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產階級幻覺
2001年年底，中國南方一家時尚雜誌，做了一期封麵文章《忽然中產》。文章以小資們典型的渲染筆法宣布：中國的中產階級運動開始了。“忽然”一詞雖然帶有誇張意味，但確實非常精準地傳達了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陌生和驚詫。的確，中國中產階級幾乎是一夜之間突然出現在我們麵前的。作為一個學術術語，中產階級早在將近20年前就已經為中國學術界所熟悉，但作為一個真切的中國事實，作為一種新型生活方式的表征符號，作為一個激發人們想象力的社會階層概念，中國中產階級則是近幾年才進入中國大眾媒體的的視野之中的。這個從西方舶取的概念，可能很好地概括了中國新近出現的某種現象，所以它一經大眾媒體發現，便迅速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話語。在中國大都市做作的小資群體中，中產階級可能僅僅意味著一種時髦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更多的財富和更高的身份。但中國的學者和意識形態專家們顯然不會滿足於這種膚淺的解讀，他們迫切的要賦予中產階級以更加宏大的曆史和政治意義。2003年12月，中國共產黨的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集聚起推進事業發展的強大力量》的文章，文章明確提到，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雖然《求是》雜誌沒有明確提到中產階級這個在意識形態上仍然頗為敏感的術語，但毫無疑問，這個所謂的新階層就是大眾傳播媒介早已經津津樂道的中國中產階級。《求是》雜誌的文章用中國宣傳機構慣有的虛偽姿態談到了他們與工人、農民的聯係之後，對這個新階層的素質和品德大加讚揚。這是相當不尋常的，因為就在1990年代，中國領導人還以不屑的口吻提到過中產階級，並將它斥之為“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主要工具。顯然，在工人和農民逐漸成為異己力量並隨時可能掀起反叛運動的時候，中共正急於尋找自己新的階級基礎。在中共眼中，中國中產階級就正是這樣一個大有希望的新階級。沒有領會錯的話，中共最新意識形態“三個代表”中的所謂“先進生產力”指的也是這個階層。由此，這個與中國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新階級終於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尋找合法性資源的中國執政者之外，中國學術界也對中國中產階級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們以一種古老的想象，將中產階級描繪為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描繪成一個新社會主流價值的維係者和財富的創造者。在他們那裏，似乎沒有中產階級，國家就沒有未來。就傾注的“熱情”和標榜的程度而言，中國中產階級正是由中國學術界“發現“並“推薦”給中國執政者的。那麽，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麽？它真的像中國執政者和中國學術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樣，具有扭轉乾坤的神秘力量嗎？
與邊界明晰的傳統工人及農民階層相比，中國中產階級雖然已經成為中國都市媒體中的主角，但他們的階級形象仍然異常模糊。就連那些天天談論著這個階級的中國知識界，也似乎隻是在談論著一個他們並不知道在哪裏的東西。當他們興高采烈的談論中國的中產階級的時候，他們更多的是在談論來自西方經驗的西方中產階級。至於在那些淺薄而狡猾的中國媒體那裏，中產階級則完全淪落為一種具有十足引誘意味的商業廣告。中產階級對當代中國的巨大誘惑力，可能正是來源於它的這種朦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滿誘惑，乃是因為人們對它的陌生。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熱烈追逐，或許也是出於同樣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產階級與其字麵相去不遠，指的是一個社會中間階層。如果僅僅是這樣，中產階級就失去了它的現代意義。因為這樣的中產階級，我們幾乎可以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曆史時期都能尋找到。我們現在所談論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指的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現象，即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以及分工的日益複雜，許多先發國家都出現了中間階層逐漸膨脹並占據人口大多數的社會結構。這個成分複雜，分布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廣泛職業中的階層，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在企業層麵上，它是傳統企業逐漸科層化的產物；在政府層麵，它是政府功能日益複雜化，統治者大量分權的產物；在社會層麵，它則是中介機構日趨重要和發達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分布在這三個領域中的現代中產階級實際上都可以找到它的傳統“原型”：在企業中，他們是老式的企業主，在政府中，他們是中下層的各種官僚和代理，而在社會中，他們則是像傳統律師這樣的中間人。現代中產階級雖然在職業分布上已經演化得相當複雜，但從這個角度回溯，它們的譜係仍然是非常清楚的。總體上看，中產階級是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結構日益複雜和精密化在社會結構上的一個結果。它們是連續的，而不是一夜之間突然出現的新事物。現代中產階級之所以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現象並成為社會學家高度關注的對象，不僅是因為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口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日益膨脹並逐漸成為人口主流，更是因為這個階級在主流意識以及社會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新意義。（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在意識上所表現出的某種保守傾向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結構上的新意義，使傳統的尤其是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爾斯在他那本經典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曾經仔細分析過美國中產階級的曆史演化過程，他以富有“社會學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現的白領階層正在取代由中小企業家、以及律師、醫生等最傳統的職業階層而成為美國新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在職業聲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識上都由有別於傳統的產業工人，並由此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無能在什麽社會，也無論以收入或者其他什麽維度，我們都很難對中產階級作出具有分析意義的精確定義。基於此，米爾斯的“白領”概念可能是一個最富解釋力的值得繼承的視角。白領涵蓋廣泛，但仍然有一個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在從事某種管理性和技術性的工作，他們是憑借知識和腦力，而不是傳統的體力來完成他們的職業行為的。隻有在白領這個視角上，我們才可以比較有效的觀察和分析中國的中產階級。否則，中產階級這個概念就可能成為學術上的一個陷阱。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發軔的中國改革開放，在中國曆史上造就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服務型經濟的轉型、以及封閉經濟體係在全球化環境中向開放經濟體係的轉型，幾乎是在同一時空中展開的。這些轉型在其他先發國家中則是在曆史的不同階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許多方麵（比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甚至是其他先發國家從來就沒有遭遇過的。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中發端並逐步成長起來的。因此，中國中產階級也就在成分上呈現出繁紛複雜，新老並存的局麵，對應於不同曆史時期的新老中產階級們幾乎在同一時間中，齊齊出現在中國社會中。他們中既有由於市場機會突然開放而迅速生長起來的中小企業主，也有存身於外企尤其是跨國公司中的領薪白領，也有仍然寄生於傳統體製中的各種公職人員和國有企業中的管理人員。這個在短短20多年中突然崛起的階層，來源複雜、背景殊異，但他們往上區別於位居社會頂端的各類精英，往下區別於龐大的下層體力勞動階層。正是在這樣一個模糊的邊界上，我們勉強找到了中國曆史上最新的這個中產階級。循此脈絡，我們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計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根據陸學藝等人編撰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所提供的數據，幹部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即知識分子階層、國有、集體企業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及少量在外資企業中服務的經理人員的加總，大致就是就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總規模。如此，這個階層的人口總量應該在 8500萬左右。中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這尤其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在大中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考慮到這個特點，如果我們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縣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這一部分職業人口，我們上麵按職業劃分的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就可能要因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據此，綜合收入和職業這兩個確認中產階級最重要的因素判斷，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應該不會超過5000萬，其在整個就業人口中的比率不會超過7％。