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誰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領導人因為GDP壓力而強烈主張市場化之外，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市場化也從“市場”內部獲得了強大的動力。1990年代中後期，與官僚利益集團一體兩麵的中國權貴資本已經相當成熟。這不僅是指他們的資本實力、人才儲備，也同樣是指他們對市場洞察和操縱能力。在經過20年的蟄伏和磨練之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通過與權力的裏應外合）以資本的名義在市場中大顯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後期，要素市場、媒體、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仍處於行政權力的高度壟斷之下，而這些領域所能夠帶來的財富積累速度遠非一般商品生產領域所能夠比擬。權力壟斷造就的操縱條件，巨大利益帶來的內部激勵，共同激發了中國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場化”進程。就這個在廣泛領域內展開的“市場化”的強製性而言，我們與其將它稱之為市場化，倒不如將它稱之為一場服務於特定目標的“政治運動”更為準確。在這裏，市場化本身也變成了政治。這種“市場化”的政治特征在一個荒唐的例子中可見一斑。2003年12月，中國江蘇省的經貿委的一位負責人曾經豪邁地宣布：“江蘇省將重點發展民企，力爭在3～5年之內，打造2000個銷售額超過億元1億元，200個超過10億元，20個超過100億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經濟上當然是荒謬的，但在政治上卻是正確的。也正是這種“政治正確”，為中國9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動力。在中國，政治正確不僅意味著合法，也同樣意味著政府為某種特定的市場主體提供了信用，或者隱含擔保。所以，當江蘇省那位可笑的經貿委主任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營企業的時候，政府實際上就是在為民企提供隱含擔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擔保，民營企業還愁不能在短期內“蓬勃發展”嗎？而借用政府信用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究竟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實在是一個讓人擔心的問題。
信用，雖然隱藏在交易活動的背後，但卻是交易活動和市場擴展不可或缺的條件。換句話說，作為一種對交易後果的一種保證，任何事實上的交易都必須有潛在的信用提供者。現代市場活動之所以能夠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其實質乃是信用的擴展。沒有信用，現代大規模的、複雜的市場活動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公司而言，信用實際上是被當作一種巨大的資本來使用的。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資本應該通過市場活動逐漸積累、內生而成。但中國短暫的市場發展曆史卻決定了，無論是市場本身，還是公司都不具備這種信用資本。如此，要想市場化在短期內迅速擴展，就必須從市場外部注入信用。在對政府有高度依賴和信任文化的中國，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錢的資本。所以，隻要政府願意提供這種資本，市場規模都可以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擴展。在1990年代中後期，各級政府對於GDP，各種權貴資本對於利潤，都有著極其迫切的要求，於是，你情我願，兩相默契，一場對政府信用亂砍濫伐的“市場化運動”終於不可遏製的奪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團大規模的，無償輸送昂貴的信用資本，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市場化一個不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在各個領域得以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的隱含條件。這一點，在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中表現得相當典型。
中國證券市場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擴張，是行政當局以市場化的名義發動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推動這種規模（也僅僅是規模）擴張的主力就是具有權力壟斷性質的各種官營證券公司、官營基金公司、官營大中型企業以及以民營麵目出現的權貴資本。而這些腐敗叢生、資產質量極端惡劣的官營公司之所以能夠迅猛擴張，無一不是因為政府主動或者被動為它們注入了市場信用。正是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提供的廉價的隱含擔保及信用注入，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巨大泡沫的基礎。當然，有些人更願意將這種泡沫當作中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的證據。但事實卻是，在泡沫破滅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政府當初廉價注入的信用，現在已經成為政府巨大而又真實的財務負擔。僅僅南方證券一家，就讓政府背上120億元的真實債務。而正是這家公司，在當初的“牛市”中神速擴張、出盡風頭。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人都知道，南方證券並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國金融機構的標準模式。從2004年中國證券公司成批量倒閉的令人驚訝的事實中，我們大致可以換算出當初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信用輸送，現在究竟變成多少真實的債務負擔。不用說，這又是一個天文數字。應該清楚的指出，這些真實的錢並沒有真正蒸發掉，而是已經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運動中”的巨大利潤。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比作一場“蓄意”的洗錢運動倒是頗為合適。
政府為特定利益集團廉價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場化模式，我們可以在90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的市場化過程中看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醫療、媒體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政府不僅鼓勵他們憑借壟斷地位進行市場化操作，而且鼓勵他們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國，這本質上是一種國家信用），進行不真實的規模擴張。經驗和數據都表明，在中國2002年開始的最新一次經濟擴張中，中國高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部門，一邊以自己的公共服務特性大肆廉價圈地成為新一輪土地投機中的主角，一邊又以自己的壟斷經營地位大量套取銀行貸款而一躍成為信貸擴張中的生力軍。在中國江蘇省，一個地級市竟然也建立了一座規模龐大的大學城，而在這個大學城中，一家隻有300教職員工剛剛轉為本科的學校貸款竟然達3億之巨。有強烈的跡象顯示，為了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官僚利益集團甚至不惜將國家信用廉價提供給普通消費者。這一點在與官僚壟斷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產、汽車市場上表現得相當明顯。由於房地產以及汽車等行業具有拉動經濟增長的顯著作用，地方政府紛紛將其納為支柱產業，所謂支柱產業不過是“準政府產業”的一種委婉叫法。既為支柱，政府為其提供信用或者隱含擔保就是一樁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實上，被政府鼓勵因而也經常變得毫無約束的消費信貸，對這兩個市場的超常規繁榮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數據顯示，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中，中國個人房地產信貸消費增長了幾十倍，到2004年年末，這個數據已經急速攀升到2萬億人民幣。這種毫無約束的信貸消費，雖然麵臨極大的財務風險，但卻非常符合政府營造繁榮表象的需要。
消費貸款雖然是一種普遍使用的金融技術，但在中國的銀行業幾乎完全壟斷的情況下，它實際上等同於一種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勵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發展的情況下，信貸消費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變成國家信用的廉價注入。這種情況已經在汽車的消費貸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數據表明，在2004年前九個月中，汽車貸款所導致的不良貸款已經占到商業銀行所有新增不良貸款中的80％。雖然在住房貸款中，還沒有出現類似情況，但如果房地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住房消費貸款所導致的損失肯定會遠遠超過汽車行業。
