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改革死了
改革的終結
與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
關注中國問題的人都會注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國經濟的最後幾年中，在中國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長姿態的同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以發散性的方式開始蔓延。嚴重的失業、讓人氣餒的貧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敗、農民的絕對貧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國經濟奇跡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陰影。雖然這些社會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製的頑強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國人突然發現。以中國的輿論管製程度，如果某個問題被允許在公開媒體上討論，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不過，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而是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內消除，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現有的體製框架內加以改良，在於目前的這種體製是不是本身就是製造社會問題的根源。雖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上，但說他沒有注意到並采取措施改進這些問題顯然是不準確的。在朱鎔基內閣的最後一段時間中，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生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國有股減持事件。對於很少教條思想並經常對經濟學家冷嘲熱諷的朱鎔基來說，他推動國有股減持並不象經濟學家“竊”以為的那樣是為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而是有著十分實用的目的：為社會保障資金籌集資金。從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熱心及堅決表態上看，朱鎔基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緊迫性。但這個過程在中國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彈。僅僅半年之後，朱就以“本屆政府任期已經有限“為由，決定將國有股減持問題留給下一屆政府。如果說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還是在下麵遇到抵製的話，那麽在他任期的最後階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經很難走出中南海了。這無異於表明，一個不斷製造社會問題的體製正在不由分說的剝奪中國領導人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盤已經易手。無論他們多麽出類拔萃，也無能他們在民間享有多麽巨大的聲望。而對於持續了將近25年的中國改革來說，這實際上是一聲正式終結的下課鈴聲。因為一個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體製已經長大並站立起來，從此之後，它將按照自己的意誌和邏輯改造這個國家，再也不會理會個別領導人善良的道德意願。那麽，這個體製究竟是什麽呢？它是我們誓言要建立的那個市場經濟嗎？是我們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個民主自由、繁榮均富的彼岸之國嗎？
在一次紀念“南巡談話”十周年的專訪中，一位在近十年來爆得大名的經濟學家，以他一貫的自信對記者談到了腐敗：“腐敗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體製，而是因為有舊體製；而要想改革舊體製，在過程中不出點問題才叫‘見了鬼’。在轉軌過程中，尤其兩種體製交叉換位時，或在新體製不成熟的時候，腐敗可能還會加劇。但不能因為有腐敗，就停滯改革，往回走絕對不是出路。要讓水不斷的流動，腐敗不製度化，不固化。”這段談話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許是正確的，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後，我們仍然將問題推給舊體製，那就隻能證明我們對現實的麻木。事實上，這段“標準”的解釋反映了中國主流精英一種普遍流行著的時代錯覺。在這種錯覺中，中國目前仍在存在著新舊兩種截然不同體製的對立，我們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個新的體製。但事實卻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很難分辨什麽是新體製，什麽是舊體製。兩種體製經過25年的磨合，已經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渾然一體，天衣無縫。兩種體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鞏固。換言之，中國人今天麵對的是一種完全成熟了的體製，它既不是我們深惡痛絕的舊體製，更不是我們多年以身相許的新體製，而是一種被官僚體係操縱得遊刃有餘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環和自我加強的畸形體製。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什麽“走回頭路”的問題（我們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問題，不是什麽“不製度化、不固化”的問題，而是已經完全被鎖定在歧路上的問題。當大多數人（像那位經濟學家一樣）仍然沉浸在未來的想象之中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地到達了終點。不幸的是，我們經過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達的這個終點，並不是什麽美麗的“新世界”，而是中國曆史上反複出現過的舊朝代的翻版。
