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麵對挫折和非議的態度

第十五章 麵對挫折和非議的態度 當我在教士隊1974年賽季的首場主場比賽中，因為對場上隊員的拙劣表現強烈不滿而搶過播音員的話筒，對著擴音器大發雷霆的時候，包括我太太和球隊管理人員的所有人都被震驚了。四萬多球迷咆哮如雷，就連場內的棒球記者也都跟著癲狂起來。比賽結束後，我一回到酒店就接到了瓊妮的電話，她為我的行為感到羞恥，並問我為什麽要這樣做？是不是酒喝多了？沒有，我向她保證說，我沒有喝醉，我隻是被氣瘋了。 其實那一瞬間發泄的怒火在我心中已聚積了好幾個星期，恐怕當我第一次請唐﹒魯賓來為我買這支球隊談判時就開始了。我知道當時的球隊老板、加州銀行家C﹒阿恩霍爾特﹒史密斯正陷於嚴重的財務危機，有可能被迫出讓球隊。當時有幾個財團表示有興趣，所以交易處於一種懸而未決的狀態。唐打電話給巴茲﹒巴瓦斯，告訴他是雷﹒克洛克想買他的球隊。 巴瓦斯在電話中說道：“那好啊，這個財團裏還有哪些人？”唐回答說：“這個財團就他一人。”電話的另一端好一陣、顯然是持懷疑態度的沉默，跟著唐又加了一句：“他持有七百萬股可以流通的麥當勞股票，目前的市價大約是每股五十美元。” 巴瓦斯大概是在心中計算了一下，然後高興地說他可以去同史密斯先生談談。 正式談判前，我與巴瓦斯和他的兒子彼得先見了一次，談了一些有關棒球的趣聞軼事。我們的談話一開始就開門見山、坦誠相待。我告訴他說，我一直對他的職業生涯非常欽佩，從他早年加盟布魯克林﹒道奇爾斯起，直到跟棒球大師拉裏﹒麥克法伊爾、布蘭克﹒裏奇還有沃爾特﹒奧馬裏伊等合作。同他的談話在我心中攪起了對平生所鍾愛的棒球無盡的興趣和對往事的回憶，更下決心一定要買下這支球隊。我們花費了許多個焦慮的星期才使談判有了結果。開始時，史密斯的要價比我的出價高了近五十萬美元，等價格談得差不多了，又因為他的律師忙於處理他與政府間的麻煩而拖延了一陣。唐每天跟我通電話，通報與史密斯以及他的助手談判的情況。談判的地點是在當時史密斯掌控的銀行大樓頂層的豪華套房裏，從窗戶看出去就是美麗的聖地亞哥海灣。在一局非常關鍵的會談中，雙方僵持不下，唐跟他的夥伴鮑伯﹒格蘭特去到另一房間，單獨商量下麵將要采取的策略。後來唐告訴我，當時他們認為史密斯就快要繳械投降接受我們的條件了，但他們自己不敢肯定判斷得對不對。這時候他們注意到桌子上放著的鏡框裏鑲著一張舊照片，照片被陽光曬得褪色很厲害，他們費了好大力氣才以分辨出像片中的三個人，原來他們是C﹒阿恩霍爾特﹒史密斯、理查德﹒尼克鬆和斯彼羅﹒阿格尼伍。這張照片是他們逝去的榮譽的象征，特別是當時照片中的人正被水門事件搞得焦頭爛額。想到這裏，我們的人精神為之一振，又滿懷信心地回到談判桌前。最終，雙方將分歧慢慢談攏歸結為一、兩點。第二天晚上，我就飛到聖地亞哥與唐﹒魯賓他們一起去見史密斯了。 見麵時，我對史密斯說：“你看，史密斯先生，我們已經拖得夠久的了，如果今天不能簽署合同，我們就不會再談了。”於是，我們成交了。 教士隊已經連續五年處於低穀狀態了，因此我並沒有期望立即產生奇跡。我告訴體育專欄記者說，我預計要花至少三年的時間來把這個球隊打造成一支強隊，所以本賽季開始後，它在洛杉磯連輸三場的戰績一點也沒令我感到驚奇，失望但不驚奇。 我在聖地亞哥被人們象英雄一樣尊崇，走在街上時經常有不同年齡的人停下來同我打招呼，感謝我救下這個城市的棒球隊。在我們的首場主場比賽的開賽儀式上，市長還頒獎給我。體育記者也以他們的方式頒獎給我，當我站在開賽儀式上時，隨著美國海軍樂團和水手樂團的奏樂聲起，照相機的閃光燈對著我閃個不停，人們揮舞著雙手，伸出兩個手指作出表示勝利的Ｖ字形狀，歡呼雀躍，象對待總統候選人一樣。 