非常明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行業、要素市場、以及汽車、房地產等大宗消費品的市場化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由政府廉價提供信用的情況。而這些領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市場化最為快速，並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由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廉價輸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市場化的一個普遍模式，也是這個時期中國市場化進程得以快速發展的一個隱性條件。這些信用，有些間接地表現為政府聲譽，有些則是直接的財政擔保、銀行貸款、廉價的土地出讓。由於這些領域充斥著官僚壟斷企業，這種信用輸送的流向實際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式更加精確的含義應該是：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對信用的操縱。操縱了信用，當然也就操縱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觀察家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嚴重的金融控製，但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是金融操縱。這不僅是中國強製性經濟增長的宏觀保證，也是財富再分配的宏觀保證。
雖然我們無法就此對這種操縱的後果加以預測，但有一點現在就已經非常清楚：這些在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官營企業，將被官僚利益集團洗得幹幹淨淨，唯一剩下的東西，將是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過去曾經風光無限而現在卻奄奄一息的國有外貿公司、國有物質公司那裏看的非常清楚。（諷刺的是，這經常被當局稱作改革的代價或者曆史遺留問題）。政府信用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體納稅人創造的財富為基礎的。由此我們知道，在市場化過程中向特定主體輸送信用，其實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團輸送財富。財富再分配就是這樣通過市場的名義發生的。
到這裏，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補充一個更加準確也更加完備的定義。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名義操縱了一係列交易條件，並在這個過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團提供了信用的市場化。這個定義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市場化過程尤其適用。這種市場化雖然具有交易、以及貨幣，價格等等市場表征，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服從和服務於官僚利益集團的權力理性的。發展什麽樣的市場，怎麽發展市場，發展市場的先後秩序都牢牢操縱在官僚利益集團手上，簡言之，這種市場是一種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合意的市場。無需否認，這種官僚主導型的市場化帶來了繁榮，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種繁榮僅僅是一小部分人的繁榮。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繁榮的“經驗”，大大強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正麵印象。與此同時，它也導致了我們一種深刻的知識困惑：這種中國曆史上似曾相識的，但卻從未見諸理論描述的市場模式，究竟會將中國經濟帶向何方？
二、新經濟：官僚所有製
在中國迄今為止的26年改革中，強勁和持續的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國改革最顯著的外部特征，不過，在這個不變的標準形象背後，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卻在向一個相反的方向發生變遷。
從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體製變遷的一個突出標誌就是體製外的崛起。這是指當時處於體製下層和邊緣的人群迫於生存壓力，進行自發的市場化過程。農民萬元戶、鄉鎮企業、以及城市中的個體戶，這些帶有強烈身份色彩的稱呼，是這一時期中國市場化主體的形象說明。由於這批人於傳統官僚體係幾乎沒有任何瓜葛，這一市場化過程主要在傳統官僚體係管轄的空白地帶和外部出現。無論從其主體成分，還是按其從事的行業性質，這一階段的市場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體製外”特征。所謂體製外，其實就是處於傳統官僚體係的管轄和保護之外。這一時期，體製外的市場化發展很少威脅“體製內”——傳統官僚體係以及其它負有保護責任的國有企業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享受到了這一市場化的紅利，傳統官僚體製因此對這一過程采取了默許、觀望和被動適應的姿態。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體係出現了相當明確的體製外和體製內的二分：即體製外的市場擴展，和體製內的自我維持。事實上，一直被沿用至今的所謂“體製外”和“體製內”的分析範式，也隻是在這一時期才是最為適用的。
1992年之後，政治風向的變化和體製外的示範，使中國官僚體係擺脫了以前的觀望猶豫，開始憑借各自控製的體製內行政資源主動投入市場化體係。1990年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門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軍隊下海的壯觀景象，是中國官僚體係態度轉變的一個明確信號和有力象征。自此之後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中國官僚體係熟悉、參與並全麵融入市場化進程的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也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並逐步形成“權力＋資本”的官僚利益集團的一個時期。這種圍繞各級政府權力和部門權力而形成的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官僚利益集團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經濟活動的主體。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利益集團不是為一樁買賣而臨時結合起來的烏合之眾，而是通過長期的人際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相當穩定的利益共同體。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的所謂腐敗案件大多具有窩案性質的事實，大致可以為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集團性做出旁證。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市場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和成熟起來的官僚利益集團，到1990年代末期已經變得相當強大。一種武裝到了牙齒的力量終究是要展開它的獵殺計劃的，於是在1990年代末期，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終於露出了他們的吞噬本性，開始按著他們的意願主動控製和操縱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某種定型狀態。事實上，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諸多領域帶有明顯強製色彩的市場化，就是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嚐試進行全局性操縱的結果。這並不是在指控存在這樣一個具體的陰謀集團，他們周密策劃了一次巨大的洗劫活動。而是在指出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經濟內部存在著一股極其默契的合力，推動著我們朝一個可疑的方向急進。也正是感受到了這種具有裹挾性的操縱力，我們判斷，中國的經濟性質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已經發生某種具有終局意義的嬗變。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中國曆史，可能是中國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一次改革的收官階段。到這裏，中國經濟由改革而二分的“體製外”和“體製內”概念，顯然已經不再適用。我們麵對的是一種已經渾然一體的，足以自我循環的體製，我們正在重新進入一個一元的體製。顯然，它並不是我們原來想要的現代市場經濟。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種經濟活動中的主導性而言，或許它更恰當的名稱應該是官僚經濟。
