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也談人性、惡和文革——評Carma Hinton的兩個記錄片
作者：陽和平
前言：去年十月，正當我表姐卡瑪製作的六四紀錄片《xxx》和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在台灣轟動一時期間，台灣朋友們寫信要我就《中國時報》記者對卡瑪的采訪談一下我的觀點。我寫東西本來就慢，加上時間不足，待我十一月初把稿子寄給《中國時報》時，不知是舊聞了，還是不符合報社的胃口，一直未發表，因此轉交《批判與再造》讀者一閱。
貴報近期發表了一篇記者采訪我表姐卡瑪(Carma Hinton)的報道。我想就文中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評價以及卡瑪的六四紀錄片和文革紀錄片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我的背景和卡瑪很相似，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外國人”。受我舅舅（卡瑪之父）韓丁（Bill Hinton）的影響，我從事養牛業的父親陽早(Sid Engst) 和從事過美國原子彈研製的母親寒春 (Joan Hinton) 先後於46年和48年到達中國，而後49年於延安結的婚。我的名字陽和平是宋慶齡在52年北京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給即將出生的我起的。
我母親對她所熱愛的核物理研究變成了美國毀滅日本廣島人民的工具極其憤恨。她毅然離開美國奔往延安，另找人生的意義。我是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長大的。我父親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多，但他們的創業生活有意義。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裏“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我這個文革的“過來人”，經過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貴報記者采訪中使用缺乏客觀標準的諸如“惡”、“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觀點來指責文革和毛澤東，希望借此機會使貴報的讀者看到一些與主流思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我在中美兩國先後當了近二十年的工人。雖然我爾後上完大學，攻博士，任教，成了知識分子的一員，但我仍然擺脫不了以工農百姓的角度來觀世的立場。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裏，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隻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工廠裏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是民主，還是惡？
什麽是“惡”？中國傳統文化隻許“上”犯“下”的惡，把“上”欺騙、壓榨、掠奪“下”的惡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曆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隻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
雖然工農群眾在這場搏鬥中目前暫時失敗了，但它的意義遠遠不是勝者們及其獨斷的宣傳機構喧嚷描述的那樣。文革對廣大工農群眾來說是一場他們能如何真正的當家作主的鬥爭。他們一邊受著傳統文化的約束，一邊摸索著徹底解放自己的道路。而那些社會上層人物（走資派），“精英”們卻在文革期間時而直接鎮壓群眾，時而挑動群眾鬥群眾，時而把革命推向極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工農百姓被其推入“弱勢群體”是這場搏鬥後來的結果。
毛澤東要想搞掉自己的對手還不容易？憑他的權力和威望，根本用不著發動文革。那些把文革這場激烈的階級搏鬥簡化為中共上層的人事糾紛是否有些眼光短淺？
1974年我到美國後當工人的近十五年裏，體會了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民主與中國毛澤東時代民主的根本區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工廠裏的工人有民主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我們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敢提意見，幹活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劃。在美國，我們工人對老板有意見，隻有辭職另找活路的權利，無權過問企業的管理。老板在，裝著賣命，老板不在磨洋工，哪有民主權利？
我不容易接受貴報采訪中提出的以人性的觀點看文革的主張。離開階級的利害衝突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去抽象地談人性是否不現實？人性沒有階級性嗎？美國自稱是講人性的，可對伊拉克人它講的是什麽人性？據說xxx對他兒女們很有人情，但對北京市民63+1時的人性在哪裏呢？抽象地談人性更像是文人的空想。
人性是要講的，但也要愛憎分明。我在中美兩國所感觸到的工農百姓之間的相互體諒、幫助、寬容比文人們的幻想要實在得多。用“無人性”來指責誹謗工農百姓對當政者濫用職權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嗎？
文革離得我們越遠，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的越徹底，工農反抗中國官僚買辦資本的鬥爭越激烈，文革和毛澤東在中國老百姓中就越有影響力，因而為資本服務的禦用文人們就越要努力攻擊文革和毛澤東。在這場遠沒有完結的激烈的階級搏鬥中，我們能作為“客觀”的旁觀者，對當權者的殘暴和工農百姓及學生的“民主意識缺失”（作者在xx紀錄片中表現出的責難）各打五十大板嗎？在這兩大階級兩大勢力的激烈搏鬥中，抽象的公正是沒有的。
xx的坦克摧毀了我們很多人對中國當局的幻想。二三十年來眼看著工農百姓的處境日益惡化，目睹著建立在以血汗工廠為基礎的、掠奪公共財產為私有的、以武力維護少數人榮華富貴的社會現實，又教育了我們很多人。這段曆史反而證實了毛澤東所發起的文革是反惡霸老爺的，是維護工農百姓公正利益的一場意義深遠的搏鬥。說到底，那些當初的走資派，當今的xxx惡霸們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烏紗帽不惜動手殺人的人，才是要對文革武鬥負責的人。文革，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它倒是一場真正的工農百姓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講人性的搏鬥。
中國曆史以往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文革的失敗是暫時的。它為將來的工農群眾的解放運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終有一天，它的曆史地位會有一個從工農百姓的角度來看是公正的評價。
作者：陽和平
