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9日，來自中國四川的下崗工人張小林在中國證監會門口引火自焚。四年之前，張小林借款20萬元投資股票，但到張自焚之前，他的帳戶上僅僅剩下1萬元。
作為這個個人悲劇的宏觀背景，中國新興的證券市場連續下跌了四年。從最高點算起，指數幾乎被攔腰斬斷。在中國幾千萬虧損累累的投資者中，張不過是普通的一員。其獨特之處僅僅在於，他用一種悲慘的方式詮釋了金融危機所具有的毀滅性。對於僅僅隻有20多年市場曆史，一直享受著令人愉快的經濟增長的中國來說，金融危機一直是發生在遙遠國度的遙遠事件。但上麵這個由於高度敏感而沒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則暗示，金融危機可能已經悄悄潛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
一、奇跡背後的壞帳之虎
中國經濟持續20多年的增長紀錄所以被稱為奇跡，是因為它達到了常人所不能及，達到了傳統智慧的解釋能力之外。那麽，究竟有哪些獨特的因素在推動中國的經濟奇跡呢？在我們看來，在推動中國經濟奇跡的所有因素中，中國獨特的金融體係扮演了秘密武器似的關鍵角色。其重要性，無論怎麽估計都不過分。所以，對中國金融體係的解讀，就成為解讀中國經濟奇跡的緊要一環。
中國金融體係的本質特征是其程度極高的官僚壟斷性質。這一特征，雖經26年改革而未有稍變。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體係被普遍認為是在改革步伐上最為遲滯的領域。中國金融業高政府壟斷的特征，無論是在金融企業的所有製上，還是在金融企業的高管錄用程序上，都表現得極為明顯。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在銀行、保險、還是證券行業，金融企業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政府公司。其所有製的高度同一性，任何其他的行業都不能比擬。許多人以一種過時的範式將這些企業稱為國有企業，但實際上，由於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官僚體係完全劫持了政府和國家，所以這些企業在本質上已經被偷換成官僚企業。於是，對這些企業高管的人事安排，實際上也就變成了某種官僚體係內部的分肥或者政治任命，而不是通過市場去尋找最優的人力資源配置。在中國的金融企業中，如果你能找到非官僚出身的主要領導人，將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一則光為流傳的真是笑話有助於外界了解中國金融界官僚文化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到國內一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一是這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檔的電腦上竟然有厚厚一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夥人的評價是：這種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恥辱。”
在整個改革時期，通過對金融企業這種所有製性質及主要官員的人事控製，中國的整個金融體係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官僚體係的一個附屬物，變成官僚體係實現其政治和經濟目標的一個予取予求的工具。其在改革不同階段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還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國金融體係的悲劇性發展即由此而生。
金融體係作為市場經濟最基礎、最核心的架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金融市場的功能是按照市場原則將資金或者資本配置給最優者。這本來也應該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這個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並不符合中國官僚體係的胃口。在改革時期，中國官僚體係有著在他們看起來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的任務。這就是經濟增長和財富再分配。所以，他們必須按照自己的意誌來操縱金融市場。而對金融體係的獨家壟斷，就成為達成這一目標的必然要求。對中國官僚體係來說，金融是一項不容他人染指的權力，而不是一種公民及組織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場權利。一般認為，中國金融改革的遲滯是因為金融改革的敏感性和複雜性所致。但更為深層的原因則是，金融體係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改革都可能導致官僚體係的獨家壟斷地位遭到侵蝕。也因為這個原因，中國金融改革20多年，表麵上雖然熱熱鬧鬧，“創新”不斷，但基本上都在技術問題做文章，而基礎體製上的改革卻了無進展。
貫穿中國改革始終，推動和維係經濟高增長一直是中國官僚體係的首要任務。這不僅是一個經濟任務，也是中國官僚體係賴以存續的合法性所要求的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這樣，經濟高增長實際上變成了中國官僚體係一個不可逾越的政治硬約束。這種硬約束對中國的金融體係造成了持續和嚴重的壓力。這就是所謂“金融支持”，即金融體係必須對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這種支持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表現為對傳統國有企業慷慨的政策性輸血，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則主要表現為對改革時期不斷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金融優惠，表現為對各級政府支持的項目的金融扶持，表現為對熱點地區、熱點行業（比如近年來的房地產、汽車等等）毫無紀律的信貸注入。對中國的官僚係統來說，是否提供這種金融支持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它們能否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即便這種增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隻要符合這個標準，各級政府便有強大的動力為之提供金融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長起來的新國企和政府項目公司，在本質上屬於那種剩餘索取權屬於官僚內部人的官僚企業，其損耗財富的驚人能力比之傳統的國有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裏，金融不再是市場基於風險和收益原則進行資源配置的手段，而是官僚體係支持其高增長政治目標的一個政策工具。對於經濟增長來說。沒有比金融更為直接而且能夠起到立竿見影作用的工具了。中國各級官僚體係以金融作為支持其政策目標的首選工具，實在是一樁非常符合“理性”的選擇。結果，作為官僚體係“理性行為”的後遺症，中國金融資源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中，持續和大規模地被錯配。眾所周知，超高水平的投資一直是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接踵而至的一個普遍困惑是，在微觀經濟效率如此低迷的情況下，這種超高水平的投資率又是如何得以維持的呢，它究竟靠什麽能夠維持自我循環呢？答案是：政府的金融支持（僅僅是對增長速度的支持）。而要實現這種金融支持，就必須對金融資源進行全麵壟斷。沒有中國官僚體係這種建基於壟斷之上的不遺餘力的金融支持，中國的超高的投資率就根本無法維係，（中國經濟也斷然不會出現什麽“增長奇跡”。）非常不幸的是，這種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經常是以金融資源的驚人浪費作為代價的。政治對增長速度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資源的浪費就越是巨大。
