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路愛國 著
（路愛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提要
中國改革已經持續了30年，學術界出現了很多對改革的理論總結和反思。本文提供了一個比較特殊的視角，作者縱向對比了改革前後的各類基本製度、社會經濟特征；橫向比較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狀況。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製度、社會經濟特征等方麵越來越類似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的問題、麵臨的挑戰也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類似。對改革的理論總結和反思應該以這一基本事實作為基礎，對未來改革走向的判斷也應該以此為依據。
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改革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其深度和廣度不亞於一場大革命的後果，用翻天覆地形容殊不為過。國內外的各種評價潮湧而來。其中，有些人認為，中國成功地把計劃體製轉化為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這個步驟漸進而後果激進的轉型過程不但沒導致經濟下降，反而出現了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因此，中國的改革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創造了奇跡。但另一方麵，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日益突出，人文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明顯滯後，由此也引發了各種爭議。尤其近年來，質疑之聲由小變大，由弱漸強。有些人認為這是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價，無損於改革的巨大成功，需要而且能夠通過“繼續深化改革”加以解決；但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些問題反映了改革的性質和方向，表明中國增長模式難以持續。[1]
中國改革究竟意味著什麽？人們的理解自然不完全一致，但如下說法有可能得到了廣泛認可：1978年正式開始的改革是從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的過程；到今天，這個過程可以說基本完成了。中國已經從一個低收入的、初步工業化的計劃經濟轉變為一個低收入的、初步工業化的市場經濟。就實現這個目標而言，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成功的。不過，問題顯然沒有這麽簡單。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今天中國確實出現了兩極分化，也確實產生了“民營企業家階層”即新的資產階級。那麽,我們應該怎樣對改革進行反思呢?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從一個不常用的視角觀察中國的改革，分析和回答改革後的中國“是怎樣”的問題。這個視角就是：一般的或“正常的”發展中國家。[3]本文將論證，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建立，今天中國無論在製度上還是在社會經濟特征上，都與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場經濟國家即一般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趨同，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和麵臨的挑戰也越來越與這類國家相似。正因為如此，采用“正常的”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標準，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市場化轉型，更合理地解釋改革過程和目前狀況，從而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做出更符合實際的估計。
一、製度特征
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經過不到30年大規模經濟建設，國家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內成功解決了溫飽問題，國家由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初步工業化的國家。到改革前夕，按人均GDP衡量，中國無疑屬於低收入國家，但它卻不是一個一般的或“正常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
中國和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共同之處在於：生產力不夠發達，經濟實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較低，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處於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中國與這些國家存在明顯區別，其中最根本的是製度不同。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製度，是發展中國家僅有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之一。社會主義中國在政治體製、階級關係和社會組織，生產資料所有製、經濟運行和對外經濟關係，以及社會發展模式、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和主流價值觀上，都更接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有別於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資料公有製而不是私有製，實行經濟計劃而不依賴市場，“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建立全民社會保障體係，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切構成了中國的基本製度特色。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在政治經濟體製上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冷戰背景下是既不與西方也不與蘇聯陣營結盟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是發展中國家。就此而言，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是獨特的，非典型的，或者可以說，是“非正常的”。
不但中國不把自己看作一個一般的或“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世界其他國家同樣如此。它們根據中國的這些特征評判和預測中國的行為，確定它們與中國的關係。例如，美國政府把中國叫做“紅色中國”、“毛的中國”或者“共產主義中國”，長期以來拒絕給以外交承認，堅持阻撓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些敵對行為，顯然並非由於中國的經濟不發達，而是由於它把社會主義的中國當作異類，當作資本主義世界的敵人。總之，由於計劃經濟時期的製度特色，無論中國本身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不把中國當作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
1978年開始的改革把中國帶入又一次曆史性轉折之中。改革開放30年後，誰都不能否認，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但這些變化表明了怎樣的曆史走向，迄今為止似仍然不甚明了。惟有“發展經濟”的目標很明確，其它一切則似乎仍處於“摸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宣布改革是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這些概念的定義，其特征或質的規定性，似乎完全由中國本身的現有狀況決定，即改革後的中國是什麽樣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什麽樣子。
（一）經濟體製
中國的改革從改變經濟計劃開始，逐步轉向了由所謂“國退民進”引導的產權改革。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私有經濟為主要部分的市場經濟，從而具備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體製的基本特征。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產權改革開始成為改革的重頭戲。產權變動的趨勢表現為公有製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實質上就是一個私有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300多萬個中小型國企和上百萬個集體企業幾乎完全退出了舞台，縣級和以下行政地區已經看不到國有企業的蹤影。2000年到2005年，二級以上國企由23萬家減少到12萬家，省屬國企中90%已完成改製。[4]根據全國工商聯、國家統計局等8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聯的研究，截止2005年底，私有部門在中國GDP中的比重已經達到50%，如果把外資統計在內，廣義上的私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65%；2005年底，民營企業（即私有企業）上繳的稅收已經超過國有企業，在有些地區，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來自這些所謂民營企業。[5]根據《中國統計年鑒２００６年》計算，2004年，國有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另外還有資料表明，中國私有經濟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
2007年3月16日，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物權法》，國外很多人將此舉看作中國在法律上對私有經濟重新確認的一個裏程碑。
在私有製重建之前，中國已經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改革的最初對象是集中的經濟計劃體係。隨後，改革的市場取向越來越突出，從不斷降低經濟計劃的作用，相應擴大市場力量，到完全放棄經濟計劃，重新確立市場經濟製度。隨著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中國不但重新確立了市場經濟，而且選擇了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國家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貿外資。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中最為開放的國家。
如果說，商品化程度是市場化最重要的標誌，那麽，今天的中國無疑是一個高度商品化的國家。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實質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東西轉化為商品。現在，不但生產資料、勞動力、生活資料成為商品，而且，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也在“產業化”名義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滿足主要取決於個人購買力。這些領域的高度商品化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征。在發達國家，政府通常限製這些領域的商品化或市場化。例如，它們大多傾向於把教育、醫療作為公共產品，通過社會化方式統籌提供，而不是作為一般商品進行買賣。
在今天的中國，市場可以說無處不在。市場經濟的種種要件，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無不繁榮昌盛。從廣告、股票、期貨、保險、消費貸款、彩票，到相應的從業人員如廣告商、經紀人、“黃牛黨”等，可謂應有盡有。政府在改革期間公開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把“效率”即“利潤”置於社會公平之上。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政府似乎更願意強調後者，至少表麵上不能不考慮公眾對社會公平的普遍要求。
中國的市場經濟身份是中國政府公開認定的。在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中國政府不但強調中國具有市場經濟地位，而且積極尋求其他國家的認可。到2008年2月末，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已經得到７７個國家的承認。[7]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由於中國的工會力量薄弱，勞動立法滯後、不完善以及實施無力，難以對資本形成必要的製約，因此，當今中國工人的工資遠不如資本家的利潤那樣有保障。資本家可以不勞而獲，而勞動者卻常常勞而不獲，以至勞工在不得已情況下，甚至采用自殺或自殺相威脅討要應得的工錢。這種破壞“等價交換原則”的公然掠奪現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不再流行，但在一般發展中國家則比較普遍。
中國當前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權錢交易盛行。在所謂優勝劣汰的競爭中，無處不在的潛規則似乎遠比所謂“公平交易”更能克敵製勝。政府熱衷於招商引資，資本的背後往往是政府或官員的影子，無論怎麽看都與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相去甚遠，因此被認為是一個官僚化的市場經濟或權貴市場經濟。
在一些人看來，存在這些現象是由於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成熟，不完善，處於初級階段，而出路在於繼續深化市場改革。事實上，完善的市場經濟隻存在於教科書和人們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場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共同的經濟體製特征。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時也更無序、更脆弱。此種現象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工業化程度較低，經濟中的壟斷程度較低，而政府管理和調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幹預，或者幹預效率更低。中國建國後建立起一個強政府，盡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遠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這種能力在市場轉型中日趨削弱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就越來越帶有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
（二）政治體製
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以共產黨執政為基本特征的中國政治體製不民主，是權威主義甚至極權主義。中國內部也存在政治體製改革的呼聲，要求實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認為這是中國改革的必由之路。盡管如此，中國目前的政治體製似乎並不能說明它不是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首先，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以政治體製的多樣化為特征。發達國家普遍實行多黨大選的所謂民主製，發展中國家則存在君主製、個人獨裁、軍人政權、大選民主等多種多樣的政治製度。按照西方的標準，所謂真正的民主國家大致隻有它們自己，其他國家最多隻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否則便是“混合體製”或甚至“集權國家”。因此，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西方排名機構把中國歸入非民主國家，頂多隻能說明中國還不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的一員，與他們的所謂民主製有所不同。[8]
其次，中國目前雖然維持共產黨執政的政治體製，但其基礎、結構和職能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共產黨執政的政府不再主張“共產”即公有製，而是以發展經濟為己任，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強調建立“和諧社會”。政府也不再直接組織生產，而是轉變職能，服務於市場，在競爭中充當“裁判員”，調和社會不同集團之間的對立和矛盾。
再次，在國際舞台上，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政府提出改變現存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不打算和不願意按照西方設定的遊戲規則行動，而是努力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力圖衝破這種國際秩序設置的障礙。改革後的中國政府則逐步接受了現存的世界秩序，熱衷於與世界“接軌”，遵循現有規則，積極參與國際勞動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各種國際組織。最近一些年，中國開始提出願意做“負責任的大國”，言外之意是中國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不負責任”，即不會做破壞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國從一個反對現有不合理的國際秩序的鬥士，變成了它的積極參與者和維護者，認可自己在國際分工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總之，無論在政治體製的基礎、結構和職能上，還是在政府的主張上，中國與世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已經沒有多少本質區別。但即使如此，國內外一些勢力仍然對中國政治體製表示特別“關注”，念念不忘施壓促變，要求中國轉向所謂民主製。事實上，這主要是由於他們對共產黨這個字眼過於敏感。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反對的是共產黨執政的一黨製，而不是一般的所謂一黨專政。因此，盡管改革後的中國把西方大國當作“夥伴”而不是對手，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利益相關者”，也早已放棄了推動世界革命的立場，但由於中國名義上仍然由共產黨執政，這些勢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徹底消除“共產黨因素”而後快。[9]拿民主說事，不過隻是一個借口罷了。
（三）社會保障體製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體製主要包括保障就業和社會保障。在就業方麵，國家保證全體有勞動能力的人獲得工作/勞動崗位，從根本上保障了全社會勞動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條件。這種不允許失業的勞動/就業製度，即後來被不無貶義地叫做“鐵飯碗”、“大鍋飯”的製度，是當年中國區別於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顯著特征。改革前，中國已經形成了覆蓋全國人口的基本社會保障網絡，這就是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村人口“五保戶”製度和合作醫療製度，以及根據1951年初政府公布實施的《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修訂）建立的城鎮人口社會保障體係。中國還在全國實行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全民免費教育。
曆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對完整的社會保障體係。隻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才能在經濟水平依然低下的條件下，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係，為全國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決被認為低收入國家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發展模式曾經被有的國際組織看作發展中國家的榜樣。但是，促進中國人文社會超前發展的這種社會保障製度卻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難以效仿的。這一點，也為中國轉上市場經濟之後自身的實踐所證明。中國在轉上市場經濟之後，原有的社會保障製度隨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業的“鐵飯碗”製度被打破了，勞動者重新變成了商品，失業成為“正常”現象。雖然政府設立了一定的救濟、補助機製，但勞動者從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結果，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有工作的勞動力隨時麵臨失業從而麵臨喪失生活來源的威脅，而失業的勞動力則已經喪失了通過勞動獲得收入的權利。
在市場化改革中，原有的社會保障體係基本瓦解，新體係至今未能建立起來。在城鎮，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退出曆史舞台。原來由這些企業承擔的職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隨之消失，隻有政府和國家事業單位職工還能繼續享有原來的基本社會保障。紛紛建立的各類私營企業在政府不加強製的條件下通常不遵守《勞動保險條例》，導致作為城鎮職工及其家庭社會保障基礎的條例實質性死亡。在農村，集體體製轉變為個體農戶經濟。失去了集體經濟的支撐，原先依附於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以及五保戶製度也同樣瓦解了，農村人口僅有的集體福利蕩然無存。
比較改革前後中國社會保障體係可以看出，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從無到有，覆蓋了幾乎全國人口；標準明確，全國大致統一；單位主管，貫徹有效；在城鎮，完全不需個人付費；在農村，合作醫療也隻需要極少量個人付費。不足的地方是，農村人口在社會保障程度和保障項目上遠遠不及城鎮人口，尚未建立農村養老金製度，城鎮不同職業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別。此外，與勞動單位掛鉤的體製導致社會化程度較低。改革後，全國性社會保障體係從有到無，支離破碎，人口覆蓋範圍急劇縮小，大多數人遊離在社會保障體係之外。結果，保障程度和項目差別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顯著擴大，社會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總之，改革不但沒有克服原來的問題，反而喪失了已經取得的進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國性社會保障體係的狀態。
在目前的社會保障製度中，覆蓋麵最大的是基本養老保險製度。但到2006年，全國還隻有25%的勞動力享有養老保險。廣大農村勞動力仍然幾乎沒有任何養老保險。1億多喪失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沒有社會化的養老保障。其他社會保障項目的覆蓋麵更低。[10]
