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90年代思潮”誕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它綿延曲折，越過了人們用以標記時間的段落。“90年代”最顯著的特征是市場時代的形成，這一新特征改變了國家———社會麵貌。中國知識分子，遲至九十年代中期，才從震蕩中醒來，思考這個陌生的時代。2007-2008年發生的一係列事件，正表明“90年代”正在遠去，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段落的結束，也是一段思潮的終結。“曆史並未終結”，曆史正在“90年代”的廢墟上重新展開。
汪暉，自《反抗絕望》出版以來一直是學術界一個風向標式的人物。尤其是1996年，汪暉受聘成為《讀書》執行主編後，更成為知識界頗具爭議性的焦點人物。今年，《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了汪暉在近十年來發表在各重要媒體上的訪談記錄，領域涉及當下思想爭論等，可看成是對世紀之交諸多嬗變問題的個人記錄與回顧。日前，汪暉接受本報專訪，就其個人的思想轉型和學術爭論談及他的看法。
談個人學術 學術轉型，是偶然也是必然
【編輯提示】 汪暉的學術始於文學評論，以魯迅研究開始，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興趣是在和同學之間的討論中漸漸形成的。
新京報：您的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很大，提出的問題也很複雜。無論是之前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還是新近出版的《別求新聲》都是這樣，您是如何閱讀與寫作的？
汪暉：研究工作大致是一樣的，先閱讀基本資料和相關研究成果，而後隨著對問題的深入再去閱讀新的資料。《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寫作的時間很長，涉及的問題和方麵較多，經曆反複修改。隻是不管遇到什麽狀態，都要求自己持續不斷地閱讀和思考，也在尋找不同的對話對象。
新京報：您最初的學術方向是文學評論，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對魯迅很多問題的討論，至今仍被認為是典範作品。但上世紀90年代後轉向了社會政治經濟批判和曆史研究，當下這本《別求新聲》，也都集中在此，這和您的學術背景相去甚遠。
汪暉：是的，博士畢業之後，幾乎沒有再做魯迅研究。博士論文寫魯迅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所處時代的思想和社會變遷。康有為、嚴複、梁啟超、章太炎等都是研究魯迅難以繞過的人物，後來也的確成為我自己的研究對象了。除了中國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對魯迅有很大影響的西方的和俄國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如德國的尼采，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我在中國社科院讀博士學位時，我們這個博士班20多人，居住在一層樓內，分屬不同專業。哲學、宗教、文學、曆史、社會學等，其中一半人的專業與經濟學有關。同學之間討論很多，互相學習。我對當代中國問題的興趣也可以說是在這個氛圍中被激發的。
談社會思潮 思考中國，要理論也要辯論
【編輯提示】 汪暉認為，中國思潮的變遷到了80年代中期就開始改變了，理論性辯論變得越來越弱了。
新京報：您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從各種理論之間的緊張關係入手思考20世紀，你有什麽心得？
汪暉：每個時代都有社會思潮，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時代有著最為豐富和深刻的表現。從“五四”時代的白話文討論、東西文明的辯論、社會主義論戰和科學玄學論戰，到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和隨之展開的曆史研究和理論討論，幾乎每一次理論辯論都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反響，而這些反響也會進一步促進新的理論討論。這個潮流一直延續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新京報：20世紀80年代之後有什麽樣的改變？
汪暉：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種情況開始改變，這之後理論性辯論不再那麽強了。大概到80年代中後期以後，社會主義曆史發生了重大改變，在那個很大的社會範疇內的理論辯論和政治、社會變遷的關係似乎發生了變化。我並不是說理論討論消失了，事實上，80年代中期之後，對西方理論的大規模譯介和相關的思潮是很多人注意的現象，但和先前的理論爭論相比，理論性要弱很多，思想變遷的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異。
新京報：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變異呢？
