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寂靜的巨變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震耳欲聾的槍聲在北京城響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一般，一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聲之後，恐懼牢牢地植入了一個民族的靈魂。
或許，殺人者並非有什麽殺雞儆猴的戰略預謀，隻是手忙腳亂、慌不擇路時隨手下出的一著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結局，卻意外地為一種新型政治奠定了長期的心理基礎。在這個夜裏，人民恐懼了，退卻了，威權政府卻趁著夜色呱呱墜地，野草般瘋長。在1980年代頗為孤獨的中國新權威主義者們恐怕沒有想到，他們苦思冥想的威權政治竟然會以如此慘烈的形式在一夜之間唾手而得。回頭看來，在北京城頭這一夜的槍聲之後，威權政治其實變成了中國政治唯一的選擇。由於這種政治轉型幾乎是在一瞬間完成的，以至於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察覺。
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有一種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國經濟領域已經天翻地覆，但政治領域卻紋絲不動，即所謂隻有“經改”，而沒有“政改”。但很顯然，這並不是事實。事實是，中國政治不僅一直在變，而且早已經變得麵目全非。如果說“六四”之前，中國共產黨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還將信將疑，因而還是一個半帶宗教色彩的極權政府的話，那麽在“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政權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則徹底灰心喪氣，從此，中國共產黨政權開始向一個馬基亞維利式的世俗政權急速轉型。雖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經為這種政權轉型作出了鋪墊，但6月3號晚上讓民眾和政府都醍醐灌頂的槍聲，對這種轉型則起到了決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個人在經曆人生巨變之後突然變得玩世不恭一樣，“六四”之變，也讓中國共產黨如夢初醒。這種大徹大悟導致中國共產黨在兩個方麵脫胎換骨。一是政權性質發生了改變。“六四”之後，中國共產黨從整體上開始演變成一個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官僚集團。在“六四”之前，無論是左翼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右翼的黨內自由民主派，都對共產黨的施政設置了某種道德約束和理想主義目標，不管這種目標的具體內容如何，這種影響都是非常強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後，共產黨徹底擺脫了來自左、右翼的意識形態和道德糾纏，成為一個實用主義的官僚集團。“六四”之後，前中共政治局委員鄧力群所代表的傳統左翼以及胡耀邦、趙紫陽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徹底的失勢，非常能夠說明中共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紅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後，世俗利益的自我實現就成為這個官僚集團唯一的衝動。這就是說，這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喪失了表達、整合社會各階層意見及利益的政黨功能，變成了一個僅僅表達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相當活躍、派別鬥爭非常頻繁，這固然極端無序和混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表達基層、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到前鄧小平時代，共產黨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傳、軍隊等部門的意識形態力量通過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力，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門起到了強有力的牽製和鉗製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時代的所謂權力鬥爭主要就是表現在毛澤東所代表的力量（有時候表現為黨的力量。當黨也官僚化的時候，就表現為毛個人的力量）與劉、鄧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鋸式平衡。這雖然經常被解讀為派係鬥爭，但從功能上看卻起到了某種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澤東對行政官僚係統一直有深刻的懷疑，他經常會借助黨的意識形態部門或者直接訴諸於底層民眾運動來鉗製甚至殘酷整肅官僚係統，向官僚係統輸入壓力。但鄧小平卻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歡官僚係統的理性化所帶來的秩序感。所以在鄧小平終於成為仲裁者的時候，在幾經搖擺之後，他決定將左右兩級的意識形態和激進力量徹底邊緣化，而將行政官僚體係變成他的改革和發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從鄧的經驗和稟賦出發，在中國，惟有講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係統才是穩健和務實的，因此也惟有官僚係統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條件下推進經濟發展。在毛時代，代表激進和浪漫主義力量的毛取得全勝，而在鄧時代尤其是鄧小平鐵心依靠行政官僚體係的後鄧時代，官僚係統則取得壓倒性優勢。鄧憑借其一手締造的經濟神話的威力將所有方向上的激進分子（按照鄧的標準）徹底掃地出門。如果說，毛時代共產黨是以黨代政的話，那麽在鄧小平時代則完全顛倒為“以政代黨”。人們可以發現，在後鄧以及江澤民時代，中國黨內的意識形態部門表現的得相當順從和務實，而人們一直借以預測中國共產黨走勢的意識形態爭論和派係鬥爭奇跡般的銷聲匿跡了。這種反常的發展，實際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政權實現了一次靜悄悄的劇烈轉型：從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左翼極權一躍而轉變為右翼專製。而這個新政權的基礎就是越來越專業、務實但同時也越來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體係。在這裏，“黨”（以及黨的意誌）徹底消失了，它被“政”徹底吸納，徹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擁有巨大權力的官僚政權。也由此，中國共產黨實際上變成了官黨一體化的“官黨”。這就是是為什麽在鄧小平之後的時代，以前經常困擾中共並引起爭吵的老大難的“黨政關係”問題神秘失蹤的原因所在。
與以前充滿意識形態狂熱的“黨政權”相比，鄧小平時代的的官僚政權雖然具有越來越專業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監督、不受製約的特征與毛澤東時代的黨政權毫無二致。毛澤東的“黨天下”變成了鄧小平的“官天下”，一個極端狂熱因而也極端殘忍的政權變成了一個極端理性，因而也極端自私的政權。這實際上是鄧小平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個災難性的後門。對於一個喪失了信仰同時也喪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權，這種理性化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本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則為這種極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絕佳的製度條件。今天中國貧富極度懸殊的現實以一種絕對冷酷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曾經用他一貫的冷嘲熱諷說過：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毛的這個夢魘在1990年代的中國迅速變成了事實。隻不過，這個所謂“資產階級”與現代資產階級並無太多相似之處，它更像是那個古老的“官僚資產階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之後的中國政權更像是
1990年代，我們一直有一種天真的判斷認為，鄧後時代中國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將為中國共產黨內的原教旨主義分子提供新的活動舞台。但這種情況根本就沒有發生。中國的社會問題的確惡化了，但共產黨的原教旨主義分子卻比以前更加邊緣，甚至成為與右翼民主力量一樣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的網站被封、集會遭禁止，景況與右翼絲毫沒有區別。這種發展說明，共產黨賴以起家的傳統社會基礎即那些傳統產業工人、農民的命運，已經在今日共產黨的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今天，作為一個執政官僚集團的共產黨的利益邊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維護本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利益。對此，中國共產黨人幾乎從來就秘而不宣，但共產黨總書記
從一群滿懷烏托邦激情的狂熱信徒跌落到一個看破紅塵、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團，中國共產黨人的內在心靈秩序無疑經曆了一次徹頭徹尾的崩解。在任何時候，對一個權力趨於極致的執政集團來說，這種心靈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全麵失控。然而，1989年之後的中國似乎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秘密在於：中國共產黨政權利用現代知識和技術逐漸構建了一套成熟的現代經濟的控製係統。作為內在失序的一種外在補救，現代化的宏觀（尤其是宏觀經濟）控製係統的逐步完善不僅是中國政權轉型的另外一個重要麵向，也是整個1990年代中國社會保持基本平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這方麵，一批具有現代專業知識的技術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沒。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靂手段驚險渡過了一次極其危險的金融混亂之後，中國總理朱鎔基曾經在頗有成就感地說過，如果不是他，共產黨在年底就會完蛋。考慮到當時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朱鎔基的這個說法並不誇張。這個例子，突出表現了新一代技術官僚1989年之後在政權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實上，1989年之後，中國經濟遇到的險情並非1993年一次。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每次都能夠化險為夷，並在1989年之後長期保持比較平穩的經濟增長，與中國新一代精通專業的技術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雖然這一批技術官僚在1989年之後采取的各種短期措施的長期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來檢驗，但無庸置疑的是，它起碼在短期內起到維持經濟穩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維持經濟增長並不斷做大餡餅的意義上，以朱鎔基為代表的中國技術官僚群體搶救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們，以共產黨在“六四”之後的道德脆弱性，共產黨政權肯定是難以安然渡過1989年之後的各種經濟危機的。換言之，它隨時可能因為意外的經濟挫折而分崩離析。
自朱鎔基以下，包括現在仍然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溫家寶、周小川等人，是中國新一代技術官僚的代表性人物。這批人雖然缺乏上一代政治領袖如毛澤東、鄧小平們那種改天換地的本事，但卻多了一份專業知識和國際眼光。與魅力型政治領袖善於打破現有的約束條件，推動係統變化的特長相比，技術官僚似乎更長於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找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正是因為這種技術官僚成分被注入政權之內，中國在1990年代的執政，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時，也增加了一份拘謹；在多了一份短期權衡的同時，也少了一份長期戰略考量。
