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為什麽毛澤東無需精英們的“公正對待”

轉貼者注：老田是知名左派學者，其文章主要側重史實研究和社會分析，邏輯縝密，頗富功力。

為什麽毛澤東無需精英們的“公正對待”
　　
作者：老田

　　
　　經常看到很多學者或者網友撰文，要麽就是為毛澤東辯護，要麽就是要求精英階層公正對待毛澤東，其實這種事情完全可以少做或者不做，而且可以預先得出結論：此種思想工作做得再多也不可能有效果。
　　
　　列寧曾經引述過一句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隻要想一下毛澤東畢生與統治階級的權力和利益要求作對乃至於死不妥協的事實，就很容易理解毛澤東在“官學產媒”四大同盟那裏應該享受什麽待遇了。
　　
　　毛不僅否定精英階層能夠從中大量漁利的私有製和市場經濟，而且還否定統治階級據以維護最低限度優勢地位的管理正規化要求，強力在中國推行扁平化管理並據以塑造扁平化社會，這完全是自願選擇成為精英階層死敵的態度。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還隻是否定了私有製，並沒有把官僚化問題作為政治努力目標，甚至斯大林本人還很願意為精英階層保留公有製條件下的優勢地位，並為精英階層要求做宣傳說“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這是把精英階層掌握的技術資產正當化，就這樣他還被精英們妝扮成為比希特勒還壞的惡魔和暴君；毛澤東連精英們最後的技術資產都要公有化，據以推行扁平化管理，並在扁平化管理的基礎上營建一個扁平化社會，假如精英們再不群起反對毛澤東的話，那還有什麽“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可言。對於精英階層的共同階級利益及其實現方式來說，毛澤東是人類曆史上最壞最壞的人，比斯大林壞得多。但是，反過來，如果毛澤東不是對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擴張要求持有一種如此徹底的否定立場的話，顯然，毛澤東思想顯然就喪失其毛澤東特色了。
　　
　　假如有一天這種針對精英階層的政治思想工作真的做通了，反而取得了可觀效果，我估計效果將極為嚴重：那就說明毛澤東思想及其畢生關於階級的理論認識都將證明是錯誤的，至少也是過時的：毛澤東思想在某一個時點之後將不再有效。如果真的這樣的話，毛澤東還有多少需要為之辯護的價值呢？
　　
　　其實，每一場革命之後，要實現否定私有製相對容易，但這也隻是終止了經濟領域的兩極分化，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僅僅意味著根據生產資料占有來剝削和奴役多數人的製度。但是，現代社會利益糾葛的複雜性和普遍性，要求一個龐大的管理係統據以對各種衝突的利益進行協調，在這個管理係統內部處於高位的階層，將擁有超越平均水平的政治權力，從而能夠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排在多數人的利益需要之先，因此，如何防範權力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務，就成為私有製消滅之後的頭號問題。
　　
　　中共與蘇共不同的地方，主要就在於如何看待管理層以管理專業化為名而提出的壟斷管理權要求。蘇共由於是在舊政權的軍事力量在戰爭前線被瓦解的情況下，快速接管政權的，因此，這個基於政治權力公有化的要求在革命期間未曾提出來，也沒有得到解決。而共產黨走上井岡山的第一件事就必須完成對舊統治方式的革命——舊統治方式基於管理專業化和常規化需要容許管理層壟斷權力，如果共產黨不能實現對舊統治方式的革命，共產黨和紅軍就無法在有形實力弱勢條件下獲得生存和發展機會，更無法突破舊統治階級也難以在農村地區建立起強製管理的成本困境並從農民那裏獲得足夠的人力物力支持。
　　
　　走上井岡山根據地之後，由於“無人、無錢、無槍”同時又麵臨統治階級的優勢軍事力量的圍剿，毛澤東利用這種“客觀態勢”引導了一場管理學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性內容就是否定管理層基於專業化和常規化理由而提出的壟斷權力和利益的要求。雖然麵臨著共同的生存危機，但是，要求管理層放棄常規管理中間所蘊含的權力和利益份額，也是極端困難的一件事，所以，毛澤東身上就集中了多數幹部的嚴重不滿，1929年古田會議之前有一次集中的爆發，毛澤東因此落選前委書記。但是毛澤東這個人始終不肯後退，而外部的強敵又始終以武力打垮黨內“錯誤路線”（舊式管理的愛好者）並同時降低反毛派的發言權，結果客觀上支持了毛澤東這個頑固的少數派，導致共產黨內部的爭論無法短期解決，開啟了共產黨內部“長期路線鬥爭”的閘門。雙方爭執的焦點問題其實就是：在毛澤東主張的扁平化管理和舊統治方式相比，管理層喪失了相當數量的權力壟斷機會和物質利益。這在管理層看來，毛澤東的固執己見導致他們在權力和利益方麵受到莫大損失，因此，官員們中間長期存在一種輿論——毛澤東不讓人過安生日子。
　　
