意識，缺乏創新精神更沒有積累起自主創新能力，習慣於依賴模仿別人的技術，隻想花小力賺大錢，意識不到科技、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如果我國本土產業總是依樣畫葫蘆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沒有自己的品牌，不能占據產業鏈中的高端環節，則本土產業隻能淪落到低質高耗、低附加值的產業鏈中，這就意味著有可能永遠受製於人，永遠處於被動和跟隨的地位，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就有邊緣化的危險。商場如戰場，創新決定成敗。“中國製造”想更好、更易融入全球供應鏈並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拓展中高檔市場就必須衝上創新前沿捕捉新型產品和新型服務麵向世界。

先進製造業的集聚和升級發展，以“綠色製造”、“精美製造”迎合大眾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穿、吃、用的要求也提高，消費者需要更好、更美、更多的質高商品。把商品推上一個台階，這個台階不是量的增加，更是質的變化。要實現這種轉變也非易事，需要投入和人才，更需要體製、機製的保證。就目前而言，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科研水平在全世界保持領先地位與其投入成正比，尤其是美國在較短的時間內依靠自己的力量積聚了雄厚的實力，現在年科技投入占世界科研撥款總額的40%，而我國在科研創新乏善可陳，原因之一是投入少，僅占GDP1.5%的目標至今都未實現（實際為1.34%，但比日本多），科技投入增長滯後於科研發展需要。中國製造的產品中有一半多是用全球生產的組件組裝或是在華外商生產的零配件，現代科技應用於製造業方麵，無法與發達國家相匹敵，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隻有5%；發達國家引進設備的投入和吸收再創新的投入比是1:1，我國許多地區隻有1:0.2左右，如此低下的創新效能決定“中國製造”攀升工業價值鏈頂端的速度。

有投入沒有人才，也絕不能創新，不能創新就沒有好產品、新的商業流程和新的組織結構，新想法要有好頭腦，好頭腦來自教育，“漏鬥接瓶子”（老師灌學生接）式高等教育難以培育出有創新能力的人才；還有許多自主創新技術和產品還缺乏必要的政策和環境支持，甚至出現某些政府采購也選用國外產品的非正常現象，如，我們自主開發的“紅旗”轎車，昔時輝煌，如今落得隻有低層次官員作為代步工具，其實，中國汽車產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三大國，作為一個承接民族感情與獨特政治身份的自主品牌，不給自己品牌留出專駐的專席，這一點我們連韓國都不如，政府規定“優先采購本田車”，而我們的“紅旗”現時究竟處在什麽位置呢？“寧坐外國車，不進紅旗門”已經很時尚，不知這和“媚外”或“愛國主義”扯上什麽關係？實事求是地看，中國的汽車工業在企業規模、技術設備、研發能力、營銷水平、科學管理等方麵與國外差距還很大。汽車作為民用工業品中零部件多製造工藝複雜的產品，諸多關鍵技術也非可以一蹴而就，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自主品牌轎車想快速積累核心技術和經驗是沒有什麽捷徑可走。

在創新層麵上，有國家層麵的創新和企業層麵的自主創新，但是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體。在重大原始技術創新方麵應有國家提供人力、物力和財力，並組織實施。當前我國必須建立起與本國的產業技術相適應的技術創新體係，把握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必須合理整合技術資源，將自主創新活動建立在高水平的國際起點上。而在其它方麵，則可有政府給予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技術支持，以企業為主來進行。

毫不含糊地提升產業控製力，把科研力量與企業結合起來，根據市場導向及時調正研發方向和應用技術產品；加大卡發力度，保證先進技術的充分供給，實行純粹基礎理論研究和自主創新應用技術開發二條線；改善技術創新的市場環境，加強發展創業風險投資；大力發展技術谘詢、技術轉讓服務等行業，實行支持自主創新的財稅、金融和政府采購扶持政策；完善自主創新的激勵機製，重要人員給予相應獎勵，以此來激發員工的創造熱情；利用好全球已有資源，繼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發展軌道，對現實中的先進技術乃至潛在的新技術產業前景要有準確的判斷，找準技術創新的突破口，從而在技術創新中，盡可能避免重複研發，少走彎路，直接把眼光瞄準世界先進水平的關鍵技術；積極參與國際科技交流和合作，完全知識產權的保護製度，我們不能走（日本剽竊美國應用科技、汽車電子工業，以年壯青工學徒為間諜，深入美研發心髒勤學苦練，先剽竊後改進之路）。試看現代日本汽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耐用性超過美國車，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由於中美摩擦，對我國而言，比登天還難。