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表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導、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係，隻有名目繁多的商業/私人保險，而它們的對象隻限於有支付能力的少數人。當個人財力不再能解決生老病死、上學升學等問題的時候，人們隻好求助於所謂“好心人”，寄希望於他人憐憫出手相助，這就產生了重建所謂慈善事業的需求。事實也正是如此。改革後，經常性的社會募捐不但用來應對突發災難，而且成為解決常規發展問題籌集資金的手段，例如用來資助教育的“希望工程”。慈善事業在中國興起並成為社會體製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改革後的“新生事物”，在“瀕臨崩潰”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尚且能夠提供社會保障，而在創造了增長“奇跡”的今天反而喪失了這種能力。這種情況表明，中國社會保障體係的變遷與經濟發展水平沒有關係，而與經濟政治製度的變化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中國在改革前後都屬於經濟不發達國家。但由於前一個時期獨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製度，改革前的中國卻不是一個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改革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國原有的製度特色逐漸喪失，在經濟、政治、社會保障體製上與其他低收入市場經濟國家日益趨同，越來越難以發現與它們之間的差別。
二、社會特征
由於改革前的中國實行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中國的發展模式明顯不同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成就明顯優於一般發展中國家。這個時期，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進入加速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一舉逆轉了中國百年來的經濟頹勢。從1953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達到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達到11.4%，大大高於同期市場經濟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呈現出快速趕超勢頭。鄧小平在1979年對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總結說：“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距離。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的進步。”[11]這個評價應該說是中肯的，是實事求是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惠及全國人口，推動了整個社會的全麵發展。到計劃經濟後期，中國的一係列人文發展指標明顯領先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銀行1980年在對中國的經濟考察報道中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中最顯著的成就，則是在生活需要方麵使低收入群眾比其他窮國同類人好得多。”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當時在《經濟學》的第十版裏對此有一個生動的描述：“它[中國]向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並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並沒有挨餓，道路旁邊和街路上並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並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12]
改革後，中國以漸進方式對原有體製進行了根本改造。在沒有出現社會大動蕩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麵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0年來，GDP保持著持續增長，增長速度大致在10%，超過計劃經濟時期，成為改革以來最大的亮點，也是改革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
與此同時，對改革不滿甚至抵製情緒始終揮之不去。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社會上就開始流行“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人們一方麵認可經濟增長改善了物質生活，另一方麵卻不滿隨之出現的某些社會現實例如兩極分化。進入21世紀後，這種不滿似乎轉化為更加強烈的質疑，政府提出“科學發展觀”，委婉承認“不科學發展”造成了某些不良後果，表示了加以矯正的意願。
但是，公眾甚至政府不滿的問題或後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的。一些人之所以難以接受，至少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們沿用社會主義標準判斷中國改革後的發展，認為這類問題不應該出現而出現了。事實上，對中國這樣一個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旦建立起市場經濟，其參照對象隻能是其他低收入的市場經濟國家，而不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綜觀世界，在任何一個低收入的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幾乎所有這些社會現象不但都是“正常的”，而且是天經地義、必然存在的。否則，它就算不上是一個不發達的市場經濟。這一點，隻要看看與中國同屬低中等收入一類的國家就很清楚了，例如巴西、哥倫比亞、埃及、印尼、伊朗、秘魯、菲律賓、斯裏蘭卡、泰國等。[13]所有這些國家無不存在著類似中國的社會現實，包括下麵將要分析一些經濟社會特征。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改革後出現的種種問題並沒有超出常規。因為建立了市場體製的中國隻不過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一員，不具備這類經濟社會特征反倒不合常理。
（一）經濟邊緣化
GDP的高速增長被看作中國市場化轉型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據。然而，眾所周知，增長不等於發展。[14]發展中國家正是由於其發展水平相對低下而長期處於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
在此或許需要首先簡述如下常識，即現代世界體係建立在統一的國際勞動分工上，其中發達國家占據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一直處於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在西方公然的殖民掠奪停止之後，建立在比較優勢原則上的國際勞動分工有效地維護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分工。長期發揮所謂比較優勢的結果，就是發展中國家長期被鎖定在分工劣勢之中，沒有也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分工鏈條上。幾百年來的經濟史表明，無論如何起勁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直到今天，發展中國家鮮有成為發達國家的。發達國家執世界經濟的牛耳，它們不允許發展中國家動搖自己的優勢地位。[15]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意義在跨越常規，為盡快擺脫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開辟新的發展道路。中國在這個時期保持了相當高的持續增長，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結構。到改革前夕，中國已經擁有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能夠生產許多邊緣國家不能生產的產品。“超常規”發展戰略使中國在建國後短短十幾年就擁有了核武器，成為多年來世界核大國中唯一的低收入國家，在科研領域也推出了世界級成果。因此，盡管人均收入水平類似於其他邊緣國家，但中國的經濟結構卻類似半邊緣國家，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特例。與同為發展中人口大國的印度相比，20世紀50年代初期印度人均收入相當於中國的兩倍。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麵超出印度，不但人均收入超過印度，工業化程度更是遠遠高於印度。
改革後，中國開始把追求GDP增長放在首位。為此，中國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建立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大量引進外資，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參與國際分工。1980-2005年，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率高達15.6%，大大高於GDP增長速度，相當於同期全球貿易總額年平均增長速度的兩倍。結果，中國進出口占全球進出口比重從198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5年的大約7%，
在全球排名從第22位上升到第3位。由於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到2005年，外資在中國的工業增加值、稅收總額、工業企業就業人數等方麵已經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額，支撐著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16]按照外貿占GDP的比重衡量，目前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中經濟最為開放的國家。中國經濟增長的這種明顯外貿導向或外向型特征，被認為嚴重到患上了“外資依賴症”的地步。[17]
經濟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對外開放並不難，因為強國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決定本國經濟開放度，而相對弱小的國家則通常難以抵禦內外壓力尤其是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不得不打開國門。但是，對外開放程度並不是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標準，無論美國還是日本，它們目前的開放程度都大大低於今天的中國。發展中國家同樣存在很大差別，甚至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其經濟反倒是高度開放的。需要分析的是，外向型增長模式是否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中國的國際分工角色是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還是越來越符合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特征？
判斷一國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有一個簡單標準可做參考，那就是該國基本出口產品的結構或類別。有研究用出口商品構成衡量國家的生產力，發現它與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關。例如，富國的出口產品往往類似其他富國的出口產品，即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但也有例外。如果出口產品的結構高於人均收入通常預示的水平，說明該國生產力超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達到的水平。有研究表明，1992年中國出口產品結構類似於人均GDP比中國高6倍多的國家，表明中國擁有強大的產業能力，生產力表現出半邊緣國家的特征。然而，這個優勢在改革中不是保持或擴大，而是逐步縮小了，盡管與類似人均GDP水平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情況仍然要好一些。[18]
中國產業優勢逐漸下降的時期，正是中國開始大量引進外資，強調運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時期。為了保持價格優勢，以便充當外資企業的加工車間，擴大勞動密集產品出口，中國竭力維持低工資。這一做法的結果是在國內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在世界市場則難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產品進行惡性競爭的陷阱。中國的競爭對手主要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所謂“競底”或“競次”即打到底線的競爭（race to the bottom）中，各國比的不是誰生產力更高，產品科技含量更多，人力資本更雄厚，而是比誰更次、更糟，更能苛待本國勞動力，更能容忍對本國資源環境的破壞。事實證明，這種朝向工業文明底線的競爭不但不能提升一國的地位，不能使之邁上一個台階，反而使之陷入不發達陷阱難以自拔。如今，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國內市場同樣充斥著外國品牌的各種產品和消費品，許多原先著名的國產品牌大多已銷聲匿跡。中國可以大量出口，本土產業卻不能製造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產品，“有出口而無產業”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
GDP高速增長帶來了經濟總量增加，但經濟總量與工業化/現代化並不是一個概念。一直到1820年，即西方工業化開始後二十多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50％以上，是整個歐洲的1.22倍，中國經濟增長率一直高於歐洲，出口製造品世界第一，當時的世界上充斥著“中國製造”。但那時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弱國，抵擋不住西方的侵略和打擊。改革後的中國經濟總量擴大，但經濟結構惡化，對外依附性增加，國內消費規模得不到相應擴大甚至相對萎縮。在某些方麵，其日趨邊緣化的增長模式與成功實現了趕超的國家形成鮮明對照，例如日本。[19]經濟結構趨向邊緣化的結果就是，中國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而是拉近了與“正常的”發展中國家的距離。
（二）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兩極分化
改革以來，尤其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人口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社會呈現兩極分化趨勢。中國從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在沒有發生革命、沒有出現社會劇烈動蕩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麵貌在不到20年時間發生如此巨大改變，的確不同尋常。很多人還不習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因此，有關改革的正義性問題不時被提了出來。
放眼世界，人們很容易發現，如果說中國貧富分化的速度異乎尋常，那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目前高度不平等狀況則完全不是特例。無論經濟水平如何，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都比市場經濟國家更平等。當今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和南非。發達國家中，既有貧富差距很大的例如美國，但也有更多國家的收入差距低於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例如北歐和歐洲實行福利或社會市場經濟的國家。這樣說來，沒有如此明顯的收入差距，中國很難算得上是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究竟多大？不同來源提供的具體數字不太一樣，但有幾點不存在很大爭議：第一，按照通用的基尼係數衡量，中國屬於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國家；第二，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驚人；第三，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和世界組織以及各種研究都確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存在嚴重的收入不平等，貧富分化導致了社會人群的兩極分化。有研究表明，自1992年以來，中國總體基尼係數一直等於或者大於0.4，2004年達到0.4418。[20]亞洲開發銀行一項研究發現，中國的貧富差距已位居亞洲第二，超過了除尼泊爾之外所有亞洲國家。[21]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6》顯示，基尼係數低於中國的國家有94個，高於中國的國家隻有29個，亞洲隻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基尼係數比中國高。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基尼係數在0.2-0.3,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處於類似水平，在世界上屬於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特色。那時中國收入差距主要來源於城鄉差別，根源主要是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改革後，無論城鄉還是城鄉內部的收入差別都顯著擴大，推動整個國家貧富分化加劇。1978年，中國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的比例為1比2.57，到2004年已經擴大到1比3.21。在城鎮人口中，1997年最低與最高收入差距是4.22倍，到2004年，兩者的差距拉大到8.87倍，7年擴大了1倍多。[22]據稱，鑒於富裕人口的收入中通常相當一部分屬於黑色和灰色收入，因此，他們的收入增長幅度很可能比顯示出來的更大，城鎮人口高低收入估計可能高達12倍以上。
在世界銀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國家排位中，2005年中國在120個國家中排第85位，在中國後麵隻有35個國家，其中32個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這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大於所有發達國家，大於所有已經轉上資本主義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在休克轉型中以造就金融寡頭著稱的俄羅斯，也大於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依然沒有任何逆轉的跡象。照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的問題不是在經濟發展上趕上發達國家，而是在貧富差距上趕上世界上兩極分化最極端的國家。
收入不平等導致兩極分化，中國社會中的階級/階層分化不亞於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的一個特點是社會上不存在一個富豪階層，從各級政府幹部到國家最高領導人，從大小企業管理者到工程技術權威，從各類專家學者到著名文藝體育界人士，這些傳統上被視為社會精英的階層，當時卻並不擁有傳統上與其身份地位相稱的財富，基本上是有名望而無財富。社會“精英”的這種狀態堪稱中國特色或社會主義特色，在任何“正常的”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後，一個新富階層隨著市場經濟的回歸重新崛起，在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以最快的速度實現了與世界上流社會的接軌。這個新富階層在財富水平、消費模式、生活方式、趣味愛好以及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等方麵，都與世界各國的上層越來越接近，而與本國的工農勞動階層越來越疏離，雖同為國人卻實際上形同路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2007年，據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估算，這個所謂“中國新社會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23]在中國13億人口中不足0.4%。盡管如此，就絕對數量來說，中國的新富階層人數已然相當於一個世界人口中等大國。這個比例極小而絕對數龐大的新富階層擁有巨大消費能力，成為國際奢侈品銷售商的新寵。改革近30年來，中國人均財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隻不過是美國人均財富的2%，但中國近年來的奢侈品消費卻高居世界第二。
中國是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6年，城鎮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過11,759元（大約相當1500美元），同期農村居民全年人均純收入更是隻有3,587元（不到500美元）。就在這樣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國卻造就了世界級的巨富。在《富布斯》2007年身價十億美元以上的全球946名富豪榜上，中國大陸與巴西和西班牙一樣，各擁有20人，超過法國、意大利、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等國家。[24]另據統計，2007年中國已成為億萬富豪人數第二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25]全球最大富翁榜上既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所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有經濟落後、人均收入低下的人口大國例如印度和中國。在市場經濟中，雖然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實力根本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比，但弱國窮國照樣能夠出產超級富豪，少數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遜色，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無疑，中國在這個領域中也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迅速接軌。
富人階層的另一端是貧困階層或所謂“弱勢群體”。他們中除了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所謂邊緣人群例如乞討、流浪者之外，主要是收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廣大勞動者。也可以說，除了比例極小（盡管絕對數量可觀）的暴富階層以及大約15-20%的所謂中產階級之外，其餘人口都屬於這個群體。他們的就業和生活狀態雖然並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弱勢，那就是，相對於有產者特別是掌握生產資料的大資本家階級，他們在經濟地位上處於絕對劣勢，不得不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缺乏在勞動報酬、工作條件和勞動保護等方麵討價還價的能力。