如果以都市媒體刻意渲染的那種所謂“有房有車”的生活方式（中國淺薄的媒體經常將中國的富人等同於中產階級）標準衡量，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可能就更會少得可憐。我們這個估計雖然十分粗糙，但不至於太離譜。當然，如果我們將這些中產階級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廣州這樣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產生中國中產階級已經蔚為壯觀的錯覺。事實上，集中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中產階級的確具有某種“展覽”作用。許多西方觀察家正是通過沿海城市的中產階級“櫥窗”找到中國的中產階級的。有趣的是，外部觀察家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在上述地區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了。從19世紀中期中國被徹底卷入現代化進程之後，每遇中國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外部觀察家都在像上海、廣州這樣的中國沿海地區“找到”過經濟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產階級。西方旅遊者和記者為此留下過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而那些對潛在市場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描述更是不絕於書。
一位外國觀察家在分析中國共產黨的崛起時，曾經這麽寫道：“中國共產黨創始於20世紀20年代，當時處於全球性蕭條時期，農民遭受著饑荒、教育和醫療的缺乏以及國際絲綢、煙草和棉花市場的衰頹。相對而言，中國城市的生活相當好。根據曆史學家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國男人開始穿戴商業西服、禮帽或布帽，年輕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較富裕的中國人的生活實際上相當舒適，而且外國人發現在中國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舒適。’”這個80年前的曆史畫麵與今天中國社會有驚人相似之處。而混雜於龐大貧困底層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禮貌、穿西服”者正是當時的中產階級。毫無疑問，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前，跨國公司的先輩們就已經在中國發現了那些讓他們怦然心動的中產階級。
在商人眼中，中產階級具有巨大的消費胃口，所以，中產階級的規模就在某種程度上等同於潛在的市場規模。在這種曆史對比的意義上，中國今天最新的中產階級其實並不是什麽“新”的，而是“舊”的。讓人驚訝的是，中國最新一次中產階級“熱”也首先得益於西方投資家們的“炒作”。美國的投行巨頭美林公司就曾經放膽預言，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十年將達到3.5億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機構以及新聞媒體也透過各種調查對中國的中產階級規模紛紛作出估計。與以前那些零星的報道和旅遊記錄相比，西方研究機構和新聞媒體這一次對中國中產階級的估計雖然有了更加“科學”和“客觀”的背景，但其興奮程度卻沒有什麽兩樣。這種情緒極大的鼓舞了中國的官員們，他們以更加興奮但顯然也更加外行的方式談論起中國的中產階級，並將它作為中國經濟燦爛前景的有力佐證。但與我們上麵的估計相比，所有這些具有商業招徠性質的展望都顯得過於樂觀和魯莽了。這種魯莽不僅體現在他們對中國中產階級現狀的判斷上，也同樣體現在他們對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的估計上。
在所有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樂觀判斷中，都隱含著一種相當可疑的假定：即隨著經濟的增長，中產階級將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曆史結果。但事實上，中產階級的成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對應關係卻遠遠不如想象的那樣清晰和肯定。換句話說，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不能等同於中產階級的持續成長，更不等同於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這一點，我們可以在諸多後發國家的經濟增長曆史中看到。除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外，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其他後發國家也都隨著經濟增長自然而然的產生了中產階級社會。在更加精確的意義上，中產階級的持續增長與其說取決於經濟增長，倒不如說取決於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分配模式，取決於決定這種分配模式的政治結構。有學者曾經意識到，美國及歐洲先發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與資本主義積累機製由泰勒製向福特製的轉型密切相關。以低薪勞動和血汗工廠為特征的泰勒主義外延型積累體製，在積累了大量資本的同時，也製造了一個赤貧的勞動大眾；而福特主義則將更多的利潤還給了工薪勞動者，從而創造出了一個有著巨大的消費胃口和能力的新階層，並推動資本主義向高技術與高薪勞動相結合的轉型。這是一個非常接近中產階級曆史本質的說法。但是，泰勒主義到福特主義的轉型，並不僅僅是出自資本家擴大市場的經營智慧，也同樣出自於勞動階層在爭取權利中的主動姿態。簡言之，這個分配模式上的轉型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雖然我們無法厘清西方中產階級社會出現的所有曆史成因，但有一點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這些“原因”都不是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實現的。中產階級社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複雜而令人難以捉摸的關係，已經被中國25年的改革曆史所見證。25年來，伴隨著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快速擴大，到2002年，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達到0.46以上，一躍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統計，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53.2％，而這個數據到2002年已經萎縮到41.6％，十年間減少12個百分點。中間階層人口規模的萎縮意味著，在中國改革尤其是後半段改革中，以各種現代職業為特征的新中產階級的擴張速度落後於舊中產階級的消亡速度。中國實際的中產階級總規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減少。這與中國基尼係數急速趕超的勢頭非常吻合。這個事實不能因為新中產階級的出現和擴張而被掩蓋。中國社會中充滿文學誇張色彩的中產階級想象，並不是建立在對這個階級的曆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種膚淺和幼稚的聯想之上，建立在一種對新中產階級新穎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國中產階級在性質上和形象上的改變，在中國導致了一種對中產階級的普遍幻覺。仔細品味中國新聞媒體為我們描述的那些中產階級人物以及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你就會輕易發現，那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少數人。如果這個新中產階級隻是我們人口中的少數甚至極少數，那麽他們還是現代中產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嗎？如果它是，那麽中國早在上個世紀初期就已經出現過同樣的中產階級。無論從職業特征、收入、社會聲望等方麵來衡量，在上個世紀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職員、政府公職人員、教師、新聞記者們與今天的中國新中產階級並沒有什麽兩樣，但非常清楚的是，我們不能將那個時候的中國稱為中產階級社會。一個出現了中產階級的社會不能被等同於中產階級社會。同樣的道理，今天的中國離一個現代中產階級社會可能還有非常遙遠的距離。事實上，上個世紀中國城市中產階級過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當時中國經濟分配上的極端不平衡。分配上的嚴重失衡，也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上在1949年的突然斷裂。當今天中國的大學教師在津津樂道當年胡適們的薪水是如何了得，並以此來諷喻時代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當時大學教師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對那個舊時代貧富分化的最貼切描述。在那個時代，所謂中產階級不過是一小撮，是中國廣大人口中的極少數。諷刺的是，有資料表明，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1949年。這是不是在暗示，經過25年艱苦的改革之後，我們正在迅速複製一個舊時代的階級景觀？1949年之前中國掠奪性的分配體製不僅導致一場血腥的革命，還使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滑向另一股極端的軌道。這個教訓對今天的中國中產階級來說，苦澀而又詭譎。它告訴我們，由中產階級而至中產階級社會的道路，相當崎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僅僅是剛剛站在上個世紀同樣的起點上。要想競其全功，不僅需要運氣，更需要一係列根本性的製度改造，決非單方麵的經濟增長可以促成。更何況，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一個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猜想呢？當有人列舉各種數據言之鑿鑿的告訴你，中國經濟還可以穩定、高速成長30年，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將在未來達到多少多少億人口的時候，你千萬不要以為那是縝密的科學結論，那可能是一種無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種陰險的誘拐。在所有的曆史中，從來就沒有什麽肯定的前景，我們麵對的永遠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實際上，我們更願意相信這樣一種推斷：如果中國改革中隱性的分配邏輯已經定型，那麽，中國中產階級的命運也就早已經注定。由於存在著一個頑強而穩固的掠奪性分配體製，所謂中產階級可能永遠隻是一個兩極社會的欺騙性點綴。換言之，我們可能看到一個新中產階級（就像我們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樣），但我們可能看不到一個新中產階級的社會。
