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成功者的快樂

第十六章 成功者的快樂 就在我買下聖地亞哥教士隊不久後的一天晚上，芝加哥論壇報的體育專欄作家戴夫﹒康登和我一起吃飯聊天，話題轉到1929年時，偉大的芝加哥幼狐隊在世界聯賽上與費城隊的決賽，我對他說：“你知道嗎，戴夫，那天哈克﹒威爾森在刺眼的陽光下沒接到那個衝天飛起的球時，我就象死去了一樣，所以我現在真的是死而複生的。” 開玩笑歸開玩笑，我每次從手術台上下來，真的感覺到自己就象是死裏逃生的一樣，這應該歸功於現代醫學的進步。所以為對醫學發展有所貢獻，我決定成立了克洛克醫學基金會。 最初，我是反對任何有關基金會的提議的，因為他們的出發點是為了把這部分錢放在基金會裏就不用交所得稅了，我對這一類的事沒有興趣。因為給慈善事業捐款可以減免應繳的稅額，所以我從不給他們捐款，這也是我跟一般生意人不同的一種怪癖。對於支出項下的費用我也采取同樣的態度，我從未在麥當勞報銷過任何個人的費用。當然，在早期我們也沒有能力報銷任何開支。那時我沒有在麥當勞領薪水，花的所有的錢都來自於我自己的普林斯銷售公司的收入。即使到了麥當勞發展起來了的後期，我也想都沒有想過要從公司報銷個人的費用。盡管我也使用公司的信用卡，但我絕大多數的費用是從我自己的荷包裏支付的。基於同樣的想法，我還自掏腰包買了十九部專門訂製的“灰狗”巴士（一種常見的美國長途汽車- 譯者注），在上麵加裝了廚房、洗手間、電話、彩色電視和沙發式的座椅，然後以每年一美元的代價租給公司。我們的每一個地區的持牌人都可以預定一部這樣的命名為“巨無霸”的巴士用於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帶殘疾兒童或老人外出活動。我還給公司買了一架G-2型噴氣式飛機，以同樣低的價格 - 每年一美元租給公司。G-2可以飛往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們的高層管理人員可以用它來旅行，既舒適又便宜。我的觀點是一定要把錢花在有用的地方，所以當有一天唐﹒魯賓提議說我們可以成立一個醫學基金會來幫助醫學研究時，他的建議引起了我的注意。 當我們討論醫學基金會事宜時，我想到我弟弟就是這個基金會總裁的最恰當的人選。羅伯特﹒L﹒克洛克是醫學博士，1965年起就在沃納﹒蘭伯特製藥公司的研究所擔任生理部的主任。他的專長是內分泌學，並在行內享有盛譽。羅伯特不想放棄他當時的事業，也不願意把家從新澤西的毛裏斯城搬到我位於南加州的牧場來。但是在我的勸說下，他於1969年終於同意了，而且為基金會的成立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現在，基金會總部在我的牧場內建造的大樓裏，設備齊全，並可以舉辦科學研討會和研究成果報告會。 我弟弟羅伯特是有科學頭腦的人，他潛心鑽研學問、精益求精，在基金會審批讚助項目時非常嚴謹，力求不出差錯。我則沒有耐心，情願犯些錯誤也希望盡快做些成績出來。所以我們在處理基金會的錢時想法相去甚遠，我從未想到過給錢出去會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因為我們審批每個項目時都要經過反複研究和商議。無論如何，我必須承認，羅伯特最終還是設法讚助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項目。許多很受人尊敬的科學家、醫生參與了我們的研究項目，他們的成果被整理成書或在有威信的醫學雜誌上發表。 克洛克醫學基金會主要支助有關糖尿病、關節炎和血管硬化方麵的研究。這三種疾病折磨著許多年輕的成年人，並使他們在盛年時代就喪失了生命的活力，我自己就因之而飽受摧殘，因此我選擇了這三種疾病作為基金會的主要研究方向。我自己身患糖尿病，我的前妻死於糖尿病，我的女兒瑪莉琳也是於1973年死於這種病的。關節炎使我的髖關節嚴重受損，以至於我必須靠拐杖才能行走。