與富翁群體一樣，弱勢群體也是改革後出現的“新興”階層，是社會分化硬幣的兩個方麵。這個“新興”群體的出現在農村與解散集體經濟、重返個體生產有關，而在城鎮，則是企業改製或私有化的直接後果。企業改製導致國企紛紛敗北，尤其是中小企業在抓大放小的口號下或者關閉或者轉為私人所有，導致職工與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大量勞動者失去工作，流向了社會底層，形成了以中小企業下崗失業職工為主體的城市弱勢群體。他們喪失了原有就業提供的醫療、養老等福利待遇，社會地位越來越向原來就缺乏這些保障的農村進城勞動力靠攏。這個群體距離赤貧往往隻有一步之遙。改革初期，由於當時的收入分配仍然比較平等，經濟的快速增長顯著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到20世紀末徹底消除貧困人口的政府目標宣告破產。根據政府公布的數字，2006/07年，中國貧困人口仍有4800萬，其中農村2600萬，城鎮2200萬，占總人口的比重約為3.7％。由於中國貧困人口的標準很低，遠遠達不到國際上通常采用的人均日生活費1美元的水平，中國的貧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種高度貧窮。如果采用國際通用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約為1.35億，相當於總人口的十分之一。[26]2006年12月1日，世界銀行專家在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在2001-2003年期間，中國經濟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還有跡象表明，中國最貧困的人群正在進一步滑向貧困的深淵。這份報告再次表明，貧困人口的收入並不能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水漲船高。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一個實際收入減少的龐大群體，據說全球還是第一次記錄到。這也許算的上中國改革創造的另一個“奇跡”。
經濟增長與貧困共存的現象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頑症。例如，在人均收入大大超過中國的拉美地區，早就存在這種所謂“增長性貧困”，即一方麵經濟增長，另一方麵貧困現象惡化。看來，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無論經濟是否增長，都必須接受社會兩極分化這個後果。
（三）勞動力半無產階級化
與發達國家的無產者相比，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更高比例的半無產者。可以說，如果無產階級化是發達國家勞動力變化的主要特征，那麽，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特征是勞動力的半無產階級化。改革期間，在產生了遍及全球的“中國製造”的“工業化”浪潮中，中國的勞動力具有這一特征。
一般認為，工業化伴隨著勞動者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即小生產者被剝奪，使之除了自身勞動力之外沒有其他謀生手段，從而不得不出賣勞動力，成為雇傭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或者通常所說的工資，必須足以維持勞動力基本生存和再生產。這個過程就是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但是，綜觀全球，基本實現了勞動力無產階級化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國家的勞動力能夠完全依靠工資所得和基本福利來供養家庭，實現勞動力再生產。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盡管存在一部分完全依靠工資為生的工人家庭，但大量勞動群體卻生活在半無產者家庭中。他們除工資之外，還需要而且必須從各種兼職中獲得收入，包括小農生產，因為他們的工資通常低於維持勞動力生存和再生產的水平。這種狀況是世界經濟結構所決定的。資本全球擴張的目的不在於把勞動力變成無產階級，而在於榨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半無產階級化更有利於實現這個目標，而處於世界經濟邊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維持半無產階級化的條件。[27]
與無產階級化相比，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更加深重。他們的勞動時間更長，勞動強度更大，勞動條件更惡劣，更缺乏生活和權利保障。他們在低於勞動力價格的工資水平上之所以還能生存，完全是由於他們和/或家庭在這份工作之外，還通過其他勞作獲得收入，才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就業工人的家庭及其子女供養本來應該計入勞動力成本，但他們得到的低工資不足以支付這一部分費用，因此，半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及其家庭子女通常不得不參加勞動，全部或部分地自食其力。發展中國家以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動力為特色，這些勞動力大量表現為季節工、臨時工、流動工人、兼職工人等。
1949年之後，中國迅速消滅了血汗工廠，加速進行的工業化把大量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國家建立的勞動保護體係很快覆蓋了各類企業的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日製度，勞動條件顯著改善。保障就業的政策使所有工人都捧上了“鐵飯碗”，勞動者沒有失業之憂，享有與就業相聯係的一係列福利待遇，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等。在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製度下，工人獲得了與西方現代工廠不相上下的勞保條件，在有些方麵，例如工人的勞保醫療，甚至比有些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當年的一些工廠更優越。產業工人能夠完全依靠本職工作所得，保證家庭和子女的生存。可以說，在獲得足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工資和其他報酬這一點上，當年中國工人階級更接近發達國家無產階級的狀況，勞動力朝無產階級化的方向演進。所不同的是，當年中國還存在著大量完全農民身份的勞動力。
改革中斷了中國勞動力無產階級化過程，使之轉上了半無產階級化的軌道。改革以來，勞動力變成了商品，勞動者身份地位隨之發生了質的變化。職工的“鐵飯碗”被砸碎了，勞動力的就業取決於資本需求，工資隨行就市。中國不但產生了固定的失業大軍，而且，隨著勞保福利的基本消失，相當多就業人員的工資越來越難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即不足以養活全家人口。同時，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季節工、臨時工、流動工、兼職工等越來越成為中國勞動力就業的重要形式。正如在其他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勞動力進入半無產階級化過程。[28]
中國半無產階級大軍的主體是數量龐大的農民工，他們是改革中出現的“新生事物”。農民工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產業工人，而是典型的半無產者。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家裏有地，本人在城鎮和/或工礦務工，部分家庭成員還留在農村務農，他們的流動性強，工作和生活極不穩定。中國的農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後勞動力變化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況。
首先，農民工在數量上舉足輕重，目前規模估計為1.3億左右。按2005年中國2.7億城鎮就業人口計算，幾乎占了半壁江山，[29]他們大約占第二產業就業人員的58%，加工製造業的68%，在服務行業也超過一半。
其次，他們的工資水平低，處於非農業勞動力工資收入的底層。有數據表明，農民工在製造業和建築業的年薪大約是國有企業職工的53-55%，而在傳統服務業中工作的大多農村婦女的年收入比製造業和建築業還低很多。這種工資水平實際上低於勞動力成本，遠不足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農民工的報酬水平大大低於勞動力價格，使他們難以在就業的城鎮地區養育家庭。因此，長期的城鄉分居就成了農民工的主要生存方式，因為他們必須依靠農村收入的補貼，才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據統計，目前農民純收入中40%來自農民工從事非農勞動獲得的工資。
第三，他們是改革後大量湧現、遍及全國的血汗工廠勞動力的主力軍，是城鎮建築業以及城市人不願從事的其他工作的主要力量。他們通常不享有任何勞動保障，不享有任何醫療、教育等福利，也沒有工傷、養老保障。他們在缺乏基本生產安全的條件下工作，工作環境最惡劣，勞動強度最大，勞動時間遠遠超過《勞動法》的規定，是工傷、職業病最大的受害群體。他們工作不穩定，流動性最強，很多人不停地在不同地區、行業、城鄉之間流動，相當一部分人的工作帶有季節性特征，因為他們需要兼顧留在農村家庭的農業生產。
第四，由於工作分散和不穩定、工作技術含量低等原因，他們比城市產業工人更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幾乎完全不具有與雇主/資方討價還價的能力，是遭受資本無情驅使和最大限度壓榨的勞動力群體。對很多人來說，能夠按時拿到微薄的報酬已屬幸運，因為工錢被克扣的現象長期、大麵積發生，很多人甚至得不到任何勞動報酬。直到今天，農民工仍然不得不以各種匪夷所思的方式追討工錢，甚至反遭迫害。
第五，他們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難和壓力。家庭成員長期離分給城鎮務工的農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難以彌補的身心傷害。被迫留在農村的家人成了“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各自承受著殘缺家庭、留守狀態帶來的額外生活壓力和痛苦。有資料顯示，2006年在外出務工的1.3億人中，已婚者有1.06億人。除去舉家遷移的大約3900萬人，隻有一方外出務工的人數達6700萬人，以70%男性計算，農村僅“留守婦女”就有4700萬人左右。[30]有報告顯示，中國目前“留守兒童”大約為5800萬，平均每4個農村兒童就有一個，他們沒有與父母一起生活的起碼條件。[31]
正如其他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勞動力半無產階級化也成為了一種統計常態。西方一些組織以及政府熱衷於批評中國的血汗工廠，批評中國勞工遭受不公正待遇，似乎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但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必然後果，也是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必然產物。不過，血汗工廠在中國重新出現並迅速擴散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雖然在1995年頒布實施了《勞動法》，但《勞動法》迄今沒有得到切實貫徹。勞動者的權益難以保障，致使大量勞動力的工資所得不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除了政府執法不力外，一個深層原因是，沒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場經濟能夠解決本國勞動力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況。今天的中國並不例外。
（四）人文社會發展滯後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在社會發展領域取得了非同尋常的巨大進步，得到了世界公認和讚揚。作為一個低收入國家，中國幾乎所有社會人文指標的進步都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包括人均壽命、普及教育、減少文盲、嬰幼兒死亡率等等。到改革前夕，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已經十分接近中等收入國家。
通常，一國社會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對應，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卻是一個突出的例外，其社會發展的世界排名遠遠超過其經濟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兩者名次差別最大的國家。在改革前夕，中國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貧窮國家的第22位，而在人文發展中卻位居第51位，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32]此外，1960-1980年間，世界上從低人文發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不過十幾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這十幾個國家中，中國取得的進步最顯著，因為中國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長期以來，中國傾力投資於人文發展。因此，盡管人均收入低，它卻位於中等人文發展指數的國家類別。中國在人文發展指數與人均GNP之間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國民收入。”[33]中國當年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它在發展中國家中獨樹一幟，取得了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社會進步，顯示中國經濟社會製度在促進人文社會進步上具有優越性。中國從而被一些國際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
改革30年，中國的GDP高速增長，2004年人均GDP相當於1978年的10倍多。中國無疑比過去更富有了，總體生活水平更高了，按常理推測，中國的人文社會發展將在原有基礎上出現更大跨越。事實卻並非如此。一方麵，中國人文社會發展的超前性越來越小，即越來越接近其經濟水平，另一方麵，在某些人文發展指標上，例如在人均壽命增長方麵，中國近年來的進步甚至達不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由領先者落到了後進行列。從人文社會發展的總體進步來說，中國的表現不但與GDP快速增長不相稱，未能體現“增長促進”的效果，而且，由於社會保障體係崩潰，連原有的“支持導向”優勢也喪失了。[34]
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增加了33歲，遠遠高於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達到了當時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改革後，人均預期壽命增加速度大為放慢。1982-2002年的20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僅增長2.9歲，不但低於亞太地區的4.0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5.4歲、南亞的8.9歲、中東和北非的9.1歲，而且低於高收入國家的3.9歲。比中國表現更糟的隻有兩個地區，即歐洲和中亞（增長0.3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減少2.5歲）。這兩個地區不但沒有能與中國一比高下的GDP增長，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長期處於經濟困難和社會動蕩，歐洲中亞地區由於俄羅斯轉型期間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導致人均壽命大幅度下降。[35]
嬰兒死亡率是人文社會發展另一個重要指標。1990-2003年期間，嬰兒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在高收入國家平均為千分之3（從8下降到5，為2002年數字），中等收入國家為千分之12（從42下降到30），低收入國家為千分之15（從95下降到80），而中國僅為千分之9（從39下降到30）。從這些數字表明，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在1990年好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到2003年則與之拉平，進步速度明顯放緩，進步速度更是遠遠落在低收入國家後麵。中國的表現似乎隻好於高收入國家，但高收入國家嬰兒死亡率已經非常低，繼續下降的空間非常有限，並不具有可比性。同一個來源數據還表明，在這一期間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麵，中國的進步落後於幾乎所有地區的平均水平，包括東亞/太平洋、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中東/北非以及南亞，與中國相當的隻有撒哈拉以南非洲。[36]
在其他健康的指標上存在類似趨勢，例如疾病和傳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發病率、高自殺率等等。1975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農村普及合作醫療、防治血吸蟲病、麻瘋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麵的成績給予高度評價，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讚譽中國隻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中國總體的醫療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21位。2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排在191個國家中的144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188位，全球倒數第四。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醫療領域改革的市場化導向，政府大規模削減醫療投入。有醫療權威人士指出，發達國家用於醫藥衛生開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連在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讚比亞為5.8%，而中國隻為2.7%，而且，中國政府的衛生投入在整個醫藥衛生總支出的比例逐年減少。1985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為38.58%，1995年為17.97%，2000年以後隻剩下15%。相反，讓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醫藥費的比例卻逐年增加，1985年為28.46%，1995年為46.40%，2000年以後一直接近60%。[37]
改革期間中國的教育進步同樣不符合預期。新中國建立時，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文盲國家，人口文盲率超過80%。經過不到30年時間，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礎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這是一個驕人的進步，因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農村文盲率分別高達34.9%和67.3%，埃及分別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遠遠高於中國的巴西分別為16.8%和46.3%。中國普及教育的成就超過其他發展中大國，走在了它們的前麵。
基於建國後掃除文盲的速度，人們本來期待，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家擁有更多財富，徹底掃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實並非如此。改革30年來，政府製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標屢屢以失敗告終，大學生比例提高，但普及教育的腳步顯著放慢了。2005年，根據當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6歲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達10%。[38]這個數據印證了另一個來源提供的信息：據中國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年底，文盲總人數達到1.16億人，占世界文盲總數的11.3%，僅次於占世界文盲總數15.0%的印度。[39]
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教育原來取得的優勢正在大大縮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方麵。改革期間，一方麵是大學生入學率提高了，另一方麵卻有1億多人仍處於文盲狀態，得不到基本教育，表明中國越來越回歸一般發展中國家教育不平衡的狀況。也正如在其他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在中國，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樣習慣性地被歸結為經費不足。[40]但曆史事實是，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發展水平更低，政府卻能夠組織數次全國性大規模掃盲運動，使文盲率顯著降低。有人警告說，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可能無法實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計劃2015年實現一半文盲脫盲的目標。
國家的發達程度最終反映在人文社會發展水平上。改革後，中國的變化軌跡表現為優勢逐步喪失。誠然，與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總體水平尚不處於明顯劣勢，但與GDP高速增長提供的物質基礎相比明顯滯後。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並不難理解，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不但難以建立“支持導向”的人文社會發展模式，而且，由於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從而必然嚴重阻礙人文社會的相應進步。
（五）政府能力弱化
新中國革命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在曆經百年積貧積弱之後，中國擁有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在計劃經濟時期發揮如此有效的領導作用，以至無論人們對這個階段的評價如何，幾乎都有理由把各個領域的成就或失敗與政府直接聯係起來。相應地，政府似乎理所當然地承受一切，因為除政府以外，似乎沒有一隻所謂“看不見的手”可供推委責任。
曆史表明，當年中國政府既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案有效地解決麵臨的近期問題，也有能力製訂和實施長遠發展規劃，並堅持不懈地進行長期努力來實現既定目標。也正如曆史表明的那樣，政府強有力的領導創造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經濟社會進步。與此同時，由於某些政策不當，政府獨攬一切也造成了一些立竿見影的不良後果。但是，作為一個強政府，中國政府的能力還表現為能夠迅速糾正不當政策，在短時間內扭轉局麵。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通常不具備這種能力，還有不少政權甚至長期不穩定，難以行使正常的政府職能，因而被稱為“失敗國家”。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則普遍擁有較強的政府，無論是聯邦製還是單一製，政府一般具有較強的市場操控能力和多樣化的社會控製手段。政府的強弱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區別強國弱國的一個重要標誌。
