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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孩提時代
從洛杉磯飛回芝加哥時我的皮包裏躺著剛剛與麥當勞兄弟簽署的合同，而我永遠也忘不了發生在1954年的這一天，這真是決定命運的一天呀！按說已算得上是生意場上的老兵了，但我仍然為這一新的戰機的出現興奮不已，恨不得馬上投入戰鬥。盡管我年已五十有二，身患糖尿病和風濕性關節炎，膽囊及大部分甲狀腺被摘除，但我相信前途一片光明，我依然年青、依然在成長，我此時的心態比這架飛機還要高。天空中晌晴薄日，萬裏無雲，蔚藍的天空一望無際；鳥闞大地，波浪般綿延起伏的山巒從克羅拉多河直奔密支根湖。然而當我們就要在芝加哥降落時，天氣忽然轉壞，天空變得灰暗而恐怖，不知那是否是預示我前途多劫、充滿荊棘的征兆。
我的思緒隨著穿過雲層徐徐下降的飛機，不禁漸漸融入夜幕下芝加哥的那片大街小巷之中；我生於斯、長於斯，在腳下的這片土地上已經生活了半個世紀。
我於1902年出生在芝加哥西部近郊的橡樹園。父親路易斯﹒克洛克是西部聯盟的成員，他年僅十二歲、隻讀完初中二年級就開始工作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地打下了一定基礎。父親決定要供我讀書到高中畢業，但我想我不是讀書的料。弟弟鮑博小我三歲半，他之後五年我們又有了妹妹勞蕊，弟弟和妹妹都是願意讀書的人。鮑博現在是教授、醫學研究員，他和我沒有任何共同點，多年來我們發現彼此之間很難找到共同的話題。
我的媽媽柔絲是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她把家布置得整潔異常、井井有條，而我的外婆更是嗜潔如癖。我永遠也忘不了外婆的廚房，地板上整個星期都鋪著報紙，到周六又要將舊報紙揭去，將本來幹淨得如同修女的頭巾一樣的地板用帶有肥皂水的熱蒸汽全麵噴刷一遍，然後再鋪上新的報紙。這是外婆從波西米亞帶來的舊傳統，她改不了了。媽媽要靠教授鋼琴補貼家用，因此她希望我可以幫助她做家務活兒。我幫媽媽掃地、鋪床、做清潔衛生，不僅根本不介意做這些事，反而感到非常自豪。
在我童年的時候，小孩子是不能參與大人的活動的，但我從未感到孤獨。父親是一個合唱團的成員，大人們經常在我家聚會。當他們來我家唱歌時，媽媽在樓下給他們彈鋼琴伴奏，我和弟弟就躲在樓上自己玩兒。每當音樂一停下來，我們就會立刻放下手中的遊戲衝進縫紉房。縫紉房的樓下就是廚房（當時還沒有中央空調，樓上房間的地板上有一個可以拉開蓋板的通風孔，這樣一來樓下的熱空氣就可以升上來溫暖樓上的房間），我拉開通風孔的蓋板，媽媽就會把一個帶長把兒的托盤舉上來，盤子裏放著她做的點心。看到媽媽假裝在躲開其他大人，偷運食品給我們，我的感覺非常興奮，就象在探險一樣。
我小的時候讀書從來都不好，覺得書本太枯燥，而我喜歡行動。我還喜歡長時間的思考，設想各種情況發生時我應該如何處理。媽媽有時會問我，“雷蒙，你在幹什麽呢”？我通常回答說，“沒幹什麽，想事兒呢”。媽媽就會說我又在白日做夢，並會說“夢想家丹尼又來了”。
他們總是叫我“夢想家丹尼”，甚至後來我上高中了也還是被這樣稱呼，因為我經常會想一些自己覺得很有趣的事，並為此興奮不已。我從不認為幻想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因為我所有的幻想都或多或少地被付之以行動。例如我想開一個賣檸檬水的攤點，沒過多久我就真的開了，而且我工作得非常努力，賣了不少檸檬水。還是在高中階段，我就打過很多份工，例如暑假期間在日用雜品店打工，或是在我叔叔的食品店工作，我還和兩個朋友一起開過一個很小的唱片店。無論什麽時候，隻要有可能我就會幹點什麽。如果把人生比作漢堡包，則工作對我來說就象漢堡包裏的肉一樣必不可少。人們常說，隻會工作不會玩兒的人是傻蛋，我根本就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工作對我來說就是玩兒，我從工作中得到的樂趣一點也不比從打棒球中得到的樂趣少。