鑒於上述原因，在應付對中國金融體係的各種責難的時候，中國官員也非常樂於將問題完全歸咎於金融支持所帶來的“政策性虧損”，但對這種流行的說法，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因為它很可能掩蓋中國金融在轉軌時期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服務也服從於權貴需要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對中國的權力階層來說，如何利用權力為中國官僚體係自己在財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額，是另外一個在改革時期具有壓倒性的曆史任務。這種財富再分配不僅僅是存量財富的再分配，也同樣包括對增量財富的再分配。與冠冕堂皇的經濟增長目標相比，財富再分配雖然是一個不能公開的議題，但同樣是中國改革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曆史主題，是支配中國官僚體係改革行為的一個具有硬約束性質的關鍵考量。它甚至是比金融支持更為重要的曆史主題。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財富再分配最為快速的通道，因為它是直接經營“錢”的。金融體係的這種獨特性質決定了，在整個改革時期，金融將成為中國官僚體係進行財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中國金融領域層出不窮的腐敗案件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方麵，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貪汙案件可謂登峰造極。在1993年到2001年間，這家銀行的餘振東等前後三任行長合計貪汙了4.83億美元，相當於40億人民幣。當然，餘振東們是從來就不缺乏後繼者的。最新的事件是，2004年年底，中行哈爾濱分行河鬆街支行的兩名官員貪汙10億元人民幣公款之後潛逃境外。貪汙並不是銀行的專利，中國其他的金融企業在這方麵也不遑多讓。湖南郴州的一位掌管住房公積金的官銜極低的官員李樹彪，貪汙1.2億元用於在澳門賭博，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輸掉了這筆公款。此類貪汙在中國的金融係統中屢見不鮮，大到像王雪冰、劉金寶一樣的高級官員（在寫作本章的過程中，有報道稱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因腐敗醜聞麵臨調查，這是中國最高層銀行官員涉及腐敗醜聞的最新一例 。頗為諷刺的是，張是作為因腐敗而下台的王雪冰的繼任者而出任建設銀行行長的。對“張恩照事件”，《紐約時報》毫不掩飾的譏諷到：中國搶銀行的方式與警匪片截然不同。）小到像李樹彪、餘振東之流的低級職員，幾乎沒有任何級別的銀行官員沒有卷入腐敗醜聞。其醜聞之多，用一句中國的俏皮話來形容就是已經形成了“醜聞疲勞”。像餘振東、李樹彪之流大膽而魯莽的“硬”貪汙雖然難以勝數，但所造成的損失畢竟是可以計算的。無法計算且影響至巨的金融腐敗，則是來自金融官員與各類企業的“軟”的利益勾結及合謀。這類勾結和合謀不易察覺，但無所不在。它們一般以各種合法、合規的貸款形式出現，而實際上則多半是裏應外合的金融詐騙。這種合法的金融詐騙在中國金融係統中不僅長期存在，甚至已經成為企業和金融內部人快速致富的一個標準途徑。其後果，就是在中國金融係統資產負債表堆積如山但卻根本找不到責任人的金融壞帳。一位來自中國金融係統內部的匿名人士曾經大曝內幕說：“呆壞帳中有80％是被違規核銷的”。這間接證實了一個在中國普遍適用的潛規則：誰能貸到款，誰就能立即成為富豪。這就是所謂的貸款致富。事實上，中國的很多富豪都是靠這個有點黑色幽默意味的潛規則而直接致富的。對他們來說，所謂項目或者經營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謝平主持的一項研究認定，中國的金融腐敗指數達到了5.42。由於金融腐敗指數似乎是中國學者的獨家發明，這個指數無從進行國家比較，但大致的意思是說，中國的金融腐敗程度已經很高。這顯然符合人們的日常經驗。不過，中國的金融係統本質上屬於官僚係統，所謂金融腐敗實際上不過是官僚權力的腐敗。金融腐敗與權力腐敗完全是同一個問題。權力腐敗與金融腐敗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其意義和引發的聯想卻大為不同。在這個意義上，金融腐敗指數有誤導之嫌。但不管怎麽說，中國金融係統存在嚴重的係統性腐敗則是一個相當確定的事實。係統性的金融腐敗在中國轉軌時期的財富再分配過程中充當了異常重要的工具，其洗錢的能量讓所有其他工具都瞠乎其後。雖然無法用定量的方式來加以測量，但看一看中國頻繁爆發的富豪醜聞與金融腐敗之間的勾連，我們對此就會心知肚明。馬克思曾經說，金融是對內的掠奪。這個結論並非總是正確，但在一個腐敗叢生的國家裏，這個結論就肯定正確，而對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這個結論則可以被奉為至理名言。
在發生於暗處的腐敗之外，中國官僚體係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義，在不同時期向不同利益集團所給予的金融扶持，也顯著地創造了財富再分配效應。通過對資金可得性以及資金價格的壟斷性控製，中國官僚體係幾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何時候，將全民共同創造的金融資源配置給特殊利益集團，以換取他們短暫的順從、合作或者忠誠。比如，中國的大型官僚企業就可以利用他們政治影響力而長期獲得廉價資金甚至無償貸款（現在，許多與官府密切的所謂民營企業也逐漸擠入了這一陣營），而那些長期被排除在政治表決權之外的各類企業（包括許多如今在政治上已經無足輕重的國營企業）卻完全無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資源，或者隻能通過高價格獲得資金。這種強製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視，實際上就是在強製性地分配財富。無疑，中國官僚體係經常可以通過這種手段命中他們短期的政治或者經濟目標，但同樣沒有疑問的是，這種短期的機會主義政成功卻是以長期的金融錯配為其代價的。
在轉軌時期，中國官僚體係對金融所賦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財富再分配的特殊功能，對中國金融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在可以計算的範圍內，中國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澱在金融體係中，但金融的奇特之處在於，它可以將這種成本向未來推移，從而盡量減少當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蕩。作為其後果，中國金融體係在支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創造了世界金融史上僅見的壞帳率。從任何角度看，沉積在中國金融體係中的壞帳都像是一隻凶猛的老虎。這隻老虎蟄伏於中國經濟奇跡的陰影之中，隨時都可能對這個自命不凡的奇跡發出致命的一擊。
其實，這種持續的打擊早就已經開始。其打擊力度從中國中央政府業已付出的成本中可以略窺一斑。
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震懾，激發了中國中央政府對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緊迫感。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中國金融體係，中國中央政府發動了一場規模罕見的金融救援行動。這場持續救援行動是以中國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特別國債為標誌的。1998年，中國財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為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發行了2700億人民幣國債，以緩解四大銀行的資本金虧空之急。緊接著，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從四大銀行剝離15000億元壞帳。這多少顯示了中國政治領導人改革金融體係的魄力，然而，中國領導人的魄力似乎遠遠不足以冷卻中國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熱情。眼見得2006年金融體係開放的大限臨近，2004年，中國政府不得不再次發起大規模的金融救援。在2004年一開年，中國政府就宣布，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為中國銀行以及中國建設銀行補充資本金，並在同年6月，再次從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剝離2787億元人民幣壞帳。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為同樣準備上市的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剝離600億人民幣壞帳。