中國改革在政府一手主持下展開。能讓中國這條大船平穩掉頭，改變航向，直到2008年沒發生社會斷裂或經濟大衰退，反而保持了經濟持續增長，表明中國政府的能力相當強大而有效，尤其是在改革前期。但隨著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
政府能力就是通常所說的領導能力。一個強政府意味著，它能夠確定基本經濟政治目標以及戰略戰術，能夠實施相應的決策，並能夠動員各種資源完成這個任務，得到希望看到的結果。拿這個標準衡量，改革後中國政府的行動能力可以說每況愈下。
轉上市場經濟軌道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政府似乎接受了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觀點，開始把自己定位於市場的經濟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為此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包括撤消經濟計劃，實行政企分開，逐步從經濟生產領域退出，把配置資源交給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實行分權化，擴大地方政府權力，減少政府作為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責任等等。
這種“政府職能的轉變”導致兩個可能是始料未及的突出後果。一是政府的規模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急劇膨脹。依靠國家財政供養的人員大幅度增加，以至官員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還多。同時，行政經費出現驚人增長，1978年到2003年，中國GDP增長了31倍，年均增長1.2倍，而行政管理經費增長了87倍，年均增長3.5倍。在一份包括西方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23國統計中，一般公務支出占中央財政總支出比重超過中國的隻有一個國家，而政府雇員報酬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超過中國的也隻有4個國家。[41]另有資料顯示，1986年到2005年，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6倍的情況下，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長23倍。[42]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政府在改革中變成了一個成本昂貴、資源耗費越來越多的政府。
轉換政府職能的第二個結果是，中央政府的權威明顯削弱，地方利益坐大，以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越來越傾向於擺脫中央約束，各自為政。這不但使有利於國家整體利益的政策措施難以貫徹實行，而且許多地方政府也越來越不能有效地甚至完成份內的職責。2007年上半年，中國媒體披露山西存在奴役勞工的黑磚窯，人們震驚於現代奴隸的非人遭遇，更憤怒於地方政府長期不作為，致使如此赤裸裸的人身壓迫持續多年。但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黑磚窯映射的與其說是基層政治的腐敗，不如說是基層政權的潰敗，也就是“政府公共職責的全麵喪失，基層社會生活秩序的嚴重紊亂，社會正義的根本性缺失。”[43]
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是全方位的，表現為政府不管的事情大大增加，政府想管而管不了的事情也大大增加，而政府實現預定目標的記錄越來越差。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盡管仍然有能力提出目標，實現目標的能力卻每況愈下，使越來越多的目標、政策和措施停留在口頭上和書麵上。例如：改革之初，政府正式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將近30年過去了，卻隻見有先富，不見共同富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中國進入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行列。
政府在1994年鄭重提出，要在20世紀末基本消滅貧困。[44]1997年共產黨的十五大重申了這個目標，莊嚴宣告：“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些宣示，被普遍理解為中國“要讓貧困連同二十世紀一起成為曆史”，或“決不把貧困人口帶入21世紀”。但隨後的發展表明，貧困並沒有被消滅在20世紀。直到今天，不但農村存在貧困人口，而且城市也出現了改革前基本不存在的絕對貧困人口。[45]貧困問題在中國變成了一個社會痼疾，政府也不再提徹底消除貧困這個目標了。
在教育方麵，199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要在20世紀末全國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這就是著名的“兩基”規劃。但直到今天，中國仍然不能保證全部適齡少年兒童完成9年義務教育。2007年九年義務教育完成率為84.14%，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欠債高達500多億元。[46]目前，中國6歲以上人口中每12個人就有一個文盲。政府提出把文盲消除在20世紀的目標也以失敗告終。
政府曾強調在發展中搞好生態環境治理，不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西方工業化老路，先後製訂了一係列河流、湖泊的具體治理計劃，投入很大財力。但實際上，被要求限期整改的項目往往隻見投資不見治理效果，期限過後汙染依舊，甚至更為嚴重。例如，限期治理淮河、太湖都已失敗告終，飲水、空氣、土地等汙染嚴重，環境安全麵臨日益嚴重的挑戰，濫用資源和破壞生態不斷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政府曾許諾要在20世紀末實現小康。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這個目標，把它說成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47]1982年共產黨的十二大正式引用這一概念，並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進入21世紀，人們才越來越發現，對大多數人來說，醫療、教育、住房的負擔日益沉重，以至形成了壓在頭上的新“三座大山”，距離小康社會仍然遙遠。2007年，共產黨十七大提出要建設“五有”社會，即“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很清楚，一個不能保證國民“五有”的社會很難算得上小康社會。
政府在經濟宏觀調控上曾得到國內外不少讚揚，但這種能力也在明顯下降。例如，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控製在8%左右，避免所謂經濟過熱，結果當年GDP增長超過11%。2007年這種局麵重複出現。麵對與所定目標脫節的結果，政府不但欣然接受，而且還當作了自己的工作成績。對待近年來急劇上升的房地產價格，政府同樣表現了類似的行為方式，三年調控無功而返，“調控”被民間譏為“空調”。政府推行的“市場換技術”戰略也越來越被認為是失敗的，因為將近30年過去了，中國不但缺乏所謂“核心技術”，而且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沒有產生任何世界級科技發明。而計劃經濟時期反而有這樣的成果，例如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激光照排等。
在依法治國的口號下，改革後立法突飛猛進。法律雖然多了，法律法規得不到切實執行卻越來越變成尋常之事。例如，1994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被認為標誌著“中國勞動法製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然而，勞動力地位的提高卻沒有隨之也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相反，建國以來，中國勞動者的地位和尊嚴還從來沒有像改革期間那樣遭到如此程度的損害，否則，也就不會有大量血汗工廠的建立和長期存在。在大量法規條文出台的同時，市場上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甚至假文憑、假學曆、假證件、假幹部、假警察、假軍人、假成果、假廣告等等，各級政府屢屢打擊卻是屢禁不止。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有些地方公開非法賣血導致艾滋病泛濫，卻長期不予或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包括一些國家級貧困縣在內的許多地方政府大興土木，興建超豪華辦公大樓，不惜大量舉債，但這種明顯的越軌行為長期得不到製止。
政府能力下降在生產安全上表現尤為經常和突出。改革後，中國煤礦礦難不斷，每年死傷人數高達30萬，為世界之最。到2007年，經過下大力氣整治之後，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仍然為發達國家50倍，甚至為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南非的4倍。另外，有些行業的事故還在上升，比如2006年危險化學品事故上升了16%，煙花爆竹事故上升了24%，另外有一次死亡3個人到9個人的煤礦重大事故，也上升了22%。每次發生重大礦難，政府都會“采取果斷措施”，“積極組織搶救”，同時追查責任，表明徹底整頓的決心，但礦難在政府官員的怒斥聲中照樣發生，政府的承諾越來越像一張空頭支票。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政府曾迅速消除了被認為根本無法消除的社會現象，例如娼妓業、賭博、吸毒、性病等。改革後“黃賭毒”卷土重來。到今天，其他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所有罪惡行當和“職業”無一不能在中國找到，這些“新”行當有販賣人口、黑社會、吸毒販毒、賭場、夜總會、賣淫嫖娼等，“新職業”則有職業乞丐、流浪兒、童工、奴隸工、包工頭、保安、三陪女、舞女、二奶、垃圾王等等。刑事犯罪活動猖獗，導致社會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鎮的防盜門窗成為大眾自我防護的無奈選擇，也顯示了公眾對政府維持社會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總之，從莊嚴承諾的大政方針例如不搞兩極分化，到政府限期目標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建立醫療保障體係、治理汙染等，甚至小到市場監管例如食品安全、包裝和建築材料標準等，政府越來越說得到卻做不到。政府甚至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員。改革以來，官場和官員腐敗不斷升溫，以致中國由一個清廉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在國際透明組織的統計中，中國早在1995年已經成了極端腐敗的國家之一，到2006年，仍然被認為是特大腐敗國家。大麵積、難以遏止的腐敗表明政府治理不力，反過來加劇了公眾的不信任，削弱政府動員群眾的道德力量，導致政府權威進一步下降。腐敗過程中官商結成的利益鏈條滲透到各個領域，建立各種利益聯盟，盤根錯節的裙帶/權貴資本主義令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難以奏效，以至人們感歎“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腦袋指揮不了四肢。
在國際舞台上，改革以來，中國政府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也開始接受西方援助，1995年甚至成為世界最大的受援國。援助方對中國的發展自然有它們的目的和願望。一項研究表明，正像援助方所希望的那樣，在華外援項目不僅成功地引入了“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而且還引入了政策改革。“外援在中國的活動和外援的方式為中國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和方法，影響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48]接受西方援助，聽從西方建議，也許不一定必然削弱政府能力。但事實是，盡管不斷聲稱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政府卻不僅沒有能力實現對國內人民的許多基本承諾，而且越來越沒有能力實現在國際上的許多重大承諾，例如京都議定書、聯合國新千年目標、保護知識產權等等。在開放政策指引下，改革後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事事處處強調“與世界接軌”，主動接受西方援助等。這種模式的中外互動增加了外部力量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力，對政府決策和行動能力形成一定製約。
當然，目前的中國政府還遠不是一個典型的弱政府，中國更稱不上是“失敗國家”。對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的國家動員能力仍然比較強大，這種能力突出表現在對一些突發事件的應對和處理上，例如在抗擊自然災害和災後重建中，政府都發揮了相對有效的組織領導作用。但是，政府能力下降的趨勢似乎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它有能力組織力量抗擊非典，卻不能有效控製某些重新抬頭的傳染性和地方性疾病，不能保障人人病有所醫；它能夠搶險救災，卻不能有效維護例如煤礦的生產安全，不能保證所有勞動者勞有所得；它能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打非掃黃，卻不能掃除黑社會；它能夠製訂法規和投入資金，卻不能遏製環境汙染和破壞。政府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似乎更多表現在“救火隊”功能上，在防止“失火”方麵則越來越捉襟見肘。假如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政府很可能喪失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控製，一旦出現更嚴重的全國性問題例如經濟或政治危機，它是否能有效化解也就越來越難以確定。
三、未來展望
改革開放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上分析表明，這些變化使中國越來越像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改革前的中國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卻算不上是一個“正常的”或“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因為那時的中國與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它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擁有社會主義製度和與之相適應的思想文化道德，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拒絕作為國際分工低端鏈條的一環而未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加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取得了其他同等經濟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沒有取得的經濟社會進步。同時，中國從根本上消除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種種社會弊病，在國際上具有與人均收入水平不相稱的世界影響力。改革開放三十年，除了GDP增長較快以外，中國與一般發展中國家在體製和社會表現上的差別越來越小，幾乎達到有它們之所有、無它們之所無的程度。中國憲法的序言說，“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製度已經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憲法第一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憲法第六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沒有其他任何市場經濟國家擁有這樣的憲法。然而，現實往往比宣言更有說服力。中國的改革致力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至於這個“特色”到底是什麽，三十年的實踐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中國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認清這一點，有助於理解中國今天的現實。從一個“正常”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看，今天發生在中國的幾乎所有現象不但很容易理解，而且幾乎都能輕易找到答案：用計劃經濟或曆史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標準衡量，改革後出現的大量現象無疑是不正常的，甚至匪夷所思，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這些現象在任何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卻不但完全正常，而且必然如此。因此，繼續用傳統社會主義的有色眼鏡觀察當今中國現實，難免陷入認識誤區。
認清這一點，還有助於認識中國未來的走向。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回歸“正常”，意味著喪失了原有的基本製度特色，走上了常規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對中國而言是福是禍？中國能夠沿著這條常規道路“和平崛起”，或者說，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對已經變成一個“正常”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最適當的參照當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曆史經驗，以及中國1949年之前的曆史經驗。如此看來，實現上述目標的前景並不樂觀。
當年，中國革命不但要推翻一個舊世界，實現國家獨立，建立社會主義製度，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實現富國強民。在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看來，要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就不能步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後塵、因循守舊，而必須打破常規，開辟新的發展道路，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就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們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49]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實行計劃經濟，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以利潤為中心，全國一盤棋，充分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打好工業化基礎，這正是為中國超常規發展所開辟的蹊徑。中國在短短20多年實現了初步工業化，取得了生產力的巨大飛躍，證明當時的發展道路和戰略選擇基本上行之有效。在計劃經濟後期，中國政府進一步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時間被定在20世紀末。事實上，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提出，憑借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應該而且有可能用五六十年超過美國。[50]現在看來，這個目標似乎過於野心勃勃，但當年並沒有遇到多少質疑，而且，根據建國後經濟超常規飛速發展的經驗，這個目標似乎並非高不可攀。當然，方法必須是打破常規，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正如毛主席所說，“我們一定要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誌，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51]
可惜的是，曆史在四個現代化蓄勢待發的當口出現了轉折，“本世紀（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止步於宏偉藍圖，人們也永遠失去了驗證該目標按照預定發展戰略能否得以實現的機會。
改革後中國重建市場經濟，再次拜西方為師，學習和因循市場經濟規則，放棄了另辟新路的努力，進入了“常規”發展軌道。曆史經驗和大量研究表明，盡管或許存在所謂“後發優勢”，但資本主義發展至今，能夠按照常規路線發揮這種優勢、進而趕超發達國家的所謂後發國家始終鳳毛麟角。相反，絕大多數國家幾百年來始終無法擺脫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一些一度高速增長的“明星國家”也難以擺脫“繁榮-膨脹-泡沫破裂-衰退”的怪圈，發展中國家在整體上始終麵臨“後發劣勢”或“發展陷阱”。參照這些曆史經驗，人們有理由設問，回歸到這條“正常”道路的中國具備怎樣的特殊條件，能夠避免重蹈這種始終不發達的“正常”軌跡，從中脫穎而出？
事實上，中國正在麵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的中短期挑戰。在GDP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今天的中國已然問題成堆。在經濟領域，有利可圖的增長部門和關鍵企業越來越多地為跨國公司所控製，市場逐步“殖民化”，人力資源優先服務於外資，經濟主權受到嚴重挑戰，存在著外資控製中國經濟的現實危險。在世界經濟史上，依靠外資實現現代化的例子絕無僅有，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所謂新興工業國。在中國，如果說1949年之前的經濟模式不能解決國家發展問題，反而導致了革命，那麽，重新回到這種模式的結果很可能同樣難以避免類似的困境。在社會領域已經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包括加速的兩極分化、加劇的勞資衝突，以及住房、醫療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卻越來越陷入苦無良策的境地。一些所謂關注“民生”的措施盡管能夠緩和矛盾，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產生矛盾的根源，正如其他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局麵一樣。另外，市場化改革導致社會分裂，理想信念破滅，道德價值淪喪，不再能夠同心同德，形不成統一意誌，大大降低了整個國家應對各種挑戰的能力。因此，即使中國的經濟仍保持較高速度增長，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和矛盾仍將長期存在，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正如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
更為嚴重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波動不可避免，由增長轉為衰退隻是時間問題。作為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國已經沒有任何特殊武器能夠有效應對經濟減速或衰退帶來的後果，例如危機時期通常出現的銀行擠兌、物價飛漲、股市崩盤、失業劇增等，而連年積累的各種矛盾例如官員腐敗、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等很可能集中爆發，甚至誘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動亂。這些問題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司空見慣，最幸運的政府也隻不過能夠把社會矛盾和衝突維持在低烈度水平上，避免全國規模的爆發，其他國家則不得不忍受長期社會混亂、內戰甚至分裂。沿這條常規道路走下去，中國有可能不會比這些國家更幸運，隻要看看1949年之前的曆史就很清楚。未來中國如果發生類似的金融或經濟危機，其後果隻會更嚴重，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國，身受其害的人口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迅速實現現代化，盡快成為發達國家，就是保持社會穩定、不出現全麵倒退可能也相當不易。