如何判斷一種經濟的性質，是一個讓人困擾的問題。不過，還是有人提出了一種比較直觀而頗有洞察力的視角：誰在組織社會中的經濟活動？更精確一點，這個問題就變成：誰在主導社會的經濟活動？以這個視角來透視中國經濟，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發現。26年的經濟變遷之後，中國從大一統的計劃經濟變成了市場和計劃的混合，由中央部門的統一命令變成了各級政府及部門的分散命令的混合，但不管這種經濟表現出了如何晦澀的形態，我們仍然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各級、各部門（包括各種企業）官僚仍然是參與、組織中國經濟活動的主角。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中國各級官僚在經濟活動極其活躍的作用中一覽無餘。就此而論，中國的各級政府是世界大國中最為商業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於對官僚監督的嚴重缺乏，政府的幹預經濟的公權力實際上變成殼各級官僚個人的在經濟活動中的私權力，所以，與其說是各級政府在組織經濟活動，倒不如說是各級官僚個人在組織和主導經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中國今日之經濟，是圍繞著各級官僚以及各種官僚利益集團的個人利益而被組織起來的。而他們組織經濟活動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過的政治權力。在這裏，官僚利益集團不僅劫持了改革，也劫持了國家。與此相對，所謂現代市場經濟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組織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經濟活動的，而他們組織組織這種活動的基本手段則是平等的公民權利。以公民的權利還是以官僚的政治權力來組織經濟活動，是中國經濟區別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分野。以我們上麵談到的“經濟組織者”標準，大概沒有比“官僚經濟”更適合中國經濟的定義了。許多分析家們迷惑於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和市場領域的形成，因而對中國經濟發生誤判，但實際上，民營經濟在經濟活動中絕大多數時候不過是被組織者，而市場也不過是官僚利益集團實現集團利益的一種形式。
區別於教科書上的混合經濟，中國的官僚經濟是一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它不是那種政府與市場的混合，而是官僚個人與市場的混合。在這種經濟中，官僚不是以監管者的姿態出現，而更多的是以參與者、操縱者、尋租者的角色出現。如果說，在以前的計劃經濟中，各級官僚還是整個命令鏈條中的被動執行者，那麽在今天中國的官僚經濟中，掌握了極大自由裁量權的各級官僚以及圍繞它們而形成的利益集團則是主動行動者。
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出現這種新的官僚經濟形態並不值得奇怪。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市場是一個嵌入的市場，換言之，中國的市場是一個被嵌入在全能政治國家中的市場。中國的全能政治結構是先於市場結構並作為其最“硬”的約束條件而存在的。在這種條件下引入和擴展出來的市場經濟結構，就必然具有強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的，在中國的改革時期，這種“政治特性”的具體內容就是不受監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躍。於是，官僚經濟的出現就成為中國改革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發展。
看上去，中國官僚經濟似乎是介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一種形態，但應該明確的是，官僚經濟絕非是一種由計劃到市場的過渡形態。官僚經濟並不是那種假以時日就一定可以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那種經濟形態。這不僅是因為它在微觀上具有強大的自我複製能力，更是因為它可以在宏觀上對自己加以複製。敏銳的觀察家已經發現，官僚利益集團近年來對中國宏觀政策工具的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加。這種影響在金融、證券、房地產等領域表現得相當有力。這實際上是官僚經濟為自己進行宏觀複製的一種跡象。而作為中國26年改革中的一種“時尚”，官僚經濟甚至可以為自己克隆出一套穩定的文化和政治製度基礎。這就是說，它可能是一種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加強能力的穩定結構，一個完全卻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結構。沒有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劇烈的政治振蕩，就很難改變原有路徑。在一個更加久遠的曆史視野中，官僚經濟很像是那個幾千年從未動搖過的古老政治結構與一個具有現代消費色彩的市場，在1990年代中國改革試驗中又一次曖昧的姻緣。生活在當代中國的人，無法將當下的中國經濟與一個古老的幽靈聯係起來，但非常不幸，在現代技術和消費繁榮的外衣裏麵，這個古老的幽靈可能真的複活了。記住中國經濟的這一官僚性質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理解中國當今一係列經濟問題的一個邏輯起點。
市場所以有效率，是因為它能夠按照價格信號將資源自動配置給最優者。這裏的所謂最優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較優勢者。他們可能是最節儉者，可能是最勤勞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這就是市場“競優”的本質所在。但官僚經濟既然將市場的基礎由“權利”偷換成“權力”，將市場的中心由公民和組織的權利偷換成官僚壟斷的權力，那麽，這樣的市場的實際上就變成了“競權”的市場。這就是說，這種市場是按權力的大小，按離各種權力中心的遠近來甄別“最優者”的。如此，在中國的市場中，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競爭格局：離權力越近者競爭力越強，反之則競爭力越弱。因為權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資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權力像一個黑洞，將各種資源吸附在自己身邊。顯然，這是對市場配置本意的一種反動，市場信號的失靈更是不在話下。1992年之後，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受到普遍的忽視。那就是，在大量國有企業倒閉的同時，另外一些國有企業卻在不斷壯大。這引出了一個問題：同一種所有製的企業為什麽會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可以提供的一種解釋是：這是由於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製力的國企，）以及“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政策的結果。所謂“大”，所謂“非競爭性領域”，不過是政治權力體係中具有不同權重的另外一種說法。這樣看來，一些國企的消亡和另外一些國企的壯大，就隻能是政治權力在重新劃定保護範圍過程中，不同國企在這個新圈子中競爭有利位置的結果，而不是國有企業之間市場競爭的結果。
自1978年改革開始，中國出現了計劃與市場的兩分，出現了體製內和體製外的兩分，相應的，也就出現了民營和國營的兩分。對所有製的這種兩分，實際上一直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範式。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實力對比不僅被當作衡量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進展的一個指標，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似乎除了私有和國有這兩個位於光譜兩端的所有製理想型，就沒有位於中間的所有製形式。這種“錯置具體性的謬誤”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裏，顯得尤其突出。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由於官僚集團對資源（尤其是要素資源）的長期壟斷，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和新生的民營企業都出現了顯著變化，他們都從光譜的兩端向官僚靠攏，其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所有製形式——官僚所有製。
