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飛向應許之地
1978 年 12 月 15 日 ，一批白發蒼蒼的文革幸存者，在經過了一場長達 36 天的馬拉鬆式的政治辯論之後，重新奪回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權。在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全會上，這批老人將那些被他們稱作極左分子的文革受益者們，決定性地驅逐出了中國的權力核心。幾天之後，華國鋒——這場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輸家，以無可奈何的姿態代表他的對手們（這多少是有點荒誕的畫麵）宣布：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點將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隨即， 290 名代表起立、鼓掌。這就是被史家幾乎一致公認為中國現代史上重要轉折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此時，無論是那些失意者，還是那些隨聲附和的鼓掌者，甚至包括這個進程的實際導演者鄧小平本人及其同事們，恐怕都沒有想到，他們啟動的這場變革將如此深遠的影響他們的後代，並徹底改變中國的麵目。自此以降，中國的這一段現代史被稱之為“改革”。
從 1978 年的那個冬天到現在，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 25 年。無論是作為一個時代的精神主題，還是作為一場範圍廣大、無所不在的實驗，“改革”都是這 25 年無可爭議的核心價值。而就其實際的動員範圍和對中國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在中國近代史上隻有毛澤東的革命可與之媲美。雖然它表麵上遠沒有毛式革命那麽浪漫和富有戲劇性，但它對 13 億中國人的裹脅力量卻絲毫也不遜色。也正是因為這種力量無形但卻強大的鉗製特征，中國改革似乎還遠遠沒有得到清醒的反思。 25 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曆史也匆匆趕到了另一個紀元的開端，當我們還未來得及仔細咀嚼這場不斷向前的改革風暴的時候了，中國的種種現實已經在不斷提示我們：該是我們解構“改革迷信”的時候了。
從今天開始回溯，中國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一下幾個階段。
改革：陽光燦爛
從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種全會，到 1984 年中國正式開始城市改革，是中國改革陽光燦爛的日子。這一時期，以農村改革為軸心的中國改革激活了中國農民巨大的創造熱情。短短幾年之中，中國農民憑借他們爭取到的毫不起眼的自由，迅速締造了神奇的經濟進步。這是一種從無到有的進步，其與舊時代物質極度匱乏的記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將這幾年經濟上的進展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曆史之中看，或許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對中國日後改革所形成的強大推動力則無論如何不能小看。因為正是這種從無到有在個人效用上的強烈對比，使中國人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改革的魅力。這一點，相信任何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都會感同身受。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真空中突然墜落的普通中國人，第一次發現了世俗生活的巨大吸引力。與此同時，被緊緊禁閉了 30 年的國門徐徐打開，伴隨著深圳、珠海等第一批經濟特區的建立，中國與外部世界被人為割斷的聯係開始恢複。特區的建立為中國改革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這扇窗門一經打開，就再也不曾合上。這個在中國自己土地上建立的“外部”世界，為注定要具有強烈開放特征的中國改革創造了一個頑強的生長點。後來的曆史證明，特區所具有的這種獨立地位，不僅使它獲得了某種抵抗意識形態幹擾的天生免疫力，而且也使其屢次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蓄勢頭的發祥之地。特區的建立與生存在中國的改革和中國的開放之間製造了一種特殊的張力，中國人不僅可以借此看到外部世界，也可以借此“體驗”外部世界。事實上，在中國普通人那裏，特區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質豐裕一直是中國改革合法性的另外一個重要來源。特區對中國改革合法性的掩護作用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開始逐漸衰落。
成功的農村改革（包括鄉鎮企業的初步生成）以及對外開放格局的基本確立，是這一時期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征。它不僅為後來若幹年的中國許速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示範和物質上的基礎，也為中國改革提供了穩定的合法性資源。我們甚至傾向於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夠在 80 年代末期摧毀性的政治風暴中幸存下來，完全維係於這兩方麵所取的初步但卻顯而易見的成就。
顯然，這是一個共贏的時代，每一個中國人都在這個進程中獲得了經濟上初步但卻至關重要的改善。在這個時期，中國農村與中國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從 2.5 倍縮小到了 1.8 倍、考慮到農村人口在中國的比例，以及城市人口生活品質的絕對改善，中國人的歡樂情緒是在是其來有自。很多人喜歡用帕雷托改進來描述中國的改革，在中國改革直到今天的全部曆史中， 1978 年到 1984 年這幾年，無疑是一段最完美的帕雷托改進。走出毛澤東時代充滿烏托邦色彩的精神世界，改革，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開始進入中國人的生活。對改革的樂觀情緒相互感染，並在中國社會中被普遍的確立起來。人們對改革的遲疑煙消雲散。這種樂觀情緒透過一個個在中國城市中悄悄流傳的關於“萬元戶”的故事中被清楚的表達出來。對今天的年輕人而言，這種故事在當時的刺激性並不亞於今天的比爾·蓋茨或者巴菲特。何況這是一個發生在一個幾乎從未有過財富概念的中國呢？這些故事雖然多少帶有人們的嫉妒情緒，但更多的則是透露出了中國人對個人前途的憧憬和自信。人們對改革所帶來的樂觀未來深信不疑，似乎一切都將水到渠成。許多人甚至認為，他們要做的，便是坐等改革的奇跡在自己身上發生。
受到經濟進步以及由此產生的普遍的民間樂觀情緒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格局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以毛的舊部及思想信徒所組成的傳統左派的徹底失勢，使一個以鄧小平為中心、以胡耀邦，趙紫陽為前台人物的黨內改革派集團迅速成形，並影響日增。中國共產黨內第一次形成了一個實力強大，以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派。在這個時期，改革已經成為主流，改革精英分子不僅在黨內掌握了主動，在中國民間也聲譽日隆。當時一句婦孺皆知的順口溜“要吃糧，找紫陽”生動的反映了中國民間對這批改革精英的支持和期望。毫無疑問，這是改革派在一路順風的鼎盛時期。與此同時，與鄧小平有著政策分歧的另外一些黨內精英似乎還處於集結階段，這批人經常被外界習慣和簡單的稱為“保守派”。此時，這批人很難有力量阻擋鄧小平的改革，也無法推出他們的前台人物。準確說，中國 80 年代被稱為保守派的黨內精英，實際上是在生存在鄧小平改革的缺陷中，其派係邊界也是隨著社會問題的逐漸暴露而變得明晰起來的。所以在鄧小平的改革還沒有露出關鍵的破綻之前，這批精英分子很難找到發揮的舞台。在 80 年代早期，顯然還不是這些人表演的合適時機。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中共保守精英的基本經濟主張是完善而不是改變舊有的計劃經濟模式。我們會看到，在不同的時期，保守這個詞的基本含義將會有很大的區別。有很大的區別。
與黨內改革派的迅速崛起相呼應，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具有獨立自我意識的改革集團也開始異軍突起。他們既是中國初期改革的產物，又是改革在中國民間最有力的響應者。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中，中國知識界一直是改革最為顯眼，也最強大的推動集團之一。雖然也有多次校園運動具有獨立批評政府的傾向，但從總體上，這一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是以改革積極擁護者的姿態出現的。在當時，作為一個沒有分化的信仰共同體，中國知識界無疑是中國改革最熱情洋溢的鼓吹者。最能體現這種熱切和興奮的，莫過於 1984 年在建國 35 周年的慶典上，北大學生自發打出的那一幅著名的橫幅，上麵寫著“小平，你好！”。這一方麵體現了當時中國民間與中國改革派那種精神上的親近和契合，也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
