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西藏撓癢癢

 為西藏撓癢癢

達賴聲言的西藏完全自治，實質是挾宗教玩政治，已經脫離了宗教範疇，佛理不外乎勸入為善 遇亊無爭。宗教一旦變成要地盤，要治權的砝碼，卻隻能服從不得商榷，又落到組織的層次，機構的層次，也就是政治的層次，便是政教合一的獨立王國。

 

    西藏，從各種資料看到及聽到的是一個落後極不發達地區，但又有迷人的風暴和神秘莫測的宗教信仰--活佛轉世。達賴喇嘛就是利用這頂桂冠，迷惑信眾，讓藏民頂禮膜拜。其實，這頂帽子不過是當年明清黃帝為了安疆利民給予的冊封，絲毫不含證明達賴喇嘛是真的活菩薩，也沒有必要去進行宗教貭疑，不過是某種認識的精神信仰，是一種超越真理與價值的子烏虛有，是人類在科學極不發達時代對大自然巨大破壞力量和宇宙神秘內涵的一種恐懼和敬畏，也是人類對有序空間美好生活環境的良好願望，實質是一種不能用傳統科學耒解釋的意識流，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覚，畫餅充飢的表現形式而已，在現實世界永不存在，它是不可證的，否則就不成其宗教。

所有宗教不外乎勸人為善，相對佛教教義倡導人本主義，因果報應，讓人自覺自侓不斷向自己的負麵挑戰，使人遠離邪惡。但，宗教一旦落到組織的層次，機構的層次，也就是政治的層次，便有極強的排它性，有你無我，莫說十字軍東征時，天主教和回教的世不兩立，到後來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也互相殘殺，爭鬥不休。中世紀天主教對異端的迫害，其殘酷不仁也叫人發指，正是多少罪惡借宗教之名而進行。

西藏貴族利用藏傳佛教作為統治的基礎，長期實行封建農奴製，使牧民逐水而居，農民刀耕火種，人畜同居，土地為貴族和僧侶所有，絕大多數藏民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囚水牢、挖眼睛、剝人皮，幕幕悲劇與佛教教義南轅北轍，且源自披著宗教外衣的貴族和農奴主，達賴也難辭其咎。

叛亂、組織流亡政府、籌建軍隊、竄回西藏，煽動不明真相的信徒，借佛說謊，搞打砸搶殺燒，製造事端，尋求白人的注意力，推銷自己的產品：“不要求獨立，隻要求保護獨有文化”。然而，實際行為並不支持這種說法，傳統文化並不隻推崇宗教膜拜而不顧民生，達賴在中國和西方用二種麵孔露臉，成府太深，胃口也大，在中國 ”西藏是我的，必需由我主宰，要了西藏還要加四川、貴州、雲南、青海、新疆藏族自治州縣；”在國外一付偽善，“寬容、和平、理性、仁愛。”還有，他及追隨者多次宣稱，政教合一農奴製下的舊西藏是佛光照耀下人們安居樂業的一方“世外桃源”，而當年的史料則顯示，他所統治下的舊藏“38%的家庭從來沒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又是不得不吃和牛骨頭一起煮的、與燕麥麵或豆麵攙和在一起的野草。”模糊關鍵和本質，借洋槍玩溝通，蠱惑人心，實際唆使部下，無事生非，製造事端，軟硬兼施，還說與己無關，臉上貼金還想立碑坊。口稱仁義之人，想做不仁之事，總是要掩人耳目，起碼不敢明火執仗。達賴的說和做，似乎與佛教教義格格不入，對慈悲為懷的菩薩形象一點好處也沒有。有事共商，談判無果就動粗，完全皈背了佛門。最間單地說，你不聽就動粗，難道就要打砸搶殺燒，讓無辜者受難。在西方世界，任何示威抗議都必須和平理性地表達訢求，喊口號、舉標語牌不成問題,如果有暴力行為則不容。政治不是遊戲，即使是遊戲也需有規則，否則就不成其為遊戲了。

 

政客、媒體的煽情  事出有因

 