創新不一定是發明。新產品或許是創新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但不是創新的精髓所在。如今，生產工序、商業流程、組織結構、服務方麵出現了許多創新，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傳播為人們創造出出人意料和具有破壞性的工業、商業模式，如，重慶摩托（設計者、供應商和製造商組成企業網絡生產），台灣紡織業合同製造商聯盟（企業隻在從合作中學習和獲益才保持合作），遍地開花的零庫存等等都是創新，依樣畫葫蘆，一味仿製或者通過侵犯專利來製造便宜的東西，雖能威極一時，但決不能恒久。說得寬容點，模仿是創新可能可取必經之路，如果從此一陣不變，缺乏新思維，不思改進，原地踏步，不敢越雷池一步，跟在別人後麵爬行，勢必落伍毀了自己；如果不斷求變，改進產品品質、生產工藝、營銷策略，物流流程,離創出新品為時一定不遠。

 

誠信行天下

一位農民買了種子、化肥和農藥，辛勤耕種、除蟲幾個月，期待豐收過小康，結果顆粒未收，原來種子和化肥都是假的。他非常沮喪，一氣之下，用剩餘的積蓄，上街買了幾包鼠藥吞食下肚，想一了百了，誰知一點異常也沒有，原來鼠藥也是假的。想想也真傻，來日方長，何必自尋短見，慶幸留條小命，上街買幾斤白酒，回家喝幾口，誰知喝了一半，口吐白沫，一命嗚呼，原來酒是毒酒。這個黑色笑話流行於網上，它的標題是“什麽都可製假，唯獨騙子不假”。

編得很荒誕，有點誇大其實，但它是提醒我們，國內假貨到底泛濫到何種程度。根據美國海關資料，2003年，在美國口岸被查獲的假冒產品中，來自中國的產品占了66%，遠遠高於居第二位中國香港的5%和第三位墨西哥的4%，這個數字到了2005年增加至72%，而美國俄亥俄大學Daniel Chow教授認為，如果考慮轉口貿易的因素，80%被美國海關截獲的假冒偽劣產品都來自中國。而現在的出口假貨早已突破了幾年前僅限於衣服鞋帽等生活用品的範圍，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各個領域。歐盟貿易專員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說歐洲海關查封的假貨過半來自中國，而目前在歐盟內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來自中國，除仿冒的奢侈品、食品和飲料之外還有汽車和飛機零件、電器產品，甚至包括避孕藥和防艾滋病藥物等等。

2006年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歐盟司法及內部事務專員非拉蒂尼舉著一張法拉利跑車的照片說：“法拉利330P4型跑車，這個型號的限量版跑車，法拉利車廠隻生產了6輛，這是第7輛，中國製造。”“法拉利事件”不僅讓歐美廠商大跌眼鏡，就連汽車製造工藝突飛猛進的日、韓也為之震驚，實際上“法拉利事件”隻是最近歐美密集打擊中國仿冒品的一個縮影。就在這場新聞發布會的第二天，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根據“知識產權的保護條款”（通商法特別規定第301條）指責中國“偽冒品和盜版製品泛濫”，威脅要將中國告到世貿組織。與此同時，阿迪達斯、彪馬、香奈爾等19家國際名牌在中國聯手啟動了“打擊假名牌”的維權行動。此前，歐盟海關還宣布要嚴禁外國入境者穿著、攜帶假名牌產品，規定如發現有人攜帶假名牌，輕則沒收，重則罰款，最高罰金可達30萬歐元，此時，歐美正大張旗鼓掀起一場圍剿中國仿冒品的風潮。

CBS(60分鍾雜誌)專欄裏曾經播出過這樣一部電視片，“世界最大的假貨市場——中國浙江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在片中，一家做運動鞋的老板在鏡頭前炫耀說，最新的Nike運動鞋到了這裏，4天後就能夠大批克隆，每雙隻要4美元，同樣是在那裏3000美元的Callawry高爾夫球杆，275美元就能買到。在那部轟動一時的電視片中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賺得盆滿缽滿的不法商人得意洋洋的笑容；琳琅滿目的假貨；當地執法機關的置之不理，電視片最後，借此表示了對假貨泛濫和執法冷漠的憤慨，他說中國人應該為此而羞愧，但從那些在鏡頭前唾沫橫飛、神采飛揚假貨老闊們臉上真的看不出半點羞愧，利益蒙蔽了他們的雙眼，也蒙蔽了他們的良知，也許真的要到他們自己也被假貨所害的時候才會嶓然醒悟，希望那份醒悟不要太遲。

