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渙
愛是永不止息
談到民族問題，即使是漢人中認可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包括民主派人士，流行觀點也是將少數民族遭受的災難歸於專製政治迫害，不承認是漢 人廣泛參與其中的民族壓迫。他們通常的說法是，漢人同樣深受專製政治之害，因此各民族人民之間沒有矛盾，隻要共同爭取實現民主，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楊海英教授的書《沒有墓碑的大草原——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以精細的田野調查和考證，通過眾多親曆者的講述，展示了蒙古人遭受的苦難不僅僅來自專製政權，同時有大量普通漢人和政權一道，對蒙古人實施了滅絕性迫害。
的確，漢人也遭受專製權力壓迫。大量文獻記載了漢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同樣駭人聽聞，一點不比少數民族的苦難少。但是這並不能改漢人參與了迫害少數民 族的事實，也不能因此不承認存在民族壓迫。直到今天也能看到類似現象——新疆漢人在其他問題上對當局有各種不滿，一涉及民族問題便與當局成為同盟，即使有 批評也是對鎮壓不夠強硬的抱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那些從內地農村招的臨時農工，平時受盡大小貪官欺壓，滿腔怨恨，一旦有鎮壓當地民族的行動，卻會興奮有 加，摩拳擦掌地請戰。
漢人對曾經參與過迫害少數民族的事實，解釋往往是專製政權的唆使和指派。楊海英教授書中寫到目不識丁的漢人流民組成“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以“挖肅內人黨”之名殺戮蒙古人，那的確是由當局專門組織和調集的，然而並不能因此就推脫掉個人責任。那些漢人農民虐殺蒙古人時的百般花樣和殘酷手法，不 可能都是出自政權的具體設計和一一指點，很多正是參與者的主動所為乃至“創新”。當他們從中得到生殺主宰的快感時，他們的靈魂已經和魔鬼合為一體。
事後把一切責任推給專製政權，和中共把在文革犯下的罪行都推給四人幫一樣。那不是對問題的解釋，而是對問題的混淆；那不是對曆史的反省，而是隻要還有下一次就會照樣重演。
有些人用世故的姿態勸告——何必去挖那些殘酷曆史，導致民族之間更加仇恨？傷口應該蓋在紗布之下愈合，而不是暴露出來。彼此都往前看，已經發生的就 讓它過去，才能實現和解走向未來。然而事實不會是這樣。加害者希望其加害被忘記，受害者卻不會忘記。加害者閉口不提曾有的加害，或把責任推得幹幹淨淨，首 先就說明沒有反省，也就永遠不會獲得受害者原諒。和解與真相是不可分的二位一體。對沒有懺悔和反省的加害者，受害者憑什麽接受和解？
問題還在於，今天漢人對蒙古人的壓迫仍然在繼續。楊海英教授書中所寫的文革雖然過去，但是另一種民族壓迫卻日益嚴重，規模更大，毀滅更深。
2014年，我在內蒙古自治區驅車上萬公裏，到了內蒙古所有的盟、市。最感鬱悶的是絕大多數所經之地根本看不到蒙古人和蒙古文化。除了個別點綴性的 符號，幾乎跟漢地毫無區別，處處擠滿漢人和漢人的生意，所有城鎮都充溢漢人的氣息。讓人驚歎毀滅竟然如此徹底，這難道不是另一場文化大革命嗎？前一場文化 大革命是殺人，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殺的是文化。後一種殺戮沒有血腥，卻同樣觸目驚心，讓人不寒而栗。曾經那樣偉大輝煌、讓世界震顫的蒙古哪裏去了？幾乎蕩然 無存！
而在這場對蒙古文化的殺戮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多的漢人參與其中。今日內蒙古漢人數量是蒙古人的數倍，蒙古人隻是總人口的零頭。企業幾乎都屬漢 人，市場被漢人操縱，上至漢人老板，下至漢人打工者，到處開礦墾荒。兩千萬內蒙古漢人的背後，還有千絲萬縷聯在一起的更多內地漢人。內蒙古是他們的礦場， 是他們的糧倉，是他們的發財圓夢地，是他們的休假旅遊地。而本地千年的蒙古文化和生活方式絲毫不被他們尊重珍惜，反被視為愚昧落後，極盡嘲笑蔑視，在發展 之名下無情地摧毀。
至今，內蒙古的主體已徹底殖民化。隻有在靠近蒙古國的邊境地區才能找到少許蒙古感覺。百年來蒙古人在漢人逼迫下步步後退，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邊緣。 對蒙古人的滅頂之災，直接參與或間接參與的漢人跟專製政權並無分別，都要負責。然而即使連漢人中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也會有人將這種民族迫害視為是帶給蒙 古人的幸福。
漢人普遍認識到中國存在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但是一般不認為存在內蒙古問題。2011年5月，西烏珠穆沁旗的蒙古族牧民莫日根為了阻擋煤礦拉煤車碾 壓牧場，被漢人司機故意用車壓死，引發了波及內蒙古多地的抗議。雖被壓了下去，卻顯示了多年積累的蒙古人怒火，終有一天會使內蒙古問題和西藏問題、新疆問 題一樣全麵爆發。
莫日根事件三年後，我在莫日根死難的西烏珠穆沁旗，看到巨大的采礦場仍在草原上肆無忌憚地擴展。上百輛重型卡車如螞蟻般來來往往傾倒尾礦，填平山穀，埋沒草原，永遠地改變著萬年地貌。偉大的蒙古文明和曆史正在被那些礦石渣壓進不見天日的黑暗底層，萬劫不複。
如果連中國的民主人士都對這種毀滅視而不見，既不反省，也不著手改變，即使未來中國真的民主化了，民族壓迫何以就會消除？漢人會不會以民主投票的壓倒多數，符合民主程序地決定在少數民族自古生息的家園繼續占地掠財，誰要敢於阻擋就將其消滅呢？
希望楊海英教授的書能讓漢人看到自身的曆史責任，進而思考自身的未來責任。
為此，我要特地感謝把楊海英教授的巨著翻譯成漢文的劉英伯先生。促使他在八十歲高齡，把人生最後的數年光陰獻給這本書的，正是出於他痛感“漢人太對 不起蒙古人”。盡管他本人在文革也是九死一生，但他仍然有這個心，漢人欠蒙古人的，需要償還。他和他的女兒一道，翻譯了本書，老人家的真誠，拷問著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