汪暉：20世紀的理論辯論是在特定的政治進程中展開的，在經曆了深刻轉型的今天，思想討論不再僅僅局限於政黨和國家的框架之下。要理解思想討論的變遷，不能忽略社會轉型中實際上已經發生的政治轉型。九十年代的思想辯論在這個意義上也完全不同於前麵提及的那些辯論。但這並不等同於說意識形態強度降低了。意識形態有其隱蔽性，如果意識形態一望而知就是“虛假的意識”，那就構不成真正的意識形態。
談思潮終結 兩次危機促使思潮轉變
【編輯提示】 汪暉覺得，從1997年的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上世紀90年代思潮到了2008年已經終結。
新京報：您也介入了90年代之後意識形態的論戰。《中國當代思想界狀況與現代性問題》1997年在《天涯》發表，曾經引起了很大的討論與爭論，您現在回頭看還有什麽想法。
汪暉：《中國當代思想界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這篇文章，我分析了中國思想界的所有派別，諸如啟蒙主義、民族主義、新儒家、後現代等，主要是說明這些貌似非常不同、經常相互對立的思想所共享的一些前提，尤其是它們與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關聯。我認為這種關聯使得當代中國思想失去了思考當代問題的能力。我也特別指出當代中國已經處於全球化進程內部，需要重新調整視角才能把握現實。這篇文章對於全球化和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判性態度（不能等同於否定性態度），撕開了一個重新思考當代問題的缺口，我預料到會引起反彈，卻沒有想到會有這麽大的反響。
新京報：《現代性問題》受到大規模的討論與批評，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有關係吧？
汪暉：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全球化剛剛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熱門話題，金融危機就到來了。我和黃平在編輯《讀書》雜誌時，努力發掘有關的討論，但國內學術界那時似乎有些暈頭轉向，我們不得不找國外和香港的一些學者撰寫文章，引發討論。至少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沒有給出很有力的分析。該文引發討論，也許與此有關吧。
金融危機剛剛過去，1999年爆發了科索沃戰爭，2001年“9·11”事件爆發，隨即引發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上世紀90年代思潮不得不發生一個大轉變。因此，我覺得2008年是上世紀90年代思潮終結的一年。
新京報：您怎麽看媒體在這場持續數十年爭論中的作用？
汪暉：從總體上看，媒體是主流的。但報紙的思想論壇往往為少數作者把持，他們很快就將諸多社會問題歸入到他們的框架之內進行討論，這也使得報紙的“思想”與“事件”脫節。
談思想爭論 爭論促進公共政策的調整
【編輯提示】 汪暉認為，如果沒有這樣持續的爭論，公共政策的製定就有可能被某些利益關係所主導。
新京報：這場思想辯論持續了十年，知識界做出了哪些貢獻？
汪暉：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發生了大辯論，提出了一係列問題。但在這場討論中提出了真正問題的人是那些批判性的知識分子。我說是“批判性的”，因為他們不居於主流的地位，提出的是“另類的問題”。從全球化到帝國主義戰爭，從三農危機、醫療體製改革的危機到生態危機及對發展主義的批評，這些問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是哪些知識分子提出了這些問題呢？在回顧過去十多年的思想討論時，這個問題值得問一問。
新京報：那麽，哪些是爭論留下的遺憾？
汪暉：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國企改製問題在2005年前後成為熱議的話題，但此時改製的大格局已經完成。其實，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崔之元就以俄國的自發私有化為例，分析了私有化過程在俄國已經造成、在中國可能造成的問題。但當時知識界主流崇拜的正是俄國模式（稍後改為東歐模式，比如捷克或波蘭模式），根本不願意傾聽這樣的分析。另一個例子是對生態危機的重視和對發展主義的批評。我記得那時有位我很尊敬的先生說，《讀書》沒有必要發表這樣的文章，因為這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但短短十年，生態危機及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已經為大家熟知。
新京報：知識界單向度的輿論加重了改革的曲折？
汪暉：過去十多年中，圍繞三農、醫療體製、孫誌剛案件、生態危機、國有企業改革等等產生了一係列討論，改變了公共輿論的話題。從一個較長時段看，這類討論促進了公共政策的調整。公共輿論與政策調整之間的這種互動關係意味著中國社會存在著民主的潛能和某些不穩定的機製。兩年前，我離開《讀書》時，三聯書店的前任領導對我說，《讀書》引發的爭論太多，不是好事。這大概也是許多領導者的心態，就是擔心爭論。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爭論，公共政策的製定就有可能被某些利益關係所主導。
