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渙
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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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是否存在是經常被激辯的話題，但激辯雙方或許可以在克裏希那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 的觀點那裏找到一些共同語言：真理就是神，對真理的忠誠就是宗教情懷。各人心目中的神各異，也決定不會在激辯的疆場上現身加入肉搏，真理卻是可以被證明、可以被證偽的。如果神是信仰相近者之間交流的共同語言，那麽真理或許可以作為信仰不同的眾人之間的硬通貨吧。古以色列曆史悠久、人口眾多，為何其中隻有極少數幾位被後人奉為先知，其言論被載入經典，那當是因為他們的預言被後人證明為真理。古以色列的先知是從神那裏得到真理，社會中的先知先覺者是靠對真理宗教式的虔誠來發現真理。
真理是極難得到的。我們所學到的各種知識、所持的各種見解大多都是聽來的，被我們想當然認為是板上釘釘的真理。美國大蕭條之前的1928年，全體美國人民都沉浸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歡樂氣氛當中，於是傳奇股市投機家Bernard Baruch在街頭就聽到了給他擦皮鞋的男孩向他介紹炒股經驗。聽罷，Baruch轉頭回去便賣掉了手上所有的股票。Baruch 知道連擦鞋的孩子都開始炒股時，股市野馬已經跑到懸崖邊了，但如果他在地攤上與擦鞋男孩展開股市未來走向的辯論，他不見得能說服那孩子，因為那孩子已經被來自同行、朋友、街談巷議、報紙雜誌等各種渠道的鋪天蓋地的熱量充滿了。我在上大學時，一位室友說毛澤東是暴君，讓我很反感，因為我從小到大，官方和父母的教育都是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八九年五月，在天安門給毛畫像塗墨的幾位湖南人被周圍義憤填膺的同學們扭送公安機關。那些同學們離真理的距離大概也跟我在大學時不相上下。
所以真理總是掌握在Baruch和我的室友這樣的少數人手裏。這少數人就是先知先覺者。先知先覺者不一定要有聖經中先知那般能聽到上帝聲音的能力。他們隻是有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在眾人的噪聲之下發現種種破綻，所以比別人先知道一點真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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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先知大都是憤世嫉俗的倒黴蛋的形象。他們沒有俗世的權柄，說出話來當然也被同代人不屑一顧，隻是在多年之後以色列的後人們才恍然醒悟他們的先見之明，把他們的逆耳忠言抄入經典。在曆史上的其他領域也是如此 – 先知先覺者經常是不見容於同代人的。孔子被某些後人稱為“喪家狗”，梵高和莫奈被同代人冷落，林昭和遇羅克付出的代價是血。
那麽是什麽力量驅使著這些人在被同代人冷落和打壓之時還能逆水行舟癡心不改呢？我想有兩個力量，可以用孔子的兩句話來表述。第一句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道就是真理。因獨立思想而發現了真理，真理就為他們展開了一個寬闊的世界。他們與眾人大流的世界雖然格格不入，但在真理為他們打開的世界裏如魚得水。人在這個精彩世界裏徜徉的強烈愉悅是大流之中的人們無法想象的。發現了真理，死而無憾，逆水行舟就更算不得什麽了。
第二句是“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從聖經中的先知到莫奈與梵高，先知先覺者都有一種堅忍不拔的品質。這比他們的智力更為重要。孔子說“聞道”，在後人聽起來意思好像是真理都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但是獲得真理沒有那麽簡單。即使是聽來的道理，不管是從什麽樣的聖賢或名人那裏說出，不與聽者自己的經曆契合就變不成屬於聽者的真理。在眾人的噪聲之下發現新的真理就更難了。那需要一生的專注努力。教育家William James認為天才就是持久的注意力(“Genius is nothing but a power of sustained attention.”)。資質再平常的人，如果能窮畢生精力來鑽研一件事，不會得不到真理的些許垂青的。
先知先覺者是社會的叛逆，而群眾隻相信被眾人認可的東西，所以先知先覺者發現的真理要被大眾接受難免要經曆一番掙紮。Pachelbel的樂曲Canon in D 寫出來之後被埋沒了二百多年，到二十世紀初才因偶然的機會被曝光，從此風行於世。巴赫要不是由於後世鋼琴天才Glenn Gould 的大力推介，在當今美國也不會有這麽多的樂迷。高耀潔與霍岱珊都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勤奮努力才把河南艾滋病和環境汙染的慘狀展現到大眾的麵前。沒得到這樣機緣的先知先覺者應該比得到的還要多得多。叔本華說：“所有的真理都經曆了三部曲：先是被嘲笑，然後被激烈圍攻，最後被大家認為是婦孺皆知的小常識。”今天大家都認為美洲大陸曾經漂移好幾千公裏和幾十噸重的龐然大物能飛在天上都是稀鬆平常的事。在林昭和遇羅克被槍決幾十年後，中國人也在漸漸開始認識毛澤東和他創造的“曆史”的真麵目。