從更加直接的動力來看，中產階級社會的勃興與產業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關係緊密，其中現代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急劇擴張功不可沒。這一點非常容易理解，因為以專業知識為職業特征的現代服務業正是批量創造中產階級職位的溫床。讓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經濟分工日益明確和穩固的今天，先發國家產業結構轉型的經驗能不能在中國這樣的後起國家中複製，卻是一個極大的疑問。本世紀之初，中國憑借幾乎完全失去價格彈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又爭得了一項世界性得榮譽：世界工廠。在許多人陶醉於這個最新成就的時候，我們卻有理由憂慮，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不是已經被固定在全球產業分工的最低端，中國的中產階級職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流向其他國家？在概括中產階級興起的產業結構原因的時候，有人曾經將其歸結為所謂“產業軟化”。但觀察中國的經濟，我們就會發現，在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的產業結構卻在反常的“硬化”。這個趨勢中隱含的一個後果大概就是，中國經濟可能隻需要少量的中產階級，而與此同時，卻需要大量的血汗勞動力（我們經常用毫無感情色彩的術語稱其為廉價勞動力）。無疑，在中國的社會版圖中，中產階級市今天最為抓人的一麵。不過，當我們為這種情景所吸引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那僅僅是中國的一麵，而它的重要性取決於它與那個巨大背景的對比。這就是所謂世界工廠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上所呈現出的真實麵相。
中國的這種產業結構特點，固然是受到了國際經濟體係的擠迫以及中國本身的比較優勢的影響，但影響最烈的莫過於對國內公民的各種經濟和政治權利的剝奪。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從對國內公民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各種荒謬的限製中（這尤其表現在各種現代服務業的準入限製中）看得非常清楚。這種剝奪雖然換來了外資的大量湧入和官營企業的過度投資，換來了超高投資率為鮮明特征的經濟增長，但其代價則是民間經濟、國內經濟自主成長能力的長期萎縮。更加確切的說，由於製造業投資在創造GDP上的顯著功能，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製造業投資（不管是外來投資還是國內投資）嚴重的成癮性依賴。這顯然極大的抑製中國本土中產階級的成長空間。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有“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惡性傳統，但這種傳統在20世紀晚期的中國改革開放中表現得同樣明顯。隻不過由於曆史條件的不同，其內容變成了“寧贈友邦和權貴、不予家奴”。有強烈的跡象表明，中國的產業結構正在走向某種危險的極端。1997年之後，中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一直落後於GDP的增長速度，至今已經持續了8年之久。這也就是說，中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份額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斷減少。在所有我們聽說過的經濟增長案例中，這無疑都是相當令人吃驚的反常特例。如果這個現象已經構成一個被鎖定的趨勢，那麽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判斷：中國中產階級的總規模已經在過去的幾年中悄悄的達到了它的頂峰？因為我們實在無法想象，一個中產階級社會怎麽可以在一個服務業份額不斷萎縮的經濟體係中出現。
不過，這不是中國服務業的唯一隱憂。簡單的觀察一下中國今天的所謂服務業實況，我們就不難對中國服務業的整體競爭力以及發展潛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種流行的調侃，中國的服務業大概就是餐飲和帶有曖昧色調的發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說，“中國發展服務業其實不難，隻要我們充分發揮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你給我按摩，我給你按摩，保證服務業能夠大發展，而且比美國人的生活舒坦一萬倍。”這個絕妙的“經濟主張”或許的確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顯的是，這種建立在獨特國民性基礎上的服務業，恐怕很難哺育出一個現代中產階級社會。經濟和產業結構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結構上的畸形。
新世紀之後，中國城市中的住房、汽車、旅遊等各種中產階級消費出現了爆發性增長，在這些消費人群的背後，一個陌生階級的身影似乎已經翩然而至。這在中國內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產階級想象。這種想象，對長期困擾與內需疲弱的中國的經濟來說，無異於買到了一份未來的保險。在2004年2月的一份報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預測中國中產階級家庭將在2010年達到1億之後，緊接著要告訴人們的就是：“這一億個中產階級家庭意味著巨大的消費市場”。不用問，這是投行經濟學家為投資者們開出的一份中國經濟增長的期貨。中產階級人口與消費市場規模之間直觀而富有魅力的換算關係，吸引了大量國際投行對中國中產階級的關注。所以，當他們在描述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測算潛在消費市場的規模。從曆史的角度看，中產階級的成長與消費社會的興起密不可分，呈現高相關性。在許多人看來，中產階級是天生的消費階級，是消費欲望與消費能力的完美結合。如果說人們在中產階級其他特性上還存在什麽分歧的話，那麽對中產階級在消費特性方麵的認識則幾乎完全一致。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這種貼現和誇張性格，在中國初起的中產階級消費浪潮中得到了一脈相承的貫徹。我們說，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世界的中產階級，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發生學的角度與國際資本關係緊密，也同樣是因為他們在消費特點上與世界中產階級的神似。遠東經濟評論在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大型調查表明，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趣味上與其他國家中產階級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上已經與世界其他中產階級完全接軌。消費，既是中國中產階級區別於其他階層的外在階層標誌，也是他們內在的共同意識。在消費上製造差別，並贏取社會聲望，消費上的前衛性就是中產階級們必然要追捧的。的確，消費上的進取正是中國中產階級對中國社會最具影響力和示範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經諷刺中產階級說：中產階級隻有生活方式，沒有生活。但不管中產階級的在生活方式上多麽俗氣和做作，但他們在推動消費和經濟增長方麵的功能則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上，中國經濟在新世紀之後在消費上的表現完全得益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爆發力。不過，誠如我們前麵對中國中產階級總體規模和未來發展的估計，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爆發力能夠持續多久則是一個極大的疑問。消費爆發性增長之後的長期停滯，我們已經在彩電等其他家電產品市場上看到，它們會不會在汽車、住房等商品市場中再現呢？在某個短暫時段中的集中消費浪潮，可能與中國的收入結構以及獨特的國民性格有關，但卻可能造成中產階級社會正在按照某種曆史必然性準時到來的錯覺。零碎的事實和大膽的猜想，是中國時下中產階級想象的兩個主要來源。
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中產階級社會，但中產階級的規模擴張則肯定會推動經濟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寄予的巨大經濟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與這種期望相比，中國社會（主要是中國學術界）對中產階級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當然的味道了。在幾乎所有的中產階級論述中，中產階級一直被賦予了社會穩定器的標準政治形象。這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中產階級在政治上具有與他們的階級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識。所謂消費前衛、政治後衛，就是對中產階級意識的一種形象概括。顯然，這是出自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曆史經驗。不過，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穩定力量並不是不需要條件的，這不僅與一個國家的製度條件，文化條件有關，也與中產階級自身的規模和素質有關。彼中產階級並非此中產階級，在我們看來，中國的中產階級可能恐怕很難擔當塑造社會主流價值，消解社會激進力量的角色。這不惟是中國中產階級人數極少，而且也是因為中國中產階級從根本上缺乏穩定和獨立的政治意識。極而言之，他們根本就沒有屬於自己的價值觀。中國現階段的中產階級誕生於一個全麵失範的轉型時期，這導致了中國中產階級鮮明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價值傾向。