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嚴肅投資者，相比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將發掘出來的金山銀山，1990年代末美國股市所產生的財富將顯得微乎其微……我將讓您在未來兩到三年中十分富有。”
這是美國記者安德魯·卡彭特給他的投資俱樂部成員的一封信。安德魯·卡彭特從未到過中國，但卻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一個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俱樂部。為了顯示俱樂部的鮮明特色，卡彭特幹脆將他的俱樂部直接命名為“中國俱樂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隨後兩年來的中國證券市場差點沒有讓他的投資者遭遇滅頂之災，更不要說他們期望中的金山、銀山了。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熱”一直在西方政界和經濟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則說明，到新世紀的初期，“中國熱”已經開始深入西方的民間社會。中國，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奇跡、一個迷，而是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新典範，一個全球最熱門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經曆所寓示的那樣，中國——這個冷戰之後當之無愧的經濟增長模範生，可能還有另外一付不為人知的麵孔。
一、高增長背後的政治理性
迄今為止，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的中國經濟傳奇已經持續了26年之久，人們似乎早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許多人那裏，中國經濟甚至已經成為高增長的代名詞。如果說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有人對這個奇跡抱有某種西方式的疑惑的話，那麽在此之後，中國經濟一如既往的持續高增長表現則在經驗的層麵上徹底粉碎了這種疑問。於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神話作為一種流行的信念，終於被牢固地確立起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懷疑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力，而是更多的在議論：中國無與倫比的競爭力是如何向世界輸出了通縮，是如何對其他經濟體構成了威脅。在這裏，中國經濟顯然已經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動機，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書寫自己獨一無二的增長奇跡。然而，除去這些膚淺信念的屏蔽，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更像是一連串巨大的悖論，神秘而又讓人忐忑不安。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在一個法製如此不完善、投資效率如此低下、技術水平如此落後、現代金融係統如此匱乏、貪汙腐敗如此盛行的國家中，高速經濟增長怎麽會持續得如此之長？在政治體製幾乎沒有任何改革的情況下，一個典型的前計劃經濟國家怎麽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在數量上爭論中國經濟增長（在GDP意義上）的真實性並沒有多少意義，對我們來說更加緊迫的是要搞清楚，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續的嗎，它對中國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麽？（中國經濟神話被含蓄地解釋為中國走上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同與也遠遠優越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包含了某種獨特的智慧。真的是這樣嗎？26年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麽故事？）
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在一個穩定的製度框架內發生的，而是在中國社會全麵轉型的非均衡背景下發生的，這就是那些建基於穩定製度環境之中的“經濟學”很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簡化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簡化為一個所謂的經濟學問題，而必須在我們的理解中納入那些在中國轉型背景中起關鍵作用的非經濟變量。（或者說政治和社會變量）否則，我們就可能迷失於那些過濾了事實的概念以及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經濟數據之中，而無法逼近中國經濟增長的曆史真實。許多所謂中國經濟的悖論即由此而來。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學的概念叢林中，我們將越來越遠離中國改革的經驗事實，將越來越遠離中國經濟的真問題。在我看來，在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活躍，第一是官僚集團的集體行動，另外一個則是市場活動的不斷擴展。這是驅動中國經濟不斷增長的兩個輪子。是故，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場”的簡單模型。其基本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包括兩個基本內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傳統方式單獨組織經濟增長的過程；其二則是政治官僚默許、督導、參與、推動市場擴展的過程。雖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時期，政治官僚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動作用，但這並不會影響這種基本圖式的有效性。
我們先來看中國的官僚集團。
一俟官僚係統成為國家治理機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領袖和民眾之外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利益。考諸中外，這一點幾成鐵律，無需多言。由此，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官僚集團看成一個在給定條件下趨向於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在中國，由於缺乏最基本的製衡機製，官僚集團幾乎成為國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對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這一傳統，並沒有因為最近26年漫長的改革而稍有改變。這樣，壟斷了全部治理資源的中國官僚集團不僅作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初始條件，也作為中國改革中最為能動的因素，自始至終對中國的改革路徑及經濟增長方式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除了1989年的短暫時期之外，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係統一直就是整個改革過程中唯一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勢集團，其態度和行動一直在暗中規製著中國的改革進程。（事實上，這本身也是鄧小平刻意選擇的改革路徑。在鄧那裏，中國官僚係統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夠依靠的改革工具。雖然鄧也意識到這個工具不僅可能帶來腐敗，而且可能抵製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這一時期中國官僚係統對鄧改革的頑強抵製表明了這一點>，但與甩開官僚係統可能帶來的失序相比，鄧似乎寧願選擇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給他帶來的心理恐懼和創傷強化了他的這種判斷。顯然，對鄧來說，依靠官僚係統推進他的改革隻是一種局部尋優，其中無奈隻有他自己可以體會）所以，研究中國官僚集團（我們所說的官僚利益集團主要指由各級、各部門核心官僚以及國企官員構成的集團）的態度和行為，就成為我們研究中國改革進而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邏輯起點。
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為動力。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級的政治要求（經常體現為對GDP的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升官、發財、擴充地盤。由於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約束，這三種計算在改革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顯示了不同的動機水平。但有趣的是，它們卻同時指向並驅動了同一種行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總量的膨脹。
在我們的視野中，鄧小平無疑是現代中國政治領袖中最激進的增長論者。這在他“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論述中表現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鄧的所謂“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在鄧的心目中，除了經濟增長這個唯一的建構性價值之外，其他諸如政治改革、社會穩定之類的價值都隻具有從屬的工具性價值。事實上，鄧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時候，都是將其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來看待的。同樣的道理，一旦發現政治改革可能損害經濟增長，鄧就果斷拋棄了政治改革。這就是為什麽在“6·4事件”後，鄧絕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因。鄧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激進態度為他的繼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遺產，也為這個目標最後走向極端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們在後來所看到的那樣，鄧的繼承者不僅全盤接受鄧小平的“發展第一”的思路，而且還將鄧的激進增長論推向了一個新的極端——不惜代價和不擇手段的“唯經濟增長論”；發展的內涵也由鄧時代的“發展＝經濟增長”變成了更加簡單的“經濟增長＝GDP增長”。導致這種極端發展的主要曆史原因，是“六四”之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對政權合法性造成的巨大傷害，讓中國政治領袖集團隻能將政權合法性完全寄希望於即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潛在的邏輯聯係是：經濟增長維持一天，政權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經濟增長越強勁，政權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將政權合法性與變幻無常的即期經濟表現相互捆綁，而不是努力重建政體本身的合法性，當然是一項非常冒失的政治戰略。但在這種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路徑依賴的困境。因為事實是，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已經別無選擇。如果對於鄧小平來說，經濟增長還是最後一代共產主義領袖的政治理想的話，那麽對鄧更加弱勢的繼承者來說，經濟增長則完全變成了政權延續的條件。不僅經濟增長的內在意義已經與80年代大相徑庭，其中隱含的強製性要求也彰顯無遺。