每一個民族對叛逆的寬容度是不同的。在一點上猶太民族可以算是優秀。海外華人都知道猶太人的團結，卻沒有注意到他們對異端思想的寬容。從舊約聖經上看，這種寬容從古先知的時候就已經初見端倪了：先知們雖然開始被冷落，其逆耳之言最終還是被收入了他們民族的聖典。這可能就是孔子稱許的“和而不同”的境界吧。
反過來，專製社會的特征是“同而不和” – 各人表麵上步調一致、沒有叛逆者的立錐之地，表麵之下卻各懷鬼胎、互挖牆腳。在我們麵前就聳立著一個世界上曆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專製社會。它扼殺叛逆者的能力無與倫比，而它的所有煥發青春活力的希望卻正是掌握在它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這些人手中。這就是這個社會的吊詭。
我們雖然意見有所不同，但你的問題幫助我分辨清楚了一些概念。謝謝探討。
按照你現在對“先知先覺”的定義（專業知識），那麽大多數人都是先知先覺。這不是變成民眾是曆史的創造者？
哲學是任何理論的基石，它要求人脫離意識形態，個人情感與政治立場。我們就探討到此。
“我想劉在說“中國曆史上隻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時已經包含了“許多人既是統治者，也是被統治者”的意思。” ？
劉曉波如果不那麽二元對立，就不會說要讓“西方殖民中國三百年”了。在他眼睛裏隻有東西方對立，他的思想體係是明確的，一貫的。他在說“中國曆史上隻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時，是指中國從來沒有知識分子階層在曆史上存在。
你現在對“先知先覺”的解釋又和文章原意不同了。現在的“先知先覺”僅僅是一種專業知識了。
“先知先覺”是一個專有名詞，經常用在哲學上。可以去看看先驗論。
我想劉在說“中國曆史上隻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時已經包含了“許多人既是統治者，也是被統治者”的意思。
一個人也可以既是先知先覺者又是大眾。他在他專精的方麵是先知先覺者，在他不花注意力的事情上是大眾。一個家庭主婦完全可以是廚藝和室內裝飾藝術的先知先覺者。所以，討論先知先覺者不是要把人群分成黑白兩群。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這句話是指美國的國家，而不是指先知先覺。
你有很重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
你的先知先覺中嚴格說有兩批人。
一是像基督與佛陀那樣的聖人。這些人將真理帶給人類，但無法創造曆史。他們悲憫看著人類，然後發願再來。佛陀甚至說過，三千年後，佛法將不存在。印度的婆羅門就是以前的先聖留下的，現在麵目具非。基督再來也是同一意思。民眾與他們的關係有點像（不完全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
二是對曆史有影響的人。這些人不是你說的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了。他們既是作者，也是讀者。他們與民眾是無法分開的。否則，將脫離哲學的整一。許多學者都有這樣的偏見。例如劉曉波，他說中國曆史上隻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實際上，許多人他們既是統治者，也是被統治者。在黑與白之間，很大一塊地方是灰色的。而且這灰色將黑白鏈接為整體。二元對立是極端的根源。
你誤解了我說的這個“器皿”的意思。
用一句美國俗話，先知先覺者是of the people (they are people themselves), by the people (they are shaped by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他們生長於人群之中，但他們能超越人群的認識，最後改變人群的認識。他們與人群的關係大概就像書的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兩者都不能獨立於對方而存在，但兩者的不同還是值得注意的。
個人、群體、曆史都是巨大的話題，不可能在幾頁紙之中說得清楚。我自己也覺得這篇文章有些缺陷，但一時沒有找到修補的辦法。希望以後能再找到一些不同的視角來完善這個話題。
盛著真理的器皿是民眾，器皿的溫度不到，那所謂的先知先覺是不可能產生的。按照你的理論，民主沒有意義。文章裏許多東西自相矛盾。
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說：“正因為人類能夠接受正義，所以有可能實行民主，但又因為人類有非正義的傾向，所以必須要有民主”。
不能因為反對TG，在理論上可以不嚴謹。
謝謝評論。世上的確沒有孤立的先知先覺。那些人的所知所覺來自群眾，他們的付出對象也是群眾。雖然我說他們是曆史的創造者，但曆史不是他們的私有財產。那些真正推動了曆史前進的人也不認為曆史是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隻是盛著真理的器皿而已。
基督不是由猶太人推上十字架的嗎？
很怪異的文章。不如說，上帝創造了一切，而人類可以不負責任。
世界上沒有孤立的先知先覺。你舉的那些先知先覺的人，都是在群體社會的交往中有所覺悟。人類的群體本身就是相互啟發。沒有群體，那來什麽先知先覺。觀點沒哲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