歌星戈登﹒麥克雷唱完了國歌後，主裁判一聲令下“開球！”當休斯敦宇宙隊第一個擊球手走向本壘時，我激動萬分，幾乎難以抑製自己。但是這種心情很快就隨著我們的隊員一次又一次的失誤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幾個回合以後，我簡直是不原再看下去了。 之後，教士隊曾浮現出一線生機。我們有一個隊員出局，但有兩個隊員分別站到了一壘和二壘上。這時第四名擊球手打出了一個高高衝起、飛向本壘後方的球，我們都緊張地看著它，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肢體語言，希望球能夠落到看台上造成本壘打。但是休斯敦宇宙隊的接球手把球接到了，我們又有一名跑壘員出局。我轉過身對唐﹒魯賓說：“真他媽倒黴，不過還算有起色，我們還有一人在場上。” 但是當我回過身繼續看比賽時，我吃驚地看到宇宙隊的球員已經小跑著離場了。我大叫起來：“怎麽回事？我們還有一個人呢！”唐搖著頭說：“本來是還有一人，但剛才那次沒成功的擊球時，我們的一壘隊員跑向二壘，所以一下子被人家的接球手打下去兩個人。” 這下我真的大怒了，一下子跳起來，竄過幾排座位跳進播音員的包廂。那個手拿麥克風的播音員難以置信地看著突然衝進來的我，說道：“你好，克洛克先生。”我沒有回答他的問候，一把搶過他手中的話筒。就在這時，一個人赤條條地裸體從左手邊的看台跑下去衝到了比賽場地上。我憤怒的聲音脫口而出，並通過擴音器傳遍球場的每一個角落：“把那個光屁股的人趕出去！叫警察來，逮捕他！”那個人並沒有被抓到，他的行為在觀眾中也引起了一陣騷動，但比起我後來造成的混亂場麵來說，就算不上什麽了。 我手持話筒對著全體球迷說：“我是雷﹒克洛克，有幾句話想對大家說。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今天我們來看比賽的人比幾天前在查韋茲拉夫尼那個更大的球場觀看洛杉磯道奇爾斯隊首場比賽的還要多一萬多人。”我接著怒吼道：“壞消息就是，我們讓你們看了一場非常糟糕的比賽，我向你們道歉。我為球員們的表現感到惡心，這是我所看過的最愚蠢的一場比賽。” 直到今天，還有記者在采訪我時問到那件事。通常他們會問我，是否後悔說了那些話。我的回答是，“一點也不！” 我唯一後悔的事就是那天沒有對這些球員更嚴厲一些。禮貌上我確實不得不向球隊的管理團隊道歉，但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行為為棒球比賽引入了一條新規則，那就是：在比賽中，除了官方發言人以外，任何人不得使用公共播音係統。我同時還引入了另外一條對棒球隊員來說也是新穎的觀念，那就是我一貫堅持並廣為麥當勞雇員所熟知的信條：我們的客人有權要求付錢買到的是高品質的產品。顯然，我也是第一個球隊老板對球員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的球員理所當然地應該用高水平的比賽回報支持他們的球迷。 在當時，各界人士對我的勃然大怒反響不一。報紙的專欄作家和電視評論員都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詳細報道和反複辯論。我想，總體來看，他們都同意我的觀點：沒有竭盡全力去打贏一場比賽的球員是應該有負疚感的。在職業比賽中應如何貫徹這樣的職業道德，對此，所有的棒球界人士分成正反兩派。宇宙隊的第三跑壘手道奇﹒拉德爾（後來轉會到我們的俱樂部）就說：“他媽的，他以為他跟誰講話呢，是一幫快餐廚師嗎？”