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革命的強大滲透力量以及“曆史終結”的普遍想象，使上個世紀末期的這一次全球化浪潮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其無遠佛界的擴散性與上個世紀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借助資本流動、貿易以及隱藏於其後的規則和製度的擴散，資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場理想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初現輪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這個彭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與發端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轉型在時空上重疊匯聚，其結果是，資本和貿易的全球性布局，不僅作為一種背景，而且作為一種現實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轉型。換言之，中國的轉型已經不再是關起門來的轉型，而是一種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內容的轉型。作為一種獨立於主權國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滲透進了中國轉型的幾乎每一個層麵。當十幾年前對普通中國人來說還僅僅是夢想的汽車已然進入中國家庭，當中國人像世界公民一樣在第一時間分享著發生在遙遠他國的新聞事件，當政府官員、學者、企業家熟練地談論著國際慣例的時候，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也無論是在個人層麵還是在政府層麵，我們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已經成為中國轉型中一種無形但卻巨大的推動力量。這種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國轉型中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麵向。
迄今為止，中國是以一個全球化受益者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麵前的。將這個形象還原成經濟學家們喜愛的數據，這個形象大致由如下數據構成：每年高達600億美元以上，已經位居世界第一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僅次於日本，將近6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超過10000億美元，列世界第三的對外貿易額；長期保持但相當溫和的貿易順差；穩定而堅挺的人民幣，如此等等。如果我們知道，僅僅在26年之前，所有這些數據的基數都幾乎還是“零”這樣一個事實的話，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中國為什麽會留給外部世界一個迅速崛起的印象，以至於“中國威脅論”會成為一個迅速升溫的國際話題。顯然，就上述數據的強勁程度而論，這樣一個“中國形象”，就已經不隻是一個全球化的被動受益者，而是一個主動利用全球化機遇的模範生，一個令老師們望而生畏的後來者。這似乎頗有點像二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然而，從內部看中國，這個形象可能就遠遠沒有那麽咄咄逼人了，相反，它更像一個虛弱的巨人。
一、野蠻的力量
經過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十數年誨人不倦的啟蒙之後，“競爭”一詞，終於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核心語匯和重要的經濟哲學。在經濟學家灌輸給中國人的理解中，所謂競爭是一個比誰更優異的競優過程，其刺激創新、激勵進步的作用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這種理解顯然遺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競爭可能導致正好相反的結果。它不僅不能使競爭參與者變得更優異，而且會使他們放寬自己的道德約束，不擇手段，從而取得競爭優勢。當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線為代價而贏得競爭優勢成為一種普遍的時尚並不斷取得成功時，逆淘汰現象就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可以反映這種競爭機製精髓的一句中國格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誰！”。）個人、團體間的競爭如此，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同樣如此。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而另外一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後一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謂打到底線的競爭。顧名思義，在競次的遊戲中，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夠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夠容忍本國環境的破壞，一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所謂競爭力，其內裏是一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複歸。好一個“打到底線的競爭”，用來描述1990年代後中國的全球化實踐，可謂是精準之至。
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比較優勢。與美國和日本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大約相當於它們的4％左右。對這樣懸殊的人力價格差距，中國經濟學家一般是將其當作與發達國家的某種“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為此相當慶幸，似乎中國也終於有了某種不容剝奪的奇稟異賦。不過，仔細追究起來，這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並非那麽“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這個幅度。（在中國，在體製內人員工資出現剛性增長的同時，數量的底層勞動這群體的工資卻在表現出罕見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百分之七十，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隻有美國的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長的曆史比中國晚了10多年）。這實在相當讓人費解。更讓人費解的則是，從1990年代初期到現在（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然十年沒有上漲。這不但對中國獨步全球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確證了中國工資增長的某種“不自然性”。如今這種工資與經濟增長反向運動的現象，已經開始從中國最下層的民工那裏開始蔓延到所謂的知識階層。這幾年，在中國經濟過熱的同時，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到2005年年初，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已經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人民幣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場焦急尋找工作的河南財經大學的畢業生無奈地表示：“這讓人怎麽活？”。按照這種人力價格趨勢，再經過一個三十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恐怕隻會越來越大。而所謂的中國世紀，就可能隻是一段民族主義非理性亢奮所留下的曆史笑柄。
