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先覺者是曆史的創造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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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舊約聖經》，印象最深的是先知們對以色列的詛咒。先知以賽亞說：“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上帝通過另外一位先知以西結傳出的話是：“我差你往悖逆的國民以色列人那裏去。他們是悖逆我的，他們和他們的列祖違背我，直到今日。”這些先知們自己是猶太人，他們詛咒的是猶太人，把這些話恭恭敬敬地抄寫在自己的神聖經典之中的後人也是猶太人。

不是很多民族都喜歡聽逆耳之言的。我在小學裏學到的是中國地大物博，到了成年才慢慢曉得中國原來地大而物並不博 – 中國的人均耕地、人均森林、人均水資源等都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前幾年母親聽了某大師的講座，常說中華傳統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但母親沒有進行過任何中外文化的比較研究，並且連孔孟老莊也從未讀過。這桂冠是自己閉著眼給自己戴上的。還有的同胞說中華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但尚未聽過有來自其他民族的朋友們對我族有同樣的激評。猶太人有耶和華上帝，我們有玉皇大帝，可是玉皇大帝從來沒有詛咒過我們的祖先，盡管我們經常把“忠言逆耳利於行”掛在嘴邊。

以色列人對他們的上帝是敬畏的。這可以從《聖經》中感覺到，也可以從在耶路撒冷哭牆之下禱告的人們那裏感覺到。舊約的諸“先知書”和“詩篇”當中的文字熾烈如火焰，那是沒有宗教虔誠的人無論如何偽造不出來的。我想是這種虔誠讓他們能恭聽逆耳忠言，把上帝和先知斥責自己先輩敗壞的話語一字不漏地抄入本族最神聖的經典之中。

能聽得進逆耳忠言的民族是懂得自省的民族。每個人都有好的一麵和敗壞的一麵。承認自己敗壞，就有少一些敗壞的希望。猶太人中出了人類文明史上的眾多巨人，文藝界和思想界的不說，光是得到諾貝爾獎的就占到總獲獎人數的22%，遠超過猶太人口在世界總人口之中的比例。中國人要是有這樣的成就，不知道該會如何在小學課本中描寫自己的偉大。當然，喜歡在小學課本中吹噓自己優秀的民族可能就已經自動斷絕了出這麽多優秀者的希望。

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我想這話對個人和民族該一樣成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不是寫在基因中的 – 不是“性”的不同，隻是“習”的不同而已。性是不可變的，習是可變的。中國文化、歐洲文化和非洲文化的不同都是後天的 – 文化是可以“化”的。有人說：人是一把隻有兩根琴弦的小提琴，一根是天使，另一根是魔鬼。一個民族的曆史也是在文明與野蠻兩根琴弦上奏出的。一個人要脫野蠻入文明，一個民族要脫野蠻入文明，改的就是一個習字。能對民族的習有所改變、對民族的文明進程有所推進的人就是曆史的創造者。

曆史上也有很多把自己民族拉入野蠻的混世魔王，曆史書上也會提到他們，但我不覺得他們是曆史的創造者，因為脫文明入野蠻是下坡，本來就不需要任何奇跡的推動。即使沒有這個混世魔王來煽風，也會有另一個混世魔王來點火。脫野蠻入文明是上坡，這才需要曆史的創造者。

一個民族的習是千百年養成的，這樣一代傳一代，直到我們的前後左右和書籍電視報紙上所有的人都是同樣的習。古時候的人堅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哥白尼和伽利略畏首畏腳不敢公布他們的天文學發現。其實地球在動，但因為周圍所有的房屋山川河流都在一起動，大家便不覺得了。一個社會中的多數人也不會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麽異樣，因為大家都有同樣的習。有這樣巨大的慣性，一個社會要想出野蠻入文明就需要曆史的創造者千百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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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在學校學到的另一個說法是“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後來漸漸明白掌握話語權者這麽說隻是挾人民群眾以令諸侯的技巧。人民群眾反正沒有話語權，被綁架到哪裏都沒意見。在毛澤東眼裏，他自己才是曆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不過是他腳下的一群螞蟻，不管是戰死幾百萬，還是餓死幾千萬，都沒有他的威風來的重要。

毛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角色。不過，他以為他創造了曆史，其實他做的隻是順曆史之水把中國老百姓之舟推向深淵而已。在他的手裏，中華民族是在脫文明入野蠻，不是在脫野蠻入文明。民族文化的精華被滌蕩殆盡，醜惡被大大發揚。魯迅先生在字縫裏才看出來的吃人變成了大街上的現實。所以毛與他的政權可以說是曆史的創造物，但不是曆史的創造者。

至於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角色，想起一張1938年柏林街頭的老照片。那天有一百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歡迎希特勒從奧地利回到柏林。柏林那時的總人口隻有大約四百萬。納粹德國橫掃整個歐洲大陸的強大國家機器不隻是希特勒一人之力。希特勒的思想滲透到了德國社會的所有角落。那就是所謂的“萬眾一心”。同一個年代的日本從上到下整個社會也是如此。群眾在曆史中的經典作用是充當混世魔王們的推波助瀾者和助紂為虐者。人群作為一個整體的價值觀取決於駕馭他們的少數權謀者。在他們以為做的是空前絕後的偉大事業時，他們其實隻是充當了權謀者的工具。人群之中的個體也有機會將壞事做絕，因為混在人群中作惡是不必受懲罰的。看看中國的人民群眾在土改與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就知道了。

時間變戲法的本事讓人歎為觀止。時隔不過幾十年，紅色政權這些曾經的推波助瀾者已經赫然站到了他們的對立麵，執政黨儼然成了人人喊打的地下黨。

但群眾是隻認得利的。他們當年跟著共產黨走，是因為有分田地的許願。現在他們反腐敗，是因為他們沒得到機會腐敗。牆將倒時，他們不會對什麽人手下留情。我想這就是當今政權為什麽那麽緊張，為什麽要拚死堵住大家的嘴。台灣的蔣經國在決定解禁時沒有這麽大的心理負擔 – 蔣氏父子當政時的台灣民怨與當今大陸不是同一個數量級的問題。

宣揚“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的人喜歡批判的說法是“英雄是曆史的創造者”。如果在這兩條標語之間隻能取其一，我覺得後者應該更接近真理，隻是這說法美中不足的是英雄常以成敗而論，而曆史的創造者們在做事的時候並不會覺得自己是什麽英雄或偉人。他們隻是頑固地去做他們自認為該做的事。莫奈決定拋棄傳統繪畫技法而獨辟蹊徑時，一度窘困到因付不起房租而被房東轟出公寓。莫奈還算幸運，他獨自闖出的那條荊棘小路在其晚年終於被大批追隨者踩成了通衢大路。霍岱珊在剛開始為鄉裏的環境汙染鼓與呼時遭到的是冷眼和暴打。這些人恐怕都是同時代人眼中的腦子有毛病者，所以他們更合適的稱呼應該是先知先覺者而不是英雄或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