由於中國新一代技術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內，他們幾乎清一色的是中央集權的擁護者。所以在整個1990年代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政治發展趨勢，一方麵是中國宏觀管理製度的不斷理性化、國際化過程，比如稅製、金融等方麵，另一方麵是中央集權程度不斷膨脹的過程。中國宏觀管理製度（幾乎完全局限於經濟領域）的建構，雖然大部分是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被動調整的，但長期不斷調整的結果，不僅顯著增強了政權的控製能力，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這個政權的麵目。我們可以看到，在經過長期的演變之後，中國已經在中央政府層麵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的宏觀管理框架。不管未來的中國政治如何演變，這一套框架將是可資繼承的。正是憑借這一套演進出來的宏觀管理框架，中國政權才在1989年之後直至今天長達十餘年轉型中有驚無險，免於失控。從更長的曆史接續的角度看，中國1990年代技術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蔣介石想做但還未來得及做好的事情。可以觀察到的是，中國政治技術官僚化的趨勢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同樣體現立法、軍隊等多個領域，隻不過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其突出罷了。1990年代中國共產黨政權向技術官僚的轉型，彌補了這個政權在道德自宮之後不斷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長了所謂鄧小平神話。（不然的話，鄧小平神話在1992年到1993年之間就可能壽終正寢。）然而，政治決不僅僅意味著管理，更不僅僅意味著宏觀經濟管理。統治者單方麵不斷完善的統治和管理技巧與人民的自動遵從更完全是兩回事。如果沒有一個同樣具有現代性的下層結構加以配合，呼應，那麽一個哪怕再精巧、再現代的宏觀的控製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為零。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個具有自我組織、自我穩定的人民，那麽這套宏觀管理架構隨時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擊。正是在這層意義上，1989年之後中國社會的穩定除了技術官僚的精心維護之外，也與好運氣有莫大的關係。
總起來看，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既有不斷進化的一麵，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麵。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中，中國重新建立了一個在道德上極端自私但在統治技巧、管理技術方麵都非常現代化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政權吸納了一大批具有現代專業和行政知識的技術官僚（非常像，裝備了先進的當代信息技術和威懾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個官黨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與道義力量則相當脆弱。顯然，這是一個極其古典和極其現代的一個複雜的政權組合。將一個極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內核與一個極其發達的外在統治技術巧妙組合在一起，並對一個巨型國家實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證明了中國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續能力。1989年之後在中國誕生的這個“新”政權麵目模糊、難以辨識。對此，大多數人用西方概念將其歸類為共產主義的後極權政權，或者右翼專製政權，但更為貼切描述可能是：這是一個繼承了中國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統治、管理技術的現代官僚政權。顯然，這是一個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權，至多，它是一個中體西用的政權。其內裏，與一個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權更為相似。這就是摸石頭高手鄧小平模來摸去最後摸出的政治體製。這是一個既古老又現代的政權，也難怪人們會對它感到難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年之後，太多的人對中國政治發展做出了各種不祥的預言，然而，中國這一獨特的政治體製憑借其神奇的適應能力，將這些預言一一擊得粉碎。而中國1989年之後持續至今的經濟增長神話更是對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構成殘酷的嘲弄。種種跡象顯示，中國的政治領袖和各級官僚都從1989年之後的政治實踐中吸取了越來越強的政治自信。在表麵上，中國的政治領袖仍然戰戰兢兢，但在私下裏，他們則相當傲慢（這一點可以從他們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態度中看到），在他們那裏，中國共產黨在1990年代的政治發明，不僅在未來可以應付自如，甚至還可以長命百歲。未來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這部機器更加靈巧，更加精致。不過世事難料，過去的成功很可能成為未來的包袱，如果中國政治領袖真的以為能夠以不變應萬變，那麽，中國這架看上去運轉良好的政治機器，就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拋錨。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拋錨的跡象。因為，1989年之後由執政者刻意設計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終人散，中國的政治邏輯也正在發生曆史性的轉換，所以，專門為這場博弈而設計出來的政治機器肯定也會不斷遇到麻煩。
二、狡猾的博弈
“悶聲發大財”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89年之後的主流意識，也同樣是這一時期中國民間的主流意識。而後者，正是執政者通過槍杆子的威懾和財富的利誘刻意誘導出來的。1989年之後，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教化力量雙雙失效，在這個時候，強大的威懾和世俗的利益便成為這個政權實施統治最可行也是最後的兩種手段。威懾的目的在於告訴人民不可以做什麽（比如“六四”上街之類威脅政府統治的舉動），利益則可以誘導人民努力去爭取些什麽，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統治者既然以一種馬基亞維利的方式統治，那麽人民也就迅速學會了一種馬基亞維利式的生存。經“六四”一役，“不合作”，成為部分人反抗政權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則一種表麵馴服姿態與政權開始一種新的博弈，以一種補償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財富。人們知道，隻要不衝撞政治高壓線，任何追求財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許甚至被鼓勵的；在另一邊，統治者也非常清楚，隻要能夠給予利益，人們就不會（起碼暫時不會）挑戰官僚政權的壟斷統治。顯然，這是1989年之後人民與政權之間達成的一種默契或者說隱性契約。正是這種隱性契約，維係了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平衡。在這種默契中，既沒有任何正式的遊戲規則，也沒有任何道德原則，隻有相機行事的機會主義靈感。機會主義雖然意味著個體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沒有任何準則和道德基礎的情況下，這種理性不如說是一種奸猾。政權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說機會主義策略對個體來說可能意味著理性的話，那麽將這種機會主義疊加、放大到一種民族的戰略，陶養成一種民族文化，則可能在長期中構成整體的不理性。這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評論家曾經恭維鄧小平，說他“抓住了高速變動中的社會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這顯然隻說對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麵的真相是：鄧小平依靠了槍杆子帶來肉體的秩序，但卻沒有帶來甚至瓦解了人們心靈的秩序。從長期來看，後一種秩序更加昂貴，也更難獲得。肉體的秩序可以短時間迅速重建，而心靈的秩序一旦破壞，則很難複原。“六四”之後，一切文化的約束，一切內心的敬畏都從中國人的心靈中被驅逐出境，他們不再服從鬼神，不再服從信條，不再服從人類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話，不再服從任何東西。在一個崩潰的心靈秩序麵前，任何看上去強大無比的製度都將被狡猾的人性所擊敗。中國改革中諸多製度失效，大抵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事實上，人民與政權之間這種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的核心內容。看上去，這個統治遊戲似乎天衣無縫，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實踐更從經驗上對此加以證明。但稍做推理，人們就容易察覺這個遊戲賴以維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須不斷地提供財富增量以滿足人民的財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它必須有能力不斷“將餡餅做大”——這可以說是1989年之後，中國官民之間，各階層之間達成的惟一共識。不僅官僚階層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進一步發展（注意，不是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也經常是中國官僚階層為什麽經常讚成改革甚至主動推動改革的謎底），而且民眾也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爭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統治者誘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會成為無源之水，難以為繼。幸運的是，中國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出色。這個關鍵條件的滿足，實際上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相安無事，波瀾不驚的原因所在。對於這一點，中國的執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於這種清醒，“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與此同義的諸如“發展是硬道理”之類的口號，在1989年之後不僅被奉為執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領袖們極其頑強的強調。如果說1989年之前，“發展”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執政理想或者一種追求的話，那麽在1989年之後，“發展”則成為權力得以生存、遊戲得以維持的一種生死攸關的先決條件。對此，以直率著稱的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曾經做過非常形象的詮釋。一則未經證實的故事說，在1993年中國宏觀調控開始之後不久，朱鎔基在視察處於困境的東北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時候，聽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聲，性格倔強的朱撂下一句狠話：經濟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經濟沒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假未經考證，但它的確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發展”的極端重視。以這個角度觀察，1990年代後期在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趨於衰竭之後，中國執政者不惜代價、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長的狂熱，就是一種非常容易理解的現象了。因為遊戲的主導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國執政者那裏，發展，不再是一種出自人民的普遍價值，而是維係政權生存的一種手段。這實際上也注定了“發展”這一概念在1990年代後期的異化悲劇。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個執政思維在今天的胡錦濤時代，得到了幾乎原封不動的繼承。所謂“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不過是用胡錦濤的嘴再講了一次鄧小平的話，可見其深入骨髓的程度。雖然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GDP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停滯的跡象，但常識和經驗都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終究會有停滯的一天。在這個時候，對於一個以利誘為條件甚至是唯一條件的治理遊戲來說，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不過，對於198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遊戲而言，另外一個隱藏更深的條件可能更值得觀察。這個條件就是在認可官僚集團在財富上的優先分配權的同時，必須讓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這杯羹隻是巨大財富增長中的一點麵包屑。換句話說，人民從財富絕對增長中所獲得的滿足必須能夠抵消官僚優先分配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至少，這種相對剝奪不能超過人們容忍的極限。顯然，這是比“把餡餅做大”更加苛刻的一個條件。而對於操縱遊戲的中國執政者而言，更是類似走鋼絲的高難度技巧。這個隱藏至深的隱性契約雖然難以啟齒，但無論是領袖集團還是平頭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認。其證據就是，官僚集團的腐敗行為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在最高領導層那裏都得到了超乎尋常的、長時間的容忍。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這種腐敗所導致的財富分配問題就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1994年的一份非正式統計表明，在北京一家銀行中，上億存款的大戶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黨。1990年代至今，中國社會和中國高層對官僚集團極其精英聯盟腐敗讓人詫異的寬容，十足的凸現了中國社會在這一時期盛行的機會主義政治文化。有趣的是，這種以社會公正作為抵押的危險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跡般的實現了。這當然不是因為剝奪者在剝奪時真的有所克製，而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在物質財富上從無到有時的那種巨大邊際滿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財富絕對增加所帶來的滿足效應都有邊際遞減的時候，更何況還有剝奪的真相逐漸敗露所帶來的抵消效應呢？如果睜大眼睛，我們甚至可以發現，相當一部分人實際上在這個轟轟烈烈的改革遊戲中，受到了絕對剝奪。與改革之前相比，中國底層民眾尤其是農民在醫療、教育等方麵所遭受的損失遠遠超過了他們貨幣財富的增加。