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其實就是傳統的農民和城市中的個體戶。他們在1990年代之前能夠成長起來，所憑借的完全是勤奮以及大量傳統體製不屑於作為的市場空白。很清楚，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資本（甚至是純粹的勞動力）之上的發展和積累不可能走得太遠。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借助要素資源的規模化使用。26年以來，中國經濟格局已經天下大變，但有一點卻始終未變，這就是官僚集團對要素的壟斷性使用。在這種隱形市場結構的約束條件下，中國的民營企業要想克複要素瓶頸，更上層樓，與官僚集團的結成某種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就勢在必然。否則，他們大概就永遠隻能是個體戶或者勤奮耕種但收入微薄的農民。在一個權力壟斷了關鍵經濟資源，而權力又不受監督的社會中，權力就會是一個黑洞，足以將任何東西納入其中。於是在1992年之後，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紛紛向權力靠攏，並努力在各種權力的勢力範圍之內，尋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獨立而贖買，由贖買而結盟，畫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向官僚集團逐漸靠攏的基本軌跡。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產品領域的市場空白基本被填補完畢，中國的市場化逐漸走向高級化階段的時候，中國民營企業與官僚集團的結盟開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樣。這種投靠和結盟的結果，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的蛻變和官僚所有製的出現。這種所有製的一個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業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時期內以一種不公開的形式共同擁有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在這種所有製中，官僚或以賤價出售的土地、或以廉價銀行資金，或以其官場上的影響力或者“關係”在企業中享有收益權。換句話說，權力是作為一種可以被反複使用的關鍵要素而分享企業收益的。一位美國作家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他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企業把注意力集中在培養與上級官員的特殊關係上，拒絕建立橫向聯係，放棄了為長遠利益進行的技術發展和投資。”，可以對這種情況做出經驗性證明的一種現象是，中國企業在任何一個新市場進行投資的時候，首先拜訪的總是當地政府和部門領導，而不是市場。不過，這位美國作者恐怕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在發展中的獨特困境。這種困境在中國互聯網的三大門戶網站的成長曆史中表現得相當戲劇化。在一個具有如此高成長前景的互聯網行業中，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資本市場成長起來的。這個具有極大諷刺意義的事例，其實體現了中國企業在利用中國要素資源上的一種普遍的無助。理解了這種無助，我們就不難理解下麵這則匪夷所思的新聞了。這則新聞披露：“從事軟件業的內地民企金蝶國際(8133)表示，已和內地建設部合作，成立一家從事內地城市建設及建築業應用軟件業務的合資公司，……新公司總投資額一千萬元（人民幣．下同），由金蝶方麵全數支付，中建互聯則提供有關技術、客戶網絡等”。一家純正的民企和一個純正的政府部門合組商業機構雖然的確匪夷所思，但卻將其中“權私共有”的官僚所有製本質刻畫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紙黑字的坦率的契約形式曝露了中國“官私共有”的所有製秘密，因而顯得有些極端，但我們並不能據此以為這種所有製在中國不具備普遍性。事實上，在仰融案、楊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來幾乎是批量生產的民企醜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奇特所有製形式在中國的普遍性和彌散性。完全可以判斷，在那些已經“做大”以及準備“做大”的絕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官僚利益集團的收益權已經以一種“結構化”（體製化、長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這種結構性的收益與一次性的贖買顯然有天淵之別。
在中國新生的民營企業向官僚所有製靠攏的同時，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也以同樣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製演變。中國傳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傳統官僚體製的一部分，所謂的國企廠長和經理，不過是行政官員的另外一種稱謂。但隨著市場導向的日益重要，企業自主權也日益擴大。不過，就像我們觀察到的那樣，這種企業自主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自由裁量權，變成了企業官僚不受監督的腐敗權，國有企業遂在實質上淪為企業官僚所有。以國企領導人為核心形成的官僚內部人利益集團，變成了國有企業事實上的所有者。國企領導從傳統的執行官僚變成現在國企主要的實際所有者，是傳統國企與今日國企的最大區別。而這種區別，證實了國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製本質。與中國民企“官私共有”的所有製相比，今天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則是更純粹的官僚所有製企業。以產權特征而論，所謂官企，就是那些產權屬於以官僚為核心成員所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所有的企業。毛澤東曾經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早期判斷，中國已經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在那個市場幾乎被完全消滅的時代，毛澤東的判斷顯然僅僅隻是一個假想敵。而這個假想敵，在市場不斷擴展的當代中國卻以一種隱晦的形式真的出現了。
在2004年秋天
官僚所有製，不僅是新興民企和傳統國企的轉軌路徑，更是那些在轉型過程中尤其是在新興行業中大規模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直接體製目標。這一新型的所有製，遍及金融、證券、風險投資、基礎設施、文化產業、通信、IT幾乎所有新興行業。我們無法計算這些新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龐大規模，但他們共同的所有製特征卻無一不指向官僚所有製。不管官僚所有製以什麽企業形式出現，其共同點就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擁有剩餘索取權。在這裏，國企和民企的傳統思維範式顯然已經過時。而導致這種範式失效的原因，則是因為，權力作為一種蟄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國進入劇烈而普遍的發作時期。
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與許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體係開始在“尋錢”之後並沒有絲毫放棄權力的意思。他們是要將權力和經濟利益更加緊密的綁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規模上，以更穩定的形式尋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樣，金錢對政治權力的贖買實際上是失敗了。相反，它鼓勵政治權利在更大範圍內尋求金錢和權力。這其實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因為這兩者在中國幾乎是可以互換的通貨。人們曾經以為金錢對權力的贖買是一次性的，現在看來，這種看法相當幼稚。由於這些利益實際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權和錢隻能更緊密的聯係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
在城市改革中誕生的“官僚所有製”，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在農村改革中產生的具有同樣過渡特征的鄉鎮企業。如果說，鄉鎮企業是底層政治官僚與農民結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場導向，那麽，官僚所有製企業則是更高位階的政治權力與精英結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極強的權貴性質和掠奪性質。這種掠奪性質在中國官僚所有製企業的經營模式中已經以“洗錢”的隱喻被深刻的彰顯出來。
觀點：市場社會的形成，中國缺乏社會，所以社會對政府和市場本身修正、抵製、補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會抑製問題。這個嚴重影響了產業結構的健康。
三、老鼠倉
如果說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的企業目標指向國家工業化和社會充分就業，而新興民企指向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話，那麽在特殊轉軌環境中誕生的官僚所有製企業則有一種非常特殊的企業目標：洗錢。這裏的所謂洗錢，就是利用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最大限度的財富據為己有。說得更明確一點，轉軌時期的所謂洗錢，就是指將公共財富以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在最短的時間內轉為個人所有。
與鄉鎮企業類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興的官僚所有製企業的產權事實上處於某種懸置狀態。對這一點，官僚企業的控製者們都心知肚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攫取最大的個人利益就成為一種最理性的計算，而企業本身的長期發展等其他價值就隨之變成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換句話說，官僚企業的實際控製者唯一重要的考慮就是如何將這種有期限的控製權最大程度地貼現。在這裏，企業實際上就變成了一種純粹的貼現和洗錢工具。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有一種老鼠倉的說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國轉軌期間官僚企業的洗錢模式。簡單說，老鼠倉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資金）資金高價買進自己低價購入的股票，以達到短期內迅速積累財富的目的。這其中有兩個要點，一是開老鼠倉的人（及其合謀者）必須掌握了公共資金（這些資金可能是財政資金、國有投資、銀行貸款，也可能是通過其他渠道從公眾那裏募集而來，），第二個要點則是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來進行。否則，那就跟傳統的貪汙無異。顯見，權力是老鼠倉模式得以成立的條件，因為它掌握了公共財富；而市場則是實現老鼠倉的手段，因為隻有通過市場才能將財富名正言順轉為己有。二者缺一不可。一種謬種流傳的說法認為，中國官僚體係內部仍然存在一種強大的抗拒市場化的力量。但老鼠倉模型告訴我們，中國官僚企業不僅不排斥市場，而是需要市場、喜歡市場。隻有通過市場，他們才能安全的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就隻能從事很容易露餡的貪汙。用企業控製權將公共資產暴露在所謂的市場高風險之下，同樣通過控製權將這種高風險的收益化為己有。這是老鼠倉的核心。