於是，在1992年之後，經濟增長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對民眾的一種政治承諾，在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優先性同時，也轉化為對官僚集團一種事實上的考核和錄用標準。這就等於明白告訴中國官僚集團：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長數據來！這就是從90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國各級地方官員不遺餘力直至瘋狂做假地比拚GDP增長數據的一個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後，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終於在“發展”前麵加上了一個“科學”的定語。所謂“科學的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的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已經意識到了“唯GDP論”不斷擴散的代價。他們準備在“發展”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釋。不過，在長達十餘年的運行中，這種增長路線已經賦予自己以巨大的慣性。這不惟是因為政治領袖無法從正統性上切斷曆史【這從“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新式語錄中可以看出】，更是因為這種增長路線已經在經濟結構上、增長動力上鎖定了中國經濟。明確否定官員升遷的經濟增長標準，實際上就掐滅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其結果可能是中國經濟增長在短期內的失速，而其帶來的失業及其他問題將不啻於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一個重大的政治打擊。由於無法在短期內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承受力將比他們的前輩更加脆弱。所以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GDP指標將仍然是考核中國官僚係統一個暗含的重要標準，雖然它可能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標準。這也暗示，中國的官僚係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個重要的動力來源，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會具有強烈“官僚強製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後麵）
既然經濟增長指標成為考核中國官僚的重要標準，官僚集團竭力追求經濟增長以博取升遷機會就是一樁標準的政治利益極大化事件。換言之，是一樁劃算的買賣。然而，讓人多少有驚奇的是，對於中國的官僚係統來說，追求GDP最大化增長竟然是一件最不難的事情。個中奧妙在於：中國官僚係統仍然是一個具有強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謂“全能”，就是對官僚權力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具有強有力的整合和控製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強製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資源。這種配置方式顯然隻服從於官僚係統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原則。而在“增長第一”的政治壓力下，它服從的就隻能是短期經濟指標的增長要求。據稱，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已經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為此，中國在2004年還與歐盟及美國爭論得麵紅耳赤。不過，“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這個結論隻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則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確，在26年的轉型中，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相當迅猛，許多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近乎慘烈，更遠遠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曆史經驗。這當然是一個事實。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實則是，這種慘烈的競爭僅僅被局限於大多數次要領域和龐大的中下層階級之中（這一點我們還要在後麵具體論述，在此不詳）。一個明確的證據是，在經濟活動中占有絕對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以及電信、能源、媒體、基礎設施等具有全局控製力的關鍵領域仍然牢牢控製在官僚係統手中。鑒於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場以及上述關鍵行業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命脈功能，我們完全可以判明：與改革前相比，中國官僚係統的全能能力雖然在範圍上縮小了，但在層次上卻提高了，其隱藏在幕後的控製力不是減弱了，而是相對增強了。這就為各級官僚係統在管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動員經濟資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讓他們在短期內製造任何讓上級滿意的GDP紀錄。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投資一直占有相當顯赫的地位。而中國官僚係統最擅長的就是“投資”。縱觀中國26年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中國官僚係統始終都是經濟活動中最狂熱的和最重要的投資者（直接和間接），雖然他們同時也是最不關心回報的投資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為在所有這些投資中，中國官僚集團的個人成本趨向於零，而其收益則可能相當大。所以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集團的在這種投資行為中獲得都將是淨收益。那麽中國官僚係統的投資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統計是國有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是47.3％，接近一半（這是對國有投資比重一種最低的算法）；而集體和個人投資（民間投資）占有的份額是44.6％。這被許多人認為是國有投資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證。不過要是嚴格算起來，中國的絕大部分投資恐怕都隻能算成國有投資，也就是中國官僚係統的投資，其中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絕大部分投資事實上都是通過國家承擔最終擔保責任的國有銀行來完成的。轟動一時的“江蘇鐵本案”就是這方麵的顯例。在這個案例中，一個資本僅僅3億元的私營企業，在一年時間竟然在政府的幫助下從國有銀行中貸款30多億，準備投資一個106億的超級項目。誰能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民間投資還是政府投資？“鐵本”最後的結局也證明了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最後的擔保責任。問題是，“鐵本”之類的所謂“民間投資”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統計意義上的普遍性。可惜，我們的統計當局還沒有敏銳到要發明出這樣一套甄別技術。普遍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民間投資能力還遠遠沒有壯大到像那些幼稚評論所想象的那樣，這裏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國的官僚係統。（事實上，在大多數領域都嚴重投資過剩、資本回報不斷降低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如果它真是民間投資的話）還蜂擁而至的話，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國官僚係統的投資向來就是腐敗醜聞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資，這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也不需要什麽論證。但國家審計署2002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的一些數據還是讓我們暗暗吃驚。這份審計數據顯示：全國9個省的37個國債環保項目中，隻有9個按計劃完工並且達到了要求，僅占全部項目數量的24%；而國家發改委重大項目稽查辦公室調查四川1998年動用首批國債資金建立起來的11家垃圾處理廠後，結果發現竟然有8家無法正常運行。（與此同時，全國最近幾年興建的38個支線機場中，37個發生虧損，累計虧損達15.7億元。）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啟動之初，就有人鑒於以往政府投資的慘痛教訓而大聲疾呼，要求嚴密監控這些投資。然而，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還出現了這樣讓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不讓人有些意外了。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準備的觀察家們暗暗吃驚的原因。
中國各級官僚係統的“盲目”投資（其實一點也不盲目）是一個喊了將近20年的老問題，但問題就是眼睜睜的變得越來越嚴重。有鑒於此，中國政府終於以洗心革麵的姿態在2004年七月出台了一個以取消審批製為主要精神《國務院關於投資體製改革的決定》。這被許多政策解讀專家毫不猶豫的吹捧為“中國投資體製改革的新起點”。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這個痛下決心之舉，解決的卻是一個假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中國的官僚係統沒有控製那麽多資源，他們還能拿什麽去投資？所以應該解決的真問題是：剝奪官僚係統對資源的絕對控製。很不幸，我們暫時看不到這種前景，
早在1996年時候，我們就注意到中國的經濟周期中的某種政治性特征。具體的含義是，中國的投資高峰往往與各級官僚係統換屆、新官上任在時間上相當吻合，經常的情況是政治年也就是經濟年。這一點我們在中國改革的曆史上已經反複見證。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緊接著就在1988年出現第一個通貨膨脹高峰。五年之後，1992年十四大召開，經濟呈現全麵過熱，導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惡狠狠”的宏觀調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抑製，經濟雖然沒有出現整體過熱，但同樣在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下，出現政府投資的大規模膨脹。如果按照這個規律，你預測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會出現某種經濟過熱的話，那麽你將比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更加正確。因為事實的確如此。但你可能還是難以預料到，中國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率會猛然提高到43.42％，一舉超過中國現代史上最為瘋狂的大躍進時期。[1]麵對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國新一代政治領袖又隻好停下腳步，解決這個新出現的老問題。看來，中國的經濟周期的確受到了中國官僚係統政績衝動的強烈影響。在看似盲目的經濟過熱背後，是冷靜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麽經濟過熱，因為它完全是一種政治規劃的結果。毫無疑問，中國官僚係統的這種政治理性不死，中國所謂的“經濟過熱”就將反複出現。