現在看起來，1989年六月四號晚上的槍聲就宛如一聲發號令，在中國催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機會主義競賽。這是一場由最高領導人發動，官僚集團主導並親自參與，廣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機會主義比賽。在這場比賽中，什麽社會公正、什麽道德原則，統統都成了百無一用的書生之見。但俗話說得好，“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老獵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過手握權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團，也狡猾不過反應機敏、道德衰敗的精英分子。在當代中國，除了毛澤東之外，惟一能夠用個人權威約束官僚階層的領導人恐怕就剩下鄧小平了。然而，鄧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係統來推動改革，那麽他對官僚階層的懲戒就隻能點到為止。所以我們看到，在鄧小平之後，中國政治領袖對官僚集團的“搶蛋糕”行為幾乎完全無計可施。而官僚精英聯盟專業化水平的提高更使這種“搶蛋糕”行為變得相當專業和隱蔽。這種的職業化行為表現的相當無奈。以此觀察，這場比賽的結果在一開始實際上就已經注定了。隻不過，被動卷入的大眾並不知道這個長期契約的後果竟然是如此慘烈，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會輸得一絲不掛。人民是無辜的，因為無論在權利還是在信息方麵，他們都與官僚集團、精英集團存在著天壤之別的不對稱。若幹年之前，一位已經做了大學教授的同學，在飯桌上憤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夢初醒的樣子說：既然大家都在搶，自己也無法改變“搶”的規則，我們也埋頭搶吧。我的回答是：“你搶得過人家嗎？”。回想起來，這真是一語成讖。精英分子尚且如此遲鈍，又何況對改革懵懂無知的平頭百姓？雖然到目前為止，這場起於1989年槍聲中的漫長賽事仍未完全終局，但結果似乎已眾所周知。於是，清算比賽，推倒重來的呼聲漸次響起。如果說在這場比賽的開始，中國十數年來不斷湧現的致富奇跡對人民仍然示範著某種“你也能夠”的榜樣，因而起著某種正向的激勵作用的話，那麽在比賽接近終點，結果即將揭曉的時候，這些財富神話所示範著的更多則是如何盜竊，如何搶奪的另外一種真相。讓出局者看到這種真相是相當殘酷的，但你顯然很難阻止他們追問：我們究竟是怎麽輸掉這場比賽的？
如果說，前麵27年中國的政治體製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和推動經濟增長（做大蛋糕）的話，那麽從此之後，中國的政治體製所受到的壓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後者顯然要比前者困難得多。支配中國統治機器運轉的政治邏輯正是在這裏悄悄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熟練運用了多年的統治秘笈將遇到新問題。舊遊戲結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遠？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對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總結“六四”事件的經驗時說：“從這次事件看出，工人階級靠得住，農民靠得住，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難說了。”
鄧小平這段話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實情。“六四”之前，作為中國主體階層的工人、農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沒有受損，並沒有成為“六四”運動的主力，至多，他們隻是以道義聲援的方式加入了這次運動。因而，“六四”運動雖然血流遍地，異常慘烈，仍然隻是一場在中國精英分子之間展開的搏殺。這種搏殺，同樣以劇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趙紫陽以及胡耀邦的殘部與黨內老官僚之間的這場惡鬥，險些弄翻了共產黨這艘大船。這讓素來以開“鋼鐵公司”（毛澤東形容鄧意誌剛強的評語）著稱、見過無數大陣仗的鄧小平也難免心驚肉跳。驚魂未定之際，說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問題，那就難說了”，其中半是僥幸，半是恐懼。
出於這種高層分裂的擔憂，鄧小平徹底拋棄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開始重新強化共產黨的傳統決策模式。這個政治決策模式就是鄧從毛澤東手上繼承下來，並最終為鄧小平所正名的所謂“核心模式”。鄧小平時這樣論述“核心”的：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師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毛主席作為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時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的三代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誌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澤民同誌”這段話其實就是“江（澤民）核心”的由來。
所謂核心其實就是最終決策者。在中共最高的決策過程中，核心起著彌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後仲裁的作用。按照共產黨的正式說法，核心就是有“最後決定之權”的人。在鄧小平那裏，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體現在危機來臨之際，沒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出現兩種聲音甚至多種聲音。這樣一個核心與其說是在一個最高層新政策、新理論的發動者，到不說是一個隨時可以超越集體決策的最高集權者、獨裁者更為合適。這是中國共產黨決策不至於癱瘓的最後保險。在鄧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沒有他自己這個核心，共產黨在“六四”期間就可能遭遇滅頂之災。最深的創痛往往容易鑄成最牢固的個人經驗，完全可以推論，鄧小平對“核心模式”的信賴，主要是植根於“六四”這個創深痛劇的個人經驗。在改革開放初期，鄧曾經在最高層嚐試過某種分權製衡的製度，在胡耀邦、趙紫陽時期，軍委主席與黨的總書記長期分立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但“六四”的經曆使鄧小平徹底回心轉意。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鄧才在離開政壇之前，極力扶持了一個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江澤民明顯背離他的改革開放方向的時候，鄧也沒有換掉這個核心。相反，一旦江開始回歸到他的既定路線，鄧就全力維護和鞏固這個核心。他甚至不惜讓一貫擁護自己的“楊家將”下場休息，以免繼續威脅江核心。不僅如此，有廣泛的傳說稱，鄧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後的核心，胡錦濤。作為一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鄧對核心模式的堅持和期許，應該是出自他對中國形勢的具體判斷。鄧或許相信，這個明顯具有獨裁色彩的政治決策模式，起碼還可以在中國適用兩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順利運轉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有一個能夠勝任“核心”的潛在領袖人物存在，否則，“核心模式”就可能卡殼。在中共曆史上，毛澤東無疑是具有這一資格的。毛將一個被人追趕四處流竄的反叛集團變成一個牢固控製中國社會的執政黨，不僅是共產黨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環。毛不僅是共產黨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經常聽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一個“首”字直白的顯示了毛超然於他人，甚至超然於共產黨的克理斯瑪地位。在毛時代，重大決策往往是毛的書房裏而不是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出的。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將毛比附為“核心”多少有些誤讀曆史的味道。事實上，更加符合鄧小平核心模式定義的人物是鄧自己。鄧在中共黨內的深厚資曆及其改革開放所贏得空前成功，都為鄧擔當和鞏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權威基礎。不過，與毛核心相比，鄧核心顯然已經具有了更多的協調和協商的色彩。起碼，鄧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過政治局的正式決議被賦予的（趙紫陽在“六四”期間披露了這個秘密）。這其中，已經多少體現了政治局的某種集體意誌。作為一種非製度化的決策模式，鄧小平時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種依賴於鄧的個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換句話說，沒有鄧小平這樣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隨時可能停擺。
實際上，在江澤民時代，核心模式就運轉得非常吃力。從1989年江澤民擔任共產黨總書記開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為止，鄧小平對江核心進行了長達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這種扶持，江澤民個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奮、再廣結善緣，恐怕都無濟於事。江澤民從一個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終脫穎而出，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除了鄧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們的自然凋零，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經過江澤民多年的深耕，江澤民的同代競爭對手之間再也沒有人擁有與江一搏的權力基礎。這是江能夠保持核心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無論如何，江核心已經不是鄧核心，更不是毛核心，這個核心是一個經不起折騰的核心，更不要說出現類似“文革“和”六四“這樣的折騰。幸好，借助鄧小平市場化慣性的蔭庇，江時代的經濟發展相當平穩。經濟增長之強彌補了江核心之弱。經濟增長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時代得以正常運轉的一個重要條件。這顯然不能說明核心模式是一個多麽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過是一種陰差陽錯的曆史巧合。事實上，承平時代的時勢是很難創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領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國也再不會有個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權威已經失去了基礎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澤民也試圖確立某種形式的個人崇拜，但很明顯，他遇到了強大的抵製，以不到80歲的年紀退出政壇——這個年紀大大低於他的前任鄧小平。不管江澤民退出政壇有多少自願的成分，但時代變遷，形格勢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換言之，江澤民時代的中國形勢已經不再允許出現超越規則，君臨一切的領袖了。江隻能按照某種新形成的某種“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來統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處尋找擴大自己權力的機會，但是決不可能明顯的踐踏、逾越這種法理。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者中“後鄧時代”以及“鄧後時代”的說法頗為熱鬧，但到了江澤民即將退休的時候，人們幾乎從來沒有聽到所謂“後江時代”這種提法，這種差異中所隱含的假設是：沒有人認為江澤民在退休之後還會對他的繼任者發生重要的影響。人們的這種直覺並沒有錯，江澤民從最後一個位置退下之後，便迅速地從中國的公共輿論中消失。其影響力消退得甚至比人們預料的還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斷，江澤民在2003年正式退休，實際上是按照某種沒有公開披露的內部慣例進行的。在這個意義上，江澤民這個核心實際上是受到某種內部法理約束的法理型領袖。正是依靠這種法理，中共在江澤民之後推出了一個更弱的“核心”，胡錦濤。