然而，2004年緊鑼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動並未包括中國金融係統兩家老大難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資產質量更加低劣的中國農業銀行。同樣是政府銀行，其他三家銀行獲得救援，工行和農行相信也必然會得到類似待遇。不過，如果滿足最基本的資本充足率，光工商銀行一家就需要再補充4000億元人民幣，而按照標準普爾的估計，資產質量最差的農業銀行要達到同樣標準最少也需要補充1500億美元，約合12000億元人民幣。這樣算下來，中國政府2004年發起的新一輪銀行挽救運動，最低也需要花費23000億元人民幣。加上1998年至1999年的那一次18000億元，中國政府將為四家銀行的救援行動花費了將近41000億元。這個天文數字吞噬了中國40％以上的GDP。換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在2004年，全體中國人為中國的銀行係統免費打工的時間超過5個月以上。中國銀行係統的財富毀滅能力實在令人望塵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們上麵的粗略的統計並沒有包括中央銀行以各種形式對地方商業銀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機構的救援行動，這種救援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都在悄無聲息的進行著，總花費約有數千億元。
與傳統的銀行壞帳生產線相比，中國新型的金融壞帳生產線的“產能”也不容小覷。在2004年，中國國有證券公司發生了大規模的倒閉浪潮，範圍幾乎波及所有有名的老牌證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貸款等多種形式予以拯救。據估計，中國國有證券係統隱藏的壞帳在2000億元以上。這個數字與中國銀行動輒上萬億的數字似乎相比並不驚人，但與中國券商的資產規模相比，則是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比率。在中國另外一個資產規模不斷膨脹金融產業保險業中，險情也不遑多讓，其流動性風險以及在未來的償付能力都讓觀察家非常擔憂。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國券商以及中國的新興的資本市場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改革的產物，而就是這麽一個改革的產物，現在卻成為了毀滅財富和金融腐敗的代名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絕大的諷刺。這個現象也同時說明，製造壞帳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謂傳統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國有企業，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是改革時期新型官僚企業的典型代表）。這毋寧是說，中國新型的官僚企業才是製造金融壞帳的真正禍首。
從1998年以來中國金融救援行動的規模和頻繁程度來看，中國實際上已經在發生金融危機，雖然這種危機不是以那種迅疾和劇烈振蕩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它對國民福利所造成的實質損害，一點都不亞於前者。然而，這些代價巨大的金融救援行動並沒有為我們的未來買上一份保險，中國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機四伏。
二、虎患何時休
將金融壞帳歸咎為國有企業和計劃經濟體製，在中國經濟學界是一種非常流行的思維方式。一位知名的經濟學家甚至斷言：金融改革的成敗在於國企改革。這無疑是一種出於習慣思維的錯誤診斷。因為，作為金融支持和金融腐敗基礎的那個體製，早已經不是千夫所指的傳統計劃經濟，而是在改革中誕生並不斷被改革複製出來的那個“增量”體製，是隱蔽在人們的理論洞察之外的這個當下體製。壞帳，不是曆史的，過去的包袱，而是一種正在被源源不斷生產著的疾病。這也是中國金融壞帳最令人擔憂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規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動都無濟於事。
1998年之後的事實也證明，情況的確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剝離壞帳並為金融企業不斷補充資本金的同時，中國的金融風險卻在以跟從前幾乎一模一樣的方式重新積累。由於國家救助以及充當最後擔保人所導致的金融企業在經營上的自我放任，一般被稱為“道德風險”。非常不幸，中國近幾年的金融改革實踐又一次充當了這個學術假說的經驗證據。，
苦於經濟增長的失速，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為了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可謂竭盡全力。從中央政府的層麵，主要是以大規模發行國債為標誌的。發行國債在表麵上，似乎擺脫了過度依賴銀行體係的窠臼，但所謂國債項目大多必須配套大量的銀行貸款。這實際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為。不用問，這種一以貫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觀的金融壞帳。有學者估計，1998年到2004年其間將近2萬億的國債配套貸款中，不良貸款接近8000億元。對於中國的官僚金融係統，壞帳損失的多寡已經不能激起我們的驚奇，我們驚奇的是，“金融支持”的舊習竟然會如此根深蒂固。雖然，中國金融官員口口聲聲要洗心革麵，但官僚體係的政治合法性所係，以“金融支持”強行推動經濟增長，恐怕也是勢在必然，不得不為。在這一點上，我們很難希望發生什麽奇跡。不過，我們由此也可以發現，為了政治合法性，中國在金融上已經和將要付出的血本。
雖然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和錢財，但中國政府所期望的新一輪增長周期，卻一直啟而不動。直到2002年年末，當一向對地方政府沒有好臉色的朱鎔基即將告別政壇，地方政府終於可以放膽加入GDP大合唱之後，所謂新一輪經濟增長才終告正式啟動。這其中，房地產和汽車所帶動的所謂的消費升級，起到了關鍵的拉動（在消費和投資兩方麵）作用。有人據此認為，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是有消費作為支持的,是與眾不同的。但深入其內部，新一輪經濟增長就並沒有什麽與眾不同之處，因為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係提供的“金融支持”。隻不過，“金融支持”的對象發生了某些變化，從以前清一色對企業的貸款變成了企業貸款和消費信貸並重的格局。信貸消費雖然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通例，但它在中國所表現出的特征，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其判斷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國家信用向市場的一種廉價輸送。在中國，信貸消費受到了政府的極力提倡和鼓動，其一窩蜂的場麵頗似一場傳統的“運動”，也與中國其他領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熱速冷的集中消費類似。在消費信貸的時髦中，中國的官僚金融係統專業精神之懈怠、紀律約束之匱乏程度，與從前幾無二致。結果，在短短數年之中，中國許多大城市的家庭債務比例就接近和超過了美國。以最能夠象征中國“急速繁榮”的樣板城市上海為例，其家庭債務比例在2004年已經超過美國，達到155％，與此同時，衡量家庭債務償還能力的指標債務承擔率則更是高達58.36％，遠遠超過美國的18％。[1]（難怪有人揶揄：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借來的經濟增長。在如此短的的時間中就達到了如此高的負債率，使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國未來的市場容量）在中國這樣預期收入相當不穩定的轉型國家中，如此高的債務承擔率所可能引發的巨大金融風險是完全可以推測的。事實上，這種金融風險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推測。有資料顯示，在 2003年年底1800多億元的汽車消費貸款餘額中，有接近1000億無法回收。[2]而在占消費信貸絕對份額的房地產貸款中，頻繁的騙貸、畸型的房價收入比例、極不穩定的家庭預期收入，以及官僚銀行在風險控製上的動機和專業水準，都引起了住房貸款壞帳的廣泛擔憂。上海市人民銀行2005年初發表的一份報告稱，在2004年上海市的新增貸款中，房地產貸款已經占到80％左右。與此相應，中國中央銀行的