將經濟不斷增長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不斷降低）的現象簡單歸咎為中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稟賦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為什麽人口密度遠大於中國，內部市場潛力遠小於中國的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現象呢？同樣的疑問還有，如果由數量驚人的農民直接轉換而來的農民工確實存在某種過剩的話，難道在中國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學生也存在無限供給嗎？很顯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說法隻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無法讓人信服的膚淺說辭，是中國經濟學家強加給大眾的一種學術蒙昧。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係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也並不是由什麽自然稟賦所決定的，而是由一種人為的製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製度的作用相當關鍵。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勞動力被當作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無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也無組織工會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的社會權利（各種福利、保障等等）。在相當多的時候，他們的待遇甚至比毫無感情的自然資源都不如。起碼，保護環境的呼籲在中國是合法的，而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呼籲則是事實上不合法的。於是，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一部分。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1990年代的經濟增長中，中國勞動力價格一直就被壓縮在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底線附近。在中國沿海地區，地方政府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資本尤其是外資，在廉價饋贈各種自然資源之餘，也最大限度地彈壓勞工的各種自發和合理的訴求，以便人為地維持某種價格競爭優勢。這種人為的政治壓製，極大地拖低了中國勞動力的基準價格。如果按照某種可笑的經濟學教條，這種極不正常的價格，會被視為不容褻瀆的市場“均衡價格”。但掀去覆蓋在這個均衡價格上的政治重壓，我們就將發現，這個均衡價格實際上一點都不均衡，它將在現在的水平上並向著現代社會的基本文明標準大大的上揚。在企業主和政府官員那裏，工資是一種必須盡量予以壓縮的成本，而在勞動者那裏，工資則是一種必須盡量擴張的福利，工資最終的價格水平其實就是兩種力量最後真的博弈結果。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經濟學家們眾口一詞的簡單的市場過程。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在中國經濟全速增長的整個過程中，這種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中國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的毫無保留的慘敗。所以，當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突然“發現”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這個“秘密”，並將這個秘密當作中國的某種天然稟賦的時候，我們就很難不欽佩中國經濟學家不求甚解、倒果為因的本領了。將一種政治過程的冷酷後果（勞動力價格）當作一種自然稟賦並作為可資炫耀的比較優勢欣然加以接受，不隻是一種學術上的無能，更是中國學術界在精神上徹底墮落的一個明確證據。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較價格優勢，也可以因為外匯存底的擴張，貿易的增長而為國家贏得某種強大的形象，但這種以犧牲人民福利，降低社會倫理標準為代價來換取所謂國家競爭力的辦法，是一種典型的競次。難怪有西方評論家驚呼：中國正在摧毀資本主義！顯然，他並不是驚奇於中國的所謂競爭力，而是驚奇於中國竟然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逾越現代資本主義的倫理底線，向著野蠻、冷酷的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倒退。對於中國不太自知但卻越陷越深的競次戰略，中國的左翼學者左大培大聲抨擊到：“讓人民更貧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強的競爭力。這樣的‘對外貿易競爭力’反映的實際上是人民的貧困化，但是它卻成了許多人沾沾自喜的資本。”這種所謂的“鯰魚效應”可能正是中國廉價勞動力形成的秘密所在。中國並非有什麽了不起的貿易武器，它隻不過是別人更有能力將它的人民驅趕進一種野蠻的生活方式而已。對這個結論，隻需要看一看中國工廠中，遠遠高於正常水平的工傷死亡率、遠遠超過正常水平的工作時間，我們就絲毫也不會懷疑了。或許，正是憑借這種野蠻的力量，中國才讓它的老牌資本主義對手們不寒而栗。然而，我們很快將會看到，野蠻的力量畢竟是野蠻的，它不可能與文明的力量做長久的賽跑。
應當承認，中國的政府官員及其幫閑經濟學家們，已經在中國的公眾意識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神話。它使我們誤認為，我們麵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如果我們的人民不延長工作時間，不降低工資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們就會麵臨失業的危險。而實際情況則是，我們的低工資更多的是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衡的一個結果。它既非國際競爭的結果，也非自然稟賦所致。
