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祥，是中國江蘇省揚州市的一位下崗工人。20多年前，他與許多知識青年一起，從江蘇北部的一個貧窮的農村，回到了這座城市。然後，他進入一家皮鞋廠做了一名工人。從農民變成工人，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階層轉換。按照中國社會學家的劃分方法，傅祥實際上已經躋身於了那個時代的城市“中產階級”行列。的確，在這座曆史上以繁華和富庶著名的中國城市中，傅祥的日子雖然遠遠算不上“中產”，但與絕大多數人沒有什麽兩樣。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經賦予了他某種職業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義所寄托的那樣，穩定而安詳。在整個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靜的。進入90年代之後，皮鞋廠的困境日甚一日，用賣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終於，傅祥下崗了。現在，傅祥住在他那間父親留下來的已經殘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領取190元的下崗“工資”。傅祥的這間住所陰冷而潮濕，為了節省開支，傅祥在晚上已經很少使用電燈了。傅祥已經結過兩次婚，白天，他經常將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個年紀很小的兒子獨自鎖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無論是在他自己還是在別人的眼光中，經過20多年的變化，傅祥已經徹底的沉入了中國社會的底層。在接近60歲的時候，他的未來似乎變得一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於這座城市一個十分古老的街區。據說，這個街區是幾百年前清兵火燒揚州時僅存的十八戶人家，故名“十八家”。這個非常有曆史的街區，這一次又通過傅祥的經曆，演繹著中國最新近的一段曆史。見證過中國改革開放25年曆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經曆隻是中國最新一輪劇烈階層分化的一個縮影。這種悲喜劇，正在中國廣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著。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寫同一本書的同一章節的時候，我是這樣寫的：
“中國社會正在從一個同質社會迅速的走向一個層次分明的社會；從一個差別很小的社會演變成一個差別急劇放大的社會。差別的形成過程正是一個社會內部能量聚集的過程。可以想象，在一個有著12億人口的巨大社會中重新分層並製造令人目眩的財富差別，風險將是巨大的。那麽這種不可避免的帶有強烈掠奪色彩的重新分配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麽呢？是中國社會從此走向良性循環的契機，還是重新蹈入曆史災難的又一個拐點？這是一個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很快就會麵對，中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刺眼差別以及這種差別給我們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強烈震撼。我們將看到肮髒混亂的貧民窟和富豪盈門的高級俱樂部所構成的鮮明對比。”
八年之後，傅祥的生活變化證實了這個預言。隻不過，傅祥以及其他個案所顯示出的絕對貧困程度，似乎已經超出了我們當初的估計。
農民，被隔離的底層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壽縣的農民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稅“暴動”。這次暴動，無論是規模之盛，還是時間之長，都是中共建政之後的最高記錄。現在已經廣泛披露的資料證實，在這次抗議的最高峰時期，包圍仁壽縣政府的農民有上萬之眾。對於一直就以“農民問題專家”自命的中共來說，仁壽農民暴動可能隻是一個丟人的“洋相”而已，但對於闊別農民運動已經半個世紀的中國來說，這可能就意味著某種不祥的曆史接續。在中國將近1個半世紀的現代化曆史中，農民問題一直就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麵相。也正是憑借對這個中國式問題的清醒洞察，中國共產黨才從一個小小的革命集團而最後成為一個強大的執政者的。仁壽縣，位於中國內陸省份四川，離省會成都不遠。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內陸省份一直是中國農民運動的發祥之地。在平靜了40多年之後，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又一次爆發在中國偏遠的內陸省份，這很難說是偶然的。不過，仁壽農民運動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方麵，是它爆發的時間。仁壽農民暴動，發生在1992年年末，離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僅僅一年時間。1992年，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戾點，是以城市為主的中國市場化改革一個大規模的重新啟動時期。此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中都彌漫著一種“新紀元”的躁動，開發區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四處流傳，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種興奮和焦慮緊攥著。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使資源在短時間內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這背後，並作為中國城市迅速抽取農村金融和財政資源的一個直接後果，農民迅速地暴動了！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曆史中，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與農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麵。就性質而言，仁壽農民暴動與半個世紀之前的農民運動並沒有什麽不同，不過是綿延於中國近代史中的眾多農民運動中的最新一次。其重要性僅僅在於，它重新開啟了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問題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後，中國農村類似仁壽事件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在這個意義上，仁壽農民暴動實際上是將一個古老的中國問題以一種現代的形式又一次提到了我們的麵前。從1979年鄧小平開始他傳奇的農村改革，到1992年中國城市開始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中國農村度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時光，於是，農民問題退出了中國人的視野。時隔十多年之後，仁壽農民以“起義”的方式告訴我們：那隻是一個假相。中國農民短暫幸福時光的結束，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一絲餘蔭消失了。這個發端於1979年的農村改革，曾經創造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溫飽傳奇，其成果庇護中國改革將近20年之久。然而，當中國城市大規模的重啟市場化的進程之後，中國農村在資源競爭中的天然劣勢就立即暴露在了人們麵前。與此同時，鄧小平農村改革奇跡的過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來。如果說1979年之前，中國農民受到的是政治剝奪，那麽1992年之後，在中國普遍的“偽市場化”的競爭環境中，農民受到的實際上是政治和“偽市場”的雙重剝奪。自1992年以降，中國農村的衰敗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在那次仁壽暴動中湧現出來的農民領袖張德安在的此後十年中持續活躍事實足以證明這一點）有外國農業專家估計，到2002年的時候，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時期。城鄉收入差距的國際比較顯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為1比1.5，超過2的國家極其罕見。而現在所有統計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估計都超過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種隱性福利，這個數據甚至達到4～8倍。結合許多學者對中國內陸農村悲慘現狀的切身描述，人們可以提出的唯一問題應該是：中國農村的“暴動”為什麽會這麽少？對此，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精辟地評論到：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中國問題。由於對1949年之前的農民問題沒有親身的體驗，我們很難判斷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是否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又遇到了一個老問題。
在中國發生的所謂鄧小平奇跡，準確的說是一次關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奇跡。而鄧小平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辦法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以“聯產承包責任製”為核心的土地製度改革。對於這個改革，中共一位老資格的農業問題專家曾經感慨的說，“在我過去四十年的農村工作中，前後兩次真正看到黨的政策發動了農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區黎城縣的減租減息和退押運動（他當時擔任該縣縣委書記）……第二次，就是這次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製”。然而，與鄧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樣，鄧小平關於農村改革的思想也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這個由鄧小平的兩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試驗繼而在中國大陸廣泛推廣的“聯產承包責任製”，雖然神奇的釋放了中國農民的創造潛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簡單”的發明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使中國農業躍上了1984年的頂峰，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環境已經大變，聯產承包——這種曾經極大的促進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過渡性土地製度的潛能已接近油盡燈滅之時。確切的說，這個主要以增加糧食產量而不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為主要目的地土地製度的潛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經釋放到了極至。隻不過，這一點遠不如今日這般顯眼而已。