甚至在1974年使我臥床不起，醫生說我有糖尿病和血壓高而拒絕為我動手術，但我堅持冒生命危險而換了一個塑料的髖關節。對我來說，不能動毋寧死。現在我靠塑料的髖關節行動得很好，早就把拐杖扔進櫃子裏了，而我的妻子則必須不停地提醒我走慢點。我妹妹勞蕊則因多發性血管硬化而行動不便。她和她的丈夫漢克﹒格羅在印第安那州的拉法亞提有三家麥當勞餐廳。用我弟弟的話說，勞蕊簡直就是一個女的雷﹒克洛克，她在很多方麵都跟我很相象。 基金會在1976年擴大了研究活動的領域，把家庭濫用酒精飲料這一廣受公眾關注的問題也包括了進來。這一計劃主要是瓊妮提出來的，並被冠以“CORK行動” （克洛克的拚法倒寫 – 譯者注）的名義。瓊妮為組織這一活動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努力，同她一起工作的還有來自教會的牧師約翰﹒凱勒和佛雷德﹒萊恩。 我總是高興幫助別人，這也是我為什麽對基金會的活動那麽感興趣的原因。正因為如此，我早在1972年就決定在自己七十大壽的時候找一個有意義的借口捐一大筆錢出去。最初同瓊妮和唐﹒魯賓討論我的這一想法時，我準備捐出的數額是一百萬美元，這聽起來已經是一個不錯的整數。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不斷把受捐對象的名單拉長，這個數額就顯得不夠了。 我希望捐獻給芝加哥的機構，因為這裏不僅是我、同時也是麥當勞公司的故鄉，我想向這個城市表示感激之情。另外一個考慮就是年輕人和家庭顧客對麥當勞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希望我的禮物可以對他們有所表示。最後我的生日捐款名單上確定的是：兒童紀念醫院，用於遺傳學的研究和建造新的設施；帕薩晚亭西北紀念醫院的生育問題研究院；艾德勒天文館，用於建造一個宇宙空間電影院；林肯公園的動物園,用於建造一座大猩猩館；PACE學院，用於庫克縣監獄犯人的教育和行為改造計劃；拉維尼亞節日協會，用於啟動一個捐獻基金；自然曆史實景博物館，用於舉辦一次大型生態學展覽。 就在我們考慮這些禮物的時候，恰好麥當勞公司在橡樹溪的總部大樓的員工們組織了一個捐血日，來幫助我們會計部的瑞德﹒雷偉林的小兒子。這個男孩子是他的十個孩子其中之一，當時因患白血病正在田納西州麥姆菲斯的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接受治療，需要大量輸血。瑞德的妻子事後專門來向我道謝，同時她告訴我說，她的兒子在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裏受到了非常好的照顧。於是我對那家醫院進行了一番調查了解，並決定把它也加在接受我的生日捐獻的名單上。 除了上述主要捐助對象之外，我還捐款給我童年時代常去的哈瓦德基督教公理會教堂，以及瓊妮擔任董事的南達可塔州拉彼得市圖書館。當把我所有希望捐贈的款項加起來後，我的生日派送禮物的總價值達到了七百五十萬美元。能夠在自己的生日宣布這樣一種禮物大派送的感覺真是太美妙了！ 正如我以前說過的那樣，我已經看到了麥當勞成長為一個全國性的大公司這一天，而隻有在我們美國才有可能實現這一切，我誠摯地表示願意與其他人分享我的幸運和福氣。 我的朋友和生意夥伴們送給我的生日禮物表明他們非常理解我的心情。作為給我的生日禮物，他們在自然曆史實景博物館成立了雷﹒克洛克環境保護基金。當博物館的董事李蘭德﹒韋伯宣布基金會收到的捐款已經超過十二萬五千美元時，我高興得難以言表。這些錢將被用來對年輕人進行環保教育，用於製作係列影片、實地觀摩考察和研討會等。 為了慶祝我步入古稀之年，瓊妮專門在芝加哥外交使節會館舉辦了盛大晚會，從而把祝壽活動推向了高潮。當晚，我期待著看到那些我親密的朋友，包括許多麥當勞公司的雇員，秘書、一線營運人員、高層管理人員等等，因為我想看看他們收到我神秘的生日晚會邀請卡後的反應。他們在這一天都會收到我寄去的邀請卡，裏麵有我作為禮物送給他們的公司股票，有些股票是分別送給員工和他們的妻子或孩子的。