新京報：你認為90年代知識界對全球化、市場化等樂觀看法的根源是什麽？
汪暉：問題是多方麵的，但有兩個方麵特別突出。第一個，這種盲目樂觀遮蔽了中國麵臨的挑戰和危機，第二個，將一切問題歸結為“過去”，尤其是前三十年，以致中國在二十世紀的試驗完全不能作為思考的源泉，也就不能解釋中國在改革中取得的成就的曆史基礎。
二十世紀的曆史中出現了許多悲劇，需要認真思考和分析，但簡單地否定二十世紀這個曆史進程，隻能導致基本曆史評價的混亂。在知識界的討論中，那些為殖民主義曆史辯護、為帝國主義戰爭張目等的論調，幾乎全部與此有關。
談金融危機 危機提供新的思考與選擇
【編輯提示】 汪暉認為，金融危機也不都是不好的，如果能夠激發更廣泛的討論，就有可能讓我們從中得到更多的東西。
新京報：您對本次金融危機有何看法？
汪暉：全世界都在討論金融危機，我的一些朋友對此有比我深入、全麵得多的分析和觀察。我不是合適的討論者。金融危機不僅僅是金融危機，也涉及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麵。現在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救市問題、增長問題、出口問題、外匯儲備問題、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問題等等方麵，這些都很重要，但這場危機是否還會提供其他的可能性，是否會提供新的政治思考和方向性選擇？
將危機簡化成數據和市場問題，忽視危機的結構性特征，也意味著把市場的邏輯徹底地合法化。能源問題、生態危機、土地問題、勞動權利的受損、，教育投入不足及教育領域的不平等、由經濟和社會不平等而引發的民族矛盾以及全球經濟關係的變化等等，都意味著經濟危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危機不見得都是壞事。
比如，在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農民工被迫返鄉，土地作為農民的基本經濟保障和社會福利支持的意義凸顯出來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在現實麵前沒有那麽強的說服力了。如果金融危機能夠激發更為廣泛的討論，而不隻是一些經濟專家的對策性討論，就有可能讓我們從危機中學到更多的東西。
談中國問題 動態理解中國的成就與困境
【編輯提示】 汪暉覺得，成就和失敗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從動態的關係中理解中國的成就和困境。
新京報：你在爭論中，一再反對盲目複製國外經驗，強調從中國———世界聯係的角度看問題。能簡單解釋一下嗎？
汪暉：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力量和曆史傳統。要觀察中國的變遷，需要理解這些不同的社會力量和曆史傳統的互動關係。在改革的前期，國家能夠超越特殊的利益網絡，有效地推進改革，但這個所謂中性化的國家是如何產生的呢？這是在社會主義曆史中、一點也不中性化的曆史中產生的。沒有在這個曆史地基上產生的國家以及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就沒有改革的前提。在金融危機中，中國麵臨許多挑戰和困難，但總的表現好於許多國家，除了一些應對措施的及時外，也由於在危機之前，中國已經開始了若幹方麵的調整。三農問題、醫療體製問題，以及金融體製方麵的一些改革，都是在危機爆發前就開始了的。這些調整是現實的需求，也是爭論的結果，或者說不同力量、不同曆史傳統博弈的結果。換句話說，成就和失敗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從動態的關係中理解中國的成就和困境。
新京報：你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從唐宋一直做到現代，這是不是你努力在曆史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資源？
汪暉：愛德華·薩義德在他的《東方主義》中批判了西方對東方的重構。在知識領域，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是非常多的。但薩義德也曾指出，如果非西方世界不能夠產生新的知識，我們就總是在殖民主義知識的框架內觀察世界和我們自身，也就沒有進步。因此，曆史研究、文化研究和其他知識領域的工作就不隻是在既定框架下梳理和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還需要通過研究和對話，讓有關中國的知識變成觀察世界和中國社會的活的方法、活的文本。沒有這個過程，就沒有可能擺脫舊的知識狀態。但所謂有關中國的知識不是孤立的，不能限定在中國/西方的框架下；中國從來就在曆史的變動之中，充滿了不同的張力。我做得很有限，但探求的努力是連貫的。
汪暉，自《反抗絕望》出版以來一直是學術界一個風向標式的人物。尤其是1996年，汪暉受聘成為《讀書》執行主編後，更成為知識界頗具爭議性的焦點人物。今年，《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了汪暉在近十年來發表在各重要媒體上的訪談記錄，領域涉及當下思想爭論等，可看成是對世紀之交諸多嬗變問題的個人記錄與回顧。日前，汪暉接受本報專訪，就其個人的思想轉型和學術爭論談及他的看法。