1984年之後，中國農業（當時主要體現在糧食產量上）逐漸趨於停滯狀態，糧食價格的波動也趨於頻繁。每一次波動之後，增加農業投入的呼聲便會隨之高漲。1993年之後這種呼聲更是聲聲不絕。但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在這方麵的努力收效甚微。雖然中央政府一再強調農業尤其是糧食對於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戰略重要性，一再強調所謂“無農不穩”的古老訓誡，但農業投入在全社會總投入中的比例還是不可遏製的下降了。中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農業投入占國家總投資規模的比例在1978年達到10.3％的紀錄之後，就開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時候，農業僅占2％，在扣除通貨膨脹後，1994年的農業投入實際上是－7％。不過，政府對農業投入的不足，並不是中國農業問題的要害，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作為一個有巨量農業人口的國家，中國政府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補貼8億農民。這樣，對農業的投入就隻能落在農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這一點上，聯產承包製構成了致命的障礙。在這種製度下，農民獲得僅僅是期限相當不確定的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農民對土地收益預期的不穩定性可想而知。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們經常可以聽到對中國農民“短視和愚昧”的嘲笑，所謂“寧願花巨資蓋房，也不願意花錢投入農業”。不過這種嘲笑除了證明嘲笑者自己的無知之外，更精確的刻畫了中國現行土地製度的無能。事實上，在中國國有企業廣泛試驗過的“承包製”，也遇到了類似的產權困境。隻不過，這種產權製度在激發企業承包者的短期行為方麵，比在中國農民那裏表現得更加露骨。最起碼，中國農民還有一份對土地的傳統感情依賴。在這樣一種土地產權的安排下，農民除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夠做的就是，盡量減少對土地的投入。基層官僚體係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對農村地權的隨意調整，也加劇了這一趨勢。山西一位村支部書記甫一上任就立即廢止了原來的承包合同。這位蠻橫的基層幹部對這種毀約行為毫不在乎，他說，“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動搖，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麽調就怎麽調。”而這位山西村支部書記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脅農民：“誰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誰”。要緊的是，這種借助政治權力損害農民土地經營權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這其實說明，雖然具有法律性質的“聯產承包製責任製”在表麵上規定了農民的“經營權”，但通過各級官僚體係的侵蝕，真正到農民手上的，實際上連“經營權”都不是。在這樣一種事實契約中，如果中國農民還拚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隻能證明他們的腦子真的壞了。事實說明，中國農民的腦子沒有壞，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以減少對土地的投入來規避損失。這種規避在80年代末期表現為減少投入（官方資料顯示，農民對農業的投入1989年比上年減少２２.２％，1990年減少 ３５.４％，1991年更銳減３８.２ ％。），到90年代中後期則演化為大量撂荒，青壯勞力悉數出走。在今天的中國農村，隻剩下老人和孩子的荒涼村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景象。中國農村的衰敗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不管土地承包製度曾經創造過什麽的人間奇跡，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懷有什麽樣令人生疑的政治動機，中國90年代直到今天的農村現實告訴我們，這個在曾經7～80年代十分靈驗的土地製度，已經遇到了嚴重的麻煩。這個麻煩不僅來源於我們上麵已經論述過的產權問題，也同樣來源於這個製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問題。土地碎化，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特殊的資源稟賦所賦予中國農業的一個突出特色。在城鄉分割，農民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個特色導致了中國農業的“內卷化”困境。所謂“內卷化”指出的是這樣一種情形：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資源約束之下，中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斷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發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如此，農民的耕種主要變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潤。在中國的一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麵積隻有0.76畝，低於世界0.8畝世界土地警戒線標準。也就是說，在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越過土地供養人口的極限水平（而提高農業單產水平總是有極限的）。顯然，這個趨勢構成了對現代化農業的一種反動。“內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一種“退化”和“不發展”狀況，與具有濃厚“進化”意味的“現代化”含義恰成兩極。不幸的是，土地承包製度在部分解決了激勵難題的同時，卻繼承了這個特色。在與其他先對代產業的競爭中，農業本身就具有無法克服的比較劣勢，中國以戶為單位的土地承包製度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方式加劇了這種劣勢。
無論是依經濟之規律，還是征諸其他現代化國家農業發展之曆史，規模經營都是中國農業難以逾越的一個的必經過程。然而，在中國談規模經營，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製度雖然有土地集中，規模經營的優勢，但其衰敗的內部激勵機製卻早已聲名狼藉。1979年後中國農業發展的曆史經驗也證明，現行的承包製度即便帶有小規模經營的特點，其績效也要比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優越得多。如此，設計出一套既保留承包製得激勵優勢，有能發展大規模經營的土地製度，就找到了中國農業走出困境的鑰匙。在我們的想象中，能夠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唯一一套製度，就是土地大規模的私有化。隻有這樣，土地才能夠迅速集中在少數有經營水平的農民手中，並使中國農業在規模經營的推動下走出困境。不過，這種辦法很難為現有的中國領導人所接受，且不論其意識形態上的背叛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碩果僅存的最後一份遺產，任何中共領導人跨出這一步都必須承受致命的政治風險），單就其操作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巨大社會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望而卻步。素以鐵碗著稱中國前任總理
正是在這種左右支絀的情況下，為了穩定糧食價格和農民收入，
中國農村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又一次深淵之旅，由於另外一個因素而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這個因素就是WTO。雖然有“聰明”的經濟學家舉出這樣和那樣的證據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完全沒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實卻是，在加入WTO的當年，中國最具農業競爭力的幾個省份就立即發生了“新東北現象”。在陡然麵對國際競爭之後，中國東北地區部分農產品開始嚴重積壓，其低下的競爭力被國際市場襯托得一覽無餘。2004年中國在停止多年之後重新從世界市場上進口糧食，引起世界糧食價格波動。這個有力的跡象表明，中國農民的命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全球市場聯係在一起。實際上，早在1995年，中國的大宗農產品如糧食、棉花、羊毛、油料等產品的價格就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隻不過，由於當時封閉的市場環境，沒有人過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險信息。當時的一則報道曾經透露，中國大量進口糧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90年代中國農業所顯露出來的危險跡象被一位美國專家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位名叫布朗的美國學者將他的思考概括為一個聳人聽聞的書名：《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在當時曾經激起了巨大的爭論，也強烈的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來，這應該是有關中國農業問題振聾發聵的第一聲。事實上，無論是從科技支撐、產權製度還是產業化程度，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的農業都不是一個數量級的。這個明顯的不利因素，遲早都會發生作用。我們所不知道的是：它會以什麽樣方式展開以及這場競爭的殘酷程度。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國家農民屢見不鮮的農民抗議畫麵，為中國農民可能的生存境況提供了可以參照的藍本。其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中國的農業人口有接近八億之巨。或許，中國（當然也包括中國農民）最終融入國際經濟體係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我們必須提醒的是，這個過程可能相當冷酷。當然就目前中國農民已經在生存線上掙紮的現狀看，中國農民的確沒有理由懼怕國際競爭，因為他們的處境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了。也隻有在這個意義上，許多經濟學家對入世之後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樂觀預測才是正確的。很顯然，這種樂觀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殘酷的假設之上的：中國農民對惡劣的生存水平有著超強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國特殊的農業資源稟賦和落後的土地製度之外，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來源，這就是籠罩在中國農民頭上的龐大的官僚體係。有統計表明，僅鄉鎮一級，為了維持官僚體係的生存，每年就要從中國農民身上“創收”1840億元。
中國的學者喜歡將中國農民問題歸結為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但這個形象的概括卻具有明顯的誤導作用，因為所有這些發生在農村的問題，其根源卻在遙遠的城市，在盤踞於遙遠城市之中的官僚體係。現在已經很出名的農村企業家孫大午用樸實的語言概括了這種狀況，他說，“問題在下麵，根子在上麵”。沒有理解錯的話，他所說的上麵就是指的行政官僚體係。在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媒體中，農村基層官員已經變成了中國幹部隊伍中最負麵的典型。這造成了一種廣泛的錯覺，以為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所有罪惡行為都是由這一群目無綱紀的基層幹部獨立製造的。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確實有許多駭人聽聞的紀錄，但準確的說，他們經常隻是這些悲劇的實施者，而不是導演者，真正的導演者是具有強大剝奪性的中國官僚體係，然而，他們卻在農民看不見的地方。農村基層官員不過是這個層次複雜的官僚體係中的最低一層，是官僚體係這部噬血機器插入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個個針頭。這個位置注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官員將在官僚機器與底層民眾的衝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資源極其稀薄的中國農村，與掙紮在溫飽線上的農民爭奪生存資源，這個角色就必然會帶有某種血腥的氣味。中國媒體最近幾年披露的事實說明，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暴力行為已有愈演愈烈之勢。1999年12月，山西青年農民李綠鬆因上訪反映村小學建築中的經濟問題，被公安機關抓到看守所嚴刑拷打之後，被慘無人道地割掉了舌頭。其殘忍和血型程度令人發指。