他們從來就不真的相信什麽，他們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規則，同樣也不相信市場。他們僅僅相信眼前的實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帶來實惠的機會主義手段，哪怕這些實惠可能違反任何一種正義準則。當我有一次談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時候，一位中產階級博導冷漠的說：這很正常。我聞之大駭。顯然，中國的中產階級一點也不在乎把中國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試驗場。中國中產階級這種極端的叢林麵目，與中產階級在教科書上所具有的溫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萬八千裏？事實上，這樣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態度，在中國中產階級中相當流行。不過，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真正的信徒。當他們自己成為這個主義的犧牲品的時候，他們立即就會激進的反對這個主義。因為他們從中國改革開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中國中產階級的形象雖然十分模糊和分裂，並且具有某種異端和體製外色彩，但就其本質和主流而言，中國中產階級仍然隸屬於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考慮到中國改革是官僚內部的分權過程，中國中產階級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被稱作中國改革中的“權力經紀”，換言之，他們是帶著體製外麵具的體製中人。他們在體製內和體製外的邊緣來回遊弋，以期毫無成本的博取改革紅利。有調查表明，中國私營業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幹部。這說明了，中國中產階級與壟斷性權力體製有密切的勾連。私營業主如此，新中產階級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職業中的情況又何嚐不是如此？這種與政治特權不大光彩的幹係，在中國中產階級的上層表現得尤其明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中產階級中的大部分，其實不是什麽突然之間從地底下冒出來的新生事物，而是脫胎於舊體製的舊官僚。在第一批個體戶和私營業主（他們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短暫的自由放任時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產階級，非常類似於米爾斯描述過的美國老中產階級）在市場和權力的雙重擠壓之下迅速的衰敗之後，中國新中產階級的麵目越來越趨近於傳統官僚的臉譜。無論他們帶有何種職業麵罩，他們更多的不是屬於市場，而是屬於舊權力。在中國，新中產階級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個人色彩的，但從其主要的來源看，他們仍然是在演繹某種集體的命運和階級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國中產階級就不可能不具有強烈的權威主義人格。他們以順從特權為本階級的天然品格，因為隻有這樣才最符合他們的機會主義計算。令人厭惡的是，他們經常將這種品格標榜為成熟和理性，並以個人的成就來證明和炫耀這種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這種品格，中國中產階級成為某種得勢的極端主義追隨者就不足為奇了。有調查表明，中國中產階級有強烈和極端的民族主義傾向。這種極端傾向固然與某種誘導有關，但無論如何也稱不上健康、理性和溫和。
按照對中產階級的標準描述，中產階級在一個社會中應該起著承上啟下的溝通和妥協功能。中產階級的這種階層地位可以直接還原為他們在工作場所中的地位，他們上有老板，下有藍領，起著居間調停，上下協調的作用。放之於整個社會，中產階級扮演的，就是粘合社會分裂，尋找國家共識、塑造主流價值的的角色。中產階級的溫和意識形態即由此而生。不過，這對中國中產階級可能並不適用。誠如我們在上麵已經看到的，誕生於特殊時期的中國中產階級，帶著與這一時代精神完全耦合的、而且揮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麽主流價值的創造者，而是一批毫無主見的追隨者和徹頭徹尾的依附者。比起1930年代中國中產階級，中國今天的所謂中產階級，都具有更加強烈的政治依附性。無論是今天的大學、律師所，還是公務機關，都遠比那個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機構的附屬物。所以，他們根本無力為轉型社會創造一種基本價值，因為除了消費主義，他們本身就沒有價值。
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一部分是與世界市場在中國的擴展同步成長起來的，世界市場的擴展不僅為他們帶來新的機會，也為他們帶來了新的意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隻是世界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的命運，更多的是與世界市場聯係在一起，而不是與本國的其他階層有機地聯係在一起，他們的意識更多的是與世界主流意識同構，而不是與他意識同構。馬克思曾經說過，無產階級無國界，而在今天，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中產階級無國界。在相當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場已經將中國中產階級從民族國家中分離出去，而成為世界市場的的一個有機構成。中國中產階級與其他民族國家的同類雖然有不同的膚色，但卻分享著同樣的意識形態。換言之，世界市場的興衰直接關乎他們中產階級身份。這構成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另外一種依附。
中產階級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來源於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附性。與中國其他階級一樣，中國中產階級毫無組織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備組織起來談判的力量。這決定了，他們隻能以分散的狀態，個別的去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無法改變現行的分配結構，也就隻能依附於這種結構。憑借自己在智力上的優勢，他們隨時準備先人一步將自己出賣給出價最高者或者權勢最強者，以換取消費上的更大自由和個人地位的提升。而經濟地位的提升正是中產階級們最為珍視的身份來源。顯然，在政治權力仍然全麵宰製中國社會的今天，中產階級就隻能依附於權力、委身於權力。他們飽嚐權力的蹂躪，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躪所有的信念。有論者指出，中國中產階級出現普遍的政治冷漠特點。但這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冷漠，倒不如說是一種政治變態——一種由政治恐懼導致的政治市儈主義。容易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國政治領域中出現某種壓倒性的極端思潮，中國中產階級將是熱烈的追隨者。德國中產階級在法西斯時期所留下的狂熱和盲目紀錄，多少可以證明這一點。
從1978年算起，中國經濟已經連續高速增長了25年，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從另一方麵來看，經濟增長持續的時間越是長，離經濟停滯或者突然挫折的距離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經濟境遇上的突變，對在經濟增長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卻極其脆弱的中國中產階級來說，將可能意味著某種不能承受的挫折。中產階級最重要賴以維係他們階級地位的最重要的保護傘，就是他們的職業穩定性，但任何經濟衰退，首先要攻擊的就是這種職業穩定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的未來實在前途叵測。
我們有一種近乎直覺的判斷，由於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集中在廉價勞動力上，所以白領中產階級將是經濟衰退時期遭受失業困擾最為嚴重的一個階層。中國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為這種前景作出了某種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標準，中國大學畢業生在人口中的比例無疑是相當低的。但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1999年第一次擴招的大學生甫一畢業，就遭遇了畢業即失業的困難。荒誕的是，減輕就業市場壓力正是中國大學大肆擴招最大的理由。大學一直被公認為是批量製造中產階級的機器，但在中國，大學卻似乎正在變成製造失業中產階級的機器。大學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為中產階級職業應該具有的技能和知識，但關鍵的問題卻在於：我們能不能提供這麽多中產階級的職位？大學生作為替補中產階級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國中產階級在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遭遇。深入中國改革的曆史之中，我們甚至發現，中國中產階級的厄運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因為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發家致富的秘訣已經悄悄的讓位於了權貴資本主義的邏輯。中產階級靠自我奮鬥實現夢想的奇跡，已經成為零星的個案。在中國所有的階層中，中產階級可能是最信奉個人奮鬥的一群。中產階級沒有財產，但卻具有人力資本，他們信奉這種資本的力量，也普遍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這種力量。這種偽意識，使中國中產階級產生了一種認知上的迷亂，他們誤以為這種自我奮鬥是不需要體製和製度條件的。這種認識在中國改革開放知道90年代初期，市場機會急速擴大的情況下，多少得到現實的印證。但進入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產階級這種自我奮鬥的意識開始碰到市場和製度的雙重壁壘。當權貴體製開始逐漸恢複它冰冷的真麵目時，自我奮鬥神話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顏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建立在個人人力資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奮鬥意識對中國中產階級人群熏染之深，使他們輕視組織性的力量和體製性的改善，這既是中產階級的迷人之處，也是他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軟弱性之根源所在。先發國家的中產階級可以憑借他們在人數上的優勢，並通過製度性的選票市場來顯示他們的力量，那麽，既無組織資源，又無製度依恃的中國中產階級將如何表達他們的訴求？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國中產階級就會因為各種原因而開始具有強烈的表達願望。然而，他們已經注定是政治上無關緊要的一群。因為他們既無表達渠道，也無表達能力。一個被都市媒體渲染成時代英雄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這大概就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本來麵目。他們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設、維護一個穩定而溫和的社會呢？