談個人學術 學術轉型，是偶然也是必然
【編輯提示】 汪暉的學術始於文學評論，以魯迅研究開始，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興趣是在和同學之間的討論中漸漸形成的。
新京報：您的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很大，提出的問題也很複雜。無論是之前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還是新近出版的《別求新聲》都是這樣，您是如何閱讀與寫作的？
汪暉：研究工作大致是一樣的，先閱讀基本資料和相關研究成果，而後隨著對問題的深入再去閱讀新的資料。《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寫作的時間很長，涉及的問題和方麵較多，經曆反複修改。隻是不管遇到什麽狀態，都要求自己持續不斷地閱讀和思考，也在尋找不同的對話對象。
新京報：您最初的學術方向是文學評論，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對魯迅很多問題的討論，至今仍被認為是典範作品。但上世紀90年代後轉向了社會政治經濟批判和曆史研究，當下這本《別求新聲》，也都集中在此，這和您的學術背景相去甚遠。
汪暉：是的，博士畢業之後，幾乎沒有再做魯迅研究。博士論文寫魯迅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所處時代的思想和社會變遷。康有為、嚴複、梁啟超、章太炎等都是研究魯迅難以繞過的人物，後來也的確成為我自己的研究對象了。除了中國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對魯迅有很大影響的西方的和俄國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如德國的尼采，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我在中國社科院讀博士學位時，我們這個博士班20多人，居住在一層樓內，分屬不同專業。哲學、宗教、文學、曆史、社會學等，其中一半人的專業與經濟學有關。同學之間討論很多，互相學習。我對當代中國問題的興趣也可以說是在這個氛圍中被激發的。
談社會思潮 思考中國，要理論也要辯論
【編輯提示】 汪暉認為，中國思潮的變遷到了80年代中期就開始改變了，理論性辯論變得越來越弱了。
新京報：您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從各種理論之間的緊張關係入手思考20世紀，你有什麽心得？
汪暉：每個時代都有社會思潮，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時代有著最為豐富和深刻的表現。從“五四”時代的白話文討論、東西文明的辯論、社會主義論戰和科學玄學論戰，到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和隨之展開的曆史研究和理論討論，幾乎每一次理論辯論都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反響，而這些反響也會進一步促進新的理論討論。這個潮流一直延續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新京報：20世紀80年代之後有什麽樣的改變？
汪暉：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種情況開始改變，這之後理論性辯論不再那麽強了。大概到80年代中後期以後，社會主義曆史發生了重大改變，在那個很大的社會範疇內的理論辯論和政治、社會變遷的關係似乎發生了變化。我並不是說理論討論消失了，事實上，80年代中期之後，對西方理論的大規模譯介和相關的思潮是很多人注意的現象，但和先前的理論爭論相比，理論性要弱很多，思想變遷的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異。
新京報：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變異呢？
汪暉：20世紀的理論辯論是在特定的政治進程中展開的，在經曆了深刻轉型的今天，思想討論不再僅僅局限於政黨和國家的框架之下。要理解思想討論的變遷，不能忽略社會轉型中實際上已經發生的政治轉型。九十年代的思想辯論在這個意義上也完全不同於前麵提及的那些辯論。但這並不等同於說意識形態強度降低了。意識形態有其隱蔽性，如果意識形態一望而知就是“虛假的意識”，那就構不成真正的意識形態。
談思潮終結 兩次危機促使思潮轉變
【編輯提示】 汪暉覺得，從1997年的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上世紀90年代思潮到了2008年已經終結。
新京報：您也介入了90年代之後意識形態的論戰。《中國當代思想界狀況與現代性問題》1997年在《天涯》發表，曾經引起了很大的討論與爭論，您現在回頭看還有什麽想法。