我必須得到員工配偶或子女的社會保險號碼才能確保他們可以轉讓這些股票，而同時又要使我的計劃保密，因此在此之前我們做了許多“秘密調查”工作。他們發現我的禮物竟然是公司股票時，驚喜的歡呼場麵把晚會的氣氛推上了雲霄。我特別願意把作為禮物的股票送給那些高層管理人員的妻子，不僅僅因為她們已經成了我的朋友，而是因為作為麥當勞人的妻子，她必須是一個非常有耐心和善於理解人的人。我知道她們為了丈夫的事業成功做出了巨大犧牲，我希望她們真的知道我了解並感激她們。 說到我的生日禮物以及那些慈善事業，使我想起了一生中倍感自豪的另一麵，那就是我在過往的這些年中收到的各項獎勵，我在橡樹溪的辦公室就象一個展品陳列室一樣，擺滿了這些匾額、綬帶、勳章等等。有些人會認為，一個大企業的董事會主席展示這些紀念品已經是一種過時了的做法，但我確實是為獲得這些獎品而自豪，不論是童子軍的孩子們送的粗糙的手工藝品還是鍍金的多頭攪拌機。其中最令我激動的是在1975年的一次宴會上被國家多發性血管硬化學會芝加哥分會授予的榮譽稱號 – “雷 A﹒克洛克，慈善家，當今傑出的芝加哥市民”。作為對這一榮譽的答謝，我在得到瓊妮批準後，向該組織捐獻了一百萬美元。 有一項捐獻遭我斷然拒絕，那就是我從不向任何大學提供讚助。也曾有一些知名的大學請求我捐款，但我對他們說，除非你們辦職業學校，否則我一分錢也不會給你。我們的大學裏擠滿了學習文科的學生，讀了很多書卻沒有掌握謀生的技能，我們有太多的學士而技師卻太少了。教育家們聽了我的話後拉長了臉，他們說我反對知識分子。其實他們的說法並不準確，我反的是空頭知識分子，而我們的知識分子恰恰有很多就是空頭知識分子。我肯定不是反對教育，在我的哲學中教育到底應該是什麽樣子，最恰當的例子就是我們麥當勞的漢堡大學。我們這個國家最需要的是職業教育。許多大學畢業生走出校門後沒有一技之長，不能勝任一份持續穩定的工作，或者不懂得煮飯和做家務活，他們因此而感到非常沮喪。這樣的結果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本應接受職業訓練，首先懂得如何養活自己，懂得從工作中尋找樂趣。然後如果有繼續求知的欲望，他們還可以上夜校繼續學習。 在我們麥當勞有成千上萬個成功的事例就是按照我上麵說的模式完成的，同時也有很多非同一般的模式。回想我前麵說過的在1959年時來見我並希望做麥當勞的那九位水手，他們在俄勒岡州波特蘭組建了一個取名為“事業”的公司，目前這家公司擁有五家麥當勞持牌店，正在準備開第六家。他們中的一個人奧裏耶﹒魯恩得離開了“事業”，現在自己擁有兩家麥當勞餐廳，另一位已經去世，其餘的人都從合夥經營麥當勞這一“事業”中獲得了很好的收益。正如奧裏耶所說：“我猜，是麥當勞造就了我們大家。沒有麥當勞，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我所說的成千上萬個成功的故事，隻是一種文字表述，因為我實在無法一一細數到底有多少。他們中的一些人，例如李﹒鄧哈姆，這位前紐約市的警察早就廣為公眾所關注。時代雜誌就有一篇文章講述了他是如何在哈雷姆區艱苦創業，使他的餐廳開下去的，其他的媒體也有有關他的一些報道。但絕大多數的成功者隻是在我們公司內部才為人所知，他們對我來說都是英雄。象佛蘭克﹒貝漢，我們的東大區經理，他中年喪妻，在他的創業階段曾經既當爹又當娘，在餐廳裏什麽事都自力更生、親力親為，第一個冬天的維修費用僅僅是四個美元。這些平凡的男男女女，從各行各業走出來加盟麥當勞，他們中有象艾迪﹒特萊斯門這樣的威斯康星大學的教授，有來自克裏夫蘭的法官唐﹒史密斯，還有來自亞特蘭大的銀行家約翰﹒斯洛克門，來自底特律的佐伊﹒卡茲曾是尤太法學博士，而約翰﹒康博理茲則曾經在紐約經營男裝，另外還有R﹒C﹒沃爾路佐博士曾經是牙醫。我們還有象來自亞裏桑那州鳳凰城的馬裏奧﹒麥克格魯德上校等幾位退役的軍官，以及田徑、籃球、橄欖球等職業球星。麥當勞是一個真正的大熔爐。 這些成功的個人和麥當勞公司本身一樣，他們成功的關鍵因素既不是靠什麽秘訣也不是受過多麽高的教育，而是靠堅定的毅力。