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中國采取的競次姿態是全方位的，這在中國的FDI上也表現得同樣突出。自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中，中國已經吸收的FDI達到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後50年間日本吸收FDI的十倍。與此同時，中國自2002年之後開始超過美國，成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軍。有人宣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FDI一個巨大的磁極。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短時間中超越世界資本主義的首都美國，的確是非常令人吃驚的，絕大多數人也是將此看成中國勢如破竹的全球競爭力的一個明證而甘之如飴的。但正如我們在低工資中所發現的秘密一樣，中國傲視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樣隱藏著巨大的代價。除了低工資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擁而至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各地方政府以競次方式對自然資源、環境、市場，甚至是政府稅收的甩賣。
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在原有體製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長動力實際上已經衰竭，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賴以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被全數上收，在這種情況下，引進外資便成為各地方政府繼續維持本地經濟增長幾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進外資作為一種國家戰略也受到了最高決策者們的鼓勵。對於地方政府官員個人來說，不惜一切引進外資是風險最小而收益最大的。這是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FDI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背景。然而，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這個秘密並且同時將其作為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的時候，競爭走向白熱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在中國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地方政府的甩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並將這個戰略發揮到極至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一係列的讚譽和政治上的獎賞。但蘇州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20萬元/每畝，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15萬元/每畝。在這種惡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隻好將地價壓到5萬元左右的超低水準。由於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每畝土地的價格也被壓至5—6萬元。如此，就出現了在中國經濟不斷增長但招商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奇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2001年的9.5萬元降到2002年的8萬元，再降到2003年的6萬元。對於這種降價，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說“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卻將中國FDI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
中國在FDI上的競次雖然首先表現在土地的甩賣上，但決不僅僅表現在土地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采取的都是“組合”性的競次策略，這意味著不僅要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補貼。同樣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拳。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以犧牲本國人民的福利換取FDI的觀賞性指標，對政府官員及FDI的投資者來說都是淨收益，但對本國人民來說，則是純粹的賠本買賣。了解了中國FDI這種放血式的真實內容，我們就不會下麵這樣一個事實感到驚訝了：在中國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國第四的蘇州市，在多項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標上竟然落後於遠處中國內陸的成都市。中國FDI在增進本國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來影響本國居民收入上的負效應可能還遠遠沒有顯示出來。有中國學者曾經對FDI的效果做出過某種宏觀估計，他們認為，如果假定FDI的投資收益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為3％，那麽中間這7個百分點的投資收益率差距，將意味著資本效率的重大損失。中國與日本一樣，是儲蓄率奇高，資本相當豐富的國家，但中國在改革開放26年當中吸收的FDI不僅相當於日本戰後50年的10倍，而且還在年度數字上超過儲蓄率低得可憐的美國，這實在是一個相當讓人詫異的事實。這除了證明中國存在驚人的資本浪費之外，證明的另外一個事實是：中國節節升高的FDI是一個政治選擇，是一個非理性的政治體製做出的非理性的經濟選擇（雖然它對官員的利益來說是一種理性選擇）。可笑的是，這種政治選擇僅僅製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數據，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國民福利的淨損失。既然是體製的選擇，那麽，隻要這個體製不變，這種競次戰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難回頭。一位學者在研究了中國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經濟計劃之後發現，引進外資被普遍提升到“經濟發展生命線”的高度，他幽默地評論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個工作重點第一是引進外資，第二是引進外資，第三還是引進外資。在中國整個改革時期，向中央政府爭取所謂的項目和投資，一直是中國地方政府官員發展經濟首要的議事日程，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FDI為這種傳統思路開辟了另外一條捷徑。如果說前一條路導致巨大的投資浪費的話，那麽後者則是洞開了財富的輸出之門。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詳的一句台詞就是：我們不能怪國際資本太狡猾，太貪婪，隻能怪自己的體製太愚蠢。這個體製的獨特優勢僅僅在於，它可以未經國民允許就慷慨地犧牲本國國民的福利。這顯然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恥辱。正如一位評論家所精確評論到的那樣：投機資本和金融資本流向“勞動價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證剝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毫無疑問，聞利起早的國際資本是非常歡迎這種體製的，所以，他們也十分樂於用最廉價的讚揚來滿足中國熾烈的虛榮心。在這個星球上，他們可能隻見過賴帳不還的發展中國家，卻很少見到像中國這樣奢侈和大方的窮國。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以賠本賺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國以同樣的方式無私地襄助著國際資本。這真是一種絕妙的曆史雷同。在這種曆史雷同中。我們看到的是某種核心體製的延續。