　　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西方國家也產生了一個龐大的白領階層，美國學者賴特寫了本書《白領》來描述白領人士的困惑，他在書中強調說這個階層有一種永久性的“地位恐慌感”——這個中產階級無法完全控製自身的命運所以在政治上很惶惑。中共的管理層除了美國同類的共同問題之外，還有著自身特殊的問題：毛澤東不僅降低了管理層的權力和利益，而且還通過“要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來反對管理層用一種相對簡便的強製方式去行使權力，這就讓毛時代的官員極度不爽——所得的權力和利益遠遠少於正規科層化管理方式的同時還要以一種更為“麻煩”的方式來運用自身的影響力，結果讓管理層產生了強烈而共同的“相對剝奪感”。我們隻要回顧一下徹底否定文革之後的老幹部們的各種“控訴書”和“哭訴書”，就能夠很清楚地識別出“地位恐慌”的嚴重性及其對“相對剝奪”的極度敏感。美國學者布勞認為基於“相對剝奪”將會產生“右翼激進主義”，而毛澤東時代對於精英階層的“相對剝奪”顯然是人類曆史上最為嚴重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精英階層的右翼激進主義也最為嚴重，從井岡山時期開始，毛澤東畢生站在這個“右翼激進主義”的對立麵上。
　　
　　正如亞裏斯多德所言，平民階層起來革命，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相同的人”卻沒有得到“相同的份額”；而貴族造反則是基於他們原本是“不相同的人”卻隻得到“相同的份額”。中國三十年來思想界的一個主要底色就是控訴毛時代經濟上的“平均主義”和政治上批判幹部和知識精英的“極左群眾運動”，這其實反應的就是貴族要求政治和經濟上“不相同的份額”的真情訴說。大體而言，改革意識形態雖然在學術上很不規範，充滿了“文藝腔”，但卻相當完滿地表述了那種對於“相對剝奪”格外不滿的“右翼激進主義”。
　　
　　從人類曆史記錄看，還沒有一個人對於統治階級的剝奪像毛澤東那樣徹底，也沒有出現過毛時代那樣一種精英階層權力利益最小化的社會，毛澤東對於精英階層權力和利益要求不僅體現在思想理論上，而且直接貫徹到社會實踐當中去了。顯然，理論力戒空洞和粗疏，精英們要實現貴族造反目標，要表述他們的右翼激進主義，如果不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時代，不僅在理論上很容易流於空泛，而且在實踐上不容易組成精英階層的“反毛”政治統一戰線——牢記他們在毛時代遭遇相對剝奪的“階級苦和血淚仇”。而且，精英階層在重建自己的統治地位過程中間，如果不徹底批判毛澤東思想和毛時代，就不容易徹底批倒平民階層的“過高權力和利益分配份額”，就不容易在哈耶克所稱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的“階級拔河比賽”中間論證出獲得更大份額的合理性。
　　
　　毛澤東1960年3月在談到反華問題是說：“對於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國家的反動分子，半反動分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半修正主義分子，……所以他們反華，對我們說來，是好事，不是壞事，證明了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證明了我們的工作還不錯。……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壞人或半壞人，他們不是反華而是擁華、親華，稱讚我們，給我們說好話，那將置我們於何地呢？我們豈不成了背叛馬列主義，背叛人民的修正主義者嗎？”（毛澤東：關於反華問題，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載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通俗地說就是：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如果考慮到毛澤東的扁平化管理要求，直接是對曆代統治階級顛撲不破的“常規化統治方式”的造反和替代，是對公有製社會精英階層所困守的最後一個碉堡的無情爆破，這時，隻要思考一下扁平化管理中間利益和權力受損者又密集分布於管理層中間的事實，就能夠很好地理解為什麽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是由官員主導進行的。就如平民造反一定是官逼民反一樣，貴族造反也不是盲目的和隨意的，而是那些最先感受到相對剝奪的群體首先具備了最強烈的造反精神——權力精英在毛時代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感受帶了最為難以忍受的相對剝奪。曆朝曆代的造反過程中間，最先起來造反的人群總是擁有領導權的，所以非毛化運動不可能不是由官方領導並由知識精英積極參與的，運動的主從關係不是偶然的，迄今為止，最有成就的非毛化專業戶也依然是來自共產黨官場，而且他們發言也長期受到來自官場的超法律保護，這沒有什麽好奇怪的。
　　
　　如果承認人們的利益是沿著階層分化而形成區別的話，那麽也很好理解觀察問題的視野也會在同一個邊界線附近發生質變，階級利益與世界觀密不可分，所以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而在一個公有製社會裏頭，社會分化主要是沿著政治地位高低來實現的，認識的對立和分歧也往往與官位相關。如果說在私有製社會裏，人們的世界觀與財富占有量緊密相關的話，那麽，在公有製社會裏，人們的世界觀分化與對立，主要是與社會地位特別是政治地位和學術地位緊密相關的。
　　