老鼠倉模式，雖然是從股票市場發明而來，但其操作過程卻經典的再現了轉軌時期官僚企業洗錢模式的要訣所在。以這個模型為參照，我們就會發現，中國轉軌時期所有的洗錢行為，幾乎都是這個模型的擴展和變型。在這方麵，最為典型的範例莫過於中國券商。
作為新型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一邊以其壟斷性連接著權力，一邊又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這種特殊地位為官僚利益集團利用券商洗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他們利用各種公共資金投入證券市場，然後利用證券市場的“風險”，將這些資金變成官僚利益集團內部人的個人財富，或者行小集團的個人財富。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一個朝陽行業在經過了10幾年的積累之後，為什麽非但沒有發展起來，反而陷入整體性的破產危機？我們更無法解釋，一個陷入整體性破產危機的行業，為什麽內部人能夠積累起如此巨大的個人財富？號稱中國最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證券，從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內部和外部製造了一大批富翁，包裝了一係列的偽劣上市公司之外，唯一留下的就是將近100億的黑洞。當然，南方證券在十餘年存續期中所轉移的財富遠不止100億之巨。局外人並不知道的是，南方證券作為個案的情況與券商作為一個行業的情況驚人的相似，而這個行業中的許多企業已經被中央銀行及地方財政反複救援過多次。中國有句老話，叫做“窮廟富和尚”。對此，轉軌時期的中國券商作出了最富時代意味的“改革式”詮釋。毫無疑問，券商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老鼠倉，因為其轉移財富的功能遠比它作為券商本應該具有的功能要顯著得多。
在中國改革20多年的曆史中，老鼠倉在不同行業和不同的曆史時期反複出現。從國有物質部門、國有外貿部門到國有銀行、國有券商、其曆史結局無一不是創造了一批富翁之後，再留下一筆巨額壞帳。如今，這種老鼠倉模式又開始在電信、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蔓延。一篇報道曾經披露，中國某省高速公路一個普通收費員的月工資可以達到8000元。這篇報道激起了廣泛的驚訝。但如果將中國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一個供行業分利集團洗錢的老鼠倉，我們就絲毫也不會對這種畸形的財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國高速公路投資基本上都是利用財政撥款、銀行貸款、或者是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而來，屬於典型的公共資產。將（通過政府權力或信譽並以公共福利名義）公共資金利用“市場”名義盡快的化為小集團的個人財富，正是這類官僚企業的本來目標。滑稽的是，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竟然將這種赤裸裸的洗錢行為稱之為“企業的自主行為”。這種“企業自主的洗錢行為”在中國壟斷企業中動輒數十萬的年薪中表現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這種所謂的“企業自主行為”其實是企業完全失去了財務約束的表現。可以判斷的是，這種毫無財務約束的“企業”行為帶來的後果，將是公司被不斷淘空、繼而是公共資金對它們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對這種淘空之後的挹注，在中國有一個同樣市場化的叫法：資產重組。這種所謂“市場化”的資產重組，已經是中國國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標準的洗錢劇目。
當然，現實中的洗錢行為並不都像上麵這些典型案例來的這麽直接，而是會呈現更加複雜的形式。為了安全起見，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更多的是透過設立數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過民企和國企合資、資產重組、相互擔保、上下遊的銷售代理，子虛烏有的專利或者技術買賣等一係列的“市場行為”來實現的。總而言之，公司越多、關係越複雜、相互聯係的鏈條越長，接駁公共資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錢行為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熱中，中國各類官辦公司就開始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出來。但在那個時候，這類以三產之類名目衍生出來的官辦公司對市場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他們更多的是為小集團提高福利待遇的一種輔助手段。但隨著民營企業的合法化和對市場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團開始越來越主動，越來越目標明確地設立各種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資源的方式洗錢。1990年代中後期，這種為小集團或者官僚個人而設立的影子幾乎已到無孔不入的地步。有論者言及，“介於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團體性投資是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資產形成的基本特點。”大致可以判斷，這些所謂團體性投資，實際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團為自己所設立的老鼠倉公司的投資，是那種隨時可以轉移為私人財富的公共投資。由此可知，洗錢，已經不是那種讓人拍案驚奇的個案故事，而是作為一種穩定的“職業”、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而具有宏觀統計上的意義。洗錢作為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非常有助於解釋中國高投資、低效率的經濟悖論。以轉移財富為目的的洗錢企業需要不斷投資，但卻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膨脹總量，然後把水搞混。2004年年末，中國著名的奶業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餘名高管突然被抓。對此，一位知情人士評論說：“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麵有自己的公司，鄭俊懷的女兒鄭海燕在杭州有一家商貿公司，不斷有伊利公司的錢流入。”而另外一位因為伊利公司前獨立董事（這位前獨董正是因為不滿伊利公司內部財務混亂而辭職的）從專業人士的角度分析說，很多跡象表明，是鄭俊懷（伊利公司董事長）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錢，然後給金信信托，用來收購上市公司股權，鄭俊懷才是金信信托背後的人。”就伊利這一具體案例來說，我們無法評論伊利公司高管人員這種自我盜竊的行為是否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老鼠倉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質。
中國改革20多年以來，中國人依靠汗水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對這種汗水構成嘲諷的是，通過國有銀行、公共財政、資本市場的聚斂功能，這些財富卻為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提供了穩定的增量來源，為洗錢這種職業在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這其中隱藏的洗錢流程是：先“化私為公”、然後再“化公為官”，進而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化官為私”。顯然，能夠保障這種洗錢流水線日夜運轉的，隻能是一種政治製度。
在流行的範式中，國有資產一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囂塵上的所謂國有資產流失的說法，但事實上，國有資產根本就不是什麽存量，而是一個不斷被製造出來用於瓜分的流量。隻有這樣看，我們才能夠解釋國有企業一邊大量破產，而國有資產一邊又在同時不斷膨脹的現象。那些不斷（通過銀行貸款、財政撥款）被製造出來的名義上的新國有資產（這些流量總是故意被至於某種模糊的產權狀態），不過是等待進一步被“加工”為個人財產的半成品。換言之，通過政治手段掠奪市場財富而形成的所謂的國有資產，隻是一個完整的“洗錢”生產線上允許我們看到的那一部分。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會懂得：隻要市場還在創造財富，以國有資產名義出現的流量就不會停止膨脹。因為這是官僚利益集團“洗錢流水線”上一個必經的流程，是在中國社會構造一個完整食物鏈的必須。很清楚，在轉軌時期不斷增加的國有資產和官僚企業，實際上是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為洗錢之需而蓄意製造出來的。有論者以數據證明，改革之後，中國國有經濟在總量上出現了膨脹，不過，在背後支持這種膨脹的則是中國官僚權力的膨脹。