從中國曆史發展來看，西藏疆土治權有一點爭辯，再加上民族與宗教差異，令問題更加複雜，西方人受冷戰思維的恐懼心理影響，看問題和中國人大大不同。碧藍色的眼睛，顯然有濾色作用，所以西方人啓蒙運動時，在中國看到理性的天堂，十九世紀在中國看到專製主義的地獄，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看到團結奮鬥和大公無私精神，現在又看到快速發展的經濟和“潛在威脅”，加上國際舞台上又看不見非政府組織 (NGO)的身影，從而使中國人與世界其它民族之間缺少橋梁彌補中國正式外交的不足，喪失了一個關鍵的軟實力工具，束縛了公眾外交，削減了中國試圖發出的信息的可靠性，使得西人天然質疑那個強者的任何結論，達賴的偽善和鼓吹的宗教自由及其獨立行動頗有影響力，隻要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任何不安和小騷動，想要躲過西方善惡二元論的看法是困難的，西方媒體和政客不問事態真相，大勢渲染，普天蓋地攻擊和指責中國，有時移花接木欺騙造假，騙局雖不斷揭穿，但還是不斷有人上當。這倒底為什麽? 一句話，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不被控製的中國，經濟上的遏製和“黃禍”的恐懼已經從曆史的角度轉向經濟地域以夾雜資源問題和原因，隱藏著複雜的對抗關係，奧運會還為不同政見者提供了批評中國人權的平台，汙染的空氣、猖狂的盜版、安全質量不達標的食品，熱衷於中國的負麵報道，讓人們的虛擬世界裏的中國形象就是陰暗的，很自然影響了公眾輿論對所述及中國事件的看法。媒體這麽做的目的，無非是冷戰思維中糾纏了意識形態，而那些特殊利益的活動團體的示威破壞活動，無疑又迎合了他們的需要，說得上相扶相依，西方媒體對報道奧運比賽興趣不大，關注的是如何借題發揮那些西藏宗教、人權話題。西方國家在內心世界懼怕一個經濟上崛起技術上更先進的中國，把和平崛起的中國看成了對西方國家的潛在威脅，不可對付的竟爭對手，怛心和害怕不知中國強大起來會對他們怎樣？“我們怎樣做才能使這個國家變得和我們一樣？”潛在意識使他們無法接受一個“非我族類”的黃種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領頭羊”或“優勝者”，黃種人怎能比我強？英國長期殖民統治的印度東北部和中國的西南部的領土紛爭，印度想把西藏變成 “緩衝國” 牽製中國，達賴跳上去為印度添分，而印度傳統上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很容易獲得西方國家的加分，風助火勢愈來愈烈。高調理論最容易被用來壓迫天下人，將自己裝扮成天下人的化身，以一己之小事冒天下之大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馬可波羅時代以前的中國，早已經曆漢唐盛世，成為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達千年之久，那時的西方國家還處於奴隸製，當時的中國君臨天下傲示世界，自然不會遇到什麽挑戰，可是，盎格魯薩克民族稱霸環球，歐洲人統治和殖民亞非澳美四大洲達幾百年之久的今天，黃種人就是想和平崛起也不會輕易得到白人世界霸主的心理認同，必然遭到他們的圍堵，刻意阻撓和輿論攻擊，這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不足為怪。

天主教、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流傳久，相當於國教地位。神的存在在曆史長河中，一直為西方人不變的信仰，無神論的中國很自然成了對立麵，加上近年跑出去的達賴喇嘛以轉世活佛的身份用和平理性、生活生存、人格人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等求助西方的攻關，擊中了白人的敏感神經獲得了同情。德國市井傳說：德國人為天神後裔，災難時有部份德國人通過正對西藏的地下隧道逃到了西藏，因此德藏之間有族裔關係，二戰時德藏間的交往甚密，希特勒的納粹黨旗正好和藏傳佛教符號相反，說是他們互通互聯關係的印證。達賴小時和德國人一起玩，納粹完蛋時，曾經發現過西藏僧侶的屍體，這個謎可能要等到聯合國對德國和西藏往來的擋案解禁後才會真相大白。有人聯想，德國所以對達賴如此熱誠可能與此相關。中國在尼日利亞的石油開采，使尼方直接得到了汽油是共享共贏而觸犯了法國隻采不供獲得的更大利益。加上近幾年藏傳佛教在法國的發展形成的勢力，政客需要利用討好藏獨遏製中國。假仁假義的吵吵鬧鬧，所有的話都說了。為何西方人一直以來持續的要將教會與國家分離，卻如此無條件支持一個神權政治?

