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上世紀1905年9月科舉被廢除，讀書人完全失去了學習《四書五經》的切生利益之後，“孔孟教宗”還有什麽存在之意義？曾幾何時人們開始弘揚傳統文化，殊不知“學隨術變”的儒教除了作為統治者的思想工具，筆者真想不出它還有什麽用處？儒教思想無論是其周公源頭，漢唐仕族“匯總的權術”，“兩宋摻雜佛道思想的怪物”，和明清“越發變硬的僵屍”在當今“以中國的疆域”裏還存有多少影響和傳承？喪失殆盡未必不好，它將會迎來嶄新的思想，因為新思想正是今天所需要的。重新研究經學並不是想“複古”，而是嶄新的思想需要古典諸子學問的鋪墊。
文中“以中國的疆域”這一提法，是筆者故意避開“中國”一詞，因為兩千多年來這個名詞內涵一直在變，為解釋明確暫且以康熙時代相對穩定的疆域空間來表“中國”範圍，近代中國史觀始終將代表政權王朝來劃分曆史，這是極為片麵而不科學的。比如唐朝，它的強盛地域和它脆弱時相差四百萬平方公裏，又比如南宋大致“卷縮”在淮河以南大理以東的現在江南地區，五世九帝統治的疆域才二百萬平方公裏，其它約八百萬平方公裏上發生了什麽？後人一無所知。同樣南宋朝廷上下在推崇“三綱五常”時，其他八百萬平方公裏的人亦一無所知。這是“以中國的疆域”範疇下的真實曆史。於是乎我們必須麵對的是今天所謂的中國曆史，本意上或許隻能稱“中國漢族史”，它遠小於“以中國的疆域”的完整總曆史，由此可以認為所謂的“華夏文明”的內涵也就是“華夏漢文明”。要知道漢族人在“五胡亂華”後他們是在以鄭州為圓心，以到濟南為半徑的圓圈裏活動。我們必須要在上述的概念下談論“書經道統”。
盛唐李世民推行《五經正義》，將顏回立為繼承孔子道的傳人，很大原因是顏回對孔子唯命是從，“緊跟領導”。這迎合李世民希望手下大臣的態度。韓愈的登場改變了現狀，我們認識韓愈一般停留在他的文學麵，其實在古代思想史上韓愈的影響不可估量，曆年科舉進士首先就是《經學》的功力。韓愈質疑顏回，他認為孟子才是真正接受孔子道統的人物，目前我們能讀到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這個觀點，比如《原道》，《讀荀》，《與孟尚書書》：“故愈嚐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按照韓愈的分析，將孟比作禹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的思想學說非常清晰，“尊孟子、樹道統、排佛老”，而這不是他另辟新徑，而是取之《孟子》，稱“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發願以己身接續孟子，延續中斷千年之久的正統儒家之血脈，“道統”之說遂具雛形。韓愈之所以主張“尊孟子，樹道統”的外部環境就是中唐時期一大社會風氣就是崇尚佛教，佛教東漢時期傳入魏晉時期發展，到隋唐更是到達鼎盛，唐朝多代皇帝崇佛，自然對佛教實行寬鬆政策，結果僧尼數量大增，寺院經濟大大削弱了王朝財政。而道教在唐朝也備受重視，與皇權相結合成為特有的皇族宗教。唐代三教已成鼎立之勢，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社會積弊太深，儒家的章句訓詁之學不能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經學衰微。這種情形是以儒學正宗自命的韓愈所不能容忍的，故此他終生以“排佛老”為誌業。由於韓愈的推崇，孟子的地位逐漸升高，自中唐至兩宋，延續了一條“升格”的進程，特別在二程、朱熹那裏，孟學備受關注，成為理學的理論淵源與思想內核，《孟子》也由子書升格為“經”。