通常說來，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暴力手段都是一種成本高昂的選擇。因為這不僅可能帶來暴力的抵製，而且一旦事情鬧大了，發展成為某種群體性事件，基層幹部還可能受到上級的懲戒。李昌平就曾經成為過這種上級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殺事件引起了高層震怒。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在外界看來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呢？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農村的生存資源已經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暴力行為發生的頻度，實際上就是衡量中國農村生存資源稀缺程度的一個靈敏指標。雖然在少數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農村，基層幹部手中的權力比較值錢，因而聚斂了可觀的財富，但就大多數農村而言，普通基層幹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實權的基層領導）的生存狀態與他們的農民鄰居相去不遠。據我們所知，就是在江蘇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基層鄉鎮幹部被拖欠工資的情形也經常發生，要注意的是，他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國農村越來越頻密的暴力背後，我們看到的不是底層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則是“國家”的瘋狂。作為國家官僚體係的最低層級，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工資等基本生存資源以及更高級的諸如提拔之類的個人發展，完全掌握在他們的上級手中。而這些基本和高級需要是否能夠得到滿足，則取決於他們滿足上級的程度。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服務對象不是農民，而是他們的上級。農民隻是他們滿足上級需要的工具。當基層官僚無法從他們的上級那裏獲得完成任務以及擴張自我利益的必要資源的時候，壓榨農民就成為基層官僚的唯一選擇。從國家那裏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農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這種明顯具有暴力性質的壓榨獲得了廣闊的空間。據李昌平統計，僅監利一縣，被非法關押過的農民就數以萬計。隻有當這種壓榨不堪忍受，足以激發民變的時候，農民才會以“穩定隱患”的形式進入城市官僚體係的視野。而在平時，農民既不是他們負責和服務的對象，也不會對他們個人前程構成任何損害。正如農民看不見城市官僚一樣，城市官僚也看不見這個數量驚人的底層階級。在那些離農民更加遙遠的城市官僚看來，農民不過是他們越來越瘋狂的“政績”攀比的一個工具，是他們維持日益浮濫的官僚係統運轉的一個抽象的“稅基”。顯然，災難發生在底層，但壓力卻來自官僚體係的上層。
漢學
在中國改革之前，官僚體係對中國農民的抽取是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實施的。有人曾經計算過，1952年到1986年，中國官僚體係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名義從農村抽取了約7000億元，這筆在當時十分巨大的財富通過官僚體係直接流入了城市。國家工業化，是當時中國官僚體係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為各級官僚默會的政績依據。改革之後，這種抽取並沒有停止，隻是口號變成了“經濟增長”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單純的行政抽取變成了行政和市場的雙重抽取。據中國一位社會學家的估算，改革之後，僅僅通過無償義務工，國家每年就從農民那裏拿走1000～2000億元。同樣是這位社會學家的估算，1985年之後，由於國家取消了對農村教育的撥款（中學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學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農民自籌經費，這一項“改革”，國家又從農民手中每年隱性“改”走了300～500億元。難怪有人將中國農村稅收政策譏諷為“負累進”製度。如果加上諸如金融等更加隱蔽的市場化手段，國家以“改革”和“經濟增長”名義從農村抽取的則可能是一個驚人之數。體現在統計所謂比例上則是：農村為國家貢獻的稅收占國家稅收的26％，而得到的財政撥款僅占9％；與此同時，農村為國家銀行係統提供了1/3的存款，卻隻得到了1/10的貸款。這等於是在說，改革前後，中國官僚體係對農村的抽取並沒有絲毫好轉的跡象，隻不過名義變了，手段變了。這一點，並不能因為農民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蓋。改革之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後的農民狀況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農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卻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奪。
這個結論可以從80年代中期之後，農民與其他階層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觀察到。農民企業家
中國農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雖然規模巨大，卻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動員和組織成本極其高昂。這個特點決定了，他們很難成為一個有效的壓力集團。他們受剝奪的程度幾乎完全取決於官僚集團的良心和自我約束。但中國2000年的曆史以及我們對中國近20多年改革時代的體察都告訴人們，這是非常靠不住的（這其實是一個常識）。否則，對官員有著最為完備的道德訓誡體係（裏麵充斥著親民、愛民以及自我約束的勸諭）的中國就不會發生那麽多破壞性的王朝更替了。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中國的官員感慨說，我們農民多麽好呀。他們是在讚美中國農民的超級忍耐力。他們也經常將社會穩定的希望寄托於中國農民的這種馴順性格上。的確，隻要剝奪沒有超過生存底線，中國農民就是人們眼中的順民、良民、賤民，但如果超越這一底線，中國農民就會立即顯示出他們的另外一種曆史麵目：暴民。賤民和暴民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間實際上隻有一步之遙，或者根本就是一體兩麵，角色的轉換瞬間就可以完成。承平時期壓榨賤民，危機之時防範暴民，中國官僚體係2000年以來的基本職能總是在兩極之間來回搖擺。走出這個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將農民變成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的現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號稱進行了20多年現代改革的中國，無論是在統治者那裏還是在被統治者那裏，我們都還沒有看到這種意識的萌芽。一位社會學家在與中國河南省的某個地方當局探討艾滋病人（這個地方地農民由於賣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規模感染）的救助時，從地方官員那裏得到的答複相當令人震驚：“你們為什麽這麽關心他們？這些人，讓他們自生自滅吧。”地方官員對農民的這種態度實際上是一種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著，一旦危機席卷，農民仍然會扮演他們反複扮演過的傳統角色。暴民是臨時聚集在一起的破壞集團，沒有長期的組織目標，不善於談判，也不屑於談判。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破壞和顛覆。1993年的時候，中國出現過一本爭議極大的著作《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在書中，作者將中國的八億農民比喻成“活火山”。火山平時看上去與其他的山頭沒有什麽兩樣，恰如今日沉默、厚道的農民，但一旦開始噴發，就會在短期內發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暫、猛烈、無明確先兆的特性而言，將中國農民比喻成“活火山”無疑是神來之筆。有人將阻止火山爆發的希望寄托在壓製農民的結社權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與農民集團的疏離上，以為如此一來，農民就隻有在分散狀態下逆來順受的份，但這恰恰是危險所在。因為暴民集團從來就不需要什麽嚴密的組織，也不需要什麽長期目標，他們甚至也不需要所謂精英人物。把他們聚集起來僅僅是一種共同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可能隻需要一個簡單的信號，一個莫須有的謠言，一個敢於登高一呼的山大王，就能夠在刹那間掀起風暴。事實上，從中國過去十多年中連綿不斷的小規模的暴動中，我們已經看到這座活火山又一次周期性活動的跡象。畢竟，中國農民被剝奪的太久了。他們發動了這一次的改革，卻在半途中又一次被改革拋棄了。一位研究人員在將南非的各種數據與中國比較之後驚訝的發現，中國農民受到的虐待遠甚於種族隔離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結論說，農民是中國一個被隔離的“種族”。巴爾的摩日報記者Frank Langfitt為這個結論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根據。他說，在他訪問過的一個湖北農村中，有38戶家庭由於無力繳納稅收，被當局拆除了房屋。最後，這些農民不得不跟他們的家畜生活在一起。雖然我們相信，這些農民的悲慘生活隻是一些極端案例，但這種事情發生改革25年之後的中國，無疑對中國農民的整體現狀具有極強的指標性意義。這種文明社會很難容忍的現象不能不使我們懷疑，中國農民的現狀離我們在理論上推導出的那種“賤民”究竟還有多遠？這個“卑賤的種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們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上？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暴力技術以及迅速的賑濟能力，或許可以遏製造反行動的大規模蔓延，但以類似種族隔離的手段長期將農民阻止在財富和權利之外，則無論如何是不人道的。而這種對農民的排斥最後所導致的對現代化的阻斷作用，已經被中國近代曆史多次見證過。到目前為止，就我們閱讀和親曆所及，中國農民還僅僅將他們的憤怒集中在他們看得見的基層官僚身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永遠不會對整個官僚體係的合法性提出挑戰。2001年最後一天，江西萬載縣發生傷亡慘重的鞭炮爆炸。當有記者問道“為什麽要從事如此危險的職業”時候，村民們的回答令人震驚而又悲涼：與其餓死，不如炸死！這個極端的案例說明，中國部分農民的選擇實際上隻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間而已。對生存境況這種清醒而又絕望的自我意識，實際上證明，中國農民已經對整個社會秩序的合法性發出了憤怒的質疑。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與其炸死，不如戰死”。對當局者來說，這已是一個再清晰不過的信號。它強烈暗示，在經過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農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又一次被驅趕到了曆史的十字路口。他們會在我們這個讓人眩暈的中產階級時代幕後發動一場突然襲擊嗎？