汪暉：《中國當代思想界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這篇文章，我分析了中國思想界的所有派別，諸如啟蒙主義、民族主義、新儒家、後現代等，主要是說明這些貌似非常不同、經常相互對立的思想所共享的一些前提，尤其是它們與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關聯。我認為這種關聯使得當代中國思想失去了思考當代問題的能力。我也特別指出當代中國已經處於全球化進程內部，需要重新調整視角才能把握現實。這篇文章對於全球化和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判性態度（不能等同於否定性態度），撕開了一個重新思考當代問題的缺口，我預料到會引起反彈，卻沒有想到會有這麽大的反響。
新京報：《現代性問題》受到大規模的討論與批評，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有關係吧？
汪暉：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全球化剛剛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熱門話題，金融危機就到來了。我和黃平在編輯《讀書》雜誌時，努力發掘有關的討論，但國內學術界那時似乎有些暈頭轉向，我們不得不找國外和香港的一些學者撰寫文章，引發討論。至少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沒有給出很有力的分析。該文引發討論，也許與此有關吧。
金融危機剛剛過去，1999年爆發了科索沃戰爭，2001年“9·11”事件爆發，隨即引發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上世紀90年代思潮不得不發生一個大轉變。因此，我覺得2008年是上世紀90年代思潮終結的一年。
新京報：您怎麽看媒體在這場持續數十年爭論中的作用？
汪暉：從總體上看，媒體是主流的。但報紙的思想論壇往往為少數作者把持，他們很快就將諸多社會問題歸入到他們的框架之內進行討論，這也使得報紙的“思想”與“事件”脫節。
談思想爭論 爭論促進公共政策的調整
【編輯提示】 汪暉認為，如果沒有這樣持續的爭論，公共政策的製定就有可能被某些利益關係所主導。
新京報：這場思想辯論持續了十年，知識界做出了哪些貢獻？
汪暉：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發生了大辯論，提出了一係列問題。但在這場討論中提出了真正問題的人是那些批判性的知識分子。我說是“批判性的”，因為他們不居於主流的地位，提出的是“另類的問題”。從全球化到帝國主義戰爭，從三農危機、醫療體製改革的危機到生態危機及對發展主義的批評，這些問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是哪些知識分子提出了這些問題呢？在回顧過去十多年的思想討論時，這個問題值得問一問。
新京報：那麽，哪些是爭論留下的遺憾？
汪暉：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國企改製問題在2005年前後成為熱議的話題，但此時改製的大格局已經完成。其實，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崔之元就以俄國的自發私有化為例，分析了私有化過程在俄國已經造成、在中國可能造成的問題。但當時知識界主流崇拜的正是俄國模式（稍後改為東歐模式，比如捷克或波蘭模式），根本不願意傾聽這樣的分析。另一個例子是對生態危機的重視和對發展主義的批評。我記得那時有位我很尊敬的先生說，《讀書》沒有必要發表這樣的文章，因為這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但短短十年，生態危機及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已經為大家熟知。
新京報：知識界單向度的輿論加重了改革的曲折？
汪暉：過去十多年中，圍繞三農、醫療體製、孫誌剛案件、生態危機、國有企業改革等等產生了一係列討論，改變了公共輿論的話題。從一個較長時段看，這類討論促進了公共政策的調整。公共輿論與政策調整之間的這種互動關係意味著中國社會存在著民主的潛能和某些不穩定的機製。兩年前，我離開《讀書》時，三聯書店的前任領導對我說，《讀書》引發的爭論太多，不是好事。這大概也是許多領導者的心態，就是擔心爭論。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爭論，公共政策的製定就有可能被某些利益關係所主導。
新京報：你認為90年代知識界對全球化、市場化等樂觀看法的根源是什麽？
汪暉：問題是多方麵的，但有兩個方麵特別突出。第一個，這種盲目樂觀遮蔽了中國麵臨的挑戰和危機，第二個，將一切問題歸結為“過去”，尤其是前三十年，以致中國在二十世紀的試驗完全不能作為思考的源泉，也就不能解釋中國在改革中取得的成就的曆史基礎。
二十世紀的曆史中出現了許多悲劇，需要認真思考和分析，但簡單地否定二十世紀這個曆史進程，隻能導致基本曆史評價的混亂。在知識界的討論中，那些為殖民主義曆史辯護、為帝國主義戰爭張目等的論調，幾乎全部與此有關。
談金融危機 危機提供新的思考與選擇
【編輯提示】 汪暉認為，金融危機也不都是不好的，如果能夠激發更廣泛的討論，就有可能讓我們從中得到更多的東西。
新京報：您對本次金融危機有何看法？