無疑，這是一個充滿快樂與期望的時代。在當時的中國，領袖、精英與大眾無論在情緒上還是在意見上都達成了罕見的統一。他們被一種前現代社會天真的樂觀扭結在一起，人們仿佛已經觸摸到了一個新時代的胎動，不，它幾乎就是事實。中國，正沐浴在改革的燦爛陽光之中。
蹣跚之旅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所有這一切對改革的樂觀態度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改革的邏輯還沒有來得及與舊體製的邏輯發生摩擦。改革，是在舊體製早已山窮水盡因而也就形同虛設的廣大農村地區進行的，所謂特區也不過是舊的行政體製無法顧及的管製邊緣。當與傳統經濟體係以及政治權力聯係緊密的中國城市仍然沒有與改革產生正麵衝突的時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見影。這一時期，中國城市更多的是在享受農民創造的改革奇跡，城市人不再為日常生活用品的極端短缺而忍受排隊的折磨，也不再為基本食品的匱乏而擔驚受怕了。換言之，作為傳統經濟體係政治基礎的中國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還沒有感受到改革將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及現實利益上的巨大壓力。城市，還遠遠沒有蘇醒。中國人仍然是作為一個沒有被經濟利益分化的同質群體來理解、支持改革的。中國改革，正一路順風。
然而，在快樂的表象之下，改革與生俱來的利益調整邏輯必然會發生作用，人們的快樂情緒很快將會受到考驗。
1984 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實際上意味著，以胼手胝足的自由為基本特征的農村改革，其效果已經釋放到了頂點。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中國農民與城市居民的縮小了的收入差距在這個時候又一次開始拉大，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 20 年後的今天。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中國改革開始進入一個更為艱難的階段。直到 1992 年那個具有戲劇性的春天，這個階段才以令人驚異的方式宣告結束。從總體上說，這個階段的中國改革具有令人困惑的兩麵性。一方麵，第一階段的改革成果繼續發揮作用，普遍的收入提高以及對外開放領域所取得的進展創造一個個讓人目不暇接的消費浪潮，家用電器等象征現代生活品質的消費品開始快速進入普通中國人的家庭。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極大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麵，城市改革開始誤入歧途，而以此為起點，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開始積累。對以權謀私的不滿以及通貨膨脹所引發的憂慮準確折射了當時中國人的疑惑。實際上，對於中國改革來說，腐敗和經濟的不穩定現在還僅僅是開始。就城市改革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而言， 1984 年之後的改革很難稱得上是成功的。雖然經濟的高增長仍然在持續，但增長與改革並不是一碼事。這一點，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看的越來越清楚。
第一階段的農村改革在傳統的農業領域釋放出最後能量之後，農村改革選擇了另外的突圍方向。中國農民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膽量選擇增加收入的新途徑——鄉鎮企業。以鄉鎮企業刀耕火種般的原始與城市工業的先進性較量，結果本來是注定了的。但在那個階段，鄉鎮企業卻取得了魔術般的勝利。許多人曾經以技術落後、汙染嚴重、經營手段卑劣，將鄉鎮企業描繪為當時的負麵典型，但他們卻實實在在地贏得一場不該贏得的競爭。分布在不為人知的廣大鄉村星羅棋布的鄉鎮企業宛若一個個準備向城市發起最後衝擊的堡壘，將中國城市緊緊包圍起來，而城市卻依然深陷於改革的歧路上難以自拔。毋庸諱言，鄉鎮企業在經濟上具有明顯的浪費特征，但這不能掩蓋鄉鎮企業在體製本質上的革命性。中國企業改革的這種路徑迂回本來是不必要的，但卻沒有避免。這一點與當時的中國政治中潛在的投票結構是分不開的。在這裏，中國改革的政治邏輯開始發揮作用。這一場競爭的最後結果強烈暗示：遲至 1992 年，中國改革中最積極的因素仍然是中國農民。中國農民仍然在體製許可的最大範圍內創造他們的奇跡。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自由可以在什麽程度上激發偉大的經濟創造。可以想象，到現在為止，還會又許多中國城市人不能理解，那些皮膚黝黑、憨厚笨拙的農村人怎麽在突然之間就贏得了這場戰鬥？對這個秘密，一位鄉鎮企業家用他濃重的蘇南口音對我解釋：城裏人實在是享福享慣了。正是這位企業家，為了推銷一個產品竟然可以把客戶單位的八個正、副局長局長全部拜訪一遍。
與鄉鎮企業凱歌高奏同時發生的另外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是對外開放在內容及地域上不斷擴展。對外開放由點及麵，從幾個孤立的經濟特區延展到廣大的沿海地帶，又一次再現了中國近代史曾經出現過的“沿海中國”格局，成為中國最近一輪改革開放的又一片穩固的根據地。沿海中國不僅引進了外來商品，也開始舶取外來文化、精神和製度，並在沿海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紮根。值得注意的是，對外開放與中國農村改革在沿海地帶的結合，不僅是先天不足的鄉鎮企業找到了升級換代的出口，更廣泛的加入國際競爭，也使中國本土的自由經濟在眼光及意識上開始脫胎換骨。或許，更有戰略意義的則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成分由於這種結合得到了一個更加穩定支撐點，從而成為獨立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 90 年代中期，幾乎在有中國大城市的市場中，人們都能感受到這種不斷增長的力量。主要的國產家用電器品牌幾乎全都是這類沿海鄉鎮企業與外資某種結合的產物。諸如廣東順德、福建石獅這類從前默默無聞的地名，在一夜之間為中國的城市消費者所耳熟能詳。
在中國改革的整個第二階段，中國的人口流動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基本方向，一是在農村的就地流動，即大量農民在本地從農業轉向鄉鎮工業；另外一個則是內地向沿海地區流動。鄉鎮企業吸收就業人口數量自不必說，僅珠江三角洲一帶所吸納的剩餘勞動力就達到 1000 萬之譜。用人口流動的趨勢來描繪這一階段中國的增長軸心是非常貼切的。這種增長的奇特的動力分布與中國城市改革的長期停滯了鮮明的對照。不幸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改革仍然是農民的改革，其增長仍然主要是下層階級用汗水創造的增長。
1984 年．中國全麵的城市改革錯誤的選擇了“放權讓利”的模式，這使作為中國改革一項核心內容的城市改革從一開始就陷入了泥潭。由於“分權讓利”的績效很難用統一的標準加以衡量，所以其飽受爭議和最後無疾而終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不過，這種“放權讓利”的模式卻在“改革試錯”的鼓勵下不斷得以深化。雖然在這一時期，國有企業也取得了同步的經濟增長，但並不能說明“放權讓利”模式的成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國有企業取得經濟增長的同時，卻創造資產負債率的更快增長，這個比率到九十年代初期已經達到了 80 ％以上，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普遍低下的現金流貼現能力，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危如累卵。當然，國有企業在這個時期還創造其他指標的快速增長：快速增長的虧損額（這全部需要一國家稅收加以彌補）、快速增長的次品及存貨比率。一個縣級供銷社在清點存貨時井然發現，他們的倉庫中還有 20 年前生產的毛巾，隻不過一拎起來便碎成一片一片的。荒唐的是，這些存貨都仍然被計入企業資產的。國有企業財務約束的鬆弛及資產質量之低下由此可見一斑。所有這一切不過是要提示人們：在增長的表象背後，國有企業正在製造著巨大的外部不經濟。這種“外部不經濟”是不是足以抵消或者超過國有企業同期的貢獻，我們無法在數量上加以衡量。但有一點卻是明確無誤的，那就是，直到 20 年之後的今天，國有企業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痛苦難題，而其在銀行中堆砌出的如山壞帳正在成為威脅中國經濟穩定的定時炸彈。這不啻於說明，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特征的城市改革處於實際上的停滯階段。