居安而思危，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三十年，我們應該對改革認真總結和反思。本文認為：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製度、社會經濟特征等方麵越來越類似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的問題、麵臨的挑戰也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類似。對改革的理論總結和反思應該以這一基本事實作為基礎，對未來改革走向的判斷也應該以此為依據。
（路愛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提要
中國改革已經持續了30年，學術界出現了很多對改革的理論總結和反思。本文提供了一個比較特殊的視角，作者縱向對比了改革前後的各類基本製度、社會經濟特征；橫向比較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狀況。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製度、社會經濟特征等方麵越來越類似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的問題、麵臨的挑戰也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類似。對改革的理論總結和反思應該以這一基本事實作為基礎，對未來改革走向的判斷也應該以此為依據。
改革三十年——中國成為“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改革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其深度和廣度不亞於一場大革命的後果，用翻天覆地形容殊不為過。國內外的各種評價潮湧而來。其中，有些人認為，中國成功地把計劃體製轉化為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這個步驟漸進而後果激進的轉型過程不但沒導致經濟下降，反而出現了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因此，中國的改革擁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創造了奇跡。但另一方麵，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日益突出，人文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明顯滯後，由此也引發了各種爭議。尤其近年來，質疑之聲由小變大，由弱漸強。有些人認為這是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價，無損於改革的巨大成功，需要而且能夠通過“繼續深化改革”加以解決；但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些問題反映了改革的性質和方向，表明中國增長模式難以持續。[1]
中國改革究竟意味著什麽？人們的理解自然不完全一致，但如下說法有可能得到了廣泛認可：1978年正式開始的改革是從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的過程；到今天，這個過程可以說基本完成了。中國已經從一個低收入的、初步工業化的計劃經濟轉變為一個低收入的、初步工業化的市場經濟。就實現這個目標而言，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成功的。不過，問題顯然沒有這麽簡單。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今天中國確實出現了兩極分化，也確實產生了“民營企業家階層”即新的資產階級。那麽,我們應該怎樣對改革進行反思呢?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從一個不常用的視角觀察中國的改革，分析和回答改革後的中國“是怎樣”的問題。這個視角就是：一般的或“正常的”發展中國家。[3]本文將論證，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建立，今天中國無論在製度上還是在社會經濟特征上，都與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場經濟國家即一般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趨同，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和麵臨的挑戰也越來越與這類國家相似。正因為如此，采用“正常的”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標準，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市場化轉型，更合理地解釋改革過程和目前狀況，從而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做出更符合實際的估計。
一、製度特征
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經過不到30年大規模經濟建設，國家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內成功解決了溫飽問題，國家由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初步工業化的國家。到改革前夕，按人均GDP衡量，中國無疑屬於低收入國家，但它卻不是一個一般的或“正常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
中國和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共同之處在於：生產力不夠發達，經濟實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較低，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處於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中國與這些國家存在明顯區別，其中最根本的是製度不同。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製度，是發展中國家僅有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之一。社會主義中國在政治體製、階級關係和社會組織，生產資料所有製、經濟運行和對外經濟關係，以及社會發展模式、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和主流價值觀上，都更接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有別於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資料公有製而不是私有製，實行經濟計劃而不依賴市場，“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建立全民社會保障體係，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切構成了中國的基本製度特色。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在政治經濟體製上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冷戰背景下是既不與西方也不與蘇聯陣營結盟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是發展中國家。就此而言，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是獨特的，非典型的，或者可以說，是“非正常的”。
不但中國不把自己看作一個一般的或“正常的”發展中國家，世界其他國家同樣如此。它們根據中國的這些特征評判和預測中國的行為，確定它們與中國的關係。例如，美國政府把中國叫做“紅色中國”、“毛的中國”或者“共產主義中國”，長期以來拒絕給以外交承認，堅持阻撓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些敵對行為，顯然並非由於中國的經濟不發達，而是由於它把社會主義的中國當作異類，當作資本主義世界的敵人。總之，由於計劃經濟時期的製度特色，無論中國本身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不把中國當作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
1978年開始的改革把中國帶入又一次曆史性轉折之中。改革開放30年後，誰都不能否認，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但這些變化表明了怎樣的曆史走向，迄今為止似仍然不甚明了。惟有“發展經濟”的目標很明確，其它一切則似乎仍處於“摸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宣布改革是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目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這些概念的定義，其特征或質的規定性，似乎完全由中國本身的現有狀況決定，即改革後的中國是什麽樣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什麽樣子。
（一）經濟體製
中國的改革從改變經濟計劃開始，逐步轉向了由所謂“國退民進”引導的產權改革。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私有經濟為主要部分的市場經濟，從而具備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體製的基本特征。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產權改革開始成為改革的重頭戲。產權變動的趨勢表現為公有製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實質上就是一個私有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300多萬個中小型國企和上百萬個集體企業幾乎完全退出了舞台，縣級和以下行政地區已經看不到國有企業的蹤影。2000年到2005年，二級以上國企由23萬家減少到12萬家，省屬國企中90%已完成改製。[4]根據全國工商聯、國家統計局等8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聯的研究，截止2005年底，私有部門在中國GDP中的比重已經達到50%，如果把外資統計在內，廣義上的私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65%；2005年底，民營企業（即私有企業）上繳的稅收已經超過國有企業，在有些地區，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來自這些所謂民營企業。[5]根據《中國統計年鑒２００６年》計算，2004年，國有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另外還有資料表明，中國私有經濟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力量。
2007年3月16日，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物權法》，國外很多人將此舉看作中國在法律上對私有經濟重新確認的一個裏程碑。
在私有製重建之前，中國已經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改革的最初對象是集中的經濟計劃體係。隨後，改革的市場取向越來越突出，從不斷降低經濟計劃的作用，相應擴大市場力量，到完全放棄經濟計劃，重新確立市場經濟製度。隨著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中國不但重新確立了市場經濟，而且選擇了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國家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外貿外資。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中最為開放的國家。
如果說，商品化程度是市場化最重要的標誌，那麽，今天的中國無疑是一個高度商品化的國家。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實質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東西轉化為商品。現在，不但生產資料、勞動力、生活資料成為商品，而且，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也在“產業化”名義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滿足主要取決於個人購買力。這些領域的高度商品化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征。在發達國家，政府通常限製這些領域的商品化或市場化。例如，它們大多傾向於把教育、醫療作為公共產品，通過社會化方式統籌提供，而不是作為一般商品進行買賣。
在今天的中國，市場可以說無處不在。市場經濟的種種要件，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無不繁榮昌盛。從廣告、股票、期貨、保險、消費貸款、彩票，到相應的從業人員如廣告商、經紀人、“黃牛黨”等，可謂應有盡有。政府在改革期間公開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把“效率”即“利潤”置於社會公平之上。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政府似乎更願意強調後者，至少表麵上不能不考慮公眾對社會公平的普遍要求。
中國的市場經濟身份是中國政府公開認定的。在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中國政府不但強調中國具有市場經濟地位，而且積極尋求其他國家的認可。到2008年2月末，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已經得到７７個國家的承認。[7]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由於中國的工會力量薄弱，勞動立法滯後、不完善以及實施無力，難以對資本形成必要的製約，因此，當今中國工人的工資遠不如資本家的利潤那樣有保障。資本家可以不勞而獲，而勞動者卻常常勞而不獲，以至勞工在不得已情況下，甚至采用自殺或自殺相威脅討要應得的工錢。這種破壞“等價交換原則”的公然掠奪現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不再流行，但在一般發展中國家則比較普遍。
中國當前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權錢交易盛行。在所謂優勝劣汰的競爭中，無處不在的潛規則似乎遠比所謂“公平交易”更能克敵製勝。政府熱衷於招商引資，資本的背後往往是政府或官員的影子，無論怎麽看都與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相去甚遠，因此被認為是一個官僚化的市場經濟或權貴市場經濟。
在一些人看來，存在這些現象是由於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成熟，不完善，處於初級階段，而出路在於繼續深化市場改革。事實上，完善的市場經濟隻存在於教科書和人們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場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共同的經濟體製特征。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時也更無序、更脆弱。此種現象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工業化程度較低，經濟中的壟斷程度較低，而政府管理和調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幹預，或者幹預效率更低。中國建國後建立起一個強政府，盡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遠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這種能力在市場轉型中日趨削弱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就越來越帶有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
（二）政治體製
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以共產黨執政為基本特征的中國政治體製不民主，是權威主義甚至極權主義。中國內部也存在政治體製改革的呼聲，要求實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認為這是中國改革的必由之路。盡管如此，中國目前的政治體製似乎並不能說明它不是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首先，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以政治體製的多樣化為特征。發達國家普遍實行多黨大選的所謂民主製，發展中國家則存在君主製、個人獨裁、軍人政權、大選民主等多種多樣的政治製度。按照西方的標準，所謂真正的民主國家大致隻有它們自己，其他國家最多隻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國家”，否則便是“混合體製”或甚至“集權國家”。因此，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西方排名機構把中國歸入非民主國家，頂多隻能說明中國還不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的一員，與他們的所謂民主製有所不同。[8]
其次，中國目前雖然維持共產黨執政的政治體製，但其基礎、結構和職能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共產黨執政的政府不再主張“共產”即公有製，而是以發展經濟為己任，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強調建立“和諧社會”。政府也不再直接組織生產，而是轉變職能，服務於市場，在競爭中充當“裁判員”，調和社會不同集團之間的對立和矛盾。
再次，在國際舞台上，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政府提出改變現存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不打算和不願意按照西方設定的遊戲規則行動，而是努力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力圖衝破這種國際秩序設置的障礙。改革後的中國政府則逐步接受了現存的世界秩序，熱衷於與世界“接軌”，遵循現有規則，積極參與國際勞動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各種國際組織。最近一些年，中國開始提出願意做“負責任的大國”，言外之意是中國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不負責任”，即不會做破壞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國從一個反對現有不合理的國際秩序的鬥士，變成了它的積極參與者和維護者，認可自己在國際分工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總之，無論在政治體製的基礎、結構和職能上，還是在政府的主張上，中國與世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已經沒有多少本質區別。但即使如此，國內外一些勢力仍然對中國政治體製表示特別“關注”，念念不忘施壓促變，要求中國轉向所謂民主製。事實上，這主要是由於他們對共產黨這個字眼過於敏感。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反對的是共產黨執政的一黨製，而不是一般的所謂一黨專政。因此，盡管改革後的中國把西方大國當作“夥伴”而不是對手，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利益相關者”，也早已放棄了推動世界革命的立場，但由於中國名義上仍然由共產黨執政，這些勢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徹底消除“共產黨因素”而後快。[9]拿民主說事，不過隻是一個借口罷了。
（三）社會保障體製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保障體製主要包括保障就業和社會保障。在就業方麵，國家保證全體有勞動能力的人獲得工作/勞動崗位，從根本上保障了全社會勞動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條件。這種不允許失業的勞動/就業製度，即後來被不無貶義地叫做“鐵飯碗”、“大鍋飯”的製度，是當年中國區別於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顯著特征。改革前，中國已經形成了覆蓋全國人口的基本社會保障網絡，這就是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村人口“五保戶”製度和合作醫療製度，以及根據1951年初政府公布實施的《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修訂）建立的城鎮人口社會保障體係。中國還在全國實行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全民免費教育。
曆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對完整的社會保障體係。隻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才能在經濟水平依然低下的條件下，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係，為全國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決被認為低收入國家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發展模式曾經被有的國際組織看作發展中國家的榜樣。但是，促進中國人文社會超前發展的這種社會保障製度卻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難以效仿的。這一點，也為中國轉上市場經濟之後自身的實踐所證明。中國在轉上市場經濟之後，原有的社會保障製度隨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業的“鐵飯碗”製度被打破了，勞動者重新變成了商品，失業成為“正常”現象。雖然政府設立了一定的救濟、補助機製，但勞動者從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結果，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有工作的勞動力隨時麵臨失業從而麵臨喪失生活來源的威脅，而失業的勞動力則已經喪失了通過勞動獲得收入的權利。
在市場化改革中，原有的社會保障體係基本瓦解，新體係至今未能建立起來。在城鎮，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退出曆史舞台。原來由這些企業承擔的職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隨之消失，隻有政府和國家事業單位職工還能繼續享有原來的基本社會保障。紛紛建立的各類私營企業在政府不加強製的條件下通常不遵守《勞動保險條例》，導致作為城鎮職工及其家庭社會保障基礎的條例實質性死亡。在農村，集體體製轉變為個體農戶經濟。失去了集體經濟的支撐，原先依附於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以及五保戶製度也同樣瓦解了，農村人口僅有的集體福利蕩然無存。