在對新一輪經濟增長暗中發動的金融支持中，中國官僚體係對金融資源的開掘並不僅僅限於傳統的銀行，他們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注意。有報道稱，深圳市就一直在爭取相關政策，以期能夠利用該市積累的社保基金投資基礎建設。在中國，這無異於進行一場必輸的賭博。鑒於各類保險基金（尤其是養老金）已經成為越來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資金的能力非常強大，我們尤其需要警惕官僚體係以“金融創新”的名義濫用此類基金，以替代力不從心的國有銀行作為新的“金融支持”和財富分配手段，並淪陷為又一個金融重災區。這種淪陷，在1999年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喊聲震天的“金融創新”聲中，我們已經有非常痛苦的真切感受。
可以證明中國“金融支持”力度的一個重要數據是，中國國有銀行提供的流動資金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7成。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這個數字異乎尋常地高出人家兩倍之多。[3]這個數據的一個直觀解釋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無本生意。當絕大多數企業都在用銀行的錢“空手套白狼”的時候，銀行實際上是在從事標準意義上的“風險投資”，其中巨大的金融風險可想而知。這個數據的另外一個更加深層的解讀則是，經過26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在企業層麵根本就沒有發生有效的資本積累。企業，不過是一個名正言順的貸款工具。這個真相，對那種“中國已經擁有了廣泛的私營企業基礎”的膚淺神話，是一種無情的嘲弄。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雖然深切體認到中國金融係統的爆炸性局勢，並采取了以財政挹注為主要手段的一攬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遺憾的是，中國金融並沒有因此而振刷一新。其原因就在於：中國官僚體係賦予金融係統的“金融支持”以及財富分配的功能並沒有絲毫改變。尤其是在2002年所謂新一輪經濟增長正式啟動之後，中國的國有銀行係統立即故態複萌，又一次創造了破紀錄的貨幣擴張和投資狂熱。據中國銀監會的數據，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1％，這顯然還是一個高得離譜的危險數據。鑒於中國官方數據一向存在的信譽問題，觀察家普遍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率要遠遠高於這一數字。國際平級機構標準普耳的估計是，內地銀行不良貸款的占整體貸款的比例高達35％。不過，即便官方數據是真實可信的，僅僅考慮到2002年之後超乎尋常的貨幣擴張速度和經濟過熱情況，人們也完全可以預料，在未來幾年中，中國將出現又一個新的不良貸款高峰。一位中國學者估計，在2005年之後的三年中，中國金融體係的不良資產每年將新增8000億左右。這就是說，在未來幾年中，中國金融體係的不良資產比例，將在21％的高基數上顯著增加。熟悉中國經濟情況的人都能判斷，一旦中國不斷膨脹的資產和製造業泡沫破裂（這將是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中的高概率事件），中國金融體係不良資產比率急速攀升將是一個必然的結局。這意味著，經過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國的金融係統將重新回到1990年代中期高危狀態。中國的金融體係依然是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當量極高的定時炸彈。不要以為金融危機隻會吞噬像張小林一樣的下崗工人，在一場金融危機麵前，中國所謂的新生中產階級也同樣在劫難逃。
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體係就一直處於高危狀態，即使按照最糟糕的商業標準，中國的國有銀行體係也應該破產過無數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國的金融係統不僅沒有破產，而且依然以強大的能量推動著中國經濟增長。那麽，中國究竟有什麽獨家法門，能夠創造如此特立獨行的金融奇觀？
三、鋼絲繩上的平衡
中國金融體係長期危如累卵卻又屹立不墜的秘訣之一，就是因為中國有超高的儲蓄率。中國人似乎天生就是儲蓄的動物。無論在何種艱困的情況下，他們都能變魔術一樣省出錢來，為未來進行積蓄。這種積習成癖的國民性創造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儲蓄率。長期以來，中國的儲蓄率都一直維持在40％左右。但絕大多數中國儲蓄者並不知道，正是他們這種出自節儉的超級儲蓄能力，像強心劑一樣勉強維持中國金融係統的生存。如果沒有中國居民源源不斷的存款注入，中國金融係統的流動性恐怕立即就會枯竭，其奢侈、腐敗的經營方式所形成的大量壞帳就會立即大白於天下。所以，動員儲蓄（所謂攬儲）一直就是中國銀行係統的核心業務。作為一種傳統業務，攬儲雖然早已不是現代銀行的重心，但卻是中國銀行係統的生命所係。不如此，中國的銀行係統就難以為繼。與任何國家相比，中國銀行係統的不良貸款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唯一不同的是，中國金融當局可以利用中國超高的儲蓄率來支撐這些巨額壞帳。在這裏，中國官僚體係不僅辜負儲蓄者的信任，而且也濫用了中國人的節儉美德。一個民族的節儉美德竟然成就了一個風險叢生、糟糕透頂的金融係統，這顯然不隻是一個荒謬的悖論。在評論中國2003年的經濟過熱時，《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曾經尖刻但卻非常正確的評論到：“中國經濟真正的致命危險是低效和資金浪費……，發展中國家的資金運用效益大體上是1:1， 亦即$1的投資最終產生 $1的產能，而中國的竟是7:1！僅僅是由於中國老百姓的儲蓄率高達40%，才使中國能夠承受得起這樣巨大的資金浪費而仍然維持經濟的增長……，對“過熱” 的辯論掩蓋了中國經濟的真正致命的危險”。（所幸的是，絕大多數中國儲蓄者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已經在背地裏從事了十數年的欺騙勾當。不過，背信既然在持續進行，那麽對中國金融係統深刻的信任危機就是遲早要到來的事情。）
雖然有學者警告說，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中國現在可能正處於儲蓄率由顛峰緩慢回落的曆史時期。而2004年之後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增長速度持續回落，似乎也隱約證實了這種判斷。但儲蓄傾向植根於一個民族深層的國民性之中，除非出現重大的曆史事變，應該不會發生戲劇性的逆轉。尤其考慮到中國國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麵所遭受越來越嚴重的福利剝奪，可能進一步增加國民儲蓄傾向，我們判斷，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儲蓄率即便出現下降，也不足以導致中國金融係統的流動性危機。在這一點上，中國揮霍成性的官式金融係統似乎可以繼續高枕無憂。然而，高儲蓄率並不是中國金融維持循環的唯一條件。它必須與另外一個條件合而為一，才能夠共同支持中國金融係統奇特的循環方式。這就是中國金融係統的壟斷性。壟斷性，是中國金融體係維持運轉的第二個秘訣。高儲蓄並不必然導致國民儲蓄流入官方控製的金融係統，如果國民儲蓄可以有更加值得信任、效率更高的金融係統可以選擇，那麽國民儲蓄流向就隨時可能出現重大的不受官方控製的變化。正是因為深諳其中秘密，中國官僚係統對金融實施了最嚴密的壟斷。這體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麵。對內，嚴厲壓製民營金融的發展，形成官僚金融的高度壟斷；對外，則通過人民幣業務限製，資本項目的嚴格管製，實施最嚴密的金融封閉。否則，國內儲蓄及財富就可能流向更加獨立的民營金融或者國外。通過這種高度壟斷的手段，中國官僚體係可以保證國內儲蓄流入官僚體係控製的金融係統，並進而保證官僚體係政治、經濟目標的實現。可以非常肯定的判定：沒有這種壟斷，中國官僚係統在轉軌時期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目標，就十有八九會落空。（也惟有通過這種壟斷，廣大國民的儲蓄才能夠順利向少數人手中聚集，金融才可能成為洗錢的工具。）就第一種對內的控製而言，在未來的若幹年中，官僚體係仍然具備繼續維持的能力，而就第二種對外的控製而言，則可能出現難以預測的變數。