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競次手段，遠不止於人為壓低的工資價格，也遠不止於土地收益、財政收益的贈送。對環境破壞的容忍，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性開發，對本國市場的讓渡，對本土經濟的歧視性待遇等等，都是這種競次方式的體現。事實上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美譽的同時，中國的環境破壞、能源消耗率、自然資源消耗率都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地步。而這，正是“世界工廠”得以奠定的基礎。
通過這一整套的競次戰略，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為中國贏得了指標和數據上的輝煌勝利，不過，它可能僅僅是指標和數據上的勝利。
二、巨人的泥足
中國在10餘年中以競次方式與全球經濟的無縫隙融合，雖然換來了一係列的可以滿足虛榮心的數據和指標，但沒有為中國贏得什麽競爭力。
一個常識是，人力價格並不是國際經濟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決定性的因素是一個國家的生產率。如果考慮到這一點，中國的競爭力就顯得相當脆弱了。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02貿易和發展報告》的測算，如果考慮生產率因素，在勞動力密集型製成品方麵，創造同樣多的製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於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於中國的1.2倍。而如果與韓國比較，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比韓國還高20％。這就是說，中國用相當於美、日將近1/25的工資換來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隻要其他因素稍稍變動，這種低勞動力價格所帶來的優勢就可能喪失殆盡。這足以見得中國低人力價格所形成所謂競爭力是何等之粗放，何等的不堪依靠。當僅僅依靠壓榨勞動者就可以獲得剝削利潤的時候，企業主總是很少有動力投資去改進生產率的其他因素的。他們既不需要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也不需要花錢改進技術。這就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個“低工資、低教育、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構成的所謂“低技術陷阱”的惡性循環。一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家對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諷刺說，中國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這與其說是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倒不如說是中國憑借其競次能力已經坐穩了全球經濟食物鏈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國並不是什麽世界工廠，而是世界民工。滑稽之處在於，中國似乎對這個“民工”位置相當的自豪。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企業所具有的競爭力上，作為一種遊離與政府的力量，企業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跨國企業巨頭在全球化種越來越顯赫的作用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很難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滿的勞工＋低技術”為主要構成要素的中國企業能夠具備什麽真正的競爭力。以這樣“原始”的競爭力，中國恐怕隻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資本主義。事實上，這種競爭力的匱乏已經充分的表現在中國的貿易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貿易總額迅速攀升，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到2003年中國的出口額和出口額已經分別躍升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隨著貿易總額超高速增長的一個奇怪現象是：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不斷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不斷上升。進口產品價格上升而出口產品價格下降被認為是貿易條件惡化的典型症狀。有統計表明，2002年日本對華出口產品價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對華進口產品價格則大幅下降了18.4％。僅此一項，日本每年從對華貿易中節省將近200億美元。與此形成對比的一個景象是，在中國華南的一家出口工廠中，電扇、榨汁機、烤麵包機的平均批發價格從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該廠的一位負責人感歎到，“隻有最廉價者才能生存下來。”中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事實，在表麵上看，僅僅是中國從不斷增長的貿易中獲得了越來越少的利益，而深層所表現的則是這樣一個相當符合邏輯但卻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企業的相對競爭力不僅沒有隨著經濟增長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斷下降。