比較改革前後中國社會保障體係可以看出，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社會保障體係從無到有，覆蓋了幾乎全國人口；標準明確，全國大致統一；單位主管，貫徹有效；在城鎮，完全不需個人付費；在農村，合作醫療也隻需要極少量個人付費。不足的地方是，農村人口在社會保障程度和保障項目上遠遠不及城鎮人口，尚未建立農村養老金製度，城鎮不同職業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別。此外，與勞動單位掛鉤的體製導致社會化程度較低。改革後，全國性社會保障體係從有到無，支離破碎，人口覆蓋範圍急劇縮小，大多數人遊離在社會保障體係之外。結果，保障程度和項目差別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顯著擴大，社會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總之，改革不但沒有克服原來的問題，反而喪失了已經取得的進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國性社會保障體係的狀態。
在目前的社會保障製度中，覆蓋麵最大的是基本養老保險製度。但到2006年，全國還隻有25%的勞動力享有養老保險。廣大農村勞動力仍然幾乎沒有任何養老保險。1億多喪失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沒有社會化的養老保障。其他社會保障項目的覆蓋麵更低。[10]
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表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導、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係，隻有名目繁多的商業/私人保險，而它們的對象隻限於有支付能力的少數人。當個人財力不再能解決生老病死、上學升學等問題的時候，人們隻好求助於所謂“好心人”，寄希望於他人憐憫出手相助，這就產生了重建所謂慈善事業的需求。事實也正是如此。改革後，經常性的社會募捐不但用來應對突發災難，而且成為解決常規發展問題籌集資金的手段，例如用來資助教育的“希望工程”。慈善事業在中國興起並成為社會體製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改革後的“新生事物”，在“瀕臨崩潰”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尚且能夠提供社會保障，而在創造了增長“奇跡”的今天反而喪失了這種能力。這種情況表明，中國社會保障體係的變遷與經濟發展水平沒有關係，而與經濟政治製度的變化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中國在改革前後都屬於經濟不發達國家。但由於前一個時期獨特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製度，改革前的中國卻不是一個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改革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國原有的製度特色逐漸喪失，在經濟、政治、社會保障體製上與其他低收入市場經濟國家日益趨同，越來越難以發現與它們之間的差別。
二、社會特征
由於改革前的中國實行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中國的發展模式明顯不同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成就明顯優於一般發展中國家。這個時期，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進入加速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一舉逆轉了中國百年來的經濟頹勢。從1953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達到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達到11.4%，大大高於同期市場經濟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呈現出快速趕超勢頭。鄧小平在1979年對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總結說：“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距離。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的進步。”[11]這個評價應該說是中肯的，是實事求是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惠及全國人口，推動了整個社會的全麵發展。到計劃經濟後期，中國的一係列人文發展指標明顯領先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銀行1980年在對中國的經濟考察報道中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中最顯著的成就，則是在生活需要方麵使低收入群眾比其他窮國同類人好得多。”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當時在《經濟學》的第十版裏對此有一個生動的描述：“它[中國]向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並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並沒有挨餓，道路旁邊和街路上並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並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12]
改革後，中國以漸進方式對原有體製進行了根本改造。在沒有出現社會大動蕩的情況下，中國的社會麵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0年來，GDP保持著持續增長，增長速度大致在10%，超過計劃經濟時期，成為改革以來最大的亮點，也是改革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
與此同時，對改革不滿甚至抵製情緒始終揮之不去。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社會上就開始流行“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人們一方麵認可經濟增長改善了物質生活，另一方麵卻不滿隨之出現的某些社會現實例如兩極分化。進入21世紀後，這種不滿似乎轉化為更加強烈的質疑，政府提出“科學發展觀”，委婉承認“不科學發展”造成了某些不良後果，表示了加以矯正的意願。
但是，公眾甚至政府不滿的問題或後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的。一些人之所以難以接受，至少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們沿用社會主義標準判斷中國改革後的發展，認為這類問題不應該出現而出現了。事實上，對中國這樣一個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旦建立起市場經濟，其參照對象隻能是其他低收入的市場經濟國家，而不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綜觀世界，在任何一個低收入的發展中市場經濟國家，幾乎所有這些社會現象不但都是“正常的”，而且是天經地義、必然存在的。否則，它就算不上是一個不發達的市場經濟。這一點，隻要看看與中國同屬低中等收入一類的國家就很清楚了，例如巴西、哥倫比亞、埃及、印尼、伊朗、秘魯、菲律賓、斯裏蘭卡、泰國等。[13]所有這些國家無不存在著類似中國的社會現實，包括下麵將要分析一些經濟社會特征。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改革後出現的種種問題並沒有超出常規。因為建立了市場體製的中國隻不過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一員，不具備這類經濟社會特征反倒不合常理。
（一）經濟邊緣化
GDP的高速增長被看作中國市場化轉型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據。然而，眾所周知，增長不等於發展。[14]發展中國家正是由於其發展水平相對低下而長期處於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
在此或許需要首先簡述如下常識，即現代世界體係建立在統一的國際勞動分工上，其中發達國家占據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一直處於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在西方公然的殖民掠奪停止之後，建立在比較優勢原則上的國際勞動分工有效地維護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分工。長期發揮所謂比較優勢的結果，就是發展中國家長期被鎖定在分工劣勢之中，沒有也不可能爬到更高的分工鏈條上。幾百年來的經濟史表明，無論如何起勁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直到今天，發展中國家鮮有成為發達國家的。發達國家執世界經濟的牛耳，它們不允許發展中國家動搖自己的優勢地位。[15]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意義在跨越常規，為盡快擺脫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開辟新的發展道路。中國在這個時期保持了相當高的持續增長，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結構。到改革前夕，中國已經擁有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能夠生產許多邊緣國家不能生產的產品。“超常規”發展戰略使中國在建國後短短十幾年就擁有了核武器，成為多年來世界核大國中唯一的低收入國家，在科研領域也推出了世界級成果。因此，盡管人均收入水平類似於其他邊緣國家，但中國的經濟結構卻類似半邊緣國家，屬於發展中國家的特例。與同為發展中人口大國的印度相比，20世紀50年代初期印度人均收入相當於中國的兩倍。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麵超出印度，不但人均收入超過印度，工業化程度更是遠遠高於印度。
改革後，中國開始把追求GDP增長放在首位。為此，中國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建立出口導向的增長戰略，大量引進外資，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參與國際分工。1980-2005年，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率高達15.6%，大大高於GDP增長速度，相當於同期全球貿易總額年平均增長速度的兩倍。結果，中國進出口占全球進出口比重從198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5年的大約7%，
在全球排名從第22位上升到第3位。由於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到2005年，外資在中國的工業增加值、稅收總額、工業企業就業人數等方麵已經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額，支撐著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16]按照外貿占GDP的比重衡量，目前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中經濟最為開放的國家。中國經濟增長的這種明顯外貿導向或外向型特征，被認為嚴重到患上了“外資依賴症”的地步。[17]
經濟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對外開放並不難，因為強國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決定本國經濟開放度，而相對弱小的國家則通常難以抵禦內外壓力尤其是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不得不打開國門。但是，對外開放程度並不是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標準，無論美國還是日本，它們目前的開放程度都大大低於今天的中國。發展中國家同樣存在很大差別，甚至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其經濟反倒是高度開放的。需要分析的是，外向型增長模式是否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中國的國際分工角色是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還是越來越符合發展中國家的一般特征？
判斷一國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有一個簡單標準可做參考，那就是該國基本出口產品的結構或類別。有研究用出口商品構成衡量國家的生產力，發現它與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關。例如，富國的出口產品往往類似其他富國的出口產品，即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但也有例外。如果出口產品的結構高於人均收入通常預示的水平，說明該國生產力超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達到的水平。有研究表明，1992年中國出口產品結構類似於人均GDP比中國高6倍多的國家，表明中國擁有強大的產業能力，生產力表現出半邊緣國家的特征。然而，這個優勢在改革中不是保持或擴大，而是逐步縮小了，盡管與類似人均GDP水平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情況仍然要好一些。[18]
中國產業優勢逐漸下降的時期，正是中國開始大量引進外資，強調運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時期。為了保持價格優勢，以便充當外資企業的加工車間，擴大勞動密集產品出口，中國竭力維持低工資。這一做法的結果是在國內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在世界市場則難以跳出依靠低附加值產品進行惡性競爭的陷阱。中國的競爭對手主要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所謂“競底”或“競次”即打到底線的競爭（race to the bottom）中，各國比的不是誰生產力更高，產品科技含量更多，人力資本更雄厚，而是比誰更次、更糟，更能苛待本國勞動力，更能容忍對本國資源環境的破壞。事實證明，這種朝向工業文明底線的競爭不但不能提升一國的地位，不能使之邁上一個台階，反而使之陷入不發達陷阱難以自拔。如今，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國內市場同樣充斥著外國品牌的各種產品和消費品，許多原先著名的國產品牌大多已銷聲匿跡。中國可以大量出口，本土產業卻不能製造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產品，“有出口而無產業”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
GDP高速增長帶來了經濟總量增加，但經濟總量與工業化/現代化並不是一個概念。一直到1820年，即西方工業化開始後二十多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50％以上，是整個歐洲的1.22倍，中國經濟增長率一直高於歐洲，出口製造品世界第一，當時的世界上充斥著“中國製造”。但那時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弱國，抵擋不住西方的侵略和打擊。改革後的中國經濟總量擴大，但經濟結構惡化，對外依附性增加，國內消費規模得不到相應擴大甚至相對萎縮。在某些方麵，其日趨邊緣化的增長模式與成功實現了趕超的國家形成鮮明對照，例如日本。[19]經濟結構趨向邊緣化的結果就是，中國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而是拉近了與“正常的”發展中國家的距離。
（二）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兩極分化
改革以來，尤其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人口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社會呈現兩極分化趨勢。中國從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在沒有發生革命、沒有出現社會劇烈動蕩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麵貌在不到20年時間發生如此巨大改變，的確不同尋常。很多人還不習慣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因此，有關改革的正義性問題不時被提了出來。
放眼世界，人們很容易發現，如果說中國貧富分化的速度異乎尋常，那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目前高度不平等狀況則完全不是特例。無論經濟水平如何，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都比市場經濟國家更平等。當今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和南非。發達國家中，既有貧富差距很大的例如美國，但也有更多國家的收入差距低於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例如北歐和歐洲實行福利或社會市場經濟的國家。這樣說來，沒有如此明顯的收入差距，中國很難算得上是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究竟多大？不同來源提供的具體數字不太一樣，但有幾點不存在很大爭議：第一，按照通用的基尼係數衡量，中國屬於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國家；第二，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驚人；第三，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超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和世界組織以及各種研究都確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存在嚴重的收入不平等，貧富分化導致了社會人群的兩極分化。有研究表明，自1992年以來，中國總體基尼係數一直等於或者大於0.4，2004年達到0.4418。[20]亞洲開發銀行一項研究發現，中國的貧富差距已位居亞洲第二，超過了除尼泊爾之外所有亞洲國家。[21]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6》顯示，基尼係數低於中國的國家有94個，高於中國的國家隻有29個，亞洲隻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基尼係數比中國高。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基尼係數在0.2-0.3,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處於類似水平，在世界上屬於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體現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特色。那時中國收入差距主要來源於城鄉差別，根源主要是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改革後，無論城鄉還是城鄉內部的收入差別都顯著擴大，推動整個國家貧富分化加劇。1978年，中國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的比例為1比2.57，到2004年已經擴大到1比3.21。在城鎮人口中，1997年最低與最高收入差距是4.22倍，到2004年，兩者的差距拉大到8.87倍，7年擴大了1倍多。[22]據稱，鑒於富裕人口的收入中通常相當一部分屬於黑色和灰色收入，因此，他們的收入增長幅度很可能比顯示出來的更大，城鎮人口高低收入估計可能高達12倍以上。
在世界銀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國家排位中，2005年中國在120個國家中排第85位，在中國後麵隻有35個國家，其中32個是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這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大於所有發達國家，大於所有已經轉上資本主義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在休克轉型中以造就金融寡頭著稱的俄羅斯，也大於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依然沒有任何逆轉的跡象。照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的問題不是在經濟發展上趕上發達國家，而是在貧富差距上趕上世界上兩極分化最極端的國家。
收入不平等導致兩極分化，中國社會中的階級/階層分化不亞於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的一個特點是社會上不存在一個富豪階層，從各級政府幹部到國家最高領導人，從大小企業管理者到工程技術權威，從各類專家學者到著名文藝體育界人士，這些傳統上被視為社會精英的階層，當時卻並不擁有傳統上與其身份地位相稱的財富，基本上是有名望而無財富。社會“精英”的這種狀態堪稱中國特色或社會主義特色，在任何“正常的”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後，一個新富階層隨著市場經濟的回歸重新崛起，在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中以最快的速度實現了與世界上流社會的接軌。這個新富階層在財富水平、消費模式、生活方式、趣味愛好以及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等方麵，都與世界各國的上層越來越接近，而與本國的工農勞動階層越來越疏離，雖同為國人卻實際上形同路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2007年，據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估算，這個所謂“中國新社會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23]在中國13億人口中不足0.4%。盡管如此，就絕對數量來說，中國的新富階層人數已然相當於一個世界人口中等大國。這個比例極小而絕對數龐大的新富階層擁有巨大消費能力，成為國際奢侈品銷售商的新寵。改革近30年來，中國人均財富在世界排名仍在一百多位，隻不過是美國人均財富的2%，但中國近年來的奢侈品消費卻高居世界第二。
中國是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6年，城鎮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過11,759元（大約相當1500美元），同期農村居民全年人均純收入更是隻有3,587元（不到500美元）。就在這樣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國卻造就了世界級的巨富。在《富布斯》2007年身價十億美元以上的全球946名富豪榜上，中國大陸與巴西和西班牙一樣，各擁有20人，超過法國、意大利、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等國家。[24]另據統計，2007年中國已成為億萬富豪人數第二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25]全球最大富翁榜上既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所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有經濟落後、人均收入低下的人口大國例如印度和中國。在市場經濟中，雖然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實力根本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比，但弱國窮國照樣能夠出產超級富豪，少數富人的富裕程度毫不遜色，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無疑，中國在這個領域中也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迅速接軌。