1932年，一位美國青年懷著由來已久的好奇來到了神話中的中國。然後，他在北京租下一座豪華的宅院，開始了他為期四年的中國之旅。他就是後來成為美國漢學巨擘的費正清先生。多年之後，費正清先生是這樣為同樣好奇的美國人解讀中國神話的，他說，他看到了兩個中國，一個是鄉村中國，另一個是都市中國。這兩個中國有著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評論說，如果日本人擴大侵略，“農民將會默默的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了”。費正清先生“兩個中國”的發現是如此的銳利，以至於成為研究中國問題風靡一時的重要範式。令人悲哀的是，70年過去了，這個範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釋力，吸引著我們這些後輩晚生的注意。難道我們真的還停留在費正清見證過的那個時代嗎？抑或，它們僅僅是相似而已。
塔吊上的農民工，懸空的階級
陳榮祥無意中做了一次新聞人物。為了討要工資，他爬上了位於北京一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夥計們打工的地方。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個小時之後，陳榮祥如願以償，為他的幾十位民工兄弟討回了工資。最後，這位65歲的老人用一個令人吃驚的動作結束了這次“示威”行動，他顫抖地雙腿跪下，口中連連有聲:“給各位添麻煩了”。陳榮祥的這個故事發生在 2003年11月3日，地點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在這之前，在中國的各個大城市條中已經有一係列類似的新聞發生。民工們以自殺的姿態爬上鬧市最醒目的高處，或申訴冤屈、或討要工資。這種在2003年漸成“時尚”的抗爭方式被媒體形象的歸納為民工的“跳樓秀”。很難判斷民工們這種有點“超限戰”意味的行為是不是從媒體的報道中模仿到的，但各地民工紛紛采取這種以命相博的表達方式則證明，他們在都市中的生存狀態正在急速滑向底線之下。畢竟，這種獨特的“廣告”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險。陳榮祥就是這樣無意中成為又一篇“都市新聞”的主角的。在平時，陳榮祥們是很難被都市中的“中產階級”媒體注意到的。隻是當城市中又發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時候，人們才會偶爾聯想到他們。所以陳榮祥們要采取這樣一種極端的表達方式來喚起人們的關注。不過，以生命為賭注的廣告方式並不是陳榮祥們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態，他們更典型的姿態是：下跪。陳榮祥一個無意識的下跪動作，將中國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艱難和屈辱刻畫得淋漓盡致。2003年一係列農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國總理溫家寶親自出馬為一位重慶農民工追逃工資。
像陳榮祥這樣被人們稱為農民工的城市新移民，在中國的都市中已經聚集了一億之眾。無疑，他們已經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階層。據中國的曆史學家們考證，中國今日之農民工可以在很早以前找到它的對應物，中國唐代即有“雁戶”。“雁戶”是對那些往還遷徙於故土與異鄉之間的民戶的稱謂。由於其習性與因季節而遷移的雁相近，故謂之為雁戶。就這種生活習性而言，今日的農民工一族與古代的雁戶的確有神似之處。不過，無論就原因、規模還是對未來中國的影響，我們現在看到的農民工都與中國曆史上的“雁戶”不能同日而語。
1949年之後，毛澤東采取嚴厲的行政手段將農民成功地禁錮在土地之上。農民獲得了土地（不久之後就被“共產”掉了），卻失去了自由。長達30年禁錮以及生育政策的失誤，使中國的農村中囤積了巨量的人口。這個堆積在土地上的人口壓力，在鄧小平的改革之後開始逐漸向城市釋放。從1979年農村改革到90年代初期，農民向中國城市釋放人口壓力的過程是緩慢和有節製的。早期農村改革的奇跡讓中國農民誤以為，隻要他們在自己狹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細作，增加單產，就可以繼續保持他們溫飽閑適的農耕生活。所以在這一時期，城市人們看到的農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類的“技術移民”。可以說，他們主要是受到比較利益的誘惑而主動進入城市的。但中國農村嚴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進的市場化邏輯，很快就顯示出了其本來的猙獰麵目。中國農民發現，農村改革所帶來的幸福時光不過是一種短暫的幻覺，繼續留在土地上，可能連生存都會成為問題。從此之後，中國農民開始以勢不可擋的主動姿態衝擊城鄉戶籍界限，向城市移民的速度驟然加快。轉折發生在1992年，這一年，農民工人數從前幾年的低位突然爆增到4000萬。這個數字在92年之後逐年膨脹，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時候已經達到8800萬之多。與80年代的民工相比，現在這支遊離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巨大群落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因為他們是迫於生存壓力而不是比較利益而離開土地的，他們是再也回不去的一群。他們是沒有未來的城市人。他們是沒有過去的農村人。這也是為什麽92年之後的農民工大多雲集在憑“身體”吃飯的低級工種上的主要原因。1994年春節前後，當北京市民突然發現“源源不斷的民工從地鐵口湧出，從各路公共電汽車上擠下來的人流，向站前廣場猛跑”的時候，《北京日報》以憂慮的筆調寫道：“民工潮，一個跨世紀的難題”。這是一個有遠見的新聞標題。但作者恐怕很難料到，跨世紀的十年之後，這個難題已經被抹上了越來越悲觀的色彩。讓我們用數字來描述一下這個難題的現狀。即使以最低的城市化比率60％計算，中國還將有三億農民移民城市。這意味著，我們要在短時間內在這片土地上再建一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工已經遠遠不止是一個跨世紀難題，而是一個世界的難題。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工程，在世界曆史上幾乎還從來沒有出現過。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從容地度過這一過程，時間並不站在我們這一邊。中國農民在進入新世紀後越來越深重的困境顯示，中國城市可能正在麵臨著一次更加凶險的人口洪峰。中國曆史告訴我們，農民——這個在平常被人們視而不見的底層階級，一旦流動起來，就會立即凸現出它的威懾意義。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工才是代表中國農民重構中國社會的主要力量。於是，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解決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不外乎如下幾途。一是將農民禁錮在土地上，讓農民在土地上自生自滅，周而複始地演繹馬爾薩斯式的冷酷故事。這個毛澤東的辦法不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證明是失敗的。否則，鄧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會發生了。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的第二個辦法是所謂的就地轉移。這就是在中國農村普遍試驗過的鄉鎮企業之路。這個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社會學家費孝通發現並推廣過的農村改革路徑，在中國80年代終於開花結果。其迅速的崛起，引發了無數人的好奇心。出於某種誤解，一些海外學者對鄉鎮企業模糊的產權模式推崇備至，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公平的說，沿海鄉鎮企業在整個80年代的確在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方麵發揮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資料顯示，在1978~1986年之間，鄉鎮企業創造了5700萬個工作崗位，可以說居功之偉。這激發了許多不切實際的熱情，以為中國真的找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這種熱情很快就為90年代之後的事實所冷卻。1993年之後，中國鄉鎮企業以每年7％的速度倒閉，吸收剩餘勞動力的能力急劇減弱。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曾經預言：“90年代後期，隨著鄉鎮企業的技術升級以及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中國鄉鎮企業排出（注意，不是吸納）勞動力的趨勢將進一步加劇。鄉鎮企業作為80年代城鄉分割的特殊環境中發展期來的特殊工業模式，其大量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過渡性功能將告一段落。形勢的發展顯然比我們的預期更加迅速。現在，即便在沿海地區，輝煌一時的鄉鎮企業也已經成為了曆史名詞。他們大多數消亡了，少部分變成了私營企業。而在內地農村，那些一度雨後春筍般的鄉鎮企業更成為見證中國農村又一次“大躍進”的曆史遺跡。“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在經過短暫的繁榮之後迅速破滅的事實證明，中國的工業化模式很難脫離現代化的一般軌道而另辟蹊徑。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實現他們與現代化結合的夢想。使他們與現代生活方式融合起來的唯一起點，就是他們十分陌生、甚至恐懼的城市。但恐懼歸恐懼，生存的欲望將壓倒一切。這個壓力將最終碾碎中國農民延續了幾千年的“土地之戀”，驅趕他們義無反顧地湧入城市。城市，是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第三條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事實上，80年代主要指向鄉鎮企業和沿海地帶的人口流動趨勢已經為向中心城市流動的趨勢所取代。在轉了一個大彎之後，中國被重新納入現代化的既定軌道。90年代之後，中國大城市中澎湃洶湧的民工潮正是這一鐵律在中國曆史上的具體展開。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城市是不是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夠的職位，中國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備了接納一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須的寬容精神？揭開所有思維上的迷亂，中國農民問題的實質其實就在這裏。除非我們對現代性存在另外一種理解，那麽，中國的所謂農村問題，根本上就是一個城市問題，是中國城市能不能，願不願為這些鄉下人提供溫飽生活的問題。
30歲王福林是貴州（這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的一位農民，為了孩子的學費和父親的醫療費，準備到2000公裏之外的杭州打工。一路上，老實巴交、戰戰兢兢的王福林經曆了小偷的搶劫、警察的嘲笑。當兩天之後終於到達杭州火車站的時候，他身上的最後一點盤纏也被當地的地痞洗劫一空。情急之中，這位絕望的農民攀上了一個
民間日常用語往往比學術概念更能傳達事物的本質信息，“農民工”就是這樣一個包含豐富社會學含義的日常用語。中國社會學家
對中國農民工一份調查顯示：改革之後，有過外出務工經曆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曆的人再次外出務工的比例反而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曆的人少約6成，而在改革前的一些時期，有過外出務工經曆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曆的人外出務工的這個比率高2.3倍。對這個調查，人們可以做出各種解釋，但有一個結論則可以肯定，農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並沒有什麽顯著改善。許多其他的關於農民工態度調查也證實，進城農民工返鄉的意願相當強烈。這說明，農民工在“現代城市”中與他們在落後鄉村中的生活質量可能相去不遠。對於很多農民工來說，城市隻是他們人生一個短暫的驛站，而決不是他們生活方式的終點。他們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緣的紐帶構築著一個個鄉村共同體。從農村到城市，隻是從底層的一端走到了底層的另一端，地理位置的改變並沒有使他們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製度性的向上流動渠道。在遍觀北京農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後，一位作家憤然寫道：