雖然早在1992年的時候胡錦濤就被儲為核心，但在他作為“王儲”的大部分時間中，胡錦濤似乎並沒有機會大力培植其權力基礎。一個明顯的跡象是，在胡錦濤在正式成為核心之後才開始大力提拔團派幹部。資料顯示，胡錦濤在在成為總書記並接任軍委主席之後，提拔了大批共青團幹部，以充實其權力基礎。外界將其簡稱為團派。幫派，即圍繞某個山頭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體，它以對幫派尤其是幫主的個人忠誠、人身依附為前提，換取派係和幫主的保護，共享派係利益。幫派雖然一直在共產黨內普遍存在，但由於其淩駕於公共利益之上，並將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當犯禁忌的。鄧小平在1989年向江澤民交班的時候就特意叮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總結說，“我不是完人……，但是我問心無愧，其中一點就是從來不搞小圈子”。的確，毛澤東可以不搞小圈子，鄧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為他們有超越所有派係之上發揮影響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澤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難貫徹其政治意誌。所以，不僅江澤民要搞小圈子，胡錦濤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們就很難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礎。有趣的是，胡錦濤大批提拔共青團幹部的舉動似乎並沒有引出多少物議。這與江澤民大舉提拔“上海幫“時所導致的普遍非議形成了鮮明對比。看來，經過江澤民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非正式的授予了黨內“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種特權。由於中共核心幾乎形成了某種默認的任期製度，這種特權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選總統或總理上任之後的組閣權。區別僅僅在於，組閣的人不是民選的，而是按照某種大家共同默認的慣例形成的。這種利用組閣權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顯然與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因為向最高決策者邀寵而相互纏鬥的利益集團有很大區別。有人解釋說，胡錦濤擢拔團係之所以沒有受到非議，主要是因為團係人馬比較清廉，這顯然是無稽之談。如果說團派現在仍然沒有傳出更多的腐敗醜聞，那是因為他們一直沒有機會，一直沒有可供他們腐敗的位置。所以，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共產黨已經默認了核心模式，也同時默認了核心的“類組閣權”。“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係）的正統文化已經被江澤民擊潰。
容易猜想，共產黨對核心組閣權的默認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澤民時代政治成功的某種鼓舞。在1989年之後已經成為唯經濟論信徒的共產黨人看來，經濟發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標準。這種簡單的直覺式推論雖然顢頇，但卻給胡錦濤的治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胡錦濤不再需要磁場般的個人魅力，僅僅依靠中共賦予核心組閣權的慣例（黨內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繼續維持核心模式的運轉。江澤民必須用幾乎兵變的方式打掉楊家將、扳倒陳希同，方能夠真正坐穩核心位置，但胡錦濤僅僅是借SARS之機象征性地免掉張文康、孟學農就順勢繼承大位。其權力繼承過程，不僅比當初江澤民要順利得多，也比人們猜測的要順利得多。而謎底，就是政治慣例賦予胡錦濤的力量。鄧小平是將“核心”禪讓給了江澤民，但江澤民將“核心”傳給胡錦濤則更多是出於慣例的壓力。越來越弱的核心，越來越強大的政治文化慣性，這就是今天中國最高層的政治時勢。
與江澤民時代相比，胡錦濤時代的所謂政治時勢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派係鬥爭的削弱。大多數中國政治觀察家出於一種方法上的慣性，總是緊盯中共派係鬥爭，以觀察中國的政治動向。但這個方法在江澤民時代就已經不太管用，在胡錦濤時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六四”之後，共產黨高層的危機感相當強烈，生怕那一天突然之間莫名其妙地丟了政權，被一鍋端去。意識到了這一點，共產黨內部的派係紛爭變得相當克製，不至於像以前一樣搞得你死我活。因為派係鬥爭一旦用力過猛，把大船整個弄個底朝天，那就對誰都沒有好處。“六四”之後的共產黨人精明而市儈，對這種大局當然心知肚明。所以派係鬥爭都是點到為止，不至於演變成同歸於盡的全麵決鬥。像江澤民撂倒陳希同那樣的殘酷鬥爭，不僅屈指可數，實在也是江澤民於公於私都不得不為之舉。所謂“危機可以導致內部凝聚”的社會學原理，“六四”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做了一個相當典型的實證。“六四”之後，外部觀察家越是盯著中共的派係鬥爭動向，中共內部的派係鬥爭似乎就越是沉得住氣，以至於今天幾乎蹤跡杳然，其原因正在於此。另外，正如我們上麵多所強調的那樣，“六四之後”共產黨已經不是一個革命黨，而是一個世俗化的利益集團，所以“派係鬥爭”盡管總是餘音繞梁，陰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觀念、意氣之爭，而是現實的利益博弈，其所謂派係鬥爭也就變成了“你多得一點我少得一點或者你少得一點我多得一點”的理性遊戲，而不是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殘酷鬥爭。中共這種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係鬥爭的那種烈度。中共於血雨腥風之中成立以來，於今已有將近90年曆史，其中60年為和平時代，那種在戰爭歲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澤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於漫長的和平時代而日漸消磨，而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老山頭，舊朋黨，也終不敵日月流逝而逐漸枯萎凋零。掌門人既然不在，派係內部的團結自然要大打折扣，派係的界限當然也就不再涇渭分明。事實上，在江澤民時代，這個特點即已凸現。最為重要的是，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中共黨內對任期製度已經有某種預期，你江澤民再有能耐也不過是兩任十年，幫得了一時，幫不了一世，跟得太緊，那一天換了“核心”，可能就要吃不了兜著走。換成更加學術一點的說法就是，由於中共內部製度化程度的提高，幫主以及幫派能夠給予派係成員職位、保護以交換他們忠誠的能力在逐漸減弱，派係形成的激勵也就大大減弱了。於是乎，還是別跟得太緊為妙。形勢比人強，這種形勢自然大大削弱了派係的凝聚力，模糊了派係的邊界線。江澤民被自己搞出來的內部慣例逼退之後（“常委七十歲不得連任，必須退休”的這種規則本來是用來逼退了喬石、李瑞環等競爭對手的），中共內部對高層任期製度的預期更加明顯。短短十年，要想升官發財，還是緊跟“胡核心”這個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為“上海幫”的江核心人馬紛紛帶槍投靠，個中秘密也正在於此。毛、鄧之後，中共再無那種可以“不行就上山打遊擊（毛澤東語）”，“沒位子可以搶位子甚至製造位子”的梟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種靠位子吃飯的“識時務者”。這些人一旦失去了位子，影響力就喪失殆盡，就像魚兒離開了水一樣。在一個意識形態遁隱的時代，位子是第一要緊之事，於是隨風使舵，保住位子（對於他們來說，位子可以換來財富，財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幣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勢所趨。那裏還有什麽死心塌地，堅貞不二的心腹、死黨。這樣的逐利之徒所構成的派係當然是烏合之眾，稍有變局，自然就風流雲散，消融於無形。派係的鬆散與流動，不特黨政如此，中國軍隊也如此。1990年代之後，中國軍隊的職業化、官僚化、技術化趨勢日趨明顯（這乃是時代之大趨勢所迫），軍事首領們的調動頻繁（所謂“將不專兵”），同鄉舊誼所形成的小團體固然不絕於縷，但坐鎮一方號令三軍的軍閥勢力就完全失去了曆史土壤。胡錦濤下車伊始，就揮刀裁掉20萬軍隊，在外界看來，這種大膽之舉，有自找麻煩的嫌疑，但中國軍隊中卻幾乎不見任何反彈和騷動。這並非證明胡錦濤很強大，而隻能證明中國軍隊內部已很少有戰鬥力堅強的派係堡壘。在1949年之後的中共曆史上，槍杆子和黨的分離，隻是在鄧小平最後一次複出之後短暫出現過，鄧小平曾經將黨權先後給予過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初也的確有分權製衡的考慮在內），自己緊握槍杆子，但是“六四”之後，鄧小平立即察覺了其中的凶險，於是在江澤民時代有重新恢複了國家主席、共產黨總書記、軍委主席三職合一的現象。鄧小平時代的“槍監督黨”又重新回到了“黨、槍合一”並集中於核心一人手中的局麵。
大致可以預測，在胡錦濤時代，中共傳統上的派係將更加萎靡，派係的內部團結和凝聚程度將更為鬆散，派係鬥爭的烈度也會大大降低。這就是說，基本上很難再有其他內部派係能夠挑戰和威脅胡錦濤的權力。當然，如果胡錦濤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挫折，那就要另當別論了。新的派係往往是被危機形勢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後，一個老式的政治話題不斷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個問題之所以在毛澤東建立了最強大的中央集權之後又重新出現，主要是因為1980年代之後的放權改革模式所致。這個分權模式所引發的中央與地方在財政上的緊張關係，在1992年到1994年之間達到最高潮。當時這種在新時期出現的舊事務，讓很多政治觀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們作為一種理解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新視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與地方矛盾的確相當緊張，經濟勢力迅速膨脹的沿海省份如廣東、山東者擁“財”自重的地方諸侯，也的確有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形跡，但這種緊張關係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卻眼明手快的江澤民、朱鎔基所化解。朱鎔基用幾近一對一的談判方式搞掂的分稅製，雖然阻力甚大，但卻總算暫時平衡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分稅製不僅粗糙，而且有諸多負麵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製度。除此之外，將強勢地方的領導人以一種不成文的黨內慣例納入政治局的決策過程，也大大減少了地方領導人與中央的衝突。讓薑春雲、謝非等領導人進入中央政治局官升一級，雖然有調虎離山的權謀考慮，但也的確在實質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達渠道。也因此，將強勢省份領導人納入政治局被作為一種有效的慣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員不斷擴大的趨勢。這個過程大大增加地方與中央關係的和諧程度。其實，即便沒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謂獨立也隻是一種簡單的曆史聯想，在軍隊完全受中央節製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擁兵一方，挑戰中央權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無餉可發，軍隊的整體性被瓦解。而考諸胡錦濤時代，除了上述幾點之外，省委書記一級的封將大吏幾乎完全為外省人擔任，像1990年代謝非、薑春運那種土生土長的，長期坐鎮原籍的地方諸侯在中國已經絕跡，加之換崗頻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實力逐漸座大的可能。這種換崗顯然是承繼了中國古代的“回避”製度（漢製中既有本君人不得為君守的規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經常與地方保護主義聯係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勢的一方，甚至是邪惡的代名詞。不管這種文化是好是壞，但時勢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係揭竿而起，對抗中央。以上諸種製度、文化上的因素，幾乎決定了，胡錦濤的“核心”權力很難遭到所謂地方實力派的挑戰。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過軍隊、警察、財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年，胡溫在中國大搞宏觀調控，其力度、手段與朱（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觀調控並無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對聲浪卻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地方政府的勢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決心已經大不如前。形勢如此，地方領導就隻有唯唯諾諾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們冒充諸侯，打腫臉充胖子了。如果讀者更加仔細一點就應該發現，以前在中國不時響起的“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堅決支持中央權威”這一類宣示，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已經消失多年了。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地方作為一種挑戰中央的實力派係，可能已經暫時退出中國政治的曆史舞台。