由於國有企業在傳統政治體係中本質上的官僚特征，所謂“放權讓利”實質上是傳統官僚體係內部的一種權力重新分配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這次改革與前一階段農民的自發改革不能同日而語，與市場經濟所必須具備的權利精神更有雲泥之別。如果說第一階段的改革是給農民以權利，那麽從 1984 年發軔的中國城市改革則是給官員（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以“權力”。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這個區別導致了中國改革長期停滯直至最後變質。由此為發端，中國城市改革一直沿襲了這個以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為首要取舍的動力模式。以不受監督的官僚體係之手為全體民眾謀福利，其中悖論無異於與虎謀皮。這種改革邏輯在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帶給中國的是：周期性的通貨膨脹和周期性的腐敗浪潮，是周期性放權和周期性收權的鍾擺效應。於是，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變成了官僚集團內部的權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國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體製利益集團”（現在更多被人稱為權力資本集團）之外，城市改革與這個術語所要標榜的改革精神已經開始背道而馳。當學術界還在為“放權讓利”模式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民間用簡單的“官倒”一詞，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這一時期改革的基本內容。這個詞語在當時的流行程度，足以證實它在民間受到的歡迎。看來，民間話語不僅比學術界敏感，其智慧也經常要比學術界精確。不能不注意到，從 80 年代初期開始的城市改革中與“官倒”同時出現的另外一個現象，這就是城市中的個體、私營企業。這些曾經被稱為“個體戶”的私營業者，主要活躍在流通領域，以填補經濟空白。這些人主要成分都是那些被排斥在正規體製之外的城市下層階級。他們通過長途販運等最簡單但也是最辛苦的方式迅速造成了城市中最初的財富差別，以至於被有些人稱為“不但不四發了財”。但恰恰是這些“不三不四”的人們卻是當時城市改革最具有革命性的成分。傳統體製既然無法保護他們，這些身處下層的人們隻好自我解放之路。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是那個時期主要的體製創新者。在傳統的差序等級中與農民階級幾乎一樣的卑微地位，使這批人與中國農民具有同樣的生存本能及創新衝動。然而，這批人雖然在當時的社會中非常搶眼，但並不構成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流。因為這種民間的自我創新僅僅隻被允許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進行，而主流精神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分權”模式。
那麽，中國為什麽要選擇這樣一種“授權力於官”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農村改革那樣采取直接“還權利於民眾”的模式呢？很多人將此解釋為一種曆史偶然，或將其歸咎為當時認識水平的局限。我不能否認中國城市改革模式的曆史偶然性，也從來不可能扮演曆史發展的先知。但是以上兩種說法在解釋力上的蒼白則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們看來，中國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選擇“官僚分權”模式，是由中國政治的潛在利益和投票結構決定的。有什麽樣的政治結構就有什麽樣的改革模式，作為當時中國政治結構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團選擇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選擇“還權利於民”的模式，不僅將失去對改革進程的控製權，也將同時失去對“改革”的解釋權，更為緊要的是，這種帶有強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啟動，勢必將對官僚階層的整體利益造成難以預測的衝擊。農村官僚是中國官僚體係中的最下層，地處邊陲的幾個特區在傳統官僚體係中也僅僅是無足輕重的邊緣。在如今高樓林立的深圳駐足老東門一帶回想當時深圳的荒涼，你一定會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為什麽會選擇在這種傳統官僚體係完全無法觸及的地方開始。答案非常簡單，傳統的官僚體係在這個地方完全沒有利益可言。在農村和邊緣（不僅是地理上的邊緣，而且是政治上的邊緣，比如城鎮集體企業）啟動改革，不僅不會破壞官僚體係的既得利益，還有助於官僚體係“學習”改革、觀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發展壯大自己的既得利益。這有助於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為什麽會選擇從農村及特區開始，而一旦進入城市改革階段，便會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這個模式中所隱含的是，給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以便他們同意並推動改革。但吊詭之處卻在於：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夠自動帶來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嗎？由於官僚階級在改革中始終壟斷了對改革的解釋權，他們的確經常這樣解釋改革並哄騙公眾。很清楚， 1984 年中國改革的選擇不是偶然，而是政治體製的一種“故意”，它不是一種經濟選擇，而是一種政治選擇。指出並記住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是中國 20 年改革貫穿始終的一個隱秘邏輯，是我們理解 25 年改革的一把關鍵鑰匙。這個秘而不宣的邏輯到今天仍然強有力的支配著中國的改革路徑，而且業已成為當今中國諸多重大社會問題的淵籔。
在一個官僚體製最早熟，曆史也最悠久的國家中改革（在這種傳統中，官僚體係的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不管它表麵上如何標榜）以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作為推動改革的動力和路徑，或許是一種曆史慣性。但對發生在 20 世紀的中國改革來說，顯然具有某種對人類現代文明的譏諷成分。這種改革在財富分配上的不道德、不正義甚至在當時就開始引發了強烈的義憤。
在 1980 年代末期，隨著城市改革進程的艱難推進，中國曆史上最新一次階層分化已告肇始。社會階層在建政前 30 年一直保持穩定的同質結構開始瓦解，受損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逐漸浮出水麵。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傳統社會階層的解體，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社會階級的新景觀。換句話說，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全體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經不再是理解中國的有用工具。中國人已經很難再作為一個整體來詮釋改革了。
對改革的不滿情緒再一部分人中間迅速蔓延，人們對改革的感受與理解趨於現實和複雜。人們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樣站在“共同富裕”來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現在是否對我有利”來反對或者支持改革；人們不再以是否促進整體福利的標準來衡量改革。很顯然，從現在伊始，改革開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但這一切並不能阻止已經發動的“分權改革”邏輯。腐敗的規模開始擴大，在性質上也越來越係統化；社會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貧富差別漸次浮現。雖然這些問題在當時不及今日中國之萬一，但對一個剛剛從極端強調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實際如何）社會中走出來的民族來說，這足以使改革的社會心理基礎變得異常脆弱。 1988 年席卷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劇烈通脹及搶購風潮，更使民眾對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滿緊張和不安。改革，已然進入了一個陰雲密布的時代。
終於，這種緊張、不安和憤怒情緒在 1989 年四月到 6 月的那個春夏之交得到了一次集體性的充分釋放。然而這一把衝天大火卻是以中國現代史上最為慘烈的悲劇為代價的。它至今仍然折磨著許多親曆者的神經，讓人戰栗而痛苦。作為社會理想和民眾情緒的代言者，中國知識分子成為了“天安門運動”當仁不讓的主角。而他們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卻凸現了這個時代的兩麵性。
一方麵，中國知識分子為已經取得改革成果歡欣鼓舞，另一方麵，他們又為城市改革中所帶來的種種矛盾深深苦惱。他們急切的想找到一個全麵係統的方案，試圖畢其功於一役。而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快速膨脹的獨立意識使他們走到改革前台的心情變得尤為迫切。作為社會最為敏感的神經中樞，中國知識分子以幾乎隻覺的形式認定，中國改革需要全麵、係統的推進。盡管當時許多係統化的、理性的改革方案為這場運動必然帶有的抗議色彩和道德義憤所掩蓋，但今天中國的現實已經證明（或許還將繼續證明），天安門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某種曆史遠見。但這種遠見與當時中國各階層的實際需要和認識相比，仍然有相當差距。這就使得中國知識界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必然具有操作上的空中閣樓的意味。