這首先是因為向外資開放人民幣業務的承諾以及人民幣自由兌換已經日益臨近，其次則是因為，官僚體係對外封閉金融係統的意誌已經發生了鬆動。在中國轉軌時期，對外實施金融封閉的一個間接後果就是將一部分“髒錢”也關在了境內。雖然，有相當一部分帶有髒錢性質的“原始積累”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出境，但資本管製畢竟對財富在境內外的自由轉移造成了某種障礙。隨著中國境內權貴階層“原始積累”的不斷增加，他們迫切需要資本管製的鬆動。他們比所有人都更清楚，隻有隨時可以轉移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才是自由的財富。否則，他們的財富隨時都可能被國內的政治或者經濟危機吞噬一空，而成為一場紙上富貴。在他們看來，人民幣資產之能夠做短期的投機性持有。這種判斷的確相當清醒。而也正是具有了這種判斷，他們遊說人民幣自由兌換的動力也就相當強大。基於這一理由，我們確信，繼續維持中國的金融封閉，將不再符合中國官僚體係的一致利益，中國金融的徹底開放將為其不遠。而這種開放將成為中國脆弱的金融體係一個致命的軟肋，並為毀滅性的金融風暴埋下伏筆。最近幾年，中國沿海房地產異常火爆，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及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大量國際遊資（其中相當部分是已經具有國際身份的內地“髒錢”）參與了炒作。中國外匯管理當局舉出的一個有力證據是，2004年中國短期外債不尋常的暴增。這種跡象說明，中國外匯管製的缺口實際上已經被打開。在外匯管製目前還相當嚴格的情況下，遊資的垮境流動就已經如此劇烈。可以想象，一俟外匯管製正式放開，中國的官僚金融體係就會完全裸露於投機熱錢隨時可能掀起的巨大潮汐之下。
在目前高儲蓄和金融封閉兩個條件同時被滿足的情況下，中國金融體係尚能夠勉力維持平衡。但很顯然，這隻是一種走在鋼絲上的危險平衡。已有風吹草動，中國的金融體係就可能從鋼絲上重重地跌落。
或許是看到這種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危機前景，中國又一位智商極高的總理
致力於增強中國金融體係本身的體質，溫家寶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金融機構本身有強健的體魄，那麽無論是儲蓄率的下降，儲蓄流向的變化，國際熱錢的衝擊，都無法撼動中國金融體係。況且，這些擾動本來就屬於現代經濟環境中必定具有的內容。但問題在於，中國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體係所造就的。如果政治體係所賦予的經濟增長及財富分配功能不改變，那麽，中國金融係統在注資之後還需要再注資，剝離之後還需要再剝離。就像經驗一再顯示的那樣，中國金融就會是一個無底的黑洞，就會繼續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權力階級財富分贓活動的提款機。對於中國金融的這種政治病根，作為技術官僚的溫家寶就算意識到了，恐怕也力有不逮。這樣，溫實際上是在憑一己之力與危機賽跑。以一己之力抗拒體製的慣性，將注定是一場沒有終點而且必輸的比賽。金融敗壞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國金融躲過了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謂在劫難逃。我們不知道溫家寶能否賭贏這一局，但我們知道，留給溫家寶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因為溫家寶，或者更加確切的說是中國行政當局，可以用以拯救中國金融的資源正在迅速流失。
四、流失的信用
中國之所以可以一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國金融，其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全能政治國家。隻要行政當局願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時候，動用任何資源來彌補金融漏洞，挽救破敗的金融係統。像中國這樣的大規模的金融救援行動，在任何現代民主國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一定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說服選民和議會。因為在那裏，動用全民資源去援救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僅會遭到法理上的強烈質疑，也會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煩。但在中國辦同樣的事情，卻不會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戰，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礙。這種特點一直被許多人固執地認為是集權國家的優越性之一。但不管在什麽國家，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種金融救援行動，都需要動用海量的資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資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總有出處。不是來自這裏，就是來自別處；不是來自今天，就是來自未來。那麽，中國行政當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資源究竟來自哪裏？他們究竟把壞帳藏到哪裏去了？
在我們看來，這大致有如下兩個出處。首先是財政。
在中國，財政與金融之間缺乏法律意義上的防火牆，幾乎完全是一體化的，財政可以向金融借錢，金融也可以向財政轉移債務，這種轉移隻需要領導人的一個指示就可以達成。事實上，1998年財政部為四大國有銀行發行的2700億特別國債，就是金融壞帳轉變為國家財政負擔的一個明顯例子。而從國有銀行剝離出來的，名義上由資產管理公司承擔的幾萬億不良資產，最後的買單人也隻能是國家財政。這些都構成了中國隱性但卻是真實的財政負債。既然是負債，那就是要還的，既然要還，那就要看國家作為最後還款人是否具備還款能力。不管這些債務是對內（對國民的負債）還是對外負債。那麽，中國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盡管近年來，中國每年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總是出人意料的好，但這仍然掩蓋不了中國國家負債節節爬升的事實。粗略估計，如果將外債餘額、國債餘額、金融壞帳所導致的財政負債、以及各種社會保障所引發的隱性負債包括在內，中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17萬億左右，與2004年中國約13萬億的GDP總量相比，其比例達到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統計的地方政府負債（包括大量的工資拖欠，政府工程項目拖欠、擔保或隱性擔保等等。有數據說，光鄉鎮一級地方政府的負債就達到6000億元左右[4]），這個比例還將提高。如此，中國的國家負債與GDP的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所有大國中的最高紀錄。以2004年中國的財政收入27000億元計算，要還清這筆債務，中國所有財政供養人員停發七年工資不說，所有的國防、教育開支也必須停止七年。幸好，這筆債務雖然要還，但可以分期還。（也不必還完，隻需要保持比較安全的資產負債率即可）隻要還這些債務還沒有那麽緊急，就不必讓所有的財政供養人員都齊齊去喝西北風。這就好像一個消費者按揭購房一樣，他可以將債務向未來推移，並用未來的收益來償還這筆債務。或者就像一家公司，隻要該公司未來產生的收益可以逐漸償還這筆債務即可。不過，未來的畢竟是未來的收益，它並不是確定無疑的，而過高的資產負債率（按照有些學者的計算，中國可以估算國家財富和國家負債相比，已經在整體上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5]）很容易引發償債危機。一個人如此，一個公司如此，一個國家亦複如此。即便我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看待中國的財政負債，中國的短期償債能力也相當不樂觀。以2002年及2003年的數據計算，中國當年的債務收入與當年的中央財政支出之比（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分別是83.9％和82.9％（？）。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25％～30％的安全線。