誰在治理中國？
——陰影中中國的精英們
90年代中期，中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應邀到南京某單位講課，下榻在南京當時最豪華的一家五星級酒店。次日，經濟學家離開，邀請單位去酒店結帳。但讓邀請單位大吃一驚的是，一夜之間，這位經濟學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費了一萬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費一萬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而在90年代中期，這個紀錄則絕對足以令人瞠目結舌。在領教了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學問之餘，邀請單位也對這位經濟學家的個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學術大腕的這種排場，讓這家單位再也不敢邀請經濟學家了。現在，這位年事已高的經濟學家依然活躍在各種媒體上，接受著芸芸眾生們的頂禮膜拜。
不過，這僅僅是中國知識精英們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後不久，在經過了最後的抵抗和遊移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開始了一個急速潰爛和惡變的過程，其形象也由此變得更加猥瑣和不堪。
2002年武漢某高校邀請一位院士參加本校一個國家級實驗室的成果評審會。但這位古稀院士不僅自己來了，還堂而皇之地帶來他的情婦——一位與這位院士年紀懸殊的少婦。如果故事僅僅是這樣，人們可能隻會將它當作一個談資，寬容的一笑了之。但問題在於，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單位報銷這位女士的來回機票。同是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龜經濟學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證券公司講演。在主辦單位如數付清了他的“出場費”和來回機票之後，這位海龜經濟學家竟然又掏出一張機票要求報銷。為了不撕破臉麵，主辦單位隻好當了一次冤大頭。但他們私下裏卻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種全無羞恥的勒索竟然來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學者。然而，千真萬確，正是他們——標榜著中國文化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正在以最漫畫的方式演示著中國改革價值在90年代中後期的徹底淪喪。
如果說從89之後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還是在以個人的方式偷竊的話，那麽自此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則是以整體的方式對改革價值進行背叛，並不惜以踐踏道德底線的手段開始搶劫。偷竊還僅僅是趁人不備的時候順手牽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費一萬元的經濟學家。而搶劫則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們他人交出錢來，就像那一位逼著人家為自己的情婦買單的院士一樣。前者與後者的區別在於，偷竊者是對自己的行為懷有恥感的，而搶劫者則完全不在乎他們的行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義的。當然，中國的知識精英並不擁有暴力，他們隻有名望和話語權力，但在話語權力無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畢之後，他們就隻能用對自我實施道德暴力的方式來牟取錢財。事實上，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道德自殘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最主要的謀生方式。這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在欺騙或者乞討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已經不再會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價。他們已經在整體上被徹底“痞”化，成為分贓體製中最重要、最主動的分贓者之一。
作為中國新的精英階級的主要成員，中國知識精英不僅標示了中國社會的精神現狀，也標示了中國整個精英階級的現狀。
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社會的麵目已經煥然一新，精英階級的浮現就是這個“新社會”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與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一統天下的局麵不同的是，今日中國的精英已經在功能上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論劃分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都已經在中國出現。以這個角度理解，所謂精英，其實就是那些運用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對社會施加重要影響並對大眾具有示範作用的人。顯然，這是一個人數極少但卻舉足輕重的階級。雖然天生幽默的美國人在使用精英一詞的時候，經常會暗含諷刺，但在中國，無論是媒體還是民間，精英一詞都充滿了對某種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響力的聯想。這種聯想非常準確。如果忽略掉那個人數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產階級之外，中國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階層，那就是上等階級和芸芸大眾，或者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精英就是這個上等階級和統治階層，是那個“關鍵少數”。他們不僅是我們這個“新社會”的主宰者，也是我們這個“新社會”的公共權威。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行政係統高度壟斷社會資源並成為資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國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別無其他的精英種類。不管他們是以局長、廠長、作
中國官僚係統極其發達，曆史也極其悠久。官僚精英不僅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主要推動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話），也是大眾的主要的道德示範者。這種功能決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國社會中扮演著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雖然早已經不是大眾的道德示範，但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地位卻未有稍減。官僚體係對中國社會的控製至深至廣，相形之下，經濟精英與文化知識精英都處於明顯的從屬地位。從官僚精英的這種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類精英中最關鍵的精英群體。換句話說，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鄧小平時代伊始，受幹部知識化、年輕化的推動，以及經濟發展對官僚體係必然要提出的專業分工要求，中國的官僚精英出現了某種技術化的專業色彩。這種現象，在中央一級的諸如金融、財政等專業部門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就專業素養而言，許多在這些部門中服務的官僚精英已經非常稱職，甚至非常出色。不過，從整體上說，中國官僚精英並沒有擺脫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續下來的政治化本色。1989年之後，經濟發展既作為中共的一項政治承諾，更作為中共執政唯一的合法性來源，不僅變成了中國官僚體係的第一政治要務，也成為了中國官僚精英錄用的重要參考指標。如此，經濟發展作為上級的一項政治任務以及個人升遷一項拿得上台麵的政績而被各級官僚精英接受下來。這就是說，從1978年直到今天，中國官僚精英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變得更加技術化、專業化、反而因為經濟發展成為政治任務而變得更加政治化。這個趨勢，在1989年之後因為經濟發展越來越具有政治上的壓迫性而變得更加嚴重。從這個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什麽會在90年代後期越來越偏離其本來的意義，而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一種流行的意識形態。當經濟發展成為一種迷信或者一種意識形態的時候，經濟的專業性實際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價和可持續性也就相當可疑。這與毛澤東在50年代將工業化（也是一種經濟發展）當作一種政治任務的情形並沒有什麽兩樣。所不同的是，毛澤東信任的是民眾的熱情，而鄧小平則信任官僚體係的力量。事實上，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精英在以一種類似意識形態的狂熱對待經濟發展時候，其各種荒謬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與大躍進時期不遑多讓。在經濟發展的問題上，經常的情況是，中國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計算既不是出於專業考慮，也不是依據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對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官僚精英仍然是舊式的官僚。他們既不是能夠堅守專業原則的專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麵的行家，而是一群將取悅上級放在第一利害考慮的舊官僚。這並沒有因為中國官僚精英整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質上的改變。有什麽樣的政治體製，就有什麽樣的官僚精英，如此觀之，當今中國官僚精英的這種態度實在是中國政治體製的一個必然結果。