二、財政的極大化
政治領袖們向中國官僚係統輸入的政治壓力，隻是中國官僚集團努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他們的另外一個理性計算是：地方或者部門財政能力的極大化擴張。這個貫穿於改革全過程的利害計算，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又一個強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農村改革之後，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分權改革。其基本含義是，將以前計劃經濟（
在毛澤東時代，地方利益是一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惡意味的詞語，並不具備合法性。但分權改革之後，地方作為一個獨立的財政利益主體，積極性空前高漲。沿海省份由於市場擴展和分權改革所共同誘致的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迅猛發展，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也創造空前的消費繁榮。這種看得見福利改進，與鄧小平一貫的實用主義判斷標準相吻合。於是，地方利益在中國的意識形態中逐漸擁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的方式迅疾擴張，這不僅引起了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極大憂慮，也幾乎使中央政府在金融和財政上陷入絕境。據信在1993年宏觀調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幾近枯竭。而與此同時，以踐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財政利益為代價的地方建設卻凱旋猛進。這最終導致了1993年6月份那一次猛烈的宏觀調控，並引發中央與地方幾乎公開的利益博弈。這一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稅製改革作結。分稅製終結了主導性的分權改革模式，但也將地方獨立的財政利益以製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分稅製改革主要著眼於中央政府自己的財政利益，而並非是抑製地方的盲目投資擴張。當中央用分稅製在地方財政中拿走一塊之後，地方要想維持原有的財政收益，就必須擴充稅基，而擴充稅基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興辦企業、增加投資。所以分稅製改革實際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資衝動。9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一係列政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級官員的輪換），中央與地方的利益衝突歸於寂靜。地方財政利益雖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義形式表現出來，但它作為一種製度安排，仍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一個巨大的潛在推動力。這個動機與各級官員普遍的政績競爭合二為一，讓中國官僚係統的投資熱情被推到了一個新高度。如果說在前計劃經濟時期，僅僅中央政府在關注投資的話，那麽在改革之後，“地不分南北，官不分東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積極的投資主體。如此這般，增長速度豈有不一飛衝天之理？毫無疑問，這肯定顯著提升了中國總體上的投資率。
實際上，中國1980年代迅速崛起的鄉鎮企業也是政府財政極大化的產物。隻不過在這裏，地方政府變成了基層政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所謂的鄉鎮企業現象就是，中國沿海基層政府在財政壓力下，傾全鄉（全村）之力向外部尋求財政來源的產物。由於鄉村政府所控製的資源極少，這種財政極大化衝動更多地隻能通過市場手段獲得。這也就是為什麽鄉鎮企業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場導向特征的原因。顯然，鄉鎮企業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創造，而更多是基層政府的創造。鄉鎮企業作為另外一種小型官辦企業，是中國地方財政官僚化擴張的早期表現。這種舉全鄉（村）之力辦企業增加財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國改革時期被反複複製。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為官僚機構在分權改革中並沒有被剝奪其全能性質，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機會在更為廣大的範圍中複製命令經濟，依靠行政方式整合資源，爭取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擴充當地財政實力。於是，甲省上汽車項目，乙省也上汽車項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爭取化工企業；甲省宣稱以高新產業為支柱，乙省也轟轟烈烈的高新產業起來，你爭我趕，不遑多讓。中國各地產業高度同構，產能嚴重過剩的現狀端賴於此。及至2000年之後中國進入所謂城市化階段，中國各地連城市麵目也開始變得千人一麵。到處都是鋼筋水泥，高樓大廈，活脫脫一個個工業怪獸。隱藏在經濟結構同構，城市麵目同質之後的，其實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一位海外中國問題學者曾經用“蜂窩狀結構”來描述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各地方經濟結構的趨同傾向。在經過了26年的改革之後，問題似乎仍然沒有絲毫解決的跡象。難怪許多外部觀察家在今天的中國經濟中總是不斷能窺見毛澤東時代的影子。很多年以來，“調整產業結構”（經常還會加上‘大力’的修飾前綴）一直是中國官方文件中的關鍵詞之一，但結局卻總是令他們相當難堪。原因其實相當簡單：各級地方政府有動力也有能力去推動這些可以帶來短期增長的重複建設。（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資功能基投資能力，讓市場發揮裁判作用，一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就會自動出現。）
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隻是就其控製範圍內小一些，但其性質仍然是標準的全能政府，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個改革時期的投資方式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資主要依賴中央財政的撥款，爭取中央項目就成為主要手段，在撥改貸之後，地方政府投資手段主要靠命令當地國有銀行貸款來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國有銀行貸款權逐漸被上收之後，地方政府的投資手段被迫多樣化，在繼續爭取國有銀行融資以及中央財政的大項目之外，還開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機構（比如地方商業銀行）、外資等等。在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官僚係統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訪最頻繁、隊伍最龐大的招商引資隊伍（許多地方幹脆設立了常設官僚機構：招商局），而他們許諾的稅收優惠，土地優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紀的城市化階段，地方政府終於找到另外兩件法寶又一次撬開了國有銀行的大門。一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土地可以抵押，特許經營權所帶來的穩定現金流也同樣可以用來抵押。而這是中國低能的國有銀行最容易避免麻煩的貸款方式。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自１９９８年以來，銀行對政府的貸款（包括持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每年猛升６１．６％，而每年對於企業的貸款僅上升１０．４％。這些貸款大量進入地方政府推動的機場、鐵路、公路、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顯然，在如何套取銀行貸款方麵，中國的地方政府表現得相當出色。中國地方政府的這種能力反映在宏觀數據上就是，在2003年的一季度地方項目的投資增速達到65％，相形之下，中央項目12％的投資增速就顯得克製得多。地方政府投資爆增的態勢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嚴厲的行政措施隨即而來。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現了命令股份製商業銀行停止所有貸款業務的紀錄。這種強硬的舉動讓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一次宏觀調控，同樣的投資過熱，同樣的“嚴刑峻法”，真是“過七八年又來一次”。（如果11年前，因為中國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過度投資還有某種理由的話，那麽在普遍過剩的今天，過度投資又所為何來？這不由得讓人懷疑，號稱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國改革，究竟是讓中國的官僚機構進步了還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是明智的，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資最終都將通過國有銀行的壞帳、國家財政的赤字（顯性和隱性赤字）、國家土地資源總量驟減的方式對國家主權信用造成重創。換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紛紛在趁“熱”打劫，竊取國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這種國家信用的唯一承擔者。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極大化是一種非常正常的衝動，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在今天的中國，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極大化，都是以國民未來的預期收益減少作為代價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孫後代的未來福利來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則卻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團所兌現。這大概就是聰明的溫家寶在2004年宏觀調控中要“堅持把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的原因。顯然，作為一名在專業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溫家寶已經清楚的洞悉了調控的技術要領。但問題是，中國官僚係統的投資衝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或者經濟問題。“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看得住一時（就像朱鎔基那樣），但看不住一世。一遇機會，就會死灰複燃。中國2003年重新開始且至今沒有結束跡象的投資過熱就是一個明證。在這個與1992年幾乎一模一樣的投資過熱背後，浮現出的是同一個古老的政治問題——擁有太多資源且完全不受約束的官僚體係。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在中國存在了數千年。要想根治這個問題，技術和經濟手段恐怕無濟於事。更為吊詭的是，經濟高速增長本身正是中央對各級地方官僚提出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中央政府自己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所以在遏製地方府過度投資方麵，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遠，它隻能在足以保持社會穩定的增長速度與防範金融風險之間走鋼絲。這是一個維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種種跡象表明，這個脆弱的平衡遊戲正在趨近終點。我們的判斷是：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利用土地投機（一個完全不可再生的資源）來強行推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已經說明，政府手上可資利用的要素資源已經趨於枯竭。因為在我們看來，土地，是各級官僚係統以全能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後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資源，一旦這個資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幹淨，官僚強製型的經濟增長就將無法維係。這暗示，已經維持了20多年的以政府投資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接近油盡燈滅之時。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能用什麽東西來取代經濟增長的這個官僚引擎？如果經濟失速真的發生，放在中央政府麵前的就隻有兩條路，要麽繼續強行維持原有的經濟增長路徑，這意味著放任各級官僚係統的不智投資，要麽以巨大的政治意誌忍受經濟突然失速所帶來的社會痛苦，並開始中國社會的全麵轉型。但其中任何一條都可能引發難以預測的風險。前途的確非常凶險。