孟子說，有智不如趁勢。就高層政治態勢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錦濤可謂趁勢之便，有時之助。要雨得雨，要風得風。胡錦濤不是克理斯瑪，但卻是一位運勢極佳的福將。不過，以未來的眼光觀察，胡錦濤在任期內也將麵臨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務。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層政治震撼的，就是權力繼承問題。
胡錦濤雖然有組閣權，但卻沒有繼任者也就是下一屆核心的指定權。江澤民是鄧小平指定的，胡錦濤也是鄧小平指定的。但江與胡的區別在於，後者必須在自己的任期內，對下一屆中共領導人的產生負責。這個從1911年帝製廢除之後在中國一直懸而未決的政治難題，將曆史性的落在胡錦濤的身上。如無意外，胡錦濤的任期將在2012年結束，在這之前，也就是最遲2011年，胡錦濤必須為自己找到繼承人，有點巧合的是，這個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這不僅是對胡錦濤的大考，也是對中國百年發展的大考。
前麵說過，胡錦濤在1992年剛剛50歲的時候就進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縱觀十六大之後的中國政治局常委中，卻找不到一位50歲的“年輕人”，這意味著，起碼到現在，還沒有一位被政治局集體認可的王儲（下一屆核心）出現。這個關鍵的空缺說明，江澤民沒有被賦予指定下一屆核心的權力。江澤民如此，胡錦濤就更不用說了，江澤民好歹是個核心，而胡錦濤卻僅僅是個總書記。這從中共正式的說法中可以找到依據。在江澤民時代，中共的正式說法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而到了胡錦濤時代正式說法卻變成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一詞之差，決非偶然。這意味著，胡錦濤這個核心，比江澤民這個核心無論在法定權力還是權威能力方麵都要稍遜一籌。鄧小平可以一口氣指定兩個核心，江澤民和胡錦濤縱然有心，也無力就做到這點了。威權加速遞減，乃是現代社會不移之趨勢，又豈是個人之力所能逆轉？在這個意義上，核心模式是為鄧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個核心模式，鄧可以玩得遊刃有餘，江澤民就隻能勉強維持，而到了胡錦濤，恐怕就要改改規矩，換換口味了。對於弱主而言，最好的辦法還是尋求製度的保護。
中共十七大屆滿之時，按照年齡現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將與胡錦濤一起退休。既然胡錦濤沒有被賦予指定下一屆核心的權力，那麽胡錦濤的繼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規則產生。依目前中共黨內強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弱的趨勢，這個新的規則一定是帶有某種民主性質的選舉或者協商方式。說穿了，所謂民主一定是在勢均力敵的競爭中產生的。黨內民主一開，社會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風起雲湧了。如何在黨內民主開始的時候，保持秩序將是胡錦濤麵臨的一個嚴峻考驗。所謂弱主，就是打破慣例、創設新製的能力較弱，但詭譎的是，胡錦濤這個弱主必須在其任期之內完成這個新製度的創設。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表明胡錦濤對此做好了準備。雖然有不少人觀察到，胡錦濤上台之初，也大談了幾天憲法、黨內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員會述職之類）。但誠如我們所私下推測的那樣，胡錦濤的這個民主試驗很快就偃旗息鼓、沒有下文了。這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江澤民上台之初也大談過一陣“民主集中製”的同樣情形。不管胡錦濤是真心推動黨內民主，還是為了在黨內黨外贏得民意而做秀，黨內民主都將是一條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著稱的中國“冰點”周刊被停刊之後，主編李大同循黨內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申訴，控告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相關負責人，並指控他們違反憲法及黨章。這個“反常甚至是荒唐”的舉動（之所以稱其為反常，乃是人們從來就沒有將黨內民主程序當真過，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樣真的提出申訴）對胡錦濤貫徹黨內民主的真誠程度構成了考驗。站在胡錦濤的角度，如果真的批準李大同按照黨內民主程序走，那麽先例一開，黨內的申訴可能就會像雪片一樣飛來，並進而裂解共產黨的團結；如果不批準就會立即暴露出胡錦濤黨內民主的虛偽性，結果不出所料，胡錦濤采取了讓《冰點》複刊但主編撤職的折中辦法，以個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連鎖反應。胡錦濤的這種曖昧態度，其實反應了他在黨內民主上的巨大兩難。黨內民主好說不好做，一不留神，就會成為胡錦濤一筆重要的負資產。從現在的跡象看，胡錦濤已經視此為畏途。
然而，中國自接受民主理念以來已經有100多年的曆史，民主不僅成為精英分子的文化潛意識，也成為大眾的一種文化潛意識，這把癮是一定要過的。當普羅大眾都覺得民主是一種價值、一種善的時候（共產黨雖然不敢搞民主，但卻從來沒有否定過民主價值）民主就變成了所謂曆史潮流，曆史的大趨勢。如果你不讓人們過這一把民主的癮，那就是逆曆史潮流而動了。經濟發展可以延緩民主化，但決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為他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玩過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勢操作有多麽費勁。不管這個“勢”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麽傑出，逆勢操作都會頭破血流。民主之“勢”，在中國一蓄百年，其發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麽大的風險，胡錦濤都應該順勢而為，並將這個“勢”引導到可以控製的範圍內。而不是貽誤時機，讓其他潛在的權力競爭者借勢。與順勢而為的風險相比，逆市操作的風險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論，胡錦濤時代可能正是中國最高權力接近某種帶有民主特征的規則性更替的關鍵過渡階段。
如果不出現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經濟崩潰、民族戰爭、金融危機等等）打擊，胡錦濤的核心權力將很難受到有效挑戰，作為中國政治最高樞紐的中共政治局也將在“保證不翻船”的底線上保持團結。鄧小平如果能夠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暫時不必為“中央自己出問題”而擔憂了。因為，胡錦濤的挑戰已經不是來自政治局，而是來自於中南海之外。
四、軟抵抗：官僚的狂歡
對於當代中國的政治，我們可以將其抽象為三種力量的博弈。即領袖層、官僚集團以及民眾之間的博弈。我們所說的領袖層，就是集中了中國最高權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經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員。以這種標準計，中國領袖層人數充其量不超過百十人。所謂官僚集團指的是那些通過合法權力執行領袖層決策的黨、政、軍、企中握有實際權力的官員所構成的集團。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財富欲望）遠遠大於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寬泛一點定義，我們可以將那些1990年代之後逐漸被贖買的知識及企業精英所構成的準官僚階層納入其中——這些人和官僚精英一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精英政治的社會基礎。我們所說的民眾，則是指被權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領袖層對民眾中所潛藏的破壞能量相當警惕。雖然有農村改革、西單民主牆時期與民眾的短暫蜜月，但這種蜜月很快就煙消雲散。及至1989年那一場刻骨銘心的事件之後，中國領袖層對民眾的警惕更是上升為一種畏懼。共產黨靠民眾起家，當然不能明說他們並不信任民眾，但在背地裏，這卻變成了一種支配著中國領袖層行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與此同時，改革之後一度被中國領袖層寄予厚望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在“六四”之後被列入了“靠不住”的行列。雖然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部分知識分子被逐漸贖買，但其中經曆相當長一段的冷凍時期。逼手逼腳之下，中國領袖層將其意誌全部托付給了中國官僚集團。反過來說就是，官僚集團變成了中國領袖層可以實現其意誌的惟一工具（注意：是惟一）。中國領袖層與官僚集團的這種關係，構成了一種類似於現代公司中董事會與經理層的委托代理關係。如果我們將中國看成一個巨型企業，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在將中國改革政治中的幾個參與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國領袖層是老板、官僚集團就是經理層，而民眾則是員工兼股東。這個抽象模型雖然掛一漏萬，但卻能夠很好的解釋中國轉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年之後，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中國領袖層的施政目標被逐漸窄化為單純的經濟增長，並在實踐中進一步蛻化成GDP的增長，而受托實現這一目標的的經理人就是中國的官僚集團。中國官僚集團受托發動、組織、維持經濟增長。
在老板（中國的領袖層）的邏輯中，隻要能夠實現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將其類比為中國這個巨型企業的利潤），經濟增長的福利就能夠自動惠及所有員工和股東（民眾）。所以，隻要作為經理人的官僚集團能夠實現經濟增長這個目標，那麽官僚集團就是勝任的。即便在這個過程中，官僚集團從這個利潤中多貪汙一點，多收得一些不義之財，也是小節，不足掛齒。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中國領袖層一向是懂得這種駕馭之術的。這是在1989年之後中國的大老板（中國領袖層）與經理人（中國官僚集團）之間一直延續的一種默契。憑借這種默契，中國領袖層與官僚集團之間一直相安無事。不過，官僚集團顯然是不僅僅滿足於做最高領袖層的代理人的，它一定要想方設法利用這種代理權力來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1989年之後組織、推動經濟增長的實踐中，中國官僚集團對代理業務日益“精湛”，他們與老板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也逐漸加大，老板（中國領袖層）因而也對經理層（中國官僚集團）越來越失去控製能力。
1990年代中期之後，1992年狂飆突進的市場化改革所釋放的能量逐漸衰退，中國這個巨型企業製造利潤（經濟增長）的能力也開始不斷減弱。但不幸的是，幾乎在同一時期，官僚集團經理層在代理過程中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斷膨脹。官僚集團及其外部合謀者不僅要將利潤（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據為己有，甚至還要將屬於股東和員工（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本來就已經相當可憐的份額據為己有。如此一來，中國政治在前改革時代的仍然可以勉強維係的局麵就開始破裂了。