我告訴媒體記者說，拉德爾冒犯了所有的快餐廚師，因此在下一賽季我們主場迎戰宇宙隊的首場比賽時，我將邀請聖地亞哥地區的所有快餐廚師作為我的客人前來賽場，跟我們一同打敗他們。隻要來的人戴著廚師帽子，他就可以免費入場。那天，成千上萬的人頭戴廚師帽來觀看比賽，他們都坐在拉德爾所在的第三壘後麵。比賽開始前，有人跑上前去送了一頂廚師帽給拉德爾，而比賽中隻要輪到拉德爾出場，我們的球迷就齊聲喝倒彩 – 當然，所有的人的心情都是快樂的。 看著聖地亞哥的球迷們即使是在我們的頭兩個賽季成績不夠好的情況下，是如何支持教士隊的，真令人振奮。球場的上座率逐年顯著增加，而且隨著球隊的戰績越來越好，前景肯定會更好。我們為了激勵士氣搞了很多活動，例如開賽前舉辦的爵士樂晚會，現在已經成了橄欖球比賽的傳統，也很快就會在棒球比賽中采用。有一次比賽前，我捐出一萬美元來搞一個搶錢比賽。我們從看台上隨機抽出四十名觀眾，讓他們走到比賽場地上，接搶從高空拋下來的鈔票。在規定時間內，誰搶到多少就歸他所有，你能想象當時歡樂的混亂場麵了吧。 巴茲顯然因我對球隊的積極支持而深懷感激之情，他說，很多球隊的老板連主場比賽都不到場。我們即使不在一起也會用電話保持聯絡。當巴茲第一次帶我到俱樂部的辦公室去時，我就對辦公室人員的薪水之低而大為震驚。當然，以前是因為史密斯身陷嚴重的財務困境，不得以而為之，但我卻不願意這些在辦公室一線工作的員工說我是小氣鬼。我指的員工並不包括球員，他們是職業化的，有很好的合同條款的保障。我對巴茲說：“我要你給所有員工加工資，全體人員都加。”他表示非常為難，並告訴我說，傳統上從事棒球的職員的工資都是非常低的，因為俱樂部收入好的年份總是少過差的年份。我回答說，讓傳統見鬼去吧，隻要我買了這個球隊，我就要給他們發滿意的薪水。最終，我們達成妥協。並非給所有的人漲工資，但我要確認那些應該漲的一定漲了，而且每個人在聖誕節和球隊成績好的時候，都會領到獎金。巴茲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球隊成績提升的部分因素是來自於新表現出的有興趣、高效率的辦公室人員的工作。 我們的球場歸聖地亞哥市政府所有，所以我不能對它為所欲為。我的一些改進場地設施、美化球場的計劃被市議會否決了，因為他們還要考慮橄欖球比賽對場地的需求，我的計劃將減少一些座位，可能會對他們有影響。盡管如此，我還是不斷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使我們的比賽更具歡樂氣氛。其中之一是搞一個“獨角電子樂隊”，一個自鳴鋼琴並帶有鼓、釵鈸等所有的音響效果。我把它畫在教士隊的黃、棕相間的海報上並安放在體育場的入口附近。巴茲起初認為這是個愚蠢的主意，但當他看到那麽多球迷比賽開始前圍著觀看“獨角電子樂隊”的演出時就改變了想法。我還想出了一個以一美元的價格出售大包裝爆米花的主意，我們宣稱這是“世界上最大盒的爆米花”。其他一些想法還包括開發新的小食品等。 球隊本身的戰績也一直在改善，1977年賽季開始前，我們又新買入了幾個很好的球員，包括獲1976賽季新秀獎提名的巴特切﹒米茲戈爾和1976年CY Yougn獎得主蘭迪﹒瓊斯。 總而言之，擁有教士隊使我很有成就感。其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激發了聖地亞哥市民的進取心，而且我認為這裏注定要成為全國發展最快的社區之一，這才真是最重要的。這裏的氣候適合各種製造業在此發展，勞動力資源充足，而且還有著象從前的鳳凰城、邁阿密曾經有過但又丟失了的激情，這也是我又買下了參加過1976年8月世界曲棍球聯賽的聖地亞哥水手隊的原因。我認為就象擁有棒球和橄欖球隊一樣，這個城市也應該擁有自己的曲棍球隊。