中國企業生產製造假貨傷害的不僅僅是消費者本身，更多殃及了“中國製造”這個品牌，殃及的是中國形象。在歐洲的一些展覽會上，歐洲廠商對“微笑的東方人”越來越懷有戒備心，甚至防賊一樣不讓中國人參觀產品。而在歐盟海關，來自中國的遊客也格外“受關照”，檢查總比其他人更仔細些。這些假冒行為最終還是讓中國吃了虧。盡管很多外國公司在中國設立了產品研發中心，但他們往往不願意把先進的核心技術帶到中國來，即使合資企業也是遮遮掩掩。更有甚者，國外一些製造企業甚至製定他們的機器不讓華人來參與維修，比防精於計算的日本人來得更嚴厲。西方國家是非常講究商業誠信的，如果經常有“假冒商品中大部分來自中國”之類的消息出籠可以讓一個國家的商品蒙難，一兩種馳名產品也可以立國。英國政府對“瘋牛病”的遮遮掩掩，導致英國失去了70%以上的歐盟牛肉市場，“英國食品”以最安全跌落到“不可信”，其農業自此一蹶不振。同樣，一個諾基亞支撐著芬蘭的經濟和國家聲譽，索尼、豐田、本田把“日本製造”從“劣質產品”扭轉為“優質產品”，現代三星能遮蓋掉“韓國製造”的種種陰影。要讓“中國製造”閃光並為全球信賴，最重要的是誠信。據美國政府發布的數據，06年中國的仿冒商品行業規模超過了160億美元。美國稱，中國的假冒產品使美國企業每年損失超過26億美元。同年，歐盟國家繳獲的仿冒品中80%的源頭在中國。想在美國每每抓住中國知識產權問題不放，極好地說明中國之誠信受到了責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誠信對於個人或一個國家都至關重要，建立它也許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毀掉它也許隻要幾年或幾件事。

古往今來，商業行為從來都具兩麵性。一方麵它促進了商品的流通，激發了商品生產，帶來了社會繁榮。但另一方麵，商人的趨利又有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自發傾向。可以說這二者既矛盾有互補。反過來說，沒有商人的趨利，就沒有商品的流通，商品的生產就會受影響，社會繁榮也無從談起。明代中葉徽商崛起，徽商有明確以儒家道德觀念經商的主張。在商業實踐中，他們把誠實守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義、禮、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準則作為商德，做人經商並重，以做人的追求來經商，在經商的過程中體現做人的原則，這使得徽商集團普遍具備了即使今天的眼光也是進步的，在很多徽商身上，體現了很強的道德修養，自覺、自律在我國商業文明開始之初就達到了令人讚歎的水平。

中國的榮氏企業的創始人之一榮德生曾說：“古之聖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整心修身，終治國治天下平。吾輩辦事業，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亦則雖有王明陽，亦何補哉？”從這段話中，不難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榮德生作為一代儒商，他有這樣的意識，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樣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兩者必須統一於商業行為之中，否則社會“一味唯利是圖”，隻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個好商人，又要做個高尚的人，不能見利忘義。因為儒商精神能糾商人唯利是圖之偏，這就使得這種精神在整個華商在經商過程中受到愈來愈多的推崇。

在文明社會裏，“誠信”本是一個人最起碼的操守和行為準則。然而，生存的緊迫感早已使國人的倫理意識出現麻痹，為了賺錢什麽事都能幹得出來，昧著良心和倫理道德這一指數牟取暴利。推動造假的一群企業主，煞費苦心想出了不計其數的方法，鑽了司法體製薄弱、規章鬆懈、行賄受賄猖獗的空子，從假汽車零件，化妝品和名牌提包到假電線和假偉哥，甚至喪盡天良連食品和藥品也難逃製假。生產商、營銷商和監督者沆瀣一氣，虛假、誤導、不誠實或欺騙無其不有，他們根本不考慮後果，隻想賺到錢，把錢當作宗教來推崇。事實上，中國已經掉進了假貨的海洋。假酒、假煙、假藥、假零件、假報表、假政績······民間流行一句新俗話：“除了媽是真的，別的都可以造假。”造假似乎成了擺脫貧困、發財致富的捷徑。如今，科技的日新月異帶來了生物克隆，就連媽是不是真的，恐怕也要打上一個問號了。

事態的嚴重性到了該是重塑道德的時候了。然而，道德的重塑、誠信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國家都至關重要，它的建立都遠非一日可競之功，不是靠著“超常規”、“跨越式”可以實現的。

中國的教育體係應教授良好的行為規範和優秀的中國文化；

中國的行政體係對文化的價值觀也應得到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