　　在觀察和思考問題的時候，階級的影響固然是重要的，而且就是讀那些“白紙黑字”的書籍的時候，階級的影響和偏見也無時不在。毛澤東在讀了馬克思的書之後，就汲取了階級鬥爭的思想和學說，他理解馬克思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但是，後來的“先富論”學派的偉大導師認為：“馬克思主義認為，歸根到底要發展生產力。”“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思想、哲學、理論、方法的概括”。更晚近的新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是把“與時俱進”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理論品格。照說，白紙黑字是最不容易發生混淆和爭論的，但是你能精確衡量與時俱進和造反有理之間的跨度到底有多大嗎？而且，毛澤東之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兩次“新發展”，都出自於官場而非學界，對此你會產生什麽樣的感想和認識？
　　
　　有些網友動不動就引用西方某人說：不重視自己英雄的民族會如何如何，請問這有什麽意義呢？中國的精英們完全可以認真地回敬一句：這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那些老外沒有親身經曆過毛時代嚴重的“相對剝奪”，少了這種切膚之痛，假裝好胸懷好氣度當然很容易了。而且，估計毛澤東本人也會嚴重反對這種說法，毛澤東向來認為不存在政治思想上完全同一的“民族”這種東西，他1970年對斯諾說：“什麽叫民族啊？包括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層、剝削階級、少數，這一部分人可以講話，組織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廠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沒有這些人就不能組成民族。”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每一個民族都會分為兩部分人：大多數是勞動者，少數是非勞動者，簡單地要求勞動者和非勞動者保持一致，或者反過來要求非勞動者與勞動者保持一致，這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邏輯的。
　　
　　說到民族的問題上，毛澤東倒是提出了一個合格統治階級的最低條件：如果一個統治集團把本國受排斥的人數維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個統治集團就不可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或者按照西馬學者葛蘭西的觀點：如果統治階級能夠滿足被統治階級的大部分利益要求，就能夠建立起穩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實現對於被統治階級的領導權，這樣的統治階級就不可能被一場純粹的政治革命所推翻。又或者如馬爾庫塞所言，如果統治階級能夠根本改善被統治階級的生存條件，那麽就會徹底瓦解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意誌實現“極權統治”就像美國那樣。反過來，如果統治階級不能滿足多數人的基本要求，那麽，平民階層的反抗總是傾向於維護“造反有理”這樣的真理並且傾向於這樣去理解馬克思主義。
　　
　　如果把“少數人先富”作為“多數人共富”的手段來看待，並進而以此去肯定私有製肯定剝削，顯然，就會連帶產生一個“時間檢驗”的問題：如果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少數人先富還沒有成為多數人共富的憑借，人們就有可能失去耐心，轉而傾向於認為少數人先富隻能以多數人貧窮為代價。如果真的有這種危險認識存在，顯然，建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指望就要落空。此時，因為沒有共富作為依據，要肯定統治階級的先富先貴現實，繼續為統治階級進行功能性辯護的效果就很差，精英們就必須轉而強調否定統治階級政治經濟優勢的社會是如何糟糕，這時，就越發有必要進一步批判毛澤東和毛時代來為統治階級的正當性做否定性辯護了，這是在論據與論點的時間匹配性越來越差的情況下，知識精英們僅剩的選擇。
　　
　　要相信精英們已經非常清楚地把握了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與毛澤東的尖銳對立（這是立場），也要相信精英們妖魔化毛澤東有著客觀上的不得已（這是手段），精英們在批判毛澤東的問題上實現了立場和手段的完美統一，因此，在精英階層麵前為毛澤東辯護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會有效果的。但是，這不意味著在毛澤東話題上無所作為，而是恰恰相反，要把發言的對象轉向剩下的百分之九十，讓大多數人理解為什麽毛澤東是必不可少的，更需要用今天人們聽得懂的語言說清楚：毛澤東與多數人的政治和經濟境況改善有什麽關係。
　　
　　二○○九年六月十八日
　　
　　原載《烏有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