富人階層的另一端是貧困階層或所謂“弱勢群體”。他們中除了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所謂邊緣人群例如乞討、流浪者之外，主要是收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廣大勞動者。也可以說，除了比例極小（盡管絕對數量可觀）的暴富階層以及大約15-20%的所謂中產階級之外，其餘人口都屬於這個群體。他們的就業和生活狀態雖然並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弱勢，那就是，相對於有產者特別是掌握生產資料的大資本家階級，他們在經濟地位上處於絕對劣勢，不得不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缺乏在勞動報酬、工作條件和勞動保護等方麵討價還價的能力。
與富翁群體一樣，弱勢群體也是改革後出現的“新興”階層，是社會分化硬幣的兩個方麵。這個“新興”群體的出現在農村與解散集體經濟、重返個體生產有關，而在城鎮，則是企業改製或私有化的直接後果。企業改製導致國企紛紛敗北，尤其是中小企業在抓大放小的口號下或者關閉或者轉為私人所有，導致職工與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大量勞動者失去工作，流向了社會底層，形成了以中小企業下崗失業職工為主體的城市弱勢群體。他們喪失了原有就業提供的醫療、養老等福利待遇，社會地位越來越向原來就缺乏這些保障的農村進城勞動力靠攏。這個群體距離赤貧往往隻有一步之遙。改革初期，由於當時的收入分配仍然比較平等，經濟的快速增長顯著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到20世紀末徹底消除貧困人口的政府目標宣告破產。根據政府公布的數字，2006/07年，中國貧困人口仍有4800萬，其中農村2600萬，城鎮2200萬，占總人口的比重約為3.7％。由於中國貧困人口的標準很低，遠遠達不到國際上通常采用的人均日生活費1美元的水平，中國的貧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種高度貧窮。如果采用國際通用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約為1.35億，相當於總人口的十分之一。[26]2006年12月1日，世界銀行專家在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在2001-2003年期間，中國經濟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人群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還有跡象表明，中國最貧困的人群正在進一步滑向貧困的深淵。這份報告再次表明，貧困人口的收入並不能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水漲船高。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一個實際收入減少的龐大群體，據說全球還是第一次記錄到。這也許算的上中國改革創造的另一個“奇跡”。
經濟增長與貧困共存的現象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的頑症。例如，在人均收入大大超過中國的拉美地區，早就存在這種所謂“增長性貧困”，即一方麵經濟增長，另一方麵貧困現象惡化。看來，推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無論經濟是否增長，都必須接受社會兩極分化這個後果。
（三）勞動力半無產階級化
與發達國家的無產者相比，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更高比例的半無產者。可以說，如果無產階級化是發達國家勞動力變化的主要特征，那麽，發展中國家的典型特征是勞動力的半無產階級化。改革期間，在產生了遍及全球的“中國製造”的“工業化”浪潮中，中國的勞動力具有這一特征。
一般認為，工業化伴隨著勞動者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即小生產者被剝奪，使之除了自身勞動力之外沒有其他謀生手段，從而不得不出賣勞動力，成為雇傭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或者通常所說的工資，必須足以維持勞動力基本生存和再生產。這個過程就是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但是，綜觀全球，基本實現了勞動力無產階級化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國家的勞動力能夠完全依靠工資所得和基本福利來供養家庭，實現勞動力再生產。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盡管存在一部分完全依靠工資為生的工人家庭，但大量勞動群體卻生活在半無產者家庭中。他們除工資之外，還需要而且必須從各種兼職中獲得收入，包括小農生產，因為他們的工資通常低於維持勞動力生存和再生產的水平。這種狀況是世界經濟結構所決定的。資本全球擴張的目的不在於把勞動力變成無產階級，而在於榨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半無產階級化更有利於實現這個目標，而處於世界經濟邊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維持半無產階級化的條件。[27]
與無產階級化相比，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更加深重。他們的勞動時間更長，勞動強度更大，勞動條件更惡劣，更缺乏生活和權利保障。他們在低於勞動力價格的工資水平上之所以還能生存，完全是由於他們和/或家庭在這份工作之外，還通過其他勞作獲得收入，才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就業工人的家庭及其子女供養本來應該計入勞動力成本，但他們得到的低工資不足以支付這一部分費用，因此，半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及其家庭子女通常不得不參加勞動，全部或部分地自食其力。發展中國家以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動力為特色，這些勞動力大量表現為季節工、臨時工、流動工人、兼職工人等。
1949年之後，中國迅速消滅了血汗工廠，加速進行的工業化把大量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國家建立的勞動保護體係很快覆蓋了各類企業的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日製度，勞動條件顯著改善。保障就業的政策使所有工人都捧上了“鐵飯碗”，勞動者沒有失業之憂，享有與就業相聯係的一係列福利待遇，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等。在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製度下，工人獲得了與西方現代工廠不相上下的勞保條件，在有些方麵，例如工人的勞保醫療，甚至比有些發達國家例如美國當年的一些工廠更優越。產業工人能夠完全依靠本職工作所得，保證家庭和子女的生存。可以說，在獲得足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工資和其他報酬這一點上，當年中國工人階級更接近發達國家無產階級的狀況，勞動力朝無產階級化的方向演進。所不同的是，當年中國還存在著大量完全農民身份的勞動力。
改革中斷了中國勞動力無產階級化過程，使之轉上了半無產階級化的軌道。改革以來，勞動力變成了商品，勞動者身份地位隨之發生了質的變化。職工的“鐵飯碗”被砸碎了，勞動力的就業取決於資本需求，工資隨行就市。中國不但產生了固定的失業大軍，而且，隨著勞保福利的基本消失，相當多就業人員的工資越來越難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即不足以養活全家人口。同時，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入城市，季節工、臨時工、流動工、兼職工等越來越成為中國勞動力就業的重要形式。正如在其他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勞動力進入半無產階級化過程。[28]
中國半無產階級大軍的主體是數量龐大的農民工，他們是改革中出現的“新生事物”。農民工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產業工人，而是典型的半無產者。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家裏有地，本人在城鎮和/或工礦務工，部分家庭成員還留在農村務農，他們的流動性強，工作和生活極不穩定。中國的農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改革後勞動力變化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況。
首先，農民工在數量上舉足輕重，目前規模估計為1.3億左右。按2005年中國2.7億城鎮就業人口計算，幾乎占了半壁江山，[29]他們大約占第二產業就業人員的58%，加工製造業的68%，在服務行業也超過一半。
其次，他們的工資水平低，處於非農業勞動力工資收入的底層。有數據表明，農民工在製造業和建築業的年薪大約是國有企業職工的53-55%，而在傳統服務業中工作的大多農村婦女的年收入比製造業和建築業還低很多。這種工資水平實際上低於勞動力成本，遠不足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農民工的報酬水平大大低於勞動力價格，使他們難以在就業的城鎮地區養育家庭。因此，長期的城鄉分居就成了農民工的主要生存方式，因為他們必須依靠農村收入的補貼，才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據統計，目前農民純收入中40%來自農民工從事非農勞動獲得的工資。
第三，他們是改革後大量湧現、遍及全國的血汗工廠勞動力的主力軍，是城鎮建築業以及城市人不願從事的其他工作的主要力量。他們通常不享有任何勞動保障，不享有任何醫療、教育等福利，也沒有工傷、養老保障。他們在缺乏基本生產安全的條件下工作，工作環境最惡劣，勞動強度最大，勞動時間遠遠超過《勞動法》的規定，是工傷、職業病最大的受害群體。他們工作不穩定，流動性最強，很多人不停地在不同地區、行業、城鄉之間流動，相當一部分人的工作帶有季節性特征，因為他們需要兼顧留在農村家庭的農業生產。
第四，由於工作分散和不穩定、工作技術含量低等原因，他們比城市產業工人更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幾乎完全不具有與雇主/資方討價還價的能力，是遭受資本無情驅使和最大限度壓榨的勞動力群體。對很多人來說，能夠按時拿到微薄的報酬已屬幸運，因為工錢被克扣的現象長期、大麵積發生，很多人甚至得不到任何勞動報酬。直到今天，農民工仍然不得不以各種匪夷所思的方式追討工錢，甚至反遭迫害。
第五，他們的家庭承受沉重苦難和壓力。家庭成員長期離分給城鎮務工的農民工及其家庭造成難以彌補的身心傷害。被迫留在農村的家人成了“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各自承受著殘缺家庭、留守狀態帶來的額外生活壓力和痛苦。有資料顯示，2006年在外出務工的1.3億人中，已婚者有1.06億人。除去舉家遷移的大約3900萬人，隻有一方外出務工的人數達6700萬人，以70%男性計算，農村僅“留守婦女”就有4700萬人左右。[30]有報告顯示，中國目前“留守兒童”大約為5800萬，平均每4個農村兒童就有一個，他們沒有與父母一起生活的起碼條件。[31]
正如其他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勞動力半無產階級化也成為了一種統計常態。西方一些組織以及政府熱衷於批評中國的血汗工廠，批評中國勞工遭受不公正待遇，似乎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但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必然後果，也是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必然產物。不過，血汗工廠在中國重新出現並迅速擴散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雖然在1995年頒布實施了《勞動法》，但《勞動法》迄今沒有得到切實貫徹。勞動者的權益難以保障，致使大量勞動力的工資所得不能維持勞動力再生產。除了政府執法不力外，一個深層原因是，沒有任何低收入的市場經濟能夠解決本國勞動力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況。今天的中國並不例外。
（四）人文社會發展滯後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在社會發展領域取得了非同尋常的巨大進步，得到了世界公認和讚揚。作為一個低收入國家，中國幾乎所有社會人文指標的進步都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包括人均壽命、普及教育、減少文盲、嬰幼兒死亡率等等。到改革前夕，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已經十分接近中等收入國家。
通常，一國社會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對應，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卻是一個突出的例外，其社會發展的世界排名遠遠超過其經濟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兩者名次差別最大的國家。在改革前夕，中國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貧窮國家的第22位，而在人文發展中卻位居第51位，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32]此外，1960-1980年間，世界上從低人文發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不過十幾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這十幾個國家中，中國取得的進步最顯著，因為中國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長期以來，中國傾力投資於人文發展。因此，盡管人均收入低，它卻位於中等人文發展指數的國家類別。中國在人文發展指數與人均GNP之間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國民收入。”[33]中國當年雖然是發展中國家，但它在發展中國家中獨樹一幟，取得了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社會進步，顯示中國經濟社會製度在促進人文社會進步上具有優越性。中國從而被一些國際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
改革30年，中國的GDP高速增長，2004年人均GDP相當於1978年的10倍多。中國無疑比過去更富有了，總體生活水平更高了，按常理推測，中國的人文社會發展將在原有基礎上出現更大跨越。事實卻並非如此。一方麵，中國人文社會發展的超前性越來越小，即越來越接近其經濟水平，另一方麵，在某些人文發展指標上，例如在人均壽命增長方麵，中國近年來的進步甚至達不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由領先者落到了後進行列。從人文社會發展的總體進步來說，中國的表現不但與GDP快速增長不相稱，未能體現“增長促進”的效果，而且，由於社會保障體係崩潰，連原有的“支持導向”優勢也喪失了。[34]
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增加了33歲，遠遠高於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達到了當時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改革後，人均預期壽命增加速度大為放慢。1982-2002年的20年間，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僅增長2.9歲，不但低於亞太地區的4.0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5.4歲、南亞的8.9歲、中東和北非的9.1歲，而且低於高收入國家的3.9歲。比中國表現更糟的隻有兩個地區，即歐洲和中亞（增長0.3歲），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減少2.5歲）。這兩個地區不但沒有能與中國一比高下的GDP增長，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長期處於經濟困難和社會動蕩，歐洲中亞地區由於俄羅斯轉型期間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導致人均壽命大幅度下降。[35]
嬰兒死亡率是人文社會發展另一個重要指標。1990-2003年期間，嬰兒死亡率的下降幅度在高收入國家平均為千分之3（從8下降到5，為2002年數字），中等收入國家為千分之12（從42下降到30），低收入國家為千分之15（從95下降到80），而中國僅為千分之9（從39下降到30）。從這些數字表明，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在1990年好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到2003年則與之拉平，進步速度明顯放緩，進步速度更是遠遠落在低收入國家後麵。中國的表現似乎隻好於高收入國家，但高收入國家嬰兒死亡率已經非常低，繼續下降的空間非常有限，並不具有可比性。同一個來源數據還表明，在這一期間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麵，中國的進步落後於幾乎所有地區的平均水平，包括東亞/太平洋、歐洲/中亞、拉美/加勒比、中東/北非以及南亞，與中國相當的隻有撒哈拉以南非洲。[36]
在其他健康的指標上存在類似趨勢，例如疾病和傳染病感染和死亡率、精神病發病率、高自殺率等等。1975年，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農村普及合作醫療、防治血吸蟲病、麻瘋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麵的成績給予高度評價，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讚譽中國隻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中國總體的醫療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排名第21位。20多年過去了，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排在191個國家中的144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188位，全球倒數第四。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醫療領域改革的市場化導向，政府大規模削減醫療投入。有醫療權威人士指出，發達國家用於醫藥衛生開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連在發展中國家，巴西為7.9%，印度為6.1%，讚比亞為5.8%，而中國隻為2.7%，而且，中國政府的衛生投入在整個醫藥衛生總支出的比例逐年減少。1985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為38.58%，1995年為17.97%，2000年以後隻剩下15%。相反，讓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醫藥費的比例卻逐年增加，1985年為28.46%，1995年為46.40%，2000年以後一直接近60%。[37]
改革期間中國的教育進步同樣不符合預期。新中國建立時，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文盲國家，人口文盲率超過80%。經過不到30年時間，政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礎上努力普及教育，到70年代末，文盲率在城市下降到16.4%，在農村下降到34.7%。這是一個驕人的進步，因為在同期，印度的城市和農村文盲率分別高達34.9%和67.3%，埃及分別為39.7%和70.6%，而人均收入遠遠高於中國的巴西分別為16.8%和46.3%。中國普及教育的成就超過其他發展中大國，走在了它們的前麵。
基於建國後掃除文盲的速度，人們本來期待，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家擁有更多財富，徹底掃除文盲指日可待。但事實並非如此。改革30年來，政府製定的普及全民教育目標屢屢以失敗告終，大學生比例提高，但普及教育的腳步顯著放慢了。2005年，根據當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6歲以上人口的文盲比例仍然高達10%。[38]這個數據印證了另一個來源提供的信息：據中國教育部高官透露，截至2005年底，文盲總人數達到1.16億人，占世界文盲總數的11.3%，僅次於占世界文盲總數15.0%的印度。[39]
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教育原來取得的優勢正在大大縮小，尤其在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方麵。改革期間，一方麵是大學生入學率提高了，另一方麵卻有1億多人仍處於文盲狀態，得不到基本教育，表明中國越來越回歸一般發展中國家教育不平衡的狀況。也正如在其他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在中國，未能普及教育的原因，同樣習慣性地被歸結為經費不足。[40]但曆史事實是，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發展水平更低，政府卻能夠組織數次全國性大規模掃盲運動，使文盲率顯著降低。有人警告說，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可能無法實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計劃2015年實現一半文盲脫盲的目標。
國家的發達程度最終反映在人文社會發展水平上。改革後，中國的變化軌跡表現為優勢逐步喪失。誠然，與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目前的總體水平尚不處於明顯劣勢，但與GDP高速增長提供的物質基礎相比明顯滯後。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並不難理解，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不但難以建立“支持導向”的人文社會發展模式，而且，由於收入高度不平等，不能使全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從而必然嚴重阻礙人文社會的相應進步。
（五）政府能力弱化
新中國革命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在曆經百年積貧積弱之後，中國擁有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在計劃經濟時期發揮如此有效的領導作用，以至無論人們對這個階段的評價如何，幾乎都有理由把各個領域的成就或失敗與政府直接聯係起來。相應地，政府似乎理所當然地承受一切，因為除政府以外，似乎沒有一隻所謂“看不見的手”可供推委責任。
曆史表明，當年中國政府既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案有效地解決麵臨的近期問題，也有能力製訂和實施長遠發展規劃，並堅持不懈地進行長期努力來實現既定目標。也正如曆史表明的那樣，政府強有力的領導創造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經濟社會進步。與此同時，由於某些政策不當，政府獨攬一切也造成了一些立竿見影的不良後果。但是，作為一個強政府，中國政府的能力還表現為能夠迅速糾正不當政策，在短時間內扭轉局麵。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通常不具備這種能力，還有不少政權甚至長期不穩定，難以行使正常的政府職能，因而被稱為“失敗國家”。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則普遍擁有較強的政府，無論是聯邦製還是單一製，政府一般具有較強的市場操控能力和多樣化的社會控製手段。政府的強弱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區別強國弱國的一個重要標誌。
中國改革在政府一手主持下展開。能讓中國這條大船平穩掉頭，改變航向，直到2008年沒發生社會斷裂或經濟大衰退，反而保持了經濟持續增長，表明中國政府的能力相當強大而有效，尤其是在改革前期。但隨著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
政府能力就是通常所說的領導能力。一個強政府意味著，它能夠確定基本經濟政治目標以及戰略戰術，能夠實施相應的決策，並能夠動員各種資源完成這個任務，得到希望看到的結果。拿這個標準衡量，改革後中國政府的行動能力可以說每況愈下。