概括中國官僚集團及其合謀者在1990年代至今的所作所為，我們大致可以得到這樣一幅圖景：基層官僚集團黑社會化、中級官僚的利益集團化、高級官僚集團的買辦化。基層官僚權小責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資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權力和財富），就必須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剝奪最底層的民眾。這是中國基層官僚集團黑社會化的一個主要背景。2005年6月11日，河北定州市委書記和風在征地過程中雇傭300名黑社會成員，造成六名農民死亡、數十農民受傷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畫了中國基層官僚集團逐漸黑社會化的特點。在中國基層，定州絕非孤例。與基層官僚集團相比，中國省市一級主要盤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集團則有逐漸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團的明顯趨勢。在中國黑龍江（田鳳山案件）、遼寧（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級幹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這種趨勢的直接證明。這種分利集團雖然較少直接訴諸暴力，但他們毫無遮攔的利益最大化對民眾福利的吞噬能力則遠為劇烈。在最上一層，中國官僚集團則有與全球化力量合謀，進行跨國尋租，從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趨勢。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傳統的尋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對舊有政治結構的嵌入甚至主動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創建新的尋租結構。這個過程雖然相當複雜而且總是掩蓋在種種現代金融技巧之後，但其本質無非是將本來屬於民眾的福利拱手外獻，並從中賺取代理費用。這與中、低級官僚集團擠壓民眾福利的作用並無二致。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這種尋租的難以識別，他們甚至比中低級官僚的掠奪更為劇烈。加入WTO之後的幾年中，這種現象有逐漸蔓延的趨勢。
與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惡性擴張同步發生的，是老板（中國領袖層）要求經理層（官僚集團）上繳的份額也逐漸開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於今，中國政府稅收直線飆升就是這個最大化的形象說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領袖層為了維係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剛性投入（這關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國防、教育等方麵的基本投入，在經濟增長紅利中所索取的份額也水漲船高。這兩個剛性的最大化疊加、耦合在一起，其結果就是作為員工、股東的中國民眾的福利被壓縮在極限甚至出現絕對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民眾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品方麵所遭受的剝奪，可能遠遠超過他們工資增長。也就是說，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相當規模的人群中出現了明顯的福利倒退。在中國改革過程中，中國民眾的福利本來就被設置在相當低的水準之上，倒黴的是，他們不僅碰到了一個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還碰上了一批貪婪無良的經理，兩相夾擊之下，難怪許多股東、員工要在生死線上浮沉了。
雖然中國領袖層並非民選，在法理上也無需對民眾負責，但他們仍然對民眾負有某種最低限度的隱性責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眾民不聊生，衣食難周。就像你不能搞得股東或者員工血本無歸，顆粒不收一樣。因為到這個時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難以維持了。換句話說，老板能不能繼續當下去就會成為問題。這一點，在中國領袖層在那裏叫做，穩定，或曰：注意人民對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年代的中國改革，我們深刻見證了中國人順民的一麵，但順民與暴民隻是一體兩麵，俗話說，會咬人的狗不叫，中國順民是不是有這種性格我們不得而知。絕大多數人都相信，以現代食物技術之發達，信息技術之先進，將部分中國民眾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並不容易。但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國農村以及偏僻城鎮越來越頻密、越來越暴烈的騷亂，不由得讓我們對上述信條在中國的適用性頗感疑惑。我們疑惑，在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率之下，怎麽還會有如此之高的憤怒？我們疑惑，中國的官僚代理們究竟已將人們剝奪到了什麽程度？
對官僚集團這種敲骨吸髓的剝奪，中國的老板們多少是知情的。從邏輯上說，作為授權者的領袖層可以在任何時候解除官僚集團的權力，但是由於官僚集團是惟一的執行者，除此之外，別無分店，所以中國的領袖層在實際上幾乎無法行使那種理論上的解雇權力。在當代中國，鄧小平之後幾乎不再有人能夠以個人威權震懾和約束官僚集團，而領袖層鑒於對民眾力量的畏懼，又無法通過民眾以合法的方式來監督、約束官僚集團。正是參透了這一點，中國官僚集團才可以有恃無恐，一邊受托，一邊打劫，巧取豪奪幾乎達到明火執仗的地步。到了這個地步，官僚集團在執行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一種理論上的推論，而是一種實踐中的必然。這就是198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現實。顯然，這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問題在中國改革政治中的一次再現。
在某種意義上，所謂權威，就是超越正式權力的權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所謂不怒而自威。以這個標準看，中國今天的領袖層嚴重缺乏權威資源，有權而無威。鄧小平沒有任何正式職務也可以發動南巡，推動時局，而起後繼者就隻能靠位置賦予他們的權力來做事情。沒有位置，一事無成。威權遞減乃是現代社會的必然之勢，一定要在現代社會中搞威權治理，必然事倍功半，成本高昂。領袖層隻能順應大勢，走出威權迷思，發展出某種法定的正式權力。改革之後，在政權技術官僚化趨勢的推動下，中國領袖層逐漸發展出一套控製官僚們看上去比較科學的，因而也為各方所認可的“法定”權力。不過，即便這種正式權力，也因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被磨損殆盡。
1992年之後，中國領袖層對下級官僚的一個主要控製手段是GDP指標的考核。誰製造的GDP高，誰獲得政治獎賞的可能性就越高，誰獲得提升的機會就越大。GDP指標不僅符合中國領袖層1992年之後唯經濟增長的政治路線，在他們看來，這也是選拔幹部惟一科學的定量依據。但中國的官僚集團不愧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職業官僚集團，他們玩起GDP這種現代玩意來，同樣是爐火純青。在早期，中國官僚還是使用最為傳統的數字造假術（這和1958年大躍進時期各地方官員爭放“衛星”的情景同工異曲），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國官僚集團則完全成為世界一流的GDP製造專家。與笨拙的數字造假不同，中國官僚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所製造的GDP完全是真實的，隻不過，這種真實經常是以剝奪人民的未來福利為代價的。如果將外部性比如比如環境汙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慮進去，中國的所謂“發展”可能是負的。GDP在今天以政績的形式體現出來了，但其成本卻被推到了未來；GDP是真實的，但其福利效果卻是負的。如此GDP，當然隻能是一個“真實的謊言”。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隨著中國內部自主增長能力的逐漸枯竭，中國官僚集團玩弄GDP的能力也逐漸臻於化境。在這個時期，中國官僚集團製造GDP的手段主要是以內部掠奪為特色的。從1990年代末期起，中國官僚集團將醫療、教育、房地產等公共品強行推入市場交易。由於這些公共品幾乎是必需品，所謂“交易”就變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選擇的強製和掠奪過程。考慮到房地產、教育、醫療等公共品在現代生活消費中所占的極高比例，這些與剝奪無異的市場化可以帶動的交易規模將是一個天文數字，而其製造GDP的能力與傳統商品就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的。與環境汙染、金融赤字等將外部性未來化不同，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所謂改革是在即期將外部性轉嫁給其他人群。極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剝奪其他人群的福利為代價的。不過，剝奪歸剝奪，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GDP，中國官僚集團想要的就是這個。這不但可以讓他們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製造GDP以取悅上峰），也可以通過與外部合謀者的勾結讓他們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兩個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為一體，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國官僚集團神奇的學習及適應能力了。他們不愧為一流的假帳高手。可以肯定，中國 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經濟增長，已經被巧妙偷換為完全屬於官僚集團自己的經濟增長。到這個時候，中國官僚集團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紅利，而是超經濟增長的贓物了。也正是從這裏開始，我們觀察到，中國官僚集團的剝奪可能正在迅速超越臨界狀態。順便說一句，中國官員事實上的任期製度，意外地加劇了這種剝奪。因為每一個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衛星，就要來一次“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舊戲碼。一個人胃口再大，也總有被喂飽的時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餓漢上陣，那就肯定要雞犬不寧了。凡製度都需要配套，在沒有民主監督的情況下搞任期製度，自然會搞出畫虎類犬的笑話。
毫無疑問，正是上述種種“左手倒右手”的掠奪式交易——一場徹頭徹尾的GDP騙局，維持了1990年代末期之後“中國奇跡”的玫瑰顏色。然而，中國領袖層幾乎還未來得及享受這場“GDP奇跡”所帶來的愉悅，民眾就已經變得忍無可忍，紛紛開始以暴易暴了。直到這個時候，中國的老板們才發覺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中國領袖層一定在疑惑：昨天還在高歌猛進，怎麽一夜之間就變成危機四伏了呢？老板被經理們糊弄到這個地步，也真是可悲可歎。
當然，中國的新老板並不是阿鬥。他們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官僚體係失控的嚴重性。2006年年初，中國共產黨的現任組織部長賀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反思道： “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由於發展是我們的第一要務，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幹部選拔中，最主要的依據就是GDP增長等硬邦邦的‘政績’，一些地方因此出現了唯GDP增速論幹部上下的簡單做法。這樣造成的不利後果，就是部分地方領導單純追求短期經濟增長，不顧長遠協調發展，對群眾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不聞不問，甚至為了‘政績’不惜損害群眾利益，致使一些地方GDP增速雖快，但群眾卻無法分享發展成果，有的地方還因追求畸形發展背上沉重債務。”據稱，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部門準備在新一輪黨政幹部換屆時，將使用一套新的幹部考核評價體係，以約束和控製官僚行為。這一套新的考評體係，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通過引入群眾滿意度等新指標，盡量防止幹部考察中容易出現的失真失實現象”，以矯正1990年代以來唯GDP是從的極端傾向。不過，大致可以預計，這一套新發明，很快就會像共產黨無數類似的新發明一樣被束之高閣。理由非常簡單，因為當一個地方官員的命運掌握在他的上級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時候，地方官員就隻可能對他的上級負責，而不可能對在地的民意負責。要求受上級節製官僚對民眾負責，當然隻能是與虎謀皮。不解決權力來源的問題，就無法保證權力的使用問題。對於官僚集團來說，GDP隻不過是權力濫用的一個手段，一個幌子而已。不要GDP，他們還會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廣泛流行GDP標準本身，也並非是地方官員發明的，而是中國領袖層自己發明的。地方官員不過是投其所好罷了。縱觀1990以後的中國，中國領袖層對GDP速度的偏好一點都不亞於地方官員。GDP速度不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國老板們的利益所在。沒有GDP的高速增長，中央稅收遠遠超過GDP的線形需求就無法滿足，中國最高層的贖買能力就迅速流失；沒有GDP的高速增長，失業就會在現在現在的高危基礎上迅速蔓延。而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國政治老板們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國的政治領袖原因承擔這種代價，否則，幾乎可以打賭，他們將很快回到GDP標準上來。所謂中國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並不僅僅是某一項或者某幾項特殊的經濟政策失誤所造成的，而是1989年之後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對中國經濟的一種內在要求。這就是說，不解除政治領袖的合法性焦慮，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隻能被鎖定在粗放方式上。這是中國領袖層或許還沒有察覺但卻深刻困擾著他們的又一個兩難。在這種兩難之中，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實際上已經陷入動輒得咎的境地。而隨著矛盾的進一步積累，中國政治領袖們完全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徹底失去騰挪餘地，必須在民眾和官僚之中擇一而從。留給他們的時間其實已經不多了。