中國本土企業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競爭力不斷下降的事實其實一點都不令人吃驚。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絕大部分時間中，中國官僚體係就一直奉行著抑製本土經濟尤其是本土民間經濟發展的政策。在無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的情況下，中國大量的本土企業要麽與官僚體係結盟，形成一種多元化，短期化的戰略文化，要麽持續挖掘廉價勞動力這個唯一的優勢並將其發揮到極至。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形成長期的企業競爭力。在意識形態和製度壁壘的排斥之外，中國對外資給予的稅收超國民待遇，也使得本土企業長期處於極其不利的競爭位置。中國對本土草根企業的歧視之深與對外資企業的優待之多，形成了非常顯明的反差。一個最廣為人知的例證是，外資的稅收優惠在延續了20多年之後，仍然無法取消。對此，中國的財政部長金人慶深感無奈。在一次會議上，他明確表示了他的不滿：“目前外資企業所得稅率不到15%，而中資企業為33%，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說給中資企業優惠，至少要一視同仁，這才是國民待遇。我覺得，現在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而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但金人慶可能不明白，在這種獨厚於外資企業的怪現象背後，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國的崛起。所謂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國際慣例，具有全球化視野，在意識上與跨國公司有著深刻認同的民族國家的官僚。這些官僚未必與跨國公司有著直接的利益牽涉，但是與跨國資本家階層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正是由於這種文化和意識上的認同，全球化官僚會不知不覺地偏袒國際資本，而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跨國公司的全球化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的力量，更是一種文化力量。隱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顯的經濟力量強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國證券事務的中國證監會，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發及再融資時，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中國的會計師事務所固然造假成風，不堪信任，但“四大”（國際會計事務所）也同樣可能造假。將製度建設的失敗歸罪為國內會計事務所並加以歧視性政策，當然是相當荒謬的。而其中反映的則是中國全球化官僚骨子裏的一種文化自覺。
早就有美國學者觀察到：“在大多數國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識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提倡民族經濟的一方。”這種正在中國充分浮現出來的力量，就是金人慶所感受的那種（替外資說話）的無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記住，國際資本與一個腐敗的政治體製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蝕的。與中國企業相比，雖然國際資本普遍具有（在母國培養的）更加健康的企業文化和商業倫理，但利益所誘，所在國腐敗的政治文化所驅，同流合汙在所難免。種種跡象表明，跨國資本為了經濟利益已經越來越廣泛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腐敗案件。中國政治級別很高的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的腐敗醜聞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預計，這種合謀在中國將會變得越來越頻繁。格外令人擔心的是，隻要他們願意，跨國資本的“政府俘獲”能力要比中國本土企業強大得多。如果這種係統性的勾結真的成為現實，那麽，中國的官僚企業利用“國家權力”入股可能還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國本土的草根企業就將被置於一種完全失去話語權的危險的依附地位。這意味著，中國本土企業將被徹底固定在利潤最微薄的價值鏈的最底層。下麵的數據可以直觀告訴我們價值鏈最底層企業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麽回事：2003年中國出口了53億雙鞋（相當於為世界上每個人生產一雙鞋），但中國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餘80％的利潤都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廠商所獲得。按照摩根斯丹利一位經濟學家的說法就是，中國僅僅得到了一點麵包屑而已。在中國本土企業由於缺乏競爭力而逐漸被逼至了附加值極低的世界價值鏈低端的同時，外資卻占據了中國附加值極高的價值鏈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後10年中，中國工業機械的出口總額增長了20倍，而其中外資企業的出口比例從35％躍升到接近80％。同一時期，在最能體現附加值的計算機及外圍設備的出口中，外資企業占據的比例更是達到了92％絕對比例。其他高新技術的情況也基本如此。外資在中國出口中的超高比例，與其他後發工業化國家如韓國、台灣、泰國等國的情況相比，相當的不尋常。有研究者由此認定，中國已經出現了“外資替代效應”。即正規製造業被外資取代的情況。如此看來，中國不過是一個為外資提供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有著超低環保標準、超低社會責任標準的生產基地。
不過，這遠遠不是中國政策失誤的全部。為了官員政績及短期GDP增長而瘋狂引進外資也導致國內市場的喪失。與其他國家相反，中國不僅沒有保護本國市場盡量隻麵向本土企業開放，卻給予本來就具有優勢的外資以各種優惠待遇。這使得本土企業無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場的所給予的寶貴的成長機會。這也是為什麽號稱擁有巨大市場潛力的中國，在長達26年的時間中卻沒有成長出一家國際巨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蘇州，這個與全球化融合得最為徹底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曾經在1980年代在中國市場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業（被成為“四小名旦”）悉數銷聲匿跡，其中最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門麵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國商務部2005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承認：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初衷沒有達到，跨國公司在中國已顯露壟斷苗頭。但中國商務部顯然不會承認，跨國公司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是中國政治體製蓄意削弱本土民間企業競爭力的結果。全球化的經濟力量不過是主動利用了中國體製的這個天然缺陷罷了。或者說，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國的體製稟賦（而非自然稟賦）主動進行的一次全球配置。顯然，跨國資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國的試驗是一次成功的經典之作。