除了完全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態度之外，中國官僚精英也在新時期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這是當今中國官僚精英在態度上的另外一個重要取向。中國官僚精英在經濟利益上的衝動絲毫不亞於他們在政治利益上的衝動。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們竟然同時在兩條戰線上都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雖然我們無法精確度量這種成功的具體程度，但從我們個人的親身觀察以及腐敗官員令人驚訝的財富積累上，我們大致可以判斷，中國官僚精英群體是中國改革中在經濟上受益最大的集團。顯然，這是一個權錢雙收、邊界封閉的特殊利益集團。要想正確的觀察中國改革，兩條潛在規則必須把握。一是官僚體係內部的分權、另一條則是整個官僚體係的利益最大化（這表現在官僚對改革以及改革意義的壟斷，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條為中國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紅利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後一條則為這種攫取提供了保護屏障。這顯然是官僚精英發展個人經濟利益的最佳土壤。於是，在不影響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就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的又一個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潛態度。在外部監督形同虛設的情況下，這兩種利益不僅不存在衝突，反而經常是相互促進的。在已經披露的越來越多的省部級官僚精英的腐敗案件中，哪一樁沒有牽涉到買官鬻嚼的醜聞？中國江蘇徐州市市長陳耀南買官一案，更凸現了中國官僚精英中的這種風尚已經達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這位市長為了獲得升遷，竟然向一位自稱是中央領導秘書的騙子行賄了160多萬元。引人聯想的是，如果這位久曆官場的市長以前沒有成功的買官經曆，怎麽會貿然投下這麽大的賭注呢？實際上，買官（賣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買官（賣官）敗露的多得多。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它為什麽會在中國官僚精英中蔚為風尚。顯然，權可生錢、錢能買官、權錢相通，已經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一致信奉的官場法門。經過了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官僚精英們似乎已經找到了對待中國改革的最佳態度、並因此在中國改革中進入了遊刃有餘的最適狀態：那就是將對權的狂熱和對錢的狂熱以一種最傳統的方式統一起來。這種“傳統智慧”雖然在理論上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相衝突，但諷刺的是，中國官僚精英們不僅做到了，而且因此還不斷受到事實上的豐厚獎賞。這種獎賞，開啟並鞏固了中國官僚精英們在轉型時期貪婪的機會主義態度，也驅使中國官僚精英的文化徑直跌落到文明社會的底線之下。在毫無道德約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同時，中國官僚精英也以同樣的寡廉鮮恥攫取一切他們認為稀缺的東西。從90年代之後中國官員文憑造假中，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種貪婪已然達到了何等病態的程度。瀏覽一下當今中國官員們的簡曆，大多數人將會產生一種中國已經普及了博士或者碩士教育的錯覺，因為他們不是擁有博士就是擁有碩士頭銜。但知情人知道，這些頭銜不僅（絕大多數）是假的，而且還是中國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徹底崩塌的一個活生生的見證。本來，博士或者碩士並不是中國官僚錄用的硬標準，也決不能證明一個官僚的能力甚至學識，但博士頭銜稀有，所以中國官僚精英必須占而有之。但這種占有對文憑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實都是一種損害。中國東部某省的一位省級官員的學曆非常具有荒誕意味：在短短兩年多時間中，這位省級官僚竟然從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專生一躍變成某重點工科大學的工科碩士。如此大的專業跨度，在讓人們佩服中國官員們的絕頂智商之餘，也讓人們感慨於中國官員們的膽量。
自從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決定性的潰敗之後，中國官僚精英的信仰體係就陷入了一種巨大和長久的空白。他們既不相信過去，也不相信未來；他們既無宗教敬畏，也無世俗遵循。如此，權力貼現主義的短期行為就變成了他們的唯一生活指南。他們揮霍他們現在可以揮霍的一切，而絲毫不顧忌這種饕餮是否可能帶來厭食反應。中國某省一位市長的醜聞被揭發之後，人們驚訝的發現：這位市長光為其購買了房子的情婦竟然就達十四人之多。這種看似瘋狂的行為背後，實際上隱藏了一種對未來的極端恐懼。
中國的官僚精英長期浸潤在一種極權主義環境之中，與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規則及生活方式相當隔閡。在一個權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監督的社會中，權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國官僚精英中一直隱藏著一種深刻的權力崇拜。80年代之後中國市場社會的勃興，雖然帶來另外一個偶像崇拜——錢，也一度使中國社會出現過對權力崇拜的某種動搖，但當人們經過短暫的猶疑，發現權力也可以帶來巨大財富之後，權力在中國社會所受到崇拜實際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熾熱。反映在中國官僚精英的態度上，對權力的迷戀就變得更加具有理性了。當然，他們迷戀的其實是那種不受限製和監督的權力（如果權力受到限製和監督，對權力的崇拜就會有節製得多）。也就是說，中國官僚精英與其是說是迷戀權力，不如說是迷戀權力在中國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國官僚精英不僅在私人生活中體悟到了這種權力帶來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進一步證明了這種權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後，中國依靠行政權力推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取得持續的增長紀錄，不僅大大助漲了中國官僚精英的自信，也為他們在中國采用極權模式找到了充分的當代證據。不難想象，中國官僚精英們在私下裏對各種限製權力的警告會采取什麽樣的傲慢和嘲諷態度。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官僚精英們對權力的態度就從迷戀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為這種迷信提供證據的事實，在當今中國社會中幾乎俯拾皆是。
在中國行使權力固然可以獲得絕妙的快感，但獲得權力卻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事情。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長期處於這種人格煎熬中的中國官僚精英們，一旦媳婦熬成婆，就立即會煥發出他們權威人格的另外一麵。中國東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輕的副廳級幹部，在剛剛被扶正後即因為強奸女下屬而告事發。對此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憑這位年輕廳座的權力以及資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應該成為問題。但該省組織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種心理解釋，他說：“我在組織部工作這麽多年，我太了解這些幹部了，他其實不是在強奸女下屬，而是在驗證自己的權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這種解釋。因為作為中國官場環境的一種主要產物，權威人格已經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一種典型的人格特征。這種人格的一麵是奴才，另一麵是主子。他們要麽是主子，要麽是奴才，中間絕無任何其他選擇。現代文明中的平等倫理在這裏沒有存身之所。做慣了奴才的中國官僚精英一旦變成主子，變成一方權力的絕對擁有者，就立即會以報複性的方式行使權力——他們要百倍的補償他們曾經長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獨立性。這樣理解問題，前麵那位年輕廳座的行為不僅很好解釋，而且值得同情。他們不過是環境的產物而已。
中國官員的遴選機製極不透明，遴選標準也非常模糊。這樣，中國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圖，就必須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極力接近某些關鍵人物，迎合這些人物的各種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話來說，所謂“跟對人”。由於命運並不掌握在自己手裏，“跟對人”就成為中國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條可行途徑。這種圍繞某個關鍵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組織，往大裏說是“派”（帶有某種正規的政策取向含義），往小裏說叫“幫”。這種非正式組織，一般以親屬、同鄉、同學、戰友，上下級的紐帶紐結而成，構成一種互惠互利，一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所謂“裙帶”。裙帶集團或者幫派在正式的中共意識形態中是不道德的象征，而且一旦“幫主”失勢，就可能給全體帶來毀滅性的命運，這說明，“跟對人”的官場路徑實際上蘊涵了某種巨大的風險，但它之所以成為中國官僚精英普遍的“次優選擇”，實在是現行的遴選製度使然。自己既然無法掌握自己的官場命運，就隻好將自己的命運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給有決定權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這種關係緊密的裙帶利益集團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中的一種普遍事實。這種利益格局決定了中國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難超出本集團之外，所謂“內外有別”“結黨而私”指的就是這種情況。這實際上就使中國官僚精英的倫理回歸到了中國古老的特殊主義傳統。以這個視角觀察，中國官僚精英的精神不僅是在向舊時代回歸，而且是在向毛澤東、蔣介石之前的中華帝國時代回歸，向一種更加久遠，但顯然也更加有害的傳統回歸。這種精神複辟與中國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質和技術進步，形成了極其刺眼的對比。看來，技術的進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無法自動締造一個健康的官僚精英群體。