……
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
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
沒有一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一盞是我們的。
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
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一種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們在尋找你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你和我。
這位作家的觀察是準確的。他暴露的是這樣一個冷酷的事實，在中國城市，農民工受到的不僅僅是歧視，而經常是一種赤裸裸的虐待。在春運擁擠的列車上，在市容糾察取締街頭攤販的行動中，不由分說的使用暴力以維護“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的行為已經為我麽你所司空見慣。“習慣性暴力”雖然遠遠不止於落在農民工頭上，但尤以農民工為甚。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能夠期望他們回報城市以勤奮、誠實，變成守法的公民嗎？如果中國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態來對待這些必然要到來的新成員，那麽，中國就隻能永遠是農民的國度。一位中國學者說得好，中國農民的要求歧視非常簡單：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市場。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不過，中國城市管理者對農民在意識和製度上的排拒，並不是農村移民進入城市的唯一障礙，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礙。隻要有一絲生存的希望，中國農民都會憑借他們超乎尋常的生存能力擠入城市。哪怕是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廠”打工。所以，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中國城市是不是能夠為他們提供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看不到希望。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這個軟腹部開始的，但不幸的是，農村改革的成功並沒有激勵城市改革的進一步加快，相反，卻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餘，使中國城市改革的長期異化獲得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可供攫取的資本“剩餘”，中國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麵改革之路。中國改革得路徑選擇也可能比今天要健康得多，其提供就業機會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寬廣得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對於中國整體改革究竟是禍還是福，是在是一個未定之數。或許，這需要今後的曆史來下結論。但有一點是現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國城市改革的長期異化不僅是中國城市自身變得日益虛弱，而且也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到位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於這一點，一位美國學者嚴肅的提醒到，“……如果為整個社會提供了經濟改革基礎的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卻因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問題而終結，這將是一個巨大的不幸”。這個預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為現實，並結出苦澀的果實。雖然中國的GDP製造機仍然在高速運轉，但年年攀高的失業率和每況愈下的第三產業的增長率，都為中國的GDP”奇跡投下了極不協調的陰影。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中國是一個很難用常理看待的經濟政治實體。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失業趨勢以及第三產業的增長趨勢（這是一個容納就業最多的產業）都已經表明，中國城市的就業容量正在接近極限。在中國城市中的耳聞目睹可以部分證實這種理論上直覺。如果情況果真是這樣，中國城市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排斥力量就將是無法抗拒的，歧視和製度性的排斥都將成為無足輕重的因素。事實上，中國經濟危機導致城市人口被迫向農村轉移的情況已經不止發生過一次。中國農民問題專家溫鐵軍將這種人口逆向遷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鄉運動”。“上山下鄉”是中國文革期間為了減輕城市人口壓力而迫使年輕人離開城市的一項政策。雖然這項政策掛著意識形態的幌子，但其本質原因卻是城市自身的經濟危機使然。不過，在失業情況如此嚴峻的今天，中國經濟即便沒有危機，哪怕隻是輕微的放慢增長，都可能引發類似人口排出現象。當然，新的曆史環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鄉”，而是一大批人徹底的淪入生存底線之下，而首當其衝的可能就是這批新的城市移民——農民工。他們既無“山”可上，也無“鄉”可下。因為隨著耕地的不斷減少和人口的不斷膨脹（有統計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間，大陸占用耕地麵積將超過五千四百五十萬畝，由此導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農民將達到七千八百萬人），中國今日農村人均資源的匱乏程度已經遠非毛澤東時代可比。一份中國社會學家的調查顯示，在中國年輕一代的農村移民中，不會、不願以及由於耕地太少無法務農者的比例高達70％。這意味著，他們已經是一群不工不農、不城不鄉的邊緣人，是一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懸空階級。在這個意義上，塔吊，正是這個階級的尷尬處境的最佳隱喻。一旦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職業保障，他們就將變成中國曆史上標準意義上的“流民”。所謂流民，即是指那些無法順利出賣身體的人，而當身體都無法出賣的時候，身體就可能變成暴力的資本。看看中國那些爭先恐後的賣血者，我們就能知道，中國農民工與流民之間的距離實際上是多麽的接近。一場不起眼的經濟停滯就可以促成這種身份的徹底轉換。而在我們看來，問題重重的中國經濟隨時都可能發生這種停滯和衰退。在今天中國，所謂城鄉壁壘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身份壁壘，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價，毫無著落的就業機會，遠在天邊的教育及醫療保障，不斷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這些已經悄然挖出的鴻溝像一道更加堅實的圍牆將農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觀之，一支曆史上最大的流民隊伍已經在當代中國昏睡的意識之外悄然成型。這支流民隊伍的規模已經占到中國現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億/4.5億），而且有源源不斷的候補人員。如此巨大的流民規模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支令人膽寒的摧毀力量。
中國農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築、餐館、發廊、搬運、街頭攤販這些邊緣性職業中。這些職業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靠身體吃飯，其待遇和職業穩定性都相當差，對經濟波動極為敏感。中國新華社的記者從2003年七月起，對一位來自湖北仙桃的農民工彭紅平進行了一次跟蹤采訪。在短短的115天中，這位26歲的湖北農民更換了11次工作，有60天處於失業狀態。應得工錢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後實得415元，平均下來每天隻有4元。他吃不飽飯，並且經常露宿街頭。不過，這並不僅僅是彭紅平個人的獨特遭遇，有調查顯示美，有37％的農民工曾經遭遇過身無分文的境況。然而，這些難以置信的數字遠遠不能描繪這位現代“苦力”在城市生活中的屈辱、艱難，其生存狀態遠遠超出我們理論上的合理想象。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話，我們隻能說，這是一個盛世中看不見的“悲慘世界”。專門研究中國企業情況的漢學家高家龍曾經為我們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廠的生活情況。在日資的內外棉紗廠，工人們可以獲得廉價的住房，雖然七到八人同主一間，但租金非常低廉，僅僅相當於月工資的1/50，這些工人的集體宿舍有電燈、自來水、廚房。不僅如此，內外棉紗廠還“為工人支付於工作相關的工傷或疾病的醫療費用。”相較於一個世紀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紅平的遭遇讓我們仿若隔世。雖然我們沒有更加準確的數據描述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狀況，但彭紅平的故事卻大體上反映了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職業”處境。在2003年10月中國國務院的新聞招待會上，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梁嘉琨透露：“中國煤礦每年死亡人數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由於被拖欠薪水而被餓昏的悲慘報道也時有所聞。這些廣泛的報道和證據表明，中國存在著數量驚人的“血汗工廠”、“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國農民工就是這些血汗行業勞動力的主要供給者。無論這些血汗行業在經濟上多麽“合理”，它都是對社會人道底線的尖銳挑戰。最為關鍵的是，它對中國的脆弱的社會穩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這無異於說明，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已經沉浮於生存線上。跨越一步，他們就無法維持最簡單的再生產。
到目前為止，就我們觀察到的情況而言，中國城市中的農民工都是以地緣的紐帶小規模的聚集在一起，這種“共同體”給了他們相互幫助和相互救濟的最後庇護。但誰也不能保證，如果情況長期得不到扭轉，這些現在還在起到穩定作用的“共同體”會不會變成一個個小型的犯罪集團。發生在中國湖南省的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似乎是一個底層革命特別頻繁的國家，近有毛澤東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遠則有無數的底層造反運動和王朝更替。這應該使我們對底層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層革命從來就是“瞬間”出現的，不會給出明確的提示和預兆。因為它的基礎早已經成熟。用這個角度觀察今天的中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離這種革命的距離實際上並不遙遠。2003年年末發生在孟子故鄉山東鄒城市的一起騷亂事件為這種發展提供了一些具體的背景。