從這個角度看，說韓愈影響了宋學自無不可，事實上，韓愈因尊孟而抑荀，但仍視荀子為“大醇”之儒，稱其“與孔子異者鮮矣”，又稱孟、荀同樣“優入聖域”，亦貶亦讚，絕不是將荀學看得一無是處。從精神氣質上講，韓愈所求的是“善治”，關注的是政治現實，秉承的是漢唐儒家的風尚，本質上與荀學特征更相一致。所謂“舉孟旗、行荀學”之說，放在韓愈身上似乎最為合適。民國陳寅恪先生說過：“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也。” 同樣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稱：凡治宋學者“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為之率”，有這兩位先生評判當不會錯。
從唐太宗組織人編纂《五經正義》後，對於《五經》的唐代詮釋，就一直成為科舉考試的教科書。特別是“明經科”，隨著曆史的演變，“進士科”在人氣上徹底代替了“明經科”，有一個“人為”原因不容易被後人發覺，即唐朝有個奇怪的規定，經書不是按照內容來考量編撰，而是按照它的字數多少來規定分法，篇幅的大小反而和難易掛上鉤，比如《詩經》容易背誦，像《儀禮》這樣的經典背起來很吃力，因此大家都撿容易得去做，在容易和深奧之間選擇字數少的去學，於是乎有些經典隨著時間的推移能理解的學子越來越少。安史之亂前後，朝廷規定的“九經”念得人也少了，因為主要念《九經》的是“明經科”學子，也就是在經典本身中間加以區隔以後，導致了《五經正義》很少有人全麵地加以詮釋研究，於是乎一個經學更新運動已經水到渠成。而這一運動的起點就是“懷疑”。武則天時代有些進士們在那裏懷疑《五經正義》詮釋之合理性，比如當時有一個叫王玄感，他寫了三部書質疑孔穎達等人關於《春秋》《尚書》的解釋，支持王玄感有一位後來在史學史上名聲很大的劉知己，即《史通》的作者，《史通》裏《疑古》《惑經》，這兩篇不是否定全部經典，但劉知己提出這個問題的本身就已印證在公元七世紀前後，對經典的懷疑已成氣候。
同時懷疑經典和當時唐朝官方規定的“孔子顏回”的傳承關係很密切，上文提到的韓愈《原道》明確闡述了儒家“道統”：從堯舜開始然後經過禹，湯，文武周公，再有周公傳孔子，孔子傳孟軻，孟子死了這個“道統”就終結了。在以後的歲月裏，接受韓愈“尊孟”主張的人越來越多。 民國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將其稱為“孟子升格運動”，這個運動在學術討論中不是個孤立問題，因為經學本身是中世紀統治學說，它的形態變異就是所謂的“學隨術變”，那麽在一個混亂的世界裏麵，它的變異方向很難確定，從中唐到晚唐，尤其經過五代十國大混亂，除了五代十國外邊疆還有各個“部落聯盟”即邊疆民族國家的雛形，其狀況我們研究得甚少，當一個相對安定的北宋出現後，其實北宋都城是今天開封的“汴京”，北宋勢力從來沒有觸摸到今天的北京和北方各地。後來的南宋除了皇帝姓趙外，其實是一個新王朝，都城建在今天杭州的“臨安”，它的統治範圍還要小，起先還占領淮河流域，後來鬥不過金朝隻能守長江。經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後人推崇之極的朱熹，他一輩子的活動範圍隻在現在的福建和浙江，他去過江西做了一任官，回過故鄉皖南，好像到過一次湖南，筆者估計他長江都沒看到過，一個人的眼界和其經曆會影響到他思維和認知，包括對曆史的認知，如果閱讀《朱子語類》，即他和他學生的談話錄後，不難發現朱熹的眼界非常狹小，他的認識片麵性很重，後來王守仁對朱熹理學“大倒胃口”是情理之中的，兩宋承載“經學”和道統是在這樣的地域環境下展開的。