換句話說，中央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依靠發債來維持。由於所有的國家債務都由中央政府作為最後承擔者（這也是在一個非聯邦製的集權國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這個比例能夠準確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償債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發行大量國債來維持，中國短期償債能力的脆弱性實際上已經一清二楚。我們無法判斷中國長期的償債能力，但我們可以判斷的是，中國對內的債務的償還高峰即將到來，理由是，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在一片中國奇跡的喧囂聲中馬上就將不期而至，養老金及醫療保險將出現集中支付高峰。這一點，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中期）引發對內債務的償還危機。如果真是那樣，中國社會的景象將變得極其淒慘，吃不起飯，看不上病的黑暗曆史就很可能再現於我們這個高度文明的世紀。（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經成為一種極其常見的現象。）
以中國目前在短、中期極其虛弱的償債能力，顯然是經不起金融壞帳的進一步打擊的。而已經發生的金融壞帳實際上盜竊了中國人養老金、醫療保險，並在不知不覺中將他們的未來置於一種巨大的危險之中。與能夠立即造成切膚之痛的通貨膨脹相比，金融壞帳不痛不癢，卻悄悄偷走了我們的未來，這可能才是金融壞帳的真正的凶險之處。壞帳並沒有消失，隻不過，行政當局利用國家信用工具將它藏在了未來的某一處，隨時可能向我們發動致命的伏擊。由少數特定利益集團濫用、揮霍、盜竊全民財富所造成的壞帳，卻被行政當局慷慨地轉化為全民負債，在這裏，政府輕率地成為了這種野蠻剝奪的擔保者。在今天的中國，政府之所以可以這麽做，是因為人民不知情，是因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於無知、無奈或者發自內心的信任而給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所謂集權國家的效率）的時候，政府尤其應該慎獨、謹慎和負責。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已經無法撤銷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如果政府不能以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文明標準兌現它的改革承諾——不管這種承諾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嚴重的管製危機就將尾隨而至。
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債務關係不像普通的債務關係，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這種關係中，政府既是契約的監督者也是契約的參與者，政府完全可以憑借其壓倒性的地位賴掉這筆債務，或者幹脆否認契約（或者隱性契約）的存在。因為，沒有其他更強大的力量足以強製政府履行契約。其前提是，政府能夠經受住本身信用的耗損甚至瓦解，並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基本的管製能力。當然，政府的信用越是減少，其管製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這種難堪的情況，已經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演。在這個地方，政府的信用幾乎下降到了冰點。以至於投資者對政府包括最高領導人的任何信心喊話或者政策誘餌都變得無動於衷。對此，我們在本章開頭講述的那個悲慘故事的主人翁——下崗工人張小林，有著最銘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遺書中寫道：政府靠不住！這當然不止是信用的破產，而且是政府管製效率下降的一個明顯征兆。
除了利用未來的財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財政信用來隱藏壞帳之外，政府隱匿壞帳的另外一個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貨幣信用。主權國家有自主發行貨幣的權力，這為政府的貨幣遊戲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所以，在需要的時候，通過直接增發貨幣來隱匿、轉移壞帳就成為行政當局一件非常順手的辦法。在中央銀行完全缺乏獨立性的中國，這更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回顧一下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各種金融救助手段（注入央行向破產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其中相當部分都屬於這種貨幣遊戲。不過，央行雖然有憑空造錢的本領，但並不是沒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增加潛在或現實的通貨膨脹壓力，進而降低一國貨幣的信用。說到底，這是個有點蒙人，有點欺負老百姓智力的遊戲。我們曾經多次引用的一個數據可以讓我們大致窺測到中國貨幣體係中潛藏的通脹壓力到底有多大。到2004年6月末，衡量金融風險的常用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200％，這是中國創造的又一個反常的世界第一，接近美國同一指標的三倍。而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仍然到處都充斥著“流動資金”短缺的喊聲。可見，中國的貨幣增長速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顯著的下降。根據這種趨勢，中國的央行官員戴根有曾經預測：如果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長（這是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增長速度），而經濟增長速度按8％增長，那麽10年後，中國M2/GDP為400%。對此，
無論是財政信用也好，還是貨幣信用也罷，政府轉移金融壞帳的辦法都是透支本身的信用為代價的。在中國這樣的非法治國家，政府的管製不是通過憲法契約及法律來實施的，而是通過它在國民中的信用來實施的，或者說，政府是通過允諾某種合意的未來而與國民達成的一種隱性契約來管製的。所以，當這個“未來”還沒有被充分“呈現”出來，或者政府的信用還沒有被透支完畢之前，政府依然能夠實施有效的管製。政府可以通過“信用”工具左騰右挪，將風險轉移到未來或轉嫁、分散給國民。這也是為什麽在中國金融現狀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仍然沒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不過，一旦信用被透支完畢，或者“未來”低於人們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麽，被背叛的憤怒就會直接轉化為政府的管製危機。在中國，金融危機、財政危機與政府管製危機之間，沒有任何防火牆。相反，隻要任何一處有裂口被打開，他們之間就可能相互激蕩，形成驟然放大的正反饋效應，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現存的秩序。這當然是金融危機，但也是一個剛性的全能體製被徹底耗盡之後的全麵崩解。需要進一步指明的是，當中央政府壟斷了全部信用資源，掌握了最終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權力，因而也就對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契約擔負最終的履約責任的時候，所有的風險都高度匯聚於中央政府，換言之，中央政府將是這種危機當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也將是最脆弱的一環。從信用的角度看，全能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債務及最終的擔保責任都集於中央政府一身。