仔細分析“天安門運動”，我們會發現者是一個奇特的混合物。借助這場運動，中國民眾實際想做的，僅僅是表達抗議，舒緩不安，發泄不滿，而中國知識分子卻誤以為這是對他們激進改革方案的全麵支持。顯然，中國學生所要表達的已經遠遠超過中國民眾所想要的。而能夠將中國知識分子和大眾聯係在一起的，僅僅是一種情緒、一種道德義憤。一場具有技巧的絕食所激發出的廣泛同情，使學生與民眾的聯盟規模刹那間擴充到了極致。然而，一場僅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來的聯盟注定是短暫的。而兩種明顯不同的訴求在一個必然具有巨大殺傷力的群眾運動中被結合在一起，則肯定是一個十足的悲劇。
從對政府改革路線的熱烈呼應，到 1989 年直接與政府走向街頭對抗，中國知識分子在 80 年代完成了一個急促成長的過程。這種成長的顯著特征是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意識的高漲。“文化革命”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摧殘，使他們擺脫政府控製的意願空前強烈，通過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速成”式民主教育，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在當時已經構造完畢。所以在與當局在初期改革短暫唱和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很快就在城市改革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中找到了獨立表演的空間。他們開始不時以公開和半空開的形式批評政府的改革失誤和改革速度，這種批評在 1988 年年末實際上已經達到高潮。在那個冬天，幾乎所有名牌大學的校園中都已經蠢動著一種躍躍欲試的興奮氣氛，各色政治沙龍和研討會接踵而來。胡耀邦的辭世為這種激情找到一條恰當不過的通道，於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抗議運動騰空而起。
“天安門運動”與其說是當時充斥中國社會緊張不安情緒的一次集體宣泄，不如說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文革”一次“君子報仇”式的總清算。雖然有表麵上的廣泛參與，但這並妨礙我們判斷：這是一次純粹知識分子的運動，知識分子包辦了這個運動的幾乎全部。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民主意願與當時中國社會整體上不成熟形成了相當刺眼的對比。企圖依靠一場大規模的危機來催生中國社會的民主意識，甚至一步而得到民主製度，中國知識分子不僅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大眾。中國民眾的確在“天安門運動”中提供了支持，但這種僅僅陷於道義的支持卻被群眾運動固有的熱鬧和情緒色彩戲渲染為一種聯盟。這是一個假象。當時一位學生領袖與西方記者的一次談話非常準確說出了這個“聯盟”的基礎，他說，“廣大市民和大多數政府官員都同情我們”。比起其他學生領袖對局勢的幼稚判斷來說，這位學生領袖表現出了難得的清醒。而恰恰是這種清醒暴露了一個秘密，那就是：將學生與其他階層聯係起來的真實基礎僅僅是一種“同情”。僅僅靠一種“同情”而不是靠一種真實的利益認同來形成一種聯盟，其達成目標的概率幾乎為零。
可以斷言，“天安門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獨立從事政治運動的一個頂峰。它同時也意味著全民民主運動這一奇特形式在中國曆史上的徹底消失，意味著民主“危機生長戰略”的失敗。在危機中爭取到的民主，可能因為危機而變得十分短暫。如果不將民主建立在紮實的階層利益的基礎之上，其脆弱性一望即知。
深入“天安門運動”的內部，我們可以真切感受到這個時代的困境。作為背景，這種時代困境也同樣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黨內改革分子在第一階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後，在第二階段顯然遇到了極大的難題。他們既然無力全麵係統的推進改革，便隻好在城市改革一開始就構築的陷阱中原地踏步。由於這一階段主要是改革派主政，一切社會問題很容易被歸咎為改革派的個人過錯，各種社會問題的累積實際上就等於是改革者個人“罪狀”的累積。改革派背負的這個包袱在 1988 年物價闖關失敗之後，開始變得日益沉重。他們已經完全進入了對手的伏擊圈，剩下的隻是時機的選擇。這個時機終於在“天安門事件”之後趨於成熟。改革派的失勢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隻是由於一係列偶然事件所促成，而是在是當時社會各種矛盾發展的一個必然結局。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相繼去職，使中共在第一階段改革中所確立的主流改革集團元氣大傷。除了鄧小平仍然能夠憑借“總設計師”及“革命元老”的超然地位而勉力維持之外，所有改革派的中堅人物幾乎無一幸免。鄧的這種孤苦境地特別能夠說明，他為什麽要在“天安門事件”僅僅過去兩年之後便要不顧高齡，隻身南下，為他的改革擺出決鬥的姿態。但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經“ 89 天安門”一役，鄧小平雖然還是那個鄧小平，但鄧的改革已經悄然發生了質變。如果說在 1978 年發起改革的時候，鄧小平還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安排過具體的時間表的話，那麽 89 年之後，政治改革已經徹底從鄧的改革視野中消失，它變得遙遙無期了。這種變化既出於鄧小平個人性格中的實用主義傾向，更出於黨內力量格局的巨大變化——鄧，已不再具有那種克裏斯馬的領袖魅力。如此，中國改革就隻能在一個極其狹窄的險徑上突圍。這條險徑必須滿足的一個嚴格約束是：在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動經濟增長。如此狹隘意義上改革路徑，縱然具備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卻根本背離了中國改革起初具有也應改具有的道德意義，其未來之險峻、坎坷可以想見。就這樣，“ 89 天安門”悲劇決定性地剝奪了中國改革的最後一絲理想主義色彩，這場源自 1978 年末期的偉大革命將徹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變成了一種純粹但充滿野蠻、原始色彩的經濟衝動。毫無疑問，這強化了本來就深深嵌入中國改革之中的官僚資本主義本質。
然而，改革派在 1989 年的失利並不等於保守派的成功。保守派雖然在人事上取得了優勢，但他們仍然缺乏清晰和得力的政策方案。這一點，一直是中共保守精英們的致命傷。
中共保守主義精英分子一開始便以強調經濟穩定作為其主要主張，但這一點卻始終無法與鄧小平已經贏得巨大合法性的市場改革融合起來。這種以行政命令方式實現的經濟穩定不僅成本極高，而且與鄧小平的市場取向明顯衝突。中共保守主義精英在 1989 年 6 月之後主控經濟政策兩年多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這期間，雖然經濟以硬著陸的方式實現了穩定，但其確定的“向國營大中型企業傾斜”等一係列政策，不僅引起沿海開放地區和鄉鎮企業的普遍反感，也使中國經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被普遍認為在 1992 年之後才發生的劇烈通貨膨脹，實際上早已經在 1990 ～ 1991 年間便種下了禍根。事實是， 1990 ～ 1991 年之間也是廣義貨幣增長最快的年份之一， 1991 年的投資品價格上漲已經達到兩位數。如此看來，中共保守主義精英要想在中國的未來進程種贏得一席之地，隻能冀望於更加成熟，更加專業化的新一代傳人了。中共保守主義在經濟上的明顯缺乏章法以及無所作為，使他們在 1989 年贏得的勝利變得十分短暫和脆弱。
不出所料，蟄伏兩年多之後的鄧小平以一種閃電式的突襲結束了保守主義精英的蜜月。他親自上陣，用更加係統的市場觀點重新詮釋他的改革，簡單而堅定的宣布：一個新的時代必須到來。然而，誠如前述，此改革已非彼改革。中國改革開始在中國政治邏輯指給它的那條險路上發力衝刺。
後改革時代
1992 年春天，鄧小平以驚人的爆發力將中國推入了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以此為起點， 13 億中國人被一同送入了“後改革時代”。
正像那篇《東方風來滿眼春》的著名報道所流露出的興奮一樣，許多中國人曾為這個時代的到來歡呼雀躍，欣喜若狂。彷佛一個新的創世紀的神話就要發生。一切都將按照安排好的寓言結構依次到來。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這故事是如此的曲折，這七天又是如此漫長，這未來可能並非是我們的應許之地。改革之船將在一個沒有航標的海域中風雨飄搖。
“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據稱由鄧小平發明的經典語錄，在文化革命中飽受圍剿之後， 1978 年之後卻大行其道。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這句話直白通俗，而實在是因為它扣合了毛澤東之後的世俗主義時代精神。不管這句話是不是鄧發明的，將發明權歸於鄧小平都是名至實歸。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領袖中實用主義的典範人物，有人將鄧的理論戲謔的概括為“貓”論。這種概括雖然傳神，但卻很難傳達出時代的具體內容。