為什麽? 正值羅馬天主教會和英國國教會被各種各樣的陋聞困擾之際，西方人卻不加批判地完全相信東方的宗教領袖，難道東方穿著寬鬆飄逸的桔紅色僧袍的僧人比西方戴著白色衣領的神責人員在道德上高尚? 其實並不盡然, 佛教正如基督教一樣也有它的闕失，世間沒有甚麽所謂的聖人，這已是普通常識。實際上西方政客圖謀四分五裂中國之心從未止息，為了自身的利益妖魔化中國，既能以主持正義麵目示人，還可激起不明真相的善良人起來指責中國，教訓中國利於他們的霸主統治。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領袖正式站出來為西藏和諧做點實事，促達賴或中國互相寬容，好好構通，解決分歧；有的隻是扇風點火，慫恿達賴不斷出牌，抹黑中國，動機不可告人，政客、媒體都出於自身利益與政治掛鉤，沆瀣一氣，推波助瀾煽情，成了彌眼的催淚彈。

 

“消失的世代”  偽善的惡果

 

西藏問題的要害是現代化和傳統文化間的矛盾，是完成傳承更新與轉型的考量而非藏獨，西藏不能學印地安人保護區，那種管治是白人用武力逼迫印地安人棄大片土地集體集中遷進“保留區“名為保護，實為”柔性“隔離，強迫他們信基督教，傳統文化自流廢墟化，讓他們自生自滅，完全喪失自信崛起能力，隻能靠政府救濟維係族群的生存延續。往事不堪回首。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實行民族自治政策，中央政府全方位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扶持族群自有的傳統文化，尊重各自的民族習慣，發展民族工業，建學校、修鐵路——已為世人矚目，藏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普遍好起來了。中國為少數民族族群在現代化上下的工夫、做的事遠比北美國家多得多，少數族裔人口增長率普遍高於漢族，生活水準不比漢人差，各級政府機構和科研機構都有少數族裔，不像北美原住民土地柀蠶食，生活生產圈愈縮愈小，人口在減少，生活水準遠比白人低很多。在電視和平麵媒體經常看到印地安人的抗議活動，向政府要補助、要賠償損失——印地安人已經沉淪為民族學家眼裏的標本，曆史學家書中的章節，大學及人類學博物館抽屜裏的目錄，那些公園或政府大廈前轟立的巨型圖騰早就不再具有穿越宇宙天地的精神魅力，而隻是遊客挑選攝影畫麵的一個背景，那頭戴鷹羽冠的酋長和塗彩臉手持長矛、吼叫著追趕獵物的印地安狩獵者，也隻能從電視電影中去尋找。這全是白人設套的惡果。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到二十世紀中期，加拿大政府法律規定，所有原住民6~12歲的孩子都必須進寄宿學校（美國和澳大利亞也存在過）接受英語或法語語言能力教育，即使課外或隻是相互之間的閑談也得用規定語言，並規定不能從事基督教以外的信仰活動，如果違犯規定就要受到嚴厲體罰。雖說孩子們可以回家和父母團敘，但學校遠離部落，又因原住民狩獵遊牧生活傳統，一旦分開，音訊全無。父母無法監管，教會又有絕對權力控製情況下，往往使孩子產生各種心理問題，甚至成性暴力的犧牲品。

據1909年加拿大調查報告統計，加西的寄宿學校裏的孩子從入學起五年內的死亡率高達35~60%，導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肺結核，一些學校近一半孩子患上肺結核，更有故意將健康孩子混雜其中讓其感染的例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政府對寄宿學校的資助已經遠遠不足，學校隻能強迫學生幹體力勞動來維持，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毫無教育可言了。1870~1970年全加約有130所寄宿學校，15萬名土著兒童接受寄宿學校的同化教育，直至1980年最後一所原住民學校關閉曆時百年。最近(2008.5)加拿大聯邦政府總理哈珀被迫代表政府對這些受虐者作出正式道歉。道歉隻不過是個詞，問題仍未解決，留在這些原住民的心裏創傷是無法消除，現在想解決原住民麵臨的問題，已經困難重重，為時已晚。

無獨有隅，澳洲也在今年向原住民作出類似道歉。當時澳洲總理陸克文在國會正式向所謂“消失的世代”道歉。所謂消失的世代是指澳洲政府在1870~1970年的同化政策，強迫成千上萬的原住民在孩子時代離開家庭住宿學校，使他們身心受虐。