三、隱蔽的計算
在激發中國畸高的投資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係統麵臨的政治壓力和財政壓力隻是兩個容易分辨的原因。另外一個更為隱蔽也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們越來膨脹的對個人財富極大化的追尋。這個原因對中國投資率的貢獻雖然無法定量的測量，但卻是一個普遍的經驗事實。
個人財富最大化，是改革時期潛伏於中國官僚集團意識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理性計算。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一直以這個標準衡量、解釋直至扭曲和控製改革。1992年之前，中國官僚集團的這個理性計算已經開始蘇醒，但由於中國的整體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所以這種計算主要表現在那些底層官僚之中。這些官員在傳統官僚體係中的上升機會有限、政治利益較少，因而也最早表現出了這種傾向。他們利用分權改革中合約不完備的特點，以承包、興辦鄉鎮企業、三產企業等方式來實現個人財富極大化。1992年之後，中國的市場化趨勢已經不可扭轉，財富衝動作為中國官僚集團的一種整體意識得以最終明確化。於是，尋租成為中國官僚體係牟取個人財富的一種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蘇聯和東歐在此前的巨變為這個時期的中國官僚們樹立了一個標準的未來圖景。他們幾乎一致認為，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可避免。這使中國官僚的尋租帶有一種普遍的焦灼感，並顯得尤其迫切。事實上，1992年中國創紀錄的經濟過熱，與中國官僚們這種突然爆發的末世心態有著密切的關係。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發展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當然也出乎中國官僚體係的預料。在經過短暫的混亂之後，中國官僚係統重新奪回而且牢牢控製住了中國的改革權。持續的經濟增長、國際社會由旁觀到接受再到驚歎的態度轉變，使中國官僚體係的整體意識由焦灼到自信，最後變成一種權力的自負和驕狂（這當然是一種不詳的信號）。很清楚，中國社會在90年代的這種發展，一點也沒有冷卻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欲望，反而使他們有機會利用改革的控製權將這種極大化計算體製化。
事實證明，中國官僚利益集團不僅能夠容忍市場，而且還有能力控製市場。在他們那裏，市場不再是一種可怕的異己力量，是一個不知道怎麽就會催生出某種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們手上一件可以任意擺布的道具，是一個可以完全服從並服務於官僚集團利益的“製度創新”。準確的說，中國在90年代中後期的演變，本質上就是中國逐漸向一種穩定的階級尋租體製的演變。尋租，作為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已經不再需要擔心同僚告發，因而也無需合謀（這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簽訂一份“一、三、五你貪汙，二、四、六我貪汙”的明確合約的地步，因為他們心裏非常清楚，他們的同事也在幹著同樣的勾當。現在，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時候利用任何機會進行盡可能多的尋租。
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已經不再需要利用體製內的權力到體製外去尋租了，他們已經成功的建立並鞏固了這樣一種體製：權力即金錢、“位置”即金錢，財富已經成為權力等價物並允許自由流通。他們可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可以同時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利益最大化。一句話，他們是這個體製任何經濟增長理所當然的剩餘索取者。這一點，在新世紀的開端被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這個時候，大多數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不再有什麽體製內和體製外，一切都在權力的控製之下，並成為這個體製的奴仆。這種結局可能要讓那些在92年一時衝動毅然決然下海的官員們後悔了。下海，可能讓他們一次性的得到了財富，但卻讓他們永遠地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給予他們的將是永久性的剩餘索取權。難怪許多精明的民營企業家在今天也紛紛要開始尋求“位置”。
我們一直強調，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是中國改革中具有操縱力量的行動集團。當經濟利益極大化衝動變成這個集團的整體意誌的時候，他們就很容易將這種意誌轉化成一種體製或者製度的理性，並成為中國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變量。中國不可理喻的投資過熱，實際上就是這種製度理性使然。對於中國的官僚體係來說，投資活動，（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資金來進行的投資活動）是他們實現這種理性的最佳手段。正如一位深知中國投資戲法的人士所諷刺的那樣，“沒有項目怎麽尋租呀？”所以，爭取“項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諸如銀行貸款之類公共資金所進行的“項目”，就成為各級官僚（包括各類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最傾心的公務活動之一。中國東部某城市在爭取擴建2台30萬千瓦機組的“項目”，光在首都地區的“公關費用”就達到500萬。不難想象，這個項目總投資在20億以上的所謂項目中，將有多少變成各級官僚的個人財富。這些投資項目真正能夠帶來多少回報、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並不是各級官僚們的主要考量，他們的主要考量（甚至是唯一的考量）是，這些項目能夠給利益集團帶來多少尋租機會、能夠最大限度的帶來多少尋租額。那些寫在正式“可行性報告”上的誘人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於個人成本為零，所以項目越大，個人和集團的尋租的機會越多，尋租的總額也就越大。這就是近年來中國大型項目、城市公共設施、大型基礎設施越來越多的誘因之一。當然，這也與中國官僚體係的財富胃口越來越大有關。在中國最貧窮的西部省份貴州，交通廳廳長盧萬裏在短短幾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項目為自己一舉積累了高達6000萬人民幣的個人財富，可見大型項目投資對中國官僚體係的誘惑之大。絲毫不用懷疑，中國高熱的投資受到了中國官僚個人和集團利益的強烈激勵。民營企業的合法化以及對國民經濟活動的越來越的廣泛參與，為這種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國有投資的背後，是公共財富向私有財富的轉移，這是中國投資的一個最大特點。對於一個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階層來說，如果沒有利益在其中，你即便強迫他們追求GDP，他們也未必會這麽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中國官員的所謂“GDP崇拜”，他們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後的個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國，國有投資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投資，它已經完全被異化為我們這個財富再分配時代迅速轉移財富的一種工具。對於中國官僚利益集團而言，投資本身已經成為目的，因為它不再需要投資回報就能夠直接產生收益，就像銀行貸款可以被用來直接製造富翁一樣。如此投資，投資焉有不熱之理？投資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從1992年到現在10多年的時間，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極大化表現得越來越膨脹、越來越公開的時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這也是這個集團受到監督與製約越來越少的時代。中國官僚體係，已然是一個被濫用的工具，中國現有政治體製對此已經完全無能為力。（分權改革已經不再是中央對地方、對企業的分權，而已經變成了對核心官僚個人的分權。在長達一個時代的跨度中，與中國聲勢宏大的市場改革同時上演的是另外一場無聲的戲劇：權力的私有化。）中國官僚集團的極大化追尋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程度之深，影響範圍之廣，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這一點，我們以後還將反複看到。現在，先讓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過度投資現象作一個簡單的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率一直居高不下，這一方麵讓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嚴重的投資依賴症，另一方麵也讓人們疑問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這個奇怪的比率達到了創紀錄的45％[2]，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有餘，也遠遠超出其他跟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2年投資率的世界平均水平為19.9%，其中高收入國家為19.0％，中等收入國家為22.9%,低收入國家為19.7%。[3]對這個奇高的投資率，有人用中國正處於特殊的重工業化和城市階段加以解釋，但數據否證了這一點[4]。況且，中國的投資率已經不是一年兩年處於極高水平，而是長時期處於極高水平。一般而言，高投資率意味著良好的投資機會或者有重大的技術改進機會，但數據顯示，中國的投資效率（無論是宏觀投資效率還是微觀投資效率）卻處於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與基本麵情況相仿的印度比較，中國每百元投資所產生的GDP產值為17元，而印度則是26元。而在微觀投資效率方麵，中國上市公司的淨資產收益率近年來則一直徘徊在銀行貸款利率附近，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還銀行貸款都懸。（有人將投資率不斷提高，收益卻不斷下降的現象稱為凱恩斯陷阱。如果真有這樣一個陷阱，中國可能早就掉入了這樣一個陷阱，隻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顯然，中國的市場機會並不足以誘導出高投資率，更不至於誘導出高得如此離譜的投資率。如此怪異的投資率，隻能以市場之外的超經濟原因才能夠解釋。我們業已揭示，這個原因就是中國具有全能色彩的官僚體係。這個官僚體係不僅控製著龐大的資源，而且有超乎尋常的動機水平將這些資源不斷投入經濟活動之中。對於他們來說，完全違背投資規律的投資，不但不是一樁賠本的買賣，而是一樁一舉三得的理性行為。這就是隱含在中國高投資率中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早在十年之前，克魯格曼就鐵口直斷，東亞（當然也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微乎其微，因而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這位敏銳但顯然不太討人喜歡的經濟學家實際上是在影射：東亞以及中國奇跡般的經濟增長與前蘇聯以及毛澤東時代同樣令人側目的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麽兩樣。的確，就像我們上麵已經說明的那樣，中國改革26年來的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官僚強製性色彩。但如果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故事的全部，它將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悖，畢竟，20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一直伴隨著巨大的消費繁榮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這種景觀是與毛澤東時代最顯著的差別。毫無疑問，中國迷人的經濟增長中還有另外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關於市場的故事。