有趣的是，在中國對內債務高懸，信用流失嚴重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信用卻保持了相當良好的紀錄。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在給予中國“正麵”評級的時候，它的一位評級專家多少有些困訝異地表示：中國目前的主權信用評級對於一個人均產值僅為一千美元左右的國家而言是相當高的。他解釋說，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外債水平不高。的確，與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相比，中國2286多億美元（2004年）的外債規模似乎不值得一提，長期的貿易順差紀錄看上去也很讓人放心。但要看到的是，中國對外贏得高信用評級多少是以對內信用的下降為代價的。這裏麵存在某種不易察覺的替代關係。高額的外匯儲備雖然贏取了強大的對外形象，但卻大大增加了人民幣的基礎貨幣發行（從外部輸入通脹）；類似饋贈的外資優惠政策雖然贏得了節節增加的FDI（外國直接投資），但卻廉價輸出了土地、勞力、稅收。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從國際社會極力爭取到的那種並不牢靠的恭維和主權信用，是以損害本國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在今天的世界上，這種“攘內安外”的能力恐怕隻有中國的政治體製才具備。當然，它符合中國在外部世界一貫推行的“形象戰略”——維持並推銷一個強大的外部形象，並同時借外國人之口將這種形象“出口轉內銷”以增加合法性資源。
近些年來，在民族主義情緒的推波助瀾之下，人民幣升值的觀點在中國獲得了有力的傳播和廣泛的喝彩，這對亢奮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大的安慰。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對內債台高築、信用嚴重流失的現狀，我們可能不得不麵對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從長期看，人民幣有巨大的貶值空間，不管在短期內我們可以用優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機資金的追捧。對內的信用不存，對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長期堅挺的。對內信用是脆弱的，對外信用也注定是脆弱的，無論中國在“麵子工程”上有多麽悠久的傳統，是多麽優秀的行家裏手，恐怕都無法改變這個基本的常識。在我們已經觀察過到金融危機中，危機的原因從來就是來自內部，而不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為一個經濟體係存續和經濟增長的必備的基礎設施，在中國轉軌時期，它是由政府壟斷並由政府注入市場體係的，這既保證了政府主導型的快速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信用嚴重的透支和濫用。如果將金融信用看作一種公共產品的話，那麽，我們顯然已經在中國看到了一場典型的公共產品的災難。在未來，這種災難完全可能轉換為政府治理的災難，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最險惡的敵人之一。在這一點上，我們很難與大多數專家們一起保持同樣的樂觀。
我們不知道中國的金融危機會在何時發生，我們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場標準意義上的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確認的僅僅是：金融已經為一次“大爆炸”式的體製斷裂準備了充足的彈藥。
五、困局與賭注
在經過多年令人絕望的嚐試之後，引進戰略投資者並實現海外上市，似乎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改革剩下的最後選擇。於是，在2004年啟動新一輪大規模注資之後，中國國有銀行開始爭先恐後（甚至是相互踐踏式）地搶搭海外上市的班車。其趨之若騖的狂熱勁頭，讓人似曾相識，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場“改革大躍進”。
除了多次挫敗所積澱而成的改革恐懼之外，中國金融當局之所以將海外上市當作中國金融的最後救贖之道，理由無非如下幾端。
一是所謂“海外投資者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先進的金融技術和產品。”這個理由其實相當蒼白。一位在上海銀行任職的業內人士就透露，在匯豐銀行入股上海銀行的時候，曾經簽訂過一係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最後，匯豐的所謂技術援助不過是銀行業務的一些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術卻從未“援助”過該行。這種結局其實完全可以預料。在中國最新一輪的開放曆史中，引進先進管理與技術，一直就是中國開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經過了將近30年的開放之後，中國企業除了被更加緊密地固定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之外，似乎並沒有學到多少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即使學到了，這些管理和技術似乎也沒有給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帶來多少提升。當然，老外不願以“教”隻是一個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的體製不鼓勵“學”，對此，一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家以不屑的口吻說：中國人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實際上，對中國金融業來說，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產品並非那麽神秘，也遠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幾個谘詢公司三拳兩腿就可以將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時髦女郎”的事實說明，先進管理和技術離中國國有銀行實際並不遙遠，顯然，中國國有銀行的關鍵隱患並不在缺乏管理和技術，而是在別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支持中國現行金融改革戰略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幾年中國的熱門詞匯。頗有一點“一治理就靈”的意思。但誠如公司治理的國際先驅卡德伯裏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難並不在於建立那些諸如委員會之類的有形結構，而在於建構一種使這些有形結構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讓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作為一種場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製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實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謂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在公司內部的一種文化投影和複製。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所謂治理結構，就是公司中的憲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想複製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而其著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內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廣大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場域。引入幾個外部投資者，便企圖在中國金融企業中一舉開創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學術幻覺。
支持中國國有銀行現行改革路徑的第三條理由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新的信用文化。中國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許小年就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在最近對中國國有銀行引進海外投資者作出評論時，