我們一直強調，中國這一輪迄今為止延續了25年的改革，是一個以舊的官僚體係為推動手段，因而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體係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這一點，從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階段表現得並不明顯。由於這一階段官僚體係對改革可能產生的利益調整看得並不清楚，他們對民間（主要是農民）的自發革命采取了某種觀望的態度，所以這一階段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官僚默許”的改革。也正是由於這一階段改革的特點，導致許多人將許多人將中國改革定義為所謂“增量改革”，但這種定義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後，逐漸失去了解釋力。實際上，經過將近10多年的改革實踐，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官僚體係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們開始以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並最終將改革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體係憑借完全不受約束（注意：不受約束的最強有力的理由是穩定）的壟斷政治權力作為資本，以個人經濟利益為導向，肆無忌憚的參與他們心目的“改革”。顯然，這對於中國改革來說，更多的隻能是一種本質上的敗壞。這種完全失去了約束的改革，在中國農村被稱為“幹部資本主義”，而在中國城市則被稱為“權力資本主義”，事實上，有一個更加恰切的術語可以描述中國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詳的“官僚資本主義”。隻不過，這個術語可能喚起某種諷刺的回憶，而隻能偶爾在私下中被人們提及。中國官僚體係在中國改革中的“自我覺醒”，在90年代中期之後演變成一種巨大的體製性力量，將觸角伸展到中國經濟的每一個領域，並按照自己的邏輯型構“新”的體製。在中國的中介組織的建設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舊靈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而複活並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後，中國政府出於財政壓力開始裁減官僚規模，開始鼓勵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於是，林林總總脫胎於官僚體係的政府機構變成了麵目全新的社會中介組織。財政部門變出了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司法部門變出了律師事務所、稅務部門變出了稅務師事務所、工商行政部門變出了各類谘詢部門。而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各種“市場中介組織”本質上仍然是國家權力機關。其權力的壟斷性和利益的封閉性以一種新的形勢被延續下來。江蘇某個城市的一位稅務師事務所的董事長曾經向我誇耀，他那隻有幾十號人員的事務所一年的純利潤達到2000萬元。此人原來是該城市某稅務分局的一名即將退休的官員，在刹那間變成了董事長的同時，也刹那間擁有了巨額個人資產。這讓我們聯想到了中國曆朝曆代以專以苛捐雜稅為能事的役吏形象。這種真相告訴我們，中國傳統官僚權力在90年代中期之後，是如何以一種新的麵相在中國社會中繁衍複製的。在舊的官僚權力沒有得到絲毫改變的同時，國家官僚權力通過新的麵相向社會各個領域延伸、滲透，並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內。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一脈相承的舊式官僚體係具有多麽驚人的適應性。我們這一代人曾親眼目睹並歡呼過中國“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我們驚訝的發現這個古老的怪物帶著嘲諷的笑容回來了。這個怪物的凱旋是完美的，它不僅自己完好無損的回來了，而且帶回了它豐盛的戰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學”本位。其所到之處，幾乎攻無不克。我們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們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為要緊的，可能不是中國的官僚體係及其合謀者以改革的名義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於他們是否已經完成帶有搶劫性質的“原始積累”，而在於在盜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時，“新”的舊體製的意誌已經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誌。如果這種意誌是體製性的，那麽，以少數精英構成的上層分利集團對中國社會的抽取就是無止境的。90年代後期，尤其是新千年開始之後的幾年中，我們發現中國官僚體係在中國的“存量”改革中表現出了與他們的職能極不相稱的“積極角色”，從房地產開發到國有資產改革，一個本應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場的官僚體係，卻一躍變成了最活躍、最積極的“改革”動力。除了看得見的財政壓力之外，看不見的應該是官僚體係巨大的利益衝動。中國官僚體係這個越來越反常舉動表明，中國改革不是進入了什麽“存量”階段，而是進入了“瓜分階段”。一個“新”的舊體製正靜悄悄但卻瘋狂地運轉著。然而，隻要中國以官僚利益為核心的這個體製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謀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會止息，直到這個社會沒有資源可供繼續剝奪為止，到此，中國曆史也將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環。以現代標準衡量，作為一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有機部分，官僚體係形成一個具有自利傾向的利益集團並不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情。問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正在麵臨這樣一種前途，那就是中國的官僚們將這個國家變成“官僚的中國”。如果真是這樣，那麽這該是我們第N次麵臨同樣的曆史處境了。
毛澤東對中國官僚體製的腐蝕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覺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個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製當時正在逐漸膨脹的官僚特權。雖然毛的魯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將文化革命僅僅歸結為權力鬥爭的產物，卻是對中國曆史的另一種無知。從某種意義上講，毛的革命是針對中國城市特權階級的一次農民革命。或許正是因為對舊體製的荼毒記憶猶新，他才會在僅僅17年之後就接著發動又一場傷筋動骨的“革命”。顯然，毛澤東並沒有找到正確的辦法，悲劇和災難在所難免。匪夷所思的是，作為毛的後來人，鄧小平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來約束官僚體係。或許，創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鄧從另一方麵吸取了相反的教訓，於是，他將曆史的鍾擺狠狠的撥向了另一麵。