四、褪色的市場
2004年9月1日，俄羅斯別斯蘭市第一中學發生恐怖襲擊事件，近400名學生和教師死亡。整個事件充滿了悲劇色彩。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恐怖和悲劇事件人們早已見慣不怪。不過，利用悲劇事件從事盈利活動的新聞，人們可能還是第一次聽說。就在別斯蘭的悲劇尚未落幕的時候，中國中央電視台一邊報道該次事件，一邊利用該新聞搞起了有獎競猜，在屏幕下方打出滾動字幕：“俄羅斯人質危機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選項：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答題請直接發短信至：移動用戶發答案至×××；聯通用戶發答案至×××。”
利用遙遠異國的悲劇事件從事非常有“創意”的盈利活動，雖然比悲劇本身對人類尊嚴具有更大的汙辱性，但卻以極端的方式顯示了市場化在中國的滲透程度。一家國營壟斷媒體，利用悲劇事件來牟取一點蠅頭小利，竟然沒有絲毫道德上的不安，這說明，市場化在中國已經無遠佛界。
1992年春天，在沉寂2年多之後又一次突然出現在中國的舞台中央時，有備而來的鄧小平帶來了一副新魔杖：市場經濟。他以幾乎是決鬥的姿態宣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就這樣，這位高齡的共產主義領袖用他畢生的最後一搏，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意識形態正統之中爭得了一席之地。
在中國，即便魅力如鄧小平，為市場正名也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業。我們無法判斷鄧小平是從哪裏獲得了市場經濟的靈感和決心，但有兩件事情肯定啟發和鼓勵了他。一是農村改革，它幾乎魔術般的消滅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區的開放城市地區的“搞活”，它第一次讓中國人有了消費繁榮的體驗。這種經驗無疑讓鄧小平看到了“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巨大潛能。市場，是一種獨立於傳統官僚體係的動員和組織力量，是一種來自底層的自發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於仍然存在嚴厲的管製，中國的市場潛能隻是若隱若現的一種希望。但這畢竟是一種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當中國改革和增長在90年代初雙雙陷入泥淖的時候，鄧小平就毫不猶豫的將全部希望托付給了市場。事實上，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一王牌。在其他的增長機器幾乎全部失靈的情況下，鄧必須飛快的轉動市場這隻輪子，才可能讓經濟增長重新上路。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市場——這隻看不見但法力無邊的巨手，正式成為中國經濟（與中國官僚體係並行的）另外一種關鍵的動員力量並推動經濟增長。從此之後，在中國被幽閉了40年的市場機器開始像發了瘋似的高速運轉。
從本質上講，所謂經濟增長就是將各種要素和資源不斷動員並組織到經濟活動中來的過程。正如我們在中國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後所看到的那樣，市場在這方麵的動員能力是相當驚人的，其所到之處就像一個磁場，將人力、土地、資本統統吸入它的勢力範圍，並通過企業或者個人的形式生產出各種商品和服務。事實上，除了官僚係統不斷以強製方式投入各種要素之外，中國25年的經濟增長也是市場動員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一個顯眼的側麵。與官僚的強製和命令動員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場動員具有某種“自願”的性質，換句話說，它能夠為市場的參與者帶來福利的增進。也正是因為這種福利增進的性質，市場具有了擴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場誘致型經濟增長的福利增進性質是中國最近25年經濟增長與毛澤東時代的最大不同之處。這也已經為中國人的生活經驗所證實。在短短的25年中，中國幾乎跨越了發達國家一個世紀的消費體驗，中國人不僅迅速擁有了溫飽，而且還擁有了互聯網（當然是一部分人），擁有了汽車（當然是更少一部分人）。顯然，這種經濟增長比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要讓人信服得多。
1990年代至今，是市場化在中國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時期。到現在，我們的視野所及，市場化的影響已經無孔不入，遍及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我們不僅有了充分競爭的商品市場，也有了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我們不僅擁有了資本市場，也有了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甚至，我們還以一種無人企及的“想象力”超常規地發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市場”、“衛生醫療市場”。一份由中國北京學者李曉西主持的研究認定，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69％。據此，這份名為《２００３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的研究認為中國已經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這個所謂的69％僅僅是指市場化（或者更準確說是商業化）的範圍，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場特性，那麽這份報告的估計不僅是真實的，還可能是相當保守的。有許多強有力證據表明，中國的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物品的市場化程度（雖然是以極度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已經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最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政府機構不僅有極其強烈的市場化衝動，而且本身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市場化了。這方麵的例證不勝枚舉，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個就是：中國監獄一直就是利用廉價勞動的盈利機構。將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機構普遍的變成盈利機構，可能不是中國的發明，但其範圍和程度，中國恐怕已經將絕大多數國家遠遠甩在了後麵。在這個意義上，利用“別斯蘭悲劇”盈利的醜聞主角是一家國營公共媒體，就一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市場發展其實就是交易的擴大，而交易擴大就必然伴隨著經濟活動貨幣化過程，所以經濟活動的貨幣化程度也經常被用來描述市場化的程度。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麽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一。截止2000年，通常用來表達貨幣化程度的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了152％（這是中國經濟又一個令人迷惑的指標），是美國的兩倍。而這個指標在1985年僅僅為60.8%。雖然這個指標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但它至少說明，中國90年代的市場擴散速度，的確相當驚人。
在一個產權製度闕如，信任瓦解、法治匱乏的社會，市場能夠在短期內得到如此迅速的發展，一直是許多人心中揮之不去的一個謎團。然而，如果我們了解中國市場化的初始起點，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國的市場化是在一個市場處於完全抑製的狀態下開始的。
在這種狀態下，存在著廣泛的通過市場交換來增進個體福利的機會，所以隻要解除抑製，市場增進福利的示範作用，就足以使市場交換在廣大的領域內得到拓展。在這種時期，交易資格的獲得，要比市場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場有效的其他條件（比如交易雙方的權利平等、信息對稱以及社會信任的程度等等）更為重要。作為一種建構性的權利，市場交易給（為一直被禁錮在傳統命令體製中的）中國人所帶來的，不止是一種自由，而且還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福利改進。這是市場在1992年全麵解除抑製之後，在中國迅速擴散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以將此稱作市場的恢複性發展。原因之二則是，作為一個後發國家，中國對市場有後發的學習優勢。這種學習優勢足以導致市場在短時間中獲得極大的發展。事實上，中國的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電信市場、IT市場等等市場的迅速發展，無不建立在這種後發優勢之上。而發達國家建立這些市場則經過上百年漫長的摸索和實踐。以房地產市場為例，在經過僅僅十多年（更確切的說是住房製度改革）的發展之後，中國自有住房比例已經達到了70％以上，一些城市更超過80％，這比美國、英國的60％的比例還要高出很多。這種發展速度就包括了對信用貸款、樓房預售等市場銷售技術的模仿和學習。在手機市場上，中國目前已經擁有6億部手機，而在十年之前，這個數字還不到中國人口比例的1％。這說明，在一個初級的市場社會，無論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場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場機會的廣泛存在和後發國家的學習優勢都足以使市場迅速擴散。這在市場發展的初期幾乎與製度優劣完全無關。這種粗放型的市場發展，究竟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了多少份額，我們無法準確計算，但它肯定是中國25年經濟增長中最令人記憶深刻的部分。而正是這一部分，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福利改進的經驗證明。