< 待 續 >
單就儒家傳承而言，可以分成這麽幾個流派。
周儒，孔孟的原教旨主義儒學。本質上是鼓吹周製，即封建製，封邦建國製度。一般套用馬列所說的封建製度，完全是硬套用歐洲曆史時間段的錯誤觀點。東亞的封建製在周代，在日本。這也是為什麽晚清一些儒家認為英美社會更接近孔子的理想。因為人家就是封建社會發展出來的民主共和社會。歐洲封建和先秦相近。也是為什麽日本脫亞入歐比較成功，因為是封建社會沒有引入科舉這個禍害。周儒也隻是百家之一。影響力不大。
漢儒，則完全是周儒的叛徒，反麵，打著紅旗反紅旗。推崇的是秦製，即大一統奴隸製。漢儒比較弱，雖然比周儒強點。且漢晉時代的大一統還不是很鞏固。豪門政治有半封建的意思。儒學依然隻是敲邊鼓的。
唐代雖然開始了科舉製。但是還沒有你們狹窄。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唐儒。因為唐並不是漢的繼承，而是滅亡了漢晉的胡人文明。唐是軍政權，大一統其實也還沒那麽堅硬。所以讀書人哪怕像李白這種人也照樣不那麽受追捧。
真正儒學大成，不是指學問，而是指地位。就在於宋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國策。也是大一統真正固化下來。其中關鍵人物朱熹，其實是被宋殖民征服的閩越南島係人。相當於今天，印度人成為了莎士比亞或者首相什麽的。
明儒的學問還不如宋儒，更加僵化。因為大一統進一步加強。如果說宋儒廢了武，那麽明儒實際上也就逐漸廢了文人對皇帝的製衡。
而清儒的理論上繼承明儒，實際地位其實是退回了唐漢時代。因為宋明還有一點以文製武的意思。漢唐清的武是在文上的。
所以儒家的真正存在，隻是宋明。而這兩代又其實是兩種文明。因為唐宋一支亡於崖山。明算是某種文藝複興。
漢字所記載，編選和宣傳的曆史，粗俗而言是井底之蛙YY史。一是角度狹窄，二是缺乏詳細全麵，缺乏實證。基本上就是一個文明角落的八卦文學。
說到角度狹窄，可以形象地說，這些故事的觀察點就是洛陽。大體上可以看到黃河中下遊華北平原而已。往北往西是高山，往東是大海，都看不到什麽。往南是長江丘陵，模模糊糊。好大一口井。
當然了，絕大部分文明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能看到的也都主要是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沒什麽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有些人看到很少，但也知道自己沒看到看不到更多更多的東西。總想著去多看看。而中國曆史則有意無意地就真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看到的那麽大。
其實中國一詞的本意就是中原，甚至隻是首都特區的意思。擴展到國家，乃至整個東亞大陸或者滿清疆域，是清末及以後的事。而近現代所謂中國文明的主體，其實是兩大部分。一個是黃河中下遊的中原地區。一個是長江中下遊尤其是下遊地區，江南地區。而這兩個地區實質上也不是中國文明的原生地區，而是中國文明的征服地區或者殖民地地區。
那麽中國文明是哪來的呢？準確來說所謂中國文明隻是曾經或者現今在中國（中原意義上）存在過的文明。大體上有四大文明在中國（中原）存在過。
一個是商殷。實際上商殷可以說隻是當時諸多中原文明裏麵比較大，比較有傳說下來的一個。比如殷可能是商被另一個邦國征服以後的傀儡政權。周伐殷時就聯合了諸多其他的邦國部落。這些邦國並沒有記載或者考古。但這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存在過。而是中國曆史特意回避這些拆穿大一統的東西。