雖然我們不妨以最惡的心態來揣測中國的城管以及其他執法人員，但碾死小販應該是一個意外事件。然而，當一個意外事件變成引發一場騷亂的原因的時候，足以證明人群中早已經儲備了相當強烈的情緒。“意外事件”隻是一個觸發點，隻是一個證明騷亂合法性的理由，是一個“號召”騷亂的信號。這種“借題發揮”的技術，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中發現。在社會情緒比較平穩的時候，人們一般會以個案的方式來尋求問題的解決，群體性騷亂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形式，畢竟這種方式隱含著對參與者的巨大風險。所以騷亂其實並不僅僅是尋求具體問題的解決，而是指向“整體”解決的一種集體行動。在鄒城事件中，這種集體行動的邊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個無辜喪生的小販為象征物的下層階級。一個集體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夠立即引發一場集體行動，說明這個集體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有相當清醒的自我意識。我們的經驗以及相關的調查都顯示，大部分農民工都自我認同為“城市中的農村人”。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自我認同度比傳統產業工人的還要高，其群體邊界也更加清晰。他們甚至通過衣著就能一眼識別自己的同類。換句話說，這個集體已經具備了某種程度上的階級“自覺”。這種“自覺”也同樣在鄒城騷亂事件具體指向中呈現出來。騷亂人群不是直接去毆打城管隊員或衝擊城管隊泄憤，而是直接衝擊市政府。這個舉動表明，騷亂人群已經將這個小販的意外慘死看作了“故意”和“係統”迫害的一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實施這種“係統迫害和壓迫”的政權本身。在騷亂者眼中，城管隊隻是另外一個階級——壓迫階級的象征物。在這裏，階級與階級的界限已經涇渭分明。在近幾年的報道中，發生在中國城市中類似鄒城這樣的“意外事件”已經屢見不鮮。這有力的提示我們，所謂“意外事件”其實一點都不意外。在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還隱藏著一個看不見的“龐大而係統”的敘事。而這個曆史性“敘事”的主角之一就是那個無辜慘死的小販所象征著的農民工階層。這個階層不僅數量驚人，而且聯結著兩個與自己麵貌酷似的群體——農民和越來越壯大的城市邊緣群體。基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更大規模的底層運動已經為自己找到了最基礎的群眾。現在的問題是，他們能被積極和理性的組織起來嗎？如果不能，他們會不會成為某種臨時聚集起來的橫衝直撞的破壞性力量？一壺持續升溫的水總是要開的，不是以這種形式，就是以那種形式。
工人，關鍵的少數？
在經曆了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工人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領導一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天幾乎社會最底層的地步。1992年之後，這個跌落的過程開始加速，至今沒有停頓的跡象。如果說1992年之前，這個過程隻是以某種緩慢、不為人知的方式進行的話，那麽在1992年之後，這個過程就變得清晰可辨了。這種加速的變化，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工人正在開始產生某種質變性的心理衝擊。
把工人誇張和吹捧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當然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虛張聲勢，但中國工人在改革之前的優越地位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那個時代，與農民相比，工人是一種身份，是一種城裏人的標誌。與知識分子相比，則更是一種政治待遇。中國知識分子哭著喊著爭取了幾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當局恩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才覺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異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短短十幾年過去之後，如果你再將知識分子當作工人的一部分，恐怕就不再是一種抬舉，而是一種羞辱。在中國改革之前，唯一比工人優越的大概就是中國的幹部階層。即便如此，其經濟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將中國工人比作改革前中國的類中產階級，的確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這一切都已經變成了中國工人的苦澀回憶。而這個昔日曾經是中國社會穩定中堅的“老中產階級”，也正在成為中國執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調查都顯示，工人是中國25年改革中受損最大的一個階級。對於這一點，中國工人感受至深。1994年在北京八個城區所進行的一項調查揭示，有57.9％的工人認為自己的收入處於中等以下水平，認為自己處於中等以上水平的隻有7.4％。這表明，早在90年代初期，中國工人就對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當明確和一致的認識，而且評價極低。在當時，這其實是一種預感。十年之後，中國工人的處境不僅證實了這種預感，而且變得愈發陰暗。2002年8月～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在遼寧下崗工人中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80％的被調查者認為中國社會公平程度較差。雖然這項調查的樣本有些特殊，但卻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對中國改革的態度。實際上，在工潮和抗議此起彼伏的今天，此類調查多少顯得有些迂腐了。（職業聲望調查：報告116）然而，這究竟意味著中國工人作為一個強勢集團在漸次退出曆史舞台，還是意味著他們正在以一種被壓迫者的姿態重新進行的一次集結呢？
在改革之前，作為一個階層或者一個集團的中國工人，雖然是附庸於政權的一種力量，但其階級和集團意識卻是非常強烈的。每一個工人都可以意識到他是這個集團或者這個階級的一份子。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部分要歸結為宣傳機器的灌輸，部分要歸結為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確地位和邊界。改革之後，中國工人作為一個階級的這種自我意識逐漸瓦解了。由於職業分際在改革之後是個人地位變動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國工人曾經非常強烈的階級意識被一種朦朧的職業歸屬所取代。人們不再用自己所屬的階級地位來解釋自己在改革中的命運，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職業來解釋這種變化。不過，與這種趨勢同時發生但顯然更加強烈的趨勢則是一種無助感。在切斷了與政權的傳統聯係，而官辦工會完全成為擺設的情況下，中國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漸被切割成一個個分離和孤獨的個體，基本上失去了與集團、與社會的製度性聯係。換言之，他們徹底失去了保護。中國工人這種自我認同的消解和危機與中國社會的碎片化趨勢是一致的。事實上，具有傳統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中國國有企業工人隊伍的不斷萎縮，以及工人職業和人員成分的不斷複雜化，都在不斷削弱中國工人傳統上的階級意識。然而，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階層，中國工人的意誌不可能徹底消失，它總會以這種或者那種形式表現出來。當原子化的趨勢發展到極至，當自由蛻變成孤苦無助的時候，人們就會有強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們今天看到的，不僅是中國工人從傳統的“領導階級”淪落為一個“受剝奪階級”的低潮時期，也同樣是他們作為一個最新的“受剝奪階級”重新凝聚並開始發揮作用的時期。這種趨勢在中國的失業工人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失業工人是中國改革中受創最烈的那一部分，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絕對貧困狀態。對這種讓人刻骨銘心的生活變化，他們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家住沈陽鐵西區的失業工人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我們這些人本來是有工作的。我們有過自己的生活，我們還有過錢。因此當政府說它不能為我們所有人安排工作時，我就是不明白。” 顯然，這是一種夾雜著絕望的迷茫。這種情緒在中國的失業工人中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中國失業工人會不會成為中國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團意識，並催生中國新型工會組織的先導者，我們不得而知。但作為一種強烈的意誌，它肯定會顯示其力量。以任何標準衡量，中國失業工人的數量都已經達到了爆炸的邊緣。危險的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個群體的規模不僅將在高基數上繼續膨脹，年齡結構也將日趨年輕化。與農民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決定了，一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可能立即淪為赤貧和饑餓狀態。對此，我們恐怕很難寄希望於中國形同虛設的社會保障網絡。以我們對中國分配機製的了解，如果我們能夠稍微延緩中國貧富分化的零博弈趨勢，可能已是最高目標。所以，由最先蘇醒的中國失業工人為主導的中國工人，將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又一股重要力量。這個力量並不會由於工人的職業和收入分化而徹底消失。相反，由於失業工人生存狀態的絕對貧困化而會變得更加具有烈度。與中國龐大的農民群體相比，中國工人可能是下層中的少數，然而，其組織性和認識能力決定了，他們可能是關鍵的少數。而失業工人則是這些關鍵少數中的關鍵。
對這種不斷匯聚，隨時可能掀起風暴的社會潛流，中國領導人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隱約的察覺到。1996年，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就通過《工人日報》安撫中國工人：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絕對沒有降低工人在企業中主人翁地位，也絕對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我們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接著，他重申了毛澤東時代的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寫進《憲法》的。江的這段談話表明了中國領導人的一種隱隱的憂慮：昔日的穩定基礎和忠實盟友越來越可能成為首先造反的一群。不過，這種擔憂並沒有從根本上挽救局勢。雖然從那個時候起，中國領導人做出了種種努力，以改善中國工人的境況。但GDP迷信所造成的執政偏差，以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惡性發展，都使局麵進一步惡化。2002年一項在東北四城市對下崗工人所做的調查顯示，過去5年中生活情況變壞的受訪者達到6成以上，而情況變好者則微乎其微。麵對這種現實，當局的安撫簡直就像一場精心謀劃的騙局。對於這一點，中國工人心知肚明。他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他們既不是什麽主人翁，更不是什麽領導階級。他們隻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一個犧牲品，或者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價”。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失業，更多的壓榨和更黑暗的未來。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傳統產業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現代化的一個必然趨勢，但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絕對的貧困，卻很難用這樣的邏輯加以解釋。準確的說，中國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團的掠奪。這種掠奪將自己包裝成一種必然的曆史規律，以便讓“犧牲”者們心悅誠服的接受。但顯然，這隻是一個謊言。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改革必須以一部分人的犧牲為代價。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犧牲必須像中國失業工人這樣慘烈。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那就隻能證明，這種改革不僅值得懷疑，而且必須加以反對。實際上，中國工人目前的悲慘處境根本就不是所謂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團假借改革巧取豪奪的結果。如果真的有什麽必然的話，那它就是中國改革特殊政治邏輯所決定的必然。而這種改革邏輯本身卻是人為的。中國東北一位高級領導人在談到工人失業的問題時候說，“我們在清理一個曆史時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說的曆史時期顯然是在指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在中國，將所有改革問題都歸咎為“計劃經濟”是一個非常時髦的“理論”。但在失業工人親眼看到他們昔日的領導們在一夜之間就能積累起巨額財富的時候，他們會相信這是真的嗎？