不過，隻要我們深入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內部，並將中國的市場化置於官僚利益最大化這個具有顯影功能的時代邏輯中時，中國的市場化真相就會逐漸浮現出來。這個真相就是，中國的市場化是官僚（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這就是說，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之後，還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官僚之手。雖然中國的市場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符合中國民間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間內生力量的推動，但沒有官僚集團這隻手的許可、誘導、推動和控製，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擴展的。就像小崗村的個別試驗如果沒有得到官僚體係的認可和推廣，便永遠不可能成為係統性的農村改革一樣。在中國這樣一個官僚體係全控的社會中，這一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官僚體係對市場化的允許、誘導、推動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官僚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設置這樣一個隱含的前置條件，實際上就是要保證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優先參與和對中國市場化紅利的全麵控製權。由此觀之，中國的市場化應該被更加準確的稱之為特許的市場化。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化過程，隻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一兩年之中，短暫地逸出了中國官僚集團的控製範圍，而具有某種民間主導的特點。但隨著朱鎔基以加強中央政府控製力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的開始，中國民間自主市場化的進程迅速煙消雲散。無論是從金融安全、市場秩序還是從打擊腐敗的角度，朱鎔基都有足夠的理由實施那一次宏觀調控，但在中國當時的環境中，這也必然意味著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重新控製。作為一個行政管理大師，朱鎔基憑借和仰賴的都是現行體製所賦予他的行政資源。他所關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通過現行的行政資源甚至是個人魅力來維護宏觀穩定，至於其他目標則在他的關注之外。這就幾乎注定了，朱鎔基的宏觀調控將必然演變為中國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全麵控製。這實際上是1993年宏觀調控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一個最為重要的遺產。遺憾的是，這個隱藏至深但在後來一直對中國市場化過程起著關鍵作用的遺產，也是一個從來沒有得到認真審視的遺產。作為一種體製性的衝動，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控製權爭鬥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朱鎔基，這場艱苦的戰役就未必能夠如此成功。在這個意義上，正是朱鎔基傑出的行政能力、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為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留下了長期的隱患。當然，朱鎔基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了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這個中國改革的核心邏輯。這就是為什麽在中央與地方矛盾看上去如此激烈的情況下，朱鎔基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顯然，1993年的宏觀調控是官僚集團內部的一次妥協，而不是官僚集團與中國民間的一次妥協。這種吊詭的曆史結局，顯然不是朱鎔基的本意，但卻非常符合中國改革的核心邏輯。於是，在經過了短暫的失控之後，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悄悄回到了官僚主導型的模式。所謂主導，實際上就是官僚集團對市場化過程中利益流向的控製和操縱。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駕馭，終於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中國官僚係統對市場化的操縱和控製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就還遠遠沒有理解中國的市場化。
從市場化的起點看，中國的市場化是在國家權力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開始的，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況正好是一個相逆的過程。這種起點上差別，決定了國家權力在市場化中具有的某種主宰作用。
1992年之後，是中國市場化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在市場化進程中全麵展開的時期。官僚集團對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廣泛卷入和隱形控製，為中國的市場化在性質上的畸變提供了溫床。
這首先表現在中國市場奇高的交易成本上。我們先來看房地產市場。在中國的房地產成本中，政府征收的地價及各種稅、費合計，占總成本的50％，而在國外這三項合計隻占總成本的20％。很明顯，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由政府設置的交易成本要遠遠高於國外的水平。在中國的汽車市場上，這種成本也同樣高得驚人。在中國的購車費用中，政府征收的稅費占購車總費用的40％，據稱已是世界的最高水平。與此構成對照的一個數據是，1998年中國汽車行業利潤為40億元，而相關的政府收費卻達到1626億元。然而，這種高昂的成本並不僅僅是中國房地產市場以及汽車市場上的獨特現象，而是廣泛彌散於中國的經濟活動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隻要我們願意，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看到，從創業、到融資、到生產、到銷售，到中介服務，這種遠遠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幾乎遍布中國市場活動中的每一個環節之中。這說明，這已經是一種結構性的製度現象。出於這個原因，這個所謂的交易成本應該更加準確的稱為製度成本。而這個製度成本的確切含義就是官僚體係收取的市場化紅利，或者市場化的特許權租金。這個成本雖然都是政府或者政府經紀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征收的，但絕大多數時候則是一種赤裸裸的設租和尋租。中國手機市場的例子大致可以描述這種情況。中國共有手機生產廠家100多家，手機生產牌照49張，但真正擁有牌照同時也有生產、銷售能力的企業隻有10多家。所以，很多生產企業必須為租借牌照付出一筆可觀的費用。那麽這筆費用究竟有多大呢？據一位手機生產廠家負責人估計，每台手機約50—100元人民幣。簡單換算的結果是，一個沒有牌照的生產廠家如果每年生產1000萬台手機，出租牌照者可以坐收5～10億元的暴利。而在所有牌照出租者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擁有四張手機牌照，被稱為“專業借牌者”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一家行政色彩明顯的中央級公司。在一個完全競爭的行業設置如此高的製度成本，其效率損失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成本帶來的市場利益流向的扭曲。因為負擔成本而受到損害的一方是消費者、生產廠家和企業員工，而因為設置成本而獲得暴利的一方則是人數極少的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一個更加荒謬的類似例證是，遼寧省文化廳竟然對“東北二人轉”（一種廣受歡迎的民間演出形式）也設立了所謂準入製度。這項荒誕不經的準入製度規定：“為了積極發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轉，所有的二人轉演員都要持證上崗，並不定期接受培訓。……”似乎是嫌尋租還不夠赤裸裸，這項規定還暗示：“未來的準入證也不是永久性的，很可能一年重新核發一次。”
顯然，這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對市場活動的一種抽取，是一種無法通過市場自身力量加以消除的硬成本。
對中國這樣一個市場需求被壓抑很久的後發國家來說，在市場恢複性發展的初期，高製度成本並不會對市場擴展構成明顯障礙。這個時候，潛在市場需求規模決定了，無論是廠家、消費者都能夠通過市場恢複獲得福利改進。但是當市場規模接近飽和狀態的時候，這種高製度成本就會對市場深化和進一步擴展構成致命的阻礙。這種致命性，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在中國範圍廣泛的市場活動中看到。在那裏，絲毫沒有降低跡象的昂貴的製度成本，與生產者不斷降低的利潤率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的低效率本質，卻還被新興市場迅速擴張的繁榮景象暫時掩蓋著。
除了從外部設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體係對市場的廣泛參與也從內部破壞了市場的權力平衡。市場內部權力的失衡，對中國的市場質量（市場有效性）有非常嚴重的腐蝕作用。
市場交易之所以能夠產生所謂“合作”剩餘，並具有福利改進性質，乃是因為市場交換是在自由平等的主體之間“自願”發生的。一旦交易中失去這種“自願”性，那麽不管它以什麽樣的名義，都可能成為另外一種形式的剝奪。不幸的是，這種以市場形式出現的剝奪在今天的中國幾乎隨處可見。而其根源，就是權力在市場交易中的普遍泛濫。在這方麵，房地產市場中的拆遷問題極具典型性。拆遷，本來是土地需求方與土地占有者（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隻有當拆遷價格讓雙方都滿意的時候，拆遷才會發生。也隻有這種拆遷才具有福利改進的性質。然而，在中國現實中的拆遷與這種理想模型大相徑庭。原因在於，政府作為這樁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現了。於是，土地需求者與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被拆遷者之間一樁簡單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與被拆遷者之間的兩樁交易。政府在拆遷交易中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在這樁交易中增加了一個無關的第三者（當然，這樣可以增加交易次數，提高GDP。需要提醒的是，類似這種增加交易次數，膨脹交易規模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活動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也多少可以解釋中國經濟規模膨脹），而是使這樁交易的性質陡然間發生了變化。一樁本來應該在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自願交易行為在瞬間變成了權力對無權者的強製、變成了權力對權利的剝奪，而市場交易本來意義上的福利增進性質也因此蕩然無存。家住中國南京的殘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議（這是中國一起極為知名的因為拆遷而導致的悲劇事件），將隱藏在這種交易中的剝奪性質揭示得一清二楚。對於中國的官員集團，以政府名義介入拆遷和房地產市場，其動機主要有如下幾端。一是可以迅速改變城市麵目，以換取政績上的表現。1990年代中國許多地方官員，正是通過城市麵目“幾年大變樣”的政績秘訣得以快速晉升的。其二則是可以膨脹地方財政實力。事實上，通過變賣土地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房地產業已經成為許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財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團可以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中獲取巨大的個人利益。換句話說，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經常就是土地的潛在買方。如此強烈的利益驅動，難怪在遇到拆遷“釘子戶”時，湖南嘉禾縣的地方官員會惡狠狠地喊出：“誰擋我一程，我滅他九族”的驚世駭俗之語。