洗錢經濟的廣泛存在，也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樣一個中國現象：為什麽會出現那麽多的重複投資，為什麽這些重複投資沒有出現市場規律要求的兼並和重組（比如中國的券商）？個中原因其實十分簡單，因為用於洗錢的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一旦失去了企業控製權，洗錢便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業。洗錢企業是不會服從市場規律的。而“重複投資”在中國的真正含義，其實是“反複洗錢”的意思。
四、官僚抽水機
總體來看，在經過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後，中國的政治結構按其意誌如願複製出了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官僚經濟。那麽這種經濟具有什麽樣的結構特點呢？
從縱向上看，中國官僚經濟有三個吸取和配置要素資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動力巨大的水泵。它們分別是金融、財政、土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的。直到鄉鎮，中國官僚機器都設有相應的管理機構，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財政所。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生產的所有財富（包括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土地升值），都在這三根官僚機器水泵的控製和管理之下，可謂一網打盡。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強大，則是因為它是官僚機器，是靠國家政權以強力加以保障的。所以，隻要國家官僚機器願意（這種意願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績需要，在私下則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和升遷欲望），官僚機器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因時、因地的開動、調解水泵，用於對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與改革前相比，現在這種縱向結構似乎並沒有什麽不同。但有一點應該注意的是，與改革前相比，這三根水泵所置於的社會環境已經迥然不同。改革之後，中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創造了源源不斷的財富，社會的財富存量已經與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意味著，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當穩定的財富來源。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另外一條隱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漸成型。這就是那些直屬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許壟斷權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性行業中，比如石化、電信、電力、交通、煙草等等。這個抽取管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憑借在行業中的壟斷地位盤剝消費者而從市場中直接抽取財富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第四管道。這些公司不是屬於中央國資委，就是屬於地方國資委的，不僅在財政上舉足輕重，對國民經濟也極具控製力量。2003年中國企業500強企業（大多為巨型官僚壟斷性企業）的營業收入為69000億人民幣，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68％，其影響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1990年代後期開始，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對市場的抽取跡象非常明顯。中國國家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先生曾經提到一組數據：199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達到529億元，而2003年底這個數字達到3784億元，而在這中間，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實現利潤占到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8%[1]。這個數據加上其他諸如電力、煙草、交通等行業巨型公司，足可以說明大型官僚企業的市場地位之強、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程度之深。邵主任羅列這組數據顯然是要說明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顯著改善的。但在我們看來，這些既缺乏規管，又缺乏競爭、公司治理狀況極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潤上的超常表現，主要應該被解釋為1998年之後這些超級公司市場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補貼的增多。一位參加工作不久的稅務稽查人員，在經曆了一次稅務稽查之後非常吃驚地說：“以前隻聽說電力行業收入高，但一家電力集團財務公司普通員工每月光個人所得稅就扣3000元，對應的月收入至少有2萬元，要不是親眼所見真不敢相信。”這個鮮活的例子足可以說明中國壟斷企業對消費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業不僅向消費者抽取，也同樣可以向民營企業抽取。數據表明，民企雖然占中國經濟總量的50％。就業的60％，但它們大多居於位於競爭激烈的下遊終端消費品產業，沒有任何定價能力，而大型官僚企業卻居於產業上遊或基礎性產業位置。這種結構，實際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營企業易於反掌。對此，一位國資委官員非常在分析國有企業盈利大幅增長時坦白地總結道：“這個4500億（央企2004年利潤）是怎麽來的？大概其中40%的利潤靠漲價”
以上四根主要的縱向管道，足以使中國官僚體係對社會資源進行全麵的控製，並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抽取和配置。這四根縱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這之下，依次分布著各級地方政府。以這四根管道為骨架，構成一個以中央政府為頂端的傘狀結構。從最基層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個個節點。接駁在這些節點上的，則是圍繞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壟斷性行業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團。各級政府從這四根管道上抽取資源，然後再橫向配置給圍繞他們形成的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很容易看得出，離各個節點越近，處於的節點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資源配置及財富分配上占據有利的位置。這種傘狀結構，既是中國官僚經濟主要的資源配置渠道，也是這個經濟體係主要的財富分配渠道。
我們先來看縱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後，中國金融業在總量高速膨脹的同時，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但官僚體係對金融業的控製卻絲毫沒有放鬆。在銀行業，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絕對比例的四大銀行之外（四大銀行的市場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製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信用社也無不在各級官僚係統的控製之中。2004年5月份，為了配合最高行政當局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多家股份製商業銀行被勒令停止發放貸款，這種商業奇聞充分說明，中國的銀行仍然是一種行政工具。在銀行之外，證券市場、保險業、基金業也都處在官僚體係的嚴密掌控之中。這種官僚金融結構，無縫隙的覆蓋中國社會，具備超乎尋常的抽取能力。這使得官僚體係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來抽取和配置短期資金和長期資本。無論從金融控製總量，還是從金融控製手段來看，官僚體係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資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顯著增強。中國新生證券市場的例子頗能說明這一點。證券市場一直是民眾參與程度最高的一個金融分支，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證券市場從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場逐步演變成國營企業的融資場所，進而在1990年代後期最終演變成大型官僚壟斷企業的融資場所。