有敏銳的論者提示我們注意當今中國的“重新民國化”，也有論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實警告說：中國正在拉美化。但無論是民國化，還是拉美化，他們想指出的大致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城市精英集團（他們即便在城市中也隻占人口的極小部分）完全壟斷了從政治權力、到經濟權力、到文化權力的社會總體性資源，社會的絕大部分資源都在這個狹小的圈子裏私相授受。而與此同時，大部分人口卻被排拒在這個圈子之外，隻能完全被動的承受這個圈子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輸出結果。這種畸形格局由於有越來越現代化因而也越來越具有效力的軍事權力和警察權力而得以維持。但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卻是，一個製度上的“流動性陷阱”出現了。也就是說，這個製度將完全失去自我創新和自我改革的動機和能力，而在一個壞的“製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麽這種前景離當今中國究竟有多遠呢？拆除那些遮蔽我們目光的時代景觀，將互聯網、私人汽車、豪華別墅等等時代標誌從我們的眼前挪開，一個舊式的官僚王朝就會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這是一個被現代技術武裝起來的官僚體製，附著在這個官僚體製之上並與它緊密結合為一體的，是各種經濟，文化的分利集團。這個龐大的上層結構除了維持統治之外，剩下的衝動就是無孔不入的參與各種經濟活動，與民爭利，而對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鮮有興趣。中國目前的官僚體係在產權保障、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服務方麵動機低落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即便他們勉強提供這些服務，也多半是出於某種牟利衝動。在這個龐大的架構之下，是以十億計的毫無組織的原子化個體，他們被強大的力量控製在食物鏈的最下端，極少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果時世平順、經濟繁榮，這些數量龐大被擁塞在社會底層的原子化個人可能還會表現出一如既往的馴順，溫和，上層官僚體係也多半會顯示其親民，愛民的民本風範。但倘若遇到急景災年或者剝奪太甚，無力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平時沉默、溫順的底層民眾就可能呈現暴民化趨勢，而底層的這種騷動，也將把上層結構推向冷酷的極化形態。這種極化形態的晚近版本就是極右的專製政權。從這個抽象的事實中，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一個舊式官僚國家的現代影子。所以，對當今中國更加準確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國化”。控製著社會總體性資本的官僚國家，有超強的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像它調動資源維持高速增長的GDP一樣），因而也就具有超強的自我維持能力，這種自我肯定和自我維持能力經常被研究中國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稱之為“超穩定社會”。這個術語預示：中國社會經過了25年之後，可能又一次被鎖定在一條慣性強大的曆史軌道之中。所謂鎖定，指的是這樣一種曆史境遇：沒有外部強力，路徑將很難被輕易改變。
實際上，深入中國社會內部，我們就能夠發現，今天中國已經在諸多麵向上有被鎖死的跡象。這首先表現在利益表達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中國政治體係中向來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製，而在1989年之後，各階層利益表達的空間更被壓縮到了極限。由於中國改革模式中對社會穩定程度的極端高要求，任何帶有抗議色彩的利益表達都可能被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因而也構成了對中國改革的威脅。零散的個人抗議如此，有組織的抗議形式則更是變成了“洪水猛獸”。改革一方麵將越來越多的人驅離了傳統的共同體，（在城市主要表現為“單位”，在農村則表現為村社，這種共同體對個人的保護作用雖然有限，但仍然不失為一種有組織的壓力集團），另一方麵卻沒有為這些分散的、離開了體製內合法團體的個人開辟新的利益表達渠道。中國人領導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經深刻的認識到，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想為這種利益調整設置一個安全閥。相反，由於社會穩定從上到下都被作為官員們的重要政績指標，這種表達遭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厲、更加普遍的壓製。所謂“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變成了各級行政部門普遍的行事準則。於是，一個彈簧被史無前例的壓緊了：改革越是劇烈、被拋離分配遊戲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達的意願就越是強烈，反過來，表達意願越是強烈、壓製這種表達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強迫性。對於這種情形，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會做出判斷：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進入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各級政府大門外如家常便飯的小規模靜坐抗議，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時代的一道標誌性風景，而政府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卻仍然是讓人疲於奔命的一對一談判。當然，更經常的情況是，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更多的抗議和更強烈的不滿則在不斷醞釀著，生長著。如此循環，直到壓製成本變為政府一個不堪忍受的財政負擔，或者不滿情緒不能被進一步壓製，真正匯成領導人頭腦中那種駭人的洪流。這頗有一點“自我證實的預言”意味。近幾年來，在中國社會浮現出的越來越廣泛的抗議活動，雖然是零散的，無組織的，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永遠不可能匯集，而這種零散的、無組織的特點，正是這類抗議活動最值的擔心的地方，因為這種僅僅由極端不滿情緒構成的抗議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標，所指之處，任何建設性都可能頃刻化為齏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隱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壞性有力的揭示了這一點。而這種前景越是逼近，當局對利益表達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當局對天安們係列自殺事件的嚴厲態度證實了這個判斷。起碼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到解開這個死結的任何希望。