原住民族在夾縫中生存，他們的現狀是曆史造成的，是一種全球“共性”。比較而言，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為少數族裔所做的事遠比中國政府為藏族人民所做的遜色得多。中國在西藏的學校沒有規定通一隻用漢語，藏語得到了尊重，兩語並重。98%的小學和97%的初中普及教育藏語教學都不缺，也沒有強迫學生不信藏傳佛教，完全自由。藏區寺廟比舊西藏6000所少了很多，僧侶也減少了，這並不能說滅絕藏傳佛教，必竟現在藏區還有1700多所寺廟及藏傳佛教場所供4.6萬僧尼使用，次外，還有4座清真寺供3000多名伊斯蘭教信徒使用，一座天主教教堂供700名教徒使用，國家用了7億多元對寺廟和布達拉宮及其無價遺產的保護，有目共睹。藏語正處於繁榮發展階段，藏藥得以複興並獲得國際認可，藏傳文化在藏民日常生活中充滿活力，藏民的平均壽命由35歲提高到現在的67歲。然而西方社會卻在指責中國在西藏的政策是一種“文化屠殺”，倒打一耙，其實傷了自己。

可以設想，讓全世界許多現代人神往的西藏“鄉格裏拉“也變成一個像北美印地安人保留區，讓藏民放牛牧馬、喝酥油茶、吃糌粑、納供朝拜、唱歌跳舞，回到60年前的政教一統，讓對苦難甘之飴，卻對信仰有著盤石般堅定的藏民變成靠國家救濟金的北美印地安人那樣倘徉，那真是情何以堪？

 

“虛擬主權”  可解西藏之癢

 

今日西藏在走自己發展之路，修公路、跑汽車、通鐵路、蓋大樓……全國各省對口支援，藏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質的提高，基本轉型成現代多元社會，但，主體仍為藏民。麵對藏區非常奇特的獨有自然環境，利用保護好山山水水成了探索的課題，還有那如何更好保護西藏極其普及的佛教體係，也是很重要的議題。地球隻有一個，西藏也隻有一個。我們要像珍惜生命一樣嗬護它。過去西藏落後，今天逐步現代化。即使達賴也對西藏的發展、藏民生活改善的貢獻給予肯定。

西藏解放已經五、六十年，當地藏民還是有點反抗，為西藏投入大量資金的中國政府對此也大傷腦筋，是不是有些漢人在那裏幹了壞事？如果在內地，老百姓隻會想到腐敗，可是在西藏，當地人就不會將此當作腐敗，而會認定這是民族壓迫。關於這個問題存在諸多爭論，也就是要讓西藏現代化更加健康、更加完美發展，如果僅僅集中在経済領域恐怕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靈丹，必須在軟實力上下功夫。時代變了，也要與時俱進。由於達賴喇嘛在藏民中的經神影響，必須給予更大更好的自由空間，在北京設個佛教總部，享有治外法權，像馬耳他騎士團一樣（1934年馬耳他騎士團在羅馬購一座大廈設總部內享治外法權），有主權無土地的“虛擬主權”國，在聯合國可派常駐觀察員，也可與各國建立關係派駐代表，達賴仍當精神領袖，或許會對解決西藏問題提供新思路。當然也可設在拉薩。雖說流亡在外的藏民有14萬多，舊貴族及其後裔約占1/10，是少數，政府政策不大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隻要絕大多數人接受和受惠那就是個好政策。然而，達賴在國際社會政治生活中是一個客觀存在，有較大影響，也被各方勢力公開利用。麵對達賴及其集團在國際社會製造麻煩，不如讓達賴在有生之年從流亡地返回，一耒可避免達賴園寂轉世之麻煩多多，二耒也可減少藏獨的暴力，對穩定西藏的政治、宗教有利，並能改進世界對中國西藏政策的看法。

其實，達賴集團已經流亡半個世紀，其中青年成員已經高度西化，許多人的英語比藏語說得還要好，他們的思維方式表達和公關能力非常合應西方人的胃口，贏得了國際同情，而藏人少數族是弱勢群體，加上達賴為轉世活佛及其強調的普世價值--和平主義很容易得到西方普通老百姓的同情。時代在進步，觀念在變化。西化的達賴集團成員也不可能將新西藏恢複成舊西藏的農奴製。我們要有自信，有勇氣與國際社會互動，達賴集團的麻煩不過是小事一樁，但如何扮演一個更主動、更積極、更負責任的角色對中國還是很重要。