與城市拆遷問題類似，以公共利益名義對農村土地的征用，則是權力敗壞市場的又一例證。農民是農村土地的實際擁有者，本應成為土地轉讓價格的主要決定者，然而，當中國的官僚集團以政府名義用極低的（按農業用途評估的）土地價格從農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後又以極高的（按商業或工業用途評估）的價格轉讓，或者幹脆出於政績和私利將土地白白送給外商或者其他合謀者的時候，農民的權利頃刻之間化為齏粉。顯然，這是在“自願交易”掩蓋之下的又一場欺詐和剝奪。其中根本就沒有什麽整體福利的改進，有的隻是利益的轉移以及對全社會公平基礎的損害。我們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紀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土地征用與城市拆遷問題一道，正在成為頻繁引發群體抗議事件又一根導火索。事實上，這也是導致中國農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卻不斷滑向絕對貧困的主要原因。發生這樣的反常現象並不奇怪，因為被剝奪了土地權利的農民，實際上就是已經被徹底剝奪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可能的農民，就是完全被拋棄在經濟結構之外的農民。鑒於中國農民人數之多，農民人均擁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之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的剝奪將是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問題，毫不誇張的說，它可能影響中國未來100年的曆史，其意義遠遠超過城市拆遷問題。如果任其發展，它引發的將不是一兩場零星的騷亂，而可能是一次此起彼伏的長期革命。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將在本書的其他部分論及，但現在就必須指出的是，當內部的權力結構完全失衡的情況下，市場同樣可能產生剝奪，甚至是更加深刻的剝奪。這可能是中國為數眾多的市場浪漫主義者所不屑於看到的。但顯而易見，此類強買強賣，巧取豪奪的“市場剝奪”，在中國的市場活動中已經是一種俯拾皆是的經驗事實。
一般而言，所謂交易，就意味著“自願”和“一致同意”。不過，由於交易各方在起點上存在著天然的不平等，“一致同意”的市場交易經常成為智力上的愚弄、信息上的欺詐、和權力上的強製。在這種“一致同意”的交易中，剝奪（而不是福利改進）是更加通常的結果。正是為了彌補前現代經濟中交易各方普遍存在的實力不均衡以及由此導致的市場缺陷，現代權利概念才得以勃興和發展。現代市場經濟之為“現代”，並不是因為交易本身發生了變化，而是交易各方在力量上變得更加均衡，更加對稱。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權利經濟，是平等權利主體之間的交易。可見，對於現代市場經濟而言，權利絕非是可有可無的一件裝飾，而是作為其製度基礎的一種必須。
所謂權力（power），簡單說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組織的強製力。在現代社會中權力一般由國家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組織掌握並加以實施。所以，在一般的意義上所謂權力更多的是指“公權力”，是一種至上而下的縱向的強製力量。而權利（right）則不同，它是指公民社會中個人和組織平等並普遍享有的從事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一種安排，是法律賦予公民個人或者獨立於國家的組織的一種不可剝奪的自由能力。它更多的是描述公民社會中個人及組織之間的橫向關係的一種範疇。與壟斷的、獨占的，隻有少數人享有的權力相比，權利則是平等享有的、普遍的。權利概念雖然來自於理論的抽象，但卻被賦予了越來越具體的現代內容。也正是這種權利，為現代人進入市場提供了相對平等的地位。可以說，權利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抗權力所導致的市場不平等地位而興起的。由此，中國計劃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實際上就應該是“權力經濟”到“權利經濟”的轉型過程，即組織經濟活動的主體由權力主體轉變為權利主體的過程。
中國的分權改革的一個側麵是各級政府之間以及各種政府組織之間的分權，但另一個側麵則實際上是公權力不斷被官僚集團劫持、挪用、盜竊並合法地私有化的過程，是公權力以特權階級的個人利益為依歸在經濟活動中不斷膨脹、不斷泛濫，不斷被帶入市場活動的過程。（政治改革的停滯使得這一不幸的發展成為現實）。中國龐大而頑強的官僚階級不僅層層攔截了至上而下的權力下放，也抑止了由下而上的權利的勃興。在這個層麵上，中國經濟改革就不是偽現代的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演進，而是向前現代的特權市場經濟的退化和複歸。這也是為什麽許多人私下裏將中國看成前資本主義（另外一些人更願意將此坦率的稱呼為野蠻資本主義或者強盜資本主義）的原因。這種被市場繁榮和經濟增長所掩蓋著的退化實際上也是中國20多年經濟改革的另一條隱蔽線索。如此，中國浩浩蕩蕩的市場化曆史中就很難不充斥著一股逼人的野蠻氣息。權力對權利的剝奪、強者對弱者的鉗製就一並成為這部市場史不能分割的典型特征。
在市場交易中，權力的強製是容易分辨的（正如上麵拆遷和征地案例中的那樣），不容易分辨的是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對信息的操縱。現代市場經濟的複雜程度，已經遠非“你買我賣”那種一對一的簡單交易模型可以概括（明白這一點非常重要）。由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交易範圍的擴大和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都使信息問題上升到現代經濟中極端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與交易的複雜程度成正比。權力對權利的剝奪可以導致市場的失效，信息的不對稱和人為操縱也可以導致同樣的結果，因而也會在根本上扭曲市場“一致同意”的本來意義。換言之，沒有盡可能充分的信息對稱，市場交易就不能被看成是“一致同意”的。這也是為什麽在藥品市場、證券市場等領域有強製信息披露的原因。完全可以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對信息的知情權作為一種平等權利已經被普遍接受下來。在這裏，自由交易的權利已不再僅僅是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權利，也包括了獲得充分信息的權利。而保障這種信息權利的，就是充分競爭的自由媒體和政府對某些特殊行業的適度監管。諷刺的是，在中國20多年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的官僚係統不僅沒有恪守其看守者的監管責任，而且憑借對媒體的控製，成為了市場信息不折不扣的操縱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中國看到如下荒誕的現象也就絲毫不值得驚奇了。在2003年上海房地產已經經曆了多年的火爆牛市之後，上海的一位主要官員在接受福布斯雜誌的采訪時，毫無顧忌地引誘投資者：“我在這裏可以提個建議，如果你們在上海沒有房產，可以聽我一句勸告，投資房地產絕對是高回報的。”大概是受到了上海房地產樣板經濟的激勵，中國南方海南省的一位新任省長，在2004年甫一上任就發出了更加驚人的預言：5年後海南房價有望翻番！作為地方政府首長，對市場價格做出如此明確的預測（這是任何嚴肅的學者都不敢做的預測），顯然不能理解為他們對地方經濟的信心，而隻能被理解為一種赤裸裸的信息操縱。這樣魯莽的發言，當然不是出於無知，而顯然是出於房地產市場對地方經濟巨大的短期推動作用。一句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市場中有著巨大的利益。然而，這種信息受到操縱的市場交易，是很難瞞過老道的外國投資者的，其最終的受害者隻能是那些耗盡一輩子儲蓄而盲目投資房地產市場的中國投資者。地方首長如此，各種宏觀管理部門同樣如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信息的重要性體現得最為充分得莫過於金融市場。可以說，金融市場幾乎完全是一個依靠信息而做出交易預期的市場，信息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信息操縱在這個市場中屢見不鮮。但考諸金融史，由政府直接出麵進行信息操縱的，中國可能創造了曆史典範。在這方麵，中國官僚集團表現出了超人的“勇氣”和罕見的天賦。其操縱之頻繁、方式之多樣，可謂證券史上的奇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9年發生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的所謂“5·19”行情。在這一段時間中，為了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低迷以及為某些特殊企業融資，中國官僚集團以《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煽動人們買入股票。了解《人民日報》在中國地位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極具中國特色但卻非常有效的信息操縱方式。就這種對證券市場中信息作用的透徹理解而言，中國官僚集團似乎頗為老道，一點都不像一個後來者。於是，中國證券市場上就充斥了各種類似“5·19”的紀念日，如“6·24”，“9·14”等等，而其標誌無一不是政府發布的某個重大利好或者利空信息。由此一例，中國金融市場的信息操縱程度可見一斑。然而，了解中國金融問題的人都清楚，中國金融市場的重大積弊並非信息操縱一端。其中還存在著廣泛的權利剝奪問題，其嚴厲但顯然不符合邏輯的準入製度，就是權力剝奪權利的明確例證。
信息操縱，權利不對稱、集體談判能力的缺失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在國有資產買賣等諸多交易領域看到，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自由媒體提供的競爭性信息。
與土地市場一樣，金融市場作為一種要素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結構中有舉足輕重的基礎性作用。如果這個市場的信息是受到操縱的，那麽無論用這個指標或者那個指標衡量的市場化程度有多麽高，這種市場化都是非常可疑的。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基礎的平等權利不僅僅是指自由退出和自由加入的權利，也不僅僅是盡可能充分的信息權利，而是包括一組權利。在我們的視域中，另外一種重要權利應該被包括在這一組權利之中，這就是自由組成合法團體，從而形成集體行動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對於在能力上天然出於弱勢的群體來說，自由的交易就可能變成自由的奴役。這一點，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表現的得尤其明顯。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分散的、單個的、弱勢的勞動者總是麵對著在力量上遠遠超過他們的企業主。常識告訴我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雙方之間的交易，很難是“一致同意”的交易，而隻能是“被迫同意”的交易。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上，這種“被迫同意”實際上是一種普遍的經驗事實。當農民工（遠遠不至於農民工）遇到強大得多的企業主的時候，他們被迫同意接受隻能滿足簡單再生產的工資，被迫接受惡劣的勞動環境、被迫接受毫無保障的口頭契約。中國的市場原教旨注意分子經常想當然的論證這種待遇給農民工帶來了“福利”，但他們卻無法證明這種交易是“一致同意“的。能夠改變這種不對稱交易的唯一辦法，就是弱勢群體自由的結合成工會組織，從而形成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能力。這也是現代社會最為基本的權利之一。荒唐的是，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勞動者自由結成工會組織卻被視為政治上的非法。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的低工資並不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種政治安排的結果。換言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根本上就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市場，至多也隻能算是一個古老的市場，一個遭到了政治強製閹割過的前現代市場。推而至宏觀，那種被許多經濟學家推崇備至的中國的所謂（為現代文明所不齒的低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其實質就是一部分（無權利者）可以被任意剝削的優勢。這種優勢可能為微觀的企業帶來某種效率改進，但絕對會損害整個社會的公平及合作氣氛，兩相權衡，社會整體效率和整體福利的降低自不待言。