一位學者在回顧中國25年的改革時，滿足的總結到，“‘八九’之後，共產黨不但沒有垮台，80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場化改革確實剝奪了集權主義體製的經濟基礎，而且造就了新的強有力的社會集團。但是，通過建立精英聯盟，共產黨與新精英達成默契。如今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不再是工農大眾，反而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為了順利論證其“中國特殊論”的主題，這位學者使用了許多操之過急的結論，但必須承認，他對中國社會新的結盟趨勢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過，這位學者可能沒有意識到，80年代的學生運動在當時實質上起到了一個平衡利益表達的作用，起到了某種類似於民主國家在野黨的輿論組織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後，中國學生運動的沉寂可能並不是什麽良性的發展。學生運動的消失恰恰使中國社會失去了最後一個公共政策的辯論平台，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改革中表達自己利益的最後一個機會被剝奪了。正如這位學者所看到的那樣，一個以傳統政治精英，新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構成的新的聯盟出現了。這個聯盟能不能成為未來中國執政者的社會基礎我們不敢輕易判斷，但這個聯盟壟斷了中國改革中的利益表達則是一個越來越彰顯的事實。一個涉及億萬人利益的改革卻將大多數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達之外，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一種進步，對比中國80年代，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不是放寬了，而是顯著地收窄了。中國的改革決策變成了強勢利益集團狹小圈子中越來越神秘的討價還價，公共政策的製定被私人化了。這種發展帶來的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後果就是：中國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漸趨於鎖定狀態。
90年代中期之後，困擾中國經濟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所謂的內需不足。這尤其體現在消費需求的不足上。這個嚴重困擾延續的時間是如此之長，以至於“提振內需”變成了各級政府官員常年掛在嘴邊的一個政治口號。那麽，在國民財富增長“一支獨秀”的同時，中國內部的消費意願以及消費能力為什麽反而會變得如此低下呢？對這個問題，許多人都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但“有消費能力的缺乏消費意願，有消費意願的卻缺乏消費能力”恐怕是對這個悖論最有說服力的解釋。顯然，這個事實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經遠遠不像“內需不足”這個術語那麽中性了。這實際上在暗示，中國社會經過25年的改革，已經出現嚴重的分配失衡。而這種失衡的持續之長及擴展之快都顯示，中國的分配模式已經在相當高的可能性被鎖定，一個久別了的詞匯——馬太效應，正在回到中國人的生活當中。當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馬太效應”被注入了典型中國式的內涵：被權力為分配軸心的模式不是將少數人，而是將大多數人趨入貧困的深淵。數據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顯著縮小到1.8倍之後，開始不斷擴大，到新世紀開始的時候，這個數字達到了3倍。而最極端的估計則是6倍，而就我們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這個“極端的估計”可能一點都不極端。考慮到中國農村龐大的人口基數，我們很容易想見中國貧富分化的嚴重程度。更讓人擔心的是，中國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時發生著越來越劇烈的收入分化問題。在中國城市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兩個普通人之間的差距經常可以達到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標準衡量這都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社會中的正常現象。不過，這個問題的可怕之處在於：這些表麵上的收入差距並不是什麽偶然的個人因素所導致的，而是隱藏在其背後日趨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發的。排除那些由於外部資本的進入所引起內部收入分化的表象，這個核心的分配模式實際上呈現著其鮮明的權力性格，離權力核心越近，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額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則是，首都遠遠優於省會城市、省會城市遠遠優於中小城市；城市遠遠優於農村；官員遠遠優於群眾。這等於是在說，政治權力中心就是資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們自豪地宣稱我們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的時候，我們的分配模式卻仍然是帶有強烈等級色彩的封建模式。這當然不僅僅是一種嘲諷，而是一種強有力的象征。它告訴我們，中國離現代市場經濟還有多麽遙遠的距離。一個經濟體係的健康與否從來就不是隻看它的GDP總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從來不像某些故弄玄虛的理論所說的那樣，會影響經濟體係的效率。相反，常識告訴我們，合理的分配隻會提高整個經濟體係的效率。