世上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其實都在一個風景裏。如果你看我客觀一點，我看你真實一點，甚至我站在你的角度看我，你站在我的角度看你，諒解和寬容，民族和國家利益的差異、傳統傳承發揚的責任，許多矛盾和爭端會容易解決一些。

達賴喇嘛在西方口口聲聲稱：“西藏高度自治是保護特有文化，不是獨立。”如果他說的是真話，那麽在西藏自治區的拉薩有限土地範圍內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保留區——“雪山佛國”，讓達賴集神權、財權和治權於一身，可能更有討論空間。像意大利羅馬“梵帝岡”一樣，世俗和宗教二條線，劃地為界，各自管理，井水不犯河水。教廷自設管理機構，掌管內政、外交（宗教性）、財政、稅務、警察、交通、消防、醫療、郵電、超市和加油站等等。“雪山佛國”也可套用這種模式，以布達拉宮為核心，包括大招寺、八角街、雪村等等舊西藏的知名點等數平方公裏土地範圍內的管治權及全藏宗教事務。恢複轄區本來麵目，八角街外來戶迅速退出，讓最藏化的東西（民族手工業）東山再起，以吸引世界觀光客來看藏傳文化。像梵帝岡一樣的”雪山佛國“能向世界各國派駐宗教性的駐外機構。據說羅馬有400 多所教堂，在教廷管理下和意大利政府一直相安無事，十分融洽。當年墨索裏尼在這件事情上有新思維，對意大利的繁榮和穩定作出的貢獻不容抹殺。

時間可以改變以往，又可以影響未來。西藏瑕不掩瑜，也不應不暇一顧，必竟達賴還在跳和咬，我們不能低著頭一直沿著老路往前走，還是要有勇氣去追求新的思想和方法來抓西藏之癢，這很可能會得到予想不到的效果。宗教不是洪水猛獸，現代很多事情都能不變求變，變中求成。政治（法律）和宗教對和諧社會建設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互補互為的推進力量。不糾纏於過去，達賴也不可能恢複過去的愚昧和落後，現今的中國領導也不是50年前的思維、思想、意識。麵向未來，彼此客觀一點，模糊分歧，討論共識，各讓一步，海闊天空。先輩李大釗說:“無限的過去，都以現代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代為淵源；過去與未來的中間，全以現在連續，以成其無私無終的大實在。”可見現在何等重要。

西藏的未來，也是中華民族未來的一部分，是對中國、世界遊客、藏民、達賴喇嘛和環保人士的共同考驗；西藏的未來也是對自由化、市場化、現代化能否幡然猛醒，去糟粕存精華的考驗；西藏的未來也是對宗教，尤其是藏傳佛教生命力的考驗。梵帝岡的存在告訴我們：政教分離，劃地為界，以約管治，井水不犯河水，族群和諧，既能保護西藏本耒擁有的藏傳佛教文化，又能使藏民人心向歸分享現代化的權利，何樂不為。

 

注釋1· 藏文化核心的源

佛教起源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二百年後正式成了印度的國教，再過百年才傳入中國，約在公元七世紀中葉傳入西藏。當時的藏王鬆讚幹布統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吐番王朝。唐文成公主下嫁鬆讚幹布，由於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入藏時帶去了佛教經典、佛像和其它法物。受文成公主影響的鬆讚幹布皈依佛教，修了大招寺、小招寺，並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學習梵文和佛經，來後創造了藏語文字並開始翻譯佛經。

到了八世紀中葉唐金城公主下嫁藏王赤鬆德讚時又帶去了一批佛經和法物，當時一度有建寺迎僧、譯經等佛教活動很盛。

九世紀中葉，朗達瑪即位其間，曾開展了大規模的減佛運動。十世紀的後半期，佛教由原西康地區再度傳入西藏。十一世紀中，有印度超岩寺首座阿底峽大師應邀入藏，佛教又複興盛。期間不少佛教學者亦來到西藏，傳譯事業因而很盛。藏文“大藏經”近六千部中大多數是在這時直接由梵文翻譯而成，隻有少數是從漢文轉譯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論著在藏文典籍中極為豐富。

