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釋文盲》

            重讀錢鍾書先生的《釋文盲》，發覺和先生一樣，在舊衣服的口袋裏找到了鈔票一樣的喜悅。錢先生的文章是經得起讀的，我說的是，多年以後再讀會有意外的收獲，他學貫中西，旁征博引，小小一篇文章，每句每字背後都是學問，幽默處處可見，但真到看懂文字後邊的東西才會笑個不止，這笑不是即可，或許是多年以後。魯迅先生的雜文被譽為“匕首”，刀刀見血。錢先生的文章如鑲有寶石的“匕首”，即可鑒賞，又可見血。

   
          先生在文章裏為文盲定了義，它有別於我們日常所說的不識字，現在不認識字的人見少，但先生所定義的文盲卻大有人在，包括所謂的語言學家，中文係教授，文學家等等，真所謂“色盲絕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

   
          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寫於此文，時過今天，依然如一麵鏡子，可以讓某些人對號入座，這是我們的悲，時代之悲。今天我們幾乎什麽都不缺，缺的真是這樣有真正學問的大師。

   
          人們認識錢先生可能隻停留在小說《圍城》，除了《圍城》以外，其他的文章學術性很高，不易理解。筆者在此想提及一篇先生的演講稿，這是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訪問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會上的發言，講稿為《詩可以怨》，已編入《七綴集》。當時錢先生早已是聞名海外的中國國學權威，但麵對日本漢學專家們，他在演講稿內表現地如此謙虛，說麵對漢學寶庫，“自己如既不懂號碼鎖，又沒有開撬工具的窮光棍，瞧著大保險箱，隻好眼睜睜的發愣。”，錢先生的謙虛是對同行，更對的是學問。他在告誡我們當代的做學問者。

 

       附上《釋文盲》全文：

  

       在非文學書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裏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分內的東西，卻有一種意外的喜悅。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而翻翻哈德門（NicolaiHartmann）的大作《倫理學》，看見一節奇文，略謂有一種人，不知好壞，不辨善惡，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紅皂白，可以說是害著價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當時就覺得這個比喻的巧妙新鮮，想不到今天會引到它。借係統偉大的哲學家（並且是德國人），來做小品隨筆的開篇，當然有點大才小用，好比用高射炮來打金子。不過小題目若不大做，有誰來理會呢？小店、小學校開張，也想法要請當地首長參加典禮，小書出版，也央求大名人題簽，正是同樣的道理。 

　　 

　　價值盲的一種象征是欠缺美德；對於文藝作品，全無欣賞能力。這種病症，我們依照色盲的例子，無妨喚作文盲。在這一點上，蘇東坡完全跟我同意。東坡領貢舉而李方叔考試落第，東坡賦詩相送雲：“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識文章比作不別顏色了。說來也奇，偏是把文學當作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利害。好多文學研究者，對於詩文的美醜高低．竟毫無欣賞和鑒別。但是，我們隻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見多怪。看文學書麵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裏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能力！無錯不成話，非冤家不聚頭，不如此怎會有人生的笑劇？ 

　　 

　　文盲這個名稱太好了，我們該向民眾教育家要它過來。因為認識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譬卻說，世界上還有出語言學家和文字學家識字更多的人麽？然而有幾位文字語言專家，到看文學作品時，往往不免烏煙瘴氣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語言學家說：“文學批評全是些廢話，隻有—個個字的形義音韻，才有確實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國瞻仰皇後玉胸，隻見汗毛孔，石見皮膚的故事。假如蒼蠅認得字─—我想它是識字的，有《晉書?苻堅載記》為證─—假如蒼蠅認得字，我說，它對文學一定和那位語言學家看法相同。眼孔生得小，視界想來不會遠大，看詩文隻見一個個字，看人物隻見一個個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認，蒼蠅的宇宙觀，極富於詩意：除了勃萊克（Blake）自身以外，所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的胸襟，蒼蠅倒是具有的。它能夠在—堆肉骨頭裏發現了金銀島，從一撮垃圾飛到別一撮垃圾時，領略到歐亞長途航空的愉決。隻要它不認為肉骨之外無樂土，垃圾之外無樂土，武垃圾之外無五洲，我們盡管讓這個小東西嗡嗡的自鳴得意。訓詁音韻是頂有用、頂有趣的學問，就隻怕學者們的頭腦還是清朝樸學時期的遺物，以為此外更無學問，或者以為研究文學不過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訂。樸學者由霸道是可怕的。聖佩韋（Sainte-Beuve）在《月曜論文新編》第六冊裏說，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順專做文字學的工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隻能找丫頭來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你一抬舉她，她就想蓋過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 

　　 

　　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來特別起勁。於是產生了印象主義的又喚作自我表現或創造的文學批評。文藝鑒賞當然離不開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現，我們想不明白。若照常識講，印象隻能說是被鑒賞的作品的表現，不能說是鑒賞者自我的表現，隻朗算是作品的給予，不能算是鑒賞者的創造。印象創造派談起文來，那才是真正熱鬧。大約就因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別花花綠綠；此中有無精神分析派所謂補償心結，我也不敢妄斷。他會怒喊，會狂呼，甚至於會一言不發，昏厥過去─—這就是領略到了“無言之美”的境界。他沒有分析─—誰耐煩呢？他沒有判斷─—那太頭巾氣了。“靈感”呀，“純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種種名詞，盡他濫用。濫用大名詞，好像不惜小錢，都表示出作風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陳腐到發臭的比喻，他做篇文章論雪萊，你在他的文章裏找不出多少雪萊；你隻看過一大段描寫燃燒的火焰，又一大節摹狀呼嘯的西風，更一大堆刻劃飛行自在的雲雀，據說這三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就是雪萊。何以故？風不會吹熄了火，火不至於烤熟了雲雀，隻能算是奇跡罷。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簡直是一首美麗的詩”，你就知道下麵準跟著不甚美麗的詩的散文了。這種文藝鑒賞，稱為“創造的”或“印象主義”的批評，還欠貼切。我們不妨小試點鐵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創造的”改為“捏造的”，取“捏”鼻頭做夢和向壁虛“造”之意。至於“印象派”呢，我們當然還記得四個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為‘摸象派”。你說怎樣？這和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源根本否認在文藝欣賞時，有什麽價值的鑒別。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則都是糟的。文盲是價值盲的一種，在這裏表現得更清楚。有一位時髦貴婦對大畫家威斯婁（Whistler）說：“我不知道什麽是好東西，我隻知道我喜歡什麽東西。”威斯婁鞠躬敬答：“親愛的太太，在這一點上太太所見和野獸相同。”真的，文明人類跟野蠻獸類的區別，就在人類有一個超自我（Trans-ubjective）的觀點。因此，他能夠把是非真偽跟一己的利害分開，把善惡好醜跟一己的愛憎分開。他並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難分難解，而盡量企圖跳出自己的凡軀俗骨來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實用應付以外，還知道有真理；在教書投稿以外，還知道有學問；在看電影明星照片以外，還知道有美術；雖然愛惜身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樁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為自己辯護。他了解該做的事未必就是愛做的事。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鬆散時變成了諷刺。隻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為它們不知道有比一己嗜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要把嗜好跟價值渾而為一，變做人麵獸心，真有點對不住達爾文。 

　　 

　　痛恨文學的人，更不必說：眼中有釘，安得不盲。不過，眼睛雖出毛病，鼻子想極敏銳；因為他們常說，厭惡文人的氣息。“與以足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奪其齒”；對於造物的公平，我們隻有無休息的頌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