轉上市場經濟軌道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政府似乎接受了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觀點，開始把自己定位於市場的經濟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為此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包括撤消經濟計劃，實行政企分開，逐步從經濟生產領域退出，把配置資源交給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實行分權化，擴大地方政府權力，減少政府作為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責任等等。
這種“政府職能的轉變”導致兩個可能是始料未及的突出後果。一是政府的規模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急劇膨脹。依靠國家財政供養的人員大幅度增加，以至官員在平民中的比例翻了一番還多。同時，行政經費出現驚人增長，1978年到2003年，中國GDP增長了31倍，年均增長1.2倍，而行政管理經費增長了87倍，年均增長3.5倍。在一份包括西方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23國統計中，一般公務支出占中央財政總支出比重超過中國的隻有一個國家，而政府雇員報酬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超過中國的也隻有4個國家。[41]另有資料顯示，1986年到2005年，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4.6倍的情況下，中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增長23倍。[42]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政府在改革中變成了一個成本昂貴、資源耗費越來越多的政府。
轉換政府職能的第二個結果是，中央政府的權威明顯削弱，地方利益坐大，以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越來越傾向於擺脫中央約束，各自為政。這不但使有利於國家整體利益的政策措施難以貫徹實行，而且許多地方政府也越來越不能有效地甚至完成份內的職責。2007年上半年，中國媒體披露山西存在奴役勞工的黑磚窯，人們震驚於現代奴隸的非人遭遇，更憤怒於地方政府長期不作為，致使如此赤裸裸的人身壓迫持續多年。但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黑磚窯映射的與其說是基層政治的腐敗，不如說是基層政權的潰敗，也就是“政府公共職責的全麵喪失，基層社會生活秩序的嚴重紊亂，社會正義的根本性缺失。”[43]
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是全方位的，表現為政府不管的事情大大增加，政府想管而管不了的事情也大大增加，而政府實現預定目標的記錄越來越差。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盡管仍然有能力提出目標，實現目標的能力卻每況愈下，使越來越多的目標、政策和措施停留在口頭上和書麵上。例如：改革之初，政府正式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將近30年過去了，卻隻見有先富，不見共同富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中國進入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行列。
政府在1994年鄭重提出，要在20世紀末基本消滅貧困。[44]1997年共產黨的十五大重申了這個目標，莊嚴宣告：“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些宣示，被普遍理解為中國“要讓貧困連同二十世紀一起成為曆史”，或“決不把貧困人口帶入21世紀”。但隨後的發展表明，貧困並沒有被消滅在20世紀。直到今天，不但農村存在貧困人口，而且城市也出現了改革前基本不存在的絕對貧困人口。[45]貧困問題在中國變成了一個社會痼疾，政府也不再提徹底消除貧困這個目標了。
在教育方麵，199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要在20世紀末全國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這就是著名的“兩基”規劃。但直到今天，中國仍然不能保證全部適齡少年兒童完成9年義務教育。2007年九年義務教育完成率為84.14%，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欠債高達500多億元。[46]目前，中國6歲以上人口中每12個人就有一個文盲。政府提出把文盲消除在20世紀的目標也以失敗告終。
政府曾強調在發展中搞好生態環境治理，不走先汙染後治理的西方工業化老路，先後製訂了一係列河流、湖泊的具體治理計劃，投入很大財力。但實際上，被要求限期整改的項目往往隻見投資不見治理效果，期限過後汙染依舊，甚至更為嚴重。例如，限期治理淮河、太湖都已失敗告終，飲水、空氣、土地等汙染嚴重，環境安全麵臨日益嚴重的挑戰，濫用資源和破壞生態不斷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政府曾許諾要在20世紀末實現小康。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這個目標，把它說成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47]1982年共產黨的十二大正式引用這一概念，並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進入21世紀，人們才越來越發現，對大多數人來說，醫療、教育、住房的負擔日益沉重，以至形成了壓在頭上的新“三座大山”，距離小康社會仍然遙遠。2007年，共產黨十七大提出要建設“五有”社會，即“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很清楚，一個不能保證國民“五有”的社會很難算得上小康社會。
政府在經濟宏觀調控上曾得到國內外不少讚揚，但這種能力也在明顯下降。例如，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控製在8%左右，避免所謂經濟過熱，結果當年GDP增長超過11%。2007年這種局麵重複出現。麵對與所定目標脫節的結果，政府不但欣然接受，而且還當作了自己的工作成績。對待近年來急劇上升的房地產價格，政府同樣表現了類似的行為方式，三年調控無功而返，“調控”被民間譏為“空調”。政府推行的“市場換技術”戰略也越來越被認為是失敗的，因為將近30年過去了，中國不但缺乏所謂“核心技術”，而且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沒有產生任何世界級科技發明。而計劃經濟時期反而有這樣的成果，例如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激光照排等。
在依法治國的口號下，改革後立法突飛猛進。法律雖然多了，法律法規得不到切實執行卻越來越變成尋常之事。例如，1994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被認為標誌著“中國勞動法製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然而，勞動力地位的提高卻沒有隨之也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相反，建國以來，中國勞動者的地位和尊嚴還從來沒有像改革期間那樣遭到如此程度的損害，否則，也就不會有大量血汗工廠的建立和長期存在。在大量法規條文出台的同時，市場上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甚至假文憑、假學曆、假證件、假幹部、假警察、假軍人、假成果、假廣告等等，各級政府屢屢打擊卻是屢禁不止。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有些地方公開非法賣血導致艾滋病泛濫，卻長期不予或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止。包括一些國家級貧困縣在內的許多地方政府大興土木，興建超豪華辦公大樓，不惜大量舉債，但這種明顯的越軌行為長期得不到製止。
政府能力下降在生產安全上表現尤為經常和突出。改革後，中國煤礦礦難不斷，每年死傷人數高達30萬，為世界之最。到2007年，經過下大力氣整治之後，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仍然為發達國家50倍，甚至為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南非的4倍。另外，有些行業的事故還在上升，比如2006年危險化學品事故上升了16%，煙花爆竹事故上升了24%，另外有一次死亡3個人到9個人的煤礦重大事故，也上升了22%。每次發生重大礦難，政府都會“采取果斷措施”，“積極組織搶救”，同時追查責任，表明徹底整頓的決心，但礦難在政府官員的怒斥聲中照樣發生，政府的承諾越來越像一張空頭支票。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政府曾迅速消除了被認為根本無法消除的社會現象，例如娼妓業、賭博、吸毒、性病等。改革後“黃賭毒”卷土重來。到今天，其他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所有罪惡行當和“職業”無一不能在中國找到，這些“新”行當有販賣人口、黑社會、吸毒販毒、賭場、夜總會、賣淫嫖娼等，“新職業”則有職業乞丐、流浪兒、童工、奴隸工、包工頭、保安、三陪女、舞女、二奶、垃圾王等等。刑事犯罪活動猖獗，導致社會安全感低下，遍及城鎮的防盜門窗成為大眾自我防護的無奈選擇，也顯示了公眾對政府維持社會治安的能力信心不足。
總之，從莊嚴承諾的大政方針例如不搞兩極分化，到政府限期目標例如增加教育投入、建立醫療保障體係、治理汙染等，甚至小到市場監管例如食品安全、包裝和建築材料標準等，政府越來越說得到卻做不到。政府甚至沒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官員。改革以來，官場和官員腐敗不斷升溫，以致中國由一個清廉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在國際透明組織的統計中，中國早在1995年已經成了極端腐敗的國家之一，到2006年，仍然被認為是特大腐敗國家。大麵積、難以遏止的腐敗表明政府治理不力，反過來加劇了公眾的不信任，削弱政府動員群眾的道德力量，導致政府權威進一步下降。腐敗過程中官商結成的利益鏈條滲透到各個領域，建立各種利益聯盟，盤根錯節的裙帶/權貴資本主義令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難以奏效，以至人們感歎“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腦袋指揮不了四肢。
在國際舞台上，改革以來，中國政府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也開始接受西方援助，1995年甚至成為世界最大的受援國。援助方對中國的發展自然有它們的目的和願望。一項研究表明，正像援助方所希望的那樣，在華外援項目不僅成功地引入了“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而且還引入了政策改革。“外援在中國的活動和外援的方式為中國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和方法，影響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48]接受西方援助，聽從西方建議，也許不一定必然削弱政府能力。但事實是，盡管不斷聲稱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政府卻不僅沒有能力實現對國內人民的許多基本承諾，而且越來越沒有能力實現在國際上的許多重大承諾，例如京都議定書、聯合國新千年目標、保護知識產權等等。在開放政策指引下，改革後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對外貿易，事事處處強調“與世界接軌”，主動接受西方援助等。這種模式的中外互動增加了外部力量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力，對政府決策和行動能力形成一定製約。
當然，目前的中國政府還遠不是一個典型的弱政府，中國更稱不上是“失敗國家”。對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的國家動員能力仍然比較強大，這種能力突出表現在對一些突發事件的應對和處理上，例如在抗擊自然災害和災後重建中，政府都發揮了相對有效的組織領導作用。但是，政府能力下降的趨勢似乎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它有能力組織力量抗擊非典，卻不能有效控製某些重新抬頭的傳染性和地方性疾病，不能保障人人病有所醫；它能夠搶險救災，卻不能有效維護例如煤礦的生產安全，不能保證所有勞動者勞有所得；它能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打非掃黃，卻不能掃除黑社會；它能夠製訂法規和投入資金，卻不能遏製環境汙染和破壞。政府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似乎更多表現在“救火隊”功能上，在防止“失火”方麵則越來越捉襟見肘。假如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政府很可能喪失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控製，一旦出現更嚴重的全國性問題例如經濟或政治危機，它是否能有效化解也就越來越難以確定。
三、未來展望
改革開放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上分析表明，這些變化使中國越來越像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改革前的中國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但卻算不上是一個“正常的”或“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因為那時的中國與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它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擁有社會主義製度和與之相適應的思想文化道德，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拒絕作為國際分工低端鏈條的一環而未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加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取得了其他同等經濟水平的發展中國家沒有取得的經濟社會進步。同時，中國從根本上消除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種種社會弊病，在國際上具有與人均收入水平不相稱的世界影響力。改革開放三十年，除了GDP增長較快以外，中國與一般發展中國家在體製和社會表現上的差別越來越小，幾乎達到有它們之所有、無它們之所無的程度。中國憲法的序言說，“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製度已經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憲法第一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憲法第六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沒有其他任何市場經濟國家擁有這樣的憲法。然而，現實往往比宣言更有說服力。中國的改革致力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至於這個“特色”到底是什麽，三十年的實踐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中國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
認清這一點，有助於理解中國今天的現實。從一個“正常”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看，今天發生在中國的幾乎所有現象不但很容易理解，而且幾乎都能輕易找到答案：用計劃經濟或曆史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標準衡量，改革後出現的大量現象無疑是不正常的，甚至匪夷所思，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這些現象在任何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卻不但完全正常，而且必然如此。因此，繼續用傳統社會主義的有色眼鏡觀察當今中國現實，難免陷入認識誤區。
認清這一點，還有助於認識中國未來的走向。從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回歸“正常”，意味著喪失了原有的基本製度特色，走上了常規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對中國而言是福是禍？中國能夠沿著這條常規道路“和平崛起”，或者說，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對已經變成一個“正常”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最適當的參照當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曆史經驗，以及中國1949年之前的曆史經驗。如此看來，實現上述目標的前景並不樂觀。
當年，中國革命不但要推翻一個舊世界，實現國家獨立，建立社會主義製度，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實現富國強民。在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看來，要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就不能步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後塵、因循守舊，而必須打破常規，開辟新的發展道路，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說，就是“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們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49]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實行計劃經濟，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以利潤為中心，全國一盤棋，充分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打好工業化基礎，這正是為中國超常規發展所開辟的蹊徑。中國在短短20多年實現了初步工業化，取得了生產力的巨大飛躍，證明當時的發展道路和戰略選擇基本上行之有效。在計劃經濟後期，中國政府進一步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時間被定在20世紀末。事實上，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提出，憑借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應該而且有可能用五六十年超過美國。[50]現在看來，這個目標似乎過於野心勃勃，但當年並沒有遇到多少質疑，而且，根據建國後經濟超常規飛速發展的經驗，這個目標似乎並非高不可攀。當然，方法必須是打破常規，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正如毛主席所說，“我們一定要有無產階級的雄心壯誌，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51]
可惜的是，曆史在四個現代化蓄勢待發的當口出現了轉折，“本世紀（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止步於宏偉藍圖，人們也永遠失去了驗證該目標按照預定發展戰略能否得以實現的機會。
改革後中國重建市場經濟，再次拜西方為師，學習和因循市場經濟規則，放棄了另辟新路的努力，進入了“常規”發展軌道。曆史經驗和大量研究表明，盡管或許存在所謂“後發優勢”，但資本主義發展至今，能夠按照常規路線發揮這種優勢、進而趕超發達國家的所謂後發國家始終鳳毛麟角。相反，絕大多數國家幾百年來始終無法擺脫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一些一度高速增長的“明星國家”也難以擺脫“繁榮-膨脹-泡沫破裂-衰退”的怪圈，發展中國家在整體上始終麵臨“後發劣勢”或“發展陷阱”。參照這些曆史經驗，人們有理由設問，回歸到這條“正常”道路的中國具備怎樣的特殊條件，能夠避免重蹈這種始終不發達的“正常”軌跡，從中脫穎而出？
事實上，中國正在麵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的中短期挑戰。在GDP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今天的中國已然問題成堆。在經濟領域，有利可圖的增長部門和關鍵企業越來越多地為跨國公司所控製，市場逐步“殖民化”，人力資源優先服務於外資，經濟主權受到嚴重挑戰，存在著外資控製中國經濟的現實危險。在世界經濟史上，依靠外資實現現代化的例子絕無僅有，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所謂新興工業國。在中國，如果說1949年之前的經濟模式不能解決國家發展問題，反而導致了革命，那麽，重新回到這種模式的結果很可能同樣難以避免類似的困境。在社會領域已經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包括加速的兩極分化、加劇的勞資衝突，以及住房、醫療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卻越來越陷入苦無良策的境地。一些所謂關注“民生”的措施盡管能夠緩和矛盾，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產生矛盾的根源，正如其他發展中國家麵臨的局麵一樣。另外，市場化改革導致社會分裂，理想信念破滅，道德價值淪喪，不再能夠同心同德，形不成統一意誌，大大降低了整個國家應對各種挑戰的能力。因此，即使中國的經濟仍保持較高速度增長，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和矛盾仍將長期存在，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正如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
更為嚴重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波動不可避免，由增長轉為衰退隻是時間問題。作為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國已經沒有任何特殊武器能夠有效應對經濟減速或衰退帶來的後果，例如危機時期通常出現的銀行擠兌、物價飛漲、股市崩盤、失業劇增等，而連年積累的各種矛盾例如官員腐敗、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等很可能集中爆發，甚至誘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動亂。這些問題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司空見慣，最幸運的政府也隻不過能夠把社會矛盾和衝突維持在低烈度水平上，避免全國規模的爆發，其他國家則不得不忍受長期社會混亂、內戰甚至分裂。沿這條常規道路走下去，中國有可能不會比這些國家更幸運，隻要看看1949年之前的曆史就很清楚。未來中國如果發生類似的金融或經濟危機，其後果隻會更嚴重，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國，身受其害的人口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迅速實現現代化，盡快成為發達國家，就是保持社會穩定、不出現全麵倒退可能也相當不易。
居安而思危，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三十年，我們應該對改革認真總結和反思。本文認為：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中國在基本製度、社會經濟特征等方麵越來越類似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存在的問題、麵臨的挑戰也與一般發展中國家類似。對改革的理論總結和反思應該以這一基本事實作為基礎，對未來改革走向的判斷也應該以此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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