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詩說至唐代，筆者至今未得好辭為其修飾。漢語文學的最高峰無疑是其源頭《詩經》與《楚辭》，可謂“獨領風騷”。古文經典未將《楚辭》作品列為詩之範疇，這是對“詩”之概念不同而已，今人讀《楚辭》便毋容置疑稱其為詩，從“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興觀群怨”之孔子教誨均合情合理。更有甚者《詩經》佚名，而《楚辭》為後人留下第一個在黑夜中點亮明燈，傳下“詩人”這一職業的屈原，漢詩能傲視漢賦，詞曲和明清小說受托於《詩經》《楚辭》之福以外，浩浩曆史長河還竟有如此眾多詩人為之耕耘。屈原宋玉，曹家父子，陶潛兩謝似乎從春秋戰國至魏晉六朝之八百餘年間如夜空中耀眼之星，明亮而又孤獨不堪。唯詩至唐朝，詩人和作品如雨後春筍山間湧泉般登場，成就曠世英明令後人亦驚亦疑。
若說《詩經》主要多以四言詩體，至六朝後已大相徑庭，唐人將《詩經》至漢魏六朝的詩稱“古體詩”，以一句字數分四言古體，五言古體，七言古體。將齊梁格律詩稱為“近體詩”，五言律詩和七言律詩，而將五言，七言之篇幅裁剪一半稱為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再加上樂府詩可以說詩入唐朝，上述所有詩體都在一大批詩人創作加持下，傑作競相綻放絕無“冷場”。從初唐形成期，盛唐詩聖輩出，安史之亂作為分水嶺，中唐詩對顛沛戰亂和邊塞之描述以及晚唐氣象，可以說每一時代造就每一代詩人。
上述對詩體的分類一直傳承至清代乾嘉學派那幫學究們。從詩歌發展看，似乎四言至五言再有七言合乎想象邏輯。可是錢大昕先生在其《十駕齋養新錄》留下六個字“七言早於五言”令筆者困惑良久，這裏不得不表述一下筆者想法，有些學者觀點過於隨意，稱屈原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中七言比比皆是。筆者認為將楚辭作品列為詩歌是二十世紀後的觀點，錢大昕絕不會不知《離騷》，其次齊梁格律詩已近隋唐，亦不是討論對象。從五言，七言古詩分析，錢大昕曾考證過《古詩十九首》為東漢晚期所作，那麽“七言早於五言”若成立，七言必早於《古詩十九首》。於是乎筆者在猜疑先生言之七言是否指“柏梁體”？
所謂“柏梁體”簡單解釋即“句句壓平聲韻”的聯句詩。公元前115年漢武帝造柏梁台宴請高官賦詩，漢武帝第一句，群臣依第一句韻腳每位一句依次聯成：
日月星辰和四時(漢武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王)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
刀筆之吏臣執之(禦史大夫倪寬)
<以下略>
有後人考證此詩有偽，但其出自漢代辛氏編《三秦記》，即便偽作亦是年代上古之聯句詩。再者若漢武帝開口即出七言，可見七言在當時有一定認知度,偽作亦和同理。近代著名學者王力先生在《漢語詩律學》中稱“柏梁體”是七言詩，但他強調柏梁體沒有五言隻有七言，其原因是齊梁格律詩之前，七言句句押韻吟誦急促而不同於五言此起彼伏。“柏梁體”作為一種特殊詩體雖幾乎無人問津，但也未消失，魏文帝曹丕作《燕歌行》被後人稱作“自古七言第一詩”嚴格分類亦屬“柏梁體”，梁武帝蕭衍和其大臣們也作過“柏梁體”《清暑殿效柏梁體》，杜甫亦有《飲中八仙歌》等在此略說。
唐代文人吟誦詩歌熱情之高空前絕後，有遇山川古跡動情懷古，有夜宿驛站依牆題詩，有自作詩集傳閱友人等，就其動因筆者認為和科舉考試不無關係，隋朝科舉開始出現“考賦”，而唐代科舉追考五言律詩，這不得不促使學子常年遇景遇事即興賦詩之能，其次唐朝科舉還有“行卷製度”，科舉匿名答卷始於北宋王安石政改，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亂之前朝政受貴族門閥派係支撐，近代陳寅恪先生首創“關隴集團”之稱，先生在《金明館叢稿二編》這樣描寫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稱：隋唐李家出自武川。在這樣政治背景下，唐代科舉本質就是各貴族門閥收羅學子搞“推薦製”維持自身門閥地位，所謂“行卷”就是學子持能表現自身學問的作品，爬山涉水拜訪高官士族，為求“慧眼”舉薦入仕，亦有學子“彎道超車”先找大學者寫推薦信，亦有學子常年租屋於長安，親近於朝中官員攝取考試信息，所有“行卷”過程中“疏經論道”之作不如詩歌來得簡潔明了，作詩行卷成了主流。其次學子在爬山涉水這一過程中走訪古跡緬懷古人自然充實其履曆，開闊視眼提升詩之情懷，筆者在此作一比較，大文豪蘇軾擁有千古名篇，但早年為科考埋頭經論足不出戶，那段“青銅時代”所作詩收於《南行集》實平淡無奇，遠不如見過世麵的唐代詩人，讀其中一篇《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
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遝如驚奔。
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飄渺。
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誰能想到作《江上看山》者，後來觀廬山時寫出“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這樣的哲理詩。據統計唐朝二百九十餘年，以安史之亂為界，前後留下可查詩歌約五萬多首，有名有姓詩人約三千餘位，唐代初期詩歌創作仍受南朝詩風的影響，題材狹窄追求華麗詞藻。待“初唐四傑”出現，從台閣走向關山和塞漠放眼界大開，初唐後期陳子昂和張若虛為承上啟下之關鍵詩人。王維，孟浩然開啟盛唐群星輝映時代，後烘托出李杜兩位巨人登世就無須筆者多費筆墨，格律詩以杜甫《秋興八首》登上頂點，受“安史之亂”禍害盛唐時代終止亦為詩人的顛沛流離提供了人生經驗和詩題寄托。中唐詩“現實”取代“浪漫”走向多極，尤其是上承老杜新樂府詩風開啟麵向現實社會而再次回歸《詩經》大局麵。晚唐的政治衰弱雖有李商隱杜牧等追求唯美主義但重振盛唐詩格已不複存在。
今人總覽唐詩是依據清康熙時代編撰《全唐詩》，雖數十位學者“旁采殘碑”，“拾遺補缺”但經後來學者考證仍有遺漏錯誤。清乾隆進士孫洙依據沈德潛和王士禎關於唐詩研究批評為本，編撰《唐詩三百首》成後人總覽唐代詩歌全景之捷道。而從《唐詩三百首》作抽樣考證，五言絕句中古體詩和近體律詩數量均多，而七言絕句中幾乎沒有古體詩，僅有幾首七絕格律亦不太嚴格，如著名的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七言詩受詩人青睞是由鮑照延續至南北朝晚期，入唐雖受科舉影響但初唐之後七言近體格律傑作湧現，而唯獨七言古體絕句幾乎消聲遺跡，究其原因不得而知成一樁文學史“懸案”。附鮑照《擬行路難 其四 》：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複坐愁？
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
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 待 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