二個是西周開啟的，在東周基本成型的諸夏。相對於殷商時代，各個邦國之間的交往更密切，文化更融合。秦統一。或者說秦和匈奴分裂諸夏，兩者就又走向了不同的文明道路。秦這一支又演變成漢，最終基本上滅絕於東晉南朝。
三個是消滅諸夏古漢文明的五胡鮮卑文明。也可以說是匈奴或者諸夏北支又打回來了。因為匈奴鮮卑突厥蒙古可以說就是河南河北山東的差別。鮮卑魏隋唐，到宋就又滅亡於崖山。接下來的就是，
四個蒙滿代表的延續到現在的這個中國文明。
所以不難發現，一個比中原中國更重要的，或者說是多次長期征服和殖民統治中國的，在曆史上地位更高影響更大的文明，其實是大草原文明。換句話說，秦漢唐宋元明清的正統性，遠不如匈奴突厥鮮卑契丹蒙古女真的正統性。中原最大的對草原的勝利也就是漢武帝的兩敗俱傷的出征。而且並沒有建立有效統治。而反過來的統治，隋唐元清幾乎占據了中原的主要曆史。更別提加上南北對峙的時期了。所以東亞文明中心在蒙古可能更符合曆史。
大草原主要又分三大部分。核心部分是蒙古高原，今外蒙古北疆中亞諸國的範疇。其次是滿洲凍土平原地帶。再次是西域南疆隴西等所謂絲綢之路地帶。基本上都存在著適應自己地理環境條件的文明形式。大草原文明的衰落，是大航海興起，釜底抽薪地取代了東西方貿易通道的結果。
如果把觀察點從洛陽移到烏魯木齊，對阿富汗的認知就會比對河北的認知清晰得多。甚至對北印度的交流也遠遠比孔子更親近。哪怕對伊朗的關係也比對江淮的關係更密切。而如果把觀察點挪到首爾，則對女真孔府幕府的感受可能是差不多的。而把探照燈打向拉薩的時候，也難免影影綽綽地看到南亞各國。雲南貴州緬甸的內陸東南亞又是一個小圈子。廣東的粵可以說是越北的簡稱。加上福建甚至浙江，越南菲律賓等等其實就是大南洋，或者海洋東南亞圈。三星堆巴蜀文明，日本文明等等都是大圈小圈的多種地域多種文明的生態森林。
而中國這個概念最可惡的地方就是要毀滅文明的多元化發展，實行大一統的統治。
如果說古秦漢文明的統一還有一定的原創性本土性，但也最終導致自己的徹底滅亡。那麽古唐宋文明則主要是由大草原貿易南路，經西安到洛陽，進入中原。並隨即在洛陽開封一帶的港口碼頭區域，建立殖民統治城堡首都。然後征服江南，吸血江南來養活奢靡的首都。而元清俄則是以大草原貿易北路為主，由北京入主中原。同樣以江南的財力來供養首都的繁華。
以中原的漢八旗綠營，山東土八路為主要打手，武力上的偽軍掃蕩隊伍對更廣泛的地區實行二次殖民駐軍征服。以江南讀書人翻譯官，讀好北方話的書，講好北方話的故事，讓沒有武力但有腦力的南方聰明也能做官，分享一些人上人的快樂。這樣就把被征服的中原人和江南人，收服為二老板包工頭。所以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指的就是大草原殖民者，加上中原和江南二殖民者組成的這麽一種統治模式。畢竟嚴格說起來，這三家在人種，語言，風俗，飲食等各個方麵都其實是想查甚遠的。所以統稱為中華民族實在很扯。
所以中國這個詞指的是一種體製，而不是一個民族，一個文明。中國人狹義而言是中國體製內的人。廣義而言是中國體製統治下的人。包括中原族人，滿族人，蒙族人，維族人，藏族人，巴族人，大理族人，越北人，閩族人，江南人，江淮人，日本人，朝鮮人，等等等等。也就是說，中國的意義，就是大草原對中原和江南一次殖民以後，再以中原的地理標誌和江南的文化中原幌子，對周邊地區尤其是長江以南的所謂南方地區，從巴蜀到閩台的二次殖民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