無論是引進管理（技術），還是優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層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銀行內部來看待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但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的研究顯示：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的不良資產中，由於銀行內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資產僅占20％，而由於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多年以來的一個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壞帳如山的主要原因來自外部，來自於那個決定了中國國有銀行行為的外部“改革場”。換言之，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不過是中國改革問題的一部分，是“改革壞帳”以數字形式在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體現。從本質上講，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實際上是各種權貴利益集團借改革之機盜竊國家信用的結果。企圖憑銀行一己之力，來解決這種仍然在不斷積累的“改革壞帳”，顯然是抓錯了藥方。而這種錯謬，也恰好彰顯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結。
仔細辨析中國最新一輪的“引資改革“，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樣一個隱含的前設，那就是：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文化資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借助於超越於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這個不幸的“發現”雖然讓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於真實情況。而這，正是中國金融以及中國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個無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難時刻是很難指望觀音菩薩突然現身的。期望外資作為散才童子解中國金融於倒懸，恐怕隻能是一種神話。從某種角度看，當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點像如今在中國已經名聲掃地的國企改革，隻不過，老板換成了老外。
“以開放促改革、促增長”，一直是中國改革家們的慣用權謀（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後，中國改革幾乎患上了“開放依賴症”），中國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繼了這種品格。但必須看到的是，在中國，對內開放速度遠遠滯後於對外開放速度的嚴重後果，已經在廣大範圍內尖銳的地呈現出來。在“開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國都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還企圖乞靈於這塊生鏽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懷疑。事實是，最新一輪的銀行改革現在正在招致越來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這種多少有些民族主義色彩的狙擊可能還僅僅是開始。個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在單向開放（對外開放而對內不開放）27年之後，民族主義正在中國博得越來越大的同情，也因此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動力。
撇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遮蔽，僅就目前的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思路的確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這種情形，在中國的其他行業中已經廣泛出現。在這個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價值鏈中，中國銀行獲得的可能隻是一點麵包屑式的代工費。在中國分配格局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這種後果將是中國很難承受的。
同樣，另外一種後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製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麽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並將在長時間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裏，任何僥幸的假設都沒有存身之地。
從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圖景中，我們獲悉，倘若跨國巨頭掌握了市場占有率極高的國有銀行，有著頑強儲蓄傳統因而儲蓄也就特別豐富的中國，就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資金配置的一個主要的儲蓄抽取地、（壞帳轉移地）。這就好像中國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抽取一樣。如此，中國就隨時可能成為全球版圖中的凋敝鄉村或“內地”，成為全球資金投機性流動的候補受害者。金融作為一種工具，具有極強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種全球性的財富分配遊戲中，中國除了某些頂層階級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階層的在食物鏈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實上，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一場博弈中就輸得一敗塗地，因為他們對國有銀行數以萬億計的注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一場超越國界的合謀。
我們無意為中國金融改革描繪出一幅陰鬱的圖畫，但上述種種後果並非是小概率事件。對於這些重大的不確定性，集中了中國目前一批最優秀技術官僚的金融管理當局，不可能不察覺到。而之所以要在現在冒險推進，一來是因為他們與國際資本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二來則是因為現實的形勢所迫。2006年，是中國全麵履行WTO相關金融協議的最後一年。大限一過，武裝到牙齒的金融大鱷將魚貫而入。不難推斷，在那些偏愛“以開放促開革”的戰略家眼中，這是中國金融改革畢其功於一役的最佳時機。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正麵臨著一場生死豪賭。不幸的是，這是一場並沒有太多勝算的賭局。
[1]個人消費信貸持續中國家庭債務比例已超美國http://finance.sina.com.cn/x/20041030/12451120851.shtml
[2]銀監會6月清查汽車貸款：1000億覆水難收
[3]銀行流動資金貸款高達GDP七成 周小川揭示風險
[4] 6000億巨債壓身：鄉村負債“失控”背後的隱患
[5]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時需要“大赦天下”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jingji/200307/20030721003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