非正式的權威和正式的權力既然都無法約束官僚集團，中國的領袖層大概就隻能又回頭在傳統的道德資源中去尋求解決之道了。情況的發展正是如此。人們注意到，在上台後的短短兩年多時間中，從“保先教育”到 “八榮八恥”，中國領袖層已經將共產黨傳統的“整黨整風”運動飛快地搞了兩遍。形勢之急，用心之苦，不在話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國的老板們怎能不眉頭緊鎖，急火攻心呢？不過，這是一場找不到敵人的戰爭。中國領袖層正在遭遇的是一場無所不在的，與傳統派係鬥爭大相徑庭的軟抵抗。這種分散的、消耗性的軟抵抗根本不需要與領袖們正麵衝撞，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化解他們的意誌於無形。麵對這樣一場找不到敵人的戰爭，中國領袖們縱有鐵一般的意誌和絕頂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經豪情萬丈的朱鎔基吧，在他離任的時候又是多麽的形容憔悴，鬥誌全消）？胡錦濤可以輕鬆搞定政治局，但卻無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產黨自己的老話就是，中國領袖層已經陷入了官僚軟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謂也。孤獨無助之感，莫此為甚。2004年，黑龍江雞西市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為此，中國總理溫家寶連續做了三次批示，但雞西的地方官員一點都不給溫家寶麵子，直到溫家寶派出國務院調查組，事件才算勉強落幕。在中國，類似雞西這樣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萬，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愛民的溫總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組，溫總理辦公室的編製恐怕得擴大一萬倍才能解決問題。按照同樣的標準擴張，中國中央政府的體積可能就會出現反祖現象，龐大得像頭遠古的恐龍。其人員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確，中國新一代政治領袖非常順利地繼承了最高權力，他們甚至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加順利。然而，此權力非彼權力，胡錦濤手上的權力已經是在鄧小平，江澤民手上不斷折舊過的權力。他與鄧小平手上的權力、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同樣是最高權力，但權力本身的效能已經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領袖自以為還可以對官僚集團令行禁止，吆三嗬四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已經基本上被官僚集團架空，而成為官僚政權的囚徒。
事實證明：在現有的體製框架中，中國領袖層既解雇不了官僚經理們（在民主國家這種解雇權是通過定期選舉來實現的），也控製不了官僚們。這顯然已經遠遠超越了經典的委托代理災難。
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領袖們表現出了越來越技術官僚化的趨勢，而到了胡溫時代，這種技術官僚的特征則更加突出。技術官僚的優勢在於：他們能夠在給定的體製約束和給定的社會環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優的問題解決方案，而其劣勢則在於他們很少有能力打破現有的體製約束條件，創造出更好的體製環境。他們往往可以在現有體製給定的條件下將自己的行政長才發揮到極至，但卻根本無力觸動現有體製。在這方麵，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以及現任總理溫家寶都是傑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一己之能與體製搏鬥，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勞無功。正所謂：愁煞人，天不管。總有一天，中國的政治老板們會被他們任命的官僚經理們拖垮，在耗盡最後一絲力氣之後猛然不支倒地。
其實，中國的政治老板們原本可以不這麽孤獨，也完全沒有必要如此事必躬親、勞神費力。他們完全可以將控製、監管、解雇官僚的權力交給民眾。然而，民眾真的可靠嗎？
五、危險的大眾？
以民眾的力量（包括能夠反應民意的媒體）限製、約束官僚行為乃是現代政治的常態。民眾用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來消解官僚的權力的濫用，是現代政治中一個被證明非常有效的遊戲規則。之所以說有效，是因為它能降低成本，否則，事事都要老板監督，中國政府就會成為一個頭顱（決策機構）與身體（執行機構）一樣巨大的怪物。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將監督權和約束權力交給民眾是政治現代化中的一種邏輯以及財政上的必然。這種安排，除了大大減輕政治領袖們的職能之外，也可以使他們能夠專司“董事會”的決策功能。然而，邏輯僅僅是邏輯，它不能代表真實，尤其不代表中國的真實。
在中國，對於民眾的力量，中國領袖層卻一直心存戒懼。由“文革“而“六四”，中國的政治老板們飽償“民亂”，可謂吃盡苦頭，留下了相當深的心理陰影。在這樣一種心理基礎之上，中國領袖在1989年之後對民眾力量一直采取抑製政策。具體的策略分為以下兩種：一是讓民眾不敢，二是讓民眾不能。所謂“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鎮壓措施，以維持一種心理上的威懾。“六四”是這方麵最極端的例子，也達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懾效果。“六四”之後，這種極端的例子雖然不再發生，但小規模的暴力鎮壓事件並不鮮見，武力威懾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鬆。不過，當局要讓民眾畏懼，也是有極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眾被逼入機會成本為零的境地。也就是說，不能讓民眾沒有什麽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時候，就可能出現人們最耳熟能詳的所謂“民不畏死”的超邊際選擇，民眾的“不敢”就變成“隻能”了。將所有民眾都逼得走投無路當然是很難發生的，但將部分民眾逼到不得不反的牆角則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個如此繁榮的盛世，將民眾逼得走投無路，肯定會被認為是聳人聽聞。但1990年代以來中國頻繁爆發的暴力抗議活動，成群結隊的上訪人潮，都能證明我們所言不虛。或許，這些被逼鋌而走險的人隻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諸真實的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開始鋌而走險之後才發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點星火（偶然事件）拋進了一捆幹柴（社會的普遍不滿）從而引發了一場不期而至的衝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曆史描述成一場史詩，但他不過是幾個不滿調遣的新軍官兵一時衝動而引發的一場巨大的鏈式反應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這幾個低級軍官的一時義憤之舉，竟然在幾十天內就顛覆了有幾千年傳統的王朝。看看今天繁榮表象之下的中國，又何嚐沒有儲備足夠燃起一場衝天大火的能量呢？在這裏，曆史並沒有什麽不同。
今日中國，官僚集團及其外部合謀者的剝奪已經達到相當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現幾個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窮人是完全可能的。這種事件一旦過於頻繁，就會將政治領袖搞得神經兮兮，坐臥不安。既然民眾“不敢”的條件正在逐漸喪失，那麽接下來的手段就是要讓民眾“不能”。所謂“不能”，就是褫奪民眾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組織起來的能力。在中國的政治詞匯中，“有組織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定語。其背後之潛台詞則是：組織是動員的基礎。有組織就可能形成動員，一動員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勢。所以，一定要將民眾抑製在無組織的狀態，按照官方的說法，就是要將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比之“不敢”，讓民眾“不能”的代價可謂巨大。你必須在各個層級增加警力，擴充裝備，（這正是中國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必須麵對強力官僚部門不斷抬高的預算要價，直至變成一個警察國家。社會控製是需要成本的，對中國這樣抗議頻生的巨型社會實施警察控製則尤其如此。以現在中國現在各級政府警察成本不斷增長的趨勢，社會控製所帶來的成本總有一天會拖垮財政（中國稅收不斷飆升這一問題在財政上的體現）。分析任何一個政府的崩潰，財政垮台都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現在大多數抗議仍然發生在中國農村，如果這個趨勢向中心城市蔓延（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麽中國社會控製成本將會在現有基礎上暴漲。而這種成本帶來的大多是負效的GDP。許多人都在中國城市中發現了一個與眾（眾多其他國家）不同的現象：家家戶戶都裝有鋼製的防盜門、防盜窗。這種巨大的需求帶動了一個行業的暢旺。但深究之下，這個繁榮行業帶來卻完全是負的福利效果。它不僅浪費了巨量的鋼材，消耗了寶貴的能源，但換來的卻是完全可以通過社會和解而輕鬆得到的福利。在這個意義上，現在被人廣為詬病的中國粗放增長模式就是這種政治治理方式的後果之一。由此可見，不斷增加社會控製的成本不僅是負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續的。一言以蔽之，讓民眾“不能”，可能導致財政上難以承受的成本，很難免於最後的崩潰。
既如此，最為明智的辦法就是讓民眾“不願”，即民眾不願意起來造反。日子過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誰願意提頭鬧革命呢？有人憑借一種淺薄的理論想象，將中國民眾描繪成暴民——一群一有機會就可能打家劫舍，興風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機會就要摧毀國家機器的暴徒，並煞有介事地警告國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這僅僅是一種想象而已，沒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產物，它與暴政往往是孿生姐妹。在今天中國，我們的確發現了暴政與暴民相互激蕩而釀成災難性正反饋的諸多跡象，但是，曆史並必有所謂必然，困鎖也同樣是可以慢慢解開的。在當下，讓民眾“不願”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官僚集團減少剝奪。完全消除剝奪過於理想，但減輕剝奪的程度則是可以做到的。這當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對官僚集團的道德勸誡，也不能指望他們對官僚集團的管束，這些統統都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辦法，就是讓民眾自己獲得力量，與剝奪者之間形成某種均勢。而民眾要獲得力量，就必須讓他們組織起來。隻有這樣，才能切實加強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在整個政治結構中的談判力量，從基層開始減輕剝奪。民眾在所有的地方捍衛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無處不在的官僚剝奪。