可以預見的是，隻要不出現製度性的外部監督和製衡，中國官僚精英們的文化取向就很難得到扭轉；同樣，隻要經濟增長不被突然中斷，中國的官僚精英們就依然會按照現在這種（他們認為十分愜意的）方式繼續治理中國。
經濟精英的崛起，是中國25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征。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是我們這個“新社會”區別於舊時代最醒目的標簽。毛澤東彈指之間就將資本家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抹去，隻在教科書上為我們留下了那種“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這幾乎讓整整一代中國人對資本家和資本無知。如今，資本家不僅回來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歡迎和禮遇。看看企業家在中國大眾媒體上出現的頻度，看看福布斯中國排行榜在中國社會中所引起的興奮和騷動，你就會知道，資本家在中國的真實地位要遠遠高於正式意識形態所願意承認的。的確，中國的經濟精英們配得上這種注目。因為他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塑造著這個新社會。
作為在短短20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中國當今的經濟精英大多是從毛澤東時代的各種職業轉換而來的。他們主要有以下幾類人員構成。一是毛澤東時代的底層階級。由於在當時社會結構中身陷底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幾乎被完全封閉，所以鄧小平的改革甫一興起，他們就毅然決然的投入了市場，並開始逐步積累財富。這批人最早投身市場，具有草根階層普遍具有的堅韌精神。四川希望集團的劉永好及其兄弟們可能是這批精英中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中國經濟精英中的另外一支來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識分子和幹部。與那些本來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這批人在原有的社會秩序中有穩定的職業和比較優越的地位。“下海”一詞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們在當時付出的機會成本。市場進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這批人更多的進入了當時的新興產業，如信息產業、房地產行業、金融產業等。由於這些新型產業的資本密集特點，他們必須要有規模的借助要素市場。而這些人在原體製中的人脈勾連，則多少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方便。這批人中運氣和耐心比較好的，已經成為行業中的翹楚。中國當今經濟精英的第三種來源，就是我稱之為的“跨體製經濟精英”。這批經濟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難辨。他們要麽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要麽是傳統的官僚精英，要麽是與上述兩類人具有特殊裙帶關聯的內部人。自中國改革發軔，跨體製集團即開始繁衍生長。到現在，跨體製集團幾乎遍及中國行政係統的每一個層級，中國市場體係的每一個環節、經濟領域中每一個產業。在長達25年的改革轉型中，跨體製經濟精英們所承擔的全部任務，就是利用一切機會化公為私，或進行各種形式的產權和利益輸送活動。所以，每當有新的經濟機會出現，我們就會看到無數的“帶權下海者”，在新舊兩種體製中同時牟利。事實上，在中國25年的改革中，成長最快的並非是外界所以為的所謂民營企業，而是這種跨體製的權力企業。而諸如金融之類的關鍵行業，更成為此類企業的禁臠。在這種意義上，“兩棲化生存”的跨體製經濟精英是中國經濟精英最具有控製力的一支。
經濟精英本來是作為中國改革政經分離的一個積極成果而出現的，但詭譎的是，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經濟精英又重新出現了靠攏政治權力的明確趨勢。這就是說，一度從全能社會中獨立出來並以此為自豪的經濟精英們，正在通過後門重新回到政治精英們的會議室中。對此，一位浙江的民營企業家這樣注釋到：“做大必須從政，不從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不找市長找市場”的企業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長當市長”的權貴氣質所取代。隱匿於這種精神嬗變背後的時代背景是：一方麵市場空間已經變得日益狹窄，通過市場純市場手段獲取利潤的成本開始變得極其高昂；另一方麵，各種關鍵資源（比如資本、土地）仍然高度壟斷在政治權力手中，而這些資源正是經濟精英更上層樓的必經階梯。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經過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產權狀況不是變得更加清晰，而是變得更加模糊；產權模糊的資產存量不是變得越來越小，而是變得越來越大。通過政治權力而不是市場來瓜分這些資產，不僅快捷、而且廉價。這種誘惑加大了中國經濟精英在新時期重新靠攏政治權力的動力。何況他們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身於官僚精英呢？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中，無論經濟精英是出身草根還是出自以前的幹部或者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都必須與行政權力結盟，占領進一步發展的製高點。不如此，他們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競爭中失去優勢。對這種“新”的企業競爭生態，我們上麵提到得那位浙江民營企業家表達得相當露骨：因為我的對手已經從政了！。雖然企業家直接當市長的情況還為數甚少，但中國經濟精英在各級黨、政、以及人大、政協中日漸活卻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顯然不隻是出於某種社會聲望的考慮。這不僅暗示了中國經濟精英們在精神上的一種質變，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經濟精英依附於政治權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們看到中國近代史上所有經濟精英的命運一樣。中國經濟精英們沒有任何獨立於政治權力的個人地位和組織地位，甚至財富本身也要取決於權力的施舍、輸送和保護。當然，隻要這種依附是可能的，並且可以帶來超市場的利潤，這種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實上，在中國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精英正是憑借這種依附而獲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權利和利益。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對現狀感到滿意，並支持和維護這種現狀。中國的轉型在中國社會培養了一種頑強的文化信念，隻求結果、不問手段。中國經濟精英們正是這種文化信念最堅決的擁護者。他們對現代商業文明的基本倫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顧。就此而論，那種認為經濟發展能夠自動帶來一個現代公民社會的推論是非常令人懷疑的，起碼我們在中國的經濟精英身上沒有發現這種現代價值的蛛絲馬跡。在中國改革特殊環境中成長並壯大起來的經濟精英們，不僅沒有被培養了一種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種特權習氣。財富既可以通過創造而來，也可以通過掠奪而來，而當掠奪的成本很低並成為一種普遍的市場風俗的時候，我們就很難期望中國的經濟精英成為一種健康的製衡力量。他們最大的願望和可能，就是與特權合謀，並成為特權階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合謀進而結盟成一個穩固的上層階級的趨勢（這不需要任何明確的宣言、正式的綱領、和授人以柄的組織形式，隻需要上層階級之間的一種默契），在中國早已不再是一種假想。
一個精英統治聯盟要想穩固和有效，知識精英是不能夠缺席的。在90年代中後期，當中國的新體製在漸進改革中悄悄脫胎而出的時候，新體製對中國知識精英的贖買也開始加快步伐。
1989年之後，中國知識精英與當局之間的敵意達到了頂點，知識精英在體製內向上流動的出路幾乎被斷絕。一批知識精英開始下海在市場上尋求解放，另一批知識精英則繼續無奈的寄生於傳統體製之中。對於中國的正式體製，中國知識精英在這一階段的基本上采取的是疏離、背叛的姿態。他們既不能見容於正式體製，也就隻好闖蕩於體製外的江湖之中，成為遊離於正式體製之外的體製孤兒。就其生存狀態而言，這一階段可以稱之為中國知識精英的“江湖時代”。中國知識精英與當局之間的這種僵持和遊離狀態在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解凍，中國知識精英開始逐漸回歸正式體製。這一方麵是由於知識精英在整體上出現了妥協傾向，另一方麵則是當局意識到一個新的體製必須由知識精英來解釋和證明它的合法性。但最為關鍵的原因則是，在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逐漸具備了在整體上贖買知識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續的分權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一直陷入捉襟見肘的緊張狀態。當局即便有心，也無力贖買知識精英。在朱鎔基推行分稅製改革之後，中央財政的困境開始緩解。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新體製贖買知識精英的進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師的工資水平。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上普遍的工資水平，高校教師工資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當驚人的。不僅如此，中央財政還以這個“工程”那個“工程”（如從1995年開始實施的“
