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非馬
屬羊，但非羊。白馬非馬，個別非一般。似是而非，道在屎溺。
從郭德綱“被俗”談專製文化的理論荒謬
楊非羊
近來中國當局又掀起一個“反三俗”的運動，即反庸俗、低俗和媚俗。不巧郭德綱先生因弟子打人事件被最有權威的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列為“三俗”的代表。央視的主播在新聞直播中說：
“這讓人想起最近幾天，我們視線當中的另一位文藝界的公眾人物，他的徒弟動手打人，他自己則用罵人的方式為徒弟張目撐腰。在這個行業的精華與糟粕之間，他留下了糟粕；在這個行業的正氣與江湖氣之間，他選擇了江湖氣；在個人的私憤和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之間，他習慣性地倒向私憤。在我們身邊更多的公民麵前，這位公眾人物如此的庸俗、低俗、媚俗的表現，是多麽的醜陋。”
《人民日報》也撰文稱，郭德綱“自己把自己‘罵’下了舞台”，還評論說“沒有文明底線的’後院’，是不道德的據點。”
對於這種批評，如果是在一個言論自由和法治社會裏也不算什麽，因為受批評者可以有同樣的機會來進行反駁，比如在美國，CNN的主播金還可以采訪他。可是，“央視”和“人民日報”的聲音則來自一個權威，一個政府權威。於是乎，北京的音像市場接到命令，郭德綱的音像製品全部撤下架來。長期與郭德綱合作的北京電視台等媒體也不再播送郭德綱的節目。郭德綱的德雲社的演出執照也麵臨吊銷。北京稅務機關要查郭德綱和其德雲社的賬。郭德綱不得不說：“《人民日報》讓我退出舞台，明確宣布我的下場。惡勢力欺人太甚，嬸可忍，叔不可忍，老子不玩了總行了吧。”
在那個權威社會裏，郭德綱想不玩也完不了，因為人家當家的還要玩你下去，就像貓玩老鼠一樣。此為後話。我這裏要討論的是，“俗不俗”是否應當由政府來決定？
文化產品乃至人們精神的追求或信仰的“正”與“邪”不能由國家的政權機關來決定。人以類分，人以類聚，性相近，習乃遠，故有些類別的人認為俗的東西，在另外一些類別的人來看是高尚的。所謂陽春白雪或下裏巴人隻具有相對的意義。這個人類生活的常識告訴我們，沒有哪一個群體可以強迫另外一個群體按照自己喜好來生活。這也是人的自主性和自由選擇權的表現。當然，人們在交往過程中對於文化和精神產品的美不美、俗不俗或邪不邪會達成某些共識。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共識是如何決定的，如何劃分的，誰說了算。
人們的審美觀是意識形態領域，並非如同法律規範那樣具有可操縱性。審美觀中的高雅和低俗，換句話說，“你俗不俗”這個問題，隻能是不同群體的人們通過自由的思想交流予以確認，並隻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沒有強製性。這是個價值取向的途徑問題。在價值的取向上，生物上的“物競天擇”的本能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人們自由選擇的本能是通過市場的交換來完成的。 比如一個文化產品，大家喜歡，那麽它就有市場。低俗的產品自然會被淘汰。比如，郭德綱的相聲，如果百分之九十的相聲愛好者都愛聽他的作品，那麽“俗不俗”的結論就很難下。邏輯上來講，要不是郭德綱不俗，要不就是百分之九十的相聲愛好者俗。 可是我們可以做出後者的結論嗎？ 所謂文化，自由，還有政治，說白了都應當通過市場來決定。市場就是民主。
長期以來有一種“專製主義自由觀”力圖證明政府應當來控製意識形態領。這種理論一方麵堅持說人是自由和自主平等的（毛說“人民群眾是創造曆史的主人”），但同時又聲稱人是盲目而不知道方向或低俗的。這樣，社會就需要一部分“先進分子”來引導人民來做出選擇，最後的結果是一群政治精英代替人們做出選擇。人的自主性和自由選擇權也就這樣被剝奪了。“俗不俗”的問題得這個“先進分子”的團體（政治精英）來決定。這就是柏林描述的“積極自由”觀。長期以來這種“積極自由”觀被專製主義者所利用，成為其主要的理論基礎之一， 變成了“專製主義的自由觀。”
專製主義自由觀似是而非，忽悠了人們上百年，或許有上千年。這個專製主義的理論的結論非常清楚：萬眾庶民都是傻子，都是俗人，隻有我這個“皇上”或中央是聰明和高雅的。這個論調涉及到人的自主性這個基本的哲學命題，即廣泛的人民大眾有無決定自己的喜惡或愛憎的能力或智商。
“專製主義自由觀”的一個前提是並非所有的人的智商和能力是相當的，人類總是有些精英團體來推動社會進步。我們暫且認為這個前提是對的。但是，專製主義自由觀忽略或故意抹煞了另外一個重要前提，那就是精英的多重、複雜和交叉性。不同的社會群體，比如以種族﹑ 職業，性別或年齡來劃分的群體，都有其自己的精英團體，漢人有漢人的精英，藏人有藏人的精英，工人有工人的精英，農民有農民的精英，買賣人有買賣人的精英，等等，不一而足。社會價值觀的取向是通過眾多不同利益團體的精英來表達的並且在思想的交鋒中找到某些共識。這裏，言論自由是前提。專製主義自由觀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一群政治精英在奪取了國家政權以後，將所有社會上的精英團體全部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予以清洗和重組（中共在五十年代完成了這個清洗和重組），將不同價值取向的人予以鎮壓，吸收認同自己的精英。結果原有的多重的精英團體消失，社會隻有一個單一價值取向的精英團體。
如果文化產品和人民的精神追求由這樣一個單一的帶有明顯的政治功利的精英團體來決定，那麽，在理論上，人的自主性，平等性和自由的選擇性將隨之覆滅；實踐上，社會隻會走向單一，人性受到壓抑。新中國的頭三十年就是那麽一個單一和壓抑的社會。在其後三十年裏，這種專製文化同自由文化一直在鬥爭著。如果人們還記得的話，八十年代初，當局將鄧麗君當成是“俗”者的代表，她的歌被認為是黃色歌曲並禁止之。喇叭褲和男人的長頭發也在那個時候被認為俗。前不久剛過世的漫畫家華君武當時發表過一幅漫畫，畫中一個長發男子進了男廁所，一個小孩說“阿姨，你走錯了門。”就藝術來說，華君武的漫畫非常搞笑，但是他當時在為一個政權服務，表達了一個政治精英的意願，做出壓抑人性的事情。今日郭德綱的“被俗”，也是這個專製主義文化和自由文化鬥爭中的一個故事。
通過上麵的分析，我們得出結論，政府不應當也沒有權威來決定文化乃至精神產品的俗不俗。那麽誰有權威來決定“俗不俗”？結論隻能是誰都沒有這個權威。人們隻有在自由的交流中自我調節和選擇。“言論自由”和 “法治”可以幫助人們來對文化品和精神追求的“俗不俗”或“邪不邪”作出選擇。
目前最俗的要數小沈陽，那還不是中央電視台捧起來的。