水手隊也曾興盛過，但後來開始賠錢，因為它缺乏有較強的生意頭腦的人來指引，我想巴茲和我的女婿巴拉德﹒史密斯可以勝任，後者現在擔任水手隊俱樂部的副總裁兼總經理。從我個人角度來講，我並沒有多麽關注曲棍球，但我知道它的比賽是緊張激烈而又豐富多彩的。有人說，一旦你看了幾場曲棍球比賽後，你就會被那曲棍“鉤”住了。 花錢買棒球隊或曲棍球隊這樣的行為總會招來一些人的非議，他們認為應該有更好的方式花錢。通常人都有一種錯覺，那就是用錢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其實不是。錢會帶來問題，你有的錢越多，問題就越大，並不單指如何聰明地花錢。 人們有時指責我對待錢就象餓虎撲食一樣，他們錯了。我從來也沒有做過一件隻為賺錢而做的事。幾年前，當我們剛剛開始賺大錢時，在一次與金融界人士開會的時候，我剛講完話就有一個家夥站起來說：“難怪克洛克先生總是這樣充滿激情和精力旺盛，原來他擁有四百萬股麥當勞股票，而且每股又漲了五塊錢。”我被他羞得無地自容，實在太尷尬了。那家夥說完還在看著我，我對著麥克風大聲說：“那又怎樣！我還不是每次隻能穿一雙鞋。”我實在是怒不可遏，但這個人的想法實際上代表著一種心理，他們隻以自己的觀點看待所有問題，而不去設想一下，別人可能跟他們的想法根本不同。也真有一些記者寫文章批評麥當勞，說我們在發生自然災害的時候，免費為受災者提供咖啡和漢堡包兒的做法是利用一種“自助式”的公關手段來取悅公眾。這就更說不過去了，因為我們從來都是盡自己的努力做個好鄰居和負責任的公民，我們也從來都是鼓勵持牌人投身社區工作，並給正規的慈善機構捐款捐物。 還有另外一些反對我們的文章也是有失公允的。例如，在馬薩諸塞州的坎布裏奇市，有人發表文章指責我們，說我們為了建一個麥當勞餐廳而拆毀了一座古希臘文藝複興時期的標誌性建築，但作者隱瞞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該建築在我們買下之前就已被燒毀而成為一片廢墟了，而坎布裏奇市政府也沒有計劃把它作為該城市的標誌重建並保留下來。那間餐廳於1974年開業，因為那些出於政治目的的示威活動導致它的生意一直不好。餐廳的持牌人勞倫司﹒金邁爾曼隻能靠在波士敦的另外兩間餐廳的收入來維持這間餐廳。然而，坎布裏奇市的市民們漸漸地意識到了麥當勞餐廳的存在對他們來說是有益的，並忘記了當時那些負麵的種種無稽之談，餐廳的生意也慢慢好起來。有一個曾經為民主黨拉票的黑人婦女，當時曾是最大聲地反對我們開業的人，後來也被麥當勞餐廳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並在勞倫司的餐廳裏找了一份工作。後來在1976年，國會議員兼發言人托馬斯﹒奧尼爾告訴金邁爾曼說，他很高興看到麥當勞能夠克服在坎布裏奇市遇到的困難，因為“你們在這裏為社區服務作出了卓越貢獻”。 我們在舊金山同工會的爭論中也曾被指控為“不正當操縱”，我個人隻把它當作說“我們沒有做蠢事”的另一種說法，因為隻有成為失敗者才真是“不正當的”。那些人說我曾經問市長阿裏奧托，“讓我在舊金山開第三家店的代價是什麽？”但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或任何類似的話。 我提到的所有這些並非意味著我自己認為從來沒有犯過錯誤，恰恰相反，我犯過很多錯誤，可能也足以寫成一本書了，但我認為那樣的書一定沒有多大意思，讀者看了也不會有什麽幫助，因為我從不認為“負負相加可以得正”。 曾經有一次，哈裏﹒桑那本、瓊﹒馬丁諾和我三個人在芝加哥南部投資了一家開在養鹿場的餐廳，那是一次失敗。