1990年代後期，隨著一大批官僚壟斷企業如石化、電力、電信、銀行類公司的上市，中國資本市場逐漸淪為大型官僚企業的圈錢和抽取場所。從這些巨型公司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權重以及對市場的影響程度看，這個趨勢已經相當明顯。這些巨型官僚企業一邊通過市場壟斷地位直接盤剝消費者，一邊利用金融手段間接抽取金融資源，這就難怪它們的業績會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突飛猛進”了。而“突飛猛進”的利潤和“突飛猛進”的現金流，又為這些巨型企業進一步套取各種金融資源提供了財務上的優勢。在1990年代末期，中國企業一片衰敗，但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卻獨自實現了財務上的良性循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一個經濟奇觀。而創造這個奇觀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當局在國有企業改革中一直延續著的所謂“抓大放小”政策。這種政策的另外一個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謂“放小”），扶持並緊緊抓住對國民經濟有控製力的企業（所謂“抓大”）。現在，這種延續了多年的政策已經結出了碩果，但非常清楚，這種“碩果”是中國官僚係統對國民經濟強行逆配置的結果。而這種逆配置之所以能夠實現，則是因為官僚係統完全壟斷了資源配置的管道。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一旦壟斷了金融，官僚體係幾乎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配置”出任何他們想要的經濟奇跡。隻不過，這種配置與市場經濟毫無相似之處。這其實是說明，不管中國的金融業在改革20多年之後具有了什麽樣的新景觀，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圍繞官僚集團意願而不是市場“意願”來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傳統的財政管道亦複如此。1998年之後，中國為了應付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實施所謂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財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結果是中國稅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遞增。而作為其代價，中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數也以反常速度遞增。但這些經由財政管道抽取的財富，卻被以減免稅、財政補貼的方式饋贈給了外商、大型官僚企業，變成它們的利潤，以及官僚利益集團反常增長的福利。這種奇特的財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動內需，支持宏觀經濟增長。容易看到，這種財政轉移的確支持了宏觀經濟增長，然而，公共財政不是首先用來滿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決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貧困問題，去解決日益緊迫的社會保障問題、公共教育問題、醫療問題，而是去支持官僚係統政績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經濟增長，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團不斷膨脹的財富需求，則十足地證明了公共財政已經變成官僚財政，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予取予求的私器。
隨著工商業的擴展，土地作為一種稀缺資源的地位與日俱增。而在這一點上，中國官僚係統也有天然的起點優勢。中國的土地資源名義上是國有，實際上完全掌握在官僚係統手中。官僚係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以任何方式將土地要素注入市場活動，唯一的標準就是要符合中國官僚體係在轉軌時期的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為什麽在土地資源極其稀缺的情況下，中國官僚體係一方麵可以用零價格將大量土地贈送給外商以及親朋好友，而另一方麵卻以奇高的價格賣給國內房地產消費者的原因。同一種要素，一手慷慨饋贈，另一手大肆掠奪，貧富懸殊豈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謬的是，這確實就是中國官僚係統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機巧在於：這種完全等同於財富轉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兩方麵都同時增加GDP。顯然，這是最符合中國官僚體係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證據都表明，中國2002年之後新一輪的經濟增長，與官僚係統這種強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關。由此我們也不難洞悉，2002年以來的最新一輪經濟高漲為什麽會激起迄今為止最激烈的不滿和抗議。因為在本質上，這種經濟增長是“奪”出來的和“送”出來的。
作為這個傘狀結構的頂端，中央政府無疑具有最強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後，通過對金融權的回收，財政分稅製、基礎產業（如石化、電信）的縱向重組、以及2004年開始的土地權回收，中央政府擺脫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動局麵，重新奪回了資源配置權力。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下，中央政府可以通過四根縱向抽取管道從容地抽取資源，然後橫向地配置給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或者以“點貸”、“點投”的方式來推進其政策目標（比如，通過財政三次給四大銀行輸入巨款，以央行再貸款的形式不斷為破產的證券公司、信托公司買單、在證券市場為大型壟斷企業開辟新的圈錢場所等等）。比之於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控製權已經更加穩固也更加有力。事實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效，就完全仰賴於中央政府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的第二層，省、市一級的地方政府曾經在1992年之後向中央政府的資源配置壟斷權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個時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間利益的代表。從曆史上看，中國許多民營企業就是在這場混亂的爭奪戰中趁勢發展起來的。不過，這場短暫的混亂很快就以朱鎔基的毫無爭議的勝利而告終。分稅製和國有銀行控製權向中央的縱向回收，是這一場以宏觀調控名義進行的爭奪戰的兩項主要曆史遺產。地方政府既然無心也無力挑戰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隻能在這種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激勵擴張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導致兩個非常重要的後果，一是地方政府擴大稅源，在總量上膨脹GDP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發了地方官員的惟GDP導向），另外一個則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資料顯示，在中央不斷上收財力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如法炮製，紛紛將有利可圖的稅種收歸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是從22%提高到54.9%，而與此同時，省級政府的這一比例也從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層層抽取的結果，自然是縣、鄉級政府的日益嚴重的財政窘迫。這大致可以解釋在1992之後一直持續著的這樣一種現象：省市以上官僚機構的財力不斷膨脹，而縣鄉一級則經常發不出工資。當然，縣鄉級政府不可能是這種層層抽取的最終的承受者，毫無疑問，這種抽取壓力最終將被轉嫁給分布在廣大鄉村和城市的各種納稅人。而這種近乎壓榨的“財政集中”到了資源匱乏的鄉村和中西部自然就變成了野蠻的剝奪。
除了法定的財政管道之外，省、市一級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帶開辟新的聚斂手段。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地方商業銀行、保險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極力滲透的領域。而在現有的架構下，爭取外國直接投資（FDI）則更是各級地方政府趨之若騖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程度奇高但很不賺錢的外向型經濟，實際上是被這種金融和財政格局逼出來的。不過，在新世紀之後，隨著土地升值以及對土地價值的重新發現，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壟斷，因為他們發現，土地可以用來套取銀行貸款，擁有了土地的配置權，就相當於間接的獲得了銀行的配置權。這其實就是中國最新一次經濟過熱的來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爭奪金融配置權力的衝動，幾乎又一次釀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劇烈衝突。