分析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我們能夠發現兩個鮮明的主題，或者說兩個一以貫之的目標：一是經濟增長，這是第一位的，用鄧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發展是硬道理”；而是政治及社會穩定。在鄧那裏，穩定被看作實現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但這個條件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為中國改革的另外一個不可逾越的邊界。尤其是在 89 年之後，穩定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必須首先滿足的條件被提高到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縱觀鄧小平的改革，我們容易看到，鄧始終是在經濟增長合穩定之間尋找恰當的平衡。
作為政治運動的受害者，鄧小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穩定及秩序。他曾經以典型的鄧式語言得出結論：“今天這個上街，明天那個上街”的社會是沒有辦法搞建設的。在鄧看來，所謂穩定，首先是共產黨內部的穩定，是他賴以推動改革的官僚權力體係的穩定。“隻要共產黨內部不出亂子”，中國社會的穩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這個推論在改革初期中國仍然是一個完好的全能政治國家的時候，顯然是正確的。這當然也是鄧從文革及 89 年的痛苦教訓中得出的經驗。在鄧眼中，文革合 1989 年的動蕩無不是從共產黨內部的爭執所引發的。所以，與其說鄧小平注重政治及社會穩定，倒不如說他看重共產黨本身的穩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執行機器的穩定。這兩樣東西，在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那裏，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與穩定相比，經濟增長對鄧小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價值。作為一個親曆中國長期落後的世紀老人，鄧對經濟增長有著不同尋常的迫切心情。這種迫切心情是我們有理由將鄧歸於中國的頭號增長論者。鄧對經濟增長的渴望，我們無論怎麽估計都不會過分。為此，鄧甚至多次冒險逾越政治穩定的雷區。很多人還可能清晰記得在 1988 年物價闖關之前，鄧曾經一反他平實、從不故作危言的個人風格，明確警告中國人，要“準備進入風高浪急的大海”。這說明鄧對物價闖關所可能帶來的社會風暴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在文革僅僅十年之後，鄧就準備為經濟增長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足見他對快速經濟增長的迫切心情。這種迫切在蘇東巨變之後達到了頂峰。在屢次暗示合催促無效之後，鄧不惜違背不再幹政的諾言，以高齡之軀南下，直接向他的人民發出動員。這應該就是 1992 年鄧“南巡”的由來。聯想到毛澤東晚年多次極其相似的南下經曆，我們可以想象，鄧心中一定充滿了對中國政治體製的深深迷惑。有理由相信，鄧自己並不喜歡這種方式，因為這很可能破壞 1989 年之後好不容易恢護的穩定局麵。但 1989 年之後幾年令人沮喪的經濟增長現實，可能已使他忍無可忍。或許，這是一種刻意的彌補。
正是在穩定與增長兩項苛刻的約束條件所構成的狹窄改革通道之中，鄧一開始便采取了依靠官僚權力體係來推動改革的路徑。（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 1989 年之後，這條本來就狹窄的路徑變得更為狹窄。換句話說，隨著 89 年之後中國領袖們對社會不穩定之容忍度的進一步降低，對經濟增長胃口隨之被大大提高。）鄧的這種路徑選擇與毛澤東大異其趣。毛非常輕視官僚體係，他甚至從不掩飾這種蔑視。與鄧相比，毛更迷信於自己的個人魅力及群眾的創造熱情。這當然同樣出自毛非凡的個人經曆。從毛作為一個年輕學生開始一直到他作為一個大國的領袖，毛從來就是一個對大眾具有十足誘惑力的鼓動家。而他從窮鄉僻壤發動傳奇革命的成功經曆，更是毛輕蔑城市官僚體係充足自信的基礎。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使用他最駕輕就熟的群眾運動方式，一舉架空官僚體係就一點都不值得奇怪了。把毛漫畫成一個僅僅熱衷於利用群眾運動來從事政治爭鬥的陰謀家是不確切的，大躍進就是毛利用同樣方式來達成經濟增長的一個顯例。從這個角度講，毛與鄧同樣是經濟增長的熱衷者，其區別僅僅在於方式的不同。當然，鄧對經濟增長有更加人性化的理解。
從鄧的曆史位置和個人性格出發，用現存的官僚體係（政治權力）來推動經濟增長肯定是最佳路徑。其實，這也是政治現實賦予鄧的唯一改革路徑。這一模式的基本內容是：官僚體係（包括政府的各種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按照對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來組織、推動、參與經濟活動。在鄧及其他共產黨領袖看來，這種路徑是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維持社會穩定的兩全其美之策，是工具理性上的最優選擇。不過，由於任何官僚體係都不是利益中立的，這一模式的另外一個可能的隱含意義就可能變成，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最大限度的維護和擴大官僚集團的利益。在一個對官僚政治體係完全缺乏監督的國家中，這個改革路徑特別容易向後一種改革蛻化。 1992 年之後，從政治改革中開辟合法性之路被完全阻塞，經濟增長隨即上升為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終的合法性來源。所以，隻要聲稱推動了經濟增長，官僚體係的任何作為就立刻獲得了合法性保障，不管這種經濟增長是用如何取得的，也不管這種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如何脆弱和虛假，更無需對這種經濟增長的實際分配後果負責。這大概就是 90 年代之後提拔標準越來越“ GDP 化”的來由。也同樣因為這個原因，這個模式意味著，隻要官僚體係還能繼續推動經濟增長，那麽，任何對政治權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將被視為對經濟增長的威脅，是對政治穩定的威脅，因此是“非法”的。如此， 92 年代之後的改革就變成了官僚體係的自我解釋、自我證明過程。官僚政治體係完全將改革價值的闡釋權壟斷在了自己手中。這種壟斷最終造就了官僚政治權力在整個 90 年代對中國經濟生活的泛濫性參與。
鄧小平可能沒有料到，這種看上去十分完美的工具理性選擇，卻恰恰是扭曲改革價值理性主要原因。鄧更沒有料到的是，在經濟增長的表象之下，這種模式對改革價值的腐蝕，竟然可以走得如此之遠。
說鄧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改革模式的弊端是不公平的。有證據表明，在 80 年代，鄧曾數次謹慎與試探性的提出過政治改革的設想。 1986 年，鄧小平說道， “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製改革。現在經濟體製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製，就不能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製改革繼續前進。”他甚至為這種全麵改革提出了具體的時限：“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但很不幸，鄧繼承的正是這種製度。 （容易觀察到，與其他價值相比，經濟增長在鄧小平的思想中，無疑是一個核心價值。作為一個親曆過中國長期落後的世紀老人，鄧小平對經濟增長有著超乎尋常的迫切心情。經濟增長的這種至高地位在鄧“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中，表達得十分清晰。在鄧看來，無論是政治穩定、社會發展還是其他什麽價值，都隻是工具性的從屬價值，而不是獨立的建構性價值。如果其他目標或者價值無助於甚至有害於經濟增長這個唯一的建構性價值的話，那就隻能被擱置或者拋棄。正是從這種工具理性出發，鄧小平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徹底斷絕了用政治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念頭。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史上頭號的增長論者。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理解鄧小平對政治體製改革的態度反複了。在鄧那裏，政治改革不過是實現經濟增長的一個工具。所以當他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中發現，政治改革可能對經濟增長構成損害的時候，他就果斷而徹底的斷絕了政治體製改革的念頭。引證阮銘書籍；鄧小平有關政治體製改革的講話。） 無論是因為政治的現實格局所限，還是由於鄧沒有看清傳統改革模式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麵的極限，鄧最後完全放棄了為其改革及時注入新鮮動力的努力。直到“天安門事件”將改革嚴重的價值缺陷暴露出來為止。而那時，鄧已經徹底失去了改造政治係統的能力，他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點石成金的鄧小平了，他手中剩下的唯一王牌就是經濟增長為改革帶來的合法性，而其改革的合法性則完全維係於是否能夠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這其實是鄧式改革全麵失勢的一個明確信號。這樣， 92 年之後的改革便隻好帶著它完全變質的可能性並憑借經濟增長所賦予它的強大慣性一路走到今天。