那些對中國GDP成就津津樂道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似乎“忘記”了這個簡單的常識。對於現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憤怒情緒，一位在中國改革之初有著鮮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經濟學家不屑一顧的說：“結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顯示了中國精英意識中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這種完全歪曲現代市場經濟基本精神的傾向如果真正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那麽它將不是推動而是毀滅中國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場經濟。具有警醒意義的是，這位經濟學家是中國最高民意機構中的民意代表。中國當今最引人入勝的思想家秦暉先生曾經雄辯的論述過，中國改革最初在農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點平等。這一點，似乎特別容易被人們忘記。這種“健忘症”不僅遮蔽了我們的常識，更遮蔽了中國社會已經趨於極端的分配現實。
中國以權力等級為依據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政治權力牢牢控製著經濟資源。許多人以中國改革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證明，政治權力控製經濟資源的範圍已經大大減少。但這顯然隻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麵，這甚至不是最關鍵的一個方麵。實際上，在中國25年改革中，權力一方麵釋出了不少經濟資源，這包括那些處於激烈競爭行業的國有企業，另一方麵，政治權力不動聲色地大量進入更高級、更新興的行業，這包括更加具有控製力要素領域，如金融、土地、新技術等等。換言之，權力在一麵製造公開退出假象的同時，另一方麵卻在悄悄進入新的更具有利潤空間的領域。中國金融、土地行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官辦企業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連最具高風險特征的風險投資行業，權力也在最近幾年中大量進入。除了少量國外資本所創設的風險投資公司之外，中國風險投資公司幾乎是清一色的國字號。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辦風險投資公司中，完全是官員身份的公司高管們竟然以私人名義占有所投項目的股份。有趣的是，這些官員似乎絲毫也不覺的這種“改革”有什麽不妥之處。這個現象實際上揭示了，權力一麵退出經濟領域，又一麵源源不斷的進入經濟領域的一個真實目的：進入就是為了退出，退出就是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錢是也。值得指出的是，這個現象並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90年代中期之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傳統界限越來越模糊，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產權性質模糊的企業（他們經常被人誤解為民營企業）。這些“官辦私有”企業會不會像改革早期的鄉鎮企業一樣，成為各級官員進行“原始積累”的財務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國各地的MBO（管理層收購）浪潮中，這個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聽說南京一家純粹的國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們對此一定會心領神會。
9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官僚企業（他們不僅包括傳統的國有企業，而且包括諸多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的偽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領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發展。它表明，中國洗錢和尋租進程已經開始逾越微觀領域，而走向更加宏觀的工具。由於銀行、股市、國債、保險、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國民財富為管理對象的，而且在表麵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這些工具進行“化公為私”的操作將更為方便、更為隱蔽、而且規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國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實際上就具有明顯的洗錢嫌疑。
雖然在形式上會有所不同，但中國改革中的經濟體係卻一直在重複著一個非常隱秘的循環：一方麵廣大國民不斷通過汗水在積累財富，另一方麵，政治權力體係又以國家的名義通過財政、金融工具抽取這些資源，以供各種靠近政治權力體係的內部人興辦各類五花八門的官辦或“混合所有製”企業（化私為公）。接著，這些企業就會以各式各樣的借口被掏空（化公為私）。當然，最新也是最時髦的辦法就是MBO。為什麽中國的各級官員以及官辦企業的董事長們對其他金融知識一知半解的同時，卻對MBO這個在技術上相當複雜的金融工具領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國改革25以來，中國政治權力體係以國家名義所進行的大量浪費性重複建設，隻有極少數是由於當事人的無知造成的，而絕大多數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這不僅造成中國幾乎所有產業的嚴重過剩，更為內部人以“退出競爭性行業”為口號進行“化公為私”的原始積累創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憂慮的是，這種原始積累一旦打通宏觀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場，體製性的掠奪就會開始，“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循環就會進入加速階段。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有強烈的跡象表明：我們正在走入這種循環。新世紀開始後的幾年中，在中國證券市場、銀行係統以及土地市場中頻繁發生的各種洗錢醜聞，已經將這種循環的瘋狂性格展露無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正在緊密籌劃上市募集，企圖再一次用公眾資金化解由於貪汙瀆職所造成壞帳，就是這種“化私為公”循環的最新例證。權力階級將壞帳留給了銀行，銀行再以“專業”的麵目掏空百姓。這是一個不斷製造兩極分化的典型的惡性循環。