地方政府通過與中央政府一樣的縱向抽取管道，然後再以城市化的名義將這些資源橫向配置給各種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團。最近幾年，中國地方政府所屬的各類基礎產業公司、地產公司迅速膨脹，就與這種抽取和配置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資料顯示，在中國近幾年房地產最為火爆的上海，大地產商有半數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國銀監會最新列為“新五大風險行業”的正是電力、交通、公共事業、學校、醫院這些官僚抽取行業和公司。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為風險行業，是因為他們要麽以政府廉價轉移地土地，要麽以特許權作為抵押，在最近幾年套取了大量的銀行貸款。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最低一層的節點，縣鄉級的政府雖然也是按照同樣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顯然，它們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資源都要貧乏得多。上麵的抽取越是加重，縣鄉級麵臨的壓力和由此引發的官民衝突也就越是劇烈。
在這種傘狀結構中，每一個節點就是一個政治中心，而每一個政治中心，就是一個資源的配置中心，中國的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現象的原因即隱藏於此。當高一級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厲害，表現得越繁榮，鄉村及邊緣地帶就會同步表現得越衰敗。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邊緣地帶及鄉村加速衰敗，與政治中心加速聚斂資源和財力的過程相當匹配。
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這種傘狀的抽取和配置結構逐漸成型並得到了鞏固。然而，這種以各級政府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結構，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扁平型配置結構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在扁平型結構中，資源是按照價格信號橫向流動的，但在這種傘狀結構中，資源卻是按照各級政府在一定時期內“政治意願”信號以及與官僚係統的親疏遠近來配置的。傘狀結構雖然保證了官僚係統對經濟的控製，保證了短期政策目標的達成，但卻很難保證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樣達不到資源配置的公平。不過，這一結構更加深層的危機在於，它可能代表了一種自我加強的，無法退出的財富分配結構。事實上，透過傘狀的配置結構，一條清晰的財富分配線已經躍然紙上。圍繞省、市政府以上節點所形成的利益群體，是這個社會的上層，而這之下，則是這個社會的中下層。上層之間是一種帶有熟人性質的精英互惠經濟，而下層則是一種主要建立在自由勞動力（或人力資源）基礎上並以此為特點的相當野蠻的市場經濟。這樣，一種整體性的尋租結構實際上就出現了。上層的精英互惠經濟通過金融、財政等手段對中下層的市場社會進行抽取，然後維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環。這種二元性的尋租結構的本質，其實是一種通過政治強製而進行的剝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維係，就在於官僚體係對要素資源（包括特許權）和政治權力實施了不容挑戰的壟斷。
我曾經做過一個相當不完整的統計，從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光在家中被抄出現金超過1000萬元的官員腐敗案件就有三起。他們分別是，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案，河北省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廳副廳長兼河北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李友燦案。許多人一直對人們中國貨幣發行超速增長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麵的案例似乎告訴我們，由於貪汙所導致的大量現金退出流通領域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說句笑話，這可能是最典型的由於政治原因所導致的流動性陷阱。所以，經濟學家可能應該將貪官家中藏有多少現金來作為預測中國貨幣趨勢的一個重要參數。笑話歸笑話，但這些事實卻很好地凸現了中國官僚體係與市場經濟的親和程度。
有中國經濟學家曾經通過“定量”（在許多人那裏，定量意味著科學）分析測算出，中國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40％。我們不知道這位聰明的經濟學家是如何測算出這個很有點唬人但其實非常荒謬的數據的，但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要素資源完全處於官僚體係的壟斷之中。在土地市場中，土地供給是計劃的，但需求卻是競爭的；在金融市場上，供給是計劃的，需求卻是市場的。這其中哪裏還有沒有半點市場化的氣味？如果一定要說這具有的某種市場化的成分的話，那麽，這種半吊子的受操縱的市場化，隻能說是“壞”的市場化。通過這種要素市場配置出來的要素，不僅價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極低。（尤其是對於國內公民）。在中國的要素資源中，最具有市場化色彩的，就是毫無稀缺性可言的勞動力。也正是因為這種奇特的要素配置結構，那些無法融入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分得一杯羹（要素）的民營企業和其他非官僚企業（這實際上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的處境），唯一的能夠從市場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價的勞動力。於是，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就隻能是廉價勞動力。為了維持這種比較優勢，這些企業就隻能以近乎殘忍的方式想方設法壓低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否則，這些企業就無法生存下去。中國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漲工資的事實，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這種惡性循環。而這背後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集團通過要素壟斷對中國市場社會的隱蔽但極其深重的盤剝。一份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織聯合發布的調查報告披露，在中國私營企業中，由各種稅外交費、政府攤派以及公關、招待費用所構成的所謂企業“三項支出”相當驚人。其中一份對1257位被訪業主的調查顯示： 2003年他們企業出資人分紅總計36655.3萬元，用於公關、招待的支出總計16240.3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4.3%。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同一份調查卻顯示，這些私營企業的雇工工資卻呈現不漲反跌的趨勢。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國勞動力的廉價還是某種出於自然的稟賦，那麽20多年之後，這個比較優勢就一點也不自然了，它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過程的結果，是一種“政治比較優勢”。一方麵是官僚集團將金融、土地資源用於洗錢，實施低效率的惡性配置，另一方麵則是整個經濟都將人力資源當作某種類似於自然資源的東西，進行相當不人道的過度開發；一方麵是製造負價值的官僚利益集團以奢靡的方式支配著絕大部分財富，另一方麵則是創造了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人們無法分享財富和資源，這不僅是一種效率最低的要素組合模式，也是一種不加掩飾的剝削結構。透過這種結構的棱鏡，中國內需低迷、完全仰賴附加值極低但規模極大的出口模式的謎底，已經昭然若揭。也正是這種剝削結構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國官僚係統廉價甚至無償控製了一切資源和要素的情況下，他們必然要選擇要素及資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經濟增長，而不是其他。對於對他們（以及他們的理性）來說，這顯然是一種成本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懷疑，中國都市近幾年中突然出現的汽車及房地產消費繁榮，是不是也建立在財富突擊轉移的基礎上。這些財富是中國人經過20多年胼手胝足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它可能表現為銀行存款、也可能表現為土地的升值，然而，為了官僚利益集團製造政績、瓜分財富的一時之需，它們很可能已經被一夜之間轉移給了少數人。果如此，在這一輪經濟過熱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銀行壞帳的激增和房地產的急劇貶值。當然，還有更加萎靡的內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