從某種角度上說，改革的全部意義在於：打破舊有的導致低效率的分配製度，並確立一種能持久推動經濟成長和經濟創新的合理分配製度。然而這一目標在導入城市改革尤其是 1992 年之後，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認。事實上，在 1992 年之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來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奮品質、創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權力以及接近這種權力的“內部人”。在經濟增長的表象之下，舊的分配製度卻以新的麵貌開始加速運轉。以前主要被用來分配社會等級的政治權力，現在變成了分配社會財富的主要依據。而這種反改革的分配製度正是改革發誓要首先革除的。遺憾的是，這種舊製度遺留下來的惡習卻在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的雙重掩護之下不斷得到了強化。在中國民間，對待任何一項具體改革措施的流行策略便是：先看看當官的如何動。其潛台詞無非是說，改革總是為官僚帶來利益。在失去了對改革的解釋權和修正權之後，這大概是許多中國人對改革最無奈的“理性”行動。不僅如此，對於普通民眾而言，由於沒有官僚權力的天然憑借，他們要麽拚命擠入政治權力狹小的分贓圈子；要麽以他人為地獄，一逞個人的財富之欲。一場赤裸裸的財富零合遊戲在中國民間展開。對於這種現象，一位朋友曾經辛辣的評論到：“在中國，沒有分配，隻有分贓”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發現，在 92 年之後，中國大眾已經在何種程度上疏離於他們曾經熱切期望的改革，而改革又是何種程度上成為日益懸浮於其本來意義之外的空洞字眼。改革顯然已經在加速黴變。改革的這種實踐與其說是導致了一批官僚的腐敗，倒不如說導致了中國人在文化上的一次集體繳械。而中國改革在文化上所付出的巨大外部成本恐怕需要好幾代人才能修複。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種以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製一旦形成，就可能憑借其財富和權力的雙重優勢控製改革的進程本身。當這種體製露出它“馬太效應”的冷酷麵目時，我們就會發現，鄧小平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而達到共同賦予”的良好願望，不過是一位共產主義改革家的一種奇怪信念。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改革將由於其價值源泉的枯竭而油盡燈滅，並徹底失去其民間動力。
有人曾經生動的將中國改革比喻成“搶錢”。但 1992 年“南巡”到 1990 年代中期宏觀調控完成之前，基本上處於“亂搶”狀態。即民間、官方一起搶。這種瘋狂搶錢不僅差點搶出了金融危機，也差點把中央搶空，搶成一個空架子。朱 鎔 基的所謂宏觀調控實際上重新拿回駕馭局勢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朱 鎔 基的所謂宏觀調控準確地說隻是重新回複了地方、民間及中央的權力平衡，但將錢的改革性質並沒有變化，隻是從以前的“亂搶”，變成有秩序的搶，變成“以權搶錢”，變成“隻準我（以權）搶，不準你搶”。顯然，這是更加係統的分贓手法。一種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國改革是漸進改革。但這種概括非常容易產生誤導。中國改革改革真正的秘密在於：一邊創造財富，另一邊不斷洗錢；一邊放開財富創造，另一邊卻緊緊以權抓住財富的分配。從這個角度觀察，所謂漸進，就是不一次搶完，不一次分（贓）完。遮掩在“化公為私”和“化私為公”兩張矛盾麵孔之下的，是以權搶錢者的持續不斷地搶，持續不斷地分。這顯然比一次搶完或一次分完的激進手法要漸進得多。
中國這種獨特改革模式在 90 年代的長期持續所引發了另外一個後果，即：中國經濟中出現了廣泛的“權力經濟”。這種用權力與資本緊密編織起來的畸形經濟成分，混跡於中國漫長的改革過渡之中，已經逐漸成為中國經濟中的惡性腫瘤。其吞噬社會財富巨大的巨大胃口和能力將在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中逐步顯現出來。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論述。但我們首先必須清楚的是，亦官亦商的權力經濟，有著極其迷人的表象，在可能的限度內，它可以創造超常的增長速度，這非常吻合中國改革模式的獨特需要。權力經濟創造經濟增長的驚人能力，不僅證明了權力經濟本身的合理性，而且也同時證明了其他改革的不必要性。權力經濟在 90 年代實現的一浪高過一浪的增長魔術，迷惑了人們的眼睛的同時，也無限期的擱置了中國文化和政治改革的進程。不過，在權力經濟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馳的並贏得陣陣掌聲的時候，它的另外一麵則可能是：末路狂奔。因為，這個經濟的畸形發展正在從各方麵悄悄的撕裂這個國家。
權力經濟的超速發展，是以官僚政治權力對經濟和社會體係的單向輸出為手段的。中國改革模式一方麵無限製的放開政治權力對經濟和社會的輸出，企圖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動快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麵卻絕對封閉社會對政治體係的輸入。按照鄧小平自己的說就是“不爭論”，即用“壓製”的手段消滅在改革問題上的觀念競爭，以確保其經濟增長目標不受到損害。鄧提出這一觀點的主要背景是為了“防左”，這從鄧小平的個人曆史經驗來看顯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在屏蔽了“左”的損害的同時，中國改革也失去了所有的修正可能。於是，中國人便隻好無條件的被動接受官僚政治體係以神聖經濟增長名義所進行的任何改革。而經常的情況則是，那些以改革或者經濟增長名義所進行的政治性輸出往往私下攜帶著官僚體係對本集團利益的強烈衝動。而這種衝動表現在下層政權中，經常就是野蠻的掠奪。這樣，中國的改革中便呈現出一種十分緊張的狀態：不受監督和約束的政治權力體係不斷加大對社會的輸出，並引發各種嚴重問題；同時，封閉的政治體係的開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輸入壓力，這個壓力在進入 90 年代之後逐漸聚集起來。期望用快速經濟增長來舒解這種壓力是一種非常可疑的辦法，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經濟增長可以自動消滅這些社會問題。相反，不少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甚至表明：社會問題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後果。掩蓋在平均增長數字之下的，往往是不易察覺的相對剝奪感。而正是這種相對剝奪感而不是別的什麽，構成了轉型社會最大的穩定隱患。中國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並不是他們天生喜歡寡，而是他們害怕相對剝奪。對於一個特別善於壓抑自己情緒的中國社會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那些被剝奪者的忍氣吞聲，一付逆來順受的樣子。因為這等於告訴執政者，他們準備秋後算總帳。這種沉默的另外一個危險含義是：他們可能采取非製度性的手段來剝奪剝奪者。整個中國曆史就是這樣一部有著固定情節的血腥劇目。相形之下，那種看上去聲勢浩大，但顯然具有娛樂性質的現代遊行，實際上並不值得擔心。在 90 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相對剝奪感已經上升到相當敏感的程度。 1995 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年收入在 1200 元之下的中國城市貧困人口已經達到 1200 萬之眾。任何一個在中國城市生活過的人都知道， 1200 元的年收入意味著什麽。顯然，貧困或者絕對貧困這類字眼在這種殘酷事實麵前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1994 年江蘇某報的一篇報道說，某地區由於缺糧，老鼠紛紛竄上車道自殺。寓言從來就不以真實作為基礎，這則報道應該也不會例外。但這篇報道中所潛藏著的“缺糧——自殺”的典型寓言結構，則讓我們深刻觸摸到了中國社會對未來的嚴重不安情緒，而這種不安正在激發部分民眾對生活的黑暗想象。