由自由進出的權利，到充分信息的權利，再到集體行動的權利，實際上構成了現代市場經濟中“自由交易”能夠成立的幾個基礎條件或者權利。沒有這些條件和權利，就沒有現代意義上中的自由交易。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將自由交易僅僅理解為“自由進出”的權利，顯然是將現代經濟錯置在一個非常古典的熟人社會環境中而導致的一種錯誤理解。而正是理解讓他們得出了“中國市場化程度已經非常高”的荒謬結論。以我們上麵為現代市場經濟自由交易確立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市場化，我們就很容易發現，中國的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實際上就是一係列交易條件受到控製和操縱的市場化，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化真意，相差又何止十萬八千裏？不僅如此，正如我們上麵三個案例中分別暗示到的那樣，當土地、資本以及勞動力這三個最基礎的要素市場都受到操縱和控製的時候，整個經濟體係本身實際上就受到了潛在的操縱和控製。這種被操縱的畸形市場結構，無論其在表麵上具有如何激烈的競爭表象，都絕對不能稱之為市場化的。我們或可將其稱為偽市場化，而這種偽市場化所具有的欺騙性以及在財富分配上所帶來的長期後果，將很有可能使我們因為麻痹而蹈入一場更深的災難。
在更大的視野中，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90年代愈演愈烈的農民問題。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將農民納入現代市場經濟體係的問題，以交易的眼光看，這個問題就轉換為，處於傳統農村經濟中的農民如何以其資源與城市經濟體係進行交換的問題。大致算來，農民可以用來進行市場交換的隻有兩樣東西，一樣是土地，另一樣就是勞動力。如果這兩種要素能夠被納入一個公正的市場中進行交換，那麽中國的農民問題就不是一個死結。事實上，無論從台灣、日本的經驗，還是從90年代之後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本土經驗來看，在高速工業化時期，勞動力以及土地都是不斷增值的。這種“增值”足以讓中國農民以體麵的姿態融入中國的現代經濟體係之中。但我們看到，中國農民無論是以農民工的形式進城務工，還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形式與現代工商業進行交換的時候，他們的權利（無論是個人自由進出市場還是在市場中的集體談判權利）都受到了人為的剝奪。加上農民在信息及知識能力方麵與城市人口在起點上的巨大差距，農民與城市經濟體係的交換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一場殘酷的掠奪。顯然，今天中國農民出賣土地以及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實際上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市場價格，而是一種受到了操縱的市場價格，是一種權利受到了剝奪而導致的不公平交換的價格。掩藏在這種不平等之後的，就是中國政府的城市性質。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都是在城市並通過城市來實現的（無論是GDP指標、地方財政利益、還是個人經濟利益都如此），而中國農民對這個官僚利益集團又缺乏選票（以及潛在的民意）的有力製約，所以，城市官僚利益集團所運作的政府，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城市政府——一個利益傾向上嚴重偏向城市的政府。不管中國最高領導人出於道義原因對中國農民寄予了多少同情，也不管他們出於這種同情發出了多少指示，都沒有改變中國行政當局的這種“城市”性質。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本來應該盡量彌補農民與城市人口之間天然就存在起點差距，以便農民享有更平等的交換地位，但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反其道而行之。這實際上就是1990年代之後中國農民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被拋出現代經濟體係之外，並導致中國農民問題急速惡化的一個潛在原因。這種惡化並不是必然的，起碼我們在台灣和日本類似過程中沒有目睹。
1978年的農村改革基本上是在一個熟人社會中展開的，在這個頗為“古典”的社會環境中，權利的形態相對簡單，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交易很難受到操縱。所以在一個較短的恢複性時期，農村改革看上去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農民問題一旦越出熟人地域，越出農村範圍，開始牽涉到農村與城市經濟體係的要素交換的時候，（這是80年代後期中國農村問題的主要性質），中國農民問題就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在更大範圍內展現出來。原因無他，農民（不管是作為一個整體，還是作為單獨進入市場的個體）的權利受到了剝奪，農民在進入現代經濟體係的交易條件受到人為的操縱。這樣看起來，中國農民問題其實根本上就是一個政治結果，而不是一個市場結果。這種理解，可以為中國農民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解釋。它既解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釋了這個成功在同樣的政治約束條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改變這個“必然”的唯一辦法，就是鬆動或者改變這種政治約束條件：以政治的形式捍衛農民的權利。
市場的權力是一組權利，這一組權利是一個整體，任何其中一個的缺損都可能影響到其他權利的行使。
以消費特征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市場化粗略的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波是農產品以及普通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的農村改革時期。第二波則是以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的城市改革時期。第三波則是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以房地產、金融要素市場以及汽車等高檔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1990年代中期第二波消費浪潮之後，中國在一般消費品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之高，市場競爭幾近殘酷。這個時候，市場化自主帶動經濟活動增加的能力日趨減弱。表現在GDP上，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這本來是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但這對於視GDP為唯一合法性的中國政治來說，卻是一個反常的危機局麵。由於市場化有增加可計量交易活動，從而增加GDP的特性，所以，市場化就開始成為一個與經濟增長等價的政治目標。而市場化一旦成為一種政治目標，市場化的推動力就從民間開始轉變為政府，市場化的福利增進色彩開始逐漸減弱。換句話說，這個時候的市場化已經不再是由於福利效應所導致的市場自然擴展，而是受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強製的市場化。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土地、金融、教育、醫療、媒體、國有企業資產轉讓等領域的所謂市場化，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零和博弈色彩。而這些市場恰恰又是信息高度不對稱、供給方高度壟斷的領域。這就為官僚利益集團操縱這種市場化提供了極大的可能。事實上，1990年代中後期在所有這些市場化過程中獲得巨大利益的，幾乎清一色是那些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利益集團的壟斷機構及其外部合謀者、如高校、醫院等等。除了他們之外，在這個所謂的市場化過程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受益者，市場的福利增進性質蕩然無存。
從1999年開始，中國高等院校擴大招生規模，由此拉開了所謂中國教育市場化的序幕。中國在1999年開始搞所謂教育市場化，並不完全是出於中國教育主管們一時的頭腦衝動，與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現實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中國的教育主管者看來，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推升中國社會的大學普及率，也是一個提高中國高校人員待遇的可行渠道。但某些經濟學家那裏，教育市場化的意義就要宏大得多了。據這些經濟學家言之鑿鑿地推測，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緩解失業現象，還可以大幅度增加內需，提高GDP。很難說中國教育市場化是某一位具體經濟學家慫恿的結果，但明顯的是，擴大內需，增加GDP這樣令人耳熱心跳的目標，對苦於內需萎靡、增長減速的中國領導人來說，肯定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基本可以斷定，教育市場化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的預期肯定增加了中國領導人在教育市場化上的決心。而更加隱秘也更加重要的一個原因則是，教育市場化符合中國教育官僚們的利益。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這個遭遇激烈反對的“教育革命”怎麽會在如此短的時間中能夠進行得如此徹底。事後的事實也證明，一輪疾風暴雨式的教育市場化下來，中國的壟斷教育體係也迅速成為最肥的部門之一。據湖北中南民族大學的一位孫姓院長估計：僅湖北一省的獨立學院（中國高校改革中的一種尋租怪物），在2004年的招生中，保守估計就有10億元被少數人中飽私囊。他形容：高校招生成為批量製造百萬富翁的又一渠道。而這種致富遊戲的代價則是：由於無法支付昂貴學費而導致的自殺事件頻繁發生。（就我們的耳聞目睹，有理由推測，這很可能在整體上提高了中國社會的自殺率。）所謂教育市場化在讓一部分教育官僚及其合謀者以光速致富的時候，也以光速掏空了諸多中國家庭一輩子的儲蓄。與這個過程相對應，本來就已經聲名狼藉的中國高校，也迅速變成中國社會極端冷酷、道德極度墮落的最有力見證，淪為一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殺人”行業。
且不說教育市場化本身一直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就算可以市場化，在教育供給高度壟斷、信息極端不透明的中國，中國高等教育又如何可能市場化？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序列的中國高等院校，一邊享受著政府賦予的特許地位、享受著政府的巨額撥款，一邊卻以（毫無彈性的）市場需求的名義進行市場化操作，這就讓中國的所謂教育市場化看上去更像是一場大規模的教育訛詐，一場蓄謀已久的財富洗劫。在有著深厚重教傳統、對文憑有著畸形崇拜的中國，這種訛詐是非常容易得手的。將一種本來就享有的福利用貨幣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用更高（經常是數倍）的貨幣價格表現出來，當然可以拉動內需，並大大增加GDP的數字（這顯然滿足了宏觀經濟數據的需要），但其中哪裏還有半點“福利增進”氣味？事實證明，這種所謂市場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質。這其實就是中國所謂教育市場化的本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同樣也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市場化的本質。可以肯定，導致福利減少的市場化，絕對不會是自然擴展的市場化，而定然是出於某種信息誘導、壟斷脅迫、權力強製。而能夠全速推動這個進程的，也必然是某種全能性的政治力量。
[1] 當前我國投資增長的主要特征原因及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影響http://www.drcnet.com.cn/New_Product/expert/showdoc.asp?doc_id=198327
[3] 國家統計局：四大因素導致我國投資與消費率失衡http://www.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2028.shtml
[5] 高層過問GDP數據失真 統計改革風暴即將來臨http://www.vankeweekly.com/asp/bbs2/ShowAnnounce.asp?ID=943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