在藏傳佛教史上產生過很多佛教宗派，主要有紅、黃、花、白四派。大家比較熟知的是“紅教”和“黃教”，而“花教”和“白教”知之甚少，但他們都是藏傳佛教中的主要教派，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紅教”（寧瑪派）是藏傳佛教中曆史最悠久的一派，“寧瑪”是古或舊的意思，因為該派僧侶多戴紅帽，所以俗稱紅教。該派以華蓮生大士為祖師，並依其入藏時所傳密咒和所遣”伏藏“修習傳承。在寧瑪派的經典中，還保留了很多蓮華生大士降魔伏妖的傳說。

“花教”（薩迦派）因其主寺薩迦寺圍牆上塗有象征文殊、觀音和金剛手的紅、白、黑三色花紋，所以俗稱花教。公元1034~1102年由貢卻傑布創立，家屬世襲。薩迦派特別重視”道果“的教授，認為人生無常。世間萬物皆因緣和合而成，並非實有。如能看透這個道理，則能解脫一切痛苦。自十三世紀中葉到十四紀中葉，該派在西藏占有統治地位，其第五祖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曾被元世祖忽必列封位“帝師”，後來又被任命為西藏法王兼藏王，掌握西藏政教大權，自此開創了西藏“政教合一”的製度。

“白教”（噶舉派）因注重密法口授傳承而得名。“噶舉”意為言傳，因該教派多穿白衣僧服，所以稱白教。該派主張顯密兼修，要求修習者把自己的思想專注於一境，不分心，持之以久，進入禪定。

“黃教”（格魯派）是藏傳佛教中最後興起的，也是現時最有實權的大教派。格魯派是在噶當派的基礎上建立的，“格魯”意為善規。因該派僧侶頭戴黃帽而得名。噶當派由阿底峽的弟子仲敦巴（公元1005~1064年）所建立。“噶”意為佛語；“當”意為教授。“噶當”意為一切佛語（包括顯、密二教的經、律、論三藏）都是對信徒修行的指導。該派認為顯教和密教是相通互補的，主張先修顯教，再修密教。“黃教”是在十五世紀後期經過噶當派僧人宗喀巴對教派經過改革後而興起的教。他吸納了噶當派的戒、定、慧學修並重的方法和薩枷派研究佛學的嚴謹，主張顯密並重；在密乘修習方麵，將各派的精華吸收過來。噶魯派因此日漸壯大，修建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紮什倫布寺等大型寺院；並確立了達賴、班襌兩大活佛轉世係統。在明、清兩朝的扶植和冊封下，格魯派成為藏區執掌政權的派。

摘編自《明報月刊》2008·7·

注釋2· 達賴不獨立的自治區包括以金沙江為界的前後藏，也就是現在的青海、川西、甘南、滇北、內蒙等藏、蒙、土、羌族等地區,囊括整個青藏高原。達賴定義為「所有藏人居住區」，或曆史上藏文明覆蓋的全部地區，其麵積比西藏自治區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為250萬平方公裏），超過中國總麵積的四分之一。在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萬（1990年），另有200多萬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

 

釋注3· 符號“卍”和“卐”的詮釋

“卍”是上古時代許多部落的一種符咒，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臘、埃及、特洛伊等國的曆史上均有出現，後來被古代的一些宗教所沿用。最初人們把它看成是太陽或火的象征，以後普遍被作為吉祥的標誌。隨著印度佛教的傳播，“卍”也傳入中國。這個字梵文讀“室利踞蹉洛殺那”，意思是“吉祥海雲相”，也就是呈現在大海雲天之間的吉祥象征。它被畫在佛祖如來的胸前，是金色的，佛教認為是“瑞相”，能湧出寶光，“其光晃昱，有千百色”。

中國佛教對“卍”的翻譯也不盡一致，北魏時的經書把它譯成“萬”字，唐玄奘等將它譯成“德”字，強掉佛的公德無量，唐武則天又把它定為“萬”字，意為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

這個被佛教視為吉祥和功得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號，竟被德國法西斯頭頭希特勒用來做了他的黨旗標誌。佛祖上的“卍”與納粹標誌的“卐”僅僅是它的旋轉方向不同，當然與佛教一點關係也沒有。希特勒親自設計的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一個黑色“卐”符號。