很清楚，遲至 90 年代中期，中國已經有相當部分的社會群體已被拋離中國疾馳的改革列車，他們對改革產生了普遍不適應症狀——改革綜合症。這種在後改革時期逐漸蔓延的改革綜合症嚴重削弱了中國改革的社會基礎，並開始直接威脅中國改革的另外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穩定。不過，對穩定的威脅並不僅僅來自於已經初具規模的貧困人口，而來自於我們根本無力舒緩這些貧困階級的痛苦，來自於我們根本無力阻止這個階級的大規模複製。深入中國社會的內部，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的後備軍龐大得驚人。大量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所可能帶來的失業工人，浪潮一般湧向城市的失業農民，都將在未來某個時候對中國社會穩定構成決定性挑戰。對此，有人寄望於中國毫無基礎的社會保障體係，但看一看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以及各級官僚爭先恐後加入的世紀末奢侈競賽，我們就知道，無論是在能力上還是在道德上，我們都沒有做好起碼的準備。（當時的一則報道清楚的顯露了地方政府在對待貧困問題上的兒戲心態，在號稱中國最富庶地區的廣州，市政府為了救濟 3 萬貧困人口拿出了 60 萬元救濟款。顯然，這僅僅隻具有做秀的意義，因為平均每人 20 元的救濟款大概隻相當於來回的交通費用。）
或許，最能震撼後改革時期社會穩定局麵的，莫過於來自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利益集團但同樣緊迫的利益訴求。他們一齊匯聚於中國的政治體係之門，構成對封閉政治體係的空前壓力。經過 20 年改革分化，不同利益群體已經日益成熟，他們雖然得失不一、訴求相異，但有一點卻非常一致，那就是，他們都認為本集團的利益具有第一優先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完全封閉了政治參與的權力體係僅僅代表著傳統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多少說明，中國的執政體係仍然沉溺於革命時代的“全民黨”幻覺之中。他們似乎無法理解這種新的政治形態，企圖用領袖們個人的全局視野以及卓越能力，來調和、折中、平衡這些利益衝突。顯然，這並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製度的效力可能要比領袖的奇稟異賦可靠也可求得多。 1992 年“十四大”之後，中國共產黨曾經提出一個 20 字方針，即“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在這個麵麵俱到的方針中，明顯凝聚了中共領袖們的某種均衡發展的遠慮。但同樣明顯的是，他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將這種調和訴諸於一種製度。他們仍然準備借助於領導人的個人能力來度過難關。但事實卻是，從 1992 年到 1995 年，這 20 字方針強調的重心已經經曆了一個完整的輪回。從強調發展到強調改革再到強調穩定。這不啻於說明，現有的政治體係已經很難應付遠為複雜的利益衝突。一個分化了的並將繼續分化的社會，一個大量的衝突資源都已經逸出了傳統政治係統的社會，是不能用傳統政治刹車的方式來加以調控的。在鄧小平的理解中，黨內的穩定就意味著社會的穩定，但在社會階層日漸分化的後改革時期，他的這種傳統理解遇到了巨大的難題。因為尖銳的社會衝突必然以某種方式擴散到決策體係內部，並在其中導致裂痕。如果不能迅速改造傳統的政治體係，以容納更多階層的利益表達，改革賴以生存的“穩定”，必將成為一條河床不斷抬高的懸河。河床壘得越高，其崩潰的摧毀力也就越大。這大概不需要更多的論證。 90 年代中期的社會失序事實上已經以中國這一代執政者並不熟悉的方式預告：“共產黨內部不出亂子”並不足以保證天下太平。因為政治係統穩定與社會係統穩定的傳統同步性已經成為過時的皇曆。（以上部分為 1996 年年初所寫）
遺憾的是，深嵌於中國改革邏輯中的體製慣性並沒有因為巨人的離去而改變甚至稍微放慢腳步。 1997 年 2 月 19 日，中國人目送鄧的西去，心情複雜。相信，即便那些反對鄧的人也會承認，他為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洞開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個世界讓我們目眩神迷，幾乎來不及思考。聽到鄧辭世消息的第二天，一位年輕人急急告別他剛剛出生的女兒，行色匆匆的從南京飛往深圳。此刻，他神情憂慮，擔心著這個突如其來的利空給股票市場帶來的衝擊。這位年輕人正是作者本人。他心理非常清楚鄧的離去對中國可能意味著什麽。不過，僅僅經過刹那間的驚恐和短暫的猶疑，中國的改革列車即加大油門、重新向前。一個極具象征性的事件出現了：在僅僅一天的恐慌性下跌之後，中國股市便止跌回升，旋即在 2 個多月之後，創造中國股市當時的曆史新高。這種走勢讓所有的人都無比驚訝。然而，這與其說暗示了一個民族已經長大，不再需要偉人的扶持，倒不如說暗示了一種機製已然型構完畢，要加速度地按自己的意願開花結果。很明顯，帶有先天缺陷的中國改革正在成為一種定型的製度被鞏固並確立下來。幾乎與鄧逝世同時發生在中國股市中的一個著名事件，清楚的揭示了鄧的繼承者們的無能為力。 1996 年年底，當中國股市瘋狂上漲的時候，朱鎔基——這位在鄧之後最讓人著迷的政治領袖，以他的鐵腕將中國股市連續敲出好幾個跌停板。但在半年之後的次年 5 月，中國證券市場就用更加狂熱的姿態嘲諷了他。這種結局不僅使鄧的逝世顯得特別像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也使朱鎔基的鐵腕變成了徒喚奈何的笑柄。這個故事隱喻的是，在 1990 年中期的時候，以權力為核心，以資本為麵目的中國權力經濟已經發育得相當強大。其典型表現就是各種具有金融控股性質的大型財閥的出現。這種類金融控股公司貫通地方和中央，具有體製內和體製外的雙重麵目，正在成為一種“自覺”的力量。這種力量對自己的利益有清醒的意識，四處搜尋著掠奪的獵物，所謂“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1999 年發生在中國股市中的“ 5.19 ”行情，就是這種力量主動“創造條件”大幹快上的經典之作。顯然，改革本身已經變成一種迅猛向前的畸形體製，鄧的繼承者必須與它賽跑。這種以個人意誌力量為底線的賽跑，結果其實早已注定，而比賽的範圍如此廣泛，領導人疲於奔命的狀態就可以想見了。韁繩已經不在他們手中。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1997 年之後，中國改革在前 20 年中逐漸積累起來的各種矛盾逐漸係統化、結構化的呈現出來。城市化進程緩慢如初，農民仍然以天文數字被禁錮在土地上；城市失業浪潮勢不可擋；腐敗以潰爛的形式四處蔓延，如此等等，無不說明一直潛伏在中國改革中的病灶正在進入全麵發作狀態。於是，中國領導人變成了四處滅火的消防隊員，對“改革”的改革隻好無限期擱置。這一時期，由於單純的經濟增長已經很難掩蓋惡化的社會問題，經濟增長帶來的共贏假象開始幻滅，改革的合法性基礎就不再能單單依賴於經濟增長，而且要依賴於經濟增長的速度。一個荒誕的經濟邏輯在經濟史中出現了：不保持 7 ％以上的增長速度，社會就不能穩定。這並非中國宏觀經濟管理者在自我嚇唬，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嚴酷的事實。在後改革時代的中國領導人那裏，這句話的意思是，不保持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失業問題，金融問題等一係列曾經被速度掩蓋的問題就將大白於天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一位中國經濟領導人在為自己的政策辯護的時候曾經感歎到，如果不是及時采取一係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中國經濟早就崩潰了。這種評價是符合真實情況的。但問題在於，一個經濟體沒有 7 ％以上的增長速度就要出大故障，這個經濟體不是脆弱到以至於荒謬嗎？這種脆弱顯然不能用中國嚴苛的資源約束來解釋，而隻能從中國改革以及由改革所衍生出來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去尋找。有趣的是，由於經濟的自發增長機製遠遠沒有形成（中國民間投資從 1998 年以來一直不能啟動就是明證），對於後改革時期的中國領導人來說，要維持經濟增長的速度，就必須從財政、金融等多方麵加大政府吸取民間資源的力度。而在現有體製下，這種竭澤而漁方式所造成的大部分負擔必然落在弱勢階級身上（ 1998 年之後，中國農村、失業等諸問題的顯性化，都與此相關）。換言之，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本身就已經成為製造社會問題的原因所在。這實際上是中國改革模式走向最後衰竭的明確信號。
公允地說，在既定的體製舞台上，中國的經濟管理者可能已經做到最好了。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他們無力改變這個舞台本身。他們隻能在這個體製中，盡可能的利用這個體製所賦予他們的全部資源，來保持中國經濟增長不至於突然減速和停擺。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使更使這種壓力大大增加。我們看到， 1997 年之後，中國最具英雄色彩的經濟管理者朱鎔基先生的全部精力都花費在了這種努力之中。清楚的是，對於中國的未來而言，這種努力隻具有相當有限的戰術意義。或許，我們不能渴求於這些領導人，連鄧小平本人都望而生畏的工程，我們又怎麽能期望那些權威資源遠為不濟的後來者呢？ 1980 年代初，鄧小平在複出之初，曾經一度將政治體製改革放到過相當重要的位置上，在改革順序上也具有相當的優先性。作為中國政治體製最著名的受害人之一（對此他一定刻骨銘心），他有強烈的理由這樣做。或許是經濟增長在他心理的分量太重，也或許是他想將這個任務留給更為睿智的下一代領導人，鄧在這個巨大的挑戰麵前猶豫了，並最後退卻了。無論是從個人的經驗及智慧，還是從個人權威所造就的政治位勢，鄧小平都是毛之後有可能改造中國政治體製的最佳甚至是唯一人選。如果鄧都不能有效約束和說服官僚體係以同意他的全麵改造，那又有誰能夠這樣做呢？但鄧可能很難想到，曆史的機會並不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更加可能，機會之所以是機會，正是因為它千載難逢。而曆史一旦按照另一種路徑展開，其慣性就會大的驚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鄧的繼任者實際上已經成為這種慣性的囚徒。他們可以做的僅僅是在這個既定的軌道（鄧與官僚體製博弈之後所選定的最終改革路徑）上延續改革，直到將這個體製提供給他們的所有可能資源全部消耗完畢為止。畢竟，英雄的時代已經徹底過去了。然而，一個顯見的困窘是，後改革時代所消耗的時間越長，資源越多，那麽，新一代領導人可用於啟動新革命的本錢就越少，騰挪的餘地就會越狹窄。，