當然，在我的童年時代，棒球真的是一項全國性的娛樂活動，而我家後麵那條街裏的比賽對我來說已經算得上是大賽事了。我爸爸就是一個棒球迷，我七歲起他就帶我去老西區的球場看芝加哥幼狐隊的比賽了。爸爸和我同屬一個球迷陣營，而且他同著名球員庭克是朋友，這使我在小夥伴們中很有麵子，我知道所有球員的戰術特長，甚至他們的鞋子是多少碼。當年街區裏的小夥伴們常常為跟棒球有關的事爭論，他們誰也爭不過我。我們曾經用許多土辦法製作棒球、球棍，甚至用垃圾桶的蓋子當作棒球的壘來比賽。回憶童年時代我們激烈的比賽和有關棒球的爭論，對我來說真是一件無比甜蜜的事。令我最沮喪的事就是有時正當比賽激烈進行時，媽媽卻站在後門口大聲向我喊：“雷蒙，該回來練琴了。”這時候其他的小夥伴們就會一齊起哄，並模仿她的聲音來嘲笑我，而我這個平時在人前非常自負的“棒球專家”卻垂頭喪氣地一邊應著“我來了”，一邊拖著腳走回家。
我天生就有彈鋼琴的細胞，而媽媽也非常欣賞我在鍵盤上的表現。盡管那時我常常抱怨媽媽對我的要求過高了，但至今想來，我仍然感激她對我的嚴格訓練。我的琴藝漸漸在街坊鄰裏間有了些名氣，很快就被哈瓦德基督教公理會教堂合唱團的指揮請去為他們的唱詩班伴奏 – 這是他一個小小的判斷失誤。我願意也能夠勝任這個職務，但聖詩中的和弦我總是彈不好，整個合唱的下半場我慌慌張張地坐在琴凳上，一次次重複同樣的錯誤，真不明白那些唱詩的人怎麽能在這樣的一次次幹擾下唱完了整個章節。另一方麵，和緩、冗長的音樂簡直令我在伴奏台上快要窒息了，因此當終於完成了最後一個音符，指揮對大家說：“今天就到這裏，女士們、先生們，晚安”時，我本能地彈出了一段古老的輕音樂，名為“理發和刮臉，一共兩角五分錢”。指揮理所當然對我的失禮非常生氣，盡管他沒有因此責怪我，但從此再也沒有讓我為他們伴奏了。
我對音樂的興趣更多地體現在商務方麵，例如我很尊敬在芝加哥鬧市區的大型商場裏麵演奏的鋼琴師。他們邊彈邊唱，為商場裏的音樂製品店招徠客人。如果客人對某張唱片感興趣，想試聽一下，琴師就會為客人演奏一段。我夢想有一天自己也成為那樣的鋼琴師。就在我剛剛升入高中的那年暑假，機會來了。
我曾經利用那之前一年的暑假以及整個學年中的午餐時間，在我叔叔位於橡樹園的雜貨店打工，賣汽水飲料。在那裏我學會了用微笑和熱情去影響客人，使那些本來隻想買一杯咖啡的人又多買了一個雪糕。我盡可能地節省所掙到的每一個銅板，直到終於攢夠了錢與另外兩個朋友合夥開了一個音樂商店。我們每人投資一百美金，租了一個月租二十五元的小店賣唱片和稀有樂器，如奧卡利那笛、口琴和尤克裏裏琴等。我負責彈鋼琴並唱歌來吸引客人，但成效不大。事實上我們做成的生意太少了，而每月還要付租金，幾個月後我們就不得不放棄了，把存貨賣給另一個音樂商店，將剩下的錢三個人平分了。
高中二年級這一年對我來說就象是經曆了一場喪禮一樣難過。我覺得學校對我來說新鮮勁兒早就沒有了，就象當初在童子軍一樣。我曾經積極要求加入童子軍，並被分派作號手。剛開始時我很興奮，但不久就發現號手隻是一個小角色，作用非常有限，每次開會時我都是重複做著同樣的事。我覺得一點進步也沒有，因此退出了童子軍。現在我認為學校對我來說就象童子軍一樣乏味。
學校裏唯一讓我感興趣的事兒就是辯論。我在辯論時非常投入，如果對我方有利，我會毫不猶豫地咬對手一口。我熱衷於為大家所注意，並說服聽眾我們一方是正確的。有一場題目為“是否應該禁止吸煙”的辯論令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象多數辯論一樣，我作為反方來為吸煙者辯護。這是一場精彩的辯論，但我的對手犯了一個錯誤，他們把用來作道具的香煙模型畫得太黑、太醜怪、太邪惡了，以至引起了別人對他們這種過分的做法非常反感。其實適當地用一些修辭手法是可以的，但不能與實際情況脫離太遠。我抓住他們這一過火的做法加以攻擊，給聽眾講了一個關於我的祖父和他所鍾愛的煙鬥的故事：我們叫他佛西爺爺，意思是長著絡腮胡子的爺爺。他生於波西米亞，年青時生活非常困苦，後來想方設法來到美國，並曆盡千辛萬苦使我們後代有了這個家。現在爺爺年紀大了，來日無多，而他除了扔一根骨頭出去並讓他的小狗給他叼回來以外，唯一的樂趣就是銜著他那古老的煙鬥，看著噴出的一個個煙圈，沉浸在對以往的快樂時光的回憶中。我詳細地講述了爺爺的一生，然後向聽眾問道：“各位中有誰忍心搶走佛西爺爺所鍾愛的煙鬥，剝奪他在世上這一唯一的享受呢？”講完後，我欣喜地看到聽眾中有些女孩子的臉上已經掛滿淚珠。我真想讓爸爸聽到當時場上爆發出的掌聲，並以此來彌補他因我對學習不感興趣而產生的失望。