前言：去年十月，正當我表姐卡瑪製作的六四紀錄片《xxx》和文革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在台灣轟動一時期間，台灣朋友們寫信要我就《中國時報》記者對卡瑪的采訪談一下我的觀點。我寫東西本來就慢，加上時間不足，待我十一月初把稿子寄給《中國時報》時，不知是舊聞了，還是不符合報社的胃口，一直未發表，因此轉交《批判與再造》讀者一閱。
貴報近期發表了一篇記者采訪我表姐卡瑪(Carma Hinton)的報道。我想就文中對文革和毛澤東的評價以及卡瑪的六四紀錄片和文革紀錄片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我的背景和卡瑪很相似，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外國人”。受我舅舅（卡瑪之父）韓丁（Bill Hinton）的影響，我從事養牛業的父親陽早(Sid Engst) 和從事過美國原子彈研製的母親寒春 (Joan Hinton) 先後於46年和48年到達中國，而後49年於延安結的婚。我的名字陽和平是宋慶齡在52年北京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給即將出生的我起的。
我母親對她所熱愛的核物理研究變成了美國毀滅日本廣島人民的工具極其憤恨。她毅然離開美國奔往延安，另找人生的意義。我是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長大的。我父親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多，但他們的創業生活有意義。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卡瑪比我大三歲。我小時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歲的我還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陽泉煤礦串聯。她那時是我的啟蒙人。我們那幫學生們在礦裏“煽風點火”，幫著礦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礦領導，和保皇派工人辯論。我們也幹了一些過激的事，如一起闖入一位礦領導的家，搜尋他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我這個文革的“過來人”，經過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貴報記者采訪中使用缺乏客觀標準的諸如“惡”、“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觀點來指責文革和毛澤東，希望借此機會使貴報的讀者看到一些與主流思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我在中美兩國先後當了近二十年的工人。雖然我爾後上完大學，攻博士，任教，成了知識分子的一員，但我仍然擺脫不了以工農百姓的角度來觀世的立場。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裏，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隻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工廠裏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是民主，還是惡？
什麽是“惡”？中國傳統文化隻許“上”犯“下”的惡，把“上”欺騙、壓榨、掠奪“下”的惡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曆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隻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
雖然工農群眾在這場搏鬥中目前暫時失敗了，但它的意義遠遠不是勝者們及其獨斷的宣傳機構喧嚷描述的那樣。文革對廣大工農群眾來說是一場他們能如何真正的當家作主的鬥爭。他們一邊受著傳統文化的約束，一邊摸索著徹底解放自己的道路。而那些社會上層人物（走資派），“精英”們卻在文革期間時而直接鎮壓群眾，時而挑動群眾鬥群眾，時而把革命推向極端，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工農百姓被其推入“弱勢群體”是這場搏鬥後來的結果。
毛澤東要想搞掉自己的對手還不容易？憑他的權力和威望，根本用不著發動文革。那些把文革這場激烈的階級搏鬥簡化為中共上層的人事糾紛是否有些眼光短淺？
1974年我到美國後當工人的近十五年裏，體會了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民主與中國毛澤東時代民主的根本區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工廠裏的工人有民主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我們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敢提意見，幹活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劃。在美國，我們工人對老板有意見，隻有辭職另找活路的權利，無權過問企業的管理。老板在，裝著賣命，老板不在磨洋工，哪有民主權利？
我不容易接受貴報采訪中提出的以人性的觀點看文革的主張。離開階級的利害衝突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去抽象地談人性是否不現實？人性沒有階級性嗎？美國自稱是講人性的，可對伊拉克人它講的是什麽人性？據說xxx對他兒女們很有人情，但對北京市民63+1時的人性在哪裏呢？抽象地談人性更像是文人的空想。
人性是要講的，但也要愛憎分明。我在中美兩國所感觸到的工農百姓之間的相互體諒、幫助、寬容比文人們的幻想要實在得多。用“無人性”來指責誹謗工農百姓對當政者濫用職權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嗎？
文革離得我們越遠，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的越徹底，工農反抗中國官僚買辦資本的鬥爭越激烈，文革和毛澤東在中國老百姓中就越有影響力，因而為資本服務的禦用文人們就越要努力攻擊文革和毛澤東。在這場遠沒有完結的激烈的階級搏鬥中，我們能作為“客觀”的旁觀者，對當權者的殘暴和工農百姓及學生的“民主意識缺失”（作者在xx紀錄片中表現出的責難）各打五十大板嗎？在這兩大階級兩大勢力的激烈搏鬥中，抽象的公正是沒有的。
xx的坦克摧毀了我們很多人對中國當局的幻想。二三十年來眼看著工農百姓的處境日益惡化，目睹著建立在以血汗工廠為基礎的、掠奪公共財產為私有的、以武力維護少數人榮華富貴的社會現實，又教育了我們很多人。這段曆史反而證實了毛澤東所發起的文革是反惡霸老爺的，是維護工農百姓公正利益的一場意義深遠的搏鬥。說到底，那些當初的走資派，當今的xxx惡霸們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烏紗帽不惜動手殺人的人，才是要對文革武鬥負責的人。文革，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它倒是一場真正的工農百姓為自己利益而奮鬥的講人性的搏鬥。
中國曆史以往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文革的失敗是暫時的。它為將來的工農群眾的解放運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終有一天，它的曆史地位會有一個從工農百姓的角度來看是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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