在90年代中期，當中國工人第一次遭遇大規模的“下崗潮”的時候，中國城市中曾經廣泛流傳著各式各樣的下崗工人自殺的故事。一個流傳在湖南某地區的版本是這樣的。一個孩子由於很久沒有吃肉，在市場上偷回了一塊。當孩子的父母得知這一塊肉的來曆後，羞愧難當。於是，他們背著孩子在肉裏麵放入老鼠藥，一家三口自殺身亡。當被問到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的時候，講述者言之鑿鑿：當然是真的，就發生在我們隔壁那家停產的玻璃廠中。
在90年代中期，這種具有明顯寓言結構的故事，更多的是彌漫於中國工人中焦慮情緒的一種投射，其發生的概率與其流傳的廣度並不相稱。但現在看來，這類故事已經全然沒有了當時的誇張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統計表明，失業工人在中國自殺者中占有相當比率。這說明，許多失業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經達到了他們個人的承受極限。今天，當這種悲劇真正發生的時候，人們似乎卻不再熱衷於傳播。這或許是人們已經習慣了悲劇，學會了殘忍；也或許是人們正在準備這個故事的後半部分。的確，就中國的改革的進程而言，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還遠遠沒有講完。
對於中國工人，中國官方媒體要麽大肆誇張個別人下崗之後發財致富的童話故事，要麽就以一種虛偽的同情號召他們“重頭再來”（中國一首廣為流傳，其中充斥著對失業工人廉價同情的歌曲），但卻對他們作為一個集體的曆史命運隻字不提，裝聾作啞。
準確的說，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逐漸縮小的其控製圈的過程。這種控製對農民和其他城市邊緣階層來說，意味著更多的禁錮；而對工人來說，則意味著更多的保護（雖然它同時也帶有強烈的禁錮色彩）。所以，當農民和城市邊緣階層被第一批釋出控製圈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獲得了自由，因而也獲得了成功。然而，當中國改革轉入城市改革之後，第二批被釋出控製圈的工人卻遠遠沒有那麽幸運，因為他們更多的是失去了保護。中國改革在轉入城市之後，實際上就是一個工人逐漸被逐出保護圈的進程。如果我們以中共政治權力為核心，按所有製性質以及在權力基礎中的重要性畫出幾個同心圓。我們就會發現，最接近政治權力核心的是國有大型企業，其次為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最外圍則是各類地方的集體企業。在整個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圍的地方集體企業最先失去保護。他們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曾經預計這些企業中的工人將是城市改革中最早的受難者，這一點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非常明確。1995年在湖北省26個縣市的進行的一項失業調查現實，集體企業的職工占失業者的比率為69％，國有企業職工占31％。幾乎在同時，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超過集體企業職工的一倍以上。集體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甚至低於通貨膨脹。現在，城鎮集體企業已經成為曆史名詞，他們要麽破產，要麽已經被“私有化”了，職工中的絕大多數都淪為了無穩定職業的城市邊緣人員。如今的年輕人恐怕已經不知道集體企業為何物了。不過，集體企業職工的遭遇很快就落到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的職工頭上。在90年代中後期，中國進行了一場秘而不宣的大規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針對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工人以極低的代價被推入社會，成為事實上的失業人員。這個過程在中國內陸省份進行得非常徹底，強盜私有化的掠奪色彩也非常充分。為企業工作了一輩子的職工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便被迫成為“自由職業者”。與此同時，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卻借原國有企業的土地或資產買賣成為“新富階層”。地方國有企業與政治權力核心的距離較遠，在經濟上也不具備戰略價值。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這些企業甚至成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們被拋離於政治權力的保護之外，實在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護成本越來越高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為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戰略，所謂“放小”正是指的這一批企業。“放”隻是一個好聽的說法，其實質是將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包袱甩掉。這成為中國90年代中後期如火如荼的“內部人私有化”的一個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國有企業工人也成為了這種官僚利益集團“原始積累”的首要侵害對象。根據《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國有、集體單位職工人數從1990年的1.38億人減少到1999年的9900多萬人。不難推斷，這其中大部分人已經成為毫無保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業人員，構成了城市貧困階層的又一重要來源。與進城的農民工相比，中國國有和集體企業失業工人雖然同處中國城市社會的底層，但他們的地位落差要比農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組織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這個區別決定了，如果境況得不到改善甚至繼續惡化的話，他們將是中國城市中首先點燃動蕩之火的一群。事實上，中國城市中已經習以為常的靜坐、示威和抗議活動，主要就是這批失業或者即將失業的國有企業工人所組織的。與無組織的農民工相比，失業工人不太可能成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體，他們主要采取群體性的威懾辦法，比如集體性的上訪、靜坐。工人們在原來企業中所形成的群體關係（比如居住地的集中），為這種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組織基礎。但如果他們徹底失去了與原來群體的聯係，或者這種以前形成的紐帶不再能夠起到最後的組織和庇護作用，失業工人的生存就會麵臨兩種選擇。一是以個人的形式加劇城市中暴力活動，另一個就是結成更有效的新型組織，比如自由工會等等。這是一個很容易推導的結論。縱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工人的抗議活動，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業為基本組織形式的分散活動，在口號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當局或明顯授人以柄的極端立場。他們的訴求往往是單純的經濟目標，比如要工作，要吃飯。這種訴求既合情，又合理，讓人在道德上根本無法予以拒絕。即使涉及政治性訴求，也往往隻是指向某個具體單位，具體個人的腐敗行為，而不將這種訴求拔高到製度與體製層麵。這顯示了工人在中國這塊特殊土壤上運作政治的嫻熟技巧。不過，在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中國工人的走向正在開始發生新變化。一方麵是城市暴力犯罪不斷高漲，其突出標誌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經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麵則是跨企業、跨行業抗議活動的出現。2002年3月11日，遼寧遼陽市6個企業的5000多名工人聯合行動，走上街頭抗議。這次抗議活動表現出了一係列不同的特點。其中最值得記錄的有如下幾條。第一是跨行業及企業的聯合。這種聯合抗議在90年代幾乎從未出現過。顯然，由於意識到單打獨鬥的無效性，中國工人們正在跨越中國共產黨最為忌諱和警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抗議界限。與“有組織、有預謀”的特點必然聯係在一起又一個特點是，遼陽抗議罕見的出現了工人領袖。這實際上是中國底層社會草根精英的雛形。出於殺雞禁猴和分化的一貫策略，當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領袖。中國當局這種傳統策略並不高明，這很可能迫使這些底層民眾走入地下，從而鼓勵暴力集團的出現。這是一條不應該再重複的常識。在遼陽抗議中所表現出來的第三個特點，是抗議的政治色彩。遼陽抗議的口號已經不再局限與純粹的經濟目標，工人們不僅要求調查市領導，廠領導，而且要求直接與中央及省負責人進行對話。很明顯，工人已經開始從政治的層麵來來理解自己的處境並直接訴求政治的解決方案。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困苦是一種政治壓迫的直接後果。曆史一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經濟鬥爭長期沒有得到合理的結果，他們就會逐漸將鬥爭轉向政治領域。在中國，政治鬥爭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現實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中國工人本來就不陌生，何況，這在中國本來就是一個事實。遼陽工人抗議發生在2002年全國人大召開的同時，這個時間顯然是精心選擇的，這與以往那些因為意外事件被臨時號召起來的抗議活動具有明顯的區別。這似乎說明，中國的工人領袖們非常懂得什麽時候采取行動可以達到最大的政治壓力效果。遼陽事件雖然不是規模最大的，卻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最值得記錄的工人運動。如果說遼陽事件還僅僅局限於中小型企業的話，那麽，與遼陽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大慶事件則代表中國工人有組織的抗議活動已經開始延燒到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之中。 2002年3月4日，中國大慶——這個在毛時代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聖地”的地方，5萬名被迫買斷工齡（變相失業）的工人包圍了大慶石油管理局機關大樓，抗議企業管理層的腐敗和背信。