那年春天我高中畢業時，美國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上門推銷咖啡豆和小禮品。我對自己非常有信心，自信一定可以在這個世界立足，沒有任何理由再回到學校讀書。此外，更重要的事是參加戰爭。那時，最流行的歌曲是“上前線”，而那裏也正是我所向往的地方。父母親非常反對我參軍，但最終我說服了他們，成為一名紅十字會中的救護車司機。當然，因為太年輕了，我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年齡，就連我的外婆都讚同我這樣做。在我們的新兵訓練連中還有一個人也是虛報年齡入伍的，他被認為是我們中的另類，因為當所有人都利用休假進城去追女孩子時，他卻躲在營地裏畫漫畫。這個人就是沃爾特﹒迪斯尼，他後來成為舉世聞名的迪斯尼樂園的創始人。
就在我剛要登船去法國時，停戰協定簽署了，因此我不得不又長途跋涉回到芝加哥，並重新思考下一步應該做什麽。父母說服我再回到學校繼續讀書，但隻上了一個學期我就放棄了，因為我對代數依然不感興趣。
出去賣東西或彈鋼琴掙錢是我唯一所希望的。我負責在一個地區內銷售用緞帶製成的小禮品，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就象鴨子見到水一樣。那時我已經在所有我住過的旅館裏設立了產品展示廳，並學會了如何鑒別客人的口味從而向他們兜售適當的禮品。棒球比賽中那些沒有自信的投手，投出的每一個球都是一樣的，而不分對手是誰；同樣道理，沒有自信心的推銷員也是不分顧客對象，采用同樣的方法對待所有的顧客。想當初在1919年，很多人每周掙二十五到三十美金就算相當不錯了，而我沒過多久，如果運氣好而可以有多些彈鋼琴的工作的話，掙的錢就已經超過了我父親的收入。
我十七歲的時候與其他同年齡段的小青年沒什麽不同，自高自大，四處惹事生非。魯道夫﹒華倫天奴那時正四處放蕩地追女孩子，而我將他作為自己的偶像。當我外出約會時，總是留著中間分開的後背頭，粗硬的頭發上打著發膠、油光發亮，穿著名牌的時髦服裝，嘴裏叼著裝在用軟木做成的煙嘴上的土耳其香煙。為了顯示自己的老練，每次約會時，我總是裝模作樣地將我那質地高檔的進口煙盒放在桌子上的顯眼處。盡管這些都是過去的事兒了，但至今回憶起來仍令我感到非常尷尬，因為我最討厭那些虛張聲勢、故做姿態的人。實際上我也喜歡懷著一些負罪感在晚上獨自回憶那些年青時代的故事。
有一個名叫赫比﹒銘茨的音樂屆人士，他總是知道在哪兒可以找到伴奏的工作。有一天他告訴我，有家夜總會在找一個我這樣的鋼琴伴奏。雖然地點在考魯米特市，路途遙遠，但薪水遠較一般人給得高，我表示願意一試。從地處芝加哥西部的橡樹園跑到東南部的遠郊，我換了幾次火車和公共汽車，終於在晚上九點鍾開門時準時趕到了。
我們演出的場地在夜總會樓下的帶有歌舞伴唱的餐廳，其裝修奢侈豪華、光怪陸離、俗不可耐得令人難以想象。樂隊主管是個體重約有兩百磅的女人，我從未見過象她那樣打扮的人，其發式和裝束都與這家餐廳一樣的輕浮。她在樂台上邊唱邊走，黃色的珍珠項鏈在那碩大的胸脯上一顫一顫地晃動，短粗肥胖的手指上戴著的戒指閃閃發光，唱歌的聲音有些嘶啞，而她走過我身邊時身上散發著陣陣廉價香水的氣味令我不住地打噴嚏。
場間休息時，她要到樓上的臥室去休息，走過來跟我打招呼。她問我，“親愛的，你住在什麽地方”？我盡最大努力抑製自己的驚恐，告訴她我是從橡樹園來的。她說：“你這麽晚回去，路途太遠了，今天就住在這兒吧。”我不敢當麵說不，在剩下的時間裏坐在琴凳上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不停地用眼角瞄著她，生怕再她走近我。