在90年代中後期，通過多種方式的贖買，在1980年代一度以獨立姿態與政府分庭抗禮的知識精英們，終於心甘情願（甚至是興高采烈）地認可並回歸了體製，成為新的統治體製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統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合作，這並不獨獨是中國的特色。中國的特色在於：中國的知識精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機構幾乎完全為政府所有。換句話說，他們幾乎統統是政府的雇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知識精英從來就是行政體係的一員，他們中間許多人的知識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壟斷權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錢，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臉色。在這樣一種雇傭關係下，知識精英的獨立性實際上就蕩然無存了。而這種獨立性正是知識精英們取得社會公信進而行使話語權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與知識精英之間的關係是雇傭，那麽行政精英與知識精英之間的合作就很難稱得上是合作，而隻可能是贖買或者別的什麽。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國知識精英與行政精英這次最新合作最啟人疑竇的地方。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樣一種贖買關係的腐蝕下，中國知識精英的態度在1990年代後期不僅日趨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極右”。他們將這種精神上的猥瑣和趨附裝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將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飾為學術上的保守主義，並以這種精神和態度屏蔽一切轉型時期的社會苦難。他們以一種“高貴”的冷漠，將發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難輕鬆地解釋為轉型代價，甚至社會的正常現象。他們不僅是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徹底淪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一個充斥著烏托邦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固然是可怕的，但一個完全泯滅了理想主義的知識精英群體，也具有同樣的災難性。當今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在精神上所呈現的，正是後一種可能性。基於這樣的理由，當我們看到知識精英熱衷於加入中國新的精英統治俱樂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中國社會一種凶險的發展。因為，這意味著知識權力（作為一種獨立的權力）對政治及經濟權力將完全失去它的製約能力。中國知識精英被政治及經濟權力徹底繳械的現實有力的提示我們，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聯盟很可能是一個盤踞在大眾之上的分贓集團。果真如此，這將是一個相當可畏的前景。
對中國知識精英的整體贖買雖然是一次遲到的贖買，但卻是一次成功的贖買。到目前為止，這次係統性的贖買仍然在延續之中。2004年3月中共中央下發的三號文件，就是一個明確的跡象。雖然中國政治領導人經常會例行公事般地表達對知識精英群體的重視，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來表達這種重視，在我們的記憶中還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尋常的是，中國領導人這一次強調的是人文知識分子群體。這與以往更多強調科技知識分子群體的傾向大異其趣。這個題為《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2]的文件究竟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未來的重新布局，還是進一步加強對人文知識分子的控製，我們不得而知。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群體在未來將從官方獲得更多的利益輸送則是相當確定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對這個文件空前熱烈的歡迎和感激中略窺一斑。但如此一來，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就被更加緊密的捆綁在政治權力的利益上。這種形似“關懷”的捆綁式贖買，對社會及知識權力本身的戕害與腐蝕不問可知。繞了一大圈之後，在中國改革中一度分道揚鑣的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從上個世紀末期開始正在以一種新的形式實現著一體化。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中國的知識精英有可能變成一種上層政治符號而遭到激烈的反抗和挑戰。中國知識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係統迫害，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讓人不安的是，幾乎沒有人洞悉這個秘密。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寧願相信，他們在“文革”中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政治領袖的陰謀。然而，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問過：個人的陰謀怎麽會在刹那間轉變成底層大眾的狂熱？由於政治人物的誘導、發動和參與，中國的“文化革命”被抹上了強烈的陰謀色彩，但從底層民眾的角度看，這顯然更像是一場對上層官僚精英的清算運動。從屬並依附於官僚精英的知識精英不過是這場運動中最脆弱的殉葬品。
縱觀中國25年改革中的精英現象，除了政治精英的有非常明顯的世襲先賦特點之外，中國25年改革所造就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具有更多的後致色彩。這得益於中國高考製度和早期農村改革中起點平等特點。但這種比較公平的精英形成機製在90年代之後被破壞殆盡。從9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中國係統性分贓機製的逐漸成熟，政治、經濟和文化這三種主要資源越來越局限於在上層精英封閉的圈子中流動，而與底層民眾無緣。（1905年，被許多外部觀察家視為中國曆史上極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科舉製度的廢除造成了中國精英循環機製的阻塞。從某種意義上，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精英分利集團的形成，對中國社會起著同樣的扼殺作用。在經濟增長不斷創造奇跡的表象之下，中國社會內部的活力卻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衰敗和萎縮。）通過花樣百出的各種“互惠”活動，中國精英將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資壟斷在一個狹小的精英集團之中。政治精英可以通過權力換取財富，換取文憑而擁有經濟精英或文化資源；經濟精英可以通過財富買官位、買文憑而擁有政治和文化資源；而知識精英則可以通過知識權力換取財富或者加官進爵。一位博導對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結構”是這樣安排的：三分之一的名額留給官員、三分之一留給企業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給真正做學問的。這實際上是中國上層精英在90年代中後期的“互惠互利”一個極其辛辣的寫照。留心觀察過中國社會的人都會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之後，中國政治精英們在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知識水平”也獲得了奇跡般的提高，博士、碩士學位在中國官員中幾乎達到普及的程度。相應的，中國經濟精英的政治地位和“文憑地位”也迅速竄升。作為普及博士和碩士的回報，中國知識精英的財富也在同一時期開始膨脹。這種精英之間的“互惠互利”在一位湖南企業家擁有的複雜身份中表現得最為真切。因為一起司法糾紛而引起廣泛關注之後，人們發現這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頭銜多得讓人眼花繚亂。他不僅是“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是“湖南大學兼職教授、研究生導師”。如此“通才”，成為“湖南省十大傑出青年”、“中國優秀青年科技創業獎獲得者”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這雖然不是這位國有企業家的全部身份，但已經足夠讓人們意識到中國“官學商”一體化精英集團對社會資源的高度壟斷特征，也足夠讓人們領教中國精英集團對各種權力資源欲壑難填的程度。這幅荒誕的“現形圖”雖然粗糙，但卻大致勾勒出了90中期之後中國精英分肥的基本圖景。不過，在一個資源被高度壟斷的社會中，這並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因為這幾種權力其實就是同一種權力，是被同一種政治“合法性”所賦予的。
相對於中國政治精英的絕對控製力，中國經濟及知識精英對社會的影響力仍然相當有限，但經濟及知識權力作為一種單獨的權力正在日益擴充自己的疆域則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看到他們之間的相互製衡，而是看到了他們之間的聯盟、勾結、和分贓。顯然，一個自私的精英分利集團正在中國的改革中悄悄破殼。這個潛在的集團無需明確的合謀和組織即可以形成強大的集團力量，因為他們對本集團的利益有高度默契的自我意識。
一個表麵上由相互獨立的權力所構成的精英統治，比赤裸裸的政治精英統治（中國改革前的情況）更具有法理上的欺騙性，在統治上也更具有適應性。這恰恰是中國新階層結構的又一個危險所在。任何時代都有精英，任何體製也都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精英統治特性，但當代中國的精英問題在於：誰來監督和製約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