以跨國公司為標誌的全球化力量對中國轉軌的深度卷入，在中國塑造了一種新的經濟格局。一方麵，跨國資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響力占據中國少數富人和中產階級的絕大部分消費能力。富人和中產階級是中國最具有消費能力的一個群體，而跨國資本的產品中所包含的某種文化內容，是最能夠滿足他們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確認要求的。作為全球化的核心意識形態，消費主義首先是從意識上，然後才是從經濟上將中產階級從民族國家內部分離出去，從而成為世界的中產階級。所以，跨國資本一旦占據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實際上就將中國的市場從民族國家的內部轉移出去，變成了世界市場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麵，中國本土的技術簡單、生產率低下的製造業，由於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所導致的激烈競爭被跨國資本成功的納入全球生產體係，為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係提供簡單的組裝、加工、零部件生產等。於是，中國的底層勞動者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世界經濟體係的底層。很清楚，中國的階層分化已經與世界性的階層分化更加緊密的融合在一起。借助於本國政治體製和國際資本的雙重力量，中國龐大勞動者的底層地位也將更加穩固。
這樣，中國的單一民族國家的經濟體係由於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對應的是國際資本的供給，而中國的本土製造業卻由於無法掌握最終的銷售渠道被變成了跨國資本的組裝車間。對於跨國資本來說，這樣的組裝車間世界各地到處都可以找到，他們隨時可以挑選他們認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這就是說，中國的製造業麵臨的不僅是本國同行的競爭，而且也麵臨世界範圍內的激烈競爭。這種競爭為跨國資本最大限度壓縮這些“組裝車間”的利潤提供了借口和現實的可能。當中國本土最大的消費需求無法轉變為本土產業的合理利潤的時候，中國產業的競爭力的升級是根本無法想象的。換言之，他們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隻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並被固定在世界經濟體係價值鏈的低端而無法向上遊移動半步。然而，這並不是這種格局最為嚴重的後果。更加嚴重的後果在於，這些為中國提供了最多就業機會的本土製造業（也包括其他產業），由於生存艱難、利潤微薄而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陷阱。這是中國宏觀經濟經常表現為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內需不足就必須擴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須和其他窮國競爭，這種競爭又導致不斷壓低工資以及其他成本，而這反過來會進一步導致內需的萎靡。這顯然是一個難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從社會結構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結構上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社會結構的斷裂，中國已經無法通過本土產業結構轉型的傳導作用推動社會結構的整合和轉型。一個消費不能漸次向下層移動的斷裂社會，其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一個合理的推斷是，蜂擁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進了中國的短期經濟增長，但卻阻斷了中國的長期增長之路。
總而言之，1990年代之後，由於在全球化浪潮中選擇了激進的競次戰略，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資本正在構建的全球經濟體係中一個最廉價、最龐大的中轉站。這大概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大陸型經濟體但外貿依存度卻奇高無比的背後原因。然而，正當許多不求甚解的經濟學家為中國的自由貿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時候，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一項最新研究卻當頭給他們澆了一盆冷水。這個研究得出結論說：窮國的貧困並非由於缺乏自由貿易，因為貧窮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40％——遠遠高於富裕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等於說，外貿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並不是這個國家貿易的發達程度，而是這個國家的貧窮程度。
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一直固守著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這種戰略將一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製的延伸，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調控”能力和塑造某種名不副實的指標形象，中國以政府控製為基礎的匯率製度所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政府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FDI、財政補貼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的結果。勿庸置疑，所有這些的確都為中國創造一個完美國際形象提供了數據上的支持，但同樣勿庸置疑的是，所有這一切都在相當程度上是以本土企業的衰弱和人民的貧困為代價的。如果僅僅是國家好像具有了某種“競爭力”，而企業變得衰弱，人民變得貧困，那麽這種所謂“國家競爭力”就隻能是一種曇花一現的假相。經濟發展的本來目的是讓人變得“昂貴”起來，而伴隨著中國高速增長，人卻變得越來越“賤”，越來越廉價，這種事實顯然是對經濟發展的一種反動。或許，對於一個在道德上徹底退化了的國家官僚集團來說，要想獲得了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巨大尋租利益，蓄意維持一個貧困的底層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就是他們所必須做的。
外交往往事內政的延續，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卻完全不是這樣。在中國，內政往往作為代價耳背犧牲，用來換取國際社會的掌聲。中國的政府體製具有這樣一種功能：它可以將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向內轉移並轉嫁給它的底層人民，而在國家層麵上維持一種強大的形象。個中奧妙，是長期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們是很難理解的。所以，中國憑借各種強勁的指標引得觀者如雲，並博得陣陣驚歎的時候，它實際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術。然而，在一通讓人眼花繚亂的東方武術之後，中國也開始漸漸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綻，那就是：它有一個龐大得驚人的底層人口，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本土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