夜總會裏的客人都是些粗暴無禮的人，弄得我很不開心。於是，在最後一場表演開始前，我走到吧台前把管錢的人叫到一邊，努力克製自己的恐懼以使我說話的聲音不至發顫，盡可能裝得很隨意的樣子跟他說：“嘿，我們隻還有一場就結束了，而我家住得太遠了，為了不耽誤時間，你能不能現在就把工資給我？”這是一個麵無表情但看起來很精明的人，他沒說一句話就探身從吧台下麵拿出錢來給了我。在這樣的地方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於是我接過錢來馬上跑到洗手間去把它藏在了襪子裏。演出結束後，當其他人還在收拾樂器時，我已經衝下樓去跑到了大街上，因為我想盡量離那個體重近二百磅的女人遠點，並且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那個地方去過。
我的禮品推銷生意早就沒有什麽潛力可挖了。盡管這個工作很有趣，但我還是認為，向村姑們兜售她們用來繡在襪帶或床罩上的絹花這樣的工作不是我要從事的職業，所以我就在1919年夏天辭了職，另外在密支根州一個叫麅爪湖的地方找了一份在樂隊演奏的工作。
那真是一個屬於我們的時代。我們整天穿著帶條紋的運動衫，頭戴草帽，談論的都是諸如“如火的青春”和“查裏斯敦的瘋狂青年”等流行音樂。我在一個名叫“湖畔樂園”的廉價舞廳彈鋼琴，當時的麅爪湖是一個非常出名的避暑勝地，我們每天都從周圍的酒店裏吸引了大批客人到舞廳來。我們的樂隊每天下午就登上一條遊船，一邊沿著湖畔航行，一邊瘋狂地演奏著。其中的一個男孩就站在船頭上，用揚聲器一遍遍地喊著：“快來吧，來湖畔樂園跳舞吧，別錯過這快樂時光呀！”
在這夥年青人中，有一對來自伊利諾伊斯州麥爾柔絲園的姊妹，愛茜奧和梅芭麗，她們的父母在“湖畔樂園”的湖對麵經營一家酒店，這姐妹倆是利用暑假的時間來幫忙的。她們的父親是一個工程師，在芝加哥工作，平時很少來酒店，而她們的母親則顯然是個精力充沛的人，她負責酒店的經營並承擔了所有的廚房及大部分的房間清潔工作。每天傍晚，愛茜奧和梅芭麗就會劃船到舞廳來同我們在一起，舞會結束後我們大家一同出去吃宵夜或者就在月光下的湖麵上劃船。愛茜奧跟我從一開始就經常結伴而行，到暑假結束時，我們已經戀愛了。
暑假後我在芝加哥市內金融區裏的一個名叫伍斯特—托馬斯的公司找了一個工作，剛開始時我還認為這個公司挺不錯的。我的工作是將從紐約股票交易所 - 也就是後來的美國股票交易所用電報傳來的股票交易數據翻譯出來，並寫在黑板上供經常來我們公司的客人參考。我後來才知道，伍斯特—托馬斯竟是一個用客戶的錢買空賣空、做股票投機生意的公司，他們向各地的客人出售“清水股票” （指超出實際價格的股票 – 譯者注）。
1920年初，我父親被提升到西部聯盟位於紐約的一個稱為ADT的下屬單位做經理。我很不情願離開愛茜奧，因為當時我們已經考慮該盡快結婚了，但媽媽堅持要我同他們一起搬到紐約去。我隻得在伍斯特—托馬斯的紐約分公司又找了一個工作，這次是在櫃台裏做收銀員，但我根本就不喜歡這個工作，它比在黑板上抄數字還要枯燥乏味。這樣熬了不到一年，有天早上當我去上班時，發現公司被封了，司法部門的封條上說這家公司已經破產了。我真是太倒黴了，他們還欠我一周的薪水和年假呢！我原本計劃下一周休年假，到芝加哥看愛茜奧去，現在不用等了，我決定第二天就走。媽媽聽說我要離開並不準備再回來時，感到很不高興，但她也沒有其他辦法，因為她自己也不喜歡紐約。我走了以後，媽媽也一直在說服爸爸，最後他終於同意放棄在紐約的工作而搬回到芝加哥。
到了1922年，愛茜奧和我都認為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雖然我還一事無成，但無論如何我要結婚了。爸爸聽到我告訴他這個決定時，目光炯炯地盯著我說：“不可能！”，他對著一臉疑惑的我喊道：“雷蒙，你現在不能結婚，因為你連一個穩定的工作都沒有。我指的穩定工作，不是東走西竄去伴奏或在酒店當服務員，而是找一個有穩定收入並且能持久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