總的來說，從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到 2002 年“中共十六大”這十年中，中國建立了一些與現代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宏觀管理框架，比如財政、金融體係。按照一種更加通俗的範式，這就是說，中國在這十年中建立了一個具有現代化色彩的上層結構。比之 1980 年代，中國的上層管理結構具有了更加濃厚的專業化色彩。也正是憑借這些在 90 年代中期建立的資源配置工具，通過對資源大規模行政調配和誘導，中國領導人在 90 年代末期和本世紀初期竭力支持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勉強維持了改革的合法性基礎。由於中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的國有壟斷性質，中國宏觀管理當局吸取資源的能力極其驚人，而這種能力因為民間財富尤其是居民儲蓄的高速積累而被加倍放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創造某種增長和表麵繁榮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奇跡。換言之，這種增長仍然是某種行政主導增長的變異，而不是消費者主導的自主增長。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要對這個增長奇跡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中國計劃經濟時代以及諸多發展中國家的高速增長的曆史經驗都為這種懷疑提供了有力證據。潛藏於這種增長中的浪費、腐敗和低效率將在未來讓我們付出高昂的代價。中國國有銀行係統目前的可悲處境，強烈的暗示了我們未來可能遭遇的經濟動蕩。
中國上層結構現代化的過程在 90 年代中期之後基本上停頓了，這倒不是說，這個進程已經取得了全麵的成功，恰恰相反，這是因為這個進程遇到了巨大的障礙。在黨政分離、社會保障體係、國有資產管理，司法體係等諸多方麵，中國上層結構的現代化進程還遠未竟其全功。在這裏，中國上層結構的改革顯然遇到了傳統政治體製的堅硬內殼。這種遲滯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 90 年代後期，高速經濟增長越來越成為中國領導人的壓迫性約束，他們已經無暇顧及。與上層結構的有限進展相比，中國下層結構的發育則付之闕如。我們所說的下層結構，是指那種具有自由意誌的、能夠充分發揮其主動性的，並且具有現代市場經濟道德的經濟主體。這雖然牽涉到長期和複雜的文化轉型（毫無疑問，這也是社會轉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意義所在），但明顯的是，中國領導人在這方麵做出的努力非常微不足道。相反，這種文化轉型受到了來自官方的壓抑。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培育具有充分權利和相稱責任意識的公民（企業、組織），幾乎從來就沒有出現在中國領導人的改革視野中（ 馬克思說， “ 這個人是國王，隻是因為有別人當做他的臣屬。） 。相反，這經常被視為對政治壟斷的一種威脅。但不幸的是，這種公民和組織恰恰是現代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微觀基礎。一個沒有健康、強大的微觀主體的經濟體係，其前途肯定是黯淡的。當宏觀手段不堪利用的時候，這一致命缺陷就會充分暴露它的破壞性。與下層機構的發展相平行，中國橫向中介組織和結構的發育也相當滯後。這使中國的現代化體係中又短缺了一根關鍵的鏈條，作為溝通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協調社會行動的現代化中介組織的建設，是公民社會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沒有這一環扣，現代市場經濟是很難正常運轉的。而這種組織也恰恰是曆代中國領袖不熟悉因而也最為恐懼的。雖然在這十年中，中國各種中介組織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但其基本特色仍然是憑借權力尋租，其功能也不過是增加了一道尋租層次。一個明顯的例證是，在中國，一個律師如果沒有與法院的“良好關係”，其打贏官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隻有在相當罕見的場合，中國的律師業才具有專業和正義的色彩。當向法官行賄成為律師們的主要工作時，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是在從事某種神聖的職業。更多的可能是，人們會想起中國曆代以來就名聲惡劣的訟棍。律師如此，會計師、官辦行業協會等其他組織也不遑多讓。太多的醜聞不僅敗壞了這些中介組織的名聲，也使社會公眾對這些機構的信心降低到了最低點。這個情況並不出人意料，因為這些組織大體都具有與官方聯係緊密的“權力”色彩，但這個趨勢如果持續下去，中國社會中介組織的現代化之路就很可能被完全阻斷。從這個角度看，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市民社會”的判斷是相當輕率的，完全不足以成為我們觀察中國的真實憑據。與這些觀察者的判斷可能正好相反，經過 20 多年的改革，我們並沒有得到了市民社會，僅僅得到了數量龐大的原子化個體（ 100 年之前，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是一盤散沙），僅僅得到了四處泛濫的向野蠻返祖的利益衝動，而由此構成的利益博弈帶著濃厚的前資本主義色彩，它傾向於零和的掠奪，而不是多贏的競合。這種微觀基礎組成的經濟體，其自我維持和自我生存能力微乎其微。曆史從來就沒有證明過，一群僅僅具備貪婪欲望的原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自動的創造出神奇的現代資本主義。這種神話隻存在於某些固執的原教旨主義分子的臆想之中，從來就沒有存在於我們的經驗世界中。
如果我們將中國改革比作一場遊戲的話，那麽經過 20 多年漫長的改革，我們已經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經被淘汰出局，改革正在淪為少數人的分贓活動。他們是叢林之中的獲勝者，他們因而必須壟斷戰利品的全部分配。然而， 21 世紀的中國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叢林社會，文明社會的底線不可能輕易淪喪，一旦觸及這個底線，社會的劇痛就必然激起報複性的反彈。雖然在 1992 年之後的中國，出現了許多我們這一代人從未親身經曆過的新事物，有待於我們去洞察和辨識，但有一點卻是現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邏輯卻一直在主導潮流並貫穿始終。換言之， 官僚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始終是中國改革（不是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動力。這一點不僅決定了中國改革的路徑，也決定了中國改革的分配及其後果。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麽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察覺的是，官僚利益集團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 這其實就是整個後改革時代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這個邏輯的支配之下，政府行為的兩個趨勢就變得至為明顯。一方麵是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職能（官僚體係經常成為經濟增長的經紀，這在政府招商引資的積極表現上體現得非常突出）被不斷強化，另外一方麵則是，政府提供公共品職能被不斷弱化。這種趨勢在以後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指出這一點，我們是想表明，直到今天為止，中國改革（如果它的目標是指向一個現代化國家的話），並不像其奇跡般的 GDP 所顯示的那樣，已然走上了一條不可逆轉的現代化軌道。其現有的成果，也完全有喪失的可能。現代化之路遠不是一條啟動了就必然一路向前的曆史路徑，它完全可能被突然中斷或被鎖入歧路。對於中國改革來說，後麵一種危險相當之大。
中共十六大之後，後改革時期的中國領導人正在逐漸淡出曆史舞台。很明顯，他們也像鄧小平那樣，將最為艱難的改革留給了繼承者們。然而，新一代領袖們真的就有了更好的曆史際遇嗎？他們真的就能夠為自己開辟新的舞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