用我所喜歡的訓誡來表述就是： 在這個世界上，奪取成功的方法隻有一個，那就是‘堅持’，這是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取而代之的。‘富有才華’不能，才華橫溢而終無所成的人早已屢見不鮮；‘天才’不能，許多所謂的‘天才’最終給世人留下的不過是一堆笑柄；‘教育’也不能，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棄兒比比皆是。唯有下定決心而堅持不懈，才能戰無不勝、功無不克。 就是靠這種精神，我們才有了四千家麥當勞漢堡餐廳。我們當時計劃把第四千家店於1976年9月開在蒙特利爾。它的開業真是一次令人心動的體驗。那天因為我們的一個堅強的持牌人的丈夫剛剛去世，開業慶典籠罩在悲痛的氣氛中，剪彩前的天空是陰沉灰暗的，不時落著小雨，就象與這悲痛的氣氛相呼應。那天早上，在當地一個戲院裏，坐滿了從整個係統選出的最傑出的持牌人和公司的主要首腦，大家滿懷懷舊心情觀看了一部幻燈片，摘要回顧了公司以往做過的電視廣告和推廣宣傳活動。那真是一次美妙的回憶！我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並完全置身於當年竭盡全力地創建整個公司的場景中。 看完幻燈片後，我們來到位於蒙特利爾廣場街對麵新落成的餐廳。這是我們的第四千家餐廳，也是一座美麗的新建築。它是典型的建在市中心的餐廳，沒有停車場，但有三層樓麵外加一個開放式陽台，現代化的外型設計，大圓弧壯的窗戶陪襯著和諧的磚牆，簡直是太棒了。 然而，這裏真正激動人心的是廚房裏的操作，就象電影裏的鏡頭快放一樣讓人看起來眼花繚亂、模糊不清。當然，員工們經過了充分的準備來應付這繁忙的時刻。餐廳開業正置當年在加拿大舉辦的奧運會期間，試營業就創出了營業額的奇跡，一個星期做了七萬四千元生意！相反，我們的第一家店頭兩個星期的營業額才隻有六千九百六十九元。 當加拿大麥當勞有限公司總裁喬治﹒科霍恩、佛雷德﹒特納和我走到用大號字體印有“4000”字樣的彩帶前準備剪彩時，雨停了。對這個餐廳來說這可能是個好兆頭，至少讓報紙和電視記者高興了。我對其中一個記者說：“為了你們方便，我們特意讓雨停了。” 第四千家餐廳的落成對我們來說是個裏程碑，我們依然記得當年隻有四家店時，為準備開第五家店我們必須而象奴隸般地辛苦工作。現在我們開始向第五千家邁進了，而我們是如此有信心開到五千家，甚至在蒙特利爾就投票決定把第五千家餐廳開在哪裏了。最後，日本贏得了這一榮譽。就我個人來說，我已經在想第一萬家了。許多人會說我又在做夢了，他們可能是對的，但我的一生都在做夢，而且肯定現在還不會停下來。 我夢想著有一天，教士隊可以贏得世界聯賽冠軍頭銜。 我夢想著麥當勞國際化運作的新計劃。史締文﹒巴恩斯負責我們的海外擴張，他正不斷帶給我令人振奮的新計劃，而且世界各地的人們，從日本到瑞典都在準備迎接黃金雙拱門的到來。美國人民將會聽到更多的有關我們漢堡外交的消息。 我還在不停地為麥當勞夢想著一些驚人的新東西。我妻子認為我應該多點時間休息，坐下來曬太陽；但她也知道我做不到。我仍然每天都在為公司工作，做我最喜歡並擅長的事 – 那就是開發新產品和尋找適合開餐廳的新地點。 1976年10月，我聘用了白宮的前任廚師雷尼﹒阿恩德，任命他為麥當勞的行政總廚。他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讓我們的產品更有營養、更富有纖維素等等，同時幫助我改進新產品的配方。 雷尼是盧森堡人，他的廚藝源於歐洲式的嚴格訓練和沉浸一生的鑽研。他正在把他全部的才華都集中運用於我們簡單的菜單上，結果勢必產生一種快餐形式的廚房藝術。我們一起有很多事情要做。作為一種嚐試，我想了一種可以在晚餐時間幫助提高生意額的產品，雷尼正在試做， 如果效果與我預想的一樣，它將讓那個上校老頭兒忘記他自己的炸雞。 我們的產品研發致力於滿足餐廳客人一日三餐和零食的需求，它與房地產方麵的計劃是相配合的。我前麵曾經提到“邊緣和角落”的模式，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思維模式。