汪暉：全世界都在討論金融危機，我的一些朋友對此有比我深入、全麵得多的分析和觀察。我不是合適的討論者。金融危機不僅僅是金融危機，也涉及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麵。現在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救市問題、增長問題、出口問題、外匯儲備問題、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問題等等方麵，這些都很重要，但這場危機是否還會提供其他的可能性，是否會提供新的政治思考和方向性選擇？
將危機簡化成數據和市場問題，忽視危機的結構性特征，也意味著把市場的邏輯徹底地合法化。能源問題、生態危機、土地問題、勞動權利的受損、，教育投入不足及教育領域的不平等、由經濟和社會不平等而引發的民族矛盾以及全球經濟關係的變化等等，都意味著經濟危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危機不見得都是壞事。
比如，在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農民工被迫返鄉，土地作為農民的基本經濟保障和社會福利支持的意義凸顯出來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在現實麵前沒有那麽強的說服力了。如果金融危機能夠激發更為廣泛的討論，而不隻是一些經濟專家的對策性討論，就有可能讓我們從危機中學到更多的東西。
談中國問題 動態理解中國的成就與困境
【編輯提示】 汪暉覺得，成就和失敗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從動態的關係中理解中國的成就和困境。
新京報：你在爭論中，一再反對盲目複製國外經驗，強調從中國———世界聯係的角度看問題。能簡單解釋一下嗎？
汪暉：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力量和曆史傳統。要觀察中國的變遷，需要理解這些不同的社會力量和曆史傳統的互動關係。在改革的前期，國家能夠超越特殊的利益網絡，有效地推進改革，但這個所謂中性化的國家是如何產生的呢？這是在社會主義曆史中、一點也不中性化的曆史中產生的。沒有在這個曆史地基上產生的國家以及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就沒有改革的前提。在金融危機中，中國麵臨許多挑戰和困難，但總的表現好於許多國家，除了一些應對措施的及時外，也由於在危機之前，中國已經開始了若幹方麵的調整。三農問題、醫療體製問題，以及金融體製方麵的一些改革，都是在危機爆發前就開始了的。這些調整是現實的需求，也是爭論的結果，或者說不同力量、不同曆史傳統博弈的結果。換句話說，成就和失敗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從動態的關係中理解中國的成就和困境。
新京報：你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從唐宋一直做到現代，這是不是你努力在曆史中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資源？
汪暉：愛德華·薩義德在他的《東方主義》中批判了西方對東方的重構。在知識領域，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是非常多的。但薩義德也曾指出，如果非西方世界不能夠產生新的知識，我們就總是在殖民主義知識的框架內觀察世界和我們自身，也就沒有進步。因此，曆史研究、文化研究和其他知識領域的工作就不隻是在既定框架下梳理和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還需要通過研究和對話，讓有關中國的知識變成觀察世界和中國社會的活的方法、活的文本。沒有這個過程，就沒有可能擺脫舊的知識狀態。但所謂有關中國的知識不是孤立的，不能限定在中國/西方的框架下；中國從來就在曆史的變動之中，充滿了不同的張力。我做得很有限，但探求的努力是連貫的。
90年代以來的思潮
1990-1992，檢討新啟蒙運動和一輪學術雜誌創辦熱。
1993年，第一波“國學熱”以北大的《國學研究》集刊為代表。
1993-1995，人文精神大討論，涉及《上海文學》、《讀書》、《東方》、《十月》、《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刊，持續3年之久。
1996，《中國可以說不》出版，標誌著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升溫。
1997，現代性之爭。汪暉在《天涯》發表《中國當代思想界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引發思想界關於現代性大討論。
1998-1999，左右之爭，崔之元、汪暉、甘陽、朱學勤、徐友漁都參與其中。
2000，長江讀書獎事件。《汪暉自選集》獲首屆“長江讀書獎”“專家著作獎”。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長江讀書獎”的爭論由此在學術界、文化界熱烈展開。
2001，哈貝馬斯訪華風波。德國思想大師哈貝馬斯應邀訪華，哈貝馬斯離開之後，曆史學者雷頤發表文章稱，在一次小型聚會上，哈貝馬斯談到“他們（汪暉、黃平）的觀點有為極權、專製服務辯護的傾向”。汪暉在《讀書》編者按回應稱，雷頤撒謊，他向哈貝馬斯當麵詢問，哈貝馬斯稱並無此事。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