我還試圖搞過一個高檔次的漢堡餐廳，名叫“羅納爾多”餐廳。公司一共開了兩間羅納爾多餐廳,一間在比佛利山，另外一間在芝加哥。兩間餐廳的收益都不好，所以我隻好為了不再繼續虧損而把它們都關了。羅納爾多餐廳給我們帶來的唯一有用的東西就是它為我們提供了日後在城市裏麵開麥當勞餐廳的原型，而後者已被事實證明是非常受歡迎的。失敗的部分原因就是，我們堅持在生意額總量不可能高的這樣類型的餐廳裏，強調食品的質量保證和使用貨真價實的原料，使得我們的利潤率象熱狗腸的腸衣一樣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我在加州投資的另一個項目上，那是以珍妮﹒道賓絲的名字命名的派連鎖店。事實上這個項目的設想是很好的，派的味道也很好，非常受歡迎。然而，我們賣得越多就虧得越多，再做下去就要破產了。我在麥當勞的產品開發方麵也犯了幾次頗為重大的錯誤，例如前麵已經詳細描述過的我的“乎拉漢堡”殘敗給持牌人路易斯﹒格羅恩的“麥香魚漢堡”那件事，路易斯直到今天還有機會就拿來取笑我。試圖增加烤牛肉產品是另一次失敗，最初我們也是頗為之興奮的，在部分餐廳試銷時效果也不錯，但這種產品很難用我們的經營方式來處理，也很難跟我們的餐廳風格相適應。盡管如此，我們也還是從上述這一失敗中汲取了很多經驗教訓，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個人願意冒較大的風險，這也是我一貫的做法，就必須明白失敗的機會是存在的；同時必須盡最大努力從失敗中學到盡可能多的有用的東西。我想，我們從烤牛肉產品的失敗中得到的就是，我們形成了自己的檢測牛肉的方法，它的價值要遠超過我們的損失。 我還想提一提我犯的另外一個錯誤，隻是因為很多蠢驢至今依然為此喋喋不休。那就是我於1972年尼克鬆競選總統捐獻了二十五萬美元。我當時被尼克鬆的籌款人莫裏斯﹒斯坦斯說動了心，直到後來才意識到是做了一個錯誤的捐款決定。我之所以支持尼克鬆，某種程度上說是因為我反對喬治﹒麥克高文。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做法其實是違反我的原則就好了，那就是：不應該采取任何不正確的行動去實現那怕你認為是正確的目的。這次捐獻造成的最惡劣的後果是，後來被一些狗雜種用來影射我企圖通過它來對聯邦物價委員會施加影響，使他們在給我們的四分之一磅牛肉漢堡定價時予以特殊照顧。結果正如我的朋友、律師佛雷德﹒萊恩所說：“經過水門事件專門委員會、國家會計協會、司法部以及檢察院的詳細調查，沒有發現使用任何不恰當手段的嫌疑。”我在此引用他的話，是因為我自己的語言說出來會有傷大雅而不宜出版。 當我在達特茅斯校園發表演講時，曾經有一個學生提問，問我是否要求麥當勞的高層管理人員跟我采取一致的政治取向，佛雷德﹒特納插話說：“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克洛克投尼克鬆的票，而我自己則支持麥克高文。”我接著說：“是的，但我們都錯了。”聽眾哄堂大笑過後，我又加上一句：“我相信如果兩個高層管理人員的想法完全一樣的話，那他們當中一定有一個人是多餘的。 我看到有人在報章上貶低麥當勞或我本人時，是會非常惱怒的。然而，我喜歡一直受我尊敬的前總統哈裏﹒杜魯門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不能耐受高溫的話，你就應該早點離開廚房。我是不想離開廚房的，在金盆洗手之前，我有太多的有關麥當勞發展的計劃沒來得及實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