希特勒對自己的設計非常滿意。他所以選“卐”做標誌的原因有幾種說法：1·納粹黨意思是“國家社會黨”，在德文中“國家”和“社會”的詞頭都是“S”，兩個詞頭交錯重迭一起，就形成了“卐”的形狀；2·美國學者羅伯特·佩恩提出：希特勒從小就有崇拜權威追求權力的強烈欲望。小時候，他家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院內的通道、石井、修道士的座位以及院長外套的袖子上都飾有“卐”標誌。希特勒崇拜院長的權勢，把“卐”視為權威的象征，這就是他後來選用“卐”做納粹標誌的原因。

還有其它說法，考證也沒有什麽意義，重要的事實是這個“卐”使無數納粹黨徒為之瘋狂，他們聚集在這麵旗幟下幹盡了壞事。二戰德國戰敗後，這個標誌被粉碎。但在2000年11月，一位英國記者在離柏林110公裏處高空的一片叢林上拍到一幅用樹木組成的“卐”照片。它由48棵落葉鬆與周圍不同樹種的樹（針葉鬆）組成，長寬均為60米，線條分明，標誌明顯。春夏雨季它們沒有區別，深秋和初冬，落葉鬆的葉子逐漸變成黃色，一個黃色的“卐”便凸顯出來了。經查原來是希特勒活動猖獗時，一位鄉下土財主特意栽種。照片一經刊出，立刻引起人們的抗議，紛紛要求政府立即將其產除。德國法律也不允許在任何場合公開展示納粹標誌，所以這個由樹木組成的“納粹標誌”很快就被清除了。

—— 摘編自互聯網 ——

注釋4· 佛教與印度教

佛教起源於印度，一千多年的演變，佛教已成為中國國教，反而在其發源地的佛教影響卻日漸衰微了，印度十億人口，信奉佛教者僅約600萬，除了一小部分信仰基督教者，80%的國民信仰印度教。

印度教形成於8世紀，它是綜合各種宗教的宗教，主要是婆羅門教和佛教信仰產生出來的一個新教，得到了當時印度上層人物的支持。印度教繼承婆羅門教的教義，並對存在著造業、果報和輪回的觀點讚成和發揮。印度教說有“我”，佛教則說“無我”；印度教說“梵”為宇宙之體，佛教則說諸法因緣生滅的本體是空；印度教嚴格區分階級製度，佛教則提倡一切眾生平等；後期印度教的派別中出現以苦行或樂行的修持，佛教則主宰“中道”為修行原則。

印度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現象，是一個由多種宗教信仰、民間習俗和生活方式相糅合的綜合體。它既是有神論的宗教，又是無神論的宗教；既是多元論的宗教，又是一元論的宗教；既是禁欲主義的宗教，有是縱欲主義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

 

注釋5·馬耳他騎士團

    1080年，騎士團原來隻是教廷授權的慈善團體，在十字軍東征佔領耶路撒冷後變成具獨立編製的政治、軍事實體、實質上負責了耶路撒冷王國的防務，但沒有主權、也沒有土地，大概屬於今天定義的“非國家個體”。

   1309年，穆斯林征服耶路撒冷，騎士團撤退到今天屬於希臘的羅德島，取代了當地的拜占廷帝國管治，在那裏建立了被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的主權國家，在這階段，騎士團有主權、也有土地，基本上是個主權國家。

    200年後，羅德島又被穆斯林攻陷，無家可歸的騎士團得到身兼西西裏島國王的神聖羅馬皇帝協助，按排他們在其領土範圍內的馬耳他島租借給他們複國，象征性地每年僅向西西裏國王繳交一馬耳他元作為租金，用別人的土地作為羅德島國的主權的延伸。

    1789年拿破侖發動歐洲戰爭，順道佔領了馬耳他島作為地中海樞紐，騎士團再次被趕走。這次，他們再也沒有遇上善心人收容，其主體最終在1834年轉型為今天的騎士團。他們在羅馬購買了一座大廈為總部，在總部內享有治外法權（不是主權）成了名義主權、無土地，被各國接受的“虛擬主權”國家。

時至今日，騎士團成功和世界上約一百多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國與國”的外交關係，還向各國派駐大使，又發行自己的護照和郵票。除了沒有領土，騎士團實體的一切和正常國家沒有多大分別，聯合國雖然沒把騎士團接納為梵蒂岡那樣的“非成員國”，隻是邀請為“永久觀察員”——因為聯合國成立時，騎士團已經沒了土地，聯合國作為“主權國家俱樂部”，而騎士團是個“虛擬主權”國家，其主權身份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