在中國領袖層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迷信。認為有組織的力量比無序的力量更危險。但其實，對無序力量實施社會控製成本相當高昂。試圖想象一下，當你找不到破壞者，但破壞者卻無處不在地時候，你會怎麽辦？結果當然是，你會在所有環節上加強防範。長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財務成本恐怕都會達到極限。而如果與有組織的民眾打交道，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不僅談判目標明確，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這其實是將民眾疏導到有序狀態的最好辦法。所以，“有組織”並不是什麽洪水猛獸，而是治理者之福，社會之福。真正危險的不是大眾，而是無組織因而也必然是無序的大眾，一個憤怒但卻無處發泄的大眾。那才真正是社會之禍。當然，站在中國政治老板的角度，我們可以理解這樣一種計算：民眾既然可以組織起來約束官僚，就可以組織起來約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層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當權者自己。在中國最高權力者的邏輯鏈條中，這是一個死結。說到底，是中國政老板對自己權力來源一種揮之不去的合法性焦慮。在這樣一種考量中，中國領袖幾乎本能地將自己和官僚集團變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看作是一個共生的結構。也正是洞悉了領袖層的這個軟肋，中國的官僚集團才敢於肆無忌憚的綁架老板，毫無顧慮地剝奪民眾。官僚集團可以不管身後洪水滔滔，但是天子們卻必須要考慮天下社稷，百姓蒼生。中國領袖與官僚集團的利益分野就在這裏。合法性連接在一起，但利益卻各不相同，這個當代中國不易察覺的政治悖論，也正是中國領袖們最大的困擾所在。擺在中國政治領袖們麵前的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聽任官僚在合法性問題上繼續綁架自己，不斷揮霍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將民族逼入曆史的死角，另外一種則是，斬斷自己與官僚集團的合法性連接，讓自己有更多的騰挪餘地。前一種是拖時間的辦法，最終不免一劫；後一種則可能走出曆史的糾纏，開啟中國政治的良性循環之路。事實上，今天中國政治的主要問題並不是解決合法性問題，而是解決官僚集團的剝奪問題，不是民眾與領袖層的衝突，而是民眾與官僚集團的衝突。換言之，民眾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權。隻要給予他們可以有尊嚴生活的福利，中國民眾在政治上就可能變得超乎想象的溫和、理性甚至保守。在這個方麵，共產黨的手下敗將國民黨提供了非常好的曆史教材。在台灣，國民黨政權在總統選舉之前很早就開放了基層（包括縣市長）選舉，但這一過程，並沒有引發整個社會的激進動員。相反，它為最後的民主化提供了經驗，奠定了基礎。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國民黨是背著所謂“外來政權”的包袱來推動這種政治轉型的。稍有不慎，整個政權架構就可能崩裂解體。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中國領袖們雖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碼沒有背負“外來政權”的包袱。在整個中國政治轉型的順序中，基層民主是一個重要的環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將基層（首先是農村縣鄉級，基層雖然不是中國剝奪最烈的地方，但卻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問題讓基層自己解決，讓民眾在民主中學習民主，不僅可以部分緩解剝奪所帶來的社會不滿，走出中國良性循環的第一步，也可以將領袖的合法性與官僚集團逐漸切割、脫鉤。在中國的政治代理鏈條中，隱藏著一種深刻的悖論，由於官僚並不對在地居民負責，而是對上級甚至遠隔千裏之外的更高級官員負責。而在理論上對民眾負責的中國政治領袖們，又必須通過他們無法約束的官僚代理工具來履行這種責任，這樣，實際上就造成了領袖根本無法對民眾負責的情況。建立基層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對在地居民切實負責的政治架構，打破中國現在的政治代理悖論。
大多數評論家在談論中國政治變革的時候，都著眼於上層，甚至僅僅著眼於中國共產黨。這當然是中國政治本身的某種邏輯所決定的。但問題在於，沒有底層的民主生活，上層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層堅實的民主基礎，上層的民主其實遲早都會到來，所謂水到渠成是也。從本質上看，民主是一種大眾的生活方式，而所謂普選、投票之類隻不過是由這種生活方式浸潤、衍生而成的有形政治結構。有穩定的基層政治秩序，即便上層秩序崩裂，大眾的生活的也會完好如初。在中國基層重建民主與自治，就是重建中國社會已經被徹底碾碎了的自我組織能力。
與中國1970年代末期的農村改革不同，中國的基層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製那樣可以立即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收到立竿見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GDP那樣有明確的衡量標準，並迅速加強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亂糟糟的。除非中國的政治領袖在意識形態上確立民主的價值，並用最大的決心加以保護，否則，中國的基層民主將隨時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並不直接創造經濟價值（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的政治領袖才對基層民主猶疑不決，起步多年卻仍然在起點原地踏步），它著眼的是對資源以及經濟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並由此培育社會正義和社會和諧。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一個社會得以被結構的隱形地基，是創造價值的價值。在經過30年代的改革之後，今天中國所奇缺的並不是創造更多利潤的動力，最缺乏的是對利潤更加公平的分配機製（而這種不公平分配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內需不足以及經濟結構畸形的關鍵原因），基層民主正好可以彌補這種機製的稀缺。1989年之後，中國一直采取的是“政治問題，經濟解決”的辦法，但現在我們恐怕得的掉過頭來，采取一點“經濟問題，政治解決”的辦法了。在胡錦濤時代，中國政治製度的主要任務，已經從全力推動、維護經濟發展的單一目標中退出，必須開始解決更為棘手的貧富懸殊、環境汙染、社會分裂等同時出現的多重挑戰。而這些任務的完成，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力有不逮，需要中國政治製度實現切實的轉換。時代不同，任務不同，中國政治製度正是從這種新的時代壓力中獲得了充足的轉型動力。1989年之後，中國的上層鬥爭徹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後，中國基層卻正在著火。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的基層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
很多年以來，我一直有跟出租車司機交談的習慣。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訪中，我吃驚的發現，他們中間理解民主，並認同民主價值的人數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什麽叫曆史潮流？這就是曆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國基層民主的動力和可能性。但在我們看來，中國基層民主的條件已經爛熟。有這種基礎，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就必定帶有某種民主性質，不管你如何稱呼它。時勢如此，如果還隻身相抗，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時變而法不變者，亂。今日中國，時已變，勢已變，惟獨法不變。基層民主，是中國現行政治體製可塑性（或者稱之為“可改革性”）的一塊試金石，如果基層民主都不敢或者無法推進，我們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國現行政治體製已經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彈性，其後果就是現體製在壓力下的整體性崩裂。
在進入21世紀之後的中國，惟一比經濟增長更快的是民眾的怨恨和憤怒。對於一直沉溺於經濟神話中的中國政治領袖來說，這一點多少有點始料不及。雖然我們無法定量測算中國社會中所積累的憤怒情緒，但就我們的觀察而言，今天中國民眾中所積累的能量已經遠非“文革”前可比。現在絕大多數人“看到”的“文革”，實際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個經過加工後的“文革”。撇開高層權力鬥爭的維度，“文革”的另外一張麵孔，是大眾對官僚體係的反抗。作為一種強勁的動力，1949年之後在大眾中壓抑多年的對官僚的不滿，借助高層權力鬥爭打開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洶湧而出。這就是發生在中國1960年代中期的“文革”。而後來的人們所記住的“文革”，僅僅是無情紛爭的高層，凶殘迷狂的大眾。將“文革”僅僅描述成“權力鬥爭＋大眾瘋狂”不僅相當膚淺，也會讓我們遺漏重要的曆史心得。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中國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態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讓中國改革在犧牲大眾利益方麵走得如此之遠。繼“文革”險勝，“六四”大勝之後，中國官僚利益聯盟在1989年之後的改革中，將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邊。就對大眾的掠奪而論，30年改革時期已經遠遠超過文革前的17年。難怪有人大聲發問：改革會變成“武革”嗎？這種剝奪甚至遠非1949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積累的反彈能量也遠非那兩個曆史時期相比。一位下崗之後靠開黑車謀生的中共黨員，在一路痛訴了社會的種種不公之後，在臨下車時候非常認真地請求我這位知識分子模樣的人：“以後你們搞什麽組織一定要帶上我。”顯然，這是一股不斷膨脹，正在四處尋找突破口的地火。一有機會，它們就可能噴湧而出，匯成滾滾洪流。這種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場無序而慘烈的動蕩，也可能成為一場深刻變革的巨大推力。
透視當今的中國政治情勢，我們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燒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團欲火焚身，大眾怒火中燒，政治領袖急火攻心。遭兩麵夾擊的中國領袖層，雖然名義上握有最高權力，但卻左右為難，完全找不到著力之處。滅大眾之火，則官僚之火更熾，並最終將自己拖下水；滅官僚之火，則大老板斷手斷腳、自剪羽翼。麵對如此困局，中國政治領袖們既然無法釜底抽薪，隻好滿足於不斷地揚湯止沸療法。除了一個正在逐漸變色而且隨時可能徹底變色的“經濟奇跡”之外，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上繼承的唯一遺產，就是一個強大的官僚體係。除此之外，別無長物。官僚體係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們的惟一代理力量和執政工具，江澤民必須依靠它，胡錦濤也必須依靠它。所謂江規胡隨，並不是胡要隨，而是胡不得不隨。然而，這個曾經創造了中國GDP神話的官僚體係，在長達30年代的轉型中也逐漸累積了巨大的自毀力量。對於這種不斷擴張的結構性自爆力量，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必須引起高度警覺，並迅速拆除其引信。當務之急是，必須在官僚合法性與領袖合法性之間建立一道防火牆，以防止火勢向最高層蔓延，使整個秩序結構同步崩潰，與此同時，必須通過基層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國社會的基層秩序，以消解官僚體係力量的泡沫式擴張。否則，一旦官僚體係的權力泡沫因為擴展到極限而破裂，就可能同時炸毀下層和上層秩序，而陷整個中國社會於又一次悲慘的治亂循環。
所幸的是，在中國官僚體係的合法性危機全麵轉化為中國政治領袖的合法性危機之間有一個時間差。中國大眾政治文化中，曆來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傳統，即貪官是壞的但是皇帝是好的。這種政治文化體現在今天，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種抱怨：“上麵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麵的執行走了樣。“民眾這種對高層與官僚的區別對待，雖然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但卻意外地保護了中國政治領袖們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國，官僚體係已經處於全麵的合法性危機之中，但傳統政治文化的保護膜仍然全力維護著最高權力者的合法性。對於中國的政治領袖們來說，這是曆史賜予他們的一個極其寶貴的時間差，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未來幾年，將是中國新一代政治領袖能否擺脫體製慣性，創造奇跡的關鍵時段，也是我們觀察中國曆史走向的一個重要的時間之窗。
出於曆史的逼迫，中國在胡錦濤時代出現重大轉折的概率相當之高。但種種跡象的確讓我們擔心，中國政治正在逐漸喪失和平政治轉型的條件。所有改革的經驗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時候，總是領袖們最為脆弱的時候，利益集團最為瘋狂的時候，民眾最為暴烈的時候。所有異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齊齊集於今日。中國，將麵對怎樣的未來？
“文革”險勝，“六四”大勝。
中國人的官民之爭曆來最終演變成玉石俱焚。胡溫的親民之舉，讓民眾心感溫暖。隻怕這對最佳搭檔的離任，民眾的耐心就會枯竭，所以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