但這一模式隱喻的理念是，我們希望把我們的餐廳建在客人需要的地方，建在他們居住、工作和娛樂的地方。 城市中心區的房地產同麥當勞成長起來的郊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是在人們工作的商業中心區，那裏的交通模式、人們的就餐習慣都給我們提供了非同凡響的機會。例如，我們可以在摩天大樓裏搞立體式的餐廳。拿芝加哥的西爾斯（Sears Tower）大廈為例，這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樓之一，我們可以在裏邊開三家麥當勞餐廳，一家在地下，一家在樓的中間，一家開在頂層。三家店肯定都錯不了，各做各的生意，互不幹擾。我們現在由於某種原因還沒有這樣做，但將來我們可能在某個地方試一下這種形式。 我為公司決定在芝加哥市中心開麥當勞而感到非常高興，對我來說這無疑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盤。我知道在這個城市裏哪兒可以開餐廳，知道送貨的路線應如何走，知道行人的走向去哪裏。我通常還知道每棟房子的租約在誰手上，租期有多長。正如我跟我們的地區經理傑克﹒奧列瑞所說的，你如果在一個地區推銷紙杯和多頭攪拌機，幹了三十五年還不知道上麵這些事兒，你就隻有去死吧。如果你是真誠地為你的客戶服務的話，你就會了解他的地下室的布局，送貨的坡道是怎樣走的等等；你應該幫他想出更好的方式來處理他的存貨和送貨方式，而這些正是我當年所做的，作為回報，現在這些詳細的資料都可以用來幫助麥當勞了。如果你用這種態度來對待工作，你的生活一定不會差的，無論你是董事會主席還是一個洗碗主管，這種態度都是適用的，你必須學會從“工作，並讓你的工作為你工作”這裏麵尋找樂趣。 現在，太多的美國年輕人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從工作中尋找樂趣。我們國家的社會和政治行為的宗旨似乎就是把生活中的風險一個一個地拿掉。我曾經在達特茅斯校園對一群學經濟的學生講過這樣的話：你不可能將快樂賦予任何人。你所能做的不過是，象獨立宣言中所說的，賦予他追求快樂的自由。快樂不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它是一種副產品 - 是伴隨成功而來的副產品。 成功是建立在有可能失敗的基礎之上的，是要冒失敗的風險的。在一條放在地麵的鋼絲繩上走過去，那不叫成功。沒有風險，就沒有成功後的自豪，也就沒有快樂可言。我們唯一可以進步的方法就是不斷向前，不管是獨自一人還是集體合作，以開拓者的精神向前邁進。我們必須甘冒自由競爭的風險，這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通往經濟自由之路，除此而外，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後記 當1976年12月31日此書寫就時，我痛苦地發現，在書裏忘記提到許多名字，他們也同樣為麥當勞的成功做出了傑出貢獻。象雷博﹒泰勒、海軍中校亞曆山大B﹒達森博雷、本﹒羅帕迪、卡爾﹒雷德等等、等等。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請求他們原諒我。 此時此刻，麥當勞已經開了四千一百七十七家分店，分布於美國和世界上的二十一個國家。在這一年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又打破了許多自己的記錄。今年，我們整個係統的營業額首次超過三十億美元，麥當勞公司的收入也超過了十個億，稅後純利潤達到一個億，而公司淨資產為五億美元。我們的公司仍然年輕、仍然在成長，我自己也一樣。展望我的七十五壽辰，即將發生的所有的事都是美好的，我將告訴你更多、更多的…… 雷A﹒克洛克 1976年12月31日於拉 喬拉，加利佛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