雖然這次抗議不久即告平息，但它的規模之大，地點之特殊，卻預示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的失業問題可能已經躍升到了新的層級、新的階段，一個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將揭幕。像大慶這類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是最接近中國政治權力核心的部分，是現有政治權力賴以生存的命脈。隻要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的政治意誌還存在，這些企業就會受到政治權力力所能及的保護。但大慶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對這些企業的保護能力和保護意願都在逐漸減弱。中國國有企業一直充斥著大量的冗員，企業盈利能力極其低下，這一點對國有大型企業也不例外。隨著國內市場的必然放開，這些國有大型企業將直接麵臨跨國公司的競爭，其被壟斷利潤長期掩蓋著的低下的盈利能力將暴露於世界巨頭的強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減人員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長期趨勢。中國執政者即使有心保護，也可能無力回天。實際上，大慶事件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中。這個背景是，中國石化公司為了在國際證券市場上融資而被迫滿足盈利標準。不過，大慶的遭遇可能隻是中國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未來的一個寫照。它不是一個發生在特殊時期特殊案例。2003年開始，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也在不動聲色的大規模裁減人員，目的也是為了上司融資。四大國有銀行位列中國大型壟斷企業中最壟斷最大型的核心。這些企業的裁員動向預示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新一輪的失業高潮可能已經開始。裁員可能無法避免，但腐敗卻斷然可以矯治。可以打賭，隻需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每年巨額的揮霍費用（比如養車費用，吃喝費用、出國旅遊費用以及其他數不清的奢侈浪費）轉移支付給弱勢階層，中國的企業轉型過程就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痛苦。可悲的是，我們完全看不到這樣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各地區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瘋狂的國有資產出讓高峰。在完全缺乏媒體監督、並購市場形同黑箱的情況下，這種國有資產出讓完全可以定義為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盜竊。有許多人認為中共不願意搞大規模的私有化，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中共不願意搞的僅僅是“大眾私有化”，而對“權貴私有化”則比誰都熱衷。這本來就是中國的官僚改革的一個邏輯結果，是一樁問都不要問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早已經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問題，而是怎樣私有化的問題。可以預計，隨著中國“權貴私有化”在更加廣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被剝奪掉他們賴以保障的國有資產。同樣可以預計，在中國社會創業成本極其高昂、社會保障係統如付闕如的條件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加入失業大軍，然後淪為社會邊緣和底層。這簡直就是一場純粹的政治災難
從總體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國工人是一個非常主動的階級，雖然他們同時也是一個盲從的階級。在改革之後，中國工人逐漸變成了一個非常被動的階級。在主流媒體中，他們甚至變成了一個無聲音的階級。這一方麵是由於他們的表達渠道被堵塞，另一方麵則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改革抱有某種單方麵的幻想。這一點，在“64”事件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一位深知內情的共產黨幹部在回憶“64”事件時，心有餘悸地說，“幸虧中國工人沒有整體性的介入‘64’，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國工人對中國改革的被動姿態。這種姿態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他們成為了中國改革中受損最大的一個階級，成為了一個在政治上無效的階級。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這種姿態與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改革中各種激進的“表達”，他們才成為了中國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團之外的一個相對受益的階層。這證明了一條中國式的真理：會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國工人沒有獨立的聲音，他們進一步遭受侵害將是一個必然的結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線的，中國工人的目前的處境顯示：我們可能正在逼近這個底線。當這個底線到來的時候，中國工人的被動姿態就可能轉為主動，並在政治上重新“有效”。這等於是在說，在未來的若幹年中，中國底層階級在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還將被注入一批關鍵的成員。如果考慮到一批邊緣知識分子可能掉入這個階層，那麽，一個規模龐大，具有階級自覺的中國底層階級實際上已隱然成軍。這將是一股巨大的山洪，一旦遇到社會或經濟危機，就可能奪路奔湧。我們無法預料這個山洪會不會爆發，也無法預料它在什麽時候爆發，但它以及它所攜帶的能量卻是真實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中的。這是一股被長期壓縮著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一經激活就會迸發強烈的攻擊性。不斷增加的中國城市失業工人可能就是激活這股能量的一種關鍵成分。
現在，我們可以大致描述一下中國的底層社會所涉及的人口規模了。中國城市工人的總規模大約在2.5億左右（加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除了少數境遇較好之外，絕大部分都生活在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之中，其絕對的生活保障也相當脆弱。如果加上中國的農民，這個下層階級的人數應該在9億之上，這占到了中國總人口的70％左右。這個下層社會雖然龐大，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職業之中，其自我認同的階級意識相當模糊。顯然，這並非是一個同質群體。組織手段和精英人物的匱乏，更使這個階層處於毫無談判和博弈能力的軟弱境地，其束手就擒的受剝奪地位即由此而來。也由此，這個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階級變成了邊緣，變成了與經濟分配無關的人群。這與他們的素質和個人努力無關，而更多的是由於製度原因誘致的。
相對於資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國下層勞動力幾乎無稀缺性可言。在與權力和資本的討價還價中，他們在始終處於極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權利上加以保護，這個階層的困苦將會日益加深。
在中國25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基本上形成了這樣一種階層架構，一個官僚利益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上層，一個人口巨大的市場階級下層，而處於中間的則是那些為官僚利益集團代理租金業務的所謂白領階層。通過人為的製造一個龐大的充滿著生存競爭的底層，進而通過這個階層的汗水，中國不僅創造一個足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頂層，也支持了世界市場價值鏈地基本秩序。中國的底層不僅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
不過，這並不是中國社會穩定的象征。恰恰相反，當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經濟增長的成果之外的時候，這個經濟體係長期增長的潛力無論如何是值得懷疑的，而這個社會的穩定也注定隻是一種短暫的現象。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下層人群開始鋌而走險的現象暗示我們，中國下層社會正在又一次處於曆史性的嬗變之中。中國25年的改革在物質層麵上似乎是指向現代化的，但其精神層麵卻無異於一場反現代化的複辟。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很難解釋中國的階層景觀怎麽會與一個舊時的王朝如此相似？一個社會的階層景觀恐怕比所有的經濟指標都更能準確的描述這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這在所有的發達國家的曆史中都已經得到證明。從1978年算起，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與所有的後發國家相比，這個時間無論如何都已經不算短。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的階層結構卻出現了奇怪的返祖現象，這隻能說明，中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個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尋常的剝奪集團。不用問，這個集團就是幾乎壟斷了所有總體性資源的官僚利益集團。無論是求諸於我們的日常經驗，還是求諸於各種社會學研究，我們都能夠發現這樣一個“階層定律”：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遠近、親疏，決定了中國人在最新一輪階層分化中的命運。這個充滿了諷刺意味的定律無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然而，它卻與現代化的文明標準背道而馳。雖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國流傳著許多階層流動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後來，這個故事就越具有權貴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具有欺騙性。特別需要警覺的是，這個“定律”正在被不斷鞏固和定型為一種製度。這等於是在說，中國改革中曾經一度被打開的階層流動窗口，正在隨著中國改革的變質和終結，而被一扇扇地重新關閉。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趨勢，它意味著，中國下層階級的困苦可能還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的曆史和現實都證明，一個不受約束和監督的官僚利益集團，天生就具有掠奪的性格。果如此，我們就可能走在一次舊式革命的前夜。
由於市場擴展的困難越來越大，權力經濟就會越來越傾向於向外部轉嫁成本的方式來運作。向國家、向國家未來，向其他的階層。中國的超級出口能力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權力經濟故意導致的一個後果，他們可以人為的壓低工資，（沒有工會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設計的後果），從而將大量的成本轉嫁給中國的下層階級。以維持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如果沒有刻意的政治製度設計，中國的出口模式根本就難以為繼。中國的經濟的城市經濟與國際體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而與中國龐大的下層階級完全無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