有許多人曾經寄望於這種掠奪性的原始積累將是一次性的，從此之後，我們就可以像許多先發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場經濟的坦途，這些依靠搶劫起家的權貴們就會突然轉變為正經的生意人。中國25年的改革曆史經驗否認了這一點。實際上我們看到，從1978年開始改革到現在，中國的財富掠奪程度不是逐漸降低的，而是不斷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當中國改革進入要素領域之後，這種掠奪趨勢反而是在不斷加速的。事實上，隻要體製是允許掠奪的和盜竊的，那麽，通過搶劫積累財富的成本就會比正兒八經做買賣要低廉的多。而中國的曆史和現實都表明，搶劫成性的官僚痞子們甚至根本就不屑於做生意，他們完全可以將掠奪作為他們的終身職業。這些搶劫來的財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會重新進入已經十分擁擠的生產領域，這些財富的可能去處是，用於揮霍、炫耀以及進一步搶劫的資本。這種積累與其叫做“原始積累”，不如更確切的稱之為“不斷積累”，因為隻要權力不受到約束以及權力仍然控製著關鍵的要素資源，這個積累就不會停止。換句話說，隻要這兩個條件被同時滿足，這種“積累”就將是無止境的，不會因為某種偶然的“良心發現”而戲劇性的停止。而這兩個條件恰恰是中國改革模式中所暗含著的，不可觸動的前置條件（它甚至不允許被討論）。其實，隻要這兩個條件被固定化，中國的分配模式就意味著將長期處於鎖定狀態。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大量不法資本所存在著的“清算恐懼”，將使得這兩個條件進一步被強化。這種分配鎖定所產生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其首要惡果就是，它使中國真正的民間資本始終被固定在低水平狀態，很難產生市場競爭力。改革開放25年之後，中國民間資本幾乎還沒有產生一家真正有綜合競爭力的國際級企業，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那些為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而陶醉的人們可能忘記了，中國今天的情形與2000年來貫穿中國曆史始終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個可以隨意抽取社會資源的上層官僚機的下麵，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規模私營經濟。這些產權保護屏障脆弱的私營經濟，不僅很難形成現代的中產階級群體，而且一旦遇到經濟蕭條或者上層財政危機，他們就會成為官僚體係剝奪的首選對象。這就是說，他們離破產或者貧困僅僅隻有一步之遙。中國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積累循環”所導致的另外一個經濟後果是，它將會不斷更多的人們驅入貧困的深淵。這個後果在國民財富增長顯著的時候，可能不會表現的那麽明顯，但一旦經濟增長放緩，其效果就會非常清楚。實際上，90年代後期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絕對貧困現象卻有增無減。這說明，中國經濟體係內部已經存在著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趨勢。溫州市一個小小的副市長楊秀珠一個人的“原始積累”就可以達到3～5億人民幣之巨，我們可以想見中國官僚體係巨大的“原始積累”已經在多麽嚴重的程度上製造了貧困和剝奪。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假設，經濟增長是一架永動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官僚體係的原始積累，都意味著底層階級的絕對損失。如果中國權力體係的原始積累不受到斷然的約束，我們幾乎可以斷言，中國城市中所出現的貧困化趨勢將僅僅是一個開頭。與這種“原始積累”趨勢相一致，中國的階層結構也將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創造一個人數不足全國人口5％～10％，“但卻幾乎壟斷全國文化階層、官僚政權和巨大財富的統治階級……這個統治階級成分之龐雜和從大眾中選拔賢才、維持自身地位及傳統的能力。在世界社會史中首屈一指”（費正清語）。在這個上層社會的下麵，是一個人口龐大但始終缺乏保障的下層。那些自稱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驚喜的發現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人們大概忘記這樣一段曆史，在半個世紀之前，這些城市的時髦場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樣也活躍著熱衷於“後現代”生活方式的小資們。半個世紀之後，他們真的就突然變成了穩定中國社會的主流階級了嗎？盡管有各種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為止，中國中產階級肯定還是一種與中國現實無關的想象，是我們對中國現代化實際進程的一種錯覺，一種夢囈。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逐漸兩極化的階層結構。
與這種逐漸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階層結構像耦合，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也逐漸被鎖定。仔細觀察中國25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就會發現，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上有兩個主要動力。一個來自投資，另外一個來自出口，而推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為重要的消費，卻始終萎靡不振。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近十年的最終消費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卻是79％，相差將近20個百分點。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們不能不懷疑，中國經濟中存在著某種嚴重的循環障礙。不過，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最終消費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經形成了長期的下降趨勢。從80年代開始，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平均以0.5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據稱中國最發達省份之一的江蘇省，這個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尋常的消費率，除了證明我們上麵已經談到過的分配嚴重不平衡之外，大概隻能說明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收入水平遠遠沒有跟上GDP的增長步伐。在消費逐漸下滑的情況下，中國要維持GDP的增長，便隻能越來越依賴投資與出口。但在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的這種依賴已經達到相當反常的地步。在據稱已經成功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投資率不降反升，2002年達到40％，而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
如上所述，改革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一個強大發動機是中國的出口及外國直接投資。在內部消費能力遠遠跟不上快速膨脹的生產能力的情況下，中國隻好將這種過剩產能向國際市場傾瀉。中國超級出口能力在近幾年來已經引起國際經濟體係的極大關注。“中國製造”在發達國家所引起的洪水猛獸般的恐懼，正是這種超級出口能力的一個明證。不過，創造中國出口奇跡的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個非常原始的手段：廉價勞動力。按照經濟學家更喜歡的說法，這被叫做中國的比較優勢。那麽，這個比較優勢“優”到了什麽程度了呢？有人告訴我們：中國的勞動成本是日本和美國1/50，它甚至比泰國還低一半。對這種情況，有人誇張的評價說，中國的勞動力已經沒有任何稀缺性可言。無限量的廉價勞動力的潛在供給也是外資大量湧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國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已經527億美元，一躍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90年代中期之後，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這一點，對中國沿海地帶經濟情況有觀感的人們都會有非常直觀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斷，外部市場以及外部資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支撐之一。這一方麵固然說明了中國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中的巨大比較優勢，另一方麵也說明中國經濟對外部經濟體係的巨大依賴性以及潛藏與其中的某種脆弱性。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個數字一直處於45％左右（是美國、日本的一倍以上），這意味著，中國GDP的將近一半要靠與外部經濟體係的交換來取得。這對於一個本應具有強大內部市場的大國經濟體而言，相當異常。但在內部市場需求持續低迷的約束下，要想維持GDP的高速增長於不墜，恐怕隻能進一步加大對外部經濟的依賴程度。但是，如果想繼續這一增長路徑，就必須竭盡全力將勞動力價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於勞動者的福利並不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硬約束，而GDP卻是。所以對於各級政府官員來說，不惜血本吸引外資而不是想方設法提高收入、增加內部需求就成為了各級政府官員的“合理”選擇。在中國，各級政府吸引外資已經達到了非常瘋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變成了頻繁出席各種招商引資會議。但要成為中國龐大的招商引資競爭中的贏家，各級政府除了廉價奉送本地的資源（土地資源、稅收資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製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許多地方領導人一聽到本地勞動力價格上漲就感到神經緊張的原因。在中國許多地方，外商投資企業（顯然不僅僅是外資企業）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血汗工廠的新範例。將大量有強烈消費意願的人口限製在僅僅能夠維持簡單再生產低收入水平之上，在總體上恐怕隻能進一步抑製中國的內部需求。滑稽的是，這種長期來看延緩經濟增長的辦法正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名義出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巨大悖論由此可見一斑。在增長速度依然是中國各級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政績考量的角度看，極力營造出口和外資繁榮以掩蓋內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國各級政府最“理性”的選擇（這個“理性”選擇是由於中國目前官員的落伍的選拔標準以及政府對資源強大控製力量而成為可能的），我們很難在短期內看到中國經濟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這一增長模式。但最近一個時期發生的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模式正在走向盡頭。一年多來人民幣在匯率上尷尬突出的表現了這一點。人民幣由於外匯儲備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麵臨的巨大升值壓力，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證明了中國經濟已經有多麽強大，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多麽優越，而是透露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可能迎麵遭遇的巨大麻煩。透過人民幣的匯率這麵鏡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幅極不協調的圖畫：宏觀的強大（表現為貿易順差和高額外匯貯備，使人民幣有強大升值要求）與微觀的羸弱（表現為嚴重的失業、企業盈利能力的低下，這使得中國很難承受人民幣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因為強大的宏觀形象是以政府對民間財富的抽取作為代價的。以宏觀數據計算，人民幣不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顯而易見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將對大量依靠國際市場生存的就業人口，以及中國的農民造成沉重打擊，而對這些弱勢階層的打擊勢必加大中國的階層鴻溝。這個原因，正是人民幣升降兩難的最尷尬處。不過，強政府在國內行得通，在國際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國、歐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越來越升級的“匯率操縱”指控表明，中國通過強政府推動出口和引進外資的戰略已經接近極限。想要繼續延續這一模式，我們恐怕隻能將大量的剩餘產能向非洲這樣的地方傾銷。不過，連中國自己廣大的低收入人口都無法消費的產能，貧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無論從什麽角度看，改變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現狀，以增加中國內部需求，都是中國經濟賴以持續增長的正途。但很顯然，在中國經濟分配越來越兩極化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找到改變這種模式的具體辦法。在目前的政治體製下，我們甚至很難看到改變這種模式的意願。所以，我們可能隻能眼睜睜的等待這種模式一直運行到衰竭並最終以災難性的形式收場。
當今中國雖然在表麵上呈現出了極其複雜的形態，具有難以概括的特點，但隻要仔細追尋當代中國尤其是改革以來的曆史，我們就能夠很容易體認，無論是中國的分配模式還是與此高度相關的階層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其實都內生於中國具有強大鉗製力量的改革模式。這個以官僚階級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就是，政治權力本身的高度壟斷，以及政治權力對經濟、文化等社會總體性資源的無監督的強有力控製。這一點，曆經25年改革未曾稍變。換句話說，在對中國官僚體係——這個世界上曆史最悠久，具有“無與倫比生命力”的政治體係，的監督和約束方麵，我們還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為遙遠的過去。25年來，這個古老的政治體係因緣際會，創造了讓幾代中國人都非常陌生的社會、經濟景觀。之所以陌生，是因為我們很難判斷，我們今天對中國物質生活變化的感受，與洋務運動、一戰以及其他類似曆史時期的中國人是否一致。然而，正如我們在上麵已經揭示而且在後麵章節中要更加詳盡揭示的那樣，一直蟄伏在中國改革中的政治幽靈，完全有可能反過來吞噬我們已經得到的一切，將我們再次拋入曆史黑暗的輪回之中。無論這個輪回被賦予多麽炫目的現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曆史的一次簡單而粗痞的重複。這種危險，由於中國文化轉型在90年代之後又一次悲劇性中斷而變得愈加可能。從任何角度講，文化轉型都是引導、維持、最後鞏固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基礎架構。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在25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時間。與那些在短期內能夠發生深刻變化的經濟體係、社會時尚相比，中國社會在後改革時期所出現的某種日趨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經成為中國未來最致命的隱患。如果文化被鎖定在一條歧路上，那麽，中國人回頭重來的時間就可能極其漫長。在某種意義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後，中國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墮入了某種“初人”狀態。他們已經失去了對任何規則、製度、倫理的敬畏，剩下的隻有對實力或者暴力的恐懼和崇拜。他們以最市儈的機會主義對待一切事務，一旦得逞，便飛快的貼現。他們不相信明天，蔑視人類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準則，以為那不過是他人獲取利益而偽裝出來的假惺惺的道具，但隻要需要，他們就立即可以變為某種主義的信徒。他們隻服從暴力的權威，在暴力圈定的邊界之外，他們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從，文化的指引、倫理的約束。簡言之，他們是一群狡猾但完全喪失了自組織能力的原子化個人。中國人的這種文化選擇是無奈的，因為僅在咫尺的，就是中國官僚體係在改革中不斷“成功”的示範。在完全失去了對中國官僚體係的約束能力之後，中國人隻能爭先恐後的加入這種“市儈”比賽，以免在殘酷的“物競天擇”中被淘汰出局。這其實就是我們在近十年的改革實踐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實。中國商界很知名的地產大腕
在對待文化改造的問題上，我們將毛澤東與鄧小平做一個比較將是非常有趣的。同為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者，毛澤東顯然要比鄧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會轉型中的作用。他總是試圖用喚醒人們精神力量的方式來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這一點不是偶然的，在毛看來，任何社會轉型都意味著精神與道德的轉型。“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對這種精神轉型是如此迫切，以至於他不能夠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將它命名為“文化革命”。對毛澤東的激進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則幹脆將它解釋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林彪的附和雖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確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無論在方向上還是方式上，我們都不能同意，但毛對社會轉型文化本質的洞察顯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處，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就顯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鄧似乎沒有意識到，市場經濟不僅僅是一係列可見的製度、規範，更是隱藏在其下的對這些製度起著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將市場經濟置於堅實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礎之上，市場經濟不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謂“壞”的資本主義在現代化的曆史上比比皆是）。鄧的這種粗心和實用主義態度被中國的官僚體係利用了。他們以“改革”的名義將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說的變成了私下裏的“官僚內部人的利益最大化”，並冷酷地將這種不擇手段的瘋狂攫取貼上“必然代價”的標簽。如此，改革就被中國